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春，17岁的陈光还是一名军人，他所在的第65集团军受命前往天安门广场，将抗议学生清除出场。驻扎在北京以北的河北省的第65集团军两次尝试进入首都。第一次是在宣布戒严后的5月20日。由于数千名北京市民涌上街头，拦停了他们的车队，那次尝试失败了。6月3日的第二次尝试取得了成功，陈光是第一批冲过抗议者的封锁、携带着数千件武器进入人民大会堂的士兵之一。武器是偷偷放在一辆公交车上被运进去的。陈光随后离开军队，成了一名艺术家。他于今年5月初被捕，当时他进行了一次行为艺术表演，触及到政府为遏制六四军事镇压的记忆而采取的行动。以下是他被捕前接受的一次采访：
问：在被派往北京之前，你对那里发生的抗议有何了解？
答：进城后我们才意识到事态很严重。一开始跟我们说是来北京维持秩序的，等到我们来了之后才知道是来戒严的。我们到了驻地后，当时我们就知道说学生运动要反腐，说大部分学生的意愿是好的，但是有坏分子在挑拨闹事，跟我们说："情况很严峻，北京的很多机关单位都瘫痪了。"
然后就给我们洗脑吗，跟我们说，要"服从中央军委，坚决听党指挥"。
5月20日，就说要进城了，要到天安门去。走到半路，我们的队伍就被人山人海的学生给拦住了，就在长安大街跟古城街那里。我们就端着枪，嗯，自动的，站在卡车上，不许下去，也不许跟学生交流。车上很挤啊， 根本没法坐下。学生就呱呱呱不停地跟你演讲，一开始让我们背着站，不要看着学生，但是没办法，他们一直不停地讲，你不想听也得听啊。
学生说中国现在腐败问题很严重，还说北京很稳定，北京没问题，还问我们："你们来北京干吗啊？解放军应该是保家卫国守卫边疆的。我们提的都是合理要求，你们应该支持我们。"
他们就那样说啊说啊 ，白天说夜里说，说了有三四天。学生还有北京市民给我们吃的啊，黄瓜啊西瓜啊西红柿，汽水啊白开水啊。
我们上厕所的话也不许单独去的，要六个人一起去。我们一跳下车，人就围了上来，兴奋地跟你演讲。我当时就想他们说的是不是真的。有一次一个80岁老兵，头发都白了，抗美援朝的老兵，他也走过来跟我们说，"中国现在太腐败了，共产党跟以前不一样了。"
我很疑惑，到底谁说的是真的，谁说的是假的？
没地方睡，也就跟你身边的战友靠一靠。到了晚上，学生还有市民就在地上铺张报纸还有衣服什么的，就那么睡在大街上。早晨太阳起来了，他们又开始演讲了。我们是又饿又累，当时也没有什么时间概念了。
这样慢慢地就有战士甚至班长连长都觉得学生也不坏。当兵的也都是全国各地来的，然后大家就发现很多都是老乡，慢慢地我们就放松警惕了，跟学生后来就很亲密了。
一开始我们不接他们的食物，后来饿啊，就吃了。一些酒店餐馆还会做好吃的，送到卡车这里来。后来高层肯定也知道了这些个情况，知道如果再这么僵持下去，肯定就不行了。
这就是后来有一天，就派直升飞机来啊，从我们头上飞过去，撒传单，一看中央军委发的。学生一拿到传单就撕啊，我们也拿了几张看，写着："不要听信动乱分子的谣言，坚定立场，坚决和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一致。"
中央军委也知道这个局面不能继续下去，后面就跟学生代表谈，说能不能让军队撤出去。等我们走的时候，那场面很感动，很动情啊，相互留通讯地址，说以后要写信联系。
当时跟学生已经很熟了，当官的都很动情，依依不舍地挥手告别，有的都哭了。
问：接下来呢？
答：我们就回到打靶场休整了几天，然后就是6月1号，就给我们开动员大会。部队首长都来了，说要重返北京戒严。气氛一下子就紧张起来了。我们当时就想，要回去，怎么回去？
然后就让我们换上便装，他们拉了好几卡车的衣服过来，自己挑。我挑了件带格子的白衬衫和蓝裤子。当时我们很紧张啊，就是换上了便衣，我们当兵的怎么去天安门啊？那头发一看就是当兵的啊。
任务就是去天安门，可是天安门在哪儿啊我们都不知道，当时紧张死了。
到了6月3号早晨，战友们都各自出发了，我当时在二大队，当时其他人都派去说到苹果园地铁站那边坐公交车去，大家就三三两两地出发了。我的任务跟他们不一样，队长跟我说，你负责押运武器的公交车。一听到说要押枪，我当时心里充满了恐惧。
他们就找了个会开车的老兵，然后就我们俩开着车就出发了，车子旁边就是骑着自行车的大学生啊，结果没有一个人拦下我们问我们是干什么的。满车的全是武器，枪支弹药还有军装，上面用帆布盖着。
我就坐在那些枪上面，然后在窗户边露出个脑袋，这样外面开上去就好像我坐在一个位置上一样。到了那个西单路口，我是后面才知道的，离我们大概就100多米远，另一辆跟我们一样运武器的车子被学生给发现了。后来听说押运那个车子的战士就被吊死在那个车子上了，武器全部被抢走了。
我们也被人问了，司机就说，"我们的车是回总站的。"好在当时大家都注意的是那辆车，就没注意到我们，就听见学生喊"当兵的在运枪！" 我当时心紧张得砰砰跳。
我们的车下午3点左右就到了人民大会堂了，从西门进去的。我们是第一个到的，整个楼都是空的，就我跟司机两个人在那儿搬，把武器搬到二楼。都是新的，有的箱子都没有打开过。那些枪油都渗得出来，弄得我衣服上全部都是。搬了好几个小时，累死了。
问：你们如何把所有枪搬到楼内，却没被人发现？
答：当时学生在人民大会堂的那边吗，没人注意到西门这边的情况。慢慢地，其他当兵的就都来了。都有记号的，有的把毛巾绑在左臂上，有的绑在右臂上，就算是自己编队的标识。一下子整个大会堂就到处都是人，到处都在说话。大家都开始换军装，然后就是等待命令 。当时整个人民大会堂里面全是士兵，整个四层楼全部都是战士，站得满满的，包括开会用的那个最大的厅里面全都是士兵，我估计最起码二到三万。到那个时候，广场上的学生差不多就知道大会堂里面有士兵了。
一开始命令我们去西单抢枪，抢回那些从汽车上拿走的武器啊。我们差不多一万五千人吧就出去了，从后门出去的，一出去就被群众堵在路上了。他们好像知道我们要干什么似的，他们有的站到汽车顶上，当时有十几层的汽车在那儿堵着做路障。我们就保持队形，紧紧拽着枪，群众就朝着我们骂啊，骂什么的都有。我们就困在那里，进也进不得，退也退不得，就那么僵持在那儿，被推来推去，各种谩骂。当时老百姓很生气，跟上次被拦下来完全不一样，骂我们让我们滚出去。
当时有个士兵那头盔砸了个学生的脑袋，当时就流血了。当时人非常多非常得挤，你就生怕跟自己的部队挤开了然后就再也找不到了。
我觉得当时骂士兵的应该是普通市民，而不是学生。我们就手挽着手保持队形，学生们就开始唱国歌和国际歌，我们就唱"三项纪律八大注意"，后来他们就开始唱流行歌曲了，但我们当兵的不懂歌词。
当时就这样僵持了有四五个小时。然后就有人开始朝士兵里面扔砖头，到了后来就朝人民大会堂的北面扔，还有新华门那边，就是中南海南门啊。我当时看见的就有五六个人受伤的，有一个是学生，在新华门那边被士兵打出血了。当时整个人群非常愤怒。这时候全国广播就开始播了，说暴乱分子正在攻击中南海和人民大会堂。
如果不是我们出去要夺枪的话，我觉得老百姓不会那样。
问：你们如何从当时局面脱身的？
答：到了晚上八点钟左右，士兵和学生就谈好了，同意我们撤退到大会堂里面去。等我们撤回去之后，就命令说要占领天安门。我们就等命令，一直等，一会儿说做好战斗准备，然后又坐下原地待命，然后又叫起来说准备战斗，然后又说坐下继续等，就这样来来回回。当时紧张地头发都竖起来了。
到了最后连坐都不让坐了。整个广场上的灯都亮了起来，广场上都是学生，高音喇叭在那里喊，什么"今天夜里北京出现了反革命暴乱分子，请学生市民待在屋内不要出门，否则后果自负。"
我们当时在人民大会堂三层，到了十点多的时候我们就下到二楼去了。当时大会堂东边的门已经全部都打开了，士兵就站在台阶上，对面就是学生，都可以看得到对方的。他们当时朝我们喊，"法西斯！侩子手！"
气氛非常紧张，当时已经可以到处听见枪声了。我当时还听见广场上那个台湾歌手侯德健用喇叭在那里喊话，劝学生撤退。"我们已经做出了流血牺牲，没有必要在流更多的血了。"
我当时紧张得头发都竖起来了。
我们当时的任务就是天安门清场。我们就站在那儿，我当时最害怕的就是学生不走。如果学生不撤，怎么办？我们都非常紧张，非常害怕。我不是怕学生，我是担心有人扔个砖，砸到我。我当时就跟自己讲，我的底线是，除非有人真的要伤害到我了，否则我绝不开枪。
然后我们就等着往前推进啊，这时候我们领导给我一个相机，让我去给部队拍照。我当时瞬间心里的包袱就放下了，我不用拿着枪对着人了。
我们当时就在东门的台阶上站着对峙了好几个小时，没有前进。当时命令都是口口相传的，一个告诉另一个，再往前传。
到了12点钟的时候，广场上的灯突然灭了，学生也从帐篷里面走了出来，开始往纪念碑附近聚集，有人在唱国际歌，有一些就开始撤退了，从广场东南角。在广场北边就开始打了起来，开枪了。当时我们部队的特种兵就在广场里面驱赶学生，拿棍子打。
当时装甲车就想从广场北边开进来，从我站的地方就可以看到，一辆装甲车就在天安门前的金水桥那儿被烧着了，就听见侯德健嗓子都哑了，在那儿劝学生赶紧撤退。到了凌晨两三点的时候，学生差不多都撤退了以后，我们就第一个进入广场了。我们的任务就是清理帐篷，看看里面有没有人。然后装甲推车就开了过来，把那个只有女神像给推到了，推了三下才推倒的。然后这个推车把所有东西都推到一起，堆了起来，然后我们就放火烧，什么都有，衣服啊、背包啊、书、笔记本、还有相机。
这个时候广场就已经被占领了，全都是士兵。我们终于有机会睡了一两个小时，这个时候才放松下来。
问：你的上级如何看待他们在镇压活动中的角色？
答：后来2010年的时候，我跟原来的老战友吃饭，当时喝了点儿酒，他们有一个人就说起当年在广场上看到尸体。我后来拿着摄像机找到他，让他把当初的话再说一遍，他说我没说过啊。他不肯说。我说当时的命令不是说"谁要敢拦着，就开枪？"我那个战友说："谁跟你说的命令？不是真的。"
这让我很难受，我觉得你看到什么就说什么嘛。那之后战友之间的这种信任就没有了。
那段经历对所有在场的士兵都有很大影响。有很多人因此受益，升官进爵。我之前的战友，现在有一个是在河南当警察局局长。我跟他们不同的是我很早就出来了，走了另一条路。
当时我还不确定我们做的是对还是错，不过最后我还是觉得是错的。这也是为什么我离开了部队。绝大多数当兵的都觉得他们做的是对的。
杰安迪(Andrew Jacobs)是《纽约时报》驻京记者。
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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