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0月13日星期日

纽约时报: 谁有资格评选诺贝尔和平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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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有资格评选诺贝尔和平奖?
Oct 13th 2013, 00:17, by 约亨·比特纳

德国汉堡——盖尔·伦德斯塔(Geir Lundestad)或许拥有着世上除圣诞老人以外最愉快的工作。每年10月第二个星期五早上10点半,这位仪表堂堂、头发灰白的挪威历史学家,都会拿起电话通知一个幸运的凡夫俗子,他或她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Nobel Peace Prize)。

周五,伦德斯塔往荷兰海牙打了一个电话,那里是禁止化学武器组织(Organization for the Prohibition of Chemical Weapons)的总部所在地。这是一个妥当的选择。的确,这个组织在叙利亚的工作才刚刚开始,总体而言在2013年并没有消除很多化学武器,但从1997年建立以来,该组织在防止世界上发生化学战这个方面,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

今年的这个选择是无可厚非的,但是越来越多关注诺贝尔奖的人表示,这个奖项已经受到了破坏。他们担忧,近几年的获奖者反映了这个奖项的政治化,损害了该奖的声誉。2009年的获奖者是当时才上任八个半月的奥巴马,2012年的获奖者则是欧洲联盟。

一些人提出要改革筛选流程,主要是用一个由各国领导人物组成的小组,取代当前的委员会。当前的委员会传统上完全是由挪威政治人物组成的。不过这个奖项真的需要改革吗?

显然和平奖仍然受人瞩目。在我前往挪威奥斯陆的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研究所(Alfred Nobel Institute),到伦德斯塔的办公室拜访他时,他抓起了一本《牛津当代世界历史辞典》(Oxford Dictionary of Contemporary World History)给我看。"诺贝尔和平奖"词条,一开始就说:"世界最负盛名的奖项。"

然而批评者表示它已经政治化了。挪威人权中心(Norwegian Center for Human Rights)主任尼尔斯·比滕申(Nils Butenschon)说,"委员会给美国总统颁奖似乎是为了确认自身的地位,而不是确认获奖者值得敬重。"

还有一些人则追问,欧盟为什么有资格在2012年获奖。毕竟,人们是在那一年发现推行欧元的时机并不成熟,没有给欧洲带来和平,而是带来了混乱。

批评者认为,问题的根源在于评选委员会完全是由挪威人组成的。

按照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的遗嘱,委员会由五名成员组成,由挪威议会选出。这些成员通常是挪威的前政治人物,但进入委员会既没有国籍也没有职业的要求。批评者认为,由于委员会成员都是在议会的前同事,议员们就把每一个席位都变成了政治筹码,委员会的每一个决定都反映了挪威的国内政治。

奥斯陆政界人物当中流传的一则故事就是一个例子。伦德斯塔,以及挪威前总理、诺贝尔委员会主席托尔比约恩·亚格兰(Thorbjorn Jagland)多年来一直都想颁奖给欧盟,但是都受到了反欧洲人士的阻挠。(挪威不是欧盟成员,怀疑欧洲的情绪或多或少是那里的主流立场。)

到了2012年,反对派中领头的社会党人奥戈特·瓦勒(Agot Valle)中风,不得不离开评审团,委员会中的抵触情绪得以打破。(委员会的讨论严格保密,没有任何委员愿意评论这样的报道,不过出席了全部会议的伦德斯塔称,对这个说法他不会予以反驳。)

批评和平奖的人士非常喜欢这个故事。他们问道,难道世界上最有名望的奖项应该是这样评选出来的吗?让一群各有算盘的挪威老年人做主?

留意一下挪威议会、外交部及一些奥斯陆智库的讨论,你会反复听到一种想法:为何不给这个国际奖项组建一个国际评审团?为何不委任科菲·安南(Kofi Annan)、希林·伊巴迪(Shirin Ebadi)或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这样的诺贝尔奖得主,让他们带来全新的国际视角呢?

毫无疑问,这种想法看似显而易见,而且很有吸引力。然而,这不过是用一种政治化来代替另一种政治化,很可能还更为有害。

毕竟,试想你必须从头组建一个评审团,找到一些正直、不慕虚荣又疏远镁光灯的人。从一群挪威前政坛人士里找,结果不会太离谱。

当诺贝尔本人选择挪威来作为颁发和平奖的国家时,他的脑海里大概就是这么考虑的。与颁发科学奖项的瑞典不同,挪威从未追求统治其他国家,而且很早就支持国际主义及和平大会的理念。

况且,应当如何划分新的界限呢?拥有安南那种声望的人当然可以入选,但那些曾经的政坛或商界领袖呢?他们会不会打着各自的算盘呢?

要改革和平奖的说法夸大其词。和平奖经历了112年的历史,人们总能从中找出个别得奖者来吹毛求疵的,但挪威的诺贝尔评审团干得并不赖。需要改变的是,盖尔·伦德斯塔及其同僚应当将负面报道视为警钟。他们不应通过追捧得主来提升奖项的形象,而应审慎、谦卑地做出每一项选择。

倘若再做出一次意在政治的决定,《牛津当代世界历史辞典》恐怕就该反思其中对评奖方的评价了。

约亨·比特纳(Jochen Bittner)是德国《时代》周报(Die Zeit)的政治新闻编辑。

翻译:王童鹤、黄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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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 退出国际刑事法院对非洲是一场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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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出国际刑事法院对非洲是一场灾难
Oct 13th 2013, 00:22, by 德斯蒙德·图图

开普敦——非洲联盟(African Union)成员国本周将齐聚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就某些非洲国家领导人要求退出国际刑事法院(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简称ICC)一事展开讨论。我们必须抵制此类要求。这片大陆已经忍受了太长时间不负责任的统治,不能再失去国际刑事法院提供的庇护。

这些领导人试图摆脱国际刑事法院,从而可以肆无忌惮地杀戮、残害和压迫自己的子民,而不必承担任何后果。在他们看来,民众的利益不应成为他们实现其财富与权力野心的绊脚石。而国际刑事法院对其责任的追究则干扰了他们实现这些野心的能力。而那些妨碍他们的人——受害者,即他们的国民——应继续沉默下去。

他们甚至认为,不管是道德准则还是法治,对他们来说都没有意义。

但是他们清楚,不能明目张胆地把这些想法说出来,那样必会招来反对。于是他们借种族歧视这个借口指责起国际刑事法院。

乍一看来,这个指责似乎站得住脚。自2002年成立以来,总部设在荷兰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所审理过的案件全部针对非洲国家。但其中部分原因是,为了审理前南斯拉夫,柬埔寨及其他国家相关的案件,国际社会建立了独立的法庭,这自然而然地压缩了该法院的审理范围。

截至目前,该法院已经公开起诉了32人,只有托马斯卢班加(Thomas Lubanga)一人被判在刚果共和国(Democratic Republic of Congo,简称:刚果[金])犯下战争罪。但其中许多调查并非由国际刑事法院或外国机构发起,而是由非洲国家政府自己移交至国际刑事法院的。这些国家的法官和调查人员也受邀参与调查。

因此该法院的指控多针对非洲国家这一事实不应被用来质疑法院的中立性,相反,这恰恰反映出许多非洲国家的领导和民主机制的糟糕状况。当一个国家数以千计的子民遭到杀戮或被迫流离失所时,比如苏丹,这个国家自己的司法体系本应能够纠正此类暴行。这一点不容质疑。但是当这个国家不愿意或没有能力匡扶正义时,就像许多非洲国家那样,该由谁来维护受害者的利益呢?国际刑事法院的批评者们说:"没人"。这些批评者只是一味污蔑该法院奉行种族歧视且缺乏公正,就像二战结束后赫尔曼·戈林(Hermann Göring)及其纳粹被告同伙们污蔑纽伦堡法庭(Nuremberg tribunals)那样。

尽管一些非洲国家领导人大打种族歧视和殖民主义牌,事实却很清楚。国际刑事法院不仅不是所谓的实施政治迫害的白人工具,反而充满了非洲色彩。20多个非洲国家帮助建立了国际刑事法院。最初加入该法院的108个国家中,30个为非洲国家。法院18位法官中,5人来自非洲,其中包括来自博茨瓦那的法院副院长莫纳根(Sanji Mmasenono Monageng)。对提交哪些案件具有重要决定权的法院首席检察官法图·本苏达(Fatou Bensouda)则来自冈比亚。国际刑事法院显然就是个非洲法院。

正如来自加纳的联合国前秘书长科菲·安南(Kofi Annan)所说的,退出国际刑事法院对非洲而言会是一场灾难。没有了该法院的威慑力,该地区的国家便可以毫无顾忌地侵袭邻国及其本国内的少数民族。两年前,军阀托马斯·卢班加因招募和使用儿童兵的指控而被捕时,国际刑事法院的威慑作用削弱了其他武装组织对他的支持。科特迪瓦(Ivory Coast)前总统洛朗·巴博(Laurent Gbagbo)被押至海牙(The Hague)受审后,这个国家才得以重建。

没有国际刑事法院,此类恶劣至极的罪行将永无休止。暴君们仍在祸害非洲:大湖区(Great Lakes)、马里、尼日利亚的北部地区和埃及的状况都令人担忧。我们决不能让施暴者逍遥法外。

此外,如果正义和秩序得不到恢复,创伤就无法愈合,而暴力和仇恨就会像角落里的定时炸弹滴滴作响。我们对南非及肯尼亚人民为治愈创伤所经历的漫长而痛苦的过程感同身受。如今,非洲在国际事务中正开始发出自己的声音,它必须不断强化而不是削弱其法治承诺。这些原则是是全球道义和法律责任的一部分,而非我们可以依自身口味选择的菜肴。

同数千人一道,我加入了国际倡议组织Avaaz发起的活动,呼吁非洲领导人们不要退出国际刑事法院。其他的选项都会带来太多痛苦:要么选择复仇,像卢旺达、科索沃和波斯尼亚那样,要么像智利那样,选择特赦和集体忘记过去。而一个国家要想处理与过去的关系,唯一办法就是直面过去。

我们需要在亚的斯亚贝巴会议上发出强有力的声音来传达这个信息,用喊声压倒那些想让我们无所作为的人。我们也需要这片大陆上的大国,如尼日利亚和南非,发挥领导作用并阻止某些人修改他们所不喜欢的规则。这场战斗不是非洲与西方之战,而是非洲内部的灵魂之战。

德斯蒙德·图图(Desmond Tutu)1986至1996年间担任开普敦大主教,并因反对种族隔离斗争作出的贡献获得1984年的诺贝尔和平奖。

翻译:裴兴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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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 地球气温本世纪中将达史上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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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气温本世纪中将达史上最高
Oct 13th 2013, 00:49, by JUSTIN GILLIS

研究人员周三称,如果温室排放继续稳步增长,地球上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到本世纪中叶将达到史无前例的高水平。

位于马诺阿的夏威夷大学(University of Hawaii)的科学家们计算得出,到2047年(误差不超过5年),全球大部分地区的年平均气温将高于1860年到2005年期间的任何一年。

在《自然》杂志(Nature)上发表这篇研究论文的主要科学家卡米洛·莫拉(Camilo Mora)说,换句话说,对一个给定的地区,"未来最冷年份的气温将比过去最热年份的气温还要高。"

莫拉博士的团队预测,空前的气候在热带将更早到来,给这些地区的人类社会、给那里的珊瑚礁(它们目前为数以百万计的人们带来鱼类)、以及世界上最大的森林造成越来越大的压力。

莫拉博士在一次采访中说,"回想一下你经历过的那些最热、最痛苦的事情吧。我们在说的是,这样的事情很快就会成为常态。"

当然,这一研究是带有注意事项的。它基于气候模型,即试图重现气候系统的物理作用、预测未来温室气体会引发什么反应的巨大计算机程序。虽然这是目前可用的最佳工具,但这些模型存在一些已知问题,而且没有人能确定它们对几十年后情况的预测有多准确。

这些模型显示,如果全球大力采取措施控制排放,这些史无前例的气温有望被推迟20到25年。虽然这听上去不像是很多年,但科学家们表示,减排将换来宝贵时间,让自然和人类社会设法适应,并研发出有助于进一步减排的技术。

其他一些未参与这项研究的科学家称,从长远来看,减缓排放将产生更大的影响,降低气候达到引发灾难性变化的程度的风险。他们称赞这篇论文用一种新颖的方式展现了该领域专家们已知、但公众还不知道的信息。

位于加州斯坦福的卡内基科学研究所(Carnegie Institution for Science)气候研究者肯·卡尔代拉(Ken Caldeira)说,"如果当前的二氧化碳排放趋势持续下去,我们将把世界上大多数生态系统推入它们在几百万年时间里没有经历过的气候状况。"

莫拉的研究论文很少见:它起源于一个课堂项目,最终成了世界最负盛名的科学刊物之一上一篇令人瞩目的文章。

莫拉博士并不是气候科学家,他是一个利用大型数据集解释环境问题的专家。他让一班研究生分析39个世界上首屈一指的气候模型。这些模型由12个国家的21个研究中心运行,得到政府的资金支持,运算结果可公开获得。

围绕这些模型的结果发表的科学论文不计其数,但这些学生发现,其中缺少了一个分析领域。在报告这些结果时,通常是以全球平均气温的变化为形式。但这不能让人一目了然地了解特定地区的温度变化与历史常态相比可能是怎样的。地理学博士候选人阿比·G·弗雷泽 (Abby G. Frazier)说,"我们想让人们以一种真正切身相关的方式理解气候变化。"

莫拉博士和学生将地球划分成网格,每一个为386平方英里(约为999.74平方公里)。他们对来自39个气候模型的结果求平均值,对每个网格计算出他们所称的"气候偏离"日期,预计过了这个日期之后,该地未来所有年份的气温都将高于历史上最热的一年。

这些结果似乎表明,如果温室气体排放量依然很大,那么2047年以后,地球上一半以上的地表每年气温都将高于该地从1860年到2005年期间的气温记录;从1860年到2005年期间的历史气温数据和重建是可以获得的。分析发现,如果大力减排,这个日期有望推迟到2069年。

使用莫拉团队所用的方法,可以为每个城市找到具体的气候偏离日期。这篇论文发现,在高排放的情况下,纽约市的气温偏离日期是2047年。但如果排放较少的话,这一日期将会推迟到2072年。

对北京来说,在高排放的情况下,气候偏离日期将会是2046年,而排放较少时这一偏离日期将会是2078年。莫斯科的这两个日期分别是2063年和2092年;华盛顿则是2047年和2071年。

最令人吃惊的发现可能是在热带地区。这里的气候变率比高纬度地区小得多,研究发现,温室气体蓄积的额外热量将使这些地区的气温更快超出历史范围。这篇论文发现,在高排放的情况下,墨西哥城的气候偏离日期是2031年,雅加达、尼日利亚拉各斯是2029年,哥伦比亚波哥大则是2033年。

很多人认为,气候变化对两极的影响最严重,而最大的气温变化绝对值也已经出现在北极以及南极部分地区。但是莫拉的论文和以前的研究相符,似乎表明自然和人类社会面临最大风险的地方,至少是就短期而言,其实可能是热带地区。

热带居民一般比较贫穷,和生活在中纬度富裕国家的人相比,他们没有很多钱适应气候变化,而中纬度富裕国家的人燃烧的碳基燃料最多,造成的排放也最多。热带地区的植物和动物也已经习惯了一个狭小的气温范围。气候科学家说,那些没有适应快速气候变化的遗传能力的生物将被迫转移,或者将会灭绝。

莫拉博士说,"我确信会有巨大的生物和社会后果。但我没办法告诉你具体细节。"

翻译:张亮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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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 斯诺登前雇主中情局曾指其越权访问机密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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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诺登前雇主中情局曾指其越权访问机密文件
Oct 13th 2013, 00:55, by ERIC SCHMITT

华盛顿——2009年,正当爱德华·J·斯诺登(Edward J. Snowden)准备离开日内瓦,不再在中情局(CIA)担任技术人员时,他的上司在他的人事档案中写了一篇负面的报告,指出这名年轻人的行为和工作习惯发生了明显变化,而且还表达了令人不安的疑虑。

两名美国高级官员透露,中情局怀疑斯诺登曾试图破解自己并无访问权限的机密计算机文件,并决定把他打发回家。

但是这个危险信号并没有受到重视。斯诺登离开中情局后,成了美国国家安全局(National Security Agency,简称NSA)承包商的雇员;4年后,他泄露了数千份机密文件。情报官员和执法人员称,斯诺登上司的警告和中情局的怀疑显然没有报告给NSA或其承包商,直到相关文件开始向外泄露,联邦调查人员开始审查斯诺登的记录后才浮出水面。

一名资深执法人员在提到关于斯诺登的报告时说:"因为疏漏,没人注意到。"

关于上述警告的准确性质,以及为何未向其他部门通报,中情局、NSA和联邦调查局(FBI)的发言人都以斯诺登的活动正在受到调查为由拒绝置评。

本文采访了对斯诺登上司的报告有直接了解的6名执法、情报和国会官员。由于相关刑事调查仍在继续,所有官员都要求在匿名的前提下发言。

官员称,回过头看,中情局上司的报告以及中情局的怀疑,或许是对将要发生的泄密事件的第一个严肃警告,也是他们所错过的检查斯诺登接触最高机密的权限,或至少使他将来在NSA的工作受到更严格监控的最大机会。

了解斯诺登活动的一名共和党议员说:"这个体系的薄弱之处在于,如果负面信息传来,他仍然能保留权限,转而从事另一份工作,而相关的信息却不会传达给其他部门。"

斯诺登目前住在莫斯科,自今年夏天从俄罗斯政府获得临时庇护以来,本周他才首次现身。周三晚间,他与4名在美国为他的案件积极活动的人士见了面。这4人都是美国的揭秘者,他们还给斯诺登递交了一个奖项,他们说这个一年一度的奖项是由一群中情局退休官员颁发的,对象是"在情报工作中展现出正直的"情报工作者。

中情局给斯诺登的评价,在联邦人事政策术语中称作"负评"(derog)。很难猜想如果NSA的管理者得知这份"负评"里的警告,之后会发生什么。

"人事档案的内容几乎无所不包,"查尔斯·B·索厄尔(Charles B. Sowell)说,"那条讯息可能会被漏掉,然后再也不会有人注意到。"直到今年6月,索厄尔还是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Office of the Director of National Intelligence)的高层官员,致力于改进安全权限控制程序。

索厄尔目前在弗吉尼亚州费尔法克斯的信息技术公司突出联邦解决方案(Salient Federal Solutions)担任高级副总裁,他强调自己在斯诺登泄密事件公开前就离开了政府。

情报和执法官员称,这份报告本应影响到斯诺登的工作(首先是作为NSA承包商雇员在日本为戴尔[Dell]工作,随后是作为博思艾伦公司[Booz Allen Hamilton]员工在夏威夷工作),以及他受监督的级别。

一名高级执法官员说,中情局和NSA用来管理其全职工作人员与合同雇员安全权限的电子系统是用来追踪重大违规行为,而不会考察程度较轻的针对个人行为的投诉。所以,除非有特殊请求,否则关于斯诺登的程度较轻的负面讯息就不太可能会被提交给NSA。两名执法官员说,由于斯诺登一案,这个纰漏已得到了纠正,类似的信息现在就会被提交出去。

随着国会审查安全权限的授予过程,特别是USIS进行的权限授予,中情局这份负面报告得到了披露。USIS每年要为美国政府进行70万次安全审核。公司调查过的个人包括斯诺登和阿龙·亚历克西斯(Aaron Alexis)。警方称亚历克西斯上个月在华盛顿海军造船厂射杀了12人。

"我们迫切需要对那些受信任掌握了敏感讯息的人进行监察,必须更频繁,数据必须更丰富,"前中情局安全雇员凯茜·弗森(Kathy Pherson)说。她现在效力于一个情报行业的特别工作小组,该小组预计将于年底前就此事发布一份报告。

尽管目前还不清楚这位主管在负面报告中究竟说了什么,但当时,也就是2009年,斯诺登在网上对政府和安全问题发表了大量评论,他抱怨过公民监视项目,据一个朋友说,他当时正经历着一场"良心上的危机"。

2006年年中,斯诺登在中情局得到了一个信息技术方面的职位。尽管没有正规的资质认证,他仍然获得了接触最高机密的权限,并在国务院工作人员的身份掩护下被派到日内瓦工作。他在日内瓦的职责是什么目前还不得而知。

马瓦妮·安德森(Mavanee Anderson)曾在日内瓦与斯诺登共事,接触机密信息的权限也很高。他今年6月份在田纳西州《查塔努加时报自由新闻》(Chattanooga Times Free Press)的一篇文章中说,在他们从2007年到2009年初的工作期间,斯诺登"已经在经历某种良心上的危机"。

她说:"任何一个聪明到能够参与他做的这种工作、能够接触到他能接触到的信息的人,都会遇到这样的时刻。"

斯诺登后来告诉《卫报》(The Guardian),中情局驻日内瓦特工招募线人的手段让他感到震惊和悲哀。他对《卫报》说:"我在日内瓦看到的很多事情,真的让我对政府的运作方式和它对世界的影响感到幻灭。我意识到,我所参与的工作所造成的危害远远大于益处。"

Michael S. Schmidt自华盛顿、Andrew Roth自莫斯科对本文有报道贡献。
翻译:陈柳、王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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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 莫妮卡·马西亚斯:两位独裁者的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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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妮卡·马西亚斯:两位独裁者的女儿
Oct 13th 2013, 00:37, by CHOE SANG-HUN

韩国首尔——莫妮卡·马西亚斯(Monica Macías)把自己称为独裁者的女儿。准确地说,是两位独裁者的女儿。

她的父亲弗朗西斯科·马西亚斯·恩圭马(Francisco Macías Nguema),是赤道几内亚的首任总统,其在任期间处决人犯数以千计。但是她的监护人,也是父亲一样的人物,则更加臭名昭著:金日成(Kim Il-sung),北朝鲜的国父,创造了一个现实世界中的反乌托邦式的古拉格,一如奥威尔的著作,并实行几乎彻底的信息控制。

马西亚斯之所以得到金日成的照料,是因为她的父亲请求金日成关照他的三个孩子的教育。像很多冷战时期第三世界的领袖一样,这位非洲领导人很尊敬金日成。没过多久,马西亚斯总统被推翻,其本人也被处决,但是金日成信守诺言,将他的三个孩子送到朝鲜最好的学校里接受教育。

马西亚斯今年41岁。她大学毕业之后就离开了朝鲜。她很难相信自己的父亲像旁人说的那样"邪恶",同时她也一度很难把自己心目中和蔼的朝鲜监护人,跟那个禁锢自己人民的朝鲜独裁者联系起来。

最近,马西亚斯在一次采访时说,"如果你问我,怎么看作为政治家的金日成,我反对他,因为他错了。但是,如果你问我,怎么看作为父亲的金日成,我对他从来都是感恩的,因为他保护我,抚养我,教育我。他是一位对逝去的朋友信守诺言的人。"她是用朝鲜语回答的,她认为这是她的母语。

不论从哪个角度看,马西亚斯的一生都不同寻常,她从来都像是一个局外人。七岁那年她来到朝鲜,这是全球人口同质化最高的国家。邻居小孩叫她"小黑"或者"羊头"。马西亚斯说,在朝鲜度过了十五年之后,她完全是按照朝鲜人的方式去说话,思考和感知,而朝鲜在世界上地位很低,她的两位父亲又都被妖魔化,位列有史以来最恶劣的独裁者当中.

受到这种落差的启迪,今年八月她出版了一本题为《我是从平壤来的莫妮卡》(I Am Monica From Pyongyang)的朝鲜语自传,记录了自己的一生。

几个孩子的漫长旅程是从1979年开始的。她和姐姐马里布尔(Maribel),哥哥帕科(Paco)一起来到朝鲜首都平壤。带她们去朝鲜的是妈妈,她要到当时相对发达的朝鲜接受手术,因为人们认为在这里手术更安全。(那时的朝鲜发展还不错,政府控制经济,经济支柱是对苏贸易,以及苏联的慷慨援助。)

马西亚斯回忆说,金日成热烈地欢迎了他们,他拍了拍马西亚斯的脑袋,送给每一位孩子刻有金日成名字的欧米茄腕表,还给他们提供司机和一辆沃尔沃。四个月之后,她的父亲被杀,母亲启程回家,想要保护自己的大儿子。

年幼的马西亚斯姐弟被平壤的万景台革命学校(Mangyongdae Revolutionary School)录取,这是一所为最忠于政府的人们建立的子弟学校。在学校里,老师教他们怎么使用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Kalashnikov rifles)射击,还学到了西方和韩国的"罪恶"之处。马西亚斯常常因为思念母亲,夜半把头埋在枕头里哭泣,但是她确实感到,自己受到了很好地照顾。

在回忆中,她只跟金日成面对面见过三四次,都是在她进学校念书之前;但是他通过自己的秘书处,一直关注着马西亚斯姐弟是否一切安好。

马西亚斯说,"金日成会送给我们节日礼物,年底还会送来戏票,我们常常在他背后几排观看演出。我们什么都不缺,虽然我们跟普通朝鲜人的互动和接触都很有限。"

她记得,本地学生被指派去监视外国人,但是没有觉得受到冒犯,因为这些朝鲜小孩经常试图保护他们的外国朋友免受惩罚。

接下来,在念大学时,马西亚斯的信仰开始动摇了。

当她被平壤轻工业大学(Pyongyang University of Light Industry)录取,她搬进了一间宾馆,这里还居住着来自中国和叙利亚的留学生。因为当局对于外国学生的监管远远宽松于其他人群,她有机会看到电影《第一滴血》(Rambo)和其他美国电影,偷听韩国音乐。这些都是新学生偷带进来的。

有一次,她指责一位叙利亚学生坐在一张印有金日成照片的报纸上,对于朝鲜人来说,这是一条严重的罪行。这个叙利亚学生反驳说,"你批评我,是因为你只在平壤生活过。"马西亚斯回忆道。

1988年,她到北京进行了两个礼拜的访问,去看望时任赤道几内亚大使的表兄。之后,她对于外界的好奇愈发强烈。在第一天见到一位美国人时,她夺路而逃。教科书里把美国人刻画成嗜血恶魔,多年熏陶之下,她满心恐惧。但之后,她说,她开始发现,见到的美国人和韩国人都看上去都比朝鲜人要"无忧无虑许多"。

回到平壤之后,她开始感到不自在。每天早上她窗户对面的标语牌上面写的是:"我们紧跟党的决定!"而她在北京看到的第一块公告牌,上面是一个妆容美丽的女性,而不是政治标语。一下子,朝鲜人听上去就像是"一群在巨型摄影棚里照本宣科的人"。

她开始问外国学生更多的问题,最后,她决定要离开朝鲜,自己去寻求真相。当毕业临近,金日成传来口信,毕业之后她可以自行选择去留;她回答说,她想搬到西班牙去。在接受了西班牙语课程后,她于1994年离开朝鲜。金日成的临别礼物包括了一张去往马德里的机票,和六个月的生活费。

没过多久,她在赤道几内亚短暂停留期间听说,金日成去世了。她和哥哥帕科到朝鲜大使馆吊唁进香,在金日成的遗像前鞠躬。她哭了。

她说,"不管外人说他什么,对我们他就像父亲一样。他告诉我们要努力学习,成为一个有尊严的女性。"

从此之后,马西亚斯开始试图搞清楚自己的童年,理清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她在西班牙居住了十年,之后又前往美国。她说,在纽约时她曾经在幼儿园工作,雇主并不了解她的身世。

但是她从未真正找到在家的感觉,直到2007年她搬到韩国。现在,单身的马西亚斯把时间分成三块;一块儿在首尔,一块儿在兄弟居住的赤道几内亚,一块儿在母亲和姐姐居住的西班牙。她从事贸易,将韩国面料出口到赤道几内亚和西班牙。

她回避从政治上讨论自己的两位父亲。但是想要找到自己的位置,就必须要接受两位父亲的声誉。当她在西班牙知道,不是美国"帝国主义者"和韩国"傀儡",而是金日成发动了朝鲜战争时,她"十分压抑,大哭了三天"。她不相信西班牙朋友的话,但是她到图书馆去研究,才发现他们说得对。

2004年,因为思乡,她以游客身份重回平壤。当从机窗外看到平壤时,她热泪盈眶。她不能自由行动,也找不到任何昔日同窗,但是她找到了自己过去的理发师,帮自己免费剪了头发。十年过去,她发现理发师的风格根本没有改变。

她说,"这些年我自己变化这么大,平壤却没有变化,这真让人悲哀。"

翻译: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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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 出国游,中印护照不吃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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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国游,中印护照不吃香
Oct 13th 2013, 00:46, by VISHNU VARMA

新德里——在一个根据各国公民旅行自由程度进行的全球排名中,印度跟它的一些南亚邻国,比如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被排在了非常靠后的位置。印度公民可以免签证访问的国家和地区只有52个,和乌兹别克斯坦并列排在第74位。

不过,可能让印度稍感安慰的是,其更大、更富、更强的亚洲邻国中国,排名还低于印度,跟喀麦隆和刚果一起排在第82位。尼泊尔是唯一一个允许印度人无限制入境的国家。

芬兰、瑞典和英国在这个排名中占据了前三甲,其公民最多可以免签证进入218个国家中的173个。排名垫底的4个国家先后是巴基斯坦、索马里、伊拉克和阿富汗。阿富汗人面临着只能免签入境28个国家的耻辱。

这个排名是亨氏顾问公司(Henley & Partners)和国际航空运输协会(IATA)合作发布的,前者是一家办理国际居留权和公民权规划业务的公司,后者是全球航空公司行业协会。"要求签证与否,显示了各个国家之间的关系,以及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亨利顾问公司在一份声明中说。

印度现在的排名较2010年时已经略有改善,当时印度公民只能享受50个国家的免签入境待遇。

几个月前,英国内政部发表声明说,印度游客可能必须缴纳3000英镑(约合人民币29300元)的可返还保证金,才能获得英国签证。英国将印度列入了"高风险"国家,这类国家还包括孟加拉国、加纳、尼日利亚、巴基斯坦和斯里兰卡。

但是,英国驻印度高级专员说,"仍在研究"该提案,而且它只"适用于签证规则明显可能遭到触犯的少数情况",这大大缓和了印度人的担忧。

"我认为印度排名较低,主要是经济参数使然,"印度和平与冲突研究所(Institute of Peace and Conflict Studies)所长D·萨巴·钱德兰(D. Suba Chandran)说。

"印度人是逾期居留的大户,而且南亚国家也被视为移民输出地,"钱德兰表示。 

他还指出,印度签发和登记签证的情况同样糟糕,这也可能妨碍了互惠待遇的建立。

埃里克·诺伊迈尔(Eric Neumayer)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教授,在一篇论文里,他谈到了各国如何使用签证上的限制,来控制人口在一个全球化世界中的流动:

"越穷,越不民主,越容易遭到武装政治冲突威胁的国家,越有可能遭遇针对其护照持有者的签证限制。如果一个国家的国民是恐怖活动的主要犯事者,该国也会遭到这种对待。"

排名前10位的国家中,有9个是欧盟成员,唯一的非欧盟成员国是美国。在亚洲国家中,只有日本进入了前20位,新加坡、马来西亚和韩国则紧随紧日本之后。容易发生冲突的国家排名非常靠后,比如埃及和伊拉克,比印度还低上几名。

翻译:土土

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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