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4月21日星期一

纽约时报: 情景再现:韩国客轮沉没前的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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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景再现:韩国客轮沉没前的混乱
Apr 21st 2014, 11:17, by CHOE SANG-HUN, KIRK SEMPLE, SU-HYUN LEE

韩国珍岛——上周,一艘客轮在韩国西南部海域冰冷的海水中沉没。在这一事件中,或许最令韩国人愤怒的莫过于这一幕:就在数百名乘客仍然困在船上时, 身穿橙色救生背心的船长正艰难地从已经一半没入水中的船上逃出,登上安全的救生船。

现年69岁的船长李俊石(Lee Jun-seok,音译)仍未公开解释,在渡轮沉入滚滚波涛、船上还有乘客的时候,自己为何弃船而逃——这明显违反了海事规程,甚至可能违法。

船员和生还者的讲述,以及这艘船与岸上紧急调度员最后40分钟通讯内容的文字记录,呈现了这艘船沉没前的最后旅程。这是一个迅速陷入混乱的场景,船长和船员面临着一系列艰难的选择、令人质疑的决定和机械故障——包括船上的通讯系统似乎失灵。这些因素可能都促成了这场沉船事故,并且夺走了至少数十人、极有可能数百人的生命。

在客轮通过无线电求助约半小时后,紧急调度员告诉客轮,"海岸警卫队将于15分钟后抵达;请要求乘客穿上救生衣。"

客轮回答道,"我们现在已经失去了广播的能力。"而在此之前,船员曾利用船内的通话系统指示乘客留在原地,他们认为这样更安全。

紧急调度员说,"即使不能使用扬声器,也要尽量到乘客中间,确保他们穿上救生衣或厚衣服。"

客轮回答道,"如果我们的乘客从船上撤离,能否立即获救?"

"让他们漂在水上,哪怕是用救生圈。快!"调度员回答。一分钟之后,他们接着说:"我们不知道你们那里的情况。所以船长应该做出一个最后决定,他应该赶紧决定是否疏散乘客。"

当时身处客轮另一区域的一名通讯官说,他从来没有从驾驶舱收到要求乘客弃船的指示。驾驶舱的一名船员说,他听到船长下达了撤离的命令,但没有听到驾驶舱向乘客广播。生还者没有说听到过这样的指令。

上周二晚9点,当"岁月号"(Sewol)驶出位于首尔以西仁川的一个码头,开始夜航,并朝着南边的度假胜地济州岛驶去时,此次航行似乎与这艘船之前的许多次行程一样,并无特别之处。这艘长460英尺(约合140米)的五层渡轮每周会沿韩国繁忙的西海岸航线,进行两次仁川到济州岛的航行,行程为264英里(约合425公里)。

船上共有476名乘客——占这艘船载客量的60%。大多数乘客都是高中二年级学生,这应该是他们在为大学入学考试做准备的高压学年到来前所参加的最后一次学校旅行。这艘船还满载着货物,其中包括124辆汽车、56辆卡车和105个集装箱。

有些学生聚集在甲板上观看夜空中绽放的烟花。还有学生在甲板下三五成群地散步、聚集在娱乐室里唱歌或者玩电子游戏。

在位于渡轮顶层甲板的驾驶舱里,船员分为四个班次。因为大雾船晚点了;58岁的舵手吴永实(Oh Yong-seok,音译)当时在值第二班,夜间11时,他在一名副手的指导下掌舵。吴永实在本周的几次采访中回忆称,水很平静,夜也很宁静。船长会时不时路过驾驶舱来查看情况。

据吴永实回忆,当他把舵交给第三班掌管时,他告诉船员要再次检查将货物与船体固定在一起的绳索是否牢固。他当班时告诉他们发现了几处松动,他系紧了。他说,除此以外并无其他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他回到自己的铺位,进入了沉沉的睡眠。

最后一班开始于上午7:30,负责监视的是最年轻的副手、26岁的朴汉洁(Park Han-gyeol,音译)。她6个月前刚刚加入公司。在此次航行中,她这一班刚好碰上航程中最具有挑战性的一段:这段航道以水流湍急多变、事故频发闻名。

"当水流撞击船只时,就很可能会使船偏离航线,"吴永实说,"那里的驾驶难度较高。"

检察官表示,这是朴汉洁首次在这段以危险闻名的水道负责导航工作,为掌舵的舵手提供指令。检察官质疑她是否有资格为这段难以对付的航程导航。

调查人员称,"岁月号"在开始倾斜的时候似乎曾向左急转,而且他们还在调查未捆紧的货物是否发生移位,也从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事故的发生。当时值班的舵手赵全奇(Jo Jun-gi,音译)随后告诉记者,"我自己犯了一个错,但是船转向的幅度远大于平时的情况。"一名检察官表示,调查人员还在调查朴汉洁和赵全奇对所发生事情的描述有怎样的"差异"。

上午8:48,吴永实说他的身体被甩到了他舱室左侧的墙上,惊醒过来。这时船身已经开始倾斜。

他光着脚从自己的房间里跌跌撞撞地跑出来,沿着船上的走廊困难地走向驾驶舱。他看到的第一个人是船长李俊石。

李俊石之前一直在自己的房间里,他刚刚从舱室里爬出来;随着船身开始慢慢倾斜,他此时抓住驾驶舱的门,试图进入驾驶室,把船控制住。吴永实把船长推上去,推进了驾驶台,然后自己也跟了进去。

没过多久,船上所有的副手和舵手都聚在了那里。李俊石抓住驾驶舱中央的地图桌附近的一个柱子,开始高声下令。

"船倾斜得非常严重,每个人都在尽量抓住他们所能抓住的任何东西,"吴永实回忆道,"事情很明显,我们的状况非常糟糕。"

而且情况将会立刻急转直下。

试图再现事件发生过程的调查人员一直在权衡各种可能的原因,其中包括领航员的失误、突如其来的水流、压舱物出现故障、货物松散或失去平衡、前不久在这艘有20年历史客轮的上层甲板上新增的船舱可能削弱了船恢复平衡的能力,以及不严格遵守安全条例。

船对岸无线电通讯的文字记录显示,上午8点55分,在船倾斜并且无法移动的情况下,驾驶舱里有人让当地的海事管理机构"请速速前来"。

李俊石下令船员让船恢复正常。但吴永实回忆说,朴汉洁说压舱物的发动机不工作了。

上午9点05分,岸上的无线电夹着噪音传来了"岁月号"再次发出的紧急信息:"海岸警卫队在哪儿?"政府的一名紧急调度员开始让该区域的船只前去救助"岁月号"。

船上负责通讯的官员姜海成(Kang Hae-seong,音译)在驾驶台之下两层的广播室里,试图理清该怎么办。在船倾斜了约30度,餐具从架子上往下掉的时候,他在公共广播系统上播报通知,呼吁乘客待在原地,不要慌慌张张地移动。

"我来不及看手册,但我想,我首先应该让人们平静下来,"他在接受采访时说。

李俊石周五表示自己未下令立即疏散,因为他怕湍急的水流和寒冷会让乘客遇到危险。吴永实说,李俊石起初曾尝试放下船上的救生艇,他的船员们也尝试了,但没能走到救生艇前。

到上午9点18分,"岁月号"通报称船身的倾斜角度超过50度。"不可能疏散,"客轮驾驶舱上的一个人通过无线电告诉紧急调度员。

位于驾驶舱下面的姜海成用自己的手机与海岸警卫队取得了联系,然后继续通过公共广播系统告诉人们在原地"稍微再待一会儿",因为救援船只正在赶来。

上午9点23分,驾驶舱再次发出求救信号:"我们要沉了。"

随着船只继续倾斜和进水,姜海成和通讯联络室的同事开始仓皇地采取一些措施,比如把椅子堆起来,好让部分乘客爬到第四层去。他回忆说,另外一组船员将消防水带铺开,乘客借助消防水带爬到了更高的甲板上。

"现场一片混乱,所有人都在忙着自救,许多人都没有拉一把下面的人,"他回忆说。

吴永实说他听到李俊石在离开驾驶舱前下令疏散,但吴永实没有听到广播这一命令,负责通讯的姜海成说自己从未接到这一命令。一名高级检察官说,调查人员仍在调查乘客是否听到了这则命令。

上午9点38分,客船最后一次与紧急调度员联系时,驾驶舱汇报称船的倾斜角度为60度。"能够通过左舷疏散的人都在尝试,"无线电中的一个声音说。

所有船员都开始逃离驾驶舱。29名船员中,三分之二以上的人生还,其中包括整个驾驶团队,只有大约三分之一的乘客(174人)逃生。到周一,已有61人被证实遇难,241人失踪。

吴永实看见李俊石顺着驾驶舱的地板滑了下去,撞开了左舷墙上的一道门。这名舵手说尚不清楚船长是正在撤离,还是只是没有抓住桅杆跌倒了。

他再也没看到过李俊石,直到电视上播出了他的画面:这名船长戴着手铐,被控过失杀人。他还被控在危机时刻抛弃乘客,这一罪名最高可能会被判处无期徒刑。

翻译:王湛、陈柳、陈亦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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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 乌克兰东部武装分子或来自俄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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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克兰东部武装分子或来自俄罗斯
Apr 21st 2014, 09:59, by ANDREW HIGGINS, MICHAEL R. GORDON, ANDREW E. KRAMER

乌克兰基辅——两周以来,被称为"绿衣人"的武装人员在乌克兰东部的一座又一座城市夺取了当地的政府设施,搅动起了分离主义示威活动。令人惊奇的是,这些人员装备精良、手法专业。每当有乌克兰官员指出,全世界都在目睹的事件其实是俄罗斯军队的秘密侵略,克里姆林宫就会紧随其后极力否认。

现在,来自乌克兰东部的照片和描述在周日得到了奥巴马政府的认可,它们显示,上述绿衣人有许多的确是俄罗斯军人及情报人员,他们的装备与今年2月吞并克里米亚地区的俄罗斯特种部队士兵相同。一些在乌克兰被拍到的人,也被发现出现在了显然是从其他场景拍到的俄罗斯部队的照片里。

乌克兰国家安全部门确定身份的一名俄罗斯人,据报道名叫伊戈尔·伊凡诺维奇·斯特雷科夫(Igor Ivanovich Strelkov),是俄罗斯军方情报机构的特工,现年55至60岁。据传他曾长期服务于俄罗斯总参谋部的情报部(Main Intelligence Directorate),从事秘密工作。他最近曾在今年2月和3月现身克里米亚,之后又在乌克兰城市斯洛夫扬斯克出现。

"国际社会存在广泛的共识,认为俄罗斯与乌克兰东部的一些武装分子有关。上周乌克兰提供的照片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美国官员一直这样表态也正是因为如此,"美国国务院女发言人珍·普萨基(Jen Psaki)周日表示。

俄罗斯在乌克兰东部所扮演的角色引发的疑问,对俄罗斯、乌克兰、美国和欧洲外交官上周四在日内瓦达成的协议有关键的影响。美国官员表示,俄罗斯应当负起责任,让那些人从乌克兰政府建筑中撤出,还说如果俄罗斯不满足条件就会受到新的制裁。

克里姆林宫坚称俄罗斯并没有以任何方式介入其中,甚至说斯特雷科夫这个人并不存在,至少不是作为俄罗斯特工遵从命令派到乌克兰滋事的。"一派胡言,"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V·普京(Vladimir V. Putin)上周四在俄罗斯电视上一次长达四小时的问答节目中说。"乌克兰东部没有俄罗斯作战单位、特种部队或教官。"已在乌克兰东部至少10个城镇夺取政府大楼的亲俄罗斯活动人士,也否认得到了俄罗斯职业军人或专业情报人员的帮助。

但乌克兰和美国官员表示,隐藏其武装部队的身份,进而减小国际社会发出谴责的可能性,是俄罗斯多年来在前苏联地区发生冲突时形成的策略的一个核心手段。

美国国家安全局(National Security Agency)前反情报官员约翰·R·辛德勒(John R. Schindler)现在在海军战争学院(Naval War College)任教。辛德勒称,这是一种"特种战争"(special war)——"为了达到政治目的,混合运用了谍报、颠覆,甚至某种形式的恐怖主义,而不是在任何常规意义上真正发动战争。"

辛德勒在去年发表的一篇文章首次运用了"特种战争"一词。他在文中提到,有一个国家特别擅长特种战争,那就是俄罗斯。在1994年为了重新控制寻求分离的车臣,俄罗斯发动了苏联解体以后的第一场战争,将一只装甲车部队派往车臣,车里面装满了乔装成亲莫斯科的车臣人的俄罗斯士兵。

在普京任内,俄罗斯实行"伪装战争"(maskirovka)的趋势变得更加明显。普京曾是克格勃(KGB)特工,而与他关系最紧密的顾问也大多出自同一个苏联情报机关。

乌克兰向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Organization for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Europe)提交的照片资料中,给出了俄罗斯插手乌克兰东部局势的更多直接证据。总部位于维也纳的欧安组织目前正在监控顿涅茨克及乌克兰其他区域的局势。卷宗中展示了在乌克兰东部拍摄的未确认身份的武装人员,以及较早前在俄罗斯拍摄的一幅俄军集体照,前述武装人员似乎出现在了后面的集体照中。

一组照片则显示,在吞并克里米亚时拍到的照片中的武装人员,似乎也同样出现在了后来在斯洛夫扬斯克拍摄的照片里。另一组照片显示,一名身体发福、蓄着胡须的男子出现了4月14日在斯洛夫扬斯克拍摄的照片中,当时他身穿迷彩服,但没有徽章。然而六年前,此人出现在了俄罗斯入侵格鲁吉亚时拍摄的照片里,当时他左臂上佩戴着俄罗斯特种部队的徽章。

乌克兰提交的资料中显示的另一个人物就是据称系军方情报人员的斯特雷科夫。基辅方面表示,此人参加了俄军为吞并克里米亚做准备的一项秘密行动,后来他也参加了斯洛夫扬斯克的反叛行动。

斯特雷科夫的照片尚未出现,但乌克兰国家安全局(Security Service of Ukraine,乌克兰语简称SBU)公布了一份据称是该人面容的素描图。SBU的前身是克格勃在乌克兰的本地分支机构。

SBU上周早些时候公开确认了他的身份。SBU在此之前还公布了一段录音,据称是乌克兰东部的俄罗斯情报人员与在俄罗斯的指挥官之间通话时,监听到的录音。

军事分析人士称,俄罗斯的战术所显示出的娴熟程度令人不安,说明进行了长期的谋划。

研究俄罗斯军队的专家雅各布·W·基普(Jacob W. Kipp)说,"俄罗斯使用了非常专业化,非常有效的武装力量。"基普曾在堪萨斯州莱文沃思堡(Fort Leavenworth)的美国陆军高级军事研究学院(School of Advanced Military Studies)任副院长。

"他们并不认为平民会扰乱战场,"基普补充道。"他们料到那里会有平民,他们已经受到了在这种环境中作战的训练。"

Andrew Higgins自基辅、Michael R. Gordon自华盛顿、Andrew E. Kramer自乌克兰斯洛夫扬斯克报道。 

翻译:王童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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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 珠穆朗玛致命雪崩,夏尔巴人罢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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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穆朗玛致命雪崩,夏尔巴人罢工
Apr 21st 2014, 09:30, by ELLEN BARRY, GRAHAM BOWLEY

新德里——周五早上一起出发前往珠穆朗玛峰2号营地的22名夏尔巴人"充满了喜悦和激动",但卡吉·色尔巴(Kaji Sherpa)却有些担心:他们正在穿越的这一片冰原出了名的危险,而且他们前行的速度太慢了。

两架用来跨过冰川深沟的梯子断了,或许是前一天夜里掉下来的冰压断的,因而,替客户搬运沉重设备的这些夏尔巴人挤在了一起。39岁的卡吉·色尔巴谨慎地看了一眼拥塞的队伍,加快了速度。因此,雪崩发生时他已经走出了一段距离。

"像房子那么大的雪块径直朝我们压下来,许多人同时遇难,"因肋骨断裂而在尼泊尔加德满都一家医院接受治疗的他躺在病床上说。"没有地方可以逃。如果有一个开阔的空地,我们就能放下行李逃过去了。但我们周围都是雪,一旦踩上去,很有可能会下陷。所以我们很绝望。"

他说,在等待救援的四个小时里,他听着奄奄一息的人发出痛苦的呻吟。当他能够向四周看时,他看到"发生雪崩的地方四处散落着登山人员的手和腿"。到周日,他做出了一个决定:他将不再攀登珠穆朗玛峰,结束他为西方客户的漫长登山之旅做准备的工作,虽然他已经干了一辈子。那些客户会在海拔较低的营地里等候。

"在我看来,最好从今往后不再爬珠穆朗玛峰,"他说。"夏尔巴人吃了很多苦。待在大本营里的那些人全天都有食物,而夏尔巴人却必须空着肚子爬山。夜里也必须一直行进,因为早上冰块可能会融化。

三天前,一场雪崩导致至少13名夏尔巴人死亡。他们当时正在为国际探险团队搬运设备。这是珠峰历史上单日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同时,它将外界的关注集中在了当地夏尔巴人的作用上。夏尔巴人所属的民族以其高海拔攀登技术而出名。他们一季——两三个月——能挣3000美元(约合1.9万元人民币)到5000美元,为有钱的客户承担巨大的风险。

周日,因不满尼泊尔政府提出给遇难者家庭发放4万卢比(约合2580元人民币),大约相当于408美元作为补偿,一些夏尔巴人聚集在珠峰的大本营,提议进行"停工抗议"。停工可能导致2014年登山季计划中的334次探险中断或取消。

尼泊尔登山协会(Nepal Mountaineering Association)主席昂·策林·色尔巴(Ang Tshering Sherpa)说,这种抗议将是史无前例的;他要求尼泊尔政府将赔偿款增加到每户1041美元。他还说,夏尔巴人在是否要继续攀登珠穆朗玛峰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

他说,这个争议"尚未解决"。

按计划,一些夏尔巴人打算周一抬着同事的遗体穿过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的街头,气氛届时定会更加紧张。

仍守在大本营的许多国际商业团队正在衡量,是要继续登顶计划还是要放弃探险。每年,珠穆朗玛峰都会吸引更多的登山者,其中许多登山者所属的团队都会聘请专业的西方向导带领他们登山。客户往往会花数月乃至数年时间来做准备,投资通常高达数万美元;专家称,他们几乎不太可能回头。

"我不认为这会让登山活动减少,活动会在5月活跃起来,"登山者、著有数本登山书籍的戴维·罗伯茨(David Roberts)说。"虽然这是珠峰历史上最大的悲剧,但是大本营的人现在在说,'这是一场悲剧,但是为了来到这里,我们已经花了很多钱。'"

他还说,"他们甚至有一种再次挑战的英雄气概。"

然而,有些登山者说他们已不再有登山热情。67岁的埃德·马策克(Ed Marzec)是洛杉矶的一名退休律师,他说他坚持要与28岁的夏尔巴人阿沙·古隆(Asha Gurung)一同登山,这部分是因为古隆在较早的一次探险中曾经救过他。古隆——他是两个分别为1岁和3岁的孩子的父亲——是三名失踪人员之一。人们相信,这三人已经死在了布满深深裂缝的冰原之上。

"他根本不想谈论这个,他说这是他工作的一部分,而他现在压在厚厚的冰雪之下,没办法回来了,"马策克在电话采访中说道,声音颤抖。马策克说,为了登山,他已花了两年时间进行训练,而且还自己掏腰包投资了10万美元,但如果夏尔巴人宣布罢工,他就会取消行程。

"这是我唯一能做的事情,"他说。"如果你看到有些人还在登山,就说明这些人非常沉迷于自我,根本不理解更深远的含义。珠峰明年,乃至此后1000年都会在那里。这是夏尔巴人第一次不得不为自己挺身而出,我希望他们能从中获得一些好处。"

Ellen Barry自新德里、Graham Bowley自多伦多报道。Rajneesh Bhandari及Bhadra Sharma自尼泊尔加德满都对本文有报道贡献。
翻译:陈柳、陈亦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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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 华润董事长宋林在床照曝光后落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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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润董事长宋林在床照曝光后落马
Apr 21st 2014, 08:15, by 储百亮

一年以来,中国大型国企华润集团的董事长宋林被指是他令公司卷入腐败交易,但似乎一直未受影响。直到最近,一名记者再次公开举报宋林包养的情妇为其洗钱,情况才发生改变。

周四,中共负责调查官员及国企管理人员腐败问题的机构突然免去了宋林的职务,而这个决定至少暂时有效。宋林因此成为了又一名因非法财富、婚外情和不雅照而落马的中共高官。

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在网站上发布的一则简短声明中说,"华润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宋林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

和中国最近的许多其他腐败丑闻一样,宋林落马的过程如同艳俗的深夜剧般充满戏剧性元素,包括一些令人震惊的事态的逆转:举报者的大胆指控之后,宋林立即矢口否认,又很快身败名裂。

宋林1985年加入华润,2008年升任公司董事长。华润的前身是1938年在香港成立的一家为中国共产党的部队购买武器和药品的公司。最近几十年,华润成长为一家庞大的联合企业,投资领域涵盖了零售业、房地产、发电和矿业。旗下已有五家企业在香港上市。

2010年,华润旗下的一个上市公司同意斥资16亿美元收购中国北方山西省的一些煤矿和其他资产。批评者说,这个价格极大地高估了煤矿的价值。愤怒的股东试图在香港起诉该公司。北京的代理律师陈若剑说,由于程序上的障碍,股东们在今年早些时候暂停了起诉,但正考虑再次提起诉讼。

本周,在新华社旗下《经济参考报》的记者王文志对宋林进行最新一轮的举报之后,宋林的地位开始动摇。去年7月,王文志已经公开举报宋林,称宋林迫使华润集团实施了一笔十分可疑且无利可图的煤矿交易。

周二,王文志在与Twitter类似的中国微博平台新浪微博上发布了宋林在床上搂抱一名女子的照片,王文志称,这名女子把宋林非法所得的钱财转移到了秘密的投资和海外账户中。

王文志在随照片发布的声明中写道,"今天我再次以公民的身份实名举报宋林包养情妇,并涉嫌巨额贪腐。"他指责这名女子以其本人或其亲属的名义现在境内外拥有十亿元,即1.6亿美元以上的资产。

就像之前面对有关煤矿交易的指控一样,宋林立即公开否认了这些指控。

宋林在中国华润网站周三发表的一份声明中说,"指控的内容纯属捏造和恶意中伤。"他说,他将会追究指控者的责任。

他说,"此种行径已经对本人及家人和公司的声誉造成了极大伤害,希望有关上级机构及相关部门尽快进行调查"。

可能会让宋林后悔不迭的是,第二天,中共的相关机构就满足了他开启调查的愿望。在调查结束后,中共纪委可以提出是否有违纪的证据,警方是否应该启动调查。警方的调查通常意味着最后将进行庭审和定罪。

周四晚间,宋林为自己辩护的声明从华润的网站上消失。而华润集团则在网站上发布声明称,"将全力配合调查工作"。

储百亮(Chris Buckley)是《纽约时报》记者。

翻译:王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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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 中国学者积极评价政府公开土壤污染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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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者积极评价政府公开土壤污染状况
Apr 21st 2014, 06:59, by 狄雨霏

中国两家政府部门上周联合发布了有关全国土壤污染状况的公报。著名的土壤专家陈能场表示,通过确保相关问题不再是"国家机密",此举有利于中国的环境。

谈到上周四发表的公报时,农民之子陈能场表示,"结论并不意外。"公报显示,中国近五分之一的耕地、约六分之一的土壤遭到污染。其中三种主要的污染物为

供职于广东省生态环境与土壤研究所的陈能场虽然对公报表示欢迎,但也指出,发表公报的低调处理方式意味着,国家仍对讨论这一问题怀有不安情绪。

"两部委没有举办新闻发布会来进行宣布,"陈能场指出,"而是直接放到新华网上。"新华网是官方媒体。

他表示,这就意味着,很多媒体记者没有机会就文中的结论进行提问。他还说,尽管还没有机会来阅读报告全文,自己却接到了很多媒体要求评论的电话,并且耗费了大量的时间来纠正科学方面的误解。"他们应该公布更多的细节,"他说。

人们早已怀疑,并有一些证据显示,经过了宽松环境监管下的40年高速经济发展,中国的土壤——与由此而来的食物——遭到了污染。公报称,全国耕地的污染超标率为19.4%,而土壤总的超标率为16.1%,其中1.1%为"重度污染"。

文中得出结论,比起北部地区,中国的南部与西南部的土壤污染更为严重。在广东省与香港两地生活(报告没有调查中国的半自治行政区香港的土壤污染状况)的陈能场将这一点归咎于经济改革始于这些地区,因而它们工业化的历史更长。这些地方还在人口稠密地区进行大规模的采矿活动,这就意味着,农田与矿场常常彼此紧邻,乃至混杂在一起。

陈能场在接受电话采访时称,环境保护部和国土资源部发布公报这件事本身"非常积极"。根据新华网的报道,文中的结论基于的是2005年到2013年间对630万平方公里国土的调查。中国的陆地总面积为960万平方公里。

"以前中国把土壤当成国家机密,"陈能场表示。"现在不是了。所以这件事非常积极。而且我认为,它应该是相当准确的。"

"我想他们这样做,有主观和客观两方面的原因,"他说。"客观上,土壤污染已经成为中国的一大问题,国内国际都知道的问题。我们也都明白,如果什么也不说,事情就会变得越来越糟糕。"

"主观上,"陈能场接着说,通过提出问题的严重性,政府可能希望能到民众的"谅解":环境可能会直接威胁到人体健康,而途径是摄入食物与接触污染的空气和水。

"他们希望大家都能理解,都能帮助他们做出改变,"他说。

目前,污染是中国政治上最敏感的话题之一。面对环境退化,以及使得这一问题难以解决的腐败与透明度缺失,中国民众的不满情绪日益加深。今年早些时候,李克强总理宣布中国将"向污染宣战"。

陈能场指出,报告中似乎并未包含新疆与西藏的土壤样本测试数据。由于工业化程度较低,以及人口较少,那里的污染水平可能不及中国的其他地区。这些因素可能会降低总体土壤污染的数据。

陈能场称,下一步应是国家给民众提供途径来了解自身居住地的土壤质量。"民众需要知道:'我的这块田,我这片地方、我生活的城市是什么样的情况,'"他说。"发布公报算是相当开放了,现在他们需要发布更多的细节。"

狄雨霏(Didi Kirsten Tatlow)是《纽约时报》驻京记者。 

翻译:黄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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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 马航客机首轮水下搜寻即将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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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航客机首轮水下搜寻即将完成
Apr 21st 2014, 07:17, by 储百亮

香港——周六,搜索行动组织者表示,在澳大利亚以西海底搜寻马来西亚航空公司(Malaysia Airlines)失联飞机的无人潜水器可能会在五到七天内结束对任务区域的首次扫描。

但一名马来西亚官员强调称,如果没有发现飞机的迹象,搜索人员会继续进行搜寻。

澳大利亚海军舰船"海盾号"(Ocean Shield)正在利用"蓝鳍金枪鱼-21"(Bluefin-21)潜水器对南印度洋的一片海域进行仔细搜索,搜索行动组织者推断该海域是这架载有239人的飞机最有可能坠入的地方。搜索人员希望找到飞机的飞行记录器,该仪器将发挥关键作用,帮助人们判定飞机为何在3月8日以极其突然神秘的方式偏离原定航线。

此前有一些报道称,"蓝鳍金枪鱼-21"的首次搜索行动可能需要长达六周的时间。不过,负责组织搜寻工作的澳大利亚官员安格斯·休斯顿(Angus Houston)表示,这有点夸大其辞。目前,澳大利亚联合机构协调中心(Joint Agency Coordination Center)表示,如果幸运的话,"蓝鳍金枪鱼-21"可以在一周之内完成目标海域的搜索工作,该海域位于澳大利亚珀斯西北1000多英里。

该中心表示,如果天气情况良好,蓝鳍也没有出现技术问题,"我们应该能在五到七天内完成对水下目标区域的搜索。"

上周一开始搜索目标海域的海床以来,蓝鳍已潜到超过1.5万英尺(约合4600米)的深度。搜索组织人员表示,周一到周六早间,蓝鳍搜索了约51平方英里(约合132平方公里)的海域。周日,他们表示,蓝鳍已经搜索了他们最初设定的目标海域里一半左右的区域,目标海域是一片半径6.2英里的圆形区域,以海盾号4月8日探测到的信号为圆心。

马来西亚政府继续在搜索行动中发挥主导作用。上周六,马来西亚国防部长兼代理交通部长希沙姆丁·侯赛因(Hishammuddin Hussein)表示,即使没能在人们心目中最有希望的搜索区域找到证据,搜寻行动也会继续进行。他说,"搜寻工作会一直持续下去。只不过搜寻方法可能会有变化。"

翻译:许欣、张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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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 中越边境枪击事件死者或是维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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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越边境枪击事件死者或是维族人
Apr 21st 2014, 05:46, by 黄安伟

北京——上周五,一些中国公民试图非法进入越南,与越南边境警卫发生冲突,导致五名中国平民和两名越南边防人员丧生,越南官方新闻媒体在上周五、周六报道。

这些报道称,上周五中午时分,越南警卫把16名中国人扣留在一个边防哨所,打算把他们移交给中国当局,之后发生了冲突,一些被拘人员从警卫处抢走一支或多支AK-47突击步枪,并在某个时候开了火。

上周五晚上,中国外交部在其微博上表示,越南边境发生了一起暴力事件,但没有透露具体细节。

越南的一篇网上报道援引官方报纸《先锋报》(Tien Phong)的内容称,数百名警察和边防人员在对峙中包围了这栋建筑,并敦促楼内的中国人投降。

越南《青年报》(The Thanh Nien daily)网站上的一份英文报道称,在这五名丧生的中国人中,有些属于自杀,其他人则被越南警察和边防人员击毙。《青年报》是官方组织"越南青年联盟"(Vietnam National Youth Federation)的出版物。该报道还称其中有三名女子"持刀"。另一篇报道则表示,在丧生的中国人中,有部分或者全部都是自己从那栋多层建筑上跳楼身亡的。

这16名中国人中有十名男子,四名女子和两名儿童。他们被扣押在越南北部广宁省的边镇北风生(Bac Phong Sinh);广宁省与中国广西省接壤,《青年报》报道称,上周五早上五时三十分,中国边防军曾通知越南,一小群人试图从中国非法入境越南。

在《青年报》的网站上,发布了一张越南警卫站在四个女人和两个孩子旁边的照片。每个女人脸上都蒙着头巾,这是中国一些穆斯林妇女的典型衣着风格,尤其是在新疆某些地区。新疆拥有众多的维族人口,他们普遍属于伊斯兰教逊尼派。这张照片中可以看到两个孩子的脸,从面部特征来推测,他们可能是维族人。

在新疆,维族人大多居住在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以南的绿洲带城镇,以及西部边境的一些地区。他们抱怨称,在中国占主导地位的汉族人骚扰和歧视他们。两个民族之间的暴力冲突日益增多,导致以汉族为主的安全部队强力镇压维族人。

中国当局表示,新疆有维族人恐怖组织。一些维族人说,如果中国官员持续苛待维族人,那么极端主义会占据上风。

中国最近发生的一些事件,令汉族人对维族人戒心更增。今年3月,在中国西南部城市昆明的火车站,一个小团伙持刀杀害了至少29名平民,砍伤近150人。中国官方新闻报道称,当局拘留了八名嫌疑人,他们可能是来自新疆,但没有说他们是维族人。一些报道称,这些袭击者是恐怖分子,但并没有解释该团伙的政治动机或背景。

经陆路前往东南亚国家,已成为维族人中一条越来越常见的逃离路径。今年3月,泰国当局拘留了三拨非法移民,共400多人,他们最初被认为是维族人。人数最多的一群约有220人,被关押在泰国的一个橡胶种植园。

这些移民有可能是取道泰国,前往马来西亚,然后再去土耳其。该群体的成员坚称自己来自土耳其。维族语言属于突厥语族。

人权观察组织(Human Rights Watch)和其他组织都强烈呼吁泰国政府不要将这些移民移交给中国当局。

《曼谷邮报》(Bangkok Post)上周三报道,被关押在宋卡府橡胶种植园的人有218名,中国驻泰官员已经确认,其中逾40%是中国的维族人。该报道援引了中国驻曼谷大使馆高级外交官张益明的发言。

泰国移民警察今年3月突袭了这个种植园,目的是搜寻罗兴亚船民。罗兴亚人大多是穆斯林,他们逃往泰国,以躲避缅甸佛教徒针对他们的致命暴力活动。罗兴亚人长期居住在缅甸,但却没有公民身份。

黄安伟(Edward Wong)是《纽约时报》驻京记者。

储百亮(Chris Buckley)自香港对本文有报道贡献、Bree Feng自北京对本文有研究贡献。

翻译:土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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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 周永康家族聚敛巨额财富被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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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永康家族聚敛巨额财富被调查
Apr 21st 2014, 06:15, by MICHAEL FORSYTHE,CHRIS BUCKLEY,JONATHAN ANSFIELD

香港——他的儿子取得了把设备卖给中国各地国有油田和数千家加油站的合同。他的亲家母坐拥许多输油管线和天然气泵的股份,范围从西部的四川省直到南部的海南岛。他的弟媳在北京的顶尖办公楼里工作,投资矿产、房地产和能源项目。

长达数千页的公司文件述及了这些生意,唯有他本人的名字从未出现:他就是令人生畏的中共领导人周永康,他曾担任中国国家安全机关的最高领导人,还曾是中国石油行业实际上的大老板。

不过,在一场异乎寻常的腐败调查中,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已将周永康已设定为调查目标,这是像周永康这个级别的中共高官首次受到调查。此外,习近平还将其家族无所不在的商业利益列为了调查对象。

即使是根据中国政坛的严酷标准,这也是一次大胆之举。在中国,高层领导的家族财富状况是最深层、最具政治敏感性的机密之一。多年以来,共产党一直遵循着一条心照不宣的规则,即权贵家族可以利用国家的经济开放发财致富,这条规则向忠于党的人提供了奖赏,帮助避免了领导层的不和。

为了铲除周永康的影响力也好,或者是为了给所有党内权贵发送一个明白无误的信号,总而言之,习近平似乎正在改写前述规则。他扩大了针对周永康的调查,把他的妻子、一个儿子、儿子的岳父、一个兄弟、一个弟媳和一个儿媳列为调查对象。据亲属和目击者证实,近几个月,这些人都已被当局带走。

目前依然自由的少数周家亲属之一的詹敏利表示,由于其余亲属都已被拘押,她的外孙女——亦即周永康的孙女——现在由北京的一家幼儿园照顾。詹敏利在南加州的家中接受采访时说,"这对一个五岁的孩子来说太残酷了。"她还说,"政府领导层要对自身负责,也要对人民负责。"

从官方层面看,中国领导层只字未提针对周永康的腐败调查,也没有提及拘押其直系亲属一事。习近平最终打算如何处理本案,依然只能猜测。

一些政治分析人士提出,除非习近平认为周永康对自己的权力构成了直接威胁,如其不然,周永康这个级别的领导人绝不会面临这样的调查。换言之,周永康是一场政治斗争的输家。其家族的金融交易之所以丧失豁免权,仅仅是因为他失了宠,绝不是因为权贵阶层的商业交易已被宣布为非法。

不过,另一派的想法是,习近平认为高层领导人的配偶、子女及兄弟姐妹大规模聚敛财富的行为对中国的稳定造成了威胁,因为这种行为助长腐败之风,损害党的公共形象。这些人称,习近平将周永康的调查推到传统界限之外,意在暗示规则已经改变,高层领导人必须为其家人的商业活动负责,即便习近平自己的亲属也在发财致富者之列。

果真如此的话,此案可能会改变中国繁荣时代的政治契约。对于诸如周永康家族的许多权贵家族来说,从家族领袖所辖领域获取厚利企业股份的行为并没有得到有效禁止,有时甚至没有得到很好的掩饰。

《纽约时报》对周永康家人所持资产的调查突显了该案涉及的庞大金额,并且揭示了党内当权者在需要政治关系的行业的涉入程度。

根据呈交给政府的公司备案文件,周永康的三名亲属——弟媳、儿子及儿子的岳母詹敏利——曾持有或控制全国十几个省份至少37家公司的股权,公司类型从奥迪(Audi)经销商到房地产公司。其中17家公司主要从事能源投资,投资对象大多是与国有石油巨头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合资的企业,周永康在20世纪90年代曾掌管中石油。九家公司位于四川省,周永康在1999年至2002年间担任四川省委书记。

乔治亚州立大学(Georgia State University)研究中国腐败问题的政治学教授魏德安(Andrew Wedeman)说,"鉴于周永康与能源、地产行业及国内安全机构的关系,周永康家族实际上可以随心所欲地进军任何行业。"

《纽约时报》调查到的股份总值至少10亿元人民币,不过,这一估计数字只是基于对各个公司价值的有限评估,并不包括房地产,以及更难确认和估算的海外资产。

即便如此,这些资产也使周永康成为了第三个家属名下财富超过1.5亿美元(约合9.3亿元人民币)的中共十七届政治局常委,十七届常委总数九人,在2007年至2012年间统治中国。

2012年,《纽约时报》报道称,时任总理温家宝的家人掌控了至少价值27亿美元的投资。彭博新闻社(Bloomberg News)也曾报道称,习近平家族拥有数亿美元的资产,当时习近平担任中国国家副主席,也是国家领袖的接班人。并无迹象显示,当局已经对温家宝或习近平的家人的金融交易开展调查。​

和石油业的长久渊源

针对周永康采取行动的首个迹象出现在2012年末,当时习近平刚正式成为中国最高领导人不久。周永康退休及习近平升任最高领导人不到三周,党内调查人员就拘捕了一名在周永康庇佑下获得升迁的四川省高官。自那之后,当局先后拘留了二十多名周永康的前助手和同僚,以及这些人的商业盟友,并宣布对他们展开调查,其中包括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以下简称中石油)或其上市子公司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的七名高管。

目前尚无证据表明,71岁的周永康与这些投资有关,或者曾有违法之举。目前也不清楚,他的亲属是否违反了中国法律,是否曾主动利用与周永康的关系来获取交易。不过,习近平似乎胸有成竹,相信自己有足够的证据来清除周永康的影响力。

作为一名以抓鳝鱼为副业的甜菜菜农的儿子,周永康平步青云,成为了中国最令人生畏的政客之一。他的职业生涯从油田技术员起步,上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他在中国东北部的辽河油田的管理层工作了十多年,并且步步高升。他继续一路高升,成为了中国最大的能源企业中石油的一把手,该企业的石油产量占全国石油总产量的一半多,天然气产量则占全国天然气产量的四分之三。

随后,周永康成为了中国人口大省四川省的省委书记。2002年,他被任命为公安部部长,2007年,他进入了党内最高机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控制了管辖警察、法院和情报人员的机构。

不过,即使身为国内安全事务的最高领导,周永康依然把石油和天然气部门视为自己的地盘,时或走访中石油在国内外的生产基地。周永康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是在去年10月,当时他访问了自己的母校、位于北京的中国石油大学,并在那里劝谕学生们恪守该校校训:"我为祖国献石油"。

凭借自己和中石油的关系,周永康能够影响这个独一无二的中国经济参与者。这是一家年收入超过4000亿美元(约合2.48万亿元人民币)的巨头,业务范围从苏丹延伸到委内瑞拉,分支遍及国内的每个角落。在一些地区和行业,中石油享有近乎垄断的地位,像磁石一般吸引着一心寻找挣钱机会的政治关系户。

至少有三名周永康的亲属从中石油的崛起中获利:他的长子周滨、詹敏利、他的弟媳周玲英。

公司记录显示,42岁的周滨是北京一家公司的主要股东, 该公司向辽河油田及中石油在其他至少三个省份的一些油田出售设备。这些文件还显示,周滨的岳母——71岁的詹敏利——拥有的多家公司与中石油在两个省份合作出售天然气。63岁的周玲英与中石油在另一个省份合作出售天然气,并持有与中石油在西部开展合作的多家公司的股份。

公司文件显示,这三名亲属总共持有或最近获得了至少11家公司的所有权股权,这些公司与中石油或中石化有业务往来,后者是另一个国有石油巨头。其中至少有四家公司部分属中石油子公司所有。

在前述所有事例中,周永康亲属的投资活动都始于他离开中石油并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很长时间之后。

突然关闭的办公室

从北京中石油总部往南走几步就是熠熠生辉的新保利大厦,该大厦21层的办公室却一片黑暗,大门紧锁。正是在这里,周玲英和她的商业伙伴通过自己名下的北京鸿丰投资公司收购了中石油在四川资产的控制权,周永康曾在四川担任领导,直到2002年。

一名保安表示,去年年末的一天,政府官员前来检查该公司的记录,那之后,公司员工突然就不来上班了。办公室里留有一盆枯萎的盆栽植物,也说明公司是在突然之间停业的。同层还有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价值5750亿美元的主权基金——的办公室。

能查到的周玲英名下的生意大部分都与新保利大厦有关。她在至少七家地址为新保利大厦的公司拥有股份,并在全国各地的能源、采矿及房地产项目中投资。她投资的项目包括中国西端新疆地区的一个矿业项目,四川省的一些房地产及能源投资项目,以及从中石油收购的一个苦苦挣扎的钾矿。

根据公司文件当中的一份简历,以及位于中国东部的周氏老家西前头村的居民提供的信息,周玲英起初在一家杂货店当售货员,逐渐升任经理,后来又负责一家供应公司,直到2001年退休,退休时50岁。

然而,2007年12月,也就是周永康升任政治局常委数周之后,周玲英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新尝试,与儿子周峰一起成立了自己的主要控股公司——北京宏汉投资公司。记录显示,同一时期还出现了至少四家与周永康亲属有关的公司。

即使在周永康行将退休的时候,他的弟媳依然在设法巩固和中石油的关系。她和中石油的一家子公司组建了合资企业,业务是销售天然气,并投资她家乡所在城市无锡的加油站。

周玲英和丈夫周元青的家是一套位于四层的复式公寓,公寓坐落在无锡市某公寓小区,小区里散布着池塘和散步小径。去年12月初,当局来到这对夫妇家中,拘押了二人。记者问及他们是否依然住在这套公寓里,小区门口的两名保安之一嘲讽地说,"不在,他们可能再也不住这里了。"

延伸到加利福尼亚州的关系

在太平洋的另一端,詹敏利住在加州奥兰治县(Orange County)的一个退休人员社区里,那里有牧场风格的民宅和宽阔的草坪。留着短短白发的詹敏利读过了塞进她家门缝的书面提问,然后才打开家门,这些问题和她在中国拥有的公司有关。

詹敏利说,她名下的产业实际上由周永康之子周滨控制,周滨是她女儿黄婉的丈夫。她说,把财产放在父亲或母亲名下是中国的一种惯常做法,并且表示,她的女婿之所以使用她的名字,是因为女婿的母亲已在车祸中去世。

詹敏利说,虽然中方的文件表明他们依然保留着中国国籍,但她和丈夫早已持有美国护照。房产档案显示,这对夫妇已经在美国居住了近30年,先是从马里兰搬到新泽西,最后又搬到了南加州。根据在线房地产数据库Zillow的记录,他们在南加州的房产的估计价值超过70万美元。

看起来,詹敏利在北京的住宅比南加州房产值钱得多。2010年,一份公司文件列出了她在北京东北部某豪华小区的住所,那里的住宅可以卖到1100万美元以上。

记录显示,她的正式办公地址距离她家有几英里,位于一条土路尽头一栋满是灰尘的建筑内。要不是前门上方依然亮着监控摄像头的红灯,楼里还传来了狗儿的凶恶咆哮,人们会觉得这栋建筑早已废弃。

和中石油有生意往来的几家公司登记的地址都是这里,所有人的名字则是詹敏利及其商业伙伴、43岁的米晓冬。中国商业杂志财新《新世纪》周刊指出,米晓冬是周永康之子的大学校友和代理人。这些公司曾在北京之外的海南岛和河北省投资天然气项目,还曾投资首都之外的一个房产开发项目。詹敏利和米晓冬还是一家北京公司的老板,该公司于2009年2月解散,曾控股中国西北省份陕西的一家石油钻探公司,中石油在该省运营着一块油田。

詹敏利否认自己有任何不法行为,并称自己对这些投资项目所知有限。"我从没见过我们拥有的油田,"她说。"也不知道洗钱是怎么回事。"

一个高深莫测的人物

尽管记录显示周永康之子周滨也与家族生意有紧密关联,但他却是个比较高深莫测的人物。

根据中国新闻媒体有关周滨的近期报道,周滨曾在四川的一个石油工业大学学习英语。学校及房产记录显示,他后来来到美国,并在达拉斯的德克萨斯大学(University of Texas)学习,20世纪9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在该州生活。

詹敏利称她的女婿"沉默寡言"、"非常直白",是个"好孩子",女婿和女儿是经一个共同朋友的介绍相识的。詹敏利表示,两人开始约会时,她甚至不知道他是周永康的儿子。

10多年前回国时,他仍然是一个非常神秘的人物。尽管他父亲地位显赫,媒体却很少刊载他的照片和关于他的报道,就连外国媒体也是如此。

在《纽约时报》调查的37家公司中,记录中有他名字的只有一家,那就是位于北京的能源投资公司——中旭阳光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他的妻子和岳父岳母也出现在了该公司的文件当中。

尽管詹敏利否认自己知道中旭公司的存在,公司记录却显示,公司在10年前成立时,她拥有公司80%的股份。周永康于2007年成为政治局常委,该公司的资产在随后几年攀升了六倍多,于2012年达到2700万美元。

2009年,周滨获得了詹敏利的股份,掌握了对该公司的控制权。那一年的审计文件显示,该公司向全国各地的中石油油田出售产品。此外,公司还向8000个中石油加油站出售销售管理系统。

周永康的另一个弟弟周元兴曾是农民,后来成为酒类经销商。邻居们表示,就连身在西前头村的周元兴也曾受到警察的24小时监控,西前头村是江苏省一个有400人口的村庄,位于长江附近。在周永康的家人中,至少周元兴是肯定可以免于起诉的。今年2月,周元兴因骨癌去世。

Michael Forsythe和储百亮(Chris Buckley)自香港、安思乔(Jonathan Ansfield)自北京和无锡报道。Amy Qin自北京、Sim Chi Yin自无锡、Corrina Liu自加利福尼亚州拉古那山庄对本文有报道贡献。Mia Li自北京对本文有研究贡献。

翻译:张薇、许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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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 研究称女董事越多企业欺诈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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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称女董事越多企业欺诈越少
Apr 20th 2014, 23:41, by 狄雨霏

中国的一项新研究认为,企业董事会里拥有更多的女性会减少欺诈行为。文中写道,"董事会中女性的最佳比例是50%"——高于世界上任何地方目前的平均值。

"我认为这在当前是很重要的,"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金融与会计学教授芮萌说。他在该学院的上海校区工作,是这项研究的三名作者之一。其余二人分别是加拿大约克大学舒立克商学院(York University Schulich School of Business)的道格拉斯·卡明(Douglas Cumming)与香港公开大学的梁德欣(Tak Yan Leung)。

"欺诈在各个地方都是很大的问题。不光是美国,全世界都如此,并且正在对股东造成损害,"芮萌接受采访称。他还说,这在中国也属于重大问题。论文作者援引美国注册舞弊审查师协会(Association of Certified Fraud Examiners)2010年的一份报告指出,每家机构平均每年因欺诈损失5%的收入。

不过,并不是女性必然更加诚实,而是她们的存在创造了性别多样性。这才是关键所在。论文中写道:

"比起女性对道德问题更敏感的假说,研究数据更为支持的是性别多样性的假说。"

文中研究了2001年到2010年的10年间的1442件受到调查的中国企业欺诈案,得出结论称,"有力的证据"表明,董事会越是男性主导,欺诈发生的可能性越大。被发现的案件的数据来自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芮萌表示,在商业领域,女性比男性更少出现过度自信的情况,也更不喜欢风险。研究得出的结论适用于全球。

那么,性别多样性到底如何有助于缓解这一问题呢?

作者们找出了几个关键因素:最高层拥有更多女性的话,会扩展人才库的范畴,并可能为更人才济济的董事会创造条件;性别多样性使得观念的多元化成为可能,从而带来更多的讨论;性别多样化或许会导致董事之间产生更多冲突、降低信任度,因而会增加审查并减少欺诈。

文中称,女性"有更大的可能性来采用经过深思熟虑的扩张速率",从而保护股东的投资。

证券欺诈是一种白领犯罪,违法的个人或企业向投资者错误传达用于决策的信息。这项研究中总结了中国的三大证券欺诈类型:延迟披露、信息披露重大遗漏,以及虚假陈述;

该研究与世界其他地方的发现相一致,因此作者们得出结论:更多女性的存在能改善企业的治理水平,"这意味着,监管部门与决策者应当考虑全球范围内出现的提高董事会性别多样性的呼声。"

女性董事的相对稀缺是个全球性问题。根据2009年的一项研究,只有斯洛文尼亚这一个国家的女董事的平均比例超过了20%,美国的均值为15%,而中国和澳大利亚的数据则更为典型,是10%。在许多欧洲国家,比如葡萄牙、法国、丹麦和德国,女董事约占5%。这项研究还表示,日本的比例最低,不到1%。文中指出,中国也属于"男权社会"。

意识到这一问题后,为了提升该比例,挪威等欧洲国家近年来开始强制要求女性在董事会中占到一定比例。

女性比例更高不仅能抵挡欺诈,研究中还发现,当欺诈的确发生在董事会性别组成更为多样化的企业中时,市场对此的反应也要"平和许多"。

"在男性主导的行业中,女性在减少欺诈发生及缓解欺诈程度上均更为有效。这进一步支持了多样化的概念,"文中称。

本文最初发表于2014年4月4日。

狄雨霏(Didi Kirsten Tatlow)是《纽约时报》驻京记者。

翻译:黄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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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 反资本主义前途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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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资本主义前途光明
Apr 21st 2014, 00:09, by 杰里米·里夫金

我们正在开始见证一个资本主义的核心悖论,这个悖论曾经推动资本主义发展到巅峰,但现在却威胁着它的未来。这个悖论就是:竞争市场固有的活力让成本大幅下降,以至于许多商品和服务几乎变成免费的,而且非常丰富,不再受制于市场力量。尽管经济学家永远支持降低边际成本,但他们从未料到,一场技术革命可能会让这些成本降到接近零的水平。

1999年,这一悖论初现端倪。当时,音乐服务提供商Napster开发了一个能让数百万人不向制作人和艺术家付一分钱,便可共享音乐的网络,重创音乐产业。接着,类似现象严重打击了报业和图书出版业。消费者开始通过视频、音频和文本共享他们自己的信息和娱乐内容,几乎不用花钱,完全绕过了传统市场。

边际成本的大幅降低重创了这些行业,而且现在正开始重塑能源业、制造业和教育行业。尽管太阳能和风能技术的固定成本不菲,但除此之外获得每单位能量的成本较低。这种现象甚至渗透进了制造业。数以千计的业余爱好者已经在用3-D打印机、开源软件和作为原料的再生塑料自己制造产品了,他们的边际成本几乎为零。与此同时,超过600万学生参加了免费的大型在线公开课程,这些课程内容发布的边际成本几乎为零。

行业观察人士承认,零边际成本经济的现实令人毛骨悚然,但称免费产品和服务会诱惑足够多的消费者购买更高端的产品和专业化服务,确保利润率大到足以让资本主义市场继续增长。但愿意为额外的优质商品和服务付钱的消费者人数有限。

如今,这种现象即将影响整个经济。一种可怕的新技术基础设施——物联网——正在出现,可能会在未来二十年的时间里,把经济生活中很多领域的边际成本降低到接近零的水平。这种新的技术平台正开始把所有事情、所有人联系在一起。目前,超过110亿个感应器被和自然资源、生产线、电网、物流网络和回收利用流程绑定在一起,放置在住宅、办公室、商店和车辆中,为物联网提供大数据。到2020年,预计至少会有500亿个感应器和物联网相连。

人们可以连上物联网,利用大数据、分析方法和算法提高效率,将生产和共享诸多产品和服务的边际成本降到接近零的水平,就像他们眼下对信息产品的处理方法一样。比如,美国有3700万栋大楼安装了与物联网相连的仪表和感应器,提供有关输电网中用电量和价格变化的实时信息。这最终会让用太阳能和风能装置进行绿色发电并当场存储的家庭和企业来为软件编程,在电价上涨时脱离电网,使用自己的绿色电能,并以近乎零的边际成本与邻居共享多余的电。

思科(Cisco)预计,到2022年,物联网给私营领域带来的生产力收益将超过14万亿美元(约合87万亿元人民币)。通用电气(General Electric)的一份研究估计,到2025年,物联网带来的生产力进步会影响全球经济的一半。

尚未解决的问题是,如果数以百万计的人都能近乎免费地制造和分享产品及服务,那么这种未来经济将如何发挥作用?答案在于公民社会。组成公民社会的非营利性组织会负责我们在生活中作为一个共同体生产和共享的东西。按美元计算,非营利性组织是一股强大的势力。从2000年到2010年,非营利性组织的收入增幅强劲,高达41%——经过通胀调整——是同期国内生产总值增幅16.4%的两倍多。2012年,美国的非营利领域贡献了国内生产总值的5.5%。

今天,让社会公地(commons)更有意义的是,我们正在建设一个物联网基础设施,它能优化协作、普遍接入和覆盖范围,所有这些都对社会资本的创造,以及共享经济的开启至关重要。物联网是一个能改变游戏规则的平台,能让新兴的协作公地与资本主义市场一起繁荣。

这种协作性而非资本主义的方式关乎共享接入,而非私人所有制。比如,全球有170万人是汽车共享服务的用户。最近一项调查发现,加入该服务后,汽车共享服务用户拥有的车辆数减少了一半,他们更愿意使用汽车,而不是拥有它。数以百万计的人正在利用社交网站、再分配网络、租赁机构和合作机构,以很低或接近零的边际成本共享汽车、房屋、衣物、工具、玩具和其他物品。2013年,共享经济预计的收入为35亿美元。

受零边际成本现象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劳动力市场。在这个市场上,不见员工身影的工厂和办公室、虚拟零售以及自动化物流和运输网络正变得更加普遍。无怪乎新的工作机会都存在一些倾向于不以营利为目的,且能增强社会基础设施的协作公地领域——教育、卫生保健、扶贫、环境修复、儿童护理、老年人护理、弘扬艺术以及娱乐。在美国,从2001到2011年,非营利性组织从130万个增加到了160万个,增幅接近25%,而营利性企业的数量只增加了0.5%。在美国、加拿大和英国,目前非营利领域的从业人员在劳动力中所占的比例超过10%。

尽管增长显著,但许多经济学家称,非营利领域不是可以自给自足的经济力量,而是依赖政府福利项目和私人慈善的寄生之物。恰恰相反。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34个国家非营利领域的总收入中,将近50%来自各种收费,政府扶持占这些收入的36%,私人慈善占14%。

至于资本主义制度,它可能会在未来长期伴随着我们,虽然它的作用会进一步精简,主要是将网络服务和解决方案汇集在一起,让它作为强大的利基市场的参与者,在即将到来的时代繁荣发展。然而,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在一定程度上处在市场之外的世界,在这里,我们正在学习如何在一个日益相互依赖、协作,且全球化的公地中共同生活。

杰里米·里夫金(Jeremy Rifkin)是《零边际成本社会》(The Zero Marginal Cost Society)一书的作者。

本文最初发表于2014年3月16日。

翻译:陈亦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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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 普京的沙皇式愚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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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京的沙皇式愚蠢
Apr 21st 2014, 00:10, by 罗伯特·瑟维斯

英国牛津——俄罗斯学校的教科书赞扬彼得大帝(Peter the Great)是工业化的先行者和富有远见的文化先驱,把他的国家变成了欧洲强国。在邻国眼中,俄罗斯变成了一个令人敬畏的国家,彼得大帝也成了俄罗斯历史上名正言顺的沙皇英雄。

弗拉基米尔·V·普京(Vladimir V. Putin)本人却更像另一位沙皇尼古拉一世(Nicholas I),后者陷入了对抗英法的军事冲突,还回绝了让俄罗斯开展必要的改革,从而和当时的世界强国一决高下的呼声。尼古拉一世目光狭隘、性格傲慢。他总是关注武装部队和特务机构,却忽略了俄罗斯经济和社会实现现代化的更广泛需求。当他的军队在1853年到1856年的克里米亚战争(Crimean War)中落败时,俄罗斯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普京治下的俄罗斯外交政策也同样显得匮乏远见。在乌克兰,他对俄罗斯族人大肆宣扬来自乌克兰西部的"法西斯分子"构成的威胁,后者正对基辅的政治走向产生影响。名为"正义部"(Right Sector)的乌克兰右翼联盟中,毫无疑问存在一些肮脏的极端分子。不过,在上世纪50年代发起独立战争反抗苏联军队的游击队员,并非每个人都是法西斯分子;普京夺取克里米亚半岛的举动,会令俄罗斯的爱国者产生占据整个乌克兰的遐想。

不仅如此,克里米亚有八分之一的人口是鞑靼人,他们在1944年被约瑟夫·斯大林(Joseph Stalin)放逐到中亚,在上世纪80年代才获准返回世代居住的半岛。在最近并入俄联邦的公投中,鞑靼人基本上弃权了。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是穆斯林,其中一些年轻人现在可能会被招募参加圣战,反抗俄罗斯帝国主义。

普京夺走了乌克兰4.5%的领土,以此完成了一件艰巨的任务:亲手毁灭了自己组建以俄罗斯为首的"欧亚联盟"的梦想。普京曾计划让乌克兰总统维克多·F·亚努科维奇(Viktor F. Yanukovych)作为傀儡,继续在基辅统治乌克兰。现在,亚努科维奇正在俄罗斯某地当难民,而乌克兰政府正在加强与欧盟的合作。

这对普京的外交政策是一场灾难。尽管他通过对电视频道的控制,在公众面前掩盖了一点,他肯定无法自始至终地愚弄所有人。

他最大的失算就是对俄罗斯本身失算了。乌克兰的危局让俄罗斯的超级富豪们震惊不已,他们纷纷把更多的财富转移到西方。单单是今年,就有700亿美元(约合4400亿元人民币)的资产流出俄罗斯。

普京在鲍里斯·N·叶利钦(Boris N. Yeltsin)多年统治的动荡过后,给俄罗斯带来了稳定,他对此相当自豪。然而如此严重的资本外逃,却显示了截然不同的现实。世界银行(World Bank)发出了警告,称如果普京继续入侵乌克兰,世行就会把俄罗斯的增长预期调低一半。

同样值得普京担心现象的还有人才流失。已有数以十万计的俄罗斯青年才俊收拾行囊前往硅谷、纽约和伦敦。自从共产主义垮台后,这种现象就在不断发生,不过普京没有采取任何措施遏制这种趋势。

这些青年出走的原因是,横行霸道的执政者和依仗暴力的企业家令他们十分愤怒。他们想生活在一个唯才是举,人们只在乎才能的国家。他们的榜样是谷歌公司(Google)的谢尔盖·布林(Sergey Brin),而不是普京御前嘴脸丑恶的部长和商人们。

要想让离开俄罗斯的人愿意回国,就必须要做出转变。这才是普京作为总统的执政能力所面临的真正考验。自2000年首次当选以来,普京在清除腐败方面几乎毫无建树。他招摇地惩处了一些所谓的寡头,不过只是把这些人的财富重新分配给了自己的政治亲信而已。只要当权者看到自己的利益受到威胁,法治的执行就会软弱无力。

普京在开放俄罗斯经济、实现经济多元化方面也做得不够。多年以来——实际上是从米哈伊尔·S·戈尔巴乔夫(Mikhail S. Gorbachev)实施体制改革以来——俄罗斯国内和海外的经济学家都在强调,俄罗斯必须摆脱对石化出口的依赖。俄罗斯总理德米特里·A·梅德韦杰夫(Dmitri A. Medvedev)对这一点向来心知肚明,不过他缺乏扭转局势的大权。

俄罗斯需要大量出口高科技产品,而不只是石油和天然气。它应当关注的竞争对手不在西方,而在南方。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执政者就开始重视经济的多元化。要想让俄罗斯维持欧亚强国的地位,最起码要做到这一点。而就在俄罗斯走向没落之时,中国已经走上了成为超级大国的道路。

俄罗斯开展竞争的机遇一向有赖于和西方各国在尖端技术上的合作。普京在小小的克里米亚做出的冲动之举,让这种合作的前景变得遥不可及。普京已经失去了在发达国家组成的八国集团里的位置。

普京对东欧各国的好意总是受到怀疑;现在,那里甚至表现出了公开的敌意。尽管德国极度依赖从俄罗斯进口天然气,但是该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仍然对普京进行了抨击。欧盟正在积极考虑该如何摆脱对俄罗斯进口燃料的依赖。

今年年初,普京在索契冬奥会上显示了俄罗斯的"软实力",冬奥会的闭幕式展现了一个时尚、善意的体育和文化大国。然而就在第二天,普京就派兵进入了克里米亚。世界银行现在表示,俄罗斯在今年年底时可能会遭遇经济衰退。

有迹象表明,普京和俄罗斯外长谢尔盖·V·拉夫罗夫(Sergey V. Lavrov)已经意识到,自己犯下的地缘政治错误已经产生后果。拉夫罗夫至少已开始与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John Kerry)对话了。

西方强国不打算打第二场克里米亚战争。然而,它们向俄罗斯施加压力的机会,比普京想象的要多。他最好思考一下沙皇尼古拉一世的前车之鉴。

罗伯特·瑟维斯(Robert Service)是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St. Antony's College, Oxford)俄罗斯历史学教授,也是最近出版的新书《俄罗斯现代史:从沙皇专制到二十一世纪》(A History of Modern Russia: From Tsarism to the Twenty-First Century)的作者。
本文最初发表于2014年4月7日。
翻译:张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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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 太空旅行对宇航员健康影响几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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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空旅行对宇航员健康影响几何?
Apr 21st 2014, 00:14, by KENNETH CHANG

休斯顿——进入太空后,人会头昏脑涨。

人体大约60%的成分是水,在失重的太空中,体内的液体会倒流进胸部和头部。这时腿部萎缩,脸部肿大,颅内压力增大。

"你的头会感觉很胀,"马克·E·凯利(Mark E. Kelly)说。他是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执行过四次太空任务的退役宇航员。"感觉就像你头朝下吊了几分钟。"

人类的身体并不是为了在太空中生活而进化的。如此不同的环境对身体的影响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也并不好解决。

有些像骨头易碎这样的问题已经被攻克。另一些问题也已经被认识到,举例来说,NASA正在努力研究和解决宇航员吃饭与睡眠不足的困扰。

但有些问题在首次太空飞行的50多年后还在困扰着医生们。就像五年前科学家才刚刚发现,至少有一部分宇航员的眼球存在着或多或少被挤压的状况。

但最难以克服的难题还是辐射。没有了承担着保护茧作用的地球磁场和大气层,宇航员所承受的辐射剂量大大增加,也就加大了他们罹患癌症而死亡的几率。那么,多大的癌症风险是在可接受范围内的呢?

在NASA载人航天计划的总部约翰逊航天中心(Johnson Space Center) ,科学家们需要在2030年把宇航员送上火星前解决这些难题。这项火星任务将历时大约两年半,是当下在空间站执行任务时长的六倍。

人类离开地球最长的记录是将近438天,由瓦莱里·波利亚科夫博士(Valery Polyakov)在俄罗斯米尔(Mir)空间站上创造。("灵感火星基金会"[Inspiration Mars]和"火星一号"[Mars One]这两家民间组织宣布了在更早的时间进行载人星际飞行的计划。尽管有已知和未知的风险,计划还是吸引了相当多的人报名。)

NASA近期宣布,国际空间站会至少持续运营到2024年,一部分也是为了做更多的医学研究。

NASA管理层经常提到"不可预知的未知"——那些始料未及的问题让他们猝不及防。诸如对宇航员视力的影响这个问题就是突然间发现的,研究人员庆幸此类问题没有到火星任务的时候才显现。

2009年,迈克尔·R·巴勒特博士(Michael R. Barratt)在国际空间站停留了六个月。巴勒特博士不仅是NASA的宇航员,还是一名内科医生,在此过程中他意识到他看近物变得困难,同时六人团队中的另一人,同为医生的加拿大人罗伯特·B·瑟斯克博士(Robert B. Thirsk)也遇到了此问题。他们给彼此做了视力测试,确认了他们的视力在向远视眼发展。

他们同时发现了自己的视神经有肿大的趋向,以及视网膜上在逐渐形成斑点。使用NASA之后给他们送去的高像素的摄像机,他们得以拍到更清晰的眼球照片,也证实了之前的怀疑。超声波图像显示,他们的眼球的确受到了某种程度的挤压。

现在,NASA在送宇航员去空间站之前、过程中和返回后都会检查他们的视力。

这一问题其实并不新鲜。很多宇航员曾抱怨过视力变差的问题,但没有人深入研究过原因。

"这现在被认为是航天飞行的职业危害之一,"巴勒特博士说,"我们揭示了其实一直在我们眼前的问题。"

巴勒特博士说,视力的变化对他在太空的工作并没有影响。但人们真正担心的是,远视也许只是航天飞行对宇航员身体严重影响的症状之一。"长期的影响有什么?"他说。"这是个价值6400万美金的问题。"

视力的变化将是NASA密切观察斯科特·凯利(Scott J. Kelly)健康状况的其中一项内容。他将在2015年的春天开始在空间站生活一年,比他2010年和2011年待的时间多一倍,也是美国人在太空生活时间的新纪录。俄罗斯宇航员米哈伊尔·科尔尼延科(Mikhail Kornienko)也会在同一时间被送往轨道开始为期一年的考察。波利亚科夫博士和其他三名俄罗斯宇航员之前已经在轨道停留过更久的时间,他们回来的时候身体基本没有表面上的损伤。

NASA人类研究项目国际科学办公室的负责人约翰·B·查尔斯(John B. Charles)正准备开展一项医学实验,专门研究6个月和12个月的太空停留是否有区别。"你也许会说,逻辑上看,怎么可能会没有区别?"查尔斯博士说。

但是,也许身体只需要用几个月就可以适应失重的环境,视力和骨骼的变化也随之趋于平稳。

10年前,NASA的科学家们担心宇航员的骨密度会每个月损失1%到2%,回归地球后骨骼会变得比之前脆弱。在太空中,身体不需要支撑其自身重量,结果就是骨组织比在地球上丢失得快得多。

之后,NASA开始使用治疗骨质疏松的药品,并且用绳子将宇航员固定在跑步机上锻炼等方法来加大运动量。这样,上下的碰撞会给身体传达生长骨骼的信号。NASA的科学家们表示,这之后,宇航员回来的时候和他们离开的时候有着几乎不变的骨密度。

"这是一大成果,"NASA的营养专家斯科特·M·史密斯(Scott M. Smith)说。

因为骨头的形成和损失都在加速进行中,"我们并不知道骨骼是否和离开时一样强壮,"史密斯博士说。但科学家们现在可以放心,骨质疏松将不会成为干扰长期任务顺利完成的决定性因素。

关于视力的问题,科学家们则有着更多的疑问。他们怀疑,对视力的不利影响是由于体液的倒流和脑脊髓液压在颅内给予眼球后部的压力所造成的。但此猜想并没有得到证实。这个说法也无法解释为什么对右眼的影响比左眼大,以及对男性的影响比女性大得多。

史密斯博士还指出,视力变差的宇航员,体内的同型半胱氨酸水平也会增加,而这通常是心血管病的前兆。这也许表明,失重环境会激发体内的某些生物化学反应。

让宇宙飞船像旋转木马一样转动可以创造人造重力,以此缓解骨骼流失和体液倒流问题。不过,这样做同时会给任务增加难度,并且加大毁灭性事故发生的可能性。

但眼睛的问题"也许会成为让我们重新研究人造重力的契机,"巴勒特博士说。

除了身体外,心理的健康也很重要。斯科特·凯利任务的前六个月,应该和他之前第一次的空间站之旅没有区别。

不过,NASA的精神科医生加里·E·贝文博士(Gary E. Beven)说,他很期待看到之后的六个月是否有所改变。"我们将会观察情绪、睡眠、兴奋度和认知方面是否有显著的变化,"他说。

在脱离地球轨道的航行中,宇航员们将和其他所有人类隔绝。执行阿波罗计划时,由于无线电讯号从美国休斯顿到达月球要经过24万英里(约合39万公里)的距离,地面指挥中心和宇航员的交流有1.3秒的滞后时间。而在火星上,滞后时间会长达几分钟,和地球上的人实时对话成为一件不可能的事。

NASA目前设想的火星计划为四或六人的团队,更加需要依靠他们自己去解决人际纠纷。贝文博士展望了可以洞察到面部表情或说话语调细微变化的电脑系统,也许这可以为缓解紧张情绪提出建议。

在俄罗斯2010年和2011年进行的实验中,六名男士自愿被封闭在仿制的宇宙飞船中,模拟17个月的火星计划。六人中的四人在过程中逐渐显露出了失调,团队也在实验的进程中越来越不积极。

"我认为这项实验向我们展示了在火星计划中可能会发生什么,但在真实环境下会有严重得多的后果,"贝文博士说,"团队凝聚力中不易察觉的那些变化可以导致重大问题。"

查尔斯博士认为,NASA已经具备送宇航员去火星并保证他们活着回来的能力。然而,因为此项计划耗资庞大,必须保证宇航员到达火星时身体健康并且能够富有成效地工作。

"我的任务,"他说,"就是保证宇航员到达火星的时候不会病病歪歪。"

本文最初发表于2014年1月28日。

翻译:张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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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 俄罗斯针对乌克兰危机发动宣传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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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针对乌克兰危机发动宣传战
Apr 21st 2014, 00:16, by DAVID M. HERSZENHORN

莫斯科——俄罗斯总理德米特里·A·梅德韦杰夫(Dmitri A. Medvedev)周二早上发表在Facebook上的帖子语气冷酷,令人害怕。

"鲜血再一次溅洒在乌克兰,"梅德韦杰夫说,"内战的威胁在隐隐逼近。"梅德韦杰夫曾一度得到西方的垂青,因为相对于无情的总统弗拉基米尔·V·普京(Vladimir V. Putin),梅德韦杰夫是唱红脸的。

他呼吁乌克兰人民在"不受篡位者、民族主义者和强盗,坦克和装甲车——不受中央情报局(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简称CIA)局长秘密访问的影响下"决定自己的未来。

于是,充满威胁和夸张言论的一天又开始了,各种错误信息、夸大之词、阴谋论、热烈的大空话层出不穷,偶尔还有涉及乌克兰政治危机的不折不扣的谎话。这些谎言出自克里姆林宫的最高层,每时每刻,每一天每一周,都不断出现在俄罗斯官方电视频道。

这是一场非同寻常的宣传运动,政治分析人士称这场运动反映出了俄罗斯官员新近表现出来的厚颜无耻。最近几天,在勾画乌克兰东部的混乱和危险局面这一点上,这场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成功了——至少对俄罗斯国内观众而言是这样的——尽管正是亲俄罗斯力量自己通过占领公共建筑和设置路障,制造了那些混乱和危险。

在本质上,俄罗斯官方新闻媒体机构不停地大声呼吁乌克兰和国际社会保持冷静,但乌克兰、美国和欧盟认为在不遗余力地破坏稳定的正是俄罗斯自己。

连联合国都发表了意见。在周二公布的一份报告中,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Office of the 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Human Rights)称,尽管俄罗斯官员和俄罗斯新闻媒体多次以乌克兰东部的俄罗斯人受到威胁,作为俄罗斯采取军事行动的潜在理由,但这种威胁被夸大了,参加该地区的抗议的部分人员实际上来自俄罗斯。

"尽管俄罗斯人社区受到了一些攻击,但均不是系统性的、大范围的攻击,"该报告称。联合国在3月15日至4月2日期间两次派出代表团,该报告便是根据相关反馈撰写的。

毫无疑问,新成立的乌克兰政府,以及它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盟友自己有时也会宣扬不实信息。比如,最近几天,基辅一些官员大胆地称要实施一些从未实现过的措施。周二,一些美国官员纷纷在散布一些未经证实的照片。据称,这些照片显示,乌克兰东部亲俄罗斯示威者携带着俄制火箭筒。

"一派胡言,"卡内基莫斯科中心(Carnegie Moscow Center)研究俄罗斯政治的专家莉利亚·舍夫佐娃(Lilia Shevtsova)说,"在一个通讯的世界,在一个我们掌握着大量信息而且信息能得到查证核实的世界里,俄罗斯领导人不在乎外界怎么看自己。这是对待西方的态度的重大转变。"

舍夫佐娃还说:"我们什么都不能信。即便是在苏联时代的宣传中,他们在和苏联人说话时,也是有一些规则的。现在,完全没有规则可言。什么都能编。"

在俄罗斯看电视新闻,就像是被拽进了一个24小时不停歇的漩涡,播报人员耸人听闻地发表关于西方侵略的声明,用心险恶地称法西斯主义正在崛起,不歇气地宣称基辅的乌克兰"非法"政府的敌意正在逼近,但最近几天,乌克兰政府证明自己基本上无能为力。

比如,俄罗斯24小时(Rossyia 24)新闻频道在播放节目时,屏幕下方的角落上几乎一直有一幅小图,上面写着"乌克兰危机"的字样,字样下是带着面具的武装分子的图片,背景是二战时期民族主义性质的乌克兰起义军(Ukrainian Insurgent Army)的红黑双色旗。乌克兰起义军曾给苏联军队造成了数万伤亡。

俄罗斯直截了当地否认自己在乌克兰东部的骚乱中扮演了任何角色,通常都会拥护联合国权威的俄罗斯外交部(Russian Foreign Ministry)称新出炉的人权报告存在偏见。俄罗斯外交部新闻发言人亚历山大·卢卡舍维奇(Aleksandr Lukashevich)在一份声明中称该报告是"片面、政治化和不客观的"。

卢卡舍维奇称该报告忽略了乌克兰"民族主义和新纳粹主义在肆无忌惮地崛起",并说"该文件里充满了明目张胆的倾向性"。

纽约大学(New York University)研究全球事务的教授、这学期正在莫斯科执教的马克·加莱奥蒂(Mark Galeotti)说,部分谎言很明显。"你能看到,俄罗斯政府一边在表彰'克里米亚的英雄',一边完全不用考虑这是否会跟他们的官方辞令不一致,他们说了那里没有俄罗斯士兵的,"加莱奥蒂在接受采访时说。

然而,他说相关宣传在克里米亚极其有效,让西方失去了平衡,为俄罗斯部队赢得了足够多的时间,以巩固对该半岛的控制。

"从某个层面来说,它是很直白的,令人难堪的直白,"加莱奥蒂说,"但从与政府里不同人的交谈中,我了解到,这种宣传的确造成了那种麻痹或不确定性。"

周二,普京在与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的电话通话中表示,乌克兰正处在内战的边缘,梅德韦杰夫随后在莫斯科的新闻发布会上也做出了同样的表述。普京还说,基辅的政府应对此负责。梅德韦杰夫也重申了克里姆林宫频频提及的论调,称乌克兰说俄语的人面临威胁——联合国官员在他们的报告中驳斥的正是这一说法。

梅德韦杰夫称,"保护乌克兰、稳定局势的唯一途径,是对俄族人和乌克兰人一视同仁,因而能在日常生活中使用自己的语言。"

Andrew Roth和Noah Sneider自莫斯科、Andrew Higgins自乌克兰基辅对本文有报道贡献。
翻译:陈亦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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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 党政分开必须从改革组织制度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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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政分开必须从改革组织制度入手
Apr 21st 2014, 00:19, by 吴伟为纽约时报中文网撰稿

编者按:上个世纪80年代是中国的一个特殊年代:十年文革浩劫终于结束,在人们的肉体和精神被禁锢压抑多年之后,新的思潮和改革氛围喷涌而现。其中,政治改革可以说是中国当代历史上最浪漫的年代。

源于中共党内一批开明派的努力和试图冲破旧体制窠臼的勇气,80年代的这场政治改革虽然很快在党内保守势力的围剿下失败,并在1989年那场举世瞩目的事件后彻底终结,但它影响之深远,恐尚无出其右者。

纽约时报中文网特开设"中国1980年代政治改革系列谈"专栏,邀请当时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成员、《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执笔人之一吴伟先生就那段历史撰写系列文章,希望通过这个专栏,不仅留住公共记忆,也通过历史照亮今天和未来。此为第十二篇。

上一篇:阎明复:要制定政党法

第一次向研讨小组汇报之后,政改办研究工作的重心,仍然是研究党政分开问题。而要实行党政分开,不仅仅要讲党的转变职能,更重要的,是要有组织形式的改革加以保证。研讨中大家都感到,政治体制改革中的许多重大问题都涉及到中央和省级的领导体制。这方面不有所动作,其他改革很难展开和深入。

1986年12月27日上午,政改办召集例会,主题是:党内民主和党内高层的制度改革问题。次日晚,鲍彤在325小会议室,紧急召集孙方明、吴国光、黄海和我几个综合组的人开了个会。鲍彤说,紫阳确定,研讨小组一月初要听一次党内民主问题的汇报。现在专题组的研究刚刚展开,还不成熟。我们办公室要研究一下,有几个什么急迫的问题需要汇报。现在看来,政治体制改革必须从硬件上动手不可,不然光搞软件,一遇到旧的组织机构就会碰回来。他要综合组先考虑一下,准备起草一个汇报提纲。

29日上午,全室研究人员再次召开紧急会议。鲍彤向大家通报说,紫阳昨天上午讲到,元旦以后,要把十三大、七届人大与改革有关的问题汇报一次。这次汇报是我提出来的。这两个大会很快就要开了,不预做准备不行。今天我们就研究一下,有哪些问题特别急迫,目的是从实际出发,有可能而又必须解决的问题先提出来,不要考虑与现行规定冲突不冲突。思想上不通我们可以做思想工作,但组织上不行,要做调整。软件硬件都有,关键还是硬件。

在这几次会议上,陈小鲁、黄海在前几天办公室分组对这方面研究的基础上,作了主题发言。政改办的同事们又做了补充。

鲍彤在大家谈过之后,也谈了他的看法。鲍彤认为,政治体制改革,关键在硬件。如党政分开,是权力、职能、机构、方法上的分开,但关键是组织机构的分开。仅仅提出职能分开,无助于问题的解决;权力分开的提法太敏感,也不确切。组织机构十分重要,实际上是一切成规的固定化,是载体。

鲍彤进一步说,党政分开,关键在各级党委。他建议,中央的先不说,省以下各级的常委会可以考虑取消,发挥全委会的作用;只设一到两名副书记、十几、二十名委员,两、三个月开一次会。这样,它就不会成为一个权力中心。市长、副市长可以多开会,具体事务放在政府。全委会的书记不由中央和上级提名,由全委会选举,报上级备案。书记只管党务和召集会议。市、地、州、县可以立即取消常委会,省一级涉及干部调整,可以考虑有个过渡。

鲍彤还说,民主这个题目,必须从制度着手解决。其中主要的一条就是选举。解决了这个问题,民主、监督就都好解决了。一个省的省委委员不能自己选出书记,还要上级来提名,那我们这个党的水平也就太可卑了。省委书记选的准不准并不涉及全局,只是地方性问题,可以设想,五年解决到县一级,十年解决到省。这样,党内民主监督问题就能得到有效解决。

12月29日下午,综合组开会,在这几次会议讨论意见的基础上,形成了汇报提纲的初稿。晚上政改办再次召集会议,对这个初稿进行了研究。讨论中,许多同事提出初稿中的内容太过庞杂,有些面面俱到。鲍彤表示同意这个意见。他说,我看这次汇报,重点是解决地方党组织的形式问题,和选举问题。如市县级可不可以不设常委,代表大会人数是否可以减少,这些都关乎党政分开的组织形式。关于党内民主,实行真正的民主选举是首要的。基层组织明年自己选怎么样?县一级五年以后可不可实行民主选举?他特别强调说:组织形式不解决,党政分不开;选举问题不解决,党内无民主。

会上,也有不同意见。贺光辉(中央政改办负责人之一,时任国家体改委副主任)就提出,按照鲍彤的改法,那"省委就不处在领导地位了"。鲍彤反驳说,"不对,是省委书记不直接领导省政府了,省委还是领导的,因为政府领导人是省委委员,是共产党员。"贺光辉又针对选举提出问题:"基层选举如果选出了方励之这样的人怎么办?"鲍彤回答说:"方励之如果不够党员条件,可以开除他。如果够资格,那就不能剥夺他的被选举权!"鲍彤强调,社会上不同的利益反映到党内来,党内也会有不同利益,必然会表现出来。说是全党一致,全国人民一致,实际上是有不同利益的。要承认这种不同,通过制度的方式让它表现出来。

1987年1月4日下午,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在中南海举行了第二次会议,听取办公室的汇报。到会的除了赵紫阳等研讨小组的五位领导人外,还特邀了邓力群、高扬(原河北省委书记,此后不久任中央党校校长)二人参加。其他各专题小组的负责人也参加了会议。

这次会议,为什么要邀请不是研讨小组成员的邓力群参加?笔者和许多同事一样有此疑问。可几天后,当我们了解了当时中央高层的政治态势之后,也就释然。就在这次会议举行的时候,胡耀邦已经在邓小平和老人集团的压力下提出辞职。反自由化在邓小平的支持下已经展开。而反自由化的主将,就是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的邓力群。我理解,紫阳此时要邓力群列席中央政改研讨小组的会议,大有深意,也许是要当场听听邓力群的意见,以便将可能出现的"政治改革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这类的指责化于无形。

会上,鲍彤代表政改办作汇报。赵紫阳和与会的其他人员仍然是围绕汇报,夹叙夹议。

当鲍彤谈到建议取消省以下各级党委的常委会时,赵紫阳问:我们现在有没有专职常委?专职常委指省以下各级党委常委会中不兼任政府或其他国家机关、政协职务的常委。赵提出这个问题,主要是担心如果取消地方各级党委的常委会设置,会有较多干部需要安置。

时任中组部副部长的曹志答:很少,全国只有几个。

赵紫阳说:哦,那么涉及干部安置的人就不多了。在市一级日常矛盾少一点,交通也方便,开全委会比较容易,省里要经常开全委会怕是不行,像新疆,南疆、北疆那么远,日常工作就难处理,不好办。如果全委会不常开会,就不光是日常工作的问题,比如干部问题,就是大事。市里可以搞的简单一些,现在常委经常开会,也没有那么多大事可议,就议很多具体事。另一方面,就是如果没有常委会,权力就集中到书记手中了,这好像也不行。

赵在这里担心的,是如果在省一级取消常委,由于地域过广,省委委员人数都是几十人,又分布在全省各地,经常开全委会有困难;在此情况下,如果不设常委,全委会又开不起来,就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书记专断了。这不符合加强党内民主的方向。

邓力群说,可以减少全委会人数,搞个十几个人。

赵紫阳说,全委会要真正发挥作用,人数要少。

赵紫阳考虑了一下,接着说,我看市里肯定可以取消常委,县里也可以,省里还是需要研究。市、县搞那么多层次干什么?

邓力群插话说,解放初期县里一般没有常委。薄一波说,历史上的情况要考察一下。过去省市也只有一个书记、一个副书记,后来省里也成立书记处,加上宣传部、组织部,进城以后又有统战部。党政真正要分开的话,就不能搞的人太多了,人越多越办不了事,一个和尚有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你们的想法很大胆。赵紫阳接着说,扩大委员的人数,本来是为了扩大民主、发扬民主,可是实际上人一多,反而无法发扬民主,不好议事了,后来就变成了安排。

薄一波提出,地委是不是一级?许多地方没有条件,不能够搞市辖县,地委一级的职权相当大。

赵紫阳说,地委实际上是一级。为什么地委有八九个委员,不设常委就可以办事,市一级就不可以这么办?一搞市管县,地变成市了就要设人大、政协等,还要设常委。既然地委可以不设常委,市里就一定要设?为什么不能只设七、八个委员?

田纪云提出,关键是省市委管不管干部,管干部就要经常开会研究,那就不能总开全委会。鲍彤说,监督干部要靠别的办法。

鲍彤在汇报中谈到建议取消党组。(按照中共党章规定,党组是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委在同级国家机关、大型国营企业中的派出机构,实际领导政府部门和所在单位的工作。是党委控制政府部门、国企,"实现党的领导"的基本组织形式。各级政府中党组的委员会制与行政首长负责制的冲突,是造成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和行政效率低下的重要原因。)

薄一波说,不设党组我赞成。党外人士可不可以当省长?包括中央部长,多一点不可以?谁说不是共产党员就不能当官?(鲍彤插话:我完全同意。毛当主席时,有十一个正副部长、两个副主席是民主党派。但不能勉强。)现在共产党把官位都占了,又要搞点民主,就搞比例,搞了些劳动模范、少数民族等等。党政分开以后,共产党的领导应该在哪一个方面表现?要讲明确。只有党员才能做官,就是党的领导?那是党员专政!而我们不能是共产党员专政,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

鲍彤的汇报特别强调了选举改革问题,并就此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包括实行差额选举,取消代表比例,改革提名制度等等。这时赵紫阳强调,选举制度,一个是基层选举,一个是全国选举。基层选举确实值得注意,不仅是县级选举,也包括学校。选民一定要认识你,否则不如不选。省一级,可以通过代表会选举,基层可以直接选举。要解决代表性问题,例如一个机关里有三千人,一定要求选一个女藏胞,这又何必选呢?指派、特邀就是了嘛。指定选举,搞到基层不行。

邓力群插话说,中科院搞差额选举,在所里实行非常好,在院里就很难搞得好。因为所里的人都相互熟悉。

赵紫阳说,代表比例这个问题很大。你要选举,又搞个比例,我们也会反感。你要搞比例,可以在选举之外另特邀一些代表。如果每个单位都搞得那么细,比例规定的过死,怎么选举?是个嘲弄嘛。现在学生闹事,当然是自由化泛滥,受西方民主影响,但是我们的选举办法也实在太出格了,学生第一次行使当家作主权利,就做不了主,这不行,要改革。选举也搞指令性计划,流弊太大,引起反感。

赵紫阳说这次十三大的代表选举也要改革,不能再搞比例,那是与群众的民主愿望完全背道而驰的,是对他们的愚弄。薄一波强调,紫阳是实事求是的。不要有条条框框,要适合我们的发展阶段,按实际情况办。

这时,胡启立举了安徽一家食品厂的例子来批评比例代表制,说,那个厂子只有400多人,被要求选两个少数民族人士当人民代表,全厂只有4个回族人是少数民族,这4个人的表现恰恰又都不太好,厂长只好站在票箱前喊,凡是投汉族票的无效,结果一半人弃权。赵紫阳评论说,出发点是好的,办法很笨,效果不好。胡启立则说,这个问题不过关,明年会出大事情的。

赵紫阳说,这次要你们提前汇报,就是考虑到十三大的问题。代表的名额已经分下去了,回头看看还有什么问题,能不能改进一下。接着,赵紫阳又补充说,选什么人上面不知道也不行,候选名单还要上报,只是推荐候选名单,但最后一定要服从选举结果,服从选举人意志,不能再用任何办法强奸选举人的意志。

赵紫阳提出,另一个问题是差额选举,怎么报批好?实行到什么层次?这时,胡启立建议,报批的名单就是差额行不行?鲍彤马上赞成,说是个好办法,办得成,行得通。笼子和鸟一般大没法飞,是等额选举,笼子比鸟大一些,是差额选举。赵紫阳也赞成差额报批,说,可能是个好办法,群众可以在十五个人当中选十个。现在搞民意测验,就是要看看人们喜欢哪一个。既然这样,为什么不可以通过选举来尊重民意?可能有些结果不那么理想,也可能更理想。其实,哪个同志都是好同志,为什么一定要选这个不要选那个?选择范围大一点也是可以的。有些事上级不一定看得那么准,笼子大一点好,选举的机会均等,选谁是谁,并不是哪个人是陪榜的,都有机会。这样更可能实现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中共各级党代会代表和各级党委的选举,自毛泽东以后均是由组织部提出等额的候选人名单,经上级党委批准后,实行等额选举。在这个时候要想根本改变,完全实现由选举人自由提名是根本不可能的。此时鲍彤提出、赵紫阳同意的候选名单差额报批、差额选举已经是一大进步。)

赵紫阳又进一步阐述他对差额选举的想法,说,省长提名副省长,干脆提两个候选,由人大代表表决,你可以选择嘛。这不影响党的领导。这个办法可以考虑,又是差额选举,又是事先经过领导批准的。然后赵紫阳强调,我们现在的选举一定要改革,不然会出大问题的。选举变成指定,还不如不选。你要让他选,又不让他作主,不行。

赵紫阳提出,有一个问题,涉及到十三大,你们汇报提纲里也没有讲。我考虑无论如何今后要发挥中央全委会的作用,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书记处和常委之间,今后要更好地发挥中央全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的简称)的作用。围绕发挥全会作用,全会的组成在十三大要不要有所改革?这个问题政治局要讨论,政体改办也可以议论一下,提一些办法和建议,比如中央委员会的人数是多一些好还是少一点好。还有,现在的组成格局,有没有需要改进的地方,这不光是个年龄结构问题,还有你们的提纲中讲的代表问题,委员、候补委员的问题。

对于紫阳提出的问题,鲍彤建议说,中央候补委员不需要那么多,中央委员100人,候补委员20人。要改变一个观念,省、部领导不一定要进中委、候补中委。赵紫阳赞成并举例说,八大之后江西的杨尚奎同志,一直不是中委,当时的解释就是说,省委第一书记不一定是中委。这要变成习惯。

对于政改办建议的削减委员和代表人数,赵紫阳评论说,中国的人大现在只能开群众大会,(全国人大有代表近3000人)就是改到1500人也不能半年开会,半年休会。有那么个大会堂,干什么用啊。王汉斌插话说,当初确定人大代表名额时,就是根据大会堂的座位来定的,坐满第一层。赵紫阳说,人大的改革时间比较充裕一些。薄一波说,我们不得不这样办。要把一些人拿下来,要做许多工作。一些不合理的东西,考虑到实际情况还很合理,要慢慢来。赵紫阳继续说,我的意见是要把常委会建设好,扩大,不再安排荣誉性职务,可以在实际上真正起到人大的作用。另外,每年再开三千人大会,体现人民大团结。后者是形式的,再加上前者,不是形式的,不是更好吗。常委中要真正增加一部分能议事的人,提高素质,这是真正的议事机关。说人大是橡皮图章,应该是人大常委会的橡皮图章,而不是党中央、国务院的橡皮图章。

会议进行了三个多小时,还有些内容没有来得及汇报。赵紫阳宣布休会,"先到这儿,找时间再议。"赵紫阳又对鲍彤和政改办的研究人员们说:"你们可以找几个同志,集中议一下十三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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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伟,现代历史学者,1980年代由鲍彤主持的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成员,《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执笔人之一。

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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