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 中国的二战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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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二战功绩 Oct 19th 2013, 01:05, by 拉纳·米特 英国牛津——中国在表达渴望亚洲和平的同时，也持续对东海与南海水域提出强硬的主权主张。在许多观察人士（以及亚太地区不安的邻国）看来，中国的这些对抗性言论传达出的是一种应有权利受到压制之感，而这种感觉来源于中国在世界上不断上升的重要性。 然而，另外一个几乎被人遗忘的因素也在发挥作用：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对同盟国战胜日本所做的贡献从未获得充分肯定，并且尚未转化为在亚太地区的政治资本，中国一直对此愤愤不平。 中国对日本的抵抗是二战中一段了不起却鲜为人知的历史。虽然中国是同盟国中首个与轴心国开战的大国，但其在太平洋战场发挥的作用所获的承认却远远少于美国、英国，甚至是1945年8月才参与亚洲战事的苏联。战争结束不久，中国的贡献就被抛诸脑后，成为黑白分明的冷战意识形态叙事中一段不便提起的往事。 20世纪初，中国对国家主权日益强烈的渴望与日本在亚洲大陆不断强化的帝国主义产生摩擦。1937年7月，战争全面爆发，在其后的八年时间里，蒋介石麾下的国民党军队，以及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武装都进行了顽强的抵抗，虽然后者的规模相对较小。 与强大的美国和大英帝国比起来，中国显得极为弱小和贫穷，但它在二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44年，大约4万名中国士兵在缅甸与英美军队并肩作战，保障了连接腊戌与印度阿萨姆邦的史迪威公路。在中国本土，他们牵制住了大约80万日军。 中国为此付出了惨重代价。整个战争期间，至少1400万中国人丧生，大约8000万人沦为难民。日军犯下了累累暴行，其中最为臭名昭著的是1937年的南京大屠杀。其他同样残暴却不那么出名的大屠杀事件还有：1938年对东部城市徐州的血腥争夺，这场战役威胁到了蒋介石控制华中地区的能力；1939年对陪都重庆的地毯式轰炸，持续两日的空袭导致4000多人丧生，一名幸存者将当时的情景描述为"一片火海"；以及1941年的"三光"政策（烧光、抢光、杀光），该政策重创了北方的共产党控制区。 这样的危局给当时弱小孤立的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压力。蒋介石政府实行的某些政策让事态进一步恶化。没收农民粮食供养军队的决定加剧了1942年的河南省大饥荒。"你可以用一个孩子换来几个花卷，"一名前去巡查的政府官员在回忆录中写道。此类失误使国民党政府显得腐败而无能，这样的盟友也让美国很难堪，虽然国民党承担了绝大多数的对日作战，远远超过了共产党。 1945年盟军胜利后，中国因对战争胜利的贡献被授予了新成立的联合国的一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此外并无多少收获。经过内战，国民党政权于1949年被共产党击败，而毛泽东自然没什么理由承认国民党在打败日本过程中的贡献。中国的战时盟友也不太向自己的国民提及中国在他们的胜利中起到的作用。后来，国民党政权逃离大陆流亡台湾，成为令人难堪的历史遗留问题，而新生的共产党政权又是让人恐惧的未知数。对西方来说，短短几年间，中国就从战时盟友变成了构成威胁的共产主义大国。     由此带来的一个后果至今仍有重要意义：亚洲的战时敌对国从未达成过类似北大西洋国家1945年后实施的那种多边协定，即建立北约(NATO)以及如今欧盟(European Union)的前身。美国决定将中国排除在其主导的战后世界秩序之外，这使得中日两国从未签署一项真正有效的和平协议，也使得多年来，西方历史学家认为，中国在二战中的作用不足为道。 然而，中国新近在政治上采取的开放态度，使得一幅不同的战争年代画面得以展现在世人面前。蒋介石和毛泽东都早已作古，而中国政府希望通过提醒整个世界，当年它与西方合作所带来的益处，从而寻求扮演更重要的国际角色。 为了实现大陆与台湾的最终统一，中国政府也已对蒋介石的历史遗产采取了更加肯定的态度。如今，不论是在电视剧中还是在学术文章中，中国的电影人和学者都可以更加自由地讨论国民党的战时贡献。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学家杨天石所著的蒋介石传记在中国大陆成了畅销书。整本书洋洋洒洒，对蒋介石充满了同情。位于重庆郊外的蒋介石战时旧别墅甚至也被修葺一新，好像成了一座纪念堂，里面的照片与说明文字将他描述成一个坚决抵抗日军的爱国者。此类对蒋介石声誉的恢复在毛泽东时代是难以想象的。 这种历史的修正对今天的东亚和东南亚都有重要意义。如果美国因为在1945年战胜日本的过程中发挥了领导作用就可以名正言顺地维持其今天在太平洋地区的影响力，那么，中国领导人会认为，难道中国对实现同一目标所做的贡献不该为它在该地区换得一些影响吗？今天的中国政府正试图兑现一张将近70年前由蒋介石所签下的地缘政治支票。 拉纳·米特(Rana Mitter)是牛津大学(Oxford University)近现代中国历史与政治教授，著有《被遗忘的盟友：中国的第二次世界大战》(Forgotten Ally: China's World War II)一书。 《国际纽约时报》 翻译：裴兴朕 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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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 美国经济仍然前途渺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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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经济仍然前途渺茫 Oct 19th 2013, 01:09, by 保罗·克鲁格曼 政府重新开门了，我们没有债务违约。好日子又回来了，是不是？ 这个嘛，不是。一方面，国会只是通过了一个暂时的应急方案，几个月之后，我们可能发现自己又在重蹈覆辙。你可能说，共和党人要是再挑起矛盾，他们简直是疯了。但是他们已经疯狂地引发了这次的对抗，所以，你凭什么认为他们能得到教训？ 然而除此之外，我们要意识到，阻挠和勒索对经济造成的破坏并不是共和党使政府关门的时候才开始出现的。相反，这是一个一直在持续的过程，最早可以追溯到2010年共和党夺取众议院领导权的时候。破坏很严重：如果众议院多数党没有做这么多破坏经济复苏的事，美国的失业率会远低于目前的水平。 要评估目前已经造成的破坏，可以从宏观经济咨询公司(Macroeconomic Advisers)的一份报告开始，这份报告已经被广泛援引，报告估计，"受到危机驱动"的财政政策——自从2010年开始就成为常态——过去三年已经让美国的经济增长损失了大约一个百分点。这意味着累计经济损失——美国能够，本来应该，但是没有生产的商品和服务的价值——为7000亿美元左右。公司还估计，如果没有发生政治上的乱局，失业率将会比目前低1.4个百分点，这充分证明，目前的失业率本应该低于6%，而不是高于7%。 你不需要认为这些数字就是对的。事实上，我对该报告评估政策不确定性影响的做法有诸多怀疑，报告所依赖的研究结果在严格审视下并不能站得住脚。 然而，如果认为宏观经济咨询公司夸大了实际情况，那就错了。它们评估结果的主要依据，是2010年以来自由开支在GDP中的比重的急剧下滑。这类支出与社会安全福利(Social Security)和联邦医疗保险(Medicare)等项目上的支出不同，每年必须由国会批准。既然美国经济面临的最大问题仍然是整体需求不足，支出的减少同时打击了增长和就业。 此外，报告没有考虑其他不良政策的影响，这些政策基本上是2010年共和党成为多数党的直接结果。最突出的两个糟糕政策就是，提高工资税和大幅降低对失业人员的救济，虽然找工作的人数仍然是工作岗位空缺数量的三倍。这两项政策都降低了美国劳动者的购买力，削弱了消费者需求，进一步拖累了增长。 考虑到上述所有因素，可以说，这些评估政治勒索破坏性的数据低估了已经造成的危害。选举是有后果的，共和党在2010年的中期选举中获胜的一个后果就是，在我们能够而且本应该走向全面复苏的时候，经济仍然脆弱。 但是为什么共和党的需求如此持续地产生了抑制经济增长的效果？ 一个原因是，共和党仍然决意发动自上而下的阶级战争，尽管在目前的经济形势下，这种战争格外具有破坏性。他们认为对方日子过得太舒服，就削减了对失业者的福利。但即便是在正常时期，这么做也是残忍的，更何况在经济业已低迷的时候，还会产生破坏就业的副作用。捍卫对富人减税的政策，同时愉快地取消对普通工人的减税措施，意味着把钱从可能花掉它们的人那里夺走，交到可能存下这笔钱的人手里。 我们还应该看到坏点子的威力。2011年，胜利的共和党人迫不及待地采纳了一个在欧洲已经流行开来的概念——"扩张性紧缩"(expansionary austerity)———这个概念的意思是，削减支出实际上能通过增加信心来提振经济。此后发生的一切彻底否定了这个概念：在发达国家，大幅的支出削减已经被认为与衰退加深有关。事实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最终发布了一个相当于检讨书的东西，承认自己严重低估了削减支出的危害。然而，你可能已经注意到，在相反的事实面前，今天的共和党人却没有积极地改变自己的看法。 所有的经济问题都是共和党的错吗？当然不是。奥巴马总统反对削减支出的立场不够坚定，美联储(Federal Reserve)本来也可以采取更多行动来支持经济增长。但是我们在经济政策上的错误转向仍要大部分归咎于控制着众议院的极端主义者和勒索者。 事情本可以变得更糟。本周，我们没有跌下悬崖。但我们仍然走在一条根本不通的路上。 翻译：王湛 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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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 单双号限行能解决北京空气污染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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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双号限行能解决北京空气污染吗？ Oct 19th 2013, 01:52, by 狄雨霏 北京市政府出台了一套新的复杂措施组合，以抗击持续的严重大气污染给市民带来的影响，被明快地称为"六停一冲"的这套措施含有一个关键规定：在污染严重的日子，对私人机动车将根据车牌号实行单双号限行。 这些措施在周四出炉之际，官方大气质量读数显示，首都的空气"严重污染"。大气污染是中国大片地区面临的一个长期问题。 根据这一预案，当预测未来一天或者三天将出现严重污染时，将启动四个用颜色标示的预警响应级别，与此同时，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的癌症研究机构——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nternational Agency for Research on Cancer)宣布将大气污染界定为"第一类人类致癌物"。 总部位于法国里昂的该机构称，大气污染的主要成分之一颗粒物也被列为致癌物质。根据路透社(Reuters)报道，该机构主任克里斯托弗·瓦尔德(Christopher Wild)博士在日内瓦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说，"我们的结论是，颗粒物是导致癌症死亡的主要环境原因之一。" 据路透社报道，这意味着该组织将大气污染和大气悬浮颗粒物列为第一类致癌物，这一类别还包括其他100多种已知的致癌物质，包括石棉、钚、矽尘、紫外线辐射和烟草烟雾。 北京以及中国北方大部分城市持续遭受严重的大气污染，冬季大范围使用燃煤供暖系统时，情况会变得尤其严重。 该计划似乎建立在有能力相当准确地预测污染状况的基础之上。 预测未来一天将出现"重度"污染，即大气质量读数在201-300之间时，将启动蓝色预警，增加对街道的冲洗次数。预测未来一天将出现"严重"污染，即大气质量读数超过300时，将启动黄色预警，增加街道冲洗次数。 冲洗街道是为了吸住建筑活动等扬起的灰尘，以及来自沙漠的沙尘，尽管北京的一些人认为，此举基本上只是表面文章。 预测未来三天将交替出现"重度"或"严重"污染时，将启动橙色预警，执行更多措施：工业企业停产、建筑拆除工地强制停工、停止燃放烟花爆竹、露天烧烤停止经营。 预测未来三天将持续出现"严重"污染时，将启动红色预警，全面采取"六停一冲"措施。除了上述措施外，中小学和幼儿园停课，机动车单双号限行：车牌尾号为单数的车辆只能在单数日出行，尾号为双数的车辆只能在双数日出行。当然，一些人可以轻易绕过这个规定，比如那些幸运地拥有超过一辆车，而且车牌尾数单双号都有的人。 官方的新华社称，此举将导致使用公共交通的人数增加大约200万。报道称，限行日北京将全面增加公交运力，夜间地铁营运时间延长半小时。 虽然这一预案得到了不少关注，很多人在中国微博网站新浪微博上发帖或是转帖，但其有效性已经引发质疑。 "漫跑者Robin"在新浪微博上发帖称，"看政府出台政策的目的，是污染。所以要看单双号政策能不能解决空气污染问题才是关键。如果说这是良策，我不信。简单粗暴的政策而已，天空依旧是灰霾的。" 中国还宣布了一个耗费巨资治理大气的长期计划，但政府警告这并非易事，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成功。 以"几何的地盘"为用户名的另一个新浪微博用户发帖称，"从今天开始，我会用手机记录每天的'空气质量'。虽然面对日趋严重的污染状况我们眼下着实无能为力，但是，我至少可以善意地利用这些记录去提醒我身边的亲人和朋友，关注天气，关爱自己的身体！"他写道，今天"污染指数285"。 狄雨霏(Didi Kirsten Tatlow)是《国际先驱论坛报》(The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驻京记者。 翻译：张亮亮 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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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 我为什么要重走长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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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什么要重走长征路 Oct 19th 2013, 01:24, by 潘亚当为纽约时报中文网撰稿 每个国家都有它自己的开国传奇，一个跟随着国家步入未来的故事，一个使得"人民"能够凝聚成"国民"的故事。19世纪法国学者勒南(Ernest Renan)在他的著作《何谓国家》中曾写过："国家指的是有这样一群人：他们一起取得了伟大成就，并且希望以后能够继续创造同样伟大的未来。" 在我看来，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她的"开国传奇"就是红军在30年代发起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正是在长征的艰苦过程中，毛泽东成功巩固了他在中共党内独一无二的地位，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的主要领导们，比如周恩来，朱德，彭德怀，林彪，邓颖超等等，也都基本上参与了长征。在今天的中国，不论共产党实际上已经多么偏离长征精神，"长征"两个字可能仍然是最能代表共产党所宣传的吃苦，朴素，坚强的生活方式。我个人觉得，长征已经成为20世纪以来中国艰苦发展的代名词。 我在美国读大学时，就开始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初期发展史，对所谓"红色文化"在当今社会中的影响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2012年初，我申请到了美国国务院福布赖特研究基金，这项基金支持我来到中国重庆研究红色文化、体验"红色魅力"。今年夏天，为了更好理解长征所带来的不断变化中的影响和文化遗产，我决定重走这条路，从沿海的福建和江西省，途经广东、湖南、广西、贵州、四川，一直到云南，再从川西的藏区到甘肃、宁夏和陕北。终点站是中国所谓的革命圣地、长征最后一站延安。我的路途一共是8000公里左右。 我得承认，我没有真正地重"走"长征，因为我没走，而是骑了一辆很给力、250CC排量的摩托车。我重走长征的目的不是为了体验或模仿红军的吃苦精神：谁会愿意光脚爬大雪山、晚上只吃一盘树皮？我的目的是更深入地了解这段历史的一些内幕，与路上遇到的老人聊他们亲自经历过的历史，亲眼目击以前在书本上了解过的景点和会议遗址。如果走路的话，估计我的注意力不会放在这些东西上，而会全部投入到行脚中去：我的体力可比不上当年的同志们。如果坐大巴的话，我的机动性会很受限，只能在固定的时间去固定的地点。在我眼里，摩托车是最能实现我目标的交通工具：自由，快捷，又能走很窄、十分不平的山路。 但是出发之后我发现，从某些方面来说，骑摩托是最能体验长征精神的方式，因为它绝对是最危险的重走方式！也许我没有面对国民军惨烈的空袭、也没有遇到凶猛的地方军，但你们绝不能小看中国公路上的危险。我每天在路上都需要躲避超载货车掉到路上的货物，绕过没有标示的施工路段，甚至被疯狂的司机在最险的路段超车。我在美国16岁就开始开车，却没见过一次严重的事故。但在短短三个月的长征路上，我看过无数的事故，其中几场仍是我的噩梦。 我在重庆考摩托车驾照的时候，没想到车管所的负责人告诉我，我是该城市有史以来第一个申请到摩托驾照的外国人。我住在重庆的时候经常看过外国人骑着摩托，这让我疑惑，如果我是这个城市第一个拿到摩托驾照的外国人，那些外国人又是在哪里拿的驾照呢？该考试在重庆为全中文，所以我花了一个多月时间背各种跟汽车有关的专业词汇。在我老家纽约，驾照考试只有20题，13分以上就能通过。而在这里，摩托车驾照考试没那么简单：笔试部分有100题，有时间限制，还要求90分以上才能通过。我奇迹般地得了91分而通过。技术考试更是一场奇迹：参加考试之前，我从来没有骑过摩托车，但仅因为没有摔车，考官就认为我能上路。我一次考过驾照的经历甚至得到了重庆当地媒体的采访报道。不过，在学车过程中，我也不知不觉地被中国司机不守交通规则、"freestyle"的开车风格所影响。 我选了一辆重庆"老牌子"摩托车，叫做望江。之所以选择这个牌子，是因为长征前半部分的一个重要目标是尽快渡过长江，而国民军极力阻拦导致这一目标一直到四川的泸定桥和金沙江才得以实现。由于渡过长江有很大的历史意义，因此望江是个非常合适的摩托品牌。 在中国，我发现很多人把长征定为一个传奇而不完全是一段客观的历史，很少被客观地辩论或研究。所有人都能告诉你长征是两万五千里，但很少有人知道保安（现陕西省志丹县）是长征实际的终点，更少有人具体知道为什么张国焘率领的第四方面军决定继续向西行进。很多人可以背诵毛泽东说的"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但是谁又具体知道为何长征起步的时候毛泽东的地位如此微不足道，而在遵义会议上有了所谓的重要"转折"？ 出发前我思考和研究了这些问题，但我不是一个史学家，我的目标不是揭穿共产党对长征的评价。我更愿意拿长征作为了解今天中国的切入口。更具体的说，我想理解这所谓的"传奇"在未来中国的位置，以及这个"传奇"能否被八零后、九零后所公认。 我把我的望江摩托车托运到起点江西瑞金，再把它装配起来，做好其它临行前的准备。但那时我还从来没有在公路上骑过摩托。 潘亚当(Adam Century)来自纽约，目前作为美国富布赖特(Fulbright)奖学金学员在中国生活和做研究。此文由潘亚当用中文撰写。 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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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 格鲁吉亚古人类头骨或将改写人类进化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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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鲁吉亚古人类头骨或将改写人类进化史 Oct 18th 2013, 15:50, by JOHN NOBLE WILFORD 科学家在对格鲁吉亚出土的一颗180万年前的头骨，花费8年时间进行研究后，得出了一项可能会改写人属(Homo)进化史的发现。 人类进化的故事会比现在理解的更简单，人类祖先的物种数也会更少。早先发现的不同化石，实际上可能代表着同一个不断进化的世系中出现的变化。现在，这些化石被认为分属不同的物种，如能人(Homo habilis)、直立人(Homo erectus)等。 换句话说，就像今天人类看起来千差万别一样，原始人之间的体貌特征也有差异。而它们遗留下来的骨骼之间相似性很小，或许导致科学家们误以为它们来自不同的物种。 以上结论是一个由各国科学家组成的团队得出的，研究结果周四发表在了学术期刊《科学》(Science)上。这个团队由第比利斯的格鲁吉亚国家博物馆(Georgian National Museum)的古人类学家戴维·罗德基帕尼泽(David Lordkipanidze)牵头。 得出以上这个结论的关键是2005年发掘出的一颗头骨，简称为"5号头骨"。科学家形容它是"世界上第一颗"年代如此久远的，"保存完好的成年原始人头骨"。不像其他人属化石，这块头骨有若干项原始的特征：像猿的长脸，牙齿大，脑腔极小，只有现代人类的大约三分之一。与一些猜测相反，这也印证了早期的原始人不需要很大的脑容量就能走出非洲。 "5号头骨"是在格鲁吉亚德马尼西(Dmanisi)发现的，这里有着古人类走进亚欧大陆的大量最早期遗存。"5号头骨"连同一起发现的另外四个古人类的遗骨，为科学家们提供了一个机会，可以对显然在大致相同的时间、居住在相同地点的人类祖先的生理特征，进行对照和比较。 罗德基帕尼泽博士和他的同事表示，这些化石之间的差异，并不比任意五名特定的现代人，或五只黑猩猩之间的差别更明显。他们指出，遗留下化石的这些原始人，尽管各自之间有很大差异，但仍然属于同一个物种。 研究报告的共同作者，苏黎世大学(University of Zurich)的克里斯托弗·佐里科夫(Christoph Zollikofer)在一份声明中写道，"如果'5号头骨'的脑腔或面部是在非洲不同的地点，作为相互分离的化石发现的，可能会被归为不同的物种。"研究人员常常是这样做的，他们会根据体貌特征的差异来定义新的物种。 佐里科夫说，尽管德马尼西发现的化石各自差异都很大，但留下这些骨头的原始人在相同的时间居住在相同的地点，因此"理论上应当代表着同一物种中的同一群体"。他和他在苏黎世的同事玛西亚·庞塞·德莱昂(Marcia Ponce de León)对德马尼西的样本进行了比较分析。 "由于我们在非洲的化石记录中，见到过相同的模式和相同程度的差异，"佐里科夫接着写道，"可以合理地推定，当时在非洲有一个单一的人属(Homo)物种。"另外，他还补充说，"由于德马尼西的原始人与非洲的原始人如此相似，我们进一步认为它们代表着同一个物种。" 但到底是什么物种呢？研究团队的某些成员直接把他们的发现称为"早期人"(early Homo)。另一些人则强调，这些化石与直立人有很强的相似性。直立人存在的时间是在200万年前至不到100万年前。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古人类学家蒂姆·D·怀特(Tim D. White)将其称为"已知的最原始的直立人"，指出"它比其他任何已知的化石，都更像东非的早期人属物种。"据估计，那些原始人生活在230万年以前。 一些科学家反驳说，这个头骨更像能人，也有人对非洲的化石都属于直立人的说法提出了疑问，但是科学家们广泛承认，这个新发现是进化研究中的一座分水岭。"作为现今发现的最完整的早期人属头骨，"怀特在电子邮件中写道，"它会成为德马尼西的象征，成为最早的直立人的象征，它也更广泛地象征着人类的进化历程。" 怀特曾花费多年时间，在埃塞俄比亚发掘原始人化石。他说"该地点发现的全部证据集合"让他印象深刻，"这些证据的确是一个好消息"。此外，他还说，希望这项发现"可以让关于进化生物学的辩论关注重点，而不是进行'混在一起还是拆分开'的无聊争论。"怀特指的是化石发掘者具有的两种倾向，一种是将新发现归入现有物种，另一种则将其区分为新的物种。 在报告中，德马尼西的研究人员表示，"5号头骨"的个体"提供了第一份证据，表明早期人属中，包含脑容量很小，但体重、身长、四肢比例都已经达到现代人差异下限的成年个体。" 与德马尼西的五颗头骨相对应的身体骨骼显示，这些原始人个子很矮，但四肢却允许它们作为完全直立的两足动物长距离行走。容积不大的脑腔的形状将它们与更原始的南方古猿属(Australopithecus)区分开来。后者早于人属，曾与人属在非洲的许许多多个世纪里共存。 翻译：王童鹤 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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