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届中国政府提出"新型城镇化"发展战略，虽然国家发改委尚未推出实质政策，但这或许可以成为中国城市告别过去不可持续的粗放型发展模式的机会。确实，在过去半年来的时间里，在各种社交平台和学术及商业论坛中，何为"新型城镇化"、"人的城镇化"、城乡应当如何协调发展等等，都成为热门话题，中国似乎开始了一场关于城市的全民思考。这不失为一件好事。
在这里，我想先用美国城市"智慧化"的历史，引出今天中国智慧城市的讨论。美国当初提出这个"智慧"(smart)的目的，就是为了修复美国自"二战"以来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也就是被美国人称为"愚蠢"(foolish)的发展模式。这种发展模式与如今中国城市的发展有些类似，即依靠城市"摊大饼"带动地产发展，从而刺激经济。
这种发展模式带来的负作用现在已经显而易见。以洛杉矶为例，城市摊大饼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农耕地的减少。20世纪上半叶，洛杉矶地区仍是由一群被农田包围的小城市组成的城市群；而现在，从洛杉矶市中心开车出去，尤其在沿海地区，几乎连续数小时都见不到农田的影子。农耕地的重要意义不仅是国家重要的战略资源，也是维持城乡关系的纽带。其次，城市蔓延的另一大副产品，就是汽车依赖。身在城东的我想去探望远在城西的朋友，除了驾车，还有更好的办法吗？再者，面对如此大的城市大饼，诸如道路管线之类的基础设施也必定庞大。很多初始投资可以由开发商来帮忙，但之后的维护费用绝对是一笔天文数字，这笔钱从哪儿来出呢？这也是加州很多地方政府破产的重要原因之一。另外，我们熟知的"城市热岛效应"，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城市在无序扩张中侵占了原本宝贵的绿色空间。
面对这些类似的问题，美国城市当时的转型首次喊出了"智慧"的精神，核心就是发展模式的根本"改革"，而不是通过不疼不痒的技术手段来"改良"。当然，改变习惯的过程是漫长的，也是痛苦的。经历了将近20年的努力，美国各界如今已普遍接受了诸如"土地混合功能利用"（即在一个小片步行可达区域之内融合商业、办公、居住、娱乐等多种生活功能）、非机动车出行、历史保护、环保先行等"智慧转型发展"原则，并通过规划师、媒体、市民团体、政府部门、企业家、教育机构、科研工作者、艺术家的跨界合作，为智慧城市的发展扫清障碍。在这个过程中，起到决定性作用的不是绿色技术革新，而是地方政府的觉醒和公众教育的深入，我称之为"洗脑"的过程。
举个例子，在中国河北省的曹妃甸那处目前因陷入债务危机、发展停滞的工业基地，规划、建设有一处集中了无数低碳技术的新区，号称"国际低碳新城"，旨在与曹妃甸"国家级循环经济示范区和新型工业化基地"的定位相匹配。新区2010年动工之际，对其所用先进技术的宣传，密集见诸报端："与瑞典藤茂公司、普拉克公司、恩华特公司在地源热泵应用、污水处理、垃圾处理等方面积极展开合作"，"率先在全国打造真正意义上的低碳宜居示范城市。"
但随着产能过剩、资金断流对曹妃甸工业基地的全面冲击，这处当年计划投入资金超300亿元的造城项目终至搁浅。新城区内居住者寥寥、环境脏乱、运营废弛，环保、低碳更是无从谈起。
然而即便新区顺利建设完毕，就能称其为"真正意义上的低碳宜居"吗？
即使在风光互补发电路灯、海水淡化这样小尺度的低碳技术上花了大价钱，在城市形态和开发模式上，这个项目却没有任何进步，导致项目在大尺度上仍然是一个排碳大户。为何这么说？首先，这个项目侵占了北方最大的滨海湿地之一。开发湿地这件事，本身就会造成大量原本固定在湿地中的碳元素被大量释放到空气中，形成巨大的碳排放；其次，在项目既有的规划中，居住、商业、娱乐的功能分离，并且城市设计的尺度过大，完全不给人留出行走的便利，使人不得不驾车出行。试问这样鼓励高碳生活方式的"低碳城"，如何能完成自己的使命呢？
当然，这并不是说高新技术不重要；而是如何将面前五花八门的优秀科技为自己的城市所用，才是更关键的问题。
这就需要政府在全局层面上调整城市的行为方式，减少过剩的生产、开发和消费。不能因为局部使用了一些绿色技术，就可以继续过去那种毫无节制的发展模式。绿色技术决不能助纣为虐，成为消耗资源的"保护伞"。
面对越来越多的绿色技术，政府规划工作的出发点，应该少考虑一点"如何建设"，多思索一点"如何引导"，通过科学的分析选择适合的绿色技术，来配合本地的发展战略；而不是本末倒置地用大量规划建设来迎合、追求绿色技术。
如何定义"绿色"、"低碳"、"可持续性"，以及如何通过量化的方式监测工作成果，是"智慧城市"最重要的一环。"可持续发展"这个词从1992年首次出现到现在，已有20年的时间。老实讲，除了喊口号和原则概念，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城市敢说自己真正是可持续发展的。虽然目前国际上有非常多基于定性研究的、永远"政治正确"的原则性标准，比如鼓励市民坐公交和步行，加强城市土地功能的混合使用，大力保护城市生态，减少城市"摊大饼"现象等等；但在操作层面，它们都缺乏可操作性，也无法检验。所以真正能推动中国城市转型起步的，也应该是定量的标准。例如，纽约市在2030年规划等文本中，就明确提出了现状问题、不同时间段内所需达到的改善水平，以及改善的具体方法。比如2013年相对2012年，该城市的污水排放量减少了多少？乘坐公交出行的人口比例是否增加？机动车驾驶带来的空气污染下降了多少？该城市单位GDP增长的能源需求有否下降？地区内水环境的生态承载力有没有变化？等等。这些问题都需要深入踏实的调查研究、数据采集和严格坚持，绝不是花钱买技术就能一股脑解决的。
近年来，针对广受各界诟病的污染问题，中国政府也开始推行一系列专项监测及治理项目。例如，国务院近期出台了一项大气污染防治计划，罕有地以未来5年PM10和PM2.5的浓度降幅这一定量标准作为工作目标，提出在中国的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在2017年前必须把大气中的PM2.5浓度在2012年的水平上，分别降低25%、20%和15%；其他所有城市必须将PM10的水平降低10%。而接下来，执行层面的工作，或将更具挑战性。
除了政府，公众也需要被"洗脑"。我们需要的不仅是"绿色出行"、"节约用水"这样的倡导和口号，而是对市民开展更深入的教育。比如：如何解读目前的规划文本？如何进行公众意见参与？自己城市的水污染究竟是什么来源？历史街区保护中政府的困难在哪儿？等等。公众教育的形式也可多种多样，信息公开、跨界教育团体、社区议会、基层课堂、宣讲义工、企业社会责任行动、微电影等等。只有让市民真正了解城市，让公众参与成为市民熟悉的生活方式，人民群众中蕴藏的巨大智慧才有可能真正成为政府工作的积极力量。
目前，随着"大众自媒体"在中国社会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很多规划师开始在诸如微博这样的公共平台上做起"规划科普"，一些电影人也做起了以城市为主题的微电影和纪录片。但成功的公众教育仍有漫长的路要走。需要多方协力，不仅是政府，还有非政府组织，企业，以及媒体等等，一起来参与和提高。
总之，"新型城镇化"发展战略，我们需要的不是绿色技术的堆积，而是更精明地利用我们宝贵的土地资源，更理性地平衡我们的欲望和生产，更整体全面地进行城市规划，更科学地监测绿色技术的实际效果，更公开地分析每一条政策的社会影响，更积极主动地进行公众教育。这样，我们拥有的才是一个智慧城市，而不仅仅是一座智慧电厂，或一栋智慧建筑。
方元是美国注册规划师，美国规划协会(APA) 国际项目官员。
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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