多年来我们总是能听到来自和针对千禧世代、以及有关这一代人的抱怨。千禧世代出生于经济大衰退时期，目前正处于儿童和成人之间的状态。他们的痛苦似乎非常具有21世纪的特色：事业的不稳定，科技的迷惘，迟迟不来的爱情、生儿育女和成熟。
而工业革命时期出生的人，随着19世纪美国的大起大落将既有秩序打破，也面临着许多同样的担忧和挑战。
每到新年，年轻的男女们在日记中写满了烦心事，这些担忧放在今天似乎并不陌生：他们发现，和父母住在一起"实在很没面子"，他们感觉自己"什么都做不好"。还有一些人则哀叹："我都25岁了，还没谈过恋爱呢。"他们聚在一起，伴着啤酒和雪茄，抱怨自己离婚姻那么遥远，工作换得如此频繁。
把"停滞不前"说成是千禧世代所独有实在毫无道理。维多利亚时期的年轻人也渴望成熟，也为自己的人生和社会期望之间的差距感到羞愧。
这些美国人一出生就赶上了大动荡。在19世纪，美国人口从500万激增到了7500万。到1900年，纽约市的人口已经和独立战争时期整个美国的人口一样多。美国从一个死气沉沉的农业社会，变成了工业化的庞然大物——生产总值超过了英国、德国和法国的总和——但是每十年经济会崩溃一次。当时在美国呈现的疯狂景象，我们今天在中国以及一个缺乏稳定能力的新社会里可以看到。
对于20多岁、漂泊无依的人来说，国家的每一次巨变都会带来切身的感受，搅动着自己的爱情和事业。许多年轻人不认为自己的个人挣扎只是一个大范围的社会紊乱所泛起的涟漪。因此，每到新年，他们都反省自己。1859年1月1日，19岁的莫莉·桑福德(Mollie Sanford)在经济衰退中被困在内布拉斯加的一块宅地上，她在日记里责怪自己，"和一年前相比一点进步也没有。"
他们最担忧的还是爱情。如今有一些人对婚姻制度的不断变化的感到担忧，但是我们已经习惯了这种调整；而在19世纪，当平均结婚年龄一下子涨到了26岁，美国人一下子懵了——美国的平均结婚年龄直到1990年才重新回到这个水平。在平均寿命不到50岁的世界，结婚年龄推迟到26岁所带来的改变是革命性的。
城市里到处是25岁左右的单身男女，这种情况几乎史无前例。在新年日记里的反思中，他们说，父母到了自己这个年纪都已经有孩子了。一个典型的联邦军士兵在家书中问道，"你们觉得我30岁之前能结婚吗？"
这种社会变化让人们的个人生活也变得混乱，对年轻女性来说尤其如此。婚姻意味着爱情和家庭，但是在一个不鼓励女性工作的社会，年轻女性要依赖丈夫生存。保持单身意味着经济和法律状态的不稳定，还会被别人认为太过孩子气。日记作者艾米丽·吉莱斯皮(Emily Gillespie)的母亲责骂这名中西部农场女孩说，"你都20岁了，还不结婚，"这不是艾米丽一个人的问题，同代人都是这样，不过这已经不重要了。
一些人在寻找爱情，另外一些人则在寻找工作。在进入现代之前，年轻人是在其家庭网络内找工作的，他们在家或是在农场劳动，上午11点左右会停下工作享用茶点，下午还可以打个盹。工业经济改变了这一切。
好消息是，工作机会多了；坏消息是，这些工作让人彼此孤立，而且是暂时性的。如今，工作意味着小工厂或者伐木场或者陌生的铁路部门的工友。他们像机器一样被监控着，承受着提高生产效率的压力，这种生产效率取代了前工业时代劳动的慢节奏。
对年轻人来说，这意味着长期的不稳定。一名年轻男子这一周还在炫耀着自己的新工作，下一周可能就要向父亲要生活费了。受挫的年轻人因为工作与自己的年龄或能力不匹配而忧心忡忡：一名优秀的年轻演讲师抱怨自己在一家破烂的费城靴子厂工作，在本来应该站在街头演讲台上的，现在却在钉鞋底。
尽管19世纪的年轻人面临着许多今天困扰着23岁人的焦虑，他们却有着新的解决办法。第一种办法就是搬家。年轻的男男女女们以漂泊不定闻名，纷纷在"流浪期"离开似乎已经陷入停滞的家庭生活。在威斯康辛的一个县，1870年生活在这里的人中，到1880年已经有90%搬走。大多数人出发时没有计划，没有人脉，只有一个装着个人物品的小旅行包。
另一个解决办法，是找到志趣相投的其他年轻人，就如同一个人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的，分享他们"令人困惑的挫折和蓬勃的希望"。19世纪的年轻人不由自主地想要加入群体。政治运动、文学社、宗教组织，舞蹈俱乐部，连黑帮团伙都人丁兴旺。加入这些组织的男女们在乎其组织的目标，同时渴望的是这些组织创造的集体。他们意识到，尽管不稳定的状态难以避免，是否孤独却是可以选择的。
今天的年轻人经常因为没有遵循1960年多数人的生活轨迹而受到指责。但是只需看看更早的时代，就可以看出20世纪中叶的年轻人是多么不同寻常。高中毕业就结婚、一份工作干50年的社会，在历史上是一个异常值。那个时代有过令人艳羡的成就，但这些成就并不是常态。
更为普遍的，是19世纪的年轻人在新年日记中大量提到的焦虑。美国人认为刚刚步入成年的时候是人生中最危险的一个阶段，为了找到一条通向成熟的路而历尽艰辛。做得最好的一群人往往接受了变化，而不是因为违背了传统而责怪自己。今天的年轻人也可以这么做。不要以20世纪中叶的扭曲视角担心这些年轻人的状态，在新的一年，找到一个新的家，一种新的稳定状态和一个新的群落。
乔恩·格林斯潘(Jon Grinspan)是一名史密森尼学会博士后，目前正在撰写一本关于年轻人和19世纪美国政治的书。
本文最初发表于2014年1月1日。
翻译：王湛
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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