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0月21日星期一

纽约时报: 摩根大通与政府百亿美元和解幕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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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根大通与政府百亿美元和解幕后
Oct 21st 2013, 14:38, by BEN PROTESS, JESSICA SILVER-GREENBERG

上个月,第五大道的一座博物馆里,俯瞰着中央公园的接待大厅内灯火通明,杰米·戴蒙(Jamie Dimon)将他所有的高管及其他们的伴侣召集到一起,进行了一场华尔街版的赛前动员大会。

据参加聚会的人称,摩根大通首席执行官戴蒙在那个以汽车城为主题的聚会上说,"我以这个公司为骄傲。"聚会在纽约市博物馆(Museum of the City of New York)举行,是一栋有着大理石楼梯和法式玻璃门的建筑。"所有这一切我们都会挺过去的,"戴蒙说,他指的是持续困扰这个国家最大银行的法律和监管问题。

接下来的一周,戴蒙决定将其中一个问题解决掉,抛之脑后。

9月24日,司法部本计划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针对摩根大通出售不良抵押贷款投资提起民事诉讼。据了解内情的人称,在发布会开始四个小时前,戴蒙私下给司法部长埃里克·霍尔德(Eric Holder)的一位高级助手打了电话,要求重启和解对话。这样的主动接触对一个华尔街CEO是颇为罕见的,令新闻发布会未能如期进行,并启动了持续数周的谈判,据了解相关会谈的人称,现在谈判终于促成了一项价值130亿美元的临时性协议。

经过对知情人的采访,这场私下里进行的争吵细节渐渐显现,让人们可以更清楚地了解摩根大通和政府如何通过协商达成一项将具有历史性意义的协议。而且它还让人进一步了解戴蒙和霍尔德在对话中所扮演的积极角色。从此事可以看出,当其他华尔街领导人因为金融危机而步履艰难之际,为什么唯独戴蒙能始终得到银行董事会的支持。

协议很大程度上还是钱多钱少的问题。上述知情人士称,戴蒙在9月24日的电话中表示,他愿意提高摩根大通能够给出的金钱数额,以此解决一系列州及联邦政府对该银行在金融危机前所进行的不良抵押贷款债券交易展开的调查,此前政府已经拒绝了摩根大通开出过的两个数目:分别是10亿美元和30亿美元。

还是在那一周里,戴蒙前往位于华盛顿的司法部和霍尔德会面,该会晤也突显出这个疗伤过程已变得多么昂贵。据了解此次会面的人称,戴蒙当时将和解金额提高至110亿美元,其中的40亿美元将作为补偿分发给陷入困境的房屋所有者。

但据知晓相关对话的人表示,霍尔德想要更多的钱来化解民事诉讼。他无视摩根大通的要求,拒绝向其提供一个所谓的不起诉协议,该协议将中止加利福尼亚州检察官开展的一项调查,后者正在审查摩根大通的抵押贷款债券。非但如此,上述人士称霍尔德还向戴蒙表示,司法部希望摩根大通对该案件中涉及的一项刑事起诉表示认罪,司法部对一家华尔街银行表现出如此的强势是不多见的。

当天未能达成协议,但戴蒙和霍尔德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过去两周,他们交谈过五次。上周五晚上,在最后一通电话中,他们终于达成了暂时的协议:罚金130亿美元,没有承诺放弃刑事调查。

目前的协议仍然有可能因为一些问题而破裂,比如摩根大通将承认多少不当行径。但这份协议对政府来说已经是前所未有。从未有一家公司为了结一桩案子花这么多钱。

这笔交易可能对司法部是一次鼓舞,为该机构调查华尔街树立一个先例。司法部打算利用摩根大通的案子作为模版,凭借着一部可以将某些金融欺诈案的诉讼期限延长到5到10年的法律,针对另外几家大型银行采取行动,这些银行都涉嫌出售有毒的抵押债券。

摩根大通一度被认为是美国政府最青睐的银行,这项协议对摩根大通来说就像是命运的惊天逆转。

对于摩根大通来说,令事情变得复杂的是,戴蒙与此案的解决密不可分。面对政府,他承担了主要谈判者的角色。在银行,正如上个月在博物馆的聚会所显示的那样,他仍然是所有人信心的主要来源。

当摩根大通面临着各政府机构政府严密审视的时候,他充分扮演了上述两个角色,并且承担了调解者的责任。至少七家联邦机构、若干州级监管机构和美国之外的两个国家正在调查这家银行。调查既包括去年在伦敦60亿美元的交易亏损,也包括在中国雇佣社会关系广泛人士的问题。

抵押贷款案对摩根大通构成了最大挑战。这些案子牵扯了几家州级和联邦机构,而且它们还源于一个在金融危机中处于核心位置的、具有高度政治色彩的问题:抵押贷款泡沫。

在危机爆发之前,信贷自由流动的时候,银行一般会把次级贷款和其他有风险的贷款与出售给投资者的债券绑定。当房屋所有人的回赎权被取消、投资恶化时,这为投资者带来了数十亿美元的损失,政府机构已经开始质问银行,是否就这些风险向投资者提出了应有的警告。

各大银行已经反驳说,这些风险都被充分披露,包括养老基金和其他机构在内的投资者,都是富有经验的实体。

一些辩护律师还质疑,政府是否太过分了。130亿美元的罚金将是摩根大通去年利润的一半以上。而且一些有问题的抵押贷款债券并不是摩根大通的,而是因为2008年金融危机最严重时,这家银行收购华盛顿互惠银行(Washington Mutual)和贝尔斯登(Bear Stearns)时承担了这些债务。

即便是现在,要达成协议仍然面临着一个重大阻碍:摩根大通是否会承认司法部指出的所有不当行为。银行一般不愿意承认有不良行为,因为担心可能会面临股东的大量起诉。

摩根大通的一名发言人拒绝置评。司法部的一名发言人没有回复置评请求。

翻译:谷菁璐、王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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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 中国军火出口悄然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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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军火出口悄然崛起
Oct 21st 2013, 12:21, by 黄安伟, NICOLA CLARK

北京——两年前,北约(NATO)重要成员国土耳其宣布,计划采购一套远程导弹防御系统。从那一刻起,最有望赢得这个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合同的,似乎就是美国公司。

多年来,土耳其军方一直依靠由北约提供、美国雷神公司(Raytheon)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Lockheed Martin)制造的"爱国者"(Patriot)导弹,来保卫自己的领空,这个系统跟与北约其他成员国的防空平台系统完全兼容。

这份合同当然还有其他的竞争者,俄罗斯和欧洲军工制造业的竞争者也参与了投标。土耳其虽然拒绝了这些投标,但是也没有相中美国公司。上个月,土耳其选中了一家鲜为人知的中国军工企业,名为中国精密机械进出口总公司,这震惊了华盛顿和布鲁塞尔的整个军工产业。

此事之所以特别不同寻常,是因为中国的"红旗–9"(HQ–9)导弹防御系统跟北约的现有装备难以整合。而且,中国精密机械进出口总公司还受到了美国制裁,因为美国认为它出售了可以帮助伊朗、叙利亚和朝鲜开发非常规武器的技术。本月,美国国务院(State Department)的一位女发言人说,对于这份尚未签署的武器销售协议,美国官员已经向土耳其政府表示了"严重关切"。

业内高管和军售分析师说,中国可能靠着价格上的巨大优势击败了更加成熟的竞争对手,"红旗–9"系统的售价为30亿美元(约合182亿元人民币)。但是对于中国来说,土耳其选择了该国的国有制造商是一大突破。中国的目光已经投向了这样的目标:在军工技术价值链中向上移动,并在全球武器市场上成为一个受人信赖的竞争者。

"对于中国军工行业来说,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胜利。"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的高级研究员皮耶特·魏泽曼(Pieter Wezeman)说。该机构对全球武器销售和转让进行跟踪。

过去,中国军工企业供应的主要是小型武器,但这种情况正在迅速改变。从无人机、护卫舰到战斗机,这些公司正在积极推动高科技武器在国外、主要是发展中国家的销售。俄罗斯公司感到的压力最大,但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企业也越来越多地在竞争中跟中国公司正面遭遇。

"中国将会在很多、很多领域跟我们竞争,而且是在高端市场。"欧洲宇航防务集团(European Aeronautic Defense and Space)的战略和营销主管马尔万·拉胡德(Marwan Lahoud)说。该公司是欧洲最大的航空航天企业。"在100次销售努力中,也就是我们有望赢得的生意里,中国人会有3到4次出现在我们前方的竞争者当中。他们拥有全方位的技术能力,而且正在出售这些技术能力。"

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今年发布的一份全球武器转移报告称,从2008年到2012年,中国常规武器——包括高端飞机、导弹、舰艇和火炮——的出口量激增了162%,最大的客户是巴基斯坦。该研究所还估计,中国超过英国,成为了世界第五大武器出口国。从2003年到2007年,中国排名第八。

从销售额来看,中国的对外军售增长也很迅速。军工行业咨询和分析公司简氏信息集团(IHS Jane's)的资料显示,中国军售出口额在过去5年里将近翻了一番,增至22亿美元,超过了加拿大和瑞典,排在世界第8位。

简氏的资料显示,2012年全球军火贸易总额估计为735亿美元,而美国占据了其中39%的份额。

解放军退役少将、中国军控与裁军协会理事徐光裕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中国企业努力开发和销售技术含量更高的武器是"非常正常的现象"。

他说,"在武器制造方面,中国也是在不断提高质量降低成本,我们也是受竞争因素影响的。"

徐光裕称,除了价格之外,中国公司还有另外一个优势:他们"对于其他国家的政府状态及内政不附带任何条件"。

他还说,"我们的不干涉政策也适用在这儿。谁在台上,谁和我们建立有外交关系,我们就可以跟他们谈军品贸易。"

中国官员明白,中国对西方主导的军事市场的蚕食引起了一些关注。在被问及向土耳其出售导弹防御系统一事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说,"中国的军品出口,遵循不损害有关地区和世界的和平、安全与稳定,不干涉接受国内政的原则。"

中国的大型军工企业都是国有的,这些企业都拒绝了采访请求。尽管这些企业的财务状况并不透明,但在公司网站及官方媒体上出现了一些统计数据。

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公司又名北方工业集团(Norinco Group),其网站上的数据显示,该公司2012年的利润为98.1亿元人民币,约合16亿美元,较2010年增长了45%。2012年的营收为3616亿元人民币,约合590亿美元,较2010年增长了53%。

另一家企业中国南方工业集团公司的网站上说,它在2011年的利润约为10亿美元,营收约450亿美元,相对于2008年出现了大幅增加。

简氏信息集团驻伦敦的高级军工产业分析师盖伊·安德森(Guy Anderson)说,中国在战斗机(包括传统战斗机和隐形战斗机)和喷气发动机上做出的投资最多,在后一个领域,中国迄今仍需要依赖西方和俄罗斯合作伙伴的技术,

"中国在研发上不断投入数以十亿计的巨额资金,"他说。"他们还计划使用从对外合作中获得的收益,来促进工业部门的发展。所以,从中期来看,他们赶上西方竞争者应该不会有任何问题,从长期来看则是必然的。"

据他估计,中国尚需10年时间才能在技术上与西方国家正面竞争。不过,中国装备价格较低,可能会受新兴市场的欢迎,包括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

"我们处在一个'够用就好'的时期,用尽可能低廉的价格解决90%的问题就行了,"安德森说。"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就是采购民用设备,稍微升级一下,然后刷成卡其色。"

中国装备的新买家中就包括阿根廷。2011年,该国与中航直升机(Avicopter)签署协议,获准组装"直–11"(Z–11)轻型直升机。为阿根廷军方进行的大规模生产始于今年,预计未来几年将一共制造40架直升机。合同金额并未对外公布。

中国军工业的另一关注点是无人机。各大武器展和航空展上,随处可见销售无人机的中国企业。在9月底的北京航展上,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展示了一款"彩虹–4"(CH–4)无人侦察与攻击机,一旁还陈列了4种型号的导弹。

尽管该集团的一位代表称这款无人机"为出口而设计",不过尚未出现外国买家,集团仍在获取出口该款机型的政府许可的过程中。这名代表称,"彩虹–4"还比不上一些外国机型,而且发动机并非产自中国,不过包括导弹在内的其他部件均为中国研发。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简称中航)则展示了一款"翼龙"无人机。这是中国最为知名的外销无人机,售价约为100万美元,低于美国和以色列的同类无人机型。《人民日报》的一篇报道称,"翼龙"于2009年6月获得出口许可,并在2011年首次出口。

在今年6月的巴黎航展上,中航技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的总裁马志平接受官媒环球网采访时称,"翼龙"已销往"好几个国家",客户来自非洲和亚洲。这款无人机与美国制造的"捕食者"(Predator)相似。

中国企业生产的两款喷气式战斗机的出口潜力,也受到了行业分析人士及外国企业的密切关注。其中一款是沈飞公司的"歼–31"(J–31)。中国官员表示,这是一款具有隐形能力的战斗机。人民网上个月的报道援引海军少将张召忠接受采访时的说法称,"歼–31"由中航旗下的沈飞研制,主要用于外销。今年3月,这款机型的总设计师孙聪曾向人民网透露,希望"歼–31"的改进版能成为中国下一代舰载机。

另一款受到关注的则是技术水平低于前者的"枭龙"(JF–17)。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相关项目"走走停停"持续了大约20年,一直处于进行阶段。表面看来,"枭龙"是巴基斯坦航空综合体(Pakistan Aeronautical Complex)和中航旗下的成飞(集团)公司的合资企业的产品,不过该美国官员称,开展实质工作的是中国。由于军事项目的保密性,这名官员要求不具名。迄今为止,巴基斯坦是唯一的客户。该官员表示,他认为巴基斯坦购买"枭龙"是做出了一个"政治决定"。

中国是巴基斯坦最大的盟友,两国均依赖对方来协助制衡印度。除了"枭龙",双方还签署了正式协议来合作生产一款护卫舰、一款主战坦克和一款小型飞机。

日本与中国有领土争端,密切关注着中国的军火贸易。该国的一名防务官员表示,中国的喷气式战机仍存在可能不利于外销的重大缺陷;最醒目的一点是,中国没有能力制造出可靠的发动机和航空电子系统。"枭龙"采用的是一款俄制发动机。

他说,"我想,他们可以在实验室里造出几款非常好的发动机,但是不能在工厂造出来,也就是无法在工厂里大规模生产,原因在于缺乏质量控制,大概也缺乏经验。"

他还说,中国工程师一直在努力开发"涡扇–10"(WS–10)发动机,但总会出现问题。这个型号模仿了一款俄制发动机。

有一种并不罕见的情况是,客户购买中国的平台后再配上更好的西方装备,以此来克服中国制造的短处。阿尔及利亚去年订购了三艘中国小型护卫舰,不过正在往舰上装备法国泰勒斯集团(Thales Group)下属的泰勒斯荷兰公司(Thales Nederland)出产的雷达和通讯设备。简氏信息集团的高级分析师本·穆尔斯(Ben Moores)称,泰国与瑞典萨博集团(Saab Group)签署了合同,以升级中国建造的护卫舰。

今年,一家中国企业参与了一单10亿美元的泰国海军护卫舰合同的竞争,其外国竞争对手中包括至少一家美国企业,不过中标的是韩国的大宇集团(Daewoo)。

中国正在努力追赶老牌西方对手,不仅靠价格来竞争,还靠相近的技术。萨博的首席执行官哈坎·布斯克(Hakan Buskhe)称,在这种情况下,萨博等公司将很可能发现,它们面临着削减研发成本来降低售价的压力。这一趋势或许有利于一些北美和欧洲国家的政府,因为它们正在寻求靠缩水的国防预算,支撑起更强的国防实力。

他说,"我们必须得花更少的钱研发出更多的东西。"

黄安伟(Edword Wong)自北京和东京、Nicola Clark自巴黎、Gerry Doyle自香港报道。Patrick Zuo和Bree Feng自北京对本文有研究贡献。

翻译:土土、黄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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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 向中国审查制度低头,外国作家的艰难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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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中国审查制度低头,外国作家的艰难抉择
Oct 21st 2013, 09:11, by 杰安迪

北京——傅高义(Ezra F. Vogel)出版了有关中国改革派领导人邓小平的大部头传记,该书的中国读者或许没有看到英文原版中的一些细节。

中文版的邓小平传记没有提到,相关部门要求中国的报纸不要报道20世纪80年代末期东欧各国共产党瓦解的新闻。没有提到,在天安门广场镇压行动期间被整肃的总书记赵紫阳曾在遭受软禁时落泪。也没有提到,邓小平与苏联领导人米哈伊尔·S·戈尔巴乔夫(Mikhail S.Gorbachev)举行国宴时气氛非常紧张,邓小平因为大群学生占据广场而心事重重,饺子都从筷子上掉了下来。

哈佛大学(Harvard)荣休教授傅高义表示,允许中国审查人员删改其作品的决定是一个讨厌却又必要的妥协,这个决定使该书获得了很多西方作家梦寐以求的巨大读者群。他的著作《邓小平时代》(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在美国卖出了3万册,在中国卖出了65万册。

"对我来说,这个选择很简单。"他在中国参加巡回售书活动时表示。"我认为,让中国读者有机会看到90%的内容,总比一点也看不到要好。"巡回售书活动在将近12个城市展开,吸引了大量内行读者。

短短五年之前,此类妥协几乎闻所未闻,而现在,随着美国作者和出版商被吸引至中国市场,这种妥协变得越来越普遍。由于一些文化素养较高的中国人渴望外国作者的作品,中国已经成为美国出版公司越来越重要的收入来源。据美国出版商协会(Association of American Publishers)透露,美国出版商去年从中国获得的电子书收益增长了56%。2012年,中国出版公司从国外购买了逾1.6万本书的版权,1995年的购买量则仅为1664本。

本月,中国的图书代理商和出版商蜂拥至法兰克福书展,竞相购买西方作者尤其是畅销书作者的作品,并提供可观的预付款。有些时候,中国还是一个版税金矿。根据成都《华西都市报》公布的年度名单,J·K·罗琳(J.K. Rowling)去年在中国进账240万美元(约合1463万元人民币),《乔布斯传》(Steve Jobs)作者沃尔特·艾萨克森(Walter Isaacson)则赚了80.4万美元。

不过,一方面,丹·布朗(Dan Brown)《达芬奇密码》(The Da Vinci Code)之类的畅销推理小说以及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Gabriel García Márquez)《百年孤独》(One Hundred Years of Solitude)之类的经典著作通常可以得到忠实于原文的翻译,另一方面,情色小说作者和那些触及中国政治及历史的作者却往往会发现,自己受到了审查机构奥威尔式的审查,这些机构对文学韵味和学术品格不屑一顾。

有些书籍也许无论如何都无法获得通过,比如已在三十多个国家出版的E.L.詹姆斯(E. L. James)情色巨著《五十度灰》(Fifty Shades of Grey)。据出版业高管介绍,一家中国出版商据传于去年花费大量金钱购买了该书的版权,但却至今受阻,未能出版该书。

那些同意让中国反复无常的审查制度审查自己作品的外国作家表示,这种经历往往令人沮丧。小说家裘小龙目前居住在圣路易斯市,他的悬疑惊悚小说都是以上海为背景。裘小龙表示,购买了陈探长系列前三部小说的中国出版商更改了一些关键人物的身份,并重写了那些被认为不讨共产党喜欢的情节线索。他说,最过分的是,出版商坚持删除有关上海的所有内容,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名为H城的虚构中国都市,因为他们认为,尽管故事出于虚构,将上海与暴力犯罪联系到一起还是可能损害上海的形象。

裘小龙用英文写作,但却生长在中国。裘小龙表示,经过激烈的讨论之后,他勉强同意了其中的一些改动,然而,在他对他以为是最终译本的稿子表示认可之后,出版商又做了其他的一些改动。裘小龙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表示,"其中一些改动非常荒谬,使故事变得支离破碎。" 裘小龙表示,受了三次气之后,他已经拒绝在中国出版第四部小说《双城案》(A Case of Two Citie)。

其他一些作者也进行了抵抗。2003年,希拉里·罗德姆·克林顿(Hillary Rodham Clinton)发现自己的回忆录《亲历历史》(Living History)在没有获得允许的情况下遭到了大量删节,于是要求从中国货架上撤下该书。最近,在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拒绝接受《动荡年代》(Age of Turbulence)中文版对原版所做的重大修改后,该书也被叫停。

英国《金融时报》(The Financial Times)专栏作家金奇(James Kynge)著有《中国震撼世界: 饥饿之国的崛起》(China Shakes the World: A Titan's Rise and Troubled Future — and the Challenge for America)一书。去年,金奇放弃了一个可望带来巨大回报的交易,因为一家出版商要求删除书中的一整个章节。"作为一名奉行准确原则的记者,"他说,"我觉得,仅仅为了进入中国市场而放弃这个原则是一种非常虚伪的行为。"

但是,这种立场似乎越来越少见。很多作家都表示,他们经常都面临左右为难的困境,又想保护自己的作品,又得在预付款越来越低的时代维持生计。对于其他一些人而言,这个问题仅仅与在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培育读者群有关,他们绝对不能草率拒绝这个崛起中的超级大国。

"作为一名学者,我并不指望自己的作品大量印行,如果能在我的三个家庭成员之外拥有其他读者,我总是非常高兴,"纽约大学(New York University)现代中国史教授丽贝卡·卡尔(Rebecca Karl)说。最近,一家中国出版社买下了她撰写的《毛泽东与20世纪的中国》(Mao Zedong and China in the Twentieth-Century World: A Concise History)一书。她说,出版商湖南人民出版社要求进行的大部分删节相对来说都无关痛痒,虽然她对每一处删节都表示了反对。她说,"这几乎都在我的预料之中。"

她没有料到的是,这本书将被暂停出版。此书原本想赶在即将到来的毛泽东120周年诞辰出版,然而,当卡尔6月来中国参加发布会时,发布会却被取消了。她说,"这本书可能永远也出版不了。"

过去八年中,企鹅图书中国(Penguin China)总经理周海伦(Jo Lusby)出版了250本外国图书。她表示,她经常需要居间斡旋,安抚愤怒的西方作者和负责删除所谓不可接受的段落的中方编辑。她说,大多数情况下,中方都拒绝让步。

一些出版业高管说,虽然整个过程仍然不透明且难以预料,但近年来,中国审查制度的大纲变化很小。与民族矛盾、台湾和被禁精神运动法轮功相关的话题都在禁止之列,提及文化大革命或当代中国领导人的图书也很可能会受到严格审查,即便只是一带而过。

20世纪90年代,中国出版商会从国外购买打擦边球的图书,希望能侥幸逃过审查,这样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根据当局要求,中国的560家出版社必须聘请驻社审查员,后者大多是忠实的共产党员。此外还有新闻出版总署,该机构那些身份不明的官员有权下令删除图书章节,甚至彻底封杀某本书。(该管理机构没有回应置评请求。)

但事实证明,出手最重的往往是中国各家出版社的编辑自己。"自我审查成了最有效的武器,"北京某著名出版社每年出版300多本外国图书,该社总编辑以匿名为条件表示。"如果你漏掉的内容引起了高层注意,你的职业生涯就完了。"

对于西方作者而言,整个过程往往既浪费时间又让人迷惑。傅高义的中国出版商三联书店是中国最受尊敬的出版社之一,他说,最终译本花了一年时间才敲定,该版本改编自香港出版的完整版。傅高义的朋友告诉他,有关部门认为这本书十分敏感,甚至请来了书中提及的那些早已过世的共产党显贵的子女,让他们对校样发表意见。

很多删节都是针对详细讲述高层领导人之间争吵的段落,或者是一些具体的形容词,比如用在毛泽东身上的"疑心重"和"报复心强"。书中的一些字句显示当时年过八旬的邓小平对普通中国人的渴求和抱怨不闻不问,这些内容也被删除。

傅高义说,"让人吃惊的是,居然有这么多内容实实在在地通过了审查。"

迈克尔·麦尔(Michael Meyer)通过2008年的著作《再会,老北京》(The Last Days of Old Beijing,直译应为:老北京的最后岁月)对北京历史风貌的毁灭表示了惋惜。去年,看过此书中文版的最后校样后,他也有类似反应。他说,"我一直在等另一只鞋子掉下来。"

最后,编辑做了几处意料之中的删节,包括一处提及天安门事件的内容和一个艺术家艾未未批评北京市领导人的段落。书的标题也被改得情意绵绵,充满怀旧意味。

最令麦尔震惊的改动针对的是一名纽约建筑师发给他的两条短信,这名建筑师当时在一个沿海大城市参加市政规划会。

第一条短信称,有个年轻女子挽着一个梳起脑际头发遮掩秃顶的中年男子,大声地吮着棒棒糖。第二条信息称,男的是该市市长,女的则是他的情妇。

这两段话都被删除。

杰安迪(Andrew Jacobs)是《纽约时报》驻京记者。

Patrick Zuo和Amy Qin对本文有研究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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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 福特在华新目标:重拾89年前被错过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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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特在华新目标:重拾89年前被错过的机会
Oct 21st 2013, 06:33, by KEITH BRADSHER

香港 - 通用汽车(General Motors)在中国的别克汽车(Buicks)销量,要远超其美国本土。一部分原因是通用汽车所打的历史牌,即别克车曾经是现代中国之父孙中山的座驾。

但是在将近90年前,福特汽车公司(Ford Motor Company)曾经有机会成为孙中山最中意的品牌——只可惜福特错过了这个机会。

孙中山是一位医生和革命者。1912年,他曾经短暂出任过中国的第一任总统。周日晚间,福特汽车在香港公布的信件往来显示,孙中山曾经在1924年给亨利·福特(Henry Ford)写过信。

这个时候,孙中山已经是中国南方的国民党最高领袖。他邀请福特来华投资,在中国建立一个比其美国产业更加庞大的工业帝国。此时,福特汽车仍然是美国汽车市场的领导者。

但是福特办公室的一位助理发过来一封简短的回绝信,称来函收到,"但是,我们想要告诉您,福特先生并没有近期造访中国的计划。"

年轻时代的孙中山曾经在香港度过数年的时光。他在这里就读医学院,并渐渐深入地投身于革命活动的组织工作中。当时的香港还是英国殖民地,清帝国的执法与情报机构鞭长莫及。1997年,英国将香港交还中国。

福特汽车将孙中山的信函从位于密歇根州迪尔伯恩(Dearborn, Mich.)的亨利·福特博物馆中取出,并选在周一之前公布这些信函的复制品。该公司计划竞标成为香港政府指认的出租车供应商。周一,该公司将提出竞标,以获得监管许可。

香港有近1.8万辆出租车,其中98%都由丰田公司(Toyota)提供,剩下的基本上都是由日产公司(Nissan)提供。福特公司正在争取获得政府对于福特全顺Connect (Ford Transit Connect)的批准。这是一种在西班牙瓦伦西亚生产的紧凑型商务车。

1949年国共内战结束,共产党获得胜利,国民党败退台湾。此后,双方立场一致的地方很少,但是他们都认为,孙中山在建立现代中国的进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虽然孙中山是一位国民党人,但是共产党仍然对他尊敬有加,认为他是共产党在思想上的先行者之一。

福特向中国大陆投下了巨大的赌注,并在迅速扩张产能。同时,福特在台湾的发展也非常良好。中国大陆和台湾官员有时会在香港密会,这个会面地点相对中立。通过在香港发布这些文件,福特或将回避一个有时相当棘手的争议:国共双方中,究竟谁才是孙中山的现代政治继承人。

通用汽车在中国大陆的事业蒸蒸日上,这主要归功于其别克品牌的表现。通用汽车经常在别克汽车的市场营销中提到孙中山。上个月,通用卖给中国经销商71002辆别克车,美国的同期数据仅为15623辆。

福特汽车在中国的发展,被通用汽车远远抛在后面。1997年,通用汽车就获得了政府许可,在上海开办了别克组装厂。借此,通用将绝大多数竞争对手甩在身后。当时,外商进入中国汽车市场受到非常严格的限制。但是通用汽车不断强调他们与孙中山之间的渊源,表示别克车在1920到1930年代的中国占有巨大的市场份额,而现在这个品牌只是重回中国而已。虽然中国的末代皇帝溥仪最喜欢的汽车也是别克,但是通用对于这一事实的宣传却少得多。

福特已经开始奋起直追。9月份,其在华销量同比上升61%,而通用同期仅增长14%。

至于孙中山的信函,则相当有预见性。孙中山在信中警告说,中国需要外界帮助,以扶持其孱弱的经济。否则中国将会遭遇外界干预,从而埋下另一场世界大战的种子。1931年,日本占据了中国东北的部分地区。1937年,中日全面战争爆发。

这场战争导致了东亚局势的持续紧张,美国也开始对日本实施贸易禁运。此后在1941年,日本轰炸了珍珠港。这直接导致美国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而太平洋成为了这场大战的重要战场之一。

现在,福特在日本的市场份额可以忽略不计,他们在日本也没有组装厂。一方面,日本现有的各大车厂本身就很有竞争力,另一方面日本对于汽车的管制相当宽泛,就连对于车头灯这样普通的零配件都有独特的标准。对于国际汽车厂商而言,因为这些非关税贸易壁垒,出口汽车到日本显得非常不经济。

翻译: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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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 律师称商人公民王功权被正式批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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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称商人公民王功权被正式批捕
Oct 21st 2013, 05:12, by 《纽约时报》北京分社

周一早间,据律师陈有西在其微博上透露,他代理的知名投资人王功权已被正式批准逮捕。"倾接北京市检察机关电话告知,王功权昨日已批准逮捕。家属尚未收到通知,检察院告今天会送达。"陈有西的微博这样写道。

陈有西在电话中向《纽约时报》确认了这一消息,直至发稿前,家属尚未收到书面通知。

王功权于9月13日被北京警方传唤,理由是涉嫌"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据闻警察曾收缴王功权的私人物品,包括电脑和他个人定制的一些"公民徽章"。

51岁的王功权20世纪90年代开始涉足房地产投资,后成立了自己的投资公司。近年来,他积极倡导社会和政治的改革,参与自由派的权利倡导活动,表现出中国富商中少有的率直敢言。

2005年,王功权开始参加公盟创始人许志永的公民权利倡导运动,并成为许志永的密友。许志永于今年8月被逮捕,罪名也是"扰乱公共场所秩序"。其后,王功权继续公开发表言论。一次采访中,他说,"很多人问过我,许志永之后,你害怕吗?我不知道。到目前为止,国安还没有找过我。但我自从决定和许志永一起工作的那天起,就做了最坏的打算。"

据陈有西在微博中透露,王功权在被拘期间向当局表示,"配合说清全部事实,不认为自己构成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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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 自由派学者夏业良丢掉教授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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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派学者夏业良丢掉教授职位
Oct 21st 2013, 02:27, by 储百亮

香港——直言议论时政的中国经济学家夏业良周六表示,在某委员会投票决定解聘他后,他即将失去北京大学的教授职位。北京大学是国际知名的中国最著名学府之一。关于他的未来已经经过了几个月的争论,他的支持者说,这个决定反映了共产党钳制校园中自由政治观点的意图。

夏业良说,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周五通知他,学校的一个评估委员会于上周投票决定,不与他续签将于1月末到期的合约。美联社(Associated Press)此前曾对该决定做过报道。

"对于我来说,这个决定非常不合理,但我也没什么办法,"夏业良在电话采访中说。他周五说,"一名学校领导告诉我,如果我继续对国际媒体说这是个政治事件,而不是学术事件,我的处境还会更糟。"他不愿提供这位院系领导人的姓名。

53岁的夏业良必须找到新的工作,而事实上,其他任何一所中国大学都不会有聘用他的勇气。

这个决定可能会使北京大学与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大学和学术机构的广泛联系复杂化。记者周六多次致电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和外事办公室,但却无人应答。在中国,周六不是工作日。

中国有很多像夏业良这样的学院经济学家,他们支持自由市场,并认为自由市场与宽松的民主制度联系在一起。但夏业良的举动超过了一般同侪,他曾公开表示支持民主、反对共产党的管制。他认为这就是北京大学决定解雇他的原因,不过他说,在讨论解聘他的问题时,学校领导人并没有把这一点明白地说出来。

去年,夏业良在网上号召中国知识分子聚集到公共场所,以便讨论并推动政治改革。在此之前,他曾嘲笑一名宣传部长只有技校文凭。

2008年,他在一份要求进行全面政治改革——相当于结束一党制——的请愿书上签了名。请愿书名为《零八宪章》(Charter 08),活动主要组织者之一刘晓波在发起请愿后不久即被逮捕,并因颠覆罪被判刑11年。刘晓波于2010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位于北京西北角的北京大学一直是中国比较自由的一所大学,但也像中国所有的大学一样受到党的控制。学校的高层管理人员由党的组织部门任命,学校各层级都有党委和党支部。

北京大学有很多国际合作伙伴。很多美国学校与北大有合作关系,比如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康奈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和耶鲁大学(Yale University)。斯坦福大学去年在北京大学成立了一个研究中心。

夏业良教授工作受到威胁一事早已在国外激起反对声浪。上个月,威尔斯利学院(Wellesley College)的130多名教师签署了一封公开信,敦促自身所在学校重新考虑与北大的合作关系,如果夏业良遭到解雇的话。夏业良教授表示,这些大学需要自己决定该做什么。

"以我个人的观点,我不愿看到这个事件导致美国大学停止与中国大学的交流或合作,"他说。"这对中国的学生和学者没有帮助。"

夏业良教授表示,他会在合同到期前继续完成两门课程的教学工作,但他不确定之后能找到什么工作。

"在中国,没有工作单位,生活会成大问题,"他说。"我告诉我的妻子不要苦恼。总会有转机的。"

储百亮(Chris Buckley)是《纽约时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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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 化工企业正在制造另一个铅毒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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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企业正在制造另一个铅毒悲剧
Oct 21st 2013, 01:09, by 纪思道

"铅是您健康的保护神。"

这是几十年前,前国家铅业公司(National Lead Company)推销含铅家用涂料时用过的广告词。然而,如今我们知道,铅毒害了数百万儿童,对他们的大脑造成永久性损伤。成千上万的儿童因此失去生命,更有无数的儿童智力受损。

来自密尔沃基市的男孩山姆(Sam)出生于1990年,根据他的医疗记录,他曾是个"茁壮成长的婴儿"。但此后,当他还在蹒跚学步时,便开始时常嚼起含铅涂料或是吸允沾有铅尘的手指,他血液中的铅含量随之飙升。

山姆的父母搬了家,但毫无用处。3岁时,山姆便因铅中毒住了五天的院。上幼儿园时,老师发现他有言语障碍。他读书非常吃力,医生最后得出结论,称他的患有"永久性、不可逆转的"脑功能损伤。

山姆的故事出现在了今年出版的《铅之战》(Lead Wars)一书中。该书由杰拉尔德·马科维茨(Gerald Markowitz)与大卫·罗斯纳(David Rosner) 合著。书中记载了制铅企业在20世纪的极度不负责任行为。最后,经过业界抗议,新规终于出台,禁止使用含铅汽油。此后几十年,美国儿童血铅水平降低了90%,据学者们的估算,全国儿童平均智商因此上升至少两个点,甚至超过四个点。

那么,从这几十年时间内铅中毒给人类带来的灾难中,我们可以吸取哪些教训呢?在我看来,现今的化工行业就是铅行业的翻版。埃克森美孚(Exxon Mobil)、杜邦(DuPont)、巴斯夫(BASF)和陶氏化学(Dow Chemical)等化工企业多年来一直在大量生产内分泌干扰素,这些干扰素可模仿人体内荷尔蒙功能。从塑料制品到杀虫剂,从玩具到化妆品,内分泌干扰物无处不在。人们对此类物质安全性的担忧与日俱增。

美国内分泌学会(The Endocrine Society)、美国儿科内分泌学会(Pediatric Endocrine Society)、欧洲儿科内分泌学会(European Society of Pediatric Endocrinology)、美国总统癌症研究小组(President's Cancer Panel)都曾就内分泌干扰素中的内分泌干扰物(也称环境内分泌干扰物,简称EDCs)发出过警告。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与联合国(United Nations)今年得出结论称:"胎儿发育与青春期期间接触EDCs可增加人体染患生殖系统疾病、内分泌相关癌症、包括多动症在内的行为与学习障碍、感染、哮喘的几率,可能还有肥胖及糖尿病。

对内分泌干扰物的警惕一度只是边缘性的科学担忧,如今这一担忧日益成为主流。虽然人们对个别化学品是否会造成危害仍不确定,争论犹存,但总体上,人们对内分泌干扰物的危害的担忧正与日俱增,尤其是对胎儿和儿童。对成人的担忧相对较轻。

科学家们也仍然在争论,旧毒理学模型是否适应于能够模仿荷尔蒙功能进而引起身体变化的化学药品,尤其是对胎儿和儿童而言。

我们新闻从业者们大多不擅长关于此类危害的报道。我们早年所做的关于铅与烟草危害的报道糟糕透顶。我们没有做好"看门狗"的工作,反像是条"哈巴狗"。

它们的共通点就是产业的贪婪、狡诈,在华盛顿和整个国家都拥有强大的游说势力。根据响应性政治中心(Center for Responsive Politics)的数据,去年,整个化工行业的游说花费高达550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3.35亿元),是十年前的两倍。

在去年的报道中,《芝加哥论坛报》(Chicago Tribune)记录了化工行业如何为了宣传家具中阻燃剂的使用演了了一场假把戏。事实上,阻燃剂不仅不能减少火灾隐患,反而含有可能对我们的子女健康有害的内分泌干扰物。

这个夏天,18名科学家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公开信,对欧盟有关内分泌干扰物的管制大加指责。这凸显了科学界对其危害性尚不确定,直到《环境健康新闻》(Environmental Health News)披露出这18人中17人存在利益关系,比如从化工行业收受过金钱。以此同时,其他140多名科学家随后也发出公开信,声讨这18名科学家,并警告称内分泌干扰物的确可带来危害。

《内分泌学》(Endocrinology)杂志编辑安德烈·C·戈尔(Andrea C. Gore)此前发表的一篇评论称,企业利益正在内分泌干扰物的问题上滥用科学,手法和当年在铅的问题上一样:"制造不确定性"。

她还称,"内分泌干扰化学物质对人体健康构成威胁的证据不可否认。"

如果连科学家都争论不休,我们其余的人自然很难知道该怎么做。但是我突然想到一点,那就是,许多内分泌学、毒理学或小儿科专家没有坐等管制规则做出改变。他们不用塑料容器热饭、减少使用塑料水瓶,并尽量给自己的孩子吃有机食品,从而减少农药的摄入量。

最后,我想问那些大型化工企业一个问题:你们真的打算重走烟草和铅行业走过的老路,处处与监管机构作对,再次拿我们子孙后代的将来冒险?

翻译:裴兴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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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 铁轨上的丝绸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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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轨上的丝绸之路
Oct 21st 2013, 01:24, by KEITH BRADSHER

26岁的火车司机阿扎马特·库利耶诺夫(Azamat Kulyenov)将黑色的操纵杆向前推,1800吨重、近半英里长的特快货运列车朝西面起动,开始穿越哈萨克斯坦东部广袤荒凉的草原,距离中国边境越来越远。

哈萨克斯坦边境小镇多斯特克的调度员给予这列货车最高通行权限,优先于包括客列在内的其他所有列车。车上有受过特别训练的警卫。在后来的旅程中,当列车横穿杳无人烟的欧亚大草原时,端着AK-47突击步枪的警卫登上火车头,留意可能试图开到近旁抢劫列车的强盗。有时候,警卫甚至还会坐到钢质集装箱的顶上。

这列火车基本沿着传说中的丝绸之路行驶。这条连接中国和欧洲的古道曾用于运输香料、珠宝,当然还有丝绸,直到6个世纪前遭到弃用。如今这条陆上运输线因一种新的贵重货物而得到复苏,那就是每年在中国生产的数以百万计的笔记本电脑及配件,收货方是伦敦、巴黎、柏林和罗马等欧洲城市的客户。

硅谷电子企业惠普(Hewlett-Packard)率先重启这条自罗马帝国时期就闻名西方的线路。过去两年,惠普越来越频繁地借助以50英里(约合90公里)时速穿越中亚的特快列车,将笔记本电脑及配件运送到欧洲的商店。最初,这不过是夏季月份的一种尝试,现在,惠普会在这条7000英里长的线路上每周至少发车一次,如果需求旺盛,还会增加到三次。惠普计划今年冬季也通过铁路运输,该公司采取了周全的措施,以保护货物免受有时降至零下40度的低温的损伤。

尽管这条线路仍仅占从中国到欧洲的总货运量的一小部分,但其他一些公司也开始追随惠普的脚步。中国当局最近宣布,今年将有6趟长货运列车从华中制造业中心郑州开往德国的汉堡,首列于周三出发,其路线与惠普的列车大体相同,途经中国西部、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白俄罗斯和波兰。当局还表示,明年这条路线将安排50趟货运列车,运输价值10亿美元(约合62亿元人民币)的商品。本月的第一趟列车运载价值150万美元的轮胎、鞋类和服装,而回程列车上将运载德国的电子产品、工程机械、整车、汽车部件和医疗器材。

DHL公司6月20日宣布,已开通从中国西部的成都经哈萨克斯坦抵达波兰的每周特快货运列车服务。一些货运业高管披露,惠普的一些电子业竞争对手正处于开始采用这条线路从中国出口的不同阶段。

丝绸之路从来就不是单一线路,而是骑着骆驼和马的商队所用的一个道路网。它始于公元前120年左右,那时中国的首都是中西部的长安(这里最为出名的是兵马俑)。这些商队从穿越中国西部的荒漠地区启程,然后翻越西部边境(另一边是今天的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的山脉,走过人烟稀少的中亚大草原,抵达里海或更远的地区。

在欧洲的黑暗时代和中世纪早期,这些运输线持续繁荣。不过,随着13世纪和14世纪航海的发展,以及中国的政治中心东移至北京,其经济活动也转移到了沿海地区。

今天,经济版图又一次处于变动之中。过去10年,中国东部城市的劳动力成本激增,制造商正试图通过将生产转移到内陆地区来降低成本。采用卡车把产品从内陆的新工厂运输到沿海的港口既昂贵又缓慢。高油价让航空货运贵得离谱,还驱使全世界的集装箱班轮公司大幅降低船速。

慢速能降低油耗,但造成的延迟惹恼了惠普这样的高价值电子商品的货主。这种延迟推高了它们的成本,并让它们更难以应对遥远市场的消费者需求变化。

采用卡车把商品从内陆的工厂运输到深圳或上海的港口,然后装船启运,绕过印度、穿过苏伊士运河,这得花上5周时间。"丝绸之路"列车能把从中国西部到西欧零售配送中心的运输时间缩短到3周。海运目前仍比铁路运输大约便宜25%,不过海运所需的额外时间所带来的成本相当可观。

华硕(Asustek)董事长施崇棠(Jonney Shih)表示,从海运转为铁路运输,"库存成本和交货期将有极大改善。"华硕是全球第三大平板电脑制造商,仅次于苹果和三星。施崇棠的公司也开始试水丝绸之路。

竞相采用铁路运输

在西方,重庆最出名的是二战期间被国民党政府用作"陪都",如今它是一座雾都,市中心坐落在扬子江河湾包围的峭壁之上。重庆的市区人口接近1300万,另有1500万人生活在附近的农村地区,也在重庆市的行政管辖区内。

上世纪70年代末,邓小平带领中国走上开放的道路,开始吸引外国投资。在接下来的四分之一个世纪里,重庆是人口流出地,人们纷纷到沿海地区寻找薪水更高的就业机会。但在最近几年,重庆崛起为中国西部的工业中心,吸引了化工巨擘巴斯夫(BASF)和福特汽车(Ford Motor Company)这样的跨国企业。四年前,惠普开始将生产从上海转移到西部。如今,惠普的代工厂在重庆雇佣了8万名工人,年产2000万台笔记本电脑和1500万台打印机。

大型台湾电子产品代工制造商富士康(Foxconn)在附近的成都市雇佣了两倍于上述人数的工人,主要制造苹果的iPad。该公司也在把深圳的生产活动陆续转移到这里。

惠普的高级副总裁托尼·普罗菲特(Tony Prophet)表示,在重庆开始生产后,该公司几乎马上就开始考虑西行的铁路线。他还称,惠普的策略是转移产品,而不是转移人:与其鼓励内陆省份的人到沿海地区的工厂工作,不如在内陆省份进行生产,然后从那里发运产品。

为了吸引惠普,重庆市在机场新建了一条长度足以让波音747货运飞机起降的跑道。从这里将货物空运到欧洲只需一周时间,包括办理海关手续在内。

但是,油价持续高企让空运成本高得可怕,相当于铁路运输的7倍。惠普还对空运产生的碳排放量感到担忧,因为它相当于铁路或海运的30倍。

用卡车将电脑运到沿海地区,再将它们装船运出,意味着有大笔资金被套在穿越南海和印度洋的库存上。一旦竞争对手发布突破性产品,这种延迟将使企业难以迅速调整欧洲的销售策略。于是,惠普开始寻找穿越哈萨克斯坦的西行陆路运输线。

哈萨克斯坦总统努尔苏丹·A·纳扎尔巴耶夫(Nursultan A. Nazarbayev)一直对这个想法加以鼓励。去年12月,他要求哈萨克斯坦升级铁路网,重拾该国在历史上曾经扮演的亚洲十字路口的角色。他说,"我们正在修建连接西欧和中国西部的运输走廊,重筑一条新丝绸之路。"

哈萨克斯坦境内已有8700英里的铁路线,现在正在快速修建东至中国边境、南到土库曼斯坦的新铁路。哈萨克斯坦国家铁路有限公司(Kazakh National Railways)负责物流工作的副总裁卡纳特·K·阿尔普斯巴耶夫(Kanat K. Alpysbayev)称,他们的目标之一是将中国和伊朗经土库曼斯坦连接起来,前提是伊朗的政治局势有所改善的话。哈萨克斯坦铁路部门也正在就修复并管理阿富汗的铁路网进行谈判。中国企业正在那里修建一座大型铜矿。

将更多的货物从中国经铁路运往欧洲的努力,得到了一项发展的有力帮助。但这件事如此不引入注目,以至于运输业以外最初几乎没有人注意到。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创建了一个2012年1月全面生效的海关联盟,取消了穿越三国边境时冗长的海关检查。此举为运输节省了好几天时间,还大大减少了货物失窃的情况。

哈萨克斯坦的铁路计划刺激了地区竞争的出现。6月21日,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V·普京(Vladimir V. Putin)宣布了一项430亿美元基础设施建设计划,该计划主要是为了升级与中国相连的铁路,特别是改善西伯利亚大铁路的状况。这一竞争最终给那些在中国制造产品的生产商带来好处,比如惠普公司。

惠普的电脑和零配件的旅程,始于重庆郑晓雪(音译)这样的工人手里。郑晓雪是个开朗的18岁女孩,从小在重庆郊区的祖父母家里长大;她的父母曾在深圳的一家塑料厂工作。毗邻香港的深圳现在的工资水平已达到每月500美元。

但是她的父母现在已经回家,抱怨深圳的饭菜和他们喜欢的川菜相比平淡无味,让人没胃口。所以郑晓雪没有出远门打工,而是找了一家为惠普生产笔记本电脑的台资厂打工,月工资为190美元,公司提供食宿。

郑晓雪一边吃着工厂食堂里免费提供的猪肉炖白菜一边说,"工作时我们说普通话,但是下班以后,我们主要说四川话,因为几乎所有人都是四川人。"

在库利耶诺夫将要驾驶的那列火车上,工人们将成品笔记本电脑装入43个特别设计的惠普深蓝色集装箱,再将电脑显示器装入另外7个同样的集装箱。这些集装箱每个长40英尺(约合12米)、宽8英尺,高9英尺6英寸。这50个集装箱用一串串的锁锁得严严实实,然后在重庆铁路集装箱中心站被装上火车。这列火车在6月14日出发。

这列满载惠普产品的专列要用5天时间穿过中国西部2000英里的路程,到达哈萨克斯坦的东部边境。

意外的延迟

这列火车准时到达了低矮宽阔的准噶尔山口。准噶尔山口是一个穿过分隔中国和哈萨克斯坦的雪山的谷地。那里的中国海关人员打开从重庆启运以来一直被密封的报关文件。50个集装箱中,有49个的文件与货物完全相符。

但是,有一个装着笔记本电脑的集装箱的数据对不上。文件显示,这个集装箱的重量是10.135吨,但是称重的仪器上显示它的重量为10.153吨,末尾两位数字恰好相互颠倒。

列车停在哈萨克斯坦边境,时间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地过去,惠普及其货运代理商匆忙修改文件,这并非易事,因为这个差错是在那天快下班时发现的。这列火车在隆隆驶过西安、戈壁沙漠一角以及塔克拉玛干沙漠广袤的不毛之地(气温可高达120华氏度)后,就这样一动不动地停着。足足26个小时。

惠普管理人员说,这种极端的延误十分少见,此前的纪录是在白俄罗斯和波兰边境耽误了10个小时。海运有时会因为恶劣天气等原因最多耽误3天时间。

惠普公司欧洲、中东和非洲物流负责人罗纳德·克莱基维格特(Ronald Kleijwegt)说,公司竭力确保产品运输,派代表前往偏远的中亚边境关口,说明公司的计划。

惠普帮助中国全面升级了处理海关文件的软件。克莱基维格特说,中国以前的系统只能让海关人员选择一个亚洲邻国作为铁路运输的最终目的地,因为没有人预想到,这些火车上的货物会是被发往近7000英里外的欧洲目的地的出口产品。

惠普还通过谈判争取到了特别的清关程序,让该公司的集装箱在沿途穿越边境时不受开箱检查,而只是接受X光扫描,以检查是否装有走私物品。这主要是为了缩短运输过程所需的时间,但也保障了安全。两年前,惠普公司曾做过一次发货试验,在一列普通的货运列车上用一个未密封的集装箱发运200台电脑。这批货物在通关时经过繁琐的海关检查,等火车到达德国时,其中很多电脑早就不翼而飞了。

'铁轨上的极大尊重'

数字错位的问题解决后,火车驶入了哈萨克斯坦。一台桥式起重机和两台像装了轮子的房屋一样的起重机将惠普的集装箱从中国的火车上吊起来,放到哈萨克境内停在多斯特克调度场里的平板车上。这些火车的轮距更宽。列车要经过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和白俄罗斯,这些国家的铁轨沿用苏联时代的宽轨标准。中国和欧洲的铁轨较窄,因此需要几个小时转移货物。

库利耶诺夫是个四级货运火车司机,梦想着有一天能成为一级客运火车司机。他认为自己能开这列火车很幸运。他在多斯特克调度场坐在一辆新的柴油机车的驾驶室里,等着一个穿有亮黄色安全背心的信使拿来车上货物的打印清单。拿到打印单之后,他按照传统,认真地在这辆机车紫色的绒面记录本里做着记录,然后在仪表盘的一台电脑上输入很多同样的重量数据,以帮助校准引擎,使其在最优状态下拉动货物。

当前方的信号灯由红转绿,库利耶诺夫缓缓启动这列庞然大物,平稳驶出调度场。"这辆机车是新的;不会有问题,"他说。

火车头是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的一座新工厂里制造的。拥有该厂的是一家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的合资企业,它取得了使用通用电气(General Electric)设计的授权。火车头的车身、发电机、冷却器和车轮在哈萨克斯坦制造,不过柴油引擎由通用电气在宾夕法尼亚州伊利的工厂出口。通用电气与这家合资企业正在策划,明年开始在阿斯塔纳建造一家柴油引擎厂。

随着火车继续前行,调度场的铁道减少到三条,随后并为两条,最后合为一条,朝着平坦的欧亚大草原延伸,一眼望不到头。库利耶诺夫和身旁的副驾驶、31岁的亚历山大·涅姆采夫(Alexander Nemtzev)四处张望,寻找着生活在铁路线旁的小型双峰驼群。它们没有出现。

几栋哈萨克斯坦的长矮房迎风挺立,外墙刷成白色、屋顶盖着瓦片,大驯犬在屋前徘徊。马背上的牧人戴着尖顶毛织帽,赶着牛羊马群。

对面方向的火车迅速转到边道上,给库利耶诺夫驾驶的这辆拥有最高通行权的车让路,速度之快让他惊叹。

已经当了八年火车司机的库利耶诺夫说,"这是我第一次开惠普专列,也是第一次在铁轨上受到如此的尊重。"

中国的雾霾被远远甩在了身后,高海拔的贫瘠大草原上清透的空气将其一扫而空。黎明和日落的时候,天边呈现近一小时的粉红、淡紫和深紫交织的光影。哈萨克斯坦看起来有点像北达科他州,两地都大量种植小麦。哈萨克斯坦领土略大于密西西比河以东的美国,但人口比佛罗里达州还少。

这列火车在设计中没有考虑司机的舒适。没有卧铺,就连厕所也没有。正如旧时美国西部的驿马快信靠一连串骑手接力递信一样,惠普专列靠的是每隔三、四个小时靠站,换一名驾驶员、一名副驾驶和一群警卫。就连机车本身也会在三、四个站后换成新的。每次停靠,身穿黑色制服或迷彩军服的铁路警察会沿着列车快速巡视一番,检查车上是否被人动过手脚。每趟为期三周的旅程期间,登车的驾驶员和警卫超过100名。

对库利耶诺夫和涅姆采夫而言,丝绸之路是个抽象的概念,是上学时念过的历史细节,几乎完全记不得了。涅姆采夫在哈萨克斯坦的最东部长大,记得自己小时候拿塑料小火车当玩具,渴望长大了能开真正的火车。"我从来就没想过干别的,"他这样说道。火车前灯穿透广袤的空地,我们一度走了近一个小时,却没照到铁轨附近有任何房屋、车辆或人烟。

日落后一小时,库利耶诺夫和涅姆采夫被另两名司机接替。52岁的弗拉基米尔·科洛佐尔金(Vladimir Kolozorkin)成为主驾驶。他留着平头,发色灰白,拥有远距离分辨铁路信号灯复杂组合的神奇本领。看到访客,他不客气地警告,相关规则严禁以任何形式干扰驾驶员。

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他缓和下来,说他记得在童年时的哈萨克斯坦东部,骆驼商队——丝绸之路两千年来的象征——仍在山里的村子巡回经商。

"那时,骆驼被用于前往开车到不了的那些地方,"他回忆道。"在过去,人们用骆驼来组成商队。但现在,养骆驼只是为了毛、肉和奶。"

21天,从中国到荷兰

当火车抵达白俄罗斯和波兰的边境时,集装箱必须再次转移到轮距较窄的平板车上。41节平板车立即向着欧洲内陆进发,剩下的9节不得不等待另一辆机车,因为50节车厢超过了欧盟规定的货运火车最大长度。第一列火车在7月3日,即集装箱离开重庆19天之后,抵达了德国的杜伊斯堡。随后,卡车把集装箱连夜拉到最终目的地:荷兰奥斯塔姆的惠普欧洲配送中心。

包括随后离开波兰的那9个集装箱,全部50个集装箱最终抵达奥斯塔姆的时间是21天,即3周。海运公司高管在被问及中亚新铁路线可能带来的挑战时表示,铁路运输抢走的业务将不足以影响他们的盈利。

哈萨克斯坦预测,到2020年,铁路货运将增长至750万个40英尺集装箱,而去年从中国西部运输到欧洲的仅有2500个集装箱。这一巨大增长可能会给哈萨克斯坦的铁路网带来极大压力;阿尔普斯巴耶夫称,已制订了铺设更多铁轨的计划,以应对流量。但即便达到750万个集装箱的水平,经过哈萨克斯坦的铁路货运量将仍只有欧亚之间海运的十分之一。

惠普副总裁普罗菲特说,尽管偶尔会有延误——例如在哈萨克斯坦边境的26个小时——该公司仍计划把更多的海运和空运(尤其是后者)改为铁路运输。他指出,到欧洲的铁路运输可能只需18到19天,但考虑到可能出现延误,惠普在规划中允许火车至少花22天到达。

且不提准备尝试这条路线的行业清单越来越长,郑州和DHL开通经过哈萨克斯坦的铁路班车服务表明,尽管偶然会有海关延误,许多公司现在同意惠普的观点,即丝绸之路已再度成为一条可行的运输线路。

"它们都非常感兴趣,"惠普的克莱基维格特说,"但希望看到其他人来证明这一点。"

本文最初发表于2013年7月21日。
翻译:黄铮、张亮亮、林蒙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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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 拉美“掘尸潮”,挖掘历史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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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美"掘尸潮",挖掘历史真相
Oct 21st 2013, 01:28, by SIMON ROMERO

里约热内卢——1973年智利发生军事政变过后,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诗人和外交家巴勃罗·聂鲁达(Pablo Neruda)去世了。虽然长期以来,人们都认为他的死因是前列腺癌,但最近,一名法官下令,从一座俯瞰太平洋的坟墓中挖出他的遗骸,以调查他被人毒杀的说法。

智利政变的同一年,多米尼加共和国的士兵处决了游击队领导人和前总统弗兰西斯科·卡玛尼奥(Francisco Caamaño)。就在他被杀的四十年后,法医专家最近挖出据称属于他的遗骸,希望加以识别,并将其葬在多米尼加共和国的英雄圣殿里。

在巴西,亡灵也不得安息。官员们正在调查两位前任文职总统若昂·古拉特(João Goulart)和儒塞利诺·库比契克(Juscelino Kubitschek)在1976年被暗杀的说法。调查人员表示,由于缺乏证据,他们很快会挖出古拉特的遗体,以判断他是否在阿根廷流亡期间被间谍毒死。库比契克的司机的遗体也会被挖掘出来,以确定库比契克遭遇车毁人亡是否狙击手所为。

在拉丁美洲,掘尸热潮正在一个又一个国家出现,这不仅表现出一些政治人物在死后仍难以得到安息,而且也显示了该地区愿意重提历史上悬而未决的问题和争执,即使这需要真正动手去挖掘过去。

"历史上凡有存疑之处,逝去的英雄就会继续发出声音,"莱曼·约翰逊(Lyman Johnson)说,他是北卡罗莱纳大学(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的荣休教授,研究过拉丁美洲挖掘遗骸的传统。

观察家们对近来的一些掘尸行动感到无比惊诧。比如2010年,委内瑞拉总统乌戈·查韦斯(Hugo Chávez)在电视上播出了挖出南美独立战争英雄西蒙·玻利瓦尔(Simón Bolívar)遗骸的过程,希望证明他是被哥伦比亚寡头政治家用砷毒死的,但没有成功。历史学家仍然普遍认为,玻利瓦尔死于结核病。

其他一些掘尸行动吸引的关注相对较少,比如厄瓜多尔2007年决定把前总统何塞·埃洛伊·阿尔法罗(José Eloy Alfaro)的骨灰,从沿海的瓜亚基尔转移到他的出生地蒙特克里斯蒂的一座纪念堂。阿尔法罗在1912年被暴徒斩首、肢解并焚烧。

最近的一轮掘尸活动也揭示了这个地区早期的一些行为模式。该地区向来有挖掘名人尸体,对其进行侵入式检查的传统,一边挖一边还声称这是出于政治目的。

一些传统的掘尸活动活跃的国家,比如墨西哥,实际上已经多少平静一点了。在20世纪20年代,墨西哥领导者曾下令挖掘独立战争时期重要人物的遗骸,并将它们安置在纪念堂里。墨西哥20世纪40年代对阿兹台克统治者考乌特莫克(Cuauhtémoc)和西班牙征服者埃尔南·科尔特斯(Hernán Cortés)遗骸的狂热争议,也已经消散了。

现在,其他国家似乎重拾了这一传统,首当其冲的就是智利。1973年政变中被推翻的智利总统萨尔瓦多·阿连德(Salvador Allende),其遗骸在2011年被挖掘出来,因为调查人员希望确定他究竟是自杀的,还敌对势力在冲进总统府的时候杀死了他。他们得出的结论证实了官方说法,阿连德是用一把的AK-47冲锋枪自杀的。

在2004年,智利挖出了1964年至1970年间任总统的爱德华多·弗雷·蒙塔尔瓦(Eduardo Frei Montalva)的遗骸,取得惊人发现,激励了智利和其他国家开展更多掘尸行动。虽然医生原本说,弗雷·蒙塔尔瓦在1982年死于胃病治疗手术的并发症,但调查人员得出结论,他是被小剂量的芥子气和剧毒重金属铊毒杀的。

挖掘政治人物或文化名人遗骸的地方远不止拉丁美洲一个,举例来说,巴勒斯坦长期领袖亚西尔·阿拉法特(Yasir Arafat)的遗体在2012年被挖出来,以核实他是否中毒而亡;西班牙也采用遗骸挖掘的方式,希望发现和识别出诗人费德里科·加西亚·洛尔卡(Federico García Lorca),以及其他在西班牙内战中被杀的人。

然而无论是解开死亡之谜,还是宣扬英雄主义故事,在拉丁美洲,掘出死者遗骸,有时甚至是肢解他们的遗体,长期以来都是一种政治传统。学者们说,这种做法可能是一种早期基督教习俗的世俗化延续,在当时,涉及圣徒身体部位的交易非常活跃。

拉丁美洲最大的国家巴西也有其自身的先例,比如把遗骸运送过大西洋,以支持巴西作为一个独立国家崛起的叙述。在20世纪30年代,热图利奥·瓦尔加斯(Getúlio Vargas)的独裁政权也挖掘过"阴谋者"(Inconfidentes)的遗骸。"阴谋者"是18世纪的一个分裂主义运动的参与者,死于流放地非洲。他们的遗骸被从非洲的安葬处挖出,重新埋在巴西的米纳斯吉拉斯州。

1972年,军事统治者从葡萄牙挖出巴西独立后第一任皇帝佩德罗一世(Pedro I)的遗骸,将其转移到圣保罗纪念堂(奇怪的是,转移的遗体不包括佩德罗一世的心脏,根据他的遗嘱要求,这颗心仍然留在在葡萄牙波尔图的一座教堂里)。

今年,佩德罗一世的遗骸被再次从皇家陵墓中取出,作为科学研究的对象,以显示生化分析和DNA测试的进步。巴西的其他掘尸活动是借助了这一方式来解开近期的奥秘,比如古拉特的例子。1964年,古拉特总统在一次由美国支持的政变中被推翻。

古拉特的家人称,根据乌拉圭一位前情报人员的证词,他不像1976年报道中说的那样,58岁时在流亡中死于阿根廷,死因是心肌梗死,实际上他是被秃鹰行动(Operation Condor)的特工毒杀的。秃鹰行动是南美军事独裁政权在20世纪70、80年代开展的一个联合行动,旨在绑架和杀害持不同政见者。

"所有事情都让我们相信他是被杀的,现在唯一需要的就是证据。"该总统之子、56岁的商人若昂·比森特·古拉特(João Vicente Goulart)说。

一个考察巴西长期独裁统治恶行的真相委员会正准备挖掘古拉特的遗骸;即使不相信他被毒杀的人也支持这一做法。

"就算仅仅是为了击破阴谋论,让他得到安息,都必须检查他的遗体,"巴西南部城市圣博尔哈的一名作家伊博尔·阿泰德·特谢拉(Iberê Athayde Teixeira)说。古拉特就被埋葬在圣博尔哈。

跟智利最近的一些行动相呼应,巴西新进行的一些掘尸工作,虽然植根于存在争议的政治史,但也带有一个不同于几十年前这类行动的特征。

"这个民主政权长期以来都没有直面过去,最后它终于这么做了,"肯尼思·麦克斯韦(Kenneth Maxwell)说。他是英国历史学家,也是《圣保罗页报》(Folha de São Paulo)的专栏作家。"这样做不是为了创造神话,而是试图发现有时很不光彩的过去。"

Pascale Bonnefoy自智利圣地亚哥、Lis Horta Moriconi自里约热内卢对本文有报道贡献。
翻译:土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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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 抵制俄罗斯伏特加,拉脱维亚中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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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制俄罗斯伏特加,拉脱维亚中枪
Oct 21st 2013, 01:27, by ANDREW HIGGINS

拉脱维亚里加——一些美国名人对俄罗斯反同性恋浪潮的日益高涨而愤怒,在他们看来这种反对情绪得到国家的支持,于是他们在今年夏天呼吁抵制斯托里克纳亚(Stolichnaya)伏特加酒(又译苏红伏特加)。最急于加入到他们反对莫斯科阵营之中的,非卡斯帕尔斯·萨利蒂斯(Kaspars Zalitis)莫属,他是拉脱维亚一个同性恋权益倡导者,拉脱维亚是长期以来饱受俄罗斯对少数民族压迫之苦的波罗的海国家。

不过后来出了一个尴尬的意外:萨利蒂斯发现,斯托里克纳亚伏特加酒的产地不是俄罗斯,而是他的家乡拉脱维亚的首都里加,拉脱维亚在二十多年前从俄罗斯的控制中独立出来。他说,"我一直以为这种酒的产地是俄罗斯。"

长期以来,抵制产品一直是一种打击面大且存有争议的抗议手段。然而,美国人用抵制伏特加,来向饮酒很有限度的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V·普京(Vladimir V. Putin)施压,希望其放弃禁止"同性恋宣传"的新法律的努力,尤其为那些好意被扭曲的抱怨提供了沃土。

"他们认为斯托里克纳亚伏特加是一个轻而易举的目标,"同性恋权益活动人士斯图尔特·米尔卡(Stuart Milk)说,他是被谋杀的加州同性恋权益先驱哈维·米尔卡(Harvey Milk)的侄子。

米尔卡说,这场抵制伏特加的运动得到像作家丹·萨维奇(Dan Savage)和"酷儿国"(Queer Nation)等这些有影响力的同性恋美国人的推动,"意图是好的"。但他说,他从自己所在的组织"哈维米尔卡基金会"(Harvey Milk Foundation)以前在波罗的海国家的工作知道,斯托里克纳亚伏特加雇佣大量的拉脱维亚劳动力。他认为抵制这种伏特加酒是"被误导的",因为这只会伤及一家公司和一个与克里姆林宫不和的国家。

斯托里克纳亚伏特加酒本身也制造了这种误解,厂家几十年来都在酒的标签上宣传自己是俄罗斯伏特加,还在2006年的一次广告活动中自称是"伏特加酒故乡的所有伏特加酒的鼻祖"。虽然后来在2010年标签改成仅有"优质伏特加"的字样,去掉了与俄罗斯的联系,但那时,该伏特加酒的俄罗斯身份已经为人们所熟知。

斯托里克纳亚伏特加的确切产国很难确定,就像很多国际品牌一样。这种酒曾经在俄罗斯生产,在里加装瓶,但最近几年来一直在拉脱维亚进行过滤和混合。虽然酿酒的水是拉脱维亚的泉水,但其主要原料,从谷物中蒸馏的原料酒精仍然来自俄罗斯。其酒瓶在波兰和爱沙尼亚制造,而瓶盖则在意大利制造。

每天为美国和其他不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市场生产的所有约10万瓶斯托里克纳亚伏特加,都出自里加的一家工厂,工厂由Latvijas Balzams经营,是一个有着百年历史的老牌企业,也是该国最大的纳税者和最大的雇主之一。

该企业的主要业主尤里·谢夫勒(Yury Shefler)在俄罗斯出生、长大。他被莫斯科指控在20世纪90年代的混乱时代窃走了俄罗斯国有的斯托里克纳亚这个名称。他在俄罗斯面临被捕的危险,十几年来一直没回去过。

控制这一品牌的公司是总部在卢森堡的SPI集团,该集团也归谢夫勒所有,他拒绝就关于抵制他拥有的最知名产品的问题接受采访。SPI已经发起了一场猛烈的公关活动,来表明自己不是俄罗斯公司,也不支持克里姆林宫反同性恋的做法,而且正如公司在7月份的一份声明中所说的那样,它是男同性恋、女同性恋、双性恋及变性者的"热心支持者和朋友"。

为此,该公司在拉脱维亚的分公司还一直纠缠着里加最大的同性恋酒吧,希望其开始上架斯托里克纳亚伏特加,里加只有两家同性恋酒吧。阿纳托利耶斯·斯堪咖里斯(Anatolijs Skangalis)是这家名为"金色"(Golden)的酒吧的经理,他说,他不提供这种伏特加,原因只不过是他更喜欢其他牌子的酒,比如俄罗斯丹达伏特加(Russian Standard)等。他说,这跟美国人主导的抵制没有关系,他嘲弄这场抵制活动,称之为"肮脏的品牌之战",与同性恋权益没有任何关系。

SPI集团总裁瓦尔·门捷列夫 (Val Mendeleev)出生于俄罗斯,他说,斯托里克纳亚伏特加不代表俄罗斯国家,就像谷歌(Google)不代表俄罗斯一样,谷歌公司的联合创始人谢尔盖·布林(Sergey Brin)出生于莫斯科。门捷列夫说,"人们说斯托里克纳亚的所有者是个富有的俄罗斯人,但是谢尔盖·布林是个更富有的俄罗斯人。"

他说,SPI集团"没有试图隐藏"其俄罗斯根源:斯托里克纳亚伏特加的配方、基本原料以及名字(首都的意思)都来自俄罗斯,但公司希望澄清,它根本不是克里姆林宫的盟友,而且"抵制斯托里克纳亚伏特加不会给俄罗斯带来损失"。

无论如何,里加斯托里克纳亚伏特加工厂称,其伏特加销售有60%是在美国,尚未受到抵制的影响,尽管有新闻报道称,从纽约到旧金山的几家酒吧已经开始将这种酒下架。销售巨减的后果渗透到生产端可能需要几周时间。

萨利蒂斯是希望尽快结束抵制的人之一。他说,"如果抵制起了作用,拉脱维亚人就会失去工作。他们会指责谁呢?普京?不,他们将会吧怒气发到同性恋者身上。"他在8月发表了一封公开信,以拉脱维亚唯一的同性恋权益游说组织Mozaika的名义,抗议这个抵制活动。

但是,当萨利蒂斯发表公开信,暗示抵制这种伏特加酒的美国人应该重新考虑他们的"抵制斯托里"(Dump Stoli)运动时,"酷儿国"给出一个尖刻的回应。该组织回应称,抵制活动的目标是所有俄罗斯伏特加,"因为斯托里克纳亚是一家俄罗斯公司生产的一种俄罗斯伏特加,所以它也是一个合理的抵制对象。"

在萨利蒂斯指出斯托里克纳亚伏特加实际上产自拉脱维亚后,"酷儿国"唐突地回应说,这个品牌"不是拉脱维亚的",因为酿造酒的谷物来自俄罗斯,而且谢夫勒的饮品集团公司SPI"在俄罗斯有公司和业务"。

SPI总裁门捷列夫承认该公司在莫斯科有办公室,但称那里只有约10名雇员。该公司也在坦波夫的俄罗斯地区种植有谷物和一家酿酒厂,酿制原料酒精并运送到位于里加的伏特加工厂。门捷列夫说,公司在俄罗斯共约有600名员工,在拉脱维亚雇有900人左右。

当拉脱维亚在2005年举行首次同性恋大游行时,抗议者曾向参加游行的人扔石头,政客还将游行称为国家的一个耻辱。里加英国国教牧师尤里斯·卡里特斯(Juris Calitis)说,"仇恨太可怕了。"他原是一位路德教牧师,因在教区为同性恋教民举办祈祷活动,而被路德教堂开除了。

但据卡里特斯和这里的同性恋倡导所言,这里的氛围从那以后缓和了很多。卡里特斯说他对单独指名抵制斯托里克纳亚伏特加酒会帮助、还是会损害同性恋权益无从所知,但他"支持抵制伏特加酒",不论酒的生产国家。

他多年来一直在帮助孤儿和饥民,他看到许多酒精带来的毁坏。他说,"如果拉脱维亚开始抵制伏特加,那将会是个美好的日子。"

本文最初发表于2013年9月8日。
翻译:张亮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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