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4月5日星期六

纽约时报: 政治阴谋与外星绑架,国际象棋联盟的戏剧性改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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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阴谋与外星绑架,国际象棋联盟的戏剧性改选
Apr 4th 2014, 23:58, by DYLAN LOEB McCLAIN

本次选举活动的情节元素够写一本勒卡雷(Le Carré)式的小说了,其中包含背叛以及盗窃机密文件和内部交易的指称。

与此利害相关的不是某强国的领袖,而是一个鲜为人知的组织的主席,该组织掌管着游戏世界的一个小角落,那就是世界国际象棋联合会(World Chess Federation)。这个组织监管着国际象棋锦标赛,控制着价值数百万美元的比赛和赞助交易,以及被视为民族主义抱负之至高境界的冠军头衔。

主角们似乎也是从小说中拉出来的人物。其中一人是前世界象棋冠军、现任俄罗斯反对党领导人;还有一人是俄联邦某籍籍无名的加盟共和国的前总统,他认定自己被某些发明了国际象棋的外星生物给绑架了,这些外星人穿着黄色套装;还有一位是由前时尚摄影师变身国际象棋官员的候选人,此人希望前两位候选人都被取消资格,这样他就能接掌联合会了。

最近的阴谋核心是角逐联合会主席职位的两名候选人受到腐败指控,其中的一人是前国际象棋冠军、现任俄罗斯反对派人物加里·卡斯帕罗夫(Garry Kasparov),另一人是联合会现任主席、自称曾被外星人掳走过的基尔桑·伊柳姆日诺夫(Kirsan Ilyumzhinov)。

在国际象棋组织的世界里,这类指控通常不会引起什么反响,因为过去几十年来像这样的腐败传闻已经传出太多。之所以这一次连早已厌倦不已的国际象棋世界都受到震动,是因为每个候选人为了证明对方有肮脏勾当,把签过字的合同贴到了网上。虽然没有一名候选人否认被质疑的合约上署有他们的大名,然而他们均声称,自己手里的合约遭到了恶意误读。

就连国际象棋界的实权人物、联合会前主席冰岛大师弗里德里克·奥拉夫松(Fridrik Olafsson)都只能摇头。

他说,"事情的发展脱离了正轨。有太多和国际象棋无关的问题。"

长期以来,卡斯帕罗夫一直在批评伊柳姆日诺夫,说他的古怪想法、以及他与争议性的国家领导人的交情有损联合会的清誉,吓跑了未来赞助商,这些领导人之中就有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穆阿迈尔·卡扎菲上校(Col. Muammar el-Qaddafi)和巴沙尔·阿萨德(Bashar al-Assad)总统。长期以来,他和国际象棋界的其他人士一直指责伊柳姆日诺夫有贪腐行为。

不过,此前一直没有出现任何类似证据的东西,直到两周以前,伦敦《星期日泰晤士报》(The Sunday Times)和许多国际象棋新闻网站收到了一份泄露的备忘录,情况才发生了改变。在备忘录中,伊柳姆日诺夫和前时尚摄影师安德鲁·鲍尔森(Andrew Paulson)一致同意,他们将均分一家新创立的公司举办的任何国际顶级赛事的红利。

2012年,伊柳姆日诺夫控制的联合会把一份未经招标的合约交给了这家新创立的公司,授权它在接下来的11年里组织和推广国际象棋锦标赛——国际象棋世界杯赛(World Cup)和国际象棋大奖赛(Grand Prix),并寻找赞助商。这些授权的潜在价值在数百万美元以上。

根据二人签署的备忘录,鲍尔森将管理这家名为Agon的公司,并拥有49%的股权,伊柳姆日诺夫将拥有51%的股权。伊柳姆日诺夫还将给该公司提供高达200万美元(约合1245万元人民币)的启动资金,这笔钱连本带利将通过公司的盈利来偿还。

伊柳姆日诺夫和鲍尔森承认网上公布的合约是真的,不过他们表示,合约从未生效,伊柳姆日诺夫并未成为公司的所有人。

伊柳姆日诺夫还在一封电子邮件中用联合会的法语简称FIDE表示:"我签署的所有和FIDE有关的文件,都必须经过董事会的批准。FIDE不是主席一个人说了算,它是一个庞大的组织。我没有、也不会签署未得到FIDE支持和批准的文件。"

然而,这份合约并未得到董事会的批准。联合会副主席乔治斯·马克罗普洛斯(Georgios Makropoulos)在一则声明中说,该合约"只是众多方案中的一份",且已被否决。他不屑地称这份合同是混淆视听的东西,因为"它从未生效",他还说,假如有人怀疑的话,"我从未从Agon收过哪怕一分钱。"

鲍尔森说,他想让伊柳姆日诺夫拥有公司的股份,以确保联合会能尝试和Agon合作。他在一封电子邮件中写道,"和一个人的利益冲突的东西,和另一个人的利益就是相符的了。如果要我把自己手里的大量钱财投入到这么祸福难料的生意上,我想确保自己不会血本无归。"

他指控说,是卡斯帕罗夫选举阵营中的一名前雇员从他电脑里窃取了合约。

最后他说,他依然是该公司唯一的所有人,Agon于2012年在泽西岛成立,泽西岛的公司备案记录确认了这一事实。

鲍尔森说,他从未和伊柳姆日诺夫串通一气占联合会的便宜。为了证明自己的说法,他说他依然在考虑角逐联合会主席一职,因为他认为伊柳姆日诺夫应该被取而代之,只不过取代他的人不应是卡斯帕罗夫。他在电子邮件里说,"我想说,这是在大声宣告我是独立的。"

尽管如此,卡斯帕罗夫依然把这桩交易称为"滥权"和一次利益冲突。他在一则声明中说,"那些签名的效力比他们长篇大论的否认和攻击要更强。"

如果说对被盗合约的指控,听上去让国际象棋界的人士倍感熟悉,那是因为三周前披露的另一份机密合约对卡斯帕罗夫及其选举阵营构成了类似的指控。

据《纽约时报》报道,一份泄露的合约草稿显示,今年8月举行的联合会主席选举似乎存在贿选阴谋,合约的一方是卡斯帕罗夫,另一方是联合会秘书长梁志荣(Ignatius Leong)。合约的最终版本删除了卡斯帕罗夫直接付给梁志荣50万美元酬金的条款,不过保留了由卡斯帕罗夫控制的一个基金会给梁志荣下属的一个基金会提供高达100万美元捐款的条款。

最终酬劳依卡斯帕罗夫的选举结果而定,来自新加坡的梁志荣承诺,卡斯帕罗夫至少能从自己的选区获得11票,并会"尽力帮他拿到15票"。

鉴于今年的两名候选人都被腐败疑云所笼罩,奥拉夫松表示,联合会将成为此次选举最大的输家。

他说,丑闻吓跑了潜在的赞助商,"我的印象是,这些公司不想接近国际象棋,因为他们感觉这项运动被腐化了。清理这个烂摊子是有可能的,不过腐败现象太严重了。"

说到候选人,他又补了一句,"我们习以为常的操守,对他们来说成倒成了反常之举。"

本文最初发表于2014年2月9日。

翻译:张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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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 MH370家属苦等亲人消息,有人已经放弃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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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H370家属苦等亲人消息,有人已经放弃希望
Apr 4th 2014, 23:55, by 黄安伟

北京——自从马来西亚航空公司370航班失踪以来,史蒂夫·王(Steve Wang)就没在北京自己的家里睡过觉,他的母亲就在那架飞机上。他的日子是在丽都酒店的不同房间里恍惚度过:13层的他住的套间、马来西亚官员发布消息用的宽敞的宴会厅、还有他与其他也住在这个酒店的乘客家属痛苦会面的安静角落。每天虽然有人提供膳食,但他说自己不再感到饥饿。

现年25岁的史蒂夫·王说,"我们依然抱有希望。虽然现在希望不到1%,但无论多么渺茫,总还是有可能。"

在城市的另一边,另一位年轻人王乐(音译)的母亲也在那架飞机上,他这周已经重返工作岗位,他在一家互联网公司担任娱乐新闻编辑。他没有和其他家属那样在丽都酒店过夜。

他说,"那里的气氛很不好。"他打算重新回去上晚上的泰国武术课,有的晚上,他还和女朋友一起,在他们紧靠钟鼓楼的公寓附近散步。

"以前午饭后,我有时会给我妈打电话,"他说。"那是个习惯。在过去的几天中,我想过给她打电话,然后意识到她已经不在这里,我感到非常难过。"

他说,"我们基本上已经不抱希望了。"

这架波音777-200型客机以及机上的239名乘客和机组人员失踪已经4周了,机上乘客大多数是中国人,他们的家人只能以各自的方式度过这段一筹莫展的悲伤。尽管在印度洋上的大面积搜索工作有多个国家参与,但目前仍没有找到可以让人痛哭的尸体,没有发现能用来寻找线索的碎片,也没有得到可以分析的最后录音。在信息真空中,一些家属坚持认为,飞机上的乘客仍在劫机者的掌握之中,而另一些家人则准备在本周六的清明节为死者烧香,清明节是祭奠死去的祖先的日子。

还有一些家属从北京飞往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要求得到答案,该航班是从吉隆坡起飞的。有的家人已在这里与律师谈索赔的问题。也有人在给北京一所法语国际学校十几岁的学生们做心理辅导,因为该校失去了3名同学。

史蒂夫·王在一家技术公司做销售,他从公司请了假。他和住在丽都酒店的大约20位悲伤的家属一起,组成了一个帮助乘客家属的义务工作组。他个头不高但很壮实,身穿一件背后印着"为MH370祈祷"字样的白色T恤衫,他同意接受采访,条件是报道中只用他的英文名。

自从3月8日班机在飞往北京的途中失踪之后,丽都酒店就成了家属们每天会面的地点。约有100名家属住在丽都酒店,房费由马来西亚航空公司支付,其他人则住在北京的另外4家宾馆里。史蒂夫·王一直住在丽都酒店的一个双人套房。他的父亲在第一周曾与他一起住在那里,但后来回到了史蒂夫·王和父母一起居住的家中。

史蒂夫·王在丽都酒店后门外的一家星巴克咖啡店外,一边抽烟、一边说,"我害怕回家。我不敢看照片,还有家里她的东西。"

他的母亲是一位退休的化学教授,热爱摄影。57岁的她和朋友们一起周游世界,最新款的佳能相机是她的旅行必备。她和8个朋友刚刚结束了在尼泊尔的两周游,一起乘坐马航370回国。

史蒂夫·王的手机里有一些他母亲拍的照片。有几张是在沿海的江苏省拍的白色城墙围绕的古老村镇,还有的是在中国西部沙漠中拍的一座佛教寺庙。

在最初的几周里,他用这个手机每时每刻地察看着新闻,"看看找到了什么、说了些什么、声称了什么,"他说。现在他尽量避免去看新闻,他说。

"过去20天中,我们的情绪很复杂,"他说,"我们身心俱惫。但仍在等待。"

史蒂夫·王的每顿饭都是在这个酒店里吃的。吃过晚饭后,他常和其他家属一起在他的房间里聊天、抽烟喝茶。他说他每天晚上睡4、5个小时。

他说,和其他家属一样,他对马来西亚政府感到愤怒,"因为他们对待我们的态度。"他参加了3月25日前往马来西亚大使馆的游行,该抗议活动要求马方公布更多的信息。周三上午,在与吉隆坡的马来西亚官员和技术专家进行视频通话时,因为他能说流利的英语,乘客家属推他为代表,追问专家给予解释。

他说,"我们只想知道真相。"

同一天,在北京西北部一家大型互联网公司里,26岁的王乐坐在他的办公桌前,开始编辑文章,文章是有关中国一位男演员的花心丑闻的。在离开工作3周后,他于周一重返岗位。他的老板知道他母亲失踪的事情,知道消息的还有几位与他关系比较近的同事。

"他们和我一起吃午饭,但不提这件事,"王乐周三晚上在鼓楼附近一家咖啡馆里这样说,他与史蒂芬·王没有亲戚关系。

与记者见面的这个晚上,他本该和女朋友一起乘飞机前往纽约。在马航370出事之前,他和女朋友曾打算双双辞职,旅行三个月。他们原计划的第一站是去纽约州的奥尔巴尼市看望一个叔叔,之后南下去墨西哥和古巴。

"我们的想法是,放空一年,也许结婚,"他说。"现在,我不能想玩的事情,或者将来再去上学。我不想离开我爸。"

王乐的父亲今年64岁,他患有心脏病。3月8日那天,王乐和他女朋友一起,来到他父母在北京东边的家中,告诉父亲马航370出事的消息。王乐的父亲当天早上已经听到了有关新闻,但全然不知与他一起生活了近40年的妻子也在那趟班机上。

王乐的父母以前在北京市中心地带经营一家服装店,现已退休。但是他今年57岁的母亲不顾他父亲的反对,还在兼职做些生意,王乐说。"我父亲总是对她说,在家里呆着吧,歇歇、玩玩。"

3月4日她和一个卖化妆品和其他东西的朋友一起飞到马来西亚。王乐说,"她跟我说,别告诉你爸。"他父亲只知道她旅行去了。

3月9日,他们一家人来到丽都酒店询求消息。王乐在父母家陪父亲住了几天。第一个晚上,王乐坐在他母亲的屋子里。到处都是衣服。"我爸跟我说,'昨天,我也进来坐了一会儿。'"王乐说,"他说,'我不想收拾。我想留着这个样子,等她回来。'"

每天晚上,他父亲都会做妻子最喜欢的菜。"我们一说起妈妈,他就哭,"王乐说。"晚饭的时候他会喝一小瓶白酒,比他以前喝得多。"

有一天,快递送来了一个包裹,里面是他母亲曾在网上订购的东西。他和父亲都不知道拿这个包裹怎么办。

"我们都想说,'咱们把这个包裹放在她的房间里,等她回来再说,'"王乐说。"但我们都没能说完这句话。"

黄安伟(Edward Wong)是《纽约时报》驻京记者。Bree Feng对本文有研究贡献。

翻译:张亮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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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 造反的太阳花:千禧世代要唱自己的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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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反的太阳花:千禧世代要唱自己的歌
Apr 5th 2014, 00:11, by 吴丰维为纽约时报中文网撰稿

三十岁以下的台湾年轻人,经常被老一辈戏称为畏苦怕难的"草莓族",是只想活在小确幸、过自己小日子的宅男宅女。但是,堂堂迈入第三个星期的太阳花学运,却彻底翻转了老一辈的刻板想象。

三月十八日夜晚,两百多位反对两岸《服务贸易协议》的年轻人翻过台湾立法院的围墙、冲破警力的拦阻、闯入了闭锁的议场。他们拿起麦克风,挺立在主席台上,高声宣布:人民占领了立法院!

这些一九八O年后出生、在优渥环境下长大的千禧世代(Millennials),居然在立法院议场筑起工事,与国家机器硬碰硬,更拿起他们的扩音器,不厌其烦地向全民宣达他们的理念。

瞬间,太阳花学运(因为学生占领立法院的第二​​天,有民众送了许多物资,其中有人送了许多太阳花,很多学生都人手一支,因此被媒体称为太阳花学运),吸引了全台湾的眼球,数十家新闻媒体全天候跟拍。根据统计网站Socialbakers,主导此次运动的黑色岛国青年(由台湾清大、台大、成大、政大等校学生跨校成立的反服贸社团)的脸书,是台湾过去一个月内粉丝数增加最多的专页,高达二十八万多人,将其他偶像艺人远远抛在后面。学运总指挥、国立台湾大学政治系研究所研究生林飞帆的个人脸书,随意的一个贴文都可以吸引超过十万人点赞。

许多人的疑问是,这些年轻人为何有如此大的动能?为什么他们有这么强大的组织能力?这场运动会达到什么成果​​呢?

千禧世代的反抗动能的背后,有普遍的国际因素,也有台湾的独特脉络。

过去二十多年来,在全球化的氛围下,开放是被鼓励的美德,利益均沾(trickle down)是被鼓吹的神话。但是金融风暴后,席卷全球的经济萧条与严重失业,直接冲击年轻人的未来,他们挟着被既有体制剥削的不平开始反抗。

过去四年间,从阿拉伯之春到席卷全球的占领运动,都可以看到千禧世代穿梭街头、拿着各种行动装置,透过推特或脸书这类社群网站彼此集结、向外发声。

现在,轮到台湾的千禧世代。

三十岁以下的台湾年轻人,是台湾教育程度最高的一代。二十五岁到二十九岁的年轻人口中,有55%的人具备大学以上学历,十年前,这个数字还不到四分之一。

但是,这群教育程度最高的年轻人,却是失业率最高的一代,也是最受经济剥削的世代。根据台湾主计处《人力资源统计年报》,2013年,二十五岁到二十九岁年轻人的失业率是7.11%,远高于全人口的4.18%。而主计处同年的《人力运用调查》更显示,这些30岁以下的千禧世代,有近九成的人平均月薪不到四万台币,其收入完全无法应付高涨的房价与物价。这些青年人恐怕必须不吃不喝三十年以上,才供得起台北市一间三十坪(近100平米)的公寓(约一千五百万台币)。

台湾的千禧世代占领立法院,要求退回两岸服务贸易协议,这个诉求与全球性的占领运动有其共通处:他们不信任自由贸易,认为它加大了贫富差距,恶化社会的不平等,进一步剥夺了年轻人的未来。

但不同的是,台湾的占领运动多了政治与文化的意义,因为服贸协议被视为是木马屠城记的翻版,国民党政府被比喻为引清兵入关的吴三桂,它甚至将一次性的改变台湾人的生活方式。

这样的顾虑并非空穴来风。香港在回归中国后,与中国签订了CEPA,虽导入了庞大的中国资本,但是爆量涌入的大陆人,排挤了香港人的生存空间,引起香港人"蝗虫入境"之讥。中国资本搜购香港媒体后,也屡屡引发言论紧缩的争议。香港的殷鉴不远。台湾人看到了,与中国更紧密的经贸关系后,既有的生活方式被掏空的可能危机。

此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牵涉到的产业,是占了台湾GDP将近七成的服务业,它将直接冲击到台湾58%的劳工。许多人担心,一旦开放了服务业市场,两岸之间的薪资水位将会拉平,台湾基层劳工的薪资将会压得更低。更令人担忧的是,台湾超过九成以上的企业都是所谓的中小企业(员工在一百人以下的企业),面对庞大外来资本的入侵,几无招架之力。

尽管面对如此庞大的产业冲击,台湾政府在服贸协议出台之前,完全没有进行劳动市场的冲击评估,也并未充分咨询相关产业。对于反对者来讲,服贸协议根本是在黑箱中拟定的政策,轻忽对台湾的未来冲击。

如果对于服贸争议背后夹杂的经济、政治与文化因素视而不见,是不可能理解千禧世代蓄积的反抗动能。这个反抗动能在三月三十日驱动了五十万人站上台北街头,台湾留学生更在美、英等十七国、四十九个城市同步举行,成为史上动员幅度最广、人数最多的台湾社会运动。

而千禧世代究竟是如何练就如此可观的组织能力?

他们集合几个代表团体组成决策中心,扮演学运的神经中枢,统合了庞大的物资组、纠察队、活动组、医疗团与律师团,有效地指挥每日高达四、五千人的静坐群众。他们更高举公民不服从(civil disobedience)的大旗,先后攻占了立法院与行政院,国家机器几乎因此停摆。太阳花学运俨然成为一支地下游击军,与凯达格兰大道另一端的总统府排阵对峙。

太阳花学运的壮大并非偶然。这些游击军是由政府长期的无能与专擅"养"出来的。

过去六年,台湾发生了许多的公民抗争运动,从反对集会游行法的野草莓运动,拒斥种种毁坏良田、污染环境、经济掠夺的土地运动,挑战旺旺大举购并媒体的反媒体垄断运动,到抗议军中不当管教的公民觉醒运动,许多人感到民主与自由逐渐流失的威胁。策画太阳花学运的几个主力团体,都是在这一场场的运动战中累积了自己的实力。

简单地总结,太阳花学运的沛然成形,是许多长期因素累积而来的。有年轻人对于世代剥夺的不满,有对自由贸易本身的疑虑,有对于国家机器的不信赖,更有对于台湾与中国的政经竞合关系的不安,也就是对所谓的"中国因素"的担忧。

而这个运动将何去何从?它将达到什么样的成果?

台湾上一次的青春狂飙,已经是24年以前的野百合学运。为期六天(1​​990年3月16日至3月22日)的野百合学运,促使台湾国会全面改选,让台湾从威权走向民主。而太阳花学运呢?它会达到运动的诉求,然后漂亮收场?或是像惊蛰春雷一般,一阵飙举电至后又复归庸常的平静?或者它只是创造一批政治新秀,以后浪之势取而代之?又或者它展现的是千禧世代对既有体制的大拒绝(Great Refusal),而成为对一切价值重新估定的新思潮?目前可能还没有人能预见或断定太阳花学运的未来。

不过,无论如何,千禧世代已经造反了。他们要唱自己的歌。

这是一个集体的世代想像,黎明之后,不管更好或更糟,他们都需要勇敢以对。

吴丰维是台湾文化大学哲学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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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 学历不能定义你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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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历不能定义你的人生
Apr 4th 2014, 23:52, by 弗兰克·布鲁尼

最近几天,大学录取通知纷纷发出,每年都有希望破灭的人要面对这种局面。

布朗大学(Brown University)给申请者发放的录取通知达到了历史最低点:不到10%。斯坦福大学(Stanford)、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和耶鲁大学(Yale)的比例更低。申请就读北卡罗莱纳大学教堂山分校(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at Chapel Hill)的学生达到历史新高——共计31321人,而且它只接受了州外申请人数的六分之一左右。美国圣母大学(University of Notre Dame)接受了大约五分之一的申请者。

目前,许多未能如愿进入日思夜想的大学的年轻人担心这意味着他们前景堪忧,而且也担心这是对他们自身价值的总体判断。

这篇文章就是为他们而写的。与其说它是被拒绝后的慰藉,不如说它只是披露了社会现实——这个社会过分关注大学录取的过程,已经失去了理智。

如果某所精英学校把你拒之门外,这并不意味着你的才能比那些受到录取的学生差。这个事实或许只说明,你没有得到某些人所拥有的那种支持,或者你对待这件事情没有那么专注——你上的SAT课程比较少,而且也没有以同样的热忱来润色你的个人简介。

一位在非洲的朋友最近告诉我,一对富有的美国夫妇出资在非洲修建了一个孤儿中心,他们这样做一定程度上是为了让自己十几岁的孩子,能偶尔来异国他乡的慈善机构转转,这样他们写大学入学申请书时也能拿来炫耀:得到录取的筹码。人们的投机取巧竟然已经到了如此疯狂的程度。

或许拒绝你的学校在PayScale.com高调公布的《大学收入报告》(College Salary Report)上名列前茅,这份报告研究哪所大学的学生挣钱最多。

这是个多么可笑的名单。它至少与《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U.S. News & World Report)统计的年度排名一样存在缺陷。即使你相信它,它又能说明什么?是说排在首位的大学一定拥有最强的实力、能给学生传授最好的技能,还是说在这些大学录取的年轻人中,大多数人的父母及此前建立的关系网为他们提供了一些帮助?

或许它只是告诉你,这些学校吸引的都是未来的有钱人,他们最关心的是将来能拿到多少薪水。你追求的难道就是这样的环境?

关于金钱和职业发展:拿到名校闪闪发光的学位证书当然有用。不承认这一点就是在撒谎。但是,如果认为这些东西比你花在学习上的精力、你锻炼自身技艺的认真态度,以及你真正学到的东西更重要,那也一样很傻。后面这些内容才是你职业生涯里更坚实的组成部分。

在《大卫与歌利亚》(David and Goliath)中,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Malcolm Gladwell)论述道,门槛稍低的大学可能会以门槛较高的大学不会采取的方式,帮助学生们出类拔萃、茁壮成长。

这个国家的高级办公室里,坐满了没有上过常青藤联盟(Ivy League)大学的首席执行官。洛克希德·马丁公司(Lockheed Martin)的玛丽莲·休森(Marillyn Hewson)就读的是阿拉巴马大学(University of Alabama)。全食超市(Whole Foods)的约翰·麦基(John Mackey)上的是德克萨斯大学(University of Texas),而且一直未能毕业。

学历是,或者说应该是最不能定义你的东西。告诉我有谁的身份来源于自己上过的大学。我要是找出这样一个人,你一定不愿意在自己的超级碗(Super Bowl)聚会上见到他。

学历对你的成就的影响,远远比不上其他许多东西:选择伴侣时的智慧、与所居住的社区之间的互动、对你承续或组建的家庭的慷慨。

如果进不了梦寐以求的学校,你可能会去一所不完全合乎你想象,或是不一定很对你胃口的学校。

很好。大学应该是一个大熔炉。大学应该让你改变而不是延续过往:你应该翻开新的一页,成为崭新的自己,而不是让一切在十七八岁的你身上定型。完美的计划被打断可以帮助你实现这一点。与其说它是一次挫折,不如说它是一块跳板。

我认识的一名高中毕业班学生未能被她梦寐以求的几所大学录取。但她收到了几所相当出色的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对她刮目相看,因为她很快就意识到,和自己的幸运相比,那些遗憾有多么苍白。她很快由失望变成兴奋。

相比有幸招收她的学校的名字,这种面对挫折的韧性和乐观的天赋,在未来会更加重要。我们这个崇尚地位的社会把这场磨难强加给了她和她的同龄人,其中部分人顺利地通过了这场磨难。和经受了磨难的那些人一样,她也会表现得不错。

翻译:陈柳、陈亦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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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 亲人离世后,如何面对活着的创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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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人离世后,如何面对活着的创伤
Apr 4th 2014, 23:37, by 马克·艾普斯顿

我的父亲死于脑瘤已是四年半前的事情了。但如今和我88岁的母亲谈起失去我父亲这个事情时,我很惊讶地发现她还在怀疑自己:"你大概以为我早看开了吧"。她谈起失去她共度几乎六十年生命的丈夫时,依然沉浸在痛苦中,"已经四年多了,但我还是很难过。"

我不知道我成为精神科医生的动机,是否缘于我母亲在我小的时候就喜欢这么讲话,或者是因为现在我是个精神科医生了,她才这么跟我交谈。但我很高兴可以和她谈起这个话题。我们需要谈论痛苦。如果痛苦深埋在个人心底,它将会蚕食掉个人的心理支撑。

"心灵创伤永不会消失殆尽。"我回答,"也许它会有变化,有时随着时间可以逐渐淡化,但它永不可能完全消失。你为什么会觉得你应该看开了呢?我觉得不是这么回事。"我的母亲思考着我的看法,如释重负。

"我不用因为还没看开而内疚了?"她问,"我第一任丈夫去世时,我花了10年才走出来。"她突然又想起来她大学里的爱人。当她20多岁时,她的爱人由于心脏问题突然去世,多年后才又遇到我的父亲,"我觉得自己终于能透口气了。"

在我10岁还是11岁之前,我对我母亲的第一任丈夫毫无所知。直到有一天我在玩猜字游戏时,为了查找单词,我翻开了她那本饱经风霜的韦伯词典。书的扉页上有我母亲的笔迹,用黑墨水写着她的名字。但那姓氏并不是她现在的姓氏,也不是她未婚前的姓氏。那是另一个我不熟悉的名字:雪莉·施泰因巴赫(Sherrie Steinbach),而不是她现在的名字雪莉·艾普斯坦(Sherrie Epstein)。这是我母亲的另一面,她独特的手迹立刻让我觉得无比熟悉,但这个名字又让我感得十分遥远。

"这是什么?"我想起我举着这本褪色的蓝色辞典,询问我的母亲,这个故事就此翻江倒海地展现出来。之后我们很少再提起。直到我的父亲在半个世纪后去世了,我的母亲才又开始提起这个事情,这一次是她主动提起的。我不清楚她第一任丈夫的去世所造成的创伤,是否真的完全被抚平。我父亲的去世似乎又使这个问题浮到水面。

心理创伤并不只是重大灾难的后果,它的影响不局限于受重灾的人群。心理创伤的暗流不停在日常生活中涌动,于无常的人生里,伴随各种辛酸经历将我们击垮。我可以说,我们要么正处于心理创伤后的应激障碍里,要么就是正处于心理创伤前的应激障碍里。死亡、年迈、疾病、事故、分离、失去,它们以各种方式环绕在我们所有人之间,没有人可以逃离。我们的世界是如此的不稳定与不可预测,即使已拥有了难以置信的科学进展,这个世界依然在很大程度上,以超越我们控制的形式运行着。

我告诉我母亲的话"心理创伤永不消失",来自于我这些年作为精神科医生的认识。当我们试图抵制心理创伤,不让自己感受到其全部影响时,我们迫使自己脱离了事实。作为治疗师,我可以作证:让一个人承认自己的痛苦与无能为力是有多么困难。我母亲的自然反应"我不是应该看开了吗?",是非常普遍的现象。我们中的许多人会尽力恢复常态,但这使我们逃避自身的痛苦程度,也因此忽视了其他人的痛苦程度。

当灾难袭击时,我们可能会迅速产生移情反应,但私底下我们总认为自己应该恢复"正常"。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的受害者需要数年才能恢复,士兵从战场带回的是其沙场中的痛苦体验。我们作为一个社群,是否能够为这些人痛苦数年?或者我们应该向前走,也希望他们能够向前看?我一个朋友在4岁时遭遇母亲自杀,他的父亲为了让他向前走,在一个清晨告诉他:母亲已经离开,永远也不要再提起她。当我们在希望他人往前走时,我们是否也在采用这个方式?

1969年,瑞士精神科医生伊丽莎白·库伯勒·罗斯(Elisabeth Kübler-Ross)将死亡的创伤带入她开创性工作的著作《论死亡与临终》(On Death and Dying)里。她阐述了悲哀的五步骤模型:否认、愤怒、谈判、绝望、接受。在那个时代里,她的工作成果非常激进。它使死亡成为正常的谈论话题,但这也无意中让人们觉得: 应该用正确的方式来处理悲哀,这正如我母亲的感觉一样。

然而,追悼没有时刻表。悲哀对每个人的效果并不相同,而且它并不总能轻易离开。如今精神科医生们能找到的最接近的共识是:对待心理创伤,最健康的方法是直面接近它,而不是试图去逃避。强迫恢复正常的自然反射冲动只能适得其反。当受到心理创伤的人试图融入正常人中间时(我们中大部分人是这么做的),他们只能感觉自己格格不入。

虽然我们习惯认为心理创伤是巨大灾难后不可避免的结果,但我们的日常生活也充满着无休止的小心理创伤。东西打破了,别人伤害了我们的感受,蜱虫会传染莱姆病,宠物会死亡,朋友生病,甚至也会死。

"它们正在攻城掠地,"有一天,一位60岁的朋友数着亲近熟人们的各种疾病,"我们正在走下坡路。"他是对的,但这种生活带来的心理创伤并不只攻击一个年龄段。第一天上学与第一天使用生命辅助设施,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分离与丧失摧残着每一个人。

当我母亲告诉我,她花了10年时间才走出第一任丈夫去世的痛苦时,我很惊讶。我想,她开始恢复时,我已经六七岁了。我的父亲是一位富有同情心的医生,但他并没有对我母亲的问题采取措施。当母亲嫁给父亲时,她把往日的婚礼照片都交给了姐姐保管。我对此毫不知情,也从未想过要问起。但当我父亲去世后,我的母亲突然对她生命里这段非常时间毫不忌讳。这段故事一直沉睡着等待了60年,几乎从未被提起。

我的母亲在处理父亲死亡的问题上,将自己摆在了与当年一样的压力下。那些早期的心理创伤决定了后来的创伤,而克服创伤的困难度只能越积越高。我非常高兴自己是一位精神科医生,也很感激自己在与母亲交谈时带着佛教的宽容倾向。在那些尽快恢复正常的无稽之谈中,我可以给她提供其他一些东西。

愿意面对心理创伤的意愿是恢复的关键,无论创伤是大是小,年代久远或是昨日之事。它们也许永远无法如我们希望的那样完全消失,但也许它们并不需要这么做。心理创伤是生活中不可磨灭的一部分。正因为如此——而不是尽管如此,我们才是活生生的人。

马克·艾普斯顿(Mark Epstein)是一位精神科医生和作家。他最近的作品为即将出版的《日常生活中的心理创伤》(The Trauma of Everyday Life)。

本文最初发表于2013年8月4日。

翻译:陈复加

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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