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克大学(Duke University)的政治经济学副教授埃德蒙‧J‧马莱斯基(Edmund J. Malesky)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对越南政治的研究。最近，他正在进行一个与中国有关的治理项目。中国和越南都由共产党统治，中共与越共关系密切。马莱斯基对中越两国的学术研究，使他获得了比较两国在政治学和政治经济学上异同的基础。5月初，一家中国国有石油公司把一个勘探钻井平台移至西沙群岛及越南沿岸附近的水域，而两国对西沙群岛的主权归属存在争议，这在越南引发了暴力的民粹主义抗议活动。几周后，马莱斯基到越南出席了一个此前安排的会议，与会双方是越南政府和外国投资者代表。在那段时间，他近距离地看到了中国上述决定的政治后果，以及在越南发生的民族主义讨论。回到了自己从事休假研究的新加坡国立大学(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之后，他回答了与这两个国家有关的若干问题。
问︰为刺激经济发展，越南这个党治国家希望与中国及中国企业合作。2009年，越南政府把一份合同给了中国公司，打算用中国工人开采中央高地的铝土矿，此举激怒了很多越南人，其中包括一些共产党官员。这类经济合作还有其他突出的例子——比如中国在越南建设的发电站，或是中国运营的制造厂。然而对于中方在越南的经济影响力，越南民众和一些党政官员一直保持着警惕，且常常带有敌意。政府是否很难在这方面实现平衡？
答：对于这个问题，我首先想说，把这种情况描述成越共与越南社会的分歧似乎并不合适。一段时间以来，在与中国的关系上，越南领导层一直存在严重分歧。过去10年，权贵阶层紧张关系的一个长期因素，就是某些人与中国的关系。黎可漂(Le Kha Phieu)未能连任党的总书记，据说一个原因就是他在北部边界争议上与中国达成了和解。我想，在权贵阶层中，人们也认识到了与中国建立经济关系的必要性，以及两国权力不平等的现实。可是，在多大程度上接近中国的问题上，越南高层存在分歧。关于铝土矿的争议其实就是决策者之间的分歧的一个上佳范例。但在铝土矿的争议引发民众骚动之后，他们又一致决定遏止争论。自5月初的抗议以来，越南的相关讨论也在向前推进。中国高级外交政策官员与越南领导人（即国家总理与党总书记）不成功的会面也进一步证明，危机才刚开始，而不是在冷却。
第二，耶鲁大学(Yale University)的政治学者杰西卡‧韦斯(Jessica Weiss)写了一本很棒的书，提到了中国如何把排外抗议作为了外交政策工具。抗议活动代表着公众舆论和民族主义情绪，但一旦抗议活面临失控，中国领导层就会加以遏制。我们可以看到的是，越南正借用中国的战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第三，越南民众对中国的敌意也是一个因素。过去几年，对中国产品质量的担忧，对来自中国的进口食品受到污染的忧虑，以及有关中国企业和其他外资企业把中国工人带进国内的讨论都确实存在。这些恐惧和担忧激起了民众的行动，为形势增添了一个无法预测的元素。
问：你把越南的做法与中国利用排外抗议的做法进行了比较，这很有趣。越南最近对民族主义的表达，与中国还有其他相似之处吗？
答：有，它们之间存在一些非常明显的相似之处。但我想先谈谈5月在越南发生的三种抗议活动彼此之间有着什么区别。
首先是在河内的中国大使馆外和几个其它市中心地区发生的和平抗议活动。这些活动起初似乎得到了越南领导人的容忍，记者也允许报导这些活动，而一些人权组织也在附近组织了活动。
第二，在中部河静省的一家台资工厂里，发生了针对中国工人的暴力活动。这些活动最初可能是中国移动钻井平台的事件所引发的，但也反映了一种长期压抑的针对外国人的偏见。这种偏见源自于大批中国工人出现在越南的情况、有关这些工人受到特殊对待的传闻，以及在外界看来中国工人对这个省份的社会文化结构造成的影响。
第三，在胡志明市周围的南部工业中心平阳省和同奈省的工业区内，一些外资工厂遭受了袭击。这些示威活动背后的动机，以及它们对台湾、韩国、新加坡甚至越南本土工厂的严重破坏，受到了大量争议。尽管示威者拿着印有国旗和民族主义标语的横幅，工厂管理者们说，他们看到有越南劳工参与示威活动。
韦斯在书里描述的是上述抗议活动中的第一种。在这本书中，韦斯还特别关注了那些似乎由中国政府组织的、旨在增加重要外交政策谈判中筹码的反日和反美抗议活动。然而，如果看起来即将失控，或是可能被反体制的抗议者利用，这些活动很快会被压制。韦斯还在一些新著作里展示了越南政府是如何借用中国这一策略的。
然而，河静和平阳发生的暴力排外行动，似乎并不符合韦斯提到的模式。它们缺乏组织，混乱不堪，没有表达一个明确的外交政策观点，而且来势汹汹，并不是从和平的活动发展而来的。最重要的是，在平阳，非中国运营的企业所受到的破坏更大，这就限制了任何可能向中国政府传递的信息。
因此，几名分析人士指出，南部工业区发生暴力活动的原因，更多是劳工的不满和经济上的不平等，而不是西沙群岛的主权问题。
问：目前，越南领导人已经对抗议活动进行了压制，你怎么看这个决定呢？你觉得外资工厂遭受的袭击以及中国工人的死亡是否在越南政府预料之外？
答：当局已经采取措施限制示威活动，降低它们的负面影响。尽管他们试图暗示，越南民众普遍支持对中国采取强硬行动，但相关言论已经有所降温。外资工厂遭受的破坏明显令人震惊，对越的五个最大投资国中，有四个的业务受到严重破坏。官员仍然坚决认为，自己将有力地与这个强大的邻国抗衡，但他们已经收敛了自己更为民粹主义的号召。
越南总理致全国民众的那两条手机短信便是最好的例子。第一条短信呼吁民众做好为国捐躯的准备；第二条则在暴力事件发生后的5月16日呼吁，民众要采取更加冷静而和平的行动。
问：在如何处理中国的利益方面，除了中国营运的铝土矿引发的争议之外，最近还有其它事件暴露出越共内部在的明显分歧吗？你能描述一下越共内部的这些派系吗？
答：有关这些分歧的传闻，包括哪些权贵属于哪些派系的说法，在越南已经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有时，越南活跃的博客圈也会参与讨论这个话题。尽管讨论相当激烈，实际上我们知道的并不多。没有几个分析人士有内部消息，可以断言具体哪个官员针对中国的立场是什么样的，而且这些人的立场也并非一成不变。
除了铝土矿争议，过去几年，有关越南官员在对华政策上的分歧的报道多次浮出水面。越南的每一个重大贸易协定都会引发相关讨论，包括在2001年与美国签订的双边贸易协议，以及2007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协定。最近，外界认为越南领导层在两个国际经济协议的优先顺序上产生了分歧，一个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另一个是不包括中国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rans-Pacific Partnership，简称TPP）。
最近，一个多次听说但未经证实的说法引起了我的好奇，那就是在2011年的越南党代会上，中国对越南高层官员的选举施加了影响，外界认为，中国试图把自己青睐的人选推举出来。2010年，越南把土地租赁给中国企业Innov Green，也引发了争议 。外界认为，有些领导人支持经济合作，但另外的一些高层领导人却担心，租赁这些土地会对国家安全造成影响。
问：各种压力正在对越南领导人产生作用，迫使其采取更强硬的行动来对抗中国部署的钻井平台，这些压力的源头在哪里？如果他们显得太过软弱，又有哪些风险？
答：最明显的两个压力来源就是国内和庞大的海外越南人社区中活跃的抗议者，他们都要求政府采取有力行动来捍卫越南的利益。还有一个与西沙群岛并无直接关系的因素。一方面，它与领导层的政绩合法性有关，而政绩合法性依靠的是经济发展和国防安全。越南民众期待针对中国的行为采取强硬有力的立场，因为这一直也是越共领导层的自我表述中的关键部分。另一方面，越南社会对不平等与不公正问题的焦虑正日益增长。双方的行为也受到这些潜在因素的影响。
然而，争议中的各方都意识到了中越两国在军事和经济实力上的巨大差异。而且，社会压力对越南领导人来说是两方面的，在政绩合法性方面，考虑不周的军事冒险所带来的损失同样危险。
这就是为什么越南政府同时还在探索外交、法律和经济的选项。与军事对峙相比，这些选项可能会带来更好的结果。在外交层面，东海的麻烦为越南与其它伙伴的关系注入了活力，其中包括美国、东南亚国家联盟（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简称东盟）和欧盟。越南领导人已经表达了对推进TPP和欧洲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的兴趣。而TPP尤其需要全面的经济改革，这涉及国有企业的待遇，以及如何对待其国内的外资企业。
在法律层面，越南官员曾公开谈论过把这个问题提交国际法院(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由于中国曾威胁以经济制裁报复越南，限制贸易与资金流动，越南政府已开始研究这些制裁会造成多大冲击，以及越南企业可以如何拓宽选择，从而经受住这方面的冲击。越南企业目前依赖着中国的投入。
对我来说，这些非军事行为是最有意思的。越南似乎在采取实质性行动，打算与美国建立更好的经济与外交关系。这反过来可能会为大范围的经济改革带来动力。此类改革近些年来似乎已经停滞。
问︰官方媒体在多大程度上助推了街头的民族主义情绪？
答︰越南电视台绝对是强化了爱国主义的宣传，它用一些刺眼的图片展示了钻井平台以及中国的强硬行动，包括撞击越南船只，用水管向其他越南船只喷洒。受到更严控制的报纸也采取了类似的立场。
同样有意思的是，新闻声誉更高、更自由派的报纸——《青年报》(Thanh Nien)、《越南青年报》(Tuoi Tre)、VietnamNet——在过去一段时间里都可以不受约束地报道这些事件，它们毫无疑问正在向抗议者提供更多的相关信息。在这个问题上，铝土矿的争议也透露出一些信息。起初，几家越南报纸刊发了与该矿和聘用中国工人有关的消息。直到抗议活动开始后，记者们对这些内容的报道才受到限制。
问：最近的暴力活动和紧张的外交局势对中国及其他国家的对越投资有什么影响？
答：在2013年的省域竞争力指数调查(Provincial Competitiveness Index survey)中，外国投资者被要求把越南与其他投资目的地进行比较。他们对这些投资环境中的各种因素进行评分，包括基础建设、劳动力成本以及政府治理。与一些邻国相比，越南的两个较明显的优势就是政府稳定性以及营业场所的安全性。换句话说，外国投资者虽然担心越南的监管环境和政府治理，但还是感到，自己进入的是一个安全和有保障的地方。最近的骚乱使他们开始怀疑这一点。未来，外国投资者将不得不在越南劳动力的成本、素质优势和这种潜在不稳定性之间进行权衡。
第二，正如我上文提到的，对越的四大投资者中，有三个受到了骚乱的冲击，它们分别是韩国、台湾和新加坡。那个没有受到影响的是日本。新的投资者也问自己同样的问题，思考越南是否正在萌生更深层次的问题，并可能在未来威胁到自己的投资。
第三，这些骚乱预示了一些可怕的东西，它们发生的地点不是随机的，而是在平阳，这个以为外来投资者提供良好条件而闻名的省份。骚乱者还袭击了越南新加坡工业园(the Vietnam Singapore Industrial Park)。这是越南的首批工业园区之一，它是作为新加坡和越南的一个合作项目而设立的。对研究越南经济改革的学生来说，1996年成立的越南新加坡工业园是越南进入全球经济的里程碑。
显然，越南官员知道这些骚乱会吓跑新的投资者，因此他们已经努力与企业会面，向它们确保未来的安全，并解决他们的问题。自5月11日以来，越南政府已采取了确保外国投资者安全的行动，并同意了对几家受影响的台资、韩资企业的赔偿方案。本月，在河内半年举办一次的越南商务论坛(Vietnamese Business Forum)上，越南总理也就此发表了尤为尖锐的讲话。与此同时，一些排外暴力活动的参与者也已被查明身份并逮捕。
从长期来看，我猜大部分投资者会把这些事件看做越南结构性条件这个大背景下的小瑕疵，这些结构性条件包括，劳动力成本、工人素质、人口红利、历史增长率、临近出口市场的位置，如今再加上实施更广泛经济改革的新动力。对这个群体来说，尽管当前的形势有些动荡，对越投资仍然是明智的。尽管如此，我还是相信会有小部分人更担心不稳定性和风险，对于他们来说，这些骚乱实际上是一种预警。
黄安伟(Edward Wong)是《纽约时报》驻京记者。
本文最初发表于2014年6月30日。
翻译：王湛
纽约时报中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