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3月8日星期六

纽约时报: 马航飞机失去联系,机上有近160名中国乘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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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航飞机失去联系,机上有近160名中国乘客
Mar 8th 2014, 03:47, by 《纽约时报》

马来西亚航空公司周六早上宣布,该航空公司在五小时之前失了和一架航班的联系,该航班是从吉隆坡飞往北京的,机上共有239人。马来西亚航空公司表示已经启动一支搜救队伍试图找到失踪的飞机。

该航班为一架波音777-200飞机,航班号为MH370,于凌晨12:41分起飞。大约两个小时后,2:40分,位于吉隆坡郊区索邦(Subang)的航空交通管制失去了和这架飞机的联系。马来西亚航空公司没有说明发现失去联系时这架飞机所在的位置。

在该航班没有按计划于周六早上6:30抵达北京国际机场后,马来西亚航空公司于早上7:24分发布了上述声明。

马来西亚航空表示,机上共有227名乘客,包括两名婴儿。机组人员有12人。

该消息一经公布,便在中国互联网上引起广泛关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在当天就该事件答记者问时表示,"得知这一消息,我们感到非常忧虑。我们正在同有关方面联系,设法了解核实有关情况。"他并称,中国外交部、驻马来西亚使馆和驻越南使馆已启动应急机制。

根据央视新闻报道,首都机场已启动应急预案。中国海上搜救中心已联系越南和马来西亚的海上搜救中心,若接到救援请求,中国将立刻协商派出距离最近的海上搜救力量。

央视援引北京出入境边检总站最新信息,该航班上有154名中国人。而据首都机场运控中心提供的名单,机上的两名婴儿为中国籍,一男一女。

另据新华社快讯,越南搜救人员当天在越南南部金瓯省西南120海里处,发现马来西亚飞北京航班失联客机信号。

目前,马来西亚航空公司正在北京丽都饭店召开记者会,介绍马来西亚航班失联事件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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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 1972年,关于饥饿的春节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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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关于饥饿的春节记忆
Mar 8th 2014, 00:53, by 徐海铭

对我这样一个在上世纪70年代初、文化大革命末期的中国农村长大的孩子,春节意味着什么?巧克力吗?不是,那是一个连食糖都是奢侈品的时代。我们甚至都没听说过巧克力。那是糖果吗?不可能。像我们那种甚至从来都没分到过配给券的贫困家庭怎么可能买到糖果?那么是米饭吗?不是,连米饭都不是。

在那个年代,我们这些生活在长江下游所谓"鱼米之乡"的人只能勉强维生,一年到头都用红薯、豆子和大头菜充饥。一碗米饭就是一顿奢侈的大餐。除了在梦里,我们从来没有吃过米饭,亮白剔透的米饭。

有一年,标志着中国新年到来的春节在我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让我知道了这个世界的很多事情。如果没有记错的话,那是1972年,当时我6岁。

离春节还有三天,天气异常寒冷。已经被冻住的水壶出现了裂缝,厨房里的勺子摸上去像是冰做的。到了下午三点左右,天上开始出现乌云,阵阵狂风让所有孩子都待在了屋里。就在这时,来自附近的安徽省的两个小女孩有气无力地敲响了我家的门。

母亲开门让她们进了屋。她们7、8岁的光景,说着安徽特有的一种方言。那种方言很难懂,但最后,父亲听懂了她们的意思。原来是她们的父母实在太穷了,只好让自己的女儿出门讨饭。母亲在我家的泥土地面上铺了一些干豆茎,再在上面铺一床小褥子和一床被子。她把大头菜片和胡萝卜切碎煮成汤当晚饭。我觉得有点沮丧,因为多两张嘴就意味着那晚我们的吃的减少了,不过对那两个小女孩的同情占了上风。她们和我们一道默默地吃完了午饭。第二天早上,离春节还有两天,一些微弱的光从空中乌云的缝隙中照射下来。后来,开始下雪了。我内心深处的什么东西被触发了。我不知道是什么引起的。我只知道自己心里涌出一种无法形容的冲动。突然,我开始产生幻觉,在我眼里,白色的雪花变成了白米粒。

很快,我发挥自己指挥同龄人的才能,命令那两个小姑娘帮我把桶、盆子和我们能找到的所有容器搬了出来。我忘了他们是陌生人。我们把这些容器整整齐齐地排成了一条直线,等着雪粒掉进去。我开始蹦来蹦去,我的兴奋感染了我的狗阿黄。它像离弦的箭的一样从屋里冲出来,摇着尾巴和我一起又蹦又跳。见此情景,那两个小姑娘也加入了我们。她们也学我们,跳来跳去了一会儿,但不久,她们的两条细腿就累了。她们之前肯定已经筋疲力尽,饥饿难耐了。她们继续有一搭没一搭地在一旁观看。

雪下得越密,我跳得越起劲。在昏暗、阴沉的天空下,我从门前那条小路的这一头跑到那一头。我一直猫着腰,像是在稻田里迂回前进一样。我想象自己身在一片明亮的稻田,一个充满欢乐的大米天堂。然后,我撑开所有的衣服兜,张开嘴,站在那里,等着白米粒落进来。

对那个时代的孩子来说,这也是一种极端而又自然的反应,显示出了极度渴望,一次次地从期望、期望落空、重燃期望、失望到最终绝望的痛苦往复。我就像那些在中秋节晚上张开嘴,对着一轮圆月狂喊"月饼、月饼!"的孩子一样。

当雪开始变成更大、更白的雪花时,我突然意识到该收粮食了。我命令那两个小姑娘帮忙把那些容器收起来,搬进屋,让母亲可以用来准备年夜饭。但当做完这一切后往桶里看时,我只看到了一滩滩的水。我目瞪口呆。"白米哪儿去了?"全身都湿透了的我精疲力尽地问母亲。"被老天爷吃了,"她面无表情地回答道。

这时,身体的温度让我衣服上的雪粒融化了。脚下的泥土地面被水滴弄湿了。我气喘吁吁地坐在一个小木凳上。我的狗温顺地卧在我的脚边。被淋湿了的他有时嗅嗅我的鞋,有时嗅嗅我的裤脚,似乎也像我一样在找吃的。我透过门缝,盯着外面被皑皑白雪覆盖着的世界,眼睛渐渐感到疲乏。那两个小姑娘不知所措地看了我一会儿。我能感觉到,水从我的头上淌下来,流进了嘴里,带着一股咸味。那是融化了的雪,还是泪水?我不知道。

到了春节那一天,它对我来说毫无意义。我们一如既往地吃了大头菜和红薯。我当时可能一直待在家里看故事书,里面的图画上有一些脸色蜡黄的美国孩子在街头忍饥挨饿,他们的父亲衣衫不整,留着浓密的胡须,拿着碗挨家挨户地乞讨。看着这些孩子,我感到放松了一些,因为相对而言,我们比资本主义世界那些可怜的孩子更幸福、更快乐。

多年后的一天,我偶然去查了"mania"这个英语单词的意思——"对某种信念或行为怀有的缺乏理智而又无法抗拒的冲动"。中文里没有一个词能确切地表示这种感觉,但我却完全理解它的意思。还在6岁时,被极度的饥饿笼罩着的我就已经知道它的意思了。到现在,我还在想,我当时是"雪狂热",还是"大米狂热"?是什么导致的呢?

徐海铭是上海外国语大学的应用语言学教授。

翻译:陈亦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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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 普京对克里米亚没有领土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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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京对克里米亚没有领土野心
Mar 8th 2014, 00:54, by 鲁斯兰·普霍夫

莫斯科——俄罗斯总统普京向克里米亚派兵的决定引起了一片仓皇,但他的动机并不像人们通常以为的那么野心勃勃。

普京的目的不是把克里米亚正式从乌克兰分裂出来。那会存在法律上的问题,而且不利于莫斯科今后对乌克兰政治施加影响力。俄罗斯入侵的真正目的,是为了让克里米亚获得尽可能多的自主权,同时让乌克兰仍然在名义上保留对这个半岛的管辖权。

3月30日的公投可能会导致克里米亚享有更大的自治权,这会让该地区获得足够多的自由,以至于事实上成为俄罗斯的被保护国。接下来,莫斯科将会让俄罗斯黑海舰队常驻克里米亚,令其在行动、规模和补给方面不受任何限制。

眼下,普京正在寻求的是对脆弱、不稳定的基辅新政府强势施压,迫使其同意让克里米亚完全自治,而不是冒险全面入侵乌克兰,吞并该国整个南部和东部地区。受胁迫的乌克兰政府很可能不得不妥协。就俄罗斯自身而言,为了换取乌克兰的重大让步,它可能会承认乌克兰新政府,放弃对维克托·F·亚努科维奇(Viktor F. Yanukovych)的支持,并撤销动武威胁。

这个策略似乎已见成效。俄罗斯仅仅是做了一些形式上的干预,就足以让新乌克兰政府放弃关于削弱"叛逆的"克里米亚半岛自治权的威胁。代理总统奥列克桑德尔·V·图奇诺夫(Oleksandr V. Turchynov)日前也宣布,他将否决2月24日那项取消俄语官方语言地位的挑衅性法律。西方则可能会接受任何不会真正危害到乌克兰领土完整的协议。无论美国还是欧盟,尽管口气强硬,其实都无意与俄罗斯进行直接对抗。

所以,如果普京很快就大度地宣布他愿意妥协,并愿意"保证乌克兰的领土完整",那也不足为奇,因为克里姆林宫本来就从未有过占据乌克兰领土的打算。

这是因为,让克里米亚继续在名义上作为乌克兰领土的一部分对俄罗斯非常有利。自从苏联解体以来,历来都有分离主义倾向的克里米亚始终都是一个不稳定因素。它不仅成为了俄罗斯对乌克兰施加压力一个直接门户,而且也在乌克兰选举中提供了近百万张"亲俄"选票,确保了该国亲俄罗斯的东半部对民族主义的西半部的钳制。

如果乌克兰民族主义者更精明、更有远见的话,他们自己就会主动倡导放弃对克里米亚的主权,从而摆脱掉这个麻烦,然而,他们对"大乌克兰"的欲望战胜了清醒的政治判断。

普京是一个更有远见、也更冷血的算计者。因此,他会努力让克里米亚继续作为乌克兰的一部分,成为俄罗斯对基辅政局施加影响力的有效工具——同时为其他地区的亲俄罗斯群体树立一个强有力的榜样。

很难想象,基辅新的统治者和他们的西方支持者在推翻一名民选领袖之前,他们想象会发生什么。的确,自从1992年,在克里米亚成为新独立的乌克兰的一部分的问题上,基辅和莫斯科发生争执以来,有一点就非常清楚:如果紧张局势爆发的话,驻扎在那里的俄罗斯军队(包括黑海舰队)将不会保持中立。因此,对俄罗斯入侵行为进行谴责是不真诚的表现,因为人人都知道,如果该地区脆弱的政治平衡被打破的话,俄罗斯的参与是不可避免的。这种平衡保持了20年,但已经被基辅的动荡所打破。

与此同时,通过支持一些势力夺取政权,西方国家政府把危机引到了自己身上,因为这些势力明显无法代表乌克兰及其不同地区的所有政治派别,。

普京精心设计的策略的最后一着可能是让尤利娅·V·季莫申科(Yulia V. Tymoshenko)重新掌权。毕竟,在2010年的乌克兰大选中,获得了莫斯科实际支持的是季莫申科,而不是亚努科维奇;在随后的几年中,普京也表达了他对亚努科维奇政府起诉季莫申科的强烈不悦。尽管上个月被从监狱释放,我们完全无法说季莫申科获得了控制独立广场的乌克兰极端民族主义者的支持。现在,她的运气似乎来了。

普京威胁入侵乌克兰,这让季莫申科成了唯一拥有与俄罗斯达成协议的权力和能力的国家领袖。在发表了一系列恰到好处的爱国言论之后,季莫申科宣布,她已经准备好"为了乌克兰的利益"与普京展开对话。她很可能在"阻止俄罗斯人"的进犯,甚至获得一些俄罗斯的经济援助之后凯旋而归。

乌克兰再次发生革命的最终结果就是,克里米亚落入俄罗斯的控制,而基辅政府在经济上和私下里都将受制于普京。一个变得更加软弱和不稳定的乌克兰将继续在东西方之间游走不定,直到下一轮乌克兰政治骚乱的来临。

失败者将会是那些国际政治白痴——包括美国——它们把一些乌克兰新纳粹主义分子和亚努科维奇政府的警察力量之间的冲突,当成了民主的曙光和乌克兰之春的开始。

鲁斯兰·普霍夫(Ruslan Pukhov)是俄罗斯研究机构战略和技术分析中心的主任。本文英文版本由Dimi Reider译自俄文。
翻译:土土、王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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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 上海超日打破中国债市零违约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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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超日打破中国债市零违约纪录
Mar 8th 2014, 00:58, by NEIL GOUGH

香港——一家太阳能组件小型制造商周五成为中国国内债券市场近期历史上的首家违约公司,分析人士对此表示欢迎,认为这是一种迹象,表明中国巨大的、受保护的公司债务市场可能正在走向成熟。

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主要生产太阳能电池和组件,该公司无法在周五的最后期限前支付一笔债券的年度利息,这笔总值为10亿人民币的债券是公司在2012年出售给国内投资者的,该公司一名负责人周五说。

超日公司董事会秘书刘铁龙周五在电话采访中说,债券"违约已成定局"。

刘铁龙说,情况自周二以来没有改变,超日曾于周二在股票交易所宣布,公司只筹集到了约400万元,但周五需要支付的到期利息达8980万元。他补充说,公司没有计划做出进一步的宣布。

在最近的其他几起中国公司面临债务违约或其他付款违约时,都在最后一刻获救,往往是政府出面干预。这次超日及其投资者没有得到最后一刻的解救,分析人士认为这表明,中国领导人在认真对待其开展以市场为导向的金融改革的承诺。

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Moody's Investors Service)周五在一份研究简报中写道,超日的违约为"中国债券市场敲响了警钟"。他们说,这一发展将帮助中国"引入更强的市场约束,推进建立以风险为基础的债券市场,让债券的定价反映出潜在的信用风险。"

中国国内债券市场十年前几乎不存在,现已发展成为世界上第三大企业债务市场,仅次于美国和日本。亚洲开发银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汇编的官方数据显示,截至去年年底,企业的未尝债券总额,已从2005年底的5000亿元人民币,上升到8.5万亿元人民币。

分析人士和投资者近年来对中国经济中不断上涨的债务水平愈发感到担忧,尤其是在增长放缓的情况下。总体而言,尽管中国的债卷市场还相对不够成熟,但中国企业部门的负债额已远超过家庭或地方政府的负债。

截至去年年底,中国的债务总额是国内生产总值的约210%,这对中国的发展水平来说相对偏高,苏格兰皇家银行(Royal Bank of Scotland)的高路易(Louis Kuijs)周一在一份研究报告中这样写道。

总债务中,家庭负债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34%,政府债务相当于57%,企业债务(包括贷款和债券)相当于119%。

翻译:张亮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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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 金融危机五年后,冰岛依然后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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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五年后,冰岛依然后怕
Mar 8th 2014, 01:06, by NATHANIEL POPPER

冰岛雷克雅未克——在本地的滨水区,有一栋棱角分明的玻璃建筑,它曾是某家大银行的总部,该行在欧洲、北美和中东均有分支业务。

现在,这栋建筑里只剩下那家庞大物的一丝残余——这是一家只在冰岛境内经营业务的小银行,它既无失败前任的交易文化,也无其雄心。

导致这种蜕变的是冰岛发生的一起世界罕见的大规模银行破产。冰岛金融体系的风险已经消散,但银行的基本业务也出现了萎缩。针对消费者和企业的借贷,发放速度较危机之前已大大放缓。

冰岛财政部长比亚德尼·贝内迪克松(Bjarni Benediktsson)说,"我们的形势已经发生了转变,从月度最佳员工承担最大风险,到月度最佳员工承担最小风险。我想,我们需要在两者之间寻找一种平衡。"

冰岛的经历是一场活生生的实验,它验证了在全球金融危机之下,当世界许多国家对自己的金融业施以援手之时,一个国家迫使自己的金融企业倒闭,可能会发生什么情况。

2008年10月,冰岛三家主要银行都破产了。但是没有哪一家的破产能比考普森银行(Kaupthing)的破产给人们带来更大的震动。考普森就是那家总部位于滨水区玻璃外墙大楼里的银行。一度,这家银行的资产负债表比冰岛全国的年经济总产值还要高出三倍。上个月(去年12月——编注),考普森银行的四名前高管被判多年徒刑。

危机过后诞生了三家新公司,其中包括仅继承了考普森银行本地资产的阿里翁银行(Arion Bank)。这几家新银行也有一种全新的心态,和其他地区金融业中盛行的自以为是、顽固不化截然不同。

"我们的任务是在这些破产银行的基础上,建立起一家新银行。"阿里翁银行首席执行官霍斯屈聚尔·奥拉夫松(Hoskuldur Olafsson)说,他坐在装修简朴的办公室里,俯瞰着水面。"这家银行最初看起来不怎么样。它什么发展规划都没有。我们一开始要做的就是为银行找到某种发展方向,好让我们和银行共同朝着这个方向前进。"

在冰岛,新银行不会再有丰厚的奖金和风险重重的交易室,这些交易室在其他地区助长了民粹主义者的怒火。

斯坦索尔·帕尔森(Steinthor Palsson)说,"我们是一家新银行,有新的规矩和新的行事方式。"帕尔森被任命为首席执行官,负责运营冰岛规模最大的新银行冰岛国民银行(Landsbankinn)。该行的交易收入减少到了它在2006年时的10%。

不过,对于一个面临着漫长复苏之路的国家而言,金融系统的转型也就只能取得这么多的成就了。

冰岛的许多公司和家庭依然负债累累。在雷克雅未克,37岁的警察比吉尔·古德永松(Birgir Gudjonsson)说,银行对重建业务和资产负债表过于热心,但是对像他这样在危机前首次购房的房主的帮助力度却不够大。由于冰岛本地的许多贷款随通胀浮动,古德永松的负债额已超出了他当初的贷款额。

"我们几乎每周都会听到这样的话,'噢,看看这个,一切都很好。'"他在与妻子及两个女儿居住的两居室里说。"我们只能是看着自己的钱包,才能看清现实。"

鉴于银行的保守主义,再加上缺少海外资金的流入,想借更多钱的公司和房主也遇到了困难。举例来说,去年前9个月,冰岛国民银行对企业和个人发放的净新增贷款只有2006年全年的0.8%。

冰岛财政部长贝内迪克松说,"要走出一场深重的危机,没有捷径。"在一场与对经济的不满情绪息息相关的选举过后,贝内迪克松近日刚刚走马上任。

冰岛的领导人在2008年10月接管银行时,没有把救援视为一种选择。冰岛三家主要银行的资产规模比该国国内生产总值还要高九倍,这和美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那里的银行资产规模大约和年度国内生产总值相当。即使冰岛想救自己的银行,也没有资金来源。

冰岛政府不但没有施以救援,反而接管了银行,把它们在冰岛之外的所有贷款和金融产品——它们占银行资产的一大部分——都分拆了出去,转给一家不受政府支持的所谓的坏银行。政府还把资金转移到海外的行为定为非法,制止了本地货币挪威克朗的流失。

即使采取了这些举措,冰岛的经济规模还是在第二年萎缩了16%,失业率从2%上升至10%。

这些银行的首要任务是重组无法继续偿还的企业和家庭贷款。政府通过了一项法律,规定贷款额必须减少到不超过房产定价的110%,以此帮助被贷款套牢的房主,不过,政府也没有取消古德永松那样的人所借的和通胀挂钩的贷款。

冰岛国民银行则走得更远,他们启动了一项行动来减少任何无法还清贷款的公司或家庭的债务。此举迫使其他银行采取了类似的举措。

金融部门的结构性调整,以及政府保护货币的举措,已经使得失业率降到了5.6%,经济开始恢复增长了。

不过,许多经济学家表示,银行太过专注于过去发生的事,却没有全力地发放新贷款,或者为今后的发展开辟业务。对于继续减少员工人数,银行的态度一直相当保守,这导致了成本居高不下。

雷克雅未克大学(Reykjavik University)金融专家弗里德里克·马尔·巴尔迪森(Fridrik Mar Baldursson)说,"从某种程度上它们陷入了停滞。金融系统内的惰性太强了。"

本文最初发表于2014年1月16日。

翻译:张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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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 新疆民族问题归根结底是宪法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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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民族问题归根结底是宪法问题
Mar 8th 2014, 01:23, by 王进文为纽约时报中文网撰稿

在中国极具政治意义的"两会"召开前两天的3月1日,位于西南边陲的昆明市火车站发生了震惊世界的持刀袭击事件,包括袭击者在内,33人死亡,上百人受伤。这是继7·5事件(2009年发生于新疆首府乌鲁木齐的打砸抢烧暴力事件,造成了192人死亡,1721人受伤)之后,发生的涉疆重大暴力恐怖事件中伤亡人数最多的一次。 昆明事件给全中国投下了深深的阴影。如同以往,官方的处理模式缺乏透明度,只给出了结果与结论,并没有披露更多的信息,尤其是案件发生的原因、动机等等,但针对平民所采取的无差别砍杀已然构成恐怖暴行,应无疑义。但与"7·5事件"不同的是,昆明事件从一个侧面表明新疆民族问题越来越呈现出政治上的溢出效应,暴力袭击正在加快或倾向于向新疆以外中国内地蔓延,以期引起更多的关注。

昆明事件看似突发,却是新疆民族问题的一次集中爆发。在中国官方和学界许久以来对新疆民族问题讳莫如深的大背景下,人们很难理解新疆民族问题到底是什么样的问题,新疆民族问题根源是什么,维吾尔族人到底有什么政治诉求,他们为什么要把极端的暴力对准无辜的人们,甚至是孕妇。尤其是,当人们从新华网等官方媒体知道被冠以"中国版的黑寡妇"之称的昆明恐怖袭击中的女暴徒中竟有年仅16岁的少女之时,会更加困惑,是什么造就了如此之深的民族仇恨?

许多人将新疆民族问题归结为贫穷,但这并不能解释为什么像热比娅·卡德尔这样的富人会成为疆独的政治领袖。不可否认,新疆尤其是南疆(维族聚居区)的贫穷与贫富差距问题相较于中国其他地方更为严重,尤其是在央企对新疆油气等资源的开发甚少惠及当地民众的情况下,经济诉求很容易演变为民族对立,但这种贫穷与贫富差距是相对而非绝对意义上的,无论是在所谓的分裂势力还是恐怖分子中,经济诉求都不是或不占据主导地位。很多时候,贫穷并不是恐怖主义的根源。事实上,2001年美9·11事件之后,9·11委员会的报告最终揭示的是恐怖分子通常都不是穷人,相反,总体而言他们是出生中产阶级家庭、甚至是高收入家庭且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当新疆民族问题以民族独立诉求的形式呈现出来的时候,无论是否承认它为民族矛盾,至少表明了当下中国的民族政策、民族国家建构存在不容回避的问题,而民族问题归根到底是宪法问题。

新疆古称西域,族群复杂,数千年来与中原关系时断时续。清王朝在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之后终将其纳入统治,乾隆年间"新疆"作为地理与行政名词才出现于史书,意为"新的疆域"。这是站在中原王朝本位的立场而言的。而在中国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尤其是1885年设立新疆行省之后,内政一体化趋势加快,历经晚清民国,大致维系了新疆的国家认同。共产党建政后,汲取前苏联的做法与经验,进行了大规模的民族识别,建立起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从某种意义上讲,尤其是与清末新政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所采取的改土归流与民族融合相比,这种民族政策是对晚清以来民族国家建构路径的逆转,即以彰显民族差异的方式将基于自然或人种的区别扩大化、绝对化,特别是在边疆地区,中华民族的政治身份被种族意义上的维族、藏族等种族身份抽空,从而使得个人对于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忠诚无法直接建构于公民概念之上,公民或国民认同被种族主义的民族认同所稀释与取代。从而,国家认同面临着被放大了的种族主义、民族主义的强烈挑战。而新疆维吾尔民族的政治诉求则是这一挑战的直接体现。

尤其是,在近代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汉族与维吾尔等民族几乎在同一时间接受了源自西方的民族自决理论,一方面这使得中国政府很难诉诸历史叙事来解释诸如"三区革命"(指1944年在新疆省北部的伊犁、塔城、阿勒泰"三区"爆发的維吾尔人、哈萨克人、回族人、柯尔克孜人分离暴动,分离运动得到了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资助,并建立了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等历史事件,而只能诉诸现实政治的力量对比;另一方面,受上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和由此导致的哈萨克斯坦等中亚邻国独立运动的推动,重新激发了新疆世居民族建立自己独立民族国家的冲动,以至于宗教暴力和分裂主义再度抬头。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共产主义的衰落导致了激进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迅速填补了中亚地区意识形态真空,民族与宗教的交织,泛伊斯兰主义与泛突厥主义的结合更使得新疆民族问题呈现出国际性与复杂性。我们从被披露出来的新疆分裂势力与基地组织所存在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中便可见一斑。

民族识别与民族区域自治相辅相成,构筑了中国的基本民族政策。但需要指出的是,源自列宁的民族理论,本质上是一种阶段性的统战策略。即通过给予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民众极为优厚的地方自治自决权力,鼓动其从原有政权体制中脱离出来,与新政权结成统一战线和利益共同体,这固然可以收一时之效,但正如前面指出的,它将基于自然或人种的区别扩大化、绝对化,而民族区域自治的自决权力则超越了正常国家的中央与地方关系,势必使得民族聚居地区具有更强的独立分裂倾向和隐患,例如在税收、就业、教育等的倾斜性扶持,造成了不同民族间地位的不平等和民族本位意识的强化,而尤其是法律执行方面的变通——通常情况下国家法律效力在民族地区要大打折扣,典型的像所谓的"两少一宽"政策,即对少数民族的犯罪分子要坚持"少捕少杀",在处理上一般要从宽——实践中却造成了汉族和少数民族均不满意的结果,因为这导致了造成民族间司法地位的不平等,使得对于少数民族的刑事犯罪难以处理,同时造成对少数民族中守法分子的逆向淘汰,使少数民族遭受"污名化",加深了民族隔阂,进而造成了民族对立。

而单一制下的中央集权政治之运作,势必使得民族自治权力缩水——这也是维族对于中央政府的指责之一,即自治仅是名义上的,口惠而实不至——当政治、经济利益诉求以民族尤其是人种特征划界之时,例如,维族人指责汉人对于新疆资源的掠夺,种族民族主义便成为最具号召力与凝聚力的旗帜,从而,民族自治地区的独立倾向与分裂隐患便会演化上升为明显趋势和现实问题。随着民族识别与民族区域自治的极端化,为建构中国民族国家所创造出来的政治意义上的"中华民族"显然不足以融合自然种族基础上的民族,因为后者处处彰显了民族之间的差异与对立,使得前者无法建构起政治意义上的公民概念。

面对愈演愈烈的新疆民族问题,尤其是恐怖主义的挑战,中国政府一直以铁腕手段应对,即"坚决打击"。此种铁腕之下,往往造成不分良莠地对整个民族的打压,因为当政治诉求以民族而非阶级或贫富的形式呈现出来的时候,"非我族类"的潜在意识便将打击与防范的矛头指向了民族整体,例如内地对于新疆维族摊贩的管制,新疆人在内地旅行、经商等的诸多限制,尤其是外出签证方面的人为困难等,但这又造成了维族整体的反感,加重了离心倾向——而这却恰恰是分裂势力恐怖分子所要达到的目的,试图以此唤起整个民族的仇恨。

需要指出的是,当恐怖主义源自民族问题时,如果不正视与反思民族政策的失误,不解决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的公民理想与政治忠诚问题,继续沿着逆内政一体化的路径,彰显与扩大民族差异的话,铁腕打击可能不会取得理想效果,反而有可能殃及池鱼,压缩少数民族的政治空间,将中间温和力量推向对立面,最终为渊驱鱼,适得其反。

所以,在新疆问题上,当局有必要借鉴相关国家的成熟经验,构建中国的宪法爱国主义,建立基于公民理想之上的政治忠诚,消解因民族差异而产生的政治冲动。

所谓宪法爱国主义,最早出现于战后的德国,它是为解决基于特殊的历史背景下东、西德国的国家统一所产生的民族认同和公民身份问题而产生的,经由哲学家哈贝马斯大力倡导而影响日著。哈贝玛斯坚持以民主共同政治文化,而不是民族性为国家统一的基础。宪法爱国主义因而是指建构在公民而非族群意义上的民族之上的,基于对平等自由权利的宪法原则的肯认和忠诚而产生和维系的国家认同。国家认同应当不过多地聚焦于某种历史认同甚至种族认同,而是更多地关注于权利和民主协商的程序,而后者则是建立在公民基础之上的。真正稳定的国家统一应当体现为公民们因分享共同的政治文化而表现出来的宪法忠诚。人因公民身份而非民族身份而享有被平等对待的权利,例如参与政治、接受教育等,以人的自由和平等为基本价值关怀而建构起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体系,使得国家呈现出自由人的联合而非民族的联合,即当公民身份的政治属性优位于民族身份的自然属性时,国家才能够长治久安。

对中国当下而言,宪法爱国主义的意义便在于以平等尊严、自由的政治参与和民主治理权利、社会和经济权利和文化群体权利塑造公民,以公民理想构筑对国家的政治认同与忠诚,弥合日趋扩大与严重的民族对立,渐次矫正民族差异。种族民族主义意味着某个民族永远是以"他者"的角色存在的,而唯有公民才是消解"非我族类"的不二法门、以公民身份认同实现内政一体化,进而,"中华民族"这一概念方才具有现实意义。

王进文是法学博士。

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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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 新疆党委书记言论也会遭遇删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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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党委书记言论也会遭遇删帖?
Mar 8th 2014, 01:05, by 黄安伟

很多中国微博用户脑海里经常有的一个问题是:什么东西在什么时候会引起网络审核员的注意?

看来微博上关于互联网审核的评论,即使来自共产党高级官员之口,也会成为删除键下的牺牲品。

本周四,有名的新闻杂志《财经》在其微博账户上发了张春贤当天早些时候在北京对记者说的话,张春贤是问题不断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党委书记。在全国人大的一次会议结束之后,张春贤被记者问及新疆暴力事件不断上升的问题,这些事件通常涉及维吾尔族和中国主要民族汉族,维吾尔族人讲一种突厥语系的语言、信奉穆斯林教。

张春贤说,90%的"暴恐分子"使用VPN(一种虚拟专用网络)绕过中国的互联网审查系统,去看那些激发他们制造袭击的视频。这个通常被称为"防火长城"的审查系统阻止人们访问很多网站,包括被认为具有敏感政治内容的网站,但人们可以绕过它。

《财经》在其微博上贴出了张春贤的言论,下面还发了他的照片。这个帖子在周四晚8:30左右上网。但到周五时已经被删除,连同被删的还有其下面的27条用户评论,这个观察来自记录中国互联网审查情况的组织自由微博

《财经》的微博账户由新浪公司管理,新浪的微博平台很受欢迎。新浪以及其他提供微博服务的公司都雇了大批内部审查员来监视帖子,删除那些他们认为太敏感的内容,以避免这些公司惹怒共产党的官员。

但是其他地方的审查员似乎不太在意张春贤的言论。周五,《财经》在自己的网站上转载了一篇有关张春贤言论的文章,并没有遭到共产党审查员的明显反对。这篇文章最初刊登在北京报纸《京华时报》上,后被《财经》和中文版《环球时报》网站转载,《环球时报》是一家强调民族主义基调的国家媒体。

《环球时报》的英文网站还就张春贤的话发了一篇自己的文章,文章的标题是《恐怖袭击是'一种趋势'》(Terrorist attacks 'part of trend')。

鉴于《环球时报》本周发表的其他文章,这条标题引出了一些有趣的问题。

《环球时报》在这篇引用张春贤言论的文章中,没有解释为什么标题中"一种趋势"的说法打了引号。有些读者可能会把打引号理解为该报纸对张春贤的判断持怀疑态度。本周早些时候,《环球时报》和其他国家媒体曾愤怒地指责美国电视新闻网CNN,认为其过分怀疑中国政府有关南方城市昆明发生的持刀行凶致命事件的解释,因为CNN网站上一文章的标题中"恐怖主义者"一词打了引号。

国家媒体发表的批判CNN的评论,在许多中国人中煽动了对西方记者的不信任。

《环球时报》周一发表的一篇评论称,"CNN对昆明恐怖袭击的报道闪烁其词,给'恐怖分子'这个词打上引号,其所谓的'中立'透出对恐怖分子的明显偏袒。"

这篇文章继续写道,"昆明事件的恐怖主义性质十分明显,根本没有耍双重标准把戏的空间。CNN是让'政治挂帅'搞昏了头,踩道德底线的尺度太大了,结果踩到了沟里。"

黄安伟(Edward Wong)是《纽约时报》驻京记者。Bree Feng对本文有研究贡献。

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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