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把这个国家和他自己推入一场有风险的实验：试图在加强共产党政治和意识形态控制的同时，进行由市场驱动的全面经济改革。这个充满矛盾的议程加大了人们对他能否兑现其变革承诺的怀疑。
在定于周六开始的一次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会议，或者说全会上，习近平将罗列出他的全面经济改革计划。在官方媒体的宣传中，这次会议被称作是一个转折点。习近平和总理李克强曾表示，他们想要通过鼓励更多的市场竞争、私营企业、金融自由化和个人消费来推动健康的、可持续的发展，远离过去10年以国家为中心的政策。
不过，在实现这一从以国家为中心到市场为中心的经济转变的同时，习近平还想强化执政党——其权力和财富均来自于它在经济中发挥的广泛作用。许多分析人士称，要进行彻底改革，必须开展一场自上而下的运动，改变由国家控制金融等关键经济领域的普遍性观念，但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习近平愿意开展这样的运动。
事实上，今年大部分时间，习近平都在开展加强意识形态统一、加大对网络和大众媒体的控制，以及清除自由派政治观点的运动。
"习近平会面对不可避免的矛盾，"曾担任党中央领导人助手、参与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市场改革的吴伟说。
"一只手里，他们高举左派旗帜。另一方面，他们又说必须要进行改革，"吴伟说。"他们没有表现出想要解决政治问题的意愿，但如果你不从政治层面上解决问题，大多这些经济改革措施都会半途而废。"
习近平和李克强看上去确实迫切想要对中国经济进行改造。他们的前任——党的最高领导人胡锦涛和当时的总理温家宝——在10年前做出了同样的承诺，但许多经济学家称两人并未取得足够进展。伴随经济快速发展而来的是令人窒息的污染、地方政府债台高筑、低效而腐败的垄断，而户口和土地所有制度则让农村居民难以分享这个国家围绕城市发展而取得的繁荣。
在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是党的领导人。自那时起，中国经济就在国家支持和市场机会的混合驱动下得以迅速扩张。但如今，中国社会比邓小平当权时期更为多元和分化。而在一个更强调以国家为中心的权力体制中，庞大的官僚机构、国有集团和它们在共产党精英阶层中的后台获得了巨大的财富和权力，对于任何要让被保护的产业参与市场竞争的提议，他们通常都十分警惕。
在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Claremont McKenna College)研究中国政治的政府学教授裴敏欣说，如果习近平真的要进行经济改革，他的强硬政治立场会妨碍他获得他人的建议和支持。
"我没有看到什么政治策略，"裴敏欣说。"就算有也是起不到正面作用的。它的目的是限制自由派的声音；要限制底层施加的改革压力。"
根据几名投资分析师的报告及一些中文报纸文章，此次中共中央全会可能会支持一些宽泛的目标：放松政府对资本流动、利率、自然资源价格、农田租赁和开发以及农民进城定居的控制。
曾担任中国政府顾问的金融咨询公司春华资本集团(Primavera Capital Group)董事长胡祖六表示，"从根本上讲，这关乎在一个现代经济中政府应发挥什么样的作用。中国政府仍然握有太多权力，有太多过度的、没有监督的、模糊的权力占据着高位。"
在大会上得到认可的目标要等到周二会议结束后才公开。随后政府会开始制定政策来实现这些想法。这次会议引起的反响，将从根本上说明投资者和国民对习近平抱有怎样的信心，是否相信他能在未来几年里稳步实现经济的自由化。
有人认为，改革的紧迫性将压倒政治上的顾虑和抵制。
"我认为保持适度的乐观还是合理的，但风险始终会有，这些人可能会受制于既得利益，"位于华盛顿的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的中国问题专家克里斯托弗·K·约翰逊(Christopher K. Johnson)说。
习近平曾多次暗示他希望能成为下一个邓小平，一个无畏的先行者。对此持怀疑态度的人说，他说不定会步前任的后尘，也就是行事更谨慎的胡锦涛。
中共强调了即将召开的中央委员会会议对习近平施政议题的落实至关重要。他的同僚俞正声说，习近平将向与会的数百名中央和地方官员展示一个"空前"的改革方案。
在胡锦涛治下，中国从原先的世界第六大经济体上升至第二。然而许多经济学家说，这种发展要持续下去需要做出改变，而胡锦涛回避了改革，也没有去应对不断恶化的环境和社会问题。
为了克服这些困难，习近平和李克强计划对城镇进行扩张，吸引更多农村人到城市生活。他们希望摆脱对重工业和低端制造业的依赖，而目前正是它们在为农村移民提供大多数工作机会。通过鼓励更环保的产业和服务业的发展，他们希望能制造相对更多的工作，同时又能有更清洁的空气与河流。但这样的转型需要向规模较小的私营企业提供更多的银行贷款、商机和政策支持。
前政府官员、现在位于北京的智库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任副秘书长的袁绪程说，"经济增长转型都是相互交错的，一部分转型，那就所有的都得转型。"
对国有企业、国家部委、地方政府、甚至希望继续享受特殊待遇的城市居民来说，这次提出的改革会对他们构成影响，因此有可能会遭到他们的政治抵制。
要让农村移民在城市社会中站住脚，就需要有一个规模更大、成本更高的社会安全保障体系，享受特权的城市居民需要将他们的学校和医院分享给这些新来的人。要说服农民永久性地搬到城市居住，还需要对土地政策作出修改，让农民可以更方便地将土地转租出去，在被征用开发时可以拿到更多的钱。这反过来又需要给地方政府找到新的收入来源，因为它们目前靠的就是以很少的补偿金征用土地，然后转卖给开发商。
国有企业和它们在政府中的后台一直受益于国有银行给予的代价低廉且流动自由的贷款，还可以优先获取土地和自然资源。有专家称，此次改革会致使它们要面对来自私营领域的更激烈竞争，因此可能会遭到抵制。
曾参与上世纪80年代市场改革规划的吴伟说，经济改革的最大障碍正是这片利益的灌木丛，而不是意识形态的保守或精英派系的纷争。"他们可能表面上会支持改革，"他说，"但实际上他们会抵抗涉及到他们本人的改革。"
随着会议的临近，已经开始有一些迹象表明，全面的经济改革提议可能会在争执和妥协中受到限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是政府的智库，该机构的研究员主张进行更大胆的自由化，并发布了他们自己的改革方案，叫做"383方案"。但是在许多中国报纸中可以看到有官员和评论人士表示，这些想法不太可能得到高层的支持。
人民大学中国公共经济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陶然说，对于在土地征用开发过程中让农民获得更多利益的举措，中央部委和地方政府是反对的。他本人支持进行这样的改革。
"很多地方政府官员和中央官员，他们知道这是不可持续的，"陶然说。"但是也许改革最终能削弱它们的势力。你知道什么是好的，但你不见得愿意那么做。"
储百亮(Chris Buckley)是《纽约时报》记者。安思乔(Jonathan Ansfield)自北京对本文有报道贡献。
翻译：谷菁璐、经雷
纽约时报中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