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9月18日星期三

纽约时报: 中国石油国企在非洲遭遇政府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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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油国企在非洲遭遇政府挑战
Sep 18th 2013, 11:52, by ADAM NOSSITER

尼日尔尼亚美——在尼日尔,政府官员一步一步与一家中国石油巨头抗争,历尽艰辛地废除了一项合同的部分条款。他们称那是一份毁灭性的合同。而在邻国乍得,政府官员甚至更强硬,关闭了中国企业,指责其严重无视环境问题。在加蓬,官员们从中国企业手里夺回油田,将其转交给本国的国有企业。

中国一如既往地希望获得非洲的石油。但一些资金缺乏的非洲国家并没有接受旧的条款——这些条款被很多非洲官员视为无条件投降——而是在进行抵制,展现出一种此前无法想象的自信,这表明中国作为非洲大陆的投资巨擘,享有无限影响力的日子可能正在渐行渐远。

多年来,中国在非洲大陆上找到许多热切的合作伙伴。这里各种各样的政府都欢迎中国雄厚的资金和不插手当地政治的做法,把中国当做西方之外的一个选择。

如今,中国大型国有石油公司正面临着非洲政府的挑战。几十年来,非洲政府已经吸取了外来者不顾一切攫取资源的惨痛教训,正在重新审视自己或往届政府签署的协议。在一些认为中国企业在敲竹杠、污染环境或抢占宝贵油田的地方,非洲官员已经开始抵抗,但他们通常都要冒着惹怒中国这个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的风险。

"这些是我们的一切,"尼日尔石油部长富迈库耶·加多(Foumakoye Gado)说,"如果失去了自然资源,我们就永远无法摆脱了。"

加多的办公室位于7楼,因为没有能运行的电梯,只能走昏暗的楼梯井上办公室。与此同时,他的同胞正生活在用泥砖建成的房子里,屋里没有电,洗衣服要去河里。尼日尔的石油生产始于近两年前,但尚未给人们的生活水平带来任何改变。

"我们必须进行斗争,让这些资源的全部价值得以体现,"加多说,"如果它们的估值是合理的,我们就能寄希望于为人民带来一些福利。"

在700英里(约合1130公里)之外的石油生产区,中国炼油厂的工人和工程师正闹哄哄地聚集在一个破落的机场,准备乘飞机开始他们每季度一次的假日出游。若不是他们,这个机场也没人用。加多说,让员工乘飞机出游是中国企业的众多投入之一,这些是在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排名中垫底的尼日尔所承担不起的。

加多表示,尼日尔前不久雇佣的一个私立审计机构发现,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存在夸大成本和收取不公平费用的做法,这为尼日尔在北京进行下一轮紧张谈判提供了砝码。通过这些艰苦的条款修订,他们已经从中国人那里挤出了数千万美元。

在与尼日尔隔边界线相望的乍得,官员对待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的态度更加强硬。这表明,在生产了10年石油后,官员们越来越自信了。石油生产让乍得有了新的公路和公共建筑,军队得到了改革,政府对权力的控制也得到了加强,但乍得在贫穷状况排名中位置靠后这一点却几乎没什么变化。

8月中旬,乍得发现中国的石油公司将多余的原油倾倒进乍得首都恩贾梅纳南部的沟渠里,并让乍得工人在没有任何保护措施的情况下清除原油,乍得石油部长随即停止了公司的运营。

"赤裸裸地公开倾倒,"协助领导恩贾梅纳一个石油监督组织的经济学家安托万·杜德吉丁高(Antoine Doudjidingao)说,"这是一起很严肃的案例,系首次出现。不能视而不见。这是负责任的反应。"

上月,乍得石油部长拒绝允许中国人恢复运营,甚至还驱逐了该公司在当地的总经理及其助理。政府称,除非中国人修建补救设施和处理设施,否则不会恢复。

"乍得政府通常不那么在乎石油泄漏。不管是不是真的发生了泄漏,这似乎是一个警告,表明哪怕是典型的非洲弱国,也可能有重要的砝码,此外,中国同非洲的关系也不像有的人说的那么不平衡,"牛津大学(Oxford University)政治学教授、研究非洲石油行业的专家里卡多·索尔斯·德奥利韦拉(Ricardo Soares de Oliveira)说。

在加蓬,政府收回了另一家中国国企中国石化的子公司开发一个重要油田的许可,转而授权给加蓬一家新成立的国有企业。此举让石油业大吃一惊。据称,官员上月威胁还会收回其他油田的许可,并指责中国人在环保方面出现过失,就像乍得出现的情况一样,而且管理不善。一些分析人士称,加蓬只是想从这些油田得到更多回报。

"对这种程度的抵制,中国人真的毫无准备,"索尔斯·德奥利韦拉说。

中国外交部则坚持称,中国扮演的角色完全是建设性的。外交部表示,在尼日尔,中国企业改善了当地经济,雇佣了当地居民,修建学校、挖掘水井,并开展了其他"公共福利活动"。外交部还表示曾敦促在乍得的中国企业保护环境,并且将会寻求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分歧。外交部说它支持在加蓬及其他国家开展建立在"平等友好、互利互惠的基础上"的合作。

世界上极少有哪个国家像尼日尔这样贫弱,该国政府有近一半的预算来自外国捐助。不过该国长期以来都有一个壮志未酬的石油梦,但却总是被大型石油企业忽视。2008年,尼日尔独裁统治者马马杜·坦贾(Mamadou Tandja)与中石油秘密地开始接洽,并签署了一项并未对外公布的协议,这份协议似乎让双方都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

但有一个问题无论当时还是现在都并不清楚,即尼日尔能否从这桩交易中获利。尼日尔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时常面临饥荒的威胁。

坦贾在尼日尔的一个地区得到了一座造价高昂的炼油厂,但他需要承诺进行开发才能取得。可是对于在这个能源消耗很低的国家,是否需要这样一个工程,专家们提出了尖锐的质疑。坦贾的政府还收到了3亿美元来路不明的"签约红包",这更是引来追问。

作为回报,中国得以在临近乍得边界的偏远油田无限制地开采石油。而合作的条款至今令石油部官员皱眉。除此之外,当地居民还抗议中国的投资带来的就业岗位少之又少,而且薪水微薄,工作条件恶劣。

在2010年,对坦贾攫取大量权力心怀不满的军官发动政变,把他推下台。尽管坦贾已经下台,但合同仍在履行,那座代价不菲但意义不大的炼油厂也仍然存在。这座炼油厂坐落在尼日利亚边界上,而尼日利亚充斥着补贴价的石油产品,会通过走私越境进入尼日尔。这座炼油厂的产能相当于尼日尔消耗量的三倍,联合国专家称,炼油厂的总造价也只有区区7.84亿美元。最初成本的40%必须由尼日尔支付,资金来源则是中国向尼日尔提供的贷款。

加多说,"在这场斗争中,我们在重新审订这些合同,并做出修正。"他在新成立的民主政府中担任石油部长,这个政府由坦贾的一个政敌领导。"未来,我们会更密切地关注,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

加多是一位语气和缓的化学家,在这场斗争中他曾多次前往北京,与中国人讨价还价。"我倒不会说双方兵刃相见,"他谨慎地说。"不过我们会有讨论,有时候一谈就是几个月。每次我们发现什么问题,就会作出调整。"

讨论已经产生了成果。尼日尔支付炼油厂部分成本所背负的贷款,最初是商业贷款利率,要10年还清。现在则改为了更容易应付的条款,期限25年,利息1%,而且延期7年偿还。

在这个地区,补贴价的尼日利亚石油产品极受欢迎。对尼日尔来说,不断与中国纠缠的意义在于,能够在这里廉价地销售石油产品。加多说,"我们必须首先收回投资,国家才能指望取得一些收益。"

这座炼油厂的石油产品一度堆积如山,因为过高的价格让买家望而却步。将原油从油田通过管道输往炼油厂的过程,中方希望收费,但尼日尔拒绝支付。对于供应炼油厂的原油,中方希望向炼油厂收取相当于出口的价格,但尼日尔同样并不情愿。炼油厂员工的薪酬由中方支付,且薪酬中福利丰厚,这一成本本来也应该由尼日尔承担,但尼日尔同样拒绝了。

"我们想给中国一个教训:我们在密切关注着他们,"石油部秘书长马哈曼·加亚(Mahaman Gaya)。加多上一次前往北京的差旅没能成行。

尼日尔的经验也正在应用到其他国家。非洲国家的政府尽管对中国修建道路和政府大楼满怀感激,但已经不再是被动的伙伴。

"我们还要继续无视中国企业的所作所为吗?"乍得经济学家杜德吉丁高问道。"我想这是非洲国家与中国关系产生转变的开端。这也是一个提升意识的机会,这样一来他们面对历史就不需要感到愧疚了。"

Grace Liu自北京对本文有研究贡献。
翻译:王童鹤、陈亦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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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 伊朗再度屏蔽Facebook和Twi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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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再度屏蔽Facebook和Twitter
Sep 18th 2013, 12:08, by THOMAS ERDBRINK

德黑兰——周二,就在不少伊朗人还不知道自己可以不受限制地登陆Facebook和Twitter网站的时候,这两个网站就又被屏蔽了,致使很多人怀疑,解除屏蔽之举是刻意所为,还是一些技术故障导致的结果。

自2009年伊朗充满争议的总统选举引发大规模反政府抗议活动以来,这些网站就一直被封锁。但周一,在差不多一整天的时间里,伊朗人可以不用依靠非法的VPN软件就能登陆这些网站,他们非常开心。

在伊朗,网络一直是一个战场,一方是那些争取获得更多个人自由的人,另一方是感觉自己必须使社会远离危险影响的强硬派,周一上演的可能就是这两派之间的一场公开争斗。

伊朗的新总统哈桑·鲁哈尼(Hassan Rouhani)曾多次承诺放宽网络限制。鲁哈尼拥有Twitter账号,由与他关系密切的人负责管理该账号。伊朗外交部长穆罕默德·贾瓦德·扎里夫(Mohammad Javad Zarif)拥有Facebook和Twitter账号,他在这些网站上积极参与讨论。

政界人士表示,Facebook和Twitter在周一被解禁,这个令人费解的行为是伊朗政治体系中某些派别——目前尚不清楚究竟是哪些人——采取的举措,以此试探网民的反应。

"周一的举动是一项试验,目的是看看如果Facebook和Twitter被解禁,人们会做些什么,"与新政府关系密切的消息人士说。"看起来,结果不太好,因为这些网站又被屏蔽了。"由于此事涉密,这名消息人士要求匿名。

与政府关系密切的政治分析家法沙德·古尔班普尔(Farshad Ghorbanpour)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在我看来,当局想看看如果这些网站被解禁,会发生什么事情,"他说。"在伊朗,这种情况并不少见。"

目前还不清楚,伊朗当局试图通过这样的试验发现什么问题。

保守派倾向于将技术故障当作网站解禁的原因。"真主保佑,这是一个失误吧,"著名的强硬派人士阿卜杜勒萨玛德·霍拉玛巴迪(Abdolsamad Khoramabadi)法官对半官方的梅赫尔通讯社(Mehr News Agency)说。"但如果这是有意为之,我们不会放过那些幕后人员。"

周日,霍拉玛巴迪法官警告称,Facebook破坏家庭,称美国五分之一的离婚事件是由该网站造成的。他对伊朗新闻网站Khabaronline说,"当一些官员谈论解禁网站时,他们似乎没有意识到这个网站的危险性。"

周二,半官方的法尔斯通讯社(Fars)发表了一篇指明社交媒体的危险性的长文,称Facebook正在模糊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的界线。

"很多女性都选择不戴头巾的照片作为头像,"法尔斯在社论文章中写道。"Facebook的目的是模糊我们的文化设在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之间的界线。Facebook上没有界线,这是非常危险的。"

还有另一个迹象表明,周一的解禁事件是一项试验。周一,曾为鲁哈尼助选的知名电视节目主持人礼萨·拉希德普尔(Reza Rashidpour)祝贺伊朗人得以登陆社交媒体网站,但他也提出了警告。他说,"我们希望,我们的人民会约束自己,我们的官员也能够耐心一些。"

但机遇之窗马上就关闭了。诗人拉瓦内(Rayaneh)称,她在周一试图上网向全世界发布一条消息。"123...123...你能听见我们的声音吗?我们正在测试在不使用VPN的情况下,能否在伊朗使用Facebook,"她说。"但到那个时候,网站又被屏蔽了。"

翻译:许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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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 苹果最新两款iPhone的三个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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苹果最新两款iPhone的三个启示
Sep 18th 2013, 12:06, by DAVID POGUE

对于苹果(Apple)最新推出的两款iPhone——5C和5S,我们可以得出三个启示。

启示一:苹果可能把人们对创新的胃口吊得太高了。

多年来,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总是会用一些我们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想要的产品,让我们一次又一次目瞪口呆。在他去世两年后的今天,我们依旧认为每一款新iPhone的亮相都是值得洒扫应对的大事,我们捧着爆米花,瞪大眼睛期待着。所以看到每年只是进行细微的硬件改良时,我们就会失望。

那么,上周在苹果展示了两款新iPhone后,股价自然是跌了。分析人士表达了不屑,认为没什么"天翻地覆"的东西。仇恨苹果的博客们开始尽情地嘲弄。

新推出的低价型号iPhone 5C有五种颜色。它基本上和去年的iPhone 5一模一样,只不过背面和侧边不是金属和玻璃,而是一整块塑料。

实际上说"塑料"不是很公平。5C的外壳使用聚碳酸酯材料,喷涂表面光滑如钢琴。更妙的是,背面边缘自2008年的首代iPhone后再度变为曲线。你可以通过手的触感来判断口袋里的手机哪一面是正面。

这是一台很棒的手机,价格也合理。它会像刚出锅的热蛋糕一样畅销;新款iPhone将在周五上架。但是用闪闪发亮的塑料把去年的手机包起来,谈不上是震撼人心的进步。

启示二:智能手机成熟了。

苹果的App Store发挥了重大作用。Siri语音指令特性解决了大家的一个迫切需求。高分辨率的视网膜显示屏(Retina)弥补了小屏幕的缺陷。

但现在每一台手机都有这些特性了,明显的缺失已经补上了。每年一次技术跃进的时代或许已经结束了。

全新的5S看上去和去年那款轻薄而精美的iPhone 5是一样的。现在它的拉丝纹铝制机身有三种颜色可供选择,深灰色(用黑色玻璃作强调)、银色(白色作强调),还有气派的有些意外的金色(白色作强调)。

苹果称5S的芯片比之前快一倍。从来没有人抱怨过iPhone的速度,但的确,现在真是很快。由于使用了64位芯片,苹果说3D游戏的图形将会格外流畅和精细。

此外还配备了第二块芯片,专用于跟踪手机的罗盘、陀螺仪和倾角传感器采集的数据。苹果说这块辅助处理器可以在使用锻炼类应用时起到节电作用,因为它可以全天监控你的数据;而能耗6倍于它的主芯片可以保持休眠状态。

然而这些都是不太能看得到的改变。

你会更多地注意到新的摄像头。它的传感器比之前大了15%,单个光感像素也更大。拿它和旧款iPhone拍摄的照片并列比较,一眼就能看出区别;在低照度下,新手机的效果要好太多。更清晰,更亮,色彩更佳。

5S还有两个LED闪光灯——一个是纯白色,一个琥珀色——会同时闪亮。当两者以适当的比例混合起来时,发出的光会和被摄物体匹配(无论是在日光、路灯还是荧光灯下)。苹果说这是第一次有手机或相机采用这种做法。

它的确管用。开闪光灯的照片比以前好了不知多少。再也不会把你的挚友亲朋拍成惨白一片或"阿凡达"(Avatar)似的蓝人了。

5S的摄像头还有连拍模式(每秒10帧)、拍摄视频时有3倍缩放,Instagram式的照片滤镜和令人叹为观止的慢动作视频。

苹果最着力推销的是5S的指纹传感器。这个传感器被精巧地内置到主键(Home)里。你按下主键唤醒手机,让手指在上面再停留个半秒钟,手机就解锁了,只有你能解开,而且不需要费劲输密码。(是的,密码就是个麻烦事;有一半的智能手机用户根本就懒得设置密码。)

最妙的是,它是真正能用的——我测试的每一次都能成功解锁。这跟老手机上那些笨拙的、令人怒火中烧的指纹读取装置可不是一回事。它是真的好用之极;果黑们可以一边凉快去了。

当你向苹果购买图书、音乐、应用和视频时,也可以用5S扫描指纹,不用输入密码(不过这里也不太稳定;苹果说周五会发布修复。)

你可以让你的iPhone 5S识别最多五个指纹——可以全是你的,也可以是你和你另一半的,随便谁都行。

苹果说你的指纹将只存储在你的手机上,经过加密,永远不会传送或保存到网上。而且使用指纹读取是其中一个选择,你反正还可以使用常规的密码。

所以,没错,第二课就是创新的步伐看起来放慢了,但不要因此而沮丧。把注意力投向那些好的东西:你手头的这部手机还可以用很久都不会觉得过时。

启示三:尽管在硬件上取得突破日益困难,但软件的突破才刚刚开始。

新款iPhone配合了全新设计的iOS 7操作系统。你可以在近几个型号的iPhone、iPad和iPod Touch上安装。

这个系统和以前的iOS有着天壤之别。它是完全简洁的,简直是光秃秃一片。主屏和对话框使用了纤细的字体,色调偏明亮、清淡。

总的来说,它完全抛弃了苹果原本追求的设计原则——拟物风格(skeuomorphism),也就是将真实世界的材质用在屏幕上的物件中,如笔记应用中的线格黄纸,日历应用中的皮革镶边,iBooks中的木头书架。

你可能会爱上这种设计,也可能会讨厌它。你还可能会习惯它。但无论如何,iOS 7在使用中会更便捷,因为屏幕上没有华而不实的东西,所有东西都是一个按钮,这样一来花在找东西上的时间会更少。

此外,苹果在功能上投入了近乎疯狂的大量工作。其中一些是像Siri这样花费巨大的项目。Siri的反应速度变快了,声音更逼真了,而且还能理解新的指令(包括"让屏幕更亮"和"打开蓝牙")。

超级有用的"控制中心"(Control Center)提供了直截了当的按钮,来更改重要的设置(这个想法要归功于Android)。AirDrop可以迅速用无线方式将照片、地图、网站和其他东西传给附近的iOS 7设备。

苹果在Android世界面临着激烈的竞争,而且竞争对手屡有斩获。竞争对手推出了同样漂亮的手机(来自HTC)、不用按下按钮就能执行语音指令的手机(来自摩托罗拉[Motorola]),以及你能想到的各种屏幕尺寸都有的手机(来自三星[Samsung])。

但这并不意味着iPhone被超越了。iPhone的生态系统起到了锦上添花的作用:有最好的应用;品类最全的在线影音商店;能流畅地在苹果的手机、平板和Mac之间同步日历、地址甚至照片;还有足够多的外壳和配件,你从任何地方都能获得。

如果你想将本周的三课总结成一个论点,那就是:苹果依然相信一流的设计和悉心的打磨。iPhone已经不再是唯一一款能在两年的合约期间一直让你满意的智能手机了,但它依然是少数几款能做到这一点的手机之一。

作者邮箱:pogue@nytimes.com

翻译:经雷、陈亦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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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 马来西亚共产党游击领袖陈平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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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共产党游击领袖陈平逝世
Sep 18th 2013, 08:49, by DOUGLAS MARTIN

陈平(Chin Peng)是一名共产党游击队领袖,为了在马来西亚建立一个独立的共产主义国家,他不仅跟日本侵略者、英国殖民主义者,而且最后还跟马来西亚独立后的新政府展开了顽强而血腥的斗争。本周一,流亡中的陈平在曼谷去世,享年88岁。

法新社援引一名退休的泰国军方指挥官的话说,陈平死于癌症。这名指挥官曾担任陈平与当局之间的联络员。在去世前,陈平已在泰国生活多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为谋求独立而跟殖民统治者进行斗争并获得胜利的亚洲革命领导者中,陈平是最后逝世的一位。这些领导者包括越南的胡志明(Ho Chi Minh)、印尼的苏加诺(Sukarno)、缅甸的昂山(Aung San)和柬埔寨的诺罗敦·西哈努克(Norodom Sihanouk)。陈平最终在1989年放下武器时,被称为"全球最资深的在世游击队员"。

陈平原名王文华,当日军1941年入侵当时的英属马来亚(British Malaya)时,他跟英军携手抗击日军,因作战英勇,曾获大英帝国勋章(Order of the British Empire)。

但战争结束后,陈平作为马来亚共产党的新领袖,发动了反抗英国殖民统治者的武装叛乱。当马来亚1957年从英国统治下独立后,叛乱的矛头指向了新成立的政府。

(马来西亚由马来亚、沙巴、沙捞越和新加坡组成,1963年建国。新加坡1965年从马来西亚独立)。

"我想,我是这个地方老一辈革命领袖中最后的一个,"陈平在他2003年的回忆录《我方的历史》(My Side of History)中写道,"我选择在阴影中领导,不出风头。"

实际上,他可能没有其他选择。到了20世纪50年代中期,英国实际上已经粉碎了共产党的攻势,虽然最终的和平协议直到1989年才签署。陈平消失了,虽然他的声音还可以在地下的"马来西亚革命电台"(Malaysian Revolution Radio)节目中听到。然后他陷入了沉默,有人猜测,可能是多年的丛林生活终于压垮了他。

其实陈平在1960年逃到了中国。马来西亚共产党基本由华人组成,该党的主要支持者就是中国。陈平后来搬到泰国,1989年和平协议签署之后,他试图回到马来西亚,但被拒绝入境。

据报道,王文华1924年10月21日出生于马来西亚霹雳州。他的父亲是来自中国东南部省份福建的移民,靠销售和修理自行车过着丰衣足食的生活,并把他送到英语学校读书,他在那里的表现非常出色。共产主义作为一种与马来华人所遭受偏见作斗争的手段,吸引了陈平,他在15岁时加入了共产党的青年组织。

不久,陈平离开学校,开始为党工作,党指派他领导由学生、教师和售货员组成的三个抗日组织。日本1941年12月入侵该地时,他成为了英国突击队的一名联络员。根据美联社1989年的报道,英国军官约翰·戴维斯(John Davis)在谈到陈平时,说他"能力出众,无需说什么,也不用正式任命,自然而然就能赢得大家的尊敬"。

战争结束后,马来亚共产党总书记莱特(Lai Teck)卷着该党的大部分资金逃跑了,他此前曾先后为日本和英国效力。陈平被指派去负责针对此人的调查活动,1948年,时年24岁的陈平被任命为党总书记。

也许是在莫斯科的授意下,他发动了一场武装斗争,最初受到攻击的是两个橡胶种植园,三名种植园主被按计划处决。随后的12年暴力活动被称为"马来亚紧急状态"(Malayan Emergency)。政府用25万美元悬赏可以致陈平被抓获的信息。

在冲突最严重的时期,约有7万名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斐济、廓尔喀和其他英联邦士兵与大约1万名游击队员交战。1948年到1960年间,共有1万多名士兵和平民丧命。英国也撤销了曾经授予陈平的大英帝国勋章。

"我想用马克思式社会主义的一种形式取代如此万恶的一种体制,对此我不会道歉,"陈平写道。"殖民剥削,不论殖民者是日本还是英国,从道德上说都是错的。"

1955年,陈平从丛林中出来,在泰国和马来边界附近一处校舍跟马来亚官员谈判。陈平提出要成为联合政府的组成部分,马来亚谈判代表拒绝了这个要求,谈判因此破裂。战斗持续不断,时不时出现升级趋势,虽然在马来亚1957年独立之后,这么做已没有多大实际意义。

战斗终于在1989年结束,当时签署的和平协定允许约1200名游击队员回归平民生活。

陈平认为1989年协议签署后,自己就能返回马来西亚,但法庭拒绝了他的要求,理由是他已经丢失了出生证明和公民证书,不能证明自己是马来西亚人。很多人说,真正的原因是有些人对叛乱的怨恨挥之不去。

陈平遗属的情况不详。他的妻子孔华(Khoon Wah,音译)已经过世,他们有两个儿子。马来西亚警方拒绝让陈平的遗体回到该国下葬。

翻译:土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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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 “向前一步”,催生中国新女性主义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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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前一步",催生中国新女性主义运动
Sep 18th 2013, 07:31, by 狄雨霏

北京——在中文语境中,Lean In就是"向前一步"的意思。在这里,谢丽尔·桑德伯格(Sheryl Sandberg)的当代女性主义宣言《向前一步:女性、工作及领导意志》(Lean In: Women, Work and the Will to Lead)就是这样翻译的。

而且你还会由衷地对向前一步的做法感到高兴,这一点从Facebook的首席运营官桑德伯格上周在北京参加两次活动时,大约一千名学生和商界人士的反应中就可以看出来。桑德伯格此次来京是为了宣传上述图书中文版的面世。

"人们急迫地需要它,"北京"向前一步"组织——一个聚集起来讨论该书所传达讯息的小型同辈人群体——的联合创始人艾莉森·叶(Allison Ye)在谈到人们对桑德伯格的主要观点的反应时说。这个观点就是:克服阻碍你成功的内在因素,去为自己争取权益。

这种热情表明,这里存在一种有趣的可能性:随着中国政府对言论自由发动新一轮打击,甚至连立场较为温和的民主活动人士、公民社会倡导者和受欢迎的意见领袖都遭到了逮捕,女性主义革命会不会先于民主革命在中国爆发?

"向前一步"组织的成员在采访中称,最近几周,北京的几所高校也成立了"向前一步"组织,其中包括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传媒大学。

"我觉得这是我们的新舞台,"27岁的叶女士说。她在一家中国公司工作。"我没法代表所有人,但我觉得虽然中美两国存在文化差异,具体方法却是相通的。我真的相信,你可以对你自己负责,这是件好事,然后你就可以改变自己的处境了。"

当然,中国的女性主义早在桑德伯格出书前就存在了。但是,这场运动的到来使它获得了一些新的关注。叶女士是从今年3月开始投身女性主义运动的;当时,她偶然在网上看到了桑德伯格2010年题为"为什么女性领导人这么少"(Why we have too few women leaders)的TED演讲。

"我震惊了,"她说。"我对自己说,'她是谁?'天哪,她说的所有内容,都如此正确。我在一天之内把这次演讲看了三遍。然后我就买了她这本书的英文版。"

"我和朋友说,'我们为什么不开办一个向前一步组织呢?我们想对中国女性表示支持,帮她们建立自己的圈子。'"

消息传播开来,21岁的凯莉·黄(Carrie Huang)也听说了这件事。两周前,黄女士在著名的中国人民大学创建了一个这样的圈子,目前,她在这所大学学习金融专业。"我和我的朋友都觉得我们其实低估了自己,"她在采访中说。"这与我们的教育和背景有关。家长总是告诉我们,'你们是女孩,有稳定的生活就行了,不用有太大的野心。'"

很多中国年轻女性,特别是城市中的那些,受教育程度都很高,而且在一些大学科目上的表现开始超过男性——黄女士说她参加的金融课程中有16名女性,7名男性——但是深刻的文化因素还是对她们造成了阻碍。

她说,"我们担心自己不够优秀。我们缺乏自信。"她补充道,在中国,很多女性把男朋友或丈夫的目标放在首位。"我们需要的是尝试不同事物的勇气,"她说。"要去发现自己想做什么。父母对我们抱有希望,而且改变是很难的一件事。"

黄女士表示,在她们每周一次的会议上,她和六名"组织成员"都计划提出一些具体问题,其中一些成员为男性。"我们想要讨论'女强人'的问题,以及男性如何看待她们——是强势还是霸道?"

并非每个人都喜欢书名的中文翻译,毕竟英文版的书名颇具冲击力。一些人窃笑称,这与男性厕所便池前的提示"请向前一步"类似。

黄女士表示,书名的翻译没有抓住桑德伯格的精神实质。"这听起来像是在讲向前一步,去克服外部障碍,"她说。"但实际上,这是一本有关克服内在障碍的书。"

无论如何,这本书受到了中国那些经验丰富的女权主义者的欢迎。

支持性别权益与平等的活动人士冯媛说,"我觉得她传达的讯息绝对会给人带来力量,会呼吁更多女性为自己争取权利。"

但冯媛表示,中国女性面临巨大的文化与制度障碍,这只是对此作出的一种回应。

"我觉得靠个人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性别不平等的结构,"她说。"但从女性的个人情况来看,这很有用,因为很多女性对女权主义,那种集体性的号召有恐惧感。因而,个人讯息能够发挥作用。"

冯媛表示,这或许不会对那些未受过教育、贫穷或农村的女性产生影响,该书在西方也获得了这样的评论。她说,"她的目标受众是受过教育且具有野心的女性,以及那些能够调动资源实现目标的女性。"

"但我们不应该太苛刻,"她说。"你不能期待她提出一个为所有女性争取权利的方案。恰恰是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性需要它,她们应该买一本看看。"

黄女士和叶女士表示,中国已经为"向前一步"做好了准备。

"我觉得我们在'向前一步'组织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积极向上的,"黄女士说。"我们没有违反什么规定,所以我们应该没事。"

叶女士说,"我曾考虑过这个问题,因为我非常谨慎。我觉得,既然政府允许谢莉尔·桑德伯格推销这本书,那说明政府支持这本书的内容。"颇具讽刺意味的是,Facebook网站在网络遭受审查的中国无法访问。

"她说的很多东西与中国政府的观点相符,"叶女士说。"我觉得,只要我们仅在圈子内组织活动,就根本没有什么威胁性。"

狄雨霏(Didi Kirsten Tatlow)是《国际先驱论坛报》(The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驻京记者。

翻译:陈柳、许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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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 美海军枪击案案犯曾有精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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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海军枪击案案犯曾有精神问题
Sep 18th 2013, 07:03, by TRIP GABRIEL, JOSEPH GOLDSTEIN, THOM SHANKER

华盛顿——在华盛顿海军造船厂发生屠杀暴行一个月之前,阿龙·亚历克西斯(Aaron Alexis)曾经给罗得岛警方打电话,抱怨说他已经换了三次旅馆,原因是他正受到某些人的追踪,这些人透过墙壁向他发送心灵感应,让他睡不着觉。

根据罗得岛纽波特警方的报告,警察于8月7日早晨赶到了他的旅馆,亚历克西斯对他们说,曾在弗吉尼亚一个机场与他争吵的某人"派了三个人来跟踪他,这些人"通过一台微波仪器"对他说话,还向他发送心灵感应,让他无法入睡"。报告还说,亚历克西斯表示,他曾听到"有人透过墙壁、地板和天花板对他说话"。

据一名高级执法官员透露,亚历克西斯当时对警方说了自己是一名海军承包商雇员,还曾因精神问题到退伍军人事务部(Veterans Affairs Department)寻求治疗。然而,这些事情并没有引起人们的警惕,而这样的警惕也许能够制止他进入华盛顿军事基地,本周一,他在那里杀害了12个人。

围绕亚历克西斯的疑问越来越多,罗得岛事件又增添了新的疑问。这些疑问包括,亚历克西斯是一名多次违纪的海军预备役人员,有心理健康问题,还曾因为枪支暴力行为多次和警方发生争执,这样的一个人为何能够获得并持有国防部(Defense Department)颁发的安全许可?正是这些许可让他得以进入包括海军造船厂在内的军事基地。官员们指出,他在海军造船厂开火,之后被警方击毙。

一些专家和官员表示,亚历克西斯一次次的行为都没有达到需要进行严肃回应的程度,比如让他非荣誉退伍,或强迫他在精神病院接受治疗。

然而,这些事件为数众多,致使人们质疑政府对人员进行安全审查的机制,需要审查的对象包括协助处理国防和安全系统工作的数千家承包商。尽管情况各有不同,给亚历克西斯颁发的许可却引发了和爱德华·J·斯诺登(Edward J. Snowden)引发的质疑相似的疑问。亚历克西斯是一名前海军预备役人员,作为独立的承包商雇员为海军电脑系统提供服务。斯诺登也是一名政府外部的承包商雇员,并且泄露了国家情报机密。

缅因州共和党参议员苏珊·柯林斯(Susan Collins)说,"这两起事件合在一起,让我觉得安全许可授权系统漏洞百出。"她呼吁国会发起一项调查,调查向政府承包商发放安全许可的机制。"谁知道那些地方还有多少斯诺登和阿龙·亚历克西斯?"

周二,奥巴马总统命令白宫预算办公室审核政府内所有针对承包商和联邦机构雇员的安全许可政策。接受西班牙电视网络集团Noticias Telemundo采访的时候,奥巴马说,美国缺乏一个"足够严格的背景审查机制"。此外,他再次呼吁国会制定相关法律,避免让枪支落在罪犯和精神病人手中。

他说,"我确实担忧,这种事件会成为我们每隔三四个月就要经历的一种惯例,就是我们经历的这些毛骨悚然的大规模枪杀事件。"

国防部高级官员还说,国防部长查克·哈格尔(Chuck Hagel)打算审查国防部驻全球所有机构的人身安全措施和通行许可。

警方说,许多偶然因素都为34岁的亚历克西斯提供了方便,这才让他在工作日开始时携带雷明顿(Remington)连击霰弹枪进入了海军造船厂。进入船厂之后,他从一处阳台向下射击,杀死里面的雇员,他们都是文职人员。

作为一名荣誉退伍的老兵,他越过了一道基本障碍——获得了国防部安全通行证。尽管他曾因为一怒开枪而受到西雅图和德克萨斯州沃思堡警方的调查,警方却没有对他提出指控,由此没有在他的联邦调查局指纹档案当中留下记录。尽管有心理健康问题——上个月他曾两次前往退伍军人事务部医院寻求失眠症治疗——他却从未被送进精神病院,因此能够合法地在弗吉尼亚州购买警方称他在枪击中使用的那件武器。

为了寻找更多信息,尤其是为了解答关于动机的疑问,联邦和地方当局讯问了数百人,并仔细察看了亚历克西斯的雅虎(Yahoo)邮件账户。

海军官员称,在身为预备役人员的四年期间,亚历克西斯表现出了一种"不当的行为模式"。这种模式让他的一些指挥官考虑给予他一个正常退伍,这比荣誉退伍要低一级,将会阻碍他获得安全许可。

然而,亚历克西斯依据海军的"提前服役过渡计划"申请了提前退伍,并在2011年1月从军方得到了荣誉退伍。官员称,主要原因是他在海军内的不当行为与暴力无关。其中包括不服从命令、交通违章和擅离职守——擅离职守是因为他在乔治亚州迪卡尔布郡的一间酒吧里斗殴,在监狱里待了两天。

亚历克西斯还曾两次因开枪而被其他警察部门调查——一次是在德克萨斯州沃思堡开枪打穿自己的天花板,另一次是在西雅图射击一辆汽车的轮胎,他自称当时处于愤怒引发的"短路状态"。

亚历克西斯曾为一家名为"专家"(Experts)的独立承包商工作,该公司首席执行官托马斯·E·赫什克(Thomas E. Hoshko)称,他今年曾在六座军事基地工作,地点从北卡罗莱纳州到罗得岛州。赫什克说,如果得知了目前新闻中出现的关于亚历克西斯的警方报告,"我们肯定不会考虑招收他。"

无论如何,授予亚历克西斯安全许可而使他得以进入基地是国防部的责任,该证件被称为通用访问卡(Common Access Card)。

2004年的西雅图枪击事件之后,亚历克西斯的父亲曾告诉警方,他的儿子曾志愿加入2001年9月11日世贸中心遇袭之后的救援行动,由此患上了创伤后应激症。

他当时工作的地点是9.11现场附近曼哈顿社区学校(Manhattan Borough Community College)的一个电脑支援中心,当时与他共事的同事记不起他志愿的情况,也记不起他曾提及9.11。

一个名叫巴里·R·威廉斯(Barry R. Williams)的同事说,亚历克西斯很爱记仇。"例如发生一件小事情,小到我都记不起细节,可他两三周之后都还会提出来,并且表示不满。"

近年来,亚历克西斯不去外地工作时都住在沃思堡。他曾在那里告诉一个名叫梅琳达·唐斯(Melinda Downs)的朋友,他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症,因此性情孤僻,并且遭受失眠困扰。身为理发店店主的唐斯说,他曾经连续3天睡不着觉。

纽波特警方回应亚历克西斯8月7日的求助电话之后,一名查看了报告的军士联系了纽波特海军基地,并且发送了一份记录亚历克西斯妄想言辞的传真。尚不清楚这些言辞是否得到了逐级上报。

Manny Fernandez自我斯堡、Sarah Maslin Nir和Michael S. Schmidt自华盛顿、Kirk Johnson自西雅图、Erica Goode、Timothy Williams、Ariel Kaminer和Nate Schweber自纽约对本文有报道贡献。

翻译:张薇、林蒙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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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 常任理事国在对叙决议草案上分歧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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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任理事国在对叙决议草案上分歧严重
Sep 18th 2013, 02:31, by RICK GLADSTONE

本周二,联合国安理会(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五大常任理事国重拾自己在解决叙利亚冲突上的中心角色,举行会晤协商决议草案,目的是迫使叙利亚遵守承诺,在本国政府的控制下甄别并销毁所有化学武器。然而,外交官们表示,各方在拟定草案时迅速出现了重大分歧。

一些拒绝具名的外交官说,叙利亚最重要的盟友俄罗斯反对由三个西方常任理事国英国、法国和美国拟定的部分草案条款,这些条款涉及以武力威胁确保叙利亚履行草案的做法,涉及是否对叙利亚政府使用化学武器进行谴责,还涉及是否应该将疑似使用者交给国际刑事法院(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接受战争罪指控。

前述外交官说,这些讨论不太可能迅速产生决议,目前也不清楚,草案什么时候能够准备到可以表决的程度。

美国和俄罗斯于上周六达成的框架协议给安理会再次展开行动提供了新的动力,根据框架协议,安理会将核查叙利亚对《禁止化学武器公约》(Chemical Weapons Convention)的履行情况,叙利亚已于上周六正式同意加入该公约。

根据框架协议,叙利亚首先应该采取的举措是在周六之前提交一份"全面的名单",列明叙利亚所有的化学武器储备和设施。协议的目的是截至2014年中期,甄别并销毁叙利亚的所有化武。协议还特别指出,安理会应该审核叙利亚是否能够履行禁止化学武器组织(Organization for the Prohibition of Chemical Weapons)的规定,该组织位于海牙,负责《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的执行工作。

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代表举行会晤之前的一天,联合国的化武调查员小组确认,今年8月21日,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附近确曾发生一起灾难性的化学武器攻击事件。调查小组的报告是第一份针对袭击深入现场调研的独立报告,并没有指明谁是罪魁祸首。不过,防扩散专家说,调查小组呈交的一长串具体证据似乎暗示,巴沙尔·阿萨德(Bashar al-Assad)的政府与攻击有关。

叙利亚政府曾表示,是反对派武装实施了此次攻击。数以百计的平民因在袭击中接触神经制剂沙林毒气而死。俄罗斯支持叙利亚政府的主张,声称叙利亚政府军应为此负责的说法不合逻辑。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Ban Ki-moon)称这份报告令人心寒,描述的是一起战争罪罪行。在周二的联合国新闻发布会上,潘基文秉持他一贯的立场,拒绝指明袭击的责任人。

但潘基文表示,希望俄罗斯外长谢尔盖·V·拉夫罗夫(Sergey V. Lavrov)和国务卿约翰·克里(John Kerry)于上周六达成的俄美协议能够启动一个外交程序,以便打破联合国安理会内部各执一词的僵局,僵局是围绕30个月前开始的叙利亚冲突产生的。

"令人鼓舞的是,两名外长就如何处理这些化学武器达成了一个框架协议,"潘基文说。"这是一次非常友好的协商,建立在和谐的基础之上,我希望这种精神将帮助安理会达成一致。"

他还表示,希望安理会针对叙利亚问题拿出的任何决议"能真正具有切实可行的特质"。

俄美协议明确规定,如果叙利亚未能履行其在化学武器公约之下的义务,安理会就应按照《联合国宪章》(United Nations Charter)第7章采取行动,该章节允许强制举措,包括动用军事力量。

但在过去几天里,安理会各常任理事国对于这段措辞产生了不同的解读。

外交官员称,俄罗斯希望把第7章列为安理会的未来选项之一,这带来了一种可能性,即如果叙利亚的不合作成为一个问题,安理会就需要拿出进一步的决议。另一方面,英国、法国和美国希望决议语言能直接传达第7章所描述的威胁,这样的主张符合它们的公开立场,即叙利亚不应拖延或逃避其义务。

法国和美国还表示,它们保留武力惩罚叙利亚的权利,俄罗斯批评了这一立场,称这在《联合国宪章》下属于非法。

周二早间,上述分歧在拉夫罗夫与法国外长洛朗·法比尤斯(Laurent Fabius)的莫斯科会晤当中得到了体现。新闻机构援引拉夫罗夫的话称,与美国的协议已经明确规定,如果叙利亚拒不合作,"安理会将对此种局势进行评估。"

拉夫罗夫还反驳了其西方同僚通过化学武器报告得出的结论。法比尤斯在新闻发布会上称,报告"揭露了该政权的行为",拉夫罗夫却说,他的政府有"可靠理由认为,这是一次挑衅",实施挑衅的是希望推翻阿萨德的反对派武装。

翻译:张薇、林蒙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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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 联合国称朝鲜人权状况“令人震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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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称朝鲜人权状况"令人震惊"
Sep 18th 2013, 03:03, by NICK CUMMING-BRUCE

日内瓦——调查朝鲜人权状况的联合国专家于周二表示,他们收集到了"令人震惊"的证据,证明了广泛存在的虐待和暴行,要求国际社会作出反应。

调查委员会主席迈克尔·唐纳德·柯比(Michael Donald Kirby)在给联合国人权理事会(United Nations Human Rights Council)的一份声明中表示,三人调查委员会听取的证词涉及劳改营、折磨、饥饿和朝鲜特工进行的国际绑架,表明了"大规模"的虐待,可能包含"对人权的系统性严重侵犯"。

调查委员会将于明年3月向人权理事会呈交最终报告,但柯比称,"迄今为止我们的所见所闻,包括个人证言的翔实特征、细节和令人震惊的性质,表明国际社会应当毫不犹豫地进行跟进。"

通过8月份于韩国首都首尔和东京举行的公开听证会,以及一些秘密访谈,委员会听取证言的对象包括朝鲜劳改营幸存者、该孤立国家的逃亡者,以及有家庭成员被从日本和韩国绑架到朝鲜的人。

"我们想到了一名年轻人的证词,他从生下来就被囚禁,靠吃老鼠、蜥蜴和草存活,并且目睹他的母亲和兄弟被公开处决,"柯比援引一名证人的叙述称。

柯比还援引了一名劳改营囚徒的证词,这名囚徒说,她目睹了另一名女性被迫在水桶里溺死自己的孩子。柯比援引的另一名男子说,他曾经收集并焚毁死于饥饿的劳改犯的尸首,之后把骨灰洒在周围的地里。

柯比说,调查委员会已经提交了几项要求,以寻求朝鲜的合作,进入朝鲜,其中包括一封给朝鲜领导人金正恩(Kim Jong-un)的信。不过,朝鲜政府说他们"断然拒绝了该调查委员会"。日内瓦的外交官说,朝鲜的盟友中国没有反对建立调查委员会,但也拒绝让委员会履行部分调查职责,也就是访问朝鲜。

朝鲜代表团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金永侯(Kim Yong Ho)回应柯比的声明说,调查小组援引的证据出于朝鲜敌对势力的"编造和虚构",并且指责,调查委员会是"引发对抗和不信任的温床"。

柯比说,他已请求朝鲜提供能驳斥委员会所得任何证词的确凿证据,但对方不愿提供任何证据。

翻译:林蒙克、张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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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 谨慎的默克尔是不是太无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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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慎的默克尔是不是太无趣了?
Sep 17th 2013, 23:43, by 斯特凡·科内柳斯

慕尼黑——现在是德国的选举季,总理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正经历着最糟糕的噩梦。这位所谓的地球上权力最大的女政治家讨厌竞选政治。

默克尔本应充满信心、十分乐观。她很好地处理了欧元危机;欧元没有崩溃,德国在经济方面也表现得不错。尽管已经执政八年,她在民调中依然遥遥领先,还获得了相当高的支持率。投票定于9月22日进行,默克尔届时落选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但还是有些不对劲的地方,默克尔也慎之又慎。当事情进展得太过顺利时,她通常就会这样。这一次,她的担心或许有一定的道理:对于德国来说,一个通过恪守共识与协调而获得成功的女领导人太过无趣了吗?

默克尔从来都不擅长竞选演说。她已两次当选总理,但选举还是会触发她心中的精神创伤之感。毕竟在2005年,她差点输给格哈特·施罗德(Gerhard Schröder),尽管她当时在民调中具有明显的领先优势。四年后,虽说获得了良好的民调数据,她在选举日的表现再一次不及预期。不过,强大的联盟伙伴自由民主党(Free Democrats)帮她保住了总理宝座。

从选举方面看,默克尔的确是一个差劲的政坛人物。她在竞选过程中从来都不会放松,不能显示出自信。

在与主要对手——左倾政党社会民主党(Social Democrats)的佩尔·施泰因布吕克(Peer Steinbrück)——举行的唯一一次电视辩论中,默克尔显得冷漠而被动。直到最近的竞选演讲,她才进入攻击模式,然后立即再次退缩。

在叙利亚问题上,默克尔试图支持美国反对使用化学武器的举措,与此同时又想倾听厌恶动武的民意。结果却发现,她无论如何都会遭受批评,要么是被批盲目跟在奥巴马总统的身后,要么是被批弃他于危难中而不顾,就像在利比亚危机期间那样。

默克尔私下里很有亲和力,甚至可以说是富有幽默感,但她不是一个吸引人的演讲者。她很少采取大胆的举措,即便在一些小问题上,她都小心谨慎,一再考虑可能出现的后果。

矛盾的是,这种选举中的弱势正是执政期间的优势。默克尔的标志是她慎重、由论据推动、枯燥却精准有效的政策风格。处理问题时,她会将其拆分开来,努力找到解决办法——通常都是技术性强且非常精细的办法。

在欧元危机的高峰期,这种冷静而谨慎的风格帮助了默克尔。虽然她也遭受了批评,但可以说,是她拯救了欧元区。

那么,默克尔在选举中为何会如此怯懦呢?她为什么不利用或投入她积累的部分政治资本呢?因为她无法打败最大的敌人:她自己。

默克尔是协调大师,守护着世界上最富有的经济体之一。不过,这种风格本质上使她无法在竞选期间采取攻势。

此外,执政八年后,默克尔冷静而谨慎的风格或许已经在德国选民心中走到了头。通过吸收政治对手的立场,她基本上压制了他们中间的大部分,扼杀了供他们呼吸的空间。一些批评人士指责她吸干了德国政治生活的血液,而该国本就热爱共识,对太多争斗心存怀疑。

人们想要知道,接下来四年将会发生什么。他们希望有所选择。有关这个欧洲最强大的国家最终想要如何战胜欧洲大陆的危机,他们理应获得的不仅仅是暗示。

默克尔知道这一点,但她不会做出改变。虽说讨厌被拿来与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比较,但她认同撒切尔的名言:"我绝不会动摇。"这一点或许会让其他国家受到打击。众邻国正期盼着德国选举日的到来,仿佛这是圣诞节一样。他们希望并期望看到,德国发挥作为世界领袖的潜力,无论是在经济问题还是安全问题上。

但不会有什么礼物到来。选举的小插曲过后,德国不会浮现更为强大的全新外交政策。9月22日那天,没有奇迹上演。

不论是强势当选,还是勉强获胜,默克尔都将保持一成不变的无聊而谨慎的执政风格。按部就班地,应对一次又一次危机。

为了确保作为一名伟大总理的政治遗产,默克尔必须立即在国内外重塑形象,展现更多的领导力。她需要冒一两次险,甚至做好输的准备。

她输得起,问题是,她会这么做吗?

斯特凡·科内柳斯(Stefan Kornelius)是德国报纸《南德意志报》(Süddeutsche Zeitung)的国际新闻编辑,著有《安格拉·默克尔总理及其世界》(Angela Merkel: The Chancellor and Her World)。

翻译:许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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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 最著名的红底鞋与最浓艳的印度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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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著名的红底鞋与最浓艳的印度电影
Sep 17th 2013, 23:40, by CHRISTIAN LOUBOUTIN

鞋履设计师克里斯提·鲁布托(Christian Louboutin)一直都觉得印度电影是一个神秘脱俗、充满鲜艳色彩的奇幻世界。他来到马拉喀什电影节寻访自己最喜欢的印度影星。

我出生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巴黎,到12岁的时候,我开始自己去看电影。当时上映的大多数电影都无法吸引我。我不喜欢什么"自然主义",也不喜欢那些悲伤的或者那些"实实在在"的人物。我从电影中寻找的是奇幻、梦境、有趣的情景、华丽的装饰——还有漂亮的女人。如果布景不美丽,那女演员至少要漂亮!我喜欢20世纪30、40、50年代的作品,只喜欢少数几个西方导演,比如路易斯·布努埃尔(Luis Buñuel),我喜欢他那种超现实和疯狂的感觉,还有费德里科·费里尼(Federico Fellini)和鲁西诺·维斯康蒂(Luchino Visconti),他们的魅力不言自明。

我对印度电影的爱恋无与伦比,到现在还一直充满激情。我喜欢那些神奇的电影,既有精彩的表演,也有欢快的音乐,它们萦绕在我的脑海里,几个星期都徘徊不去。在学校,我滔滔不绝地谈起赫玛·马里尼(Hema Malini)和德里普·库马尔(Dilip Kumar)这些演员,同学们都把我当外星人。我有太多回忆了:十几岁的时候去影院欢迎著名导演萨蒂亚吉特·雷伊(Satyajit Ray);他的《女神》(Devi)是最精彩的孟加拉语电影之一,我边看边哭;我还曾经去印度金奈参观过几个片厂;再后来还模仿过沙鲁克·汗(Shah Rukh Khan)跳舞。

2012年,宝莱坞迎来了百年庆典,马拉喀什电影节的导演麦莉塔·托斯坎·杜·普朗蒂尔(Melita Toscan du Plantier)告诉我,电影节会向印度电影致敬,我马上就在拉玛穆尼亚酒店(La Mamounia)定了房间(于去年12月举行)。我不能错过这样的盛事。

场面

马拉喀什电影节很小,让人有亲切感。演员们可以放松享受美景和音乐,因为这里是摩洛哥,所以还可以吃到真正美味的食物。这一年的电影节主题是宝莱坞庆典,穿着纱丽的美女们真是令人目不暇接。我被明星们镇住了,但我还有别的任务,要在我的摄影师朋友阿里·马赫达维(Ali Mahdavi)帮助下,为宝莱坞明星们拍影集。我们看了电影,走了红毯,让我想起从前的戛纳电影节,后来戛纳就变得好像军营了。在这里,演员们就像集体出游的学生们一样,很晚都不睡觉、大笑、跳舞。当然,这就是宝莱坞的精神,影片内外都要跳舞。伊莎贝拉·休伯特(Isabelle Huppert)和印度的维斯孔蒂——卡伦·乔哈尔(Karan Johar)交谈。莫妮卡·贝鲁奇(Monica Bellucci)披着长长的羊绒披肩,和观众们打成一片。除了在巴西的钻石矿,还有泰勒小姐(指伊丽莎白·泰勒——译注)家里,我还从没见过这么多珍贵的宝石汇聚一堂。

明星

宝莱坞明星们都多才多艺;他们不止会演戏,每个人都像约翰·特拉沃塔(John Travolta)在《周六夜狂热》(Saturday Night Fever)里那样会跳舞。演员赫里尼克·罗斯汉(Hrithik Roshan)在电影节上宣传他的新片《火之通途》(Agneepath),他长得像詹姆斯·迪恩(James Dean),但肢体语言却像埃尔维斯·普莱斯利(Elvis Presley)。超级明星沙鲁克·汗有点像汤姆·克鲁斯(Tom Cruise)和布拉德·皮特(Brad Pitt)合体。他的吸引力很难用语言形容;当他走进房间时,所有人目光都落在他身上。女演员玛拉伊卡·奥罗拉·汗(Malaika Arora Khan)让我想起印度神祗帕尔瓦蒂(Parvati):一个是石灰岩上的雕像,一个是银幕上的女星,但二者显然都是女神。

幻想成真

我的工作就是设计鞋子。这是他们所谓的幕后工作,这很适合我,因为我基本上是个羞涩的人。但有时候我也会突然外向起来。阿米特巴·巴强(Amitabh Bachchan)是宝莱坞教父,也是世界上最时尚的人之一,见到他时我不禁局促不安,因为我是他的忠实崇拜者。多亏了他那完美的风度,我才保持了冷静,后来我又见到了希里黛玉(Sridevi)。年近半百的她当年一度被认为是印度的秀兰·邓波儿(Shirley Temple)。她从4岁就开始演电影,19年后,开始在电影里像蛇一样翩翩起舞。她的风度——请原谅我滔滔不绝——就像女王,也就是伊丽莎白·泰勒(Elizabeth Taylor)饰演的克里奥佩特拉女王进入罗马时的模样。我的摄影师伙伴阿里逼着我用胳膊抱着希里黛玉女士,她似乎被我古怪的举止逗乐了,但是抱着自己的偶像让我有点惊恐。她或许根本无法想像她在我孩提时代的幻想中占据了多么重要的一章,也无法想像这一刻对我来说有多么难忘。

本文最初发表于2013年3月23日。

翻译:董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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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 SAT和ACT考试在竞争中酝酿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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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和ACT考试在竞争中酝酿革命
Sep 17th 2013, 23:48, by TAMAR LEWIN

向包含compendious(简要)、membranous(膜状的)、mendacious(虚假的)、pugnacious(好战的)、depreciatory(贬值的)、redolent(芬芳的)、treacly(甜蜜的)以及jettison(抛弃)这些生僻词汇的单词卡片说再见吧。美国大学理事会(College Board)的总裁大卫·科尔曼(David Coleman)表示,在于2015年即将面世的新SAT(Scholastic Assessment Test,即学术能力评估测试)中,这些生涩难懂、通常只在SAT中出现的单词将会被一些更加常用的单词所取代,比如说synthesis(综合)、distill(蒸馏)以及transform(变换),它们将会在与大学校园以及日常生活类似的语境之中出现。

那数学方面呢?"有一些部分的所占比重不大合适,像比例推理、线性方程以及线性函数,"科尔曼说,"那就是我们要集中精力解决的事。"

"考试不应该仅仅是选择对的答案,"他说,"应该是要有解释以及分析应用这些数学知识的能力。"

美国两大互相竞争的升学考试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

科尔曼从去年10月起担任总裁,他决心重新考虑SAT的设置,使之成为筛选那些真正用心在课堂里学习的学生的工具。与此同时,一直都基于课程设置的ACT(American College Testing,即美国大学入学考试)则是最先进入数字时代的。ACT公司正在推行用电脑进行测试的改革,将填涂答题卡的方式逐渐过渡改为更加有创造性的实用性问题。

这两家机构都在用他们自己的方式努力打造一个不仅是大学入学考试的考试。ACT计划从三年级起就每年测试一次,以帮助学生们为大学学习准备就绪。科尔曼的目标之一就是让美国大学理事会帮助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学生们看到更广阔的大学入学前景。

自从去年10月加入美国大学理事会后,科尔曼一直都致力于对SAT进行根本性的重新设计,并在2月进行了正式宣布。他说该考试应该把关注放在"更重要的东西上,让学生们为了SAT而练习的无数个小时都是有用的、值得的"。

引用美国大学理事会的大学预修课程考试(Advanced Placement Tests)作为一个模型,他说他的目的是打造一个能够让学生们展示学术技能的考试,展示出那些优秀教师为了让学生在学术上更加卓越所教给他们的那些东西。

决定学生们应该掌握哪些知识是科尔曼的特长:他参与制定了共同核心标准(Common Core)——对学生在每一年级应该学习哪些知识的指导方针——大多数州都采用了它。所以他对SAT应该考些什么的清晰规划并不令人惊讶,不过因为美国大学理事会的成员们需要对改革的每一部分都进行协商,他拒绝向我们提供具体细节。他说,考试的架构——辩证性阅读、数学以及25分钟写作——很有可能不会改变。但科尔曼表达了他对写作部分的不满,因为它并没有体现对精确的要求。只要语言组织得体,拥有自己的观点,学生们就算是声称《独立宣言》是贾斯汀·比伯(Justin Bieber)撰写的并且触发了法国大革命,也可以获得高分。

"我们不应该鼓励学生编造事实,"科尔曼说,"我们应该让他们用最合适的论据来支持与建构一个论证。"

科尔曼一再地提到促使学生重视整理论据的重要性。"改革后,SAT的核心将是对论据的分析,"他说,"美国大学理事会正在请教师们以及大学教员们帮助我们设计问题,比如说,可以让学生们用数学方法来分析一个经济学研究中的数据或一个科学实验的结果,抑或是分析文学、历史、地理或者自然科学的文本中所提供的事例论据。"

SAT的上一次改革并不是很久之前的事。2005年,加利福尼亚大学提出他们的录取系统可能不再将该考试成绩考虑在内,这一威胁促使美国大学理事会高调引入了"新SAT"的概念,取消了数量比较以及像"'暖'对'冷'类同于'顶'对___"这样的类比题,加入了更多的高等数学题,这个进程将SAT变得越来越像ACT了。

在这两个考试之间的竞争并没有停止:去年,ACT的市场份额第一次超过了SAT。在重新调整设计过之后,SAT在内容上与ACT更为接近了,相较于词汇要更加注重语法、应用以及技巧。

罗伯特·舍弗勒(Robert Schaeffer)是"公平考试"(FairTest)的公共教育主管,他对于两个考试过去以及现在的改革并不看好。

"在所有的这些改变中,不管是SAT还是ACT都没有在两个最重要的问题上变得更好,"他说。"一个是精确地预测学生在大学时的表现。他们的预测能力还是一样地处于弱以及中等之间的程度——还不如学生的高中成绩有用。另外在公平方面的问题也还是存在。两个考试仍然都给予女性过低评价,而给男性的评价则过高,在对待低收入学生方面他们做得也不好。"

科尔曼在谈话中热切地提到过,对于那些在大学录取过程之中没有进行足够投资的低收入家庭出来的学生们,要从"给予评估转化到给予机会"。

"孩子们需要有一定的抱负,"他说,"因为我们发现,当一个同龄人群体整体都缺少进入大学的积极热情时,孩子就会中止学业,他们中有很多人甚至在考试中做得相当不错,原本可以进入最顶尖的大学。"

在最近调查中,表现上佳的贫困学生最终进入顶尖大学的人数之低让他震惊——但是如果他们能对自己眼前的选择了解充足的信息,这个数字又将会提高多少——他说,美国大学理事会必须帮助这些学生,确保他们得到他们渴望进入的大学以及可支付学费的财政援助的相关信息。 

"我们会为那些参加我们考试的学生们着想,这就意味着,发送成绩报告并不是一切的结束,"他说。

如果说SAT是东海岸精英群体的产物,那科尔曼本人也一样:他是耶鲁大学毕业生、罗氏奖学金获得者、前麦肯锡(McKinsey)顾问以及即将卸任的本宁顿学院(Bennington College)校长的儿子。

而像他的考试一样,ACT公司的教育部总裁乔恩·埃里克森(Jon L. Erickson)是一个低调的中西部人。他在威斯康星州长大并接受了高中教育,曾是威斯康辛大学米尔沃基分校的一位学术事务专家,在位于爱荷华州的ACT已经工作了30年。

这个组织也正准备着一次巨大的变革。从2015年开始,ACT将可以在电脑上进行考试,长久以来的书面考试形式也将继续。参加机考的学生将看到新型的问题——自由问答题,学生可以操作屏幕上的图像来得出他们最后的结论。在一份样卷上,学生们把一个活塞放到柱形气缸上来改变气压与温度。然后他们要写下几句话,来描述距离与压力的关系以及温度与压力的关系,再用图表对这些关系加以说明。

在另一个问题中,学生们要把4种不同的液体"倾倒"至烧杯中,来看哪种会浮到最顶部,哪种会沉到底部。基于他们的实验,他们要预测将这4种液体进行混合之后会发生些什么。

"这几种问题制作起来更昂贵,但我觉得它们对学生们的吸引力会更大,"埃里克森说,他的前任辛西娅·施迈泽(Cynthia B. Schmeiser)在4月转投了美国大学理事会。

数字化的许多细节问题都需要进一步解决。埃里克森说,有1/3的学校没有让所有学生都在电脑实验室里进行考试的能力,或者是有其他监考设置上的问题。是整所学校的所有学生还是个别学生会选择用纸张与铅笔答题?哪些问题的答案会用电脑判卷,哪些由人批改?因为这两种版本需要有可比性,所以应该在其中加入多少非选择题?

他们现在已经有了一个决定:考试内容将不会改变。

"我们的方式仍然是基于学生们在课堂上所学到的东西的,"埃里克森说,"我们正在超越过往之处,是想要变得更相关、更及时以及更可行。"

的确,ACT想要扩展到更年轻的领域——到小学中去。明年,他们将开始一系列基于计算机的考试,追踪学生们在当前这一学年中随着时间与进度推进的学习状况。阿拉巴马州已经签约,三年级到八年级的学生将使用这系列考试作为学年的年终评估。在这个项目中,家长和老师将得到进一步的细节报告,其中列出那些为了升入大学而需要掌握的技能。

"像很多人一样,我有时的确会担心如今的孩子们到底要参加多少考试,"埃里克森说,"但我们并不只是在尝试增加更多的考试。我们正试图给学生和教师更多能够帮助到他们的信息。"

"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贯穿始终的核心都是为大学升学作准备,"他说。"现在我们的大学升学准备日程已经成为了全国性的日程。"

本文最初发表于2013年8月4日。
翻译:吴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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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 老宅里的密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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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宅里的密室
Sep 17th 2013, 23:50, by CONSTANCE ROSENBLUM

在纽约,你去看的那些别墅和公寓楼,往往都带有私密的空间。拍拍屋里的墙壁吧,或者偷偷往橱柜里面瞧上一眼,天知道你能找到些什么呢!说不定有一段隐蔽的楼梯,也可能是一条秘密的通道,或者发现一面能够转动的墙壁,打开后可能通往某处不为人所知的领域。

这些房子里的秘密场所,有的是某些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比如禁酒时期(1920至1933年间,美国以法律禁止酿酒及售酒的时期——译注)。格林威治村(Greenwich Village)的一栋在售的联排别墅(town house),在20世纪30年代就曾被用作一处地下酒吧。该别墅二楼的一扇窗户是个假门,从那儿可以进入消防通道;而走过消防通道,就是与之相连的院子——如果遇上执法人员突袭,从这条路撤离就会非常方便。另一些秘密场所,要么是建筑师设计出来的巧妙细节,要么就具有建筑规章尚不严格之初的时代特色,当时人们可以改建公寓,而不会受到惩罚。此外,还有一些秘密场所具有某些特殊的用途,比如说收藏家传的银器,或者让仆人待在主人看不见的地方。但如今,它们已很少做此用途了。

这类秘密场所通常是被意外发现的。位于奥斯本(Osborne)西57街的一栋六层合作公寓(co-op)建于19世纪80年代。楼内曾有一段楼梯,因其所在的公寓要被分隔为四部分而被隐藏了起来。到了20世纪90年代,原公寓中的几部分又被重新合并成一套,这段楼梯才重新被人们发现。这套公寓目前的售价为17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1054.65万元)。而在东67街的一套公寓内,在进行售前准备工作的过程中,人们在主卧室里发现了一个隐藏了数十年的壁橱。在切尔西(Chelsea)区,有一栋建于19世纪40年代的连排别墅,即将以80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4963.04万元)的价格挂牌出售。就在该住宅翻修期间,人们在拼花地板下面发现了原来的松木地板。

这些秘密场所,有的十分可爱迷人。比如其中一处很难进入的房间,就好似"爱丽斯漫游仙境"中的场景,位于布鲁克林希望公园南(Prospect Park South)的一栋房子里。其他的,如一条藏匿于曼哈顿滨河大道(Riverside Drive)旁一栋大宅里的昏暗地道,可以从地下室一直通往外面。这类地方曾经的用途可能就并不单纯了。

S·J·罗赞(S. J. Rozan)是纽约的一位建筑师兼系列犯罪小说作家,写过一些以建筑为主题的故事。在她看来,纽约人特别喜爱隐秘的细节。"在这座城市里,每个人都是一位建筑批评家,"罗赞说道,"因此,关于建筑的秘密,就是纽约人趋之若鹜的秘密。"

这样的房子上市销售的时候,其中隐藏的细节就成了绝佳的卖点。在以下五处房产中,眼见可不一定为实了。

一个藏酒的地方

在实行禁酒令期间,很多纽约人都认为宪法的第18条修正案只算是个提议,而非堂堂国法。于是,城里的居民们纷纷别出心裁,找地方藏酒。埃里克·席勒(Eric Schiller)去年在希望公园南部的威斯敏斯特路(Westminster Road)买下一栋维多利亚式的别墅后,就在其中兴奋地发现了一个这样的藏酒处。

当时,身为建筑师的席勒正在检查房子里的橡木楼梯。他注意到第一段楼梯的平台上有个长方形的轮廓,原来那是一块木板,中间有个拇指洞,可以用它把木板掀起来。木板之下,是个4英尺深(约1.2米)的地窖,里面放着一排架子,还架着一把梯子。身手较为敏捷的人可以轻松钻入地窖,取出一瓶封存得很好的波尔多葡萄酒或陈年威士忌。

"实行禁酒令时,这个地方生活富足,"席勒说,"所以,人们就在这种地窖中存了很多非法的私人藏酒。"他喜欢绘声绘色地说起,很久以前人们是怎样利用神奇的建筑结构躲避权威压迫的。

摸摸墙壁吧

在中央公园西路与85街交汇处,有一栋文艺复兴式的大宅,可谓集众多优点于一身。这栋始建于1888年的住宅目前的市场售价是2500万美金(约合人民币1.55亿元)。其卖点包括可以看到广阔的中央公园景色,餐厅用的仍是原来的装饰墙板及原方格天花板吊顶。

但据与黛安·艾布拉姆斯(Diane Abrams)共同为布朗·哈里斯·史蒂文斯(Brown Harris Stevens)打理此房销售的费利斯·格罗斯(Felise Gross)说,那些潜在的买家都尤其喜欢厨房旁边的一处小特征。只要你把手放在一面底部包着白色装饰板的淡黄色墙壁上,并轻轻一推,这面墙就会开启,露出一段不起眼的楼梯,转而通向五层楼高的红木主楼梯下方一处狭小的空间。

"你看见墙上那道缝,你用手一推,就发现自己身处这间密室里,"格罗斯说道。她猜测,此处机关是经多番改建的结果,但不管这个密室被改动过多少次,前人还是想保留它原来的形制。

匿迹数十载

米兰大屋(Milan House)里的一套豪华顶层公寓的主卧中,有一个已经被隐藏了数十年的秘密橱柜。这套带10个房间的公寓位于东67街,户主是柯尔特工业公司(Colt Industries)的主席兼总裁戴维·马戈利斯(David Margolis)及他的妻子、前任城市礼宾事务专员芭芭拉(Barbara)。他们从1987年开始就住在这里,直到2008年和2009年两人相继离世。

去年春天,他俩的孩子们开始为卖掉这套公寓大费周章地做准备。

"我父母有张豪华的四柱床,床上挂着十分飘逸的浮花锦缎幔帐,"马戈利斯夫妇的女儿南希·金(Nancy King)说道,她是一位兼职图书编辑。"幔帐从天花板上垂挂下来,完全遮住了床后面的墙壁。"

她看着工人们把床分拆开。"最后一颗钉子也取了出来,幔帐随之掉落。那一刻,我看见了这扇门,就像在电影里一般。有那么片刻,我在想,他们到底会在那里找到些什么呢?"

虽然橱柜里空空如也,但对Stribling公司的地产经纪人詹尼弗·波顿(Jennifer Bowden)来说,这一发现会使这套将近100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6203.8万元)的公寓对潜在买家们产生特别的震撼。"在纽约,"她说,"主卧里的第四处壁橱是很令人激动的。"

"你得看看这儿"

2008年,莎伦· 斯佩尔曼(Sharon Spellman)和丈夫戴维·奥拉索夫(David Olasov)来到希望公园南部的白金汉路(Buckingham Road)看房子。那栋房子建于1901年,共有16个房间。当Mary Kay Gallagher地产公司的经纪人亚历山德拉·雷迪什(Alexandra Reddish)带她来到三楼,神神秘秘地说"你得看看这儿"的时候,她就动了心。 

台球室旁有一道门,高只有4英尺(约1.2米)。"要想进门的话,"佩尔曼说道,"你必须爬着过去。但是进门之后,你忽然间就会发现自己身处一个大房间里,你可以再次站起来。"可想而知,她就把这间房间称为"爱丽斯漫游仙境"屋了。

"我想把这里留给未来的孙女儿做卧室,"佩尔曼说。其实她还没有孙女,但她的小儿子已经订婚了。"他对我说过,有了孩子之后就打算搬回这里住,那样我就能照顾他们了。"

地道可不是谁家都有的

即使看过了很多富丽堂皇的建筑物,再来到西107街与滨河大道之间的席纳斯大宅(Schinasi Mansion),你还是会为之赞叹不已。这栋大宅子始建于1909年,屋主是土耳其烟草进口商与香烟制造商莫里斯·席纳斯(Morris Schinasi)。这栋白色大理石的房子共有35个房间,内外装修豪华。屋内雕梁画栋,装饰着以烟草植物叶子为原型的雕刻图案。席纳斯的女儿每天清晨去上学时,都会在门口拍拍台阶两旁沉睡的石狮,跟它们吻别。

这栋大宅还有个最迷人的构造,就是地下室里有一条地道,通往西边的哈得逊河(Hudson River)。但是,这条地道究竟是做什么用的呢?走私土耳其烟草,或是酒类或印度大麻(hashish)?要么就是夜会情人的往来通道?更神秘的是,地下的两个入口中,究竟哪一个才通往这个秘密地道呢?"我们也不太清楚,"Corcoran公司负责销售这栋大宅的经纪人托德·梅西(Tod Mercy)说道。这栋大宅的挂牌售价约为150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9305.7万元)。"也许,你相信是哪个,就是哪个吧。"

本文最初发表于2012年2月19日。
翻译:幽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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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 反堕胎运动新前线:胎儿何时有痛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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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堕胎运动新前线:胎儿何时有痛感
Sep 18th 2013, 00:34, by PAM BELLUCK

反堕胎运动有了一条新的前线:立法禁止受孕20周以后堕胎,理由是那时候胎儿会有痛感。

2010年以来,12个州施行了这样的法律,最新的例子是德克萨斯州。在联邦层面,共和党控制的众议院今年6月通过了一个类似的提案

胎儿疼痛的科学问题非常复杂。在这个课题上发表过观点的多数科学家认为,即使胎儿有痛感,神经网络也要到后来才形成,晚于近乎所有堕胎手术的实施时间。

有几名科学家进行的研究被反堕胎人士列为显示出受孕20周的胎儿有痛感的证据。其中一名科学家表示,他认为那时胎儿可能有痛感,但他也认为,在那个阶段实施的少数堕胎可以采用无痛的方式。他和另外两名科学家表示,他们认为,无论是他们自己的研究或是目前的证据,都不能为胎儿疼痛法律提供科学支持。

还有些科学家的观点随着更多研究的完成而有所演变。澳大利亚皇家布里斯班女子医院(Royal Brisbane and Women's Hospital)的母胎医学高级专家尼古拉斯·菲斯克医生(Nicholas Fisk)称,他曾经认为早期胎儿痛感"很有可能",因为研究发现,接受输血的胎儿分泌的应激激素及流向大脑的血液均会增加,而止痛药可以降低两者的水平。

不过,应激激素并不一定表明有疼痛。曾任国际胎儿医学与胎儿外科学会(International Fetal Medicine and Surgery Society)会长的菲斯克医生如今表示,神经学研究已使他确信,24周前"完全没可能"有痛感。

支持胎儿疼痛法律的人士还称,外科医师给子宫里的胎儿做手术的时候会使用麻醉剂和止痛药,这证明了胎儿有痛感。

全国生命权利委员会(National Right to Life Committee)的州级政策主管玛丽·斯波尔丁·鲍尔奇(Mary Spaulding Balch)称,"如果等待手术的孩子有痛感,那么等待堕掉的孩子也有痛感。"她是提倡胎儿疼痛法律的先锋,并不提倡在实施堕胎手术时采用麻醉剂或止痛药"来制造无痛死亡",而是希望阻止这样的堕胎,因为"人类大家庭的一个成员已经发育到了能够感知疼痛的节点"。

不过,一些胎儿外科医师表示,使用这些药物并不是出于胎儿疼痛方面的理由。费城儿童医院(Children's Hospital of Philadelphia)的著名胎儿外科医师斯科特·阿德齐克医生(Scott Adzick)称,麻醉剂是用在母亲身上的,通过母体传递到胎儿,而用于胎儿的是肌肉弛缓药和麻药。他介绍说,用这些药物是为了帮助母亲止痛、使胎儿保持静止、弛缓子宫,并防止胎儿的激素应激反应。当被问到,如果没有这些药物胎儿会不会有痛感的时候,阿德齐克医生说他不知道。

马克·罗森医生(Mark Rosen)是在胎儿手术中使用麻醉剂的先驱。他表示,如果胎儿可以感知与手术相关的疼痛,那也是在术后,因为术中来自母亲的麻醉剂药力很强。用于胎儿的止痛药会防止术后镇痛(如果存在的话),但用药的已知科学理由是"促进愈合",他说。"胎儿会维持下去,发育并存活。"

胎儿疼痛法律通常禁止受孕20周后实施堕胎,按照科学家的算法约为妊娠22周(这种算法以最后一次经期为起点,因为受孕的准确时间不得而知)。美国绝大部分的堕胎是在24周之前实施的。最高法院认为,过了这个时间点的胎儿有可能在子宫外存活。

因此,胎儿疼痛法律把禁止堕胎的时间提到了24周这个门槛之前大约两周,但能影响的案例非常少。支持堕胎权利的研究组织古特马赫研究所(Guttmacher Institute)提供的数据显示,98.5%的堕胎发生于21周前。更晚的案例往往涉及刚刚发现的先天缺陷。

然而,正反两方都认为,这些法律是限制堕胎选择、加强反堕胎势力的整体努力的一环。此类法律已在亚利桑那州、乔治亚州和爱达荷州遭到挑战和阻止。

对痛感发展意见不一的科学家表示,他们并不认为自己的研究适用于胎儿疼痛法律或者火药味浓烈的堕胎辩论。

例如,田纳西大学(University of Tennessee)健康科学中心(Health Science Center)的儿科、麻醉学与神经生物学教授坎瓦尔吉特·阿南德博士(Dr. Kanwaljeet Anand)的研究,和其他一些科学家的研究一起被列为这些法律的依据。阿南德说,他认为18到24周的胎儿很可能有痛感。但他补充说,"胎儿疼痛与堕胎并无太大关系,因为大多数堕胎是在胎儿有痛感之前做的",而在有痛感之后的"极少数"堕胎手术中,也可以使用他相信能够止痛的方法。

鉴于很多关于疼痛的问题都悬而未决,所以大多数科学讨论最后都陷入了理论领域。很多研究都围绕儿童或成人展开,对胎儿痛感并无明确指导意义。科学家称,很难把某种反应定性为疼痛;胎儿的某些反应只是本能的反射或是分泌应激激素。有些研究人员称,感知疼痛的能力有赖于意识,而意识本身可能是逐渐形成的。

"我们不知道的远比我们知道的要多,"罗森医生说。他2005年与同事合作,对多项研究进行分析,最终合写了一篇有影响力的论文,发表在《美国医学会杂志》(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上。文章得出结论,胎儿不太可能在大约27周开始的第三孕期之前就有感知疼痛的能力。文章称,痛感需要神经连接延伸至大脑皮层内部。而罗森说,大脑皮层在23周左右才开始出现,到第26周或稍后才会具备相应功能,并在胎儿出生后继续发育。

2010年,英国皇家妇产科学院(Royal College of Obstetricians and Gynaecologists)组建了一个跨学科工作组,由其进行另一场大规模评审。工作组称,"多数神经系统科学家认为,大脑皮层对于感知疼痛来说是必要的",所以"胎儿不可能在(24周)之前产生任何意义上的痛感"。

2012年,美国妇产科学院(American Congress of Obstetricians and Gynecologists)对这一推论表示赞同,并称,胎儿疼痛法律的支持者所援引的研究"在与其他可以获得的信息进行综合考虑后",并不具有说服力。

胎儿疼痛法律的支持者辩称,大脑皮层对于感知疼痛来说并不是必要的,在20周左右发育成形的丘脑就足以感知疼痛。全国生命权利委员会的鲍尔奇认为,2007年发表在《行为与脑科学》期刊(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上的一篇由瑞典神经系统科学家比约恩·默克博士(Dr. Bjorn Merker)撰写的论文为此类法律提供了有力支持。默克对五名患有水脑症的儿童进行了观察。水脑症患者完全没有或丧失了大部分大脑皮层,取而代之的是液体。默克陪同这些孩子去了迪士尼乐园(Disney World)。他写道,这些孩子似乎会微笑和哭泣,并由此推理称,"认为大脑皮层是'意识器官'的默认共识可能是严重错误的。"

该项研究涉及1到5岁的儿童。鲍尔奇表示,它"是有说服力的证据,证明尚未出生的孩子能在20周的时候感知疼痛"。

然而,默克博士在电子邮件中表示,他的研究与胎儿痛感"关系不大",而且"并非是针对痛感的"。他还说,"我并不知道有人在堕胎问题上引用了我的论文",他不愿意在这个问题上进一步表态,"因为这个问题已沾染了政治因素。"

阿南德博士认为,大脑皮层并不是胎儿痛感的必要条件。他表示,一些成人在切除大脑皮层组织后仍能感觉到疼痛,而还有些人在切除丘脑神经之后就感觉不到疼痛。"大脑皮层似乎就连对成人也没有那么重要,"他说。"为什么你会觉得它对胎儿如此重要呢?"

但是,作为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Francisco)的麻醉学、产科学及妇科学荣休教授,罗森医生表示,痛感涉及"不同结构间复杂的反馈回路",因此痛觉受体必须通过脊髓及丘脑,延伸至大脑皮层。"你可以打电话,但前提是要有连接电话的电话线,"他说。"你可以说现在有了电话线,但服务尚未开通。"

阿南德的胎儿痛感理论,源自他对早产儿所做的一项重要研究。这项研究显示,当时普遍的不给接受手术的婴儿麻醉的做法,会导致激素应激反应,并妨碍康复。这不能证明婴儿有痛感,但它在很大程度上使麻醉成为标准做法,因为降低应激反应有利于婴儿存活。

大多数早产儿的年龄都比胎儿疼痛法律定义的胎儿大,拥有更为发达的大脑。但阿南德表示,他认为胎儿可能会通过不同的路径感知疼痛,可能是基底核——正在形成的神经元的停留地,之后会融入大脑皮层。罗森医生表示,基底核理论是"无事实依据的推测",对于痛感来说,很可能过于简单化了。

2004年,阿南德在涉及禁止晚期手术的案件审判中作证,提供有关胎儿痛感的科学见解。反对晚期手术的人士称,这种手术是"部分分娩流产"。2005年,他出席了考虑就胎儿疼痛出台立法的国会委员会的听证会。

阿南德最近表示,他的本意是介绍科学事实,而不是支持反堕胎的观点。自2005年以来,"我有很多次被要求为此作证,但我都拒绝了,"他说。"我觉得这件事被搞得完全失控了。"

他表示,女性和她们的医生应该根据具体情况做出堕胎决定。"在极少数胎儿可能有痛感的堕胎案例中,"他说,"不妨考虑一些可以做些什么来避免胎儿遭受很多痛苦。"他表示,怀孕20周后,常用方法之一是,在打掉胎儿前注入羊水,或给胎儿注射心脏衰竭药物,"从胎儿痛感的视角看,这种方法真的没什么问题","这是一种富有同情心的方法"。反堕胎人士并不同意上述观点,认为注射等同于引发心脏梗死。

一些科学家表示,如果胎儿有痛感,那么分娩的时候,胎儿似乎会特别疼。可胎儿疼痛法律的支持者并不提倡分娩时对胎儿进行麻醉或使用止痛药。鲍尔奇表示,她认为婴儿出生时"会产生某种东西来止痛"。

科学家们表示,事实并非如此。阿南德说,"出生时的痛感会对大脑路径产生活化作用,这或许对胎儿有益。"

翻译:黄铮、陈柳、许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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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 打造智慧城市,不能靠技术堆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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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智慧城市,不能靠技术堆砌
Sep 18th 2013, 00:38, by 方元为纽约时报中文网撰稿

新一届中国政府提出"新型城镇化"发展战略,虽然国家发改委尚未推出实质政策,但这或许可以成为中国城市告别过去不可持续的粗放型发展模式的机会。确实,在过去半年来的时间里,在各种社交平台和学术及商业论坛中,何为"新型城镇化"、"人的城镇化"、城乡应当如何协调发展等等,都成为热门话题,中国似乎开始了一场关于城市的全民思考。这不失为一件好事。

在这里,我想先用美国城市"智慧化"的历史,引出今天中国智慧城市的讨论。美国当初提出这个"智慧"(smart)的目的,就是为了修复美国自"二战"以来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也就是被美国人称为"愚蠢"(foolish)的发展模式。这种发展模式与如今中国城市的发展有些类似,即依靠城市"摊大饼"带动地产发展,从而刺激经济。

这种发展模式带来的负作用现在已经显而易见。以洛杉矶为例,城市摊大饼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农耕地的减少。20世纪上半叶,洛杉矶地区仍是由一群被农田包围的小城市组成的城市群;而现在,从洛杉矶市中心开车出去,尤其在沿海地区,几乎连续数小时都见不到农田的影子。农耕地的重要意义不仅是国家重要的战略资源,也是维持城乡关系的纽带。其次,城市蔓延的另一大副产品,就是汽车依赖。身在城东的我想去探望远在城西的朋友,除了驾车,还有更好的办法吗?再者,面对如此大的城市大饼,诸如道路管线之类的基础设施也必定庞大。很多初始投资可以由开发商来帮忙,但之后的维护费用绝对是一笔天文数字,这笔钱从哪儿来出呢?这也是加州很多地方政府破产的重要原因之一。另外,我们熟知的"城市热岛效应",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城市在无序扩张中侵占了原本宝贵的绿色空间。

面对这些类似的问题,美国城市当时的转型首次喊出了"智慧"的精神,核心就是发展模式的根本"改革",而不是通过不疼不痒的技术手段来"改良"。当然,改变习惯的过程是漫长的,也是痛苦的。经历了将近20年的努力,美国各界如今已普遍接受了诸如"土地混合功能利用"(即在一个小片步行可达区域之内融合商业、办公、居住、娱乐等多种生活功能)、非机动车出行、历史保护、环保先行等"智慧转型发展"原则,并通过规划师、媒体、市民团体、政府部门、企业家、教育机构、科研工作者、艺术家的跨界合作,为智慧城市的发展扫清障碍。在这个过程中,起到决定性作用的不是绿色技术革新,而是地方政府的觉醒和公众教育的深入,我称之为"洗脑"的过程。

举个例子,在中国河北省的曹妃甸那处目前因陷入债务危机、发展停滞的工业基地,规划、建设有一处集中了无数低碳技术的新区,号称"国际低碳新城",旨在与曹妃甸"国家级循环经济示范区和新型工业化基地"的定位相匹配。新区2010年动工之际,对其所用先进技术的宣传,密集见诸报端:"与瑞典藤茂公司、普拉克公司、恩华特公司在地源热泵应用、污水处理、垃圾处理等方面积极展开合作","率先在全国打造真正意义上的低碳宜居示范城市。"

但随着产能过剩、资金断流对曹妃甸工业基地的全面冲击,这处当年计划投入资金超300亿元的造城项目终至搁浅。新城区内居住者寥寥、环境脏乱、运营废弛,环保、低碳更是无从谈起。

 然而即便新区顺利建设完毕,就能称其为"真正意义上的低碳宜居"吗?

即使在风光互补发电路灯、海水淡化这样小尺度的低碳技术上花了大价钱,在城市形态和开发模式上,这个项目却没有任何进步,导致项目在大尺度上仍然是一个排碳大户。为何这么说?首先,这个项目侵占了北方最大的滨海湿地之一。开发湿地这件事,本身就会造成大量原本固定在湿地中的碳元素被大量释放到空气中,形成巨大的碳排放;其次,在项目既有的规划中,居住、商业、娱乐的功能分离,并且城市设计的尺度过大,完全不给人留出行走的便利,使人不得不驾车出行。试问这样鼓励高碳生活方式的"低碳城",如何能完成自己的使命呢?

当然,这并不是说高新技术不重要;而是如何将面前五花八门的优秀科技为自己的城市所用,才是更关键的问题。

这就需要政府在全局层面上调整城市的行为方式,减少过剩的生产、开发和消费。不能因为局部使用了一些绿色技术,就可以继续过去那种毫无节制的发展模式。绿色技术决不能助纣为虐,成为消耗资源的"保护伞"。

面对越来越多的绿色技术,政府规划工作的出发点,应该少考虑一点"如何建设",多思索一点"如何引导",通过科学的分析选择适合的绿色技术,来配合本地的发展战略;而不是本末倒置地用大量规划建设来迎合、追求绿色技术。

如何定义"绿色"、"低碳"、"可持续性",以及如何通过量化的方式监测工作成果,是"智慧城市"最重要的一环。"可持续发展"这个词从1992年首次出现到现在,已有20年的时间。老实讲,除了喊口号和原则概念,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城市敢说自己真正是可持续发展的。虽然目前国际上有非常多基于定性研究的、永远"政治正确"的原则性标准,比如鼓励市民坐公交和步行,加强城市土地功能的混合使用,大力保护城市生态,减少城市"摊大饼"现象等等;但在操作层面,它们都缺乏可操作性,也无法检验。所以真正能推动中国城市转型起步的,也应该是定量的标准。例如,纽约市在2030年规划等文本中,就明确提出了现状问题、不同时间段内所需达到的改善水平,以及改善的具体方法。比如2013年相对2012年,该城市的污水排放量减少了多少?乘坐公交出行的人口比例是否增加?机动车驾驶带来的空气污染下降了多少?该城市单位GDP增长的能源需求有否下降?地区内水环境的生态承载力有没有变化?等等。这些问题都需要深入踏实的调查研究、数据采集和严格坚持,绝不是花钱买技术就能一股脑解决的。

近年来,针对广受各界诟病的污染问题,中国政府也开始推行一系列专项监测及治理项目。例如,国务院近期出台了一项大气污染防治计划,罕有地以未来5年PM10和PM2.5的浓度降幅这一定量标准作为工作目标,提出在中国的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在2017年前必须把大气中的PM2.5浓度在2012年的水平上,分别降低25%、20%和15%;其他所有城市必须将PM10的水平降低10%。而接下来,执行层面的工作,或将更具挑战性。

除了政府,公众也需要被"洗脑"。我们需要的不仅是"绿色出行"、"节约用水"这样的倡导和口号,而是对市民开展更深入的教育。比如:如何解读目前的规划文本?如何进行公众意见参与?自己城市的水污染究竟是什么来源?历史街区保护中政府的困难在哪儿?等等。公众教育的形式也可多种多样,信息公开、跨界教育团体、社区议会、基层课堂、宣讲义工、企业社会责任行动、微电影等等。只有让市民真正了解城市,让公众参与成为市民熟悉的生活方式,人民群众中蕴藏的巨大智慧才有可能真正成为政府工作的积极力量。

目前,随着"大众自媒体"在中国社会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很多规划师开始在诸如微博这样的公共平台上做起"规划科普",一些电影人也做起了以城市为主题的微电影和纪录片。但成功的公众教育仍有漫长的路要走。需要多方协力,不仅是政府,还有非政府组织,企业,以及媒体等等,一起来参与和提高。

总之,"新型城镇化"发展战略,我们需要的不是绿色技术的堆积,而是更精明地利用我们宝贵的土地资源,更理性地平衡我们的欲望和生产,更整体全面地进行城市规划,更科学地监测绿色技术的实际效果,更公开地分析每一条政策的社会影响,更积极主动地进行公众教育。这样,我们拥有的才是一个智慧城市,而不仅仅是一座智慧电厂,或一栋智慧建筑。

方元是美国注册规划师,美国规划协会(APA)  国际项目官员。

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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