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没有哪位总统比贝拉克·奥巴马更能认识到美式罪与罚的恶性循环。20世纪80年代，他曾在芝加哥担任社区组织者，他应该目睹了这个体制如何为了保护公众，把年轻黑人男性抓走，让他们接受残暴行为洗礼，然后再让他们回到街头，没有能力从事任何工作，而且服过刑的人在找工作时往往面临着阻碍，因而也被剥夺了从事任何工作的资格，他们只能再次犯罪。他应该明白，受害者受到的折磨和罪犯的恶行通常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
很难说他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到底有多深刻。他在自己的回忆录《我父亲的梦想》(Dreams From My Father)关于芝加哥的那一章中指出，在低收入者聚居区中，"犯罪记录从父亲传递到儿子，这样的情况已经持续了几代人，"但出人意料的是，他基本没提到监狱给囚犯家属的生活投下的阴影，没提到把人关进监牢其实已经成了对吸毒成瘾者和精神病患的默认治疗手段，没提到适应社会工作的悲惨失败。
然而，当这位前社区组织者上台执政后，倡导改革的人却对他持有很高的期待。
3月，我将离开《纽约时报》这个著名的平台，去参与启动一项新计划：一个名叫"马歇尔计划"（The Marshall Project，以伟大的法庭民权捍卫者瑟古德·马歇尔[Thurgood Marshall]命名）的非营利性新闻企业，专注于我们这个出现故障的刑事司法系统中一些广泛而急迫的问题。我临别前的这一篇文章似乎应该谈一谈这位总统目前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人们对他的高期望。
首先，我要替他找一些借口。总统在这个领域的权力是有限的。具体行动（目前有许多行动）大多集中在州的层面。他的第一任期深受经济危机和医疗问题困扰。他几乎在每项提议上都会受到众议院共和党人无休止的、而且往往较为琐碎恼人的阻挠。从历史上来看，如果民主党人不对犯罪采取更强硬的立场，他们就可能被指责纵容了威利·霍顿（Willie-Horton，一名被判终身监禁不得假释的罪犯，在得到周末离狱假后继续犯罪。——译注）之类的人。而且非洲裔美国人——他们作为犯罪受害者的比例也远远高于其他族裔——并不一定都是容易受情感左右的选民。简而言之，认为奥巴马将成为"刑事司法改革总统"的想法或许太过天真。
而且奥巴马上任时，美国正在经历大转变。监狱系统的经济状况、下降的犯罪率、监狱人满为患的恐怖故事，以及改革倡导者坚持不懈的活动，都已经开始促使人们认为，单纯把人关起来并不是对抗犯罪的策略。财政问题上的保守主义者对关押囚犯的高成本心存警惕，福音派信徒则为生命的荒废到震惊，发现了又一处政府权力滥用问题的自由意志论者攀上了一度属于自由派的潮流。（那些保守派人士愿意在其他方式上投入多少来保护公众——治疗毒瘾、更严密的假释和缓刑项目、工作培训等等——就是另一个问题了。）
在第一个任期中，奥巴马没有把这个问题列为主要问题；他极少提到此事。但是他的代理人、司法部长小埃里克·H·霍尔德(Eric H. Holder Jr.)从一开始就很坦率直言。在第一任期半年之后，他已经在纽约的维拉司法研究所(Vera Institute of Justice)谈论大规模关押囚犯所需要的社会成本以及相关的政策，如极力推动把情节轻微的毒品罪犯送去接受治疗，为前服刑人员重新过上有所作为的生活提供方便。过去五年，霍尔德变得越来越大胆，而且甚少遇到强烈反对。本月，他还劝导各州废除剥夺重罪犯投票权的政策，这些政策剥夺了580万美国公民的权利，其中在几乎每13名非洲裔美国人中，就有一人的权利被剥夺。他提出这一点不仅是出于同情，还希望这样做能换来浪子回头。
霍尔德说，"这些法律将前服刑人员的耻辱和被孤立的状态永久保持了下来，增加了他们未来继续犯罪的可能性。"
"这些听起来非常棒，"《新吉姆·克罗》(The New Jim Crow)的作者、法律学者米歇尔·亚历山大(Michelle Alexander)说，她的这本2010年的作品对带有种族偏见的反毒品战争进行了猛烈抨击。"而且的确很棒，因为数十年来的政治话语都在朝另一个方向发展。但是，倘若言行是不一的……那么我们不免怀疑，近年来话语的转变是否反映的是公众观念的显著变化，而非对这些问题产生了真正的重视和承担政治风险的意愿。"
奥巴马政府在这方面的实际作为比话语的转变更缓慢。
从监狱在押人数这个最粗略的指标来看，奥巴马政府的表现并无特别之处。美国令人震惊的囚犯人数（美国只有世界上5%的人口，却关押着世界上将近四分之一的囚犯。），已经在三年内连续下跌。不过，囚犯人数的整体减少在很大程度上还要感谢加州和其他一些州。在过于拥挤的联邦监狱内，人数还在继续增加，奥巴马对移民违规者的打击也在相当程度上增加了入狱者人数。
奥巴马政府也取得了一些值得夸耀的成就。奥巴马签署了2010年公平量刑法案(Fair Sentencing Act)，并且多少强化了明智量刑法案(Smarter Sentencing Act)，这两方面举措的目的在于让与毒品相关的量刑法律看起来不那么荒谬可笑。霍尔德则给检察官发布了指导意见，让他们避免例行公事地对初级违法者申请进行最大限度的惩罚——虽然目前尚不清楚检察官是否会俯首听命。政府设立了一个重入社会跨部门委员会(Interagency Reentry Council)，这个委员会利用联邦指导意见减少获释罪犯在工作、住房和教育方面所受到的阻碍，从而让他们有望成为具备生产力的公民。
同时，在人们认识到反毒品战争(War on Drugs)是个失败很长时间之后，政府并没有真正有所作为，来减少与毒品相关的联邦诉讼，或者把资金从关押犯人转移到吸毒者治疗上。亚历山大认为，联邦政府仍然不愿意将大麻合法化的态度十分令人失望，虽然奥巴马曾向《纽约客》(The New Yorker)的大卫·雷姆尼克(David Remnick)承认，大麻的危害性还不及酒精，而且该法的执行对象大部分是贫穷的少数族裔。奥巴马还错失了另一个机遇：他原本可以以更大的力度来让反对现状的法官填补区级和巡回法院的空缺职位。
在近几届总统当中，奥巴马最吝于使用赦免和减刑权力，因而没能消除与可卡因恐慌相关的判决带来的伤害，没能消除刑期过长带来的伤害（一些罪犯的年龄早已使他们不再构成危险）。德州公共政策基金会(Texas Public Policy Foundation)有效司法中心(Center for Effective Justice)负责人马克·莱文(Marc Levin)指出，在第一任期内，每50名申请者中，奥巴马会赦免一位，而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的赦免比例为三分之一。去年晚些时候，在8000多名依据过时的可卡因法律服刑的联邦罪犯中，奥巴马减轻了八名罪犯的刑罚。
我们知道，奥巴马是谨慎的人，对先于舆论的行动会慎之又慎，因此有时会远远落后。一些倡导改革的人认为，对奥巴马来说，在两党达成广泛共识前保持低调是明智之选。而这一时机已然到来。既然参议员兰德·保罗(Rand Paul)、迈克·李(Mike Lee)和特德·克鲁兹(Ted Cruz)等藐视奥巴马的人因为自己关注的议题组合，而想要从司法改革中分得一杯羹，既然德克萨斯州、乔治亚州、南卡罗来那州、密苏里州和肯塔基州等支持共和党的红州赞成利用其他处罚代替监禁，刑事司法已成为可以探索和检验共识的罕见领域之一。
奥巴马的任期还有将近三年，我们有理由期待他会感到更加自如，我们希望这八个减刑案例不只是个案，而是像问他说的那样，是"第一步"，也希望霍尔德对更合乎情理的判决的热情不仅仅是说说而已，而是一段前奏，最终总统将利用他的巨大影响力去触动我们的良心。
"对于总统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霍尔德上周向我保证。"我认为，这将被视作决定本届政府历史遗产的一项政绩。"
我会继续关注，也希望霍尔德的预言不只是良好的愿望。
比尔·凯勒(Bill Keller)是《纽约时报》前执行主编。
翻译：陈柳、许欣
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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