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9月2日星期一

纽约时报: 印度经济增长下滑,卢比大幅贬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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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经济增长下滑,卢比大幅贬值
Sep 2nd 2013, 11:23, by KEITH BRADSHER

印度孟买——越来越多的统计数据都表明,印度经济的糟糕程度可能超出了原先的预计。

印度政府周五傍晚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夏初,该国经济增长速度之缓慢,创下2009年全球经济探底以来之最。

位于新德里的印度中央统计局(Central Statistics Office)称,在截至6月30日的财季里,该国经济增长了4.4%,远低于经济学家们所预计的4.8%。自从在截至2009年3月31日的财季里创下3.5%的低点以来,这是印度经济最低的季度增长率。

经济问题的迹象越积越多——总的来说,经济增长愈发缓慢,经常账户赤字不断扩大,石油价格越来越高,通货膨胀率持续上升——这意味着印度卢比在货币市场上长达一个月的大跌,或许不仅仅是亚洲新兴市场货币所遭遇的普遍困难的一部分,还是印度经济深层问题的一个表征。

有迹象表明,可能在不久之后,美联储就要转而实施从紧的货币政策,这已经促使全球投资者从圣保罗、雅加达、孟买等地的金融市场上转移出了数以十亿美元计的资金,造成了发展中国家本国货币的贬值。但印度卢比上个月跌了8.1%,其贬值速度在所有新兴市场货币中居于首位。投资者对新兴市场普遍感到失望,同时对排在中国和日本之后的亚洲第三大经济体印度的状况感到担忧,两者在这里发生了化合作用。

制造业和采矿业受到的冲击最为严重。由于环境方面的原因,印度法庭勒令停止该国境内大部分铁矿石的开采,这种做法已经损害了钢铁及其他行业的发展;各个邦政府还给这一行业加税,而相关需求也广泛出现疲态。

"事实上,制造业的增长的确已经放缓,"巴拉特石油公司(Bharat Petroleum Corporation)董事长兼董事总经理拉吉·K·辛格(Raj K. Singh)表示。这家石油炼制与营销公司是印度最大的企业之一,印度政府拥有其三分之二的股份。

印度经济的年增长率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的那些年高达8%至9%,但在危机爆发后一直没能超过6%——尽管政府支出数额庞大,并存在大规模的财政赤字和贸易逆差。

虽说几乎没有人预计印度经济会在未来数月里急剧下滑,但从街角的商店到各大公司董事会的会议室,孟买人达成的共识是:经济不景气的情况在此期间可能还将持续下去。

8月的前三周,全国柴油消费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了7.2%。周五早上,在办公室一幅蓝黄双色的印度抽象画前面端坐的辛格对此表示了担忧。7月的全国柴油消费与一年前相比则下降了5.9%。

不过,倾盆而下的季风雨限制了灌溉用泵对柴油的需求——这让对比变得更加困难,辛格补充道。

丰沛的季风雨——上千年来,它对印度经济而言一直是一个关键指标——已经让大地变得郁郁葱葱,这在未来数月里有助于令更为宽泛的经济指标企稳,防止出现更严重的经济滑坡。虽然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农业增加值近年来仅占印度经济总量的六分之一,但好收成仍然可以在遏制近期的食品价格上涨方面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

不过,印度石油消费几乎完全依赖进口,卢比每贬值一次,都会让进口石油变得愈发昂贵,有鉴于此,通货膨胀可能依然会是一个问题。

"所有东西都在涨价——汽油更昂贵了,蔬菜更昂贵了,"当地一家商店的店主巴拉特·希尔吉·嘎达(Bharat Hirji Gada)说。

印度与欧洲及亚洲其他国家相比具有某些优势,过去20年里,这些国家在本国货币贬值后都会遭遇经济的急剧滑坡。印度最大的优势可能在于,该国政府长期限制贫困或中产家庭,以及小规模和中等规模企业借入外币债务。

外债都集中在蓝筹公司和富人那里。许多贷款的债务人,收入主要以美元计算,他们所面临的货币风险是有限的,爱萨集团(Essar Group)首席经济学家哈西卜·A·德拉布(Haseeb A. Drabu)说。爱萨集团是印度的重工业巨头之一。

"大多数货币风险都会被对冲掉,"他说。

Neha Thirani Bagri对本文有报道贡献。
翻译:李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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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 奥巴马为叙利亚局势进退两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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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巴马为叙利亚局势进退两难
Sep 2nd 2013, 10:52, by MARK LANDLER

华盛顿——当奥巴马总统的助手们于上周五晚7点被召唤到椭圆形办公室时,他们为自己的老板说出来的话感到震惊,当时他们都以为美国的导弹将在这个周末再次掠过中东的天空。

椭圆形办公室的两小时会议充满了情绪激动的讨论,过去一周里奥巴马似乎一直在不顾一切地推动对叙利亚的军事打击,但现在他说他想要后退一步,先寻求国会的认可。

他告诉他们,他有好几个原因,其中包括在英国议会里遭遇严重挫折后的孤立感。但最为迫不得已的一个或许是,美国单独行动将削弱他在未来三年里所需的国会支持,而他需要这种支持来推动他在中东的下一次军事对抗,或许是与伊朗。

他问,如果他无视国会而作出打击叙利亚的决定,当他需要国会时,后者还会支持他吗?

"他无法抛开美国公众和国会,擅自做出这些决定,"一名要求以匿名身份谈及此次磋商的高级助手称。"在未来三年半里,谁知道我们会在中东遇到什么呢?"

此次的椭圆形办公室会议为奥巴马执政以来最为奇特的一周画上了句号。在这周里,总统划过一条反对化学武器使用的"红线",却眼睁睁看着叙利亚军方越线并造成严重后果,令他不得不被迫履行自己的言论。但过去两年内一直不愿在叙利亚问题上纠缠不清的奥巴马,从一开始就有顾虑。

两名顾问称,尽管在过去一周里不断为发动攻击进行心理准备,但他对这一行动的政治和法律理由始终存有疑虑,因为联合国安理会拒绝支持一个未经国会批准的军事打击计划。许多议员要求进行投票,更是增加了他孤立无援的感觉。

"我知道我们已经厌倦了战争,"奥巴马周六在玫瑰园说。"我们已经在伊拉克结束了一场战争,并且正在结束在阿富汗的战争。而美国民众也很明白,我们无法用自己的军队来解决叙利亚的根本冲突。"

这次演讲明确了两件事情,其一是奥巴马对肆意使用化学武器的愤怒,其二是他对采取军事行动的矛盾心理,这为始于前一个周六的一周画上了句号,当时他召集了一次国家安全委员会(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会议。

在那次于白宫局势研究室举行的会议上,奥巴马说那些妇女和儿童抽搐、痉挛的画面令他深感痛心,这些人三天前在大马士革市郊遭到了毒气袭击。美国情报机构称,8月21日的袭击造成超过1400人死亡,规模远比叙利亚早先的小范围化学武器袭击要大,而关于那几次袭击只能找到一些含混的、不一致的证据。

据一名助手称,他在那个周六告诉他的"战事委员会"说,"我对军事行动还没有做出决策。但当初我说起化学武器的时候,我说的就是现在这种状况。"从那一刻起,白宫就开始研究,如何为军事行动提供一个最具信服力的说法。

上周日,白宫发表了一份声明,谴责了需要等待联合国调查员的做法,声明称,由于出事地点遭到持续性的炮击,他们寻找的证据已被破坏。周一,长期以来呼吁对叙利亚采取更强硬政策的国务卿约翰·克里(John Kerry)发表了一场怒气冲冲的演说,斥责巴沙尔·阿萨德总统(Bashar al-Assad)"道德败坏"。

到了周中,奥巴马政府的官员向记者表示,政府不会因为没能得到安理会正式批准而畏缩不前。在安理会的表决中,叙利亚的头号支持者俄罗斯行使了否决权。

然而总统的犹豫不决是明显而公开的。当克里用激烈的言辞控诉着阿萨德时,奥巴马显得小心翼翼,言论中闪烁着一些限定条件,称行动的规模不会大,并表示自己清楚现在国家正处在战斗疲劳中。

"对这个地区,我们没有好的选项,没有万全之策,"总统在周三接受PBS《新闻一小时》(NewsHour)采访时说,而后他描画了一场"有限的、量身定制的"行动,作为对阿萨德的一次"鸣枪示警"。

与此同时,白宫的助手们在紧张地观看大西洋彼岸的一场大戏。他们知道戴维·卡梅伦(David Cameron)首相要争取英国议会的行动授权是有很大困难的,但上周四的初步动议以13票之差落败,这还是令人大吃一惊。助手们说奥巴马总统已经做好发动打击的准备,不必等待英国定于本周二进行的第二次投票,但没有了英国的认可终归削弱了此事的正当性。

在奥巴马看来这是卡梅伦的失误,并为此颇为懊恼,这反映出白宫的看法是卡梅伦没有把握好局面。除此之外奥巴马对那一刻的想法没作太多表露。

白宫助手们称,总统直到周五才告诉他们,这个投票结果加重了他的担忧:奥巴马对幕僚说,这样一个决定让他愈发相信,获取国会的正式批准是很重要的。他对他们说,毕竟,"我们的公众也一样厌倦了战争。"

如果英国政府无法让议员们接受这个计划的正当性,他难道不应该将之提交给国会接受检验?尽管在利比亚的问题上他没这么做。

除了对政治正当性的疑虑,助手们说奥巴马在周五还对他们说,他担心如果再次绕过国会做出军事行动授权,就背离了他在今年春天的演讲的精神,当时他表示希望改变美国在"9·11"后处于持久战争的局面。

当他和白宫幕僚长丹尼斯·R·麦克多诺(Denis R. McDonough)在傍晚时分的白宫南草坪散步时,他的脑子里想的就是这些事。一位助手说,当时,在西翼楼的幕僚们都希望能早点回家,因为他们意识到这个周末将要在办公室里度过。

45分钟后,临近晚上7点,奥巴马召集他的高级幕僚宣布,他决定采取军事行动,但有限制条件。

"我有一个很大的想法,想说给你们听听,"他对众人说,这里面包括麦克多诺和他的副手罗勃·纳伯斯(Rob Nabors);国家安全顾问苏珊·E·赖斯(Susan E. Rice)以及她的副手安东尼·J·布林肯(Antony J. Blinken)和本杰明·J·罗兹(Benjamin J. Rhodes);总统的高级顾问高级顾问丹·法伊弗(Dan Pfeiffer);以及多位前来讨论《战争权力决议案》(War Powers Resolution)的法律专家。

众人当即表示了反对。政治团队担心奥巴马会和卡梅伦一样在表决中失利,这还会给白宫的其他重点立法项目制造麻烦。国家安全团队则认为,国际上对行动的支持不太可能有什么改观。

晚上9点,总统结束了辩论,而后在电话中向克里和国防部长查克·哈格尔(Chuck Hagel)说明了他的计划。

Jackie Calmes对本文有报道贡献。
翻译:经雷、林蒙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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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 中国获准加工美国加拿大鸡肉输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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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获准加工美国加拿大鸡肉输美
Sep 2nd 2013, 09:42, by STEPHANIE STROM

周五,美国农业部(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批准四家中国禽肉加工厂向美国运输少量肉类产品,此举很可能会使关于食品进口的争论变得更加激烈。

刚开始,这些公司只获准向美国出口在美国和加拿大养殖的禽类制作的熟禽肉产品。但据批评人士预计,政府最终会放宽规定,那样的话,在中国饲养的鸡和火鸡就可能会进入美国市场。

倡导食品安全的倡议团体食品与水观察组织(Food and Water Watch)的资深说客托尼·科尔博(Tony Corbo)说,"这是允许中国向美国出口中国本土饲养的鸡的第一步。"

美国农业部做出上述决定之前,各方面已经在这个问题上进行了数年争吵。决定出台之时,美国人也越来越关注食品来源。

近年来,进口产品成了食物污染的来源,人们由此更加担心食品安全。美国食品与药品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简称FDA)刚刚发布了一份关于进口调味品的分析报告。报告显示,香菜、牛至、芝麻和咖哩粉中都存在大量沙门氏菌。

中国一直在食品安全方面的记录不佳,其鸡肉产品尤其令人担忧。中国频繁爆发致命性禽流感,报告疫情的速度有时也很慢。

最近,FDA的一项调查把500多只狗和少量猫的死亡与进口自中国的鸡肉干联系在了一起。这些产品最终被召回,人们还认为它是另外2500多只动物的病源。

把史密斯菲尔德食品公司(Smithfield Foods)卖给中国大型食品加工企业双汇国际的提议也引起了行业内的担心。7月,两党参议员对史密斯菲尔德的首席执行官拉里·波普(Larry Pope)进行了质询,希望了解此次交易对食品安全和美国就业率的影响。

波普回应称,该交易是为了满足中国日益增长的肉类需求,因此会给美国工人带来就业机会。"对于美国的生产商来说,这意味着提高生产能力,这个过程会带来更多工作,也为美国经济带来更大的出口额,"波普说。"与此同时,我们将继续为美国消费者提供与之前一样的高品质知名产品。"

多年来,美中禽类贸易一直存在争议。在布什(Bush)政府时期,美国农业部曾尝试允许从中国进口鸡肉。出于对疯牛病的担心,中国自2003年以来一直禁止进口美国牛肉。

作为回应,当时的美国国会阻止美国从中国进口鸡肉。中国则通过对美国鸡肉征收高额关税进行反击。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裁定中国征收的关税过高,结束了这场争斗。

之后,美国农业部对中国的一些加工厂进行了审查,批准这些厂家加工来自美国和加拿大的生禽。

根据新规定,中国工厂将负责保证,出口至美国的熟禽肉产品确由喂养于美国或加拿大的禽类制成。因此,美国农业部的检查员不会出现在中国的加工厂。

这些禽类有待加工,因此不需要标注原产国。那些食用灌装鸡汤面或在快餐店吃炸鸡块的消费者无法得知,鸡肉是否来自中国的加工厂。

"我们当然不希望看到更多的进口产品,但我们也认识到,自由贸易是双向的,"全美养鸡理事会(National Chicken Council)发言人汤姆·舒佩尔(Tom Super)说。"我们希望,中国能以更友善的态度来对待我们的鸡肉产品,以及其他从美国进口的农产品。"该理事会代表美国的大型鸡肉加工厂。

翻译:陈柳、许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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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 朝鲜突然撤销美国特使访朝邀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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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突然撤销美国特使访朝邀请
Sep 2nd 2013, 07:54, by CHOE SANG-HUN

韩国首尔——美国国务院上周五表示,朝鲜撤销了对一位美国高级外交官前往平壤的邀请。此次访问是为释放一名被监禁的美国基督教传教士进行斡旋。该传教士被指控做出针对朝鲜政府的敌对行为。

这名外交官名为罗伯特·金(Robert King),是华盛顿的朝鲜人权问题大使,原定于上周五从东京飞往平壤。美国国务院早些时候曾表示,金打算要求朝鲜特赦来自华盛顿的韩裔美国传教士肯尼斯·裴(Kenneth Bae)。

朝鲜撤销邀请的决定"让我们感到惊讶和失望",国务院发言人玛丽·哈尔夫(Marie Harf)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们已敦促DPRK澄清这个决定,并尽一切努力保证金大使的行程可以按计划或稍后进行。"DPRK是朝鲜的官方名称,即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Democratic People's Republic of Korea)的首字母缩写。

目前尚不清楚朝鲜撤回邀请的原因。美国国务院的这份声明说,金计划在周六返回华盛顿。

肯尼斯·裴现年45岁,自去年11月以来一直被关押在朝鲜,当时他和一群游客一起,进入这个孤立隔绝的国家。肯尼斯·裴是一名传教士,他2011年在圣路易斯一所教堂的布道活动录像中表示,自己试图以旅游业务为幌子,在朝鲜东北部贸易城市罗先秘密开展传教活动。

朝鲜官方宣称,保证宗教自由。但很长时间以来,人权活动分子一直表示,朝鲜对基督教进行打压,国民如果跟传教士接触,一旦定罪,就会遭受包括处决在内的严厉惩罚。

4月30日,朝鲜最高法庭裁定肯尼斯·裴对该国有"敌对行为" ,判处他在劳役营服15年苦役。本月,由于健康状况持续恶化,肯尼斯·裴被转移到了平壤的一家医院。近期在接受日本的亲朝鲜报刊《朝鲜新报》(Choson Sinbo)采访时,他呼吁华盛顿派遣一名高级官员前往平壤,为他涉嫌的犯罪活动"道歉",并帮助他获得释放。

国务院表示:"我们仍然密切关注肯尼斯·裴的健康状况。我们将继续敦促朝鲜当局特赦肯尼斯·裴,并基于人道主义的立场立即释放他。"

肯尼斯·裴的姐姐特里·郑(Terri Chung)在一封电邮声明中说,他的家人对这个消息感到失望,希望美国和朝鲜外交官能很快恢复会谈,促成肯尼斯·裴的释放。

"现在已经是肯尼斯被关押的第301天了,"她说,"我们不会放弃和平、及时地解决这个问题的希望。 "

在2月进行的一次核试验以及开战的威胁导致局势变得紧张之后,朝鲜主动寻求跟美国和韩国进行对话,人们广泛认为,朝鲜把裴的监禁用作筹码来帮助达成这一目标。朝鲜此前曾拘留过一些遭受刑事指控的美国人,诱使知名美国人士为了争取他们的获释而前往朝鲜。这些人中包括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Jimmy Carter)和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

但国务院把金的原定行程定为一次"人道主义使命",侧重于让肯尼斯·裴获得释放,特意淡化了这次访问和朝鲜要求的官方对话之间的任何联系。华盛顿坚持,只要朝鲜政府不显示出放弃核武发展计划的具体迹象,美国和朝鲜之间就不会开展任何真正的谈判。

最近,随着朝鲜和韩国决定重新开放两国联合运营的一个工业园区,并恢复安排朝鲜战争离散家属的重聚活动,紧张的局势有所缓和,一些分析人士预计,朝鲜半岛将会出现一次解冻。

Rick Gladstone自纽约对本文有报道贡献。
翻译:土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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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 奥巴马游说各方支持对叙利亚动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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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巴马游说各方支持对叙利亚动武
Sep 2nd 2013, 07:00, by MICHAEL R. GORDON, JACKIE CALMES

华盛顿——周日,奥巴马政府采取了全场紧逼式的行动,旨在促使国会批准其对叙利亚政府实施惩罚性打击的计划。

闪电式的游说活动从国会(Capitol Hill)延展至开罗,奥巴马政府举行了首次向所有议员开放的有关叙利亚问题的机密简报会,国务卿约翰·克里(John Kerry)则在开罗与阿拉伯国家的外交官进行通话,设法获得国际支持,对8月21日发生在大马士革郊区的化学武器攻击事件作出强有力的回应。

克里在五个早间谈话节目中现身,以新的证据表明那次致使逾1400人死亡的攻击行动确实使用了神经毒素沙林,并表示自己有信心,国会(Congress)最终会支持总统的军事行动计划。

在国会的紧闭大门里面,政府向愿意参加会议的参议员和众议员展示了机密情报信息。大约有80名议员参加了会议,然而,会议结束之后,两党的一些与会议员仍然确信,授权军事行动的草拟文件的语言需要更加严谨。

这些仓促活动出现一天前,奥巴马做出了令人震惊的决定,准备寻求国会授权,开展针对叙利亚政府的打击行动。

阿拉伯联盟(Arab League)在开罗举行了一次会议。在此之前,克里在该组织周日晚间的一次会议上设法动员这些国家,希望它们支持由美国领导的军事行动。

阿拉伯联盟发布了一份声明,坚称叙利亚政府要为化学武器攻击"负全责",并要求联合国(United Nations)和国际社会"对犯下这一罪行的叙利亚当局采取必要措施"。

让美国官员满意的是,声明没有明确提及联合国安理会(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也没有宣称只有在获得安理会批准的情况下才能采取军事行动。不过,声明并没有直接呼吁西方国家采取针对叙利亚的军事行动。

就在阿拉伯联盟开始举行会议时,沙特阿拉伯的外交大臣沙特·费萨尔亲王(Saud al-Faisal)敦促国际社会终止叙利亚政府"侵害"其人民的行为。

沙特阿拉伯是叙利亚反对派的主要支持者之一。周日,克里通过电话与沙特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班达尔·宾·苏丹亲王(Bandar bin Sultan)进行了商讨。

奥巴马政府的算盘是,阿拉伯国家外交官要求采取强硬行动的呼吁会使白宫能够在国会议员面前辩称,阿拉伯地区支持他们采取军事行动,这至少在政治上弥补了英国周四决定不加入美国领导的攻击行动而造成的损失。

然而,叙利亚政府周日公然嘲笑奥巴马向国会申请授权的决定,称这是软弱的表现。叙利亚官方报刊《革命报》(Al Thawra)称此举标志着"美国历史性撤退的开始",并称奥巴马推迟行动的原因是"一种注定失败的预感,以及缺少盟友支持"。

叙利亚副外长费萨尔·米格达德(Faisal Mekdad)在大马士革对记者说,"很明显,贝拉克·奥巴马总统昨天的话语透露出了犹豫与失望,还有困惑,这一点也很清楚。"

奥巴马政府在介入叙利亚冲突的问题上表现出了非常矛盾的态度,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也使得它难于为针对叙利亚的惩罚行动寻求国内支持。

目前,白宫获取国会支持的部分策略是一边强调叙利亚政府的所作所为,一边强调,如果不对叙利亚采取行动,可能会鼓励以色列的敌人,比如伊朗及真主党(Hezbollah)。

克里在五次电视露面中都强调,国会应该通过一条授权使用武力的措施,以向伊朗等国发出美国绝不允许部署核装置的坚定讯息,并为以色列的安全提供保障。

"我认为,美国国会不会在这个时刻背过身去,"克里在全国广播公司(NBC)的节目《会见媒体》(Meet the Press)上说。"来自伊朗的挑战、来自该地区的挑战、为我们的盟友以色列挺身而出并与它并肩作战的挑战,以及为约旦提供保护的需要——这一切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利益,我认为国会将通过这样一项措施。"

一名政府官员称美国以色列政治事务委员会(American Israel Political Affairs Committee)"在会议室里举足轻重",还说该委员会在国会中的盟友不得不表示,"如果白宫无法强制执行这条红线"——反对使用化学武器的灾难性行径——"我们就麻烦了"。这名官员和其他人一样,谈论白宫战略时不愿意具名。

以色列官员也一直十分关注奥巴马的决定,但是在公开评论上却基本较为克制。克里周日与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BenjaminNetanyahu)进行了谈话。

据预计,9月9日国会休会期结束后,参众两院都要进行投票。但是,民主党领袖、参议员哈里·里德(Harry Reid)说,周二下午,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Senate Foreign Relations Committee)将针对叙利亚事宜举行听证会。

克里表示,他确信国会将投票赞成使用武力,然而,纽约州共和党众议员、前众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House Homeland Security Committee)主席彼得·T·金(Peter T. King)说,倘若众议院今天举行投票,奥巴马就很可能会栽在"孤立主义势力"手里。

白宫要求国会通过决议,授权使用武力,大部分争论的焦点都是决议的具体条款。

马里兰州众议员、资深民主党人克里斯·范霍伦(Chris Van Hollen)说,虽然政府决议把袭击的目的限定为制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使用,该举措却会留给军方过多的"行动空间",而且也没有对军事行动的期限做出限定。

相反,主张采取强硬行动帮助叙利亚反对派的国会成员则抱怨,奥巴马总统似乎正在筹划的袭击显得太过有限,根本无法产生足够的效果。

共和党参议员约翰·麦凯恩(John McCain)和林赛·格雷厄姆(Lindsey Graham)曾发出警告,他们绝不支持"对叙利亚发动孤立的军事袭击",要求拿出能扭转叙利亚战局的广泛策略。根据安排,奥巴马周一将在白宫会见麦凯恩。

军事专家有一个重大疑问,也就是说,倘若美国最终还是要使用武力,目前的耽搁会造成什么后果。

美国陆军前副参谋长、现已退休的四星上将杰克·基恩(Jack Keane)在采访中说,拖延时间对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Bashar al-Assad)有利,因为这样一来,叙利亚军队就会有更多机会把他们的火炮、导弹和其他设备转入他们知道不会受到袭击的平民区域。

他说,甚至连无法移动的叙利亚指挥中心都会把关键设备和工作人员全部转移出去。

但奥巴马说,参谋长联席会议(Joint Chiefs)主席马丁·E·邓普西上将(Gen. Martin E. Dempsey)曾向他保证,推迟行动并不会对美军实施打击的能力造成影响。

Jonathan Weisman自华盛顿、David D. Kirkpatrick自开罗、Steven Erlanger自伦敦对本文有报道贡献。
翻译:许欣、陈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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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 福岛核电站可能存在新的泄漏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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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岛核电站可能存在新的泄漏点
Sep 2nd 2013, 05:01, by MARTIN FACKLER

东京——严重受损的日本核电站引发的污水危机于上周六加剧,电站运营商在当日表示,他们已在储水罐附近探查到高水平的辐射,这意味着发生其他泄漏的可能性变得更大。

运营商东京电力公司(Tokyo Electric Power Company,简称东电)表示,他们已经在地面上的四个不同地点探查到高辐射量,这四个地点位于某些储水罐的附近。这些水罐是数百个存储有毒污水的水罐的一部分,污水来自福岛第一核电站(Fukushima Daiichi plant)用于冷却受损反应堆的临时装置。东电说,最高辐射读数达到了每小时1800微西弗,足以在四小时左右的时间里产生足以致命的剂量。

发现污染点时,东电员工正在检查水罐是否完好,两周之前的一起泄漏事故向太平洋排放了300吨的毒性水。那次泄漏促使日本首相安倍晋三(Shinzo Abe)宣布,政府将介入核电站事务,在公众对发生二次环境灾难的担忧日益高涨之际,协助控制危机。该核电站在两年前的一次巨大的地震和海啸中,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周六的发现表明,可能有其他的泄漏点。由于东电在为核电站产生的污水寻找足够的存储空间时行动仓促,许多水罐似乎都修建得相当粗糙。不过,东电说,他们没有在附近的水罐发现水位下降的证据,因此,目前还不清楚,假使存在泄漏情况,被泄漏的水量有多少,也不清楚,这些水是否流入了1500英尺(约合457米)以外的太平洋。

大约有43万吨的污水被存储在核电站里成排的水罐内,这个水量足以填满170个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标准泳池。目前在核电站里,存储这些污水的空间正在变得越来越稀少。而随着地下水流入受损建筑的地下室内,每天都会增加400吨的污水,这些受损建筑内装有三个破损反应堆,它们在自1986年以来最为严重的核事故中发生了熔融情况。

东电必须抽出所有的污水,以免临时拼凑的冷却系统遭到破坏,该系统的作用是避免熔毁的反应堆堆芯再次发热后出现融入地表的现象,该现象被称为"中国综合症"(China syndrome,一部反映核反应堆发生机器故障而导致堆芯熔融事故的电影,后来该电影名被普遍用于指称这种现象——译注)。

翻译:张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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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 国资委主任蒋洁敏落马,调查指向周永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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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资委主任蒋洁敏落马,调查指向周永康
Sep 2nd 2013, 04:07, by 储百亮, 安思乔

香港——中国政府周日宣布,一名负责国有企业监管的高级官员正在接受调查。知情人士和另外许多人表示,按照一些高级官员的说法,这些调查是一场规模更大的反腐调查的一环,指向曾主管国内安全事务的退休常委周永康。

去年,时任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卸任。此前多年,他一直是中国政坛最具影响力也最具争议的人物之一。关于他的调查似乎是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迄今为巩固自身权威所采取的最大胆举措的一部分,这样做是为了使中国官员相信,他确实打算遏制腐败,同时消除周永康的残余影响力。

正在接受调查的高级官员是国务院国资委主任蒋洁敏。新华社发布简短声明称,他"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违纪"的说法几乎指的都是贪污腐败或滥用职权。

自去年11月掌权以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一直誓称要消除中国官员的腐败和奢侈之风。迄今为止,蒋洁敏是因这类指控而公开接受调查的最高级的中央官员,及他们中的首位现任中央委员。目前尚无公开声明显示是否会对周永康展开调查,他的影响力远远大于蒋洁敏,甚至在退休后仍然如此。

今年3月前往国资委(该机构负责监管中国最大的国有企业)任职前,蒋洁敏曾先后担任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的总经理和董事长。上周,该公司的四名高级经理也因为相似指控而被撤职。有关部门对蒋洁敏的处分十分匆忙,以至于在新华社宣布他将接受调查后,整个周日,他的照片和发言还挂在国资委的网站上。周一,关于蒋洁敏的内容都已从网站上移除。

蒋洁敏的倒台似乎遵循了一种与反腐调查有关的模式,这种模式针对的都是跟着周永康上台的官员。70岁的周永康曾在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和四川工作,四川也曾进行大规模的反腐败调查。了解这些调查的四名人士分别援引高级官员的话说,这些调查与一次规模更大的秘密调查有关,官员在调查中拘留或讯问了周永康的一个儿子和数名亲信。

"说是针对周是符合逻辑的,"北京政治评论员陈子明说,"太集中了,都是针对他这条线。中石油,也包括四川省,都是他工作过的地方。应该是一种一步一步的过程,询问他周围的人,他以前的秘书等等。"

据香港报刊《南华早报》周五报道,周永康正在接受调查。关注新闻和流言的海外中文网站也表示,调查正在进行之中。

接受《纽约时报》采访的四人——一名前高级反腐败调查人员、与高层有联系的一名中国商人、与高级官员有联系的一名政治分析师以及与中国精英阶层有家庭联系的一名女商人——都要求匿名,原因是担心因讨论机密政治决定而受到报复。

"中纪委已经成立了处理周永康事件的专案组,"上述前反腐官员说,依据是他近日与一名中央政府安全官员的对话。这名前官员说,调查人员对四川的腐败案进行了调查,并对周永康之子、商人周斌进行了讯问。但是他并未听说周永康遭受讯问的消息。

针对周永康的调查如果属实,将会打破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即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不受有关腐败指控的调查,包括退休常委在内。

"他们正在逐渐靠近他,一次走一步,"这名前官员说,"我觉得,他们还没有决定是否拿下周永康。"该官员称此次调查与针对陈良宇的调查相似。前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于2006年下台,并于2008年被判服刑18年,之前,陈良宇的家人、下属及朋友都接受了调查。

周永康的职业生涯始于石油行业,后来成为中石油总经理。1999至2002年,周永康担任四川省的省委书记。自去年年底以来,在共产党反腐机构开展的反腐调查当中,四川省有数十名官员和商人被拘留或讯问。

上周被控"违纪"并被撤职的官员包括中石油高管李华林。据两名知情人士透露,他曾是周永康的助手。两名正在接受调查的四川省官员——李春城和郭永祥——曾在周永康担任四川省委书记期间扶摇直上。

乔治亚州立大学(Georgia State University)研究中国腐败问题的政治学教授魏德安(Andrew Wedeman)说,"很多迹象表明,他们的目标是周永康。"

周永康的影响力也是引发高层争论的原因。去年,很多观察人士表示,周永康过度袒护薄熙来。前政客薄熙来最近接受了审判,罪名是受贿、贪污,以及为掩盖其妻杀人的事实而滥用职权。

薄熙来的倒台及事件余波削弱了周永康的势力。薄熙来最近接受审判时表示,周永康领导的委员会曾命令他采取措施,掩盖前重庆公安局长逃往美国领事馆的事情。

上述中国商人援引共产党领导人主要办公室一名官员的话说,此次调查可能不会致使周永康或其亲属遭受刑事指控。在中国,只有在党内调查人员结束调查、政治领导人决定实施刑事处罚之后,高官才会面临警方调查。

这名商人表示,为了开展此项调查,共产党领导人习近平获得了包括退休领导人江泽民在内的一些高级官员的批准。江泽民于2002年卸任共产党领导人的职务。

曾在北京一家杂志担任编辑的李伟东密切关注党内事务,他说,"我认为,调查人员调查周永康密友和家属的行动肯定获得了授权,但我非常怀疑,周永康是否会遭受处罚。"他补充说,"我觉得他们会利用此次调查消除他的影响力——打击他的手下,而不是他。他知道的事情太多,对于习近平来说,打击他本人太危险了。"

记者曾多次尝试联系周永康的儿子周斌,但没有成功。像其他中国党内高官一样,周永康本人是联系不上的。

目前尚不清楚周永康是否已被扣押,共产党当局监控所有退休高官的行动,即便他们没有遭受从事不法活动的指控。记者致电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及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但没有得到应答。

储百亮(Chris Buckley)自香港、安思乔(Jonathan Ansfield)自北京报道。黄安伟(Edward Wong)自北京对本文有报道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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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 垃圾焚烧遭抵制突显中国信任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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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焚烧遭抵制突显中国信任危机
Sep 2nd 2013, 00:03, by 席治通为纽约时报中文网撰稿

8月初的一段时间,北京昌平区小汤山镇的几个村庄的村民们堵住了开往阿苏卫垃圾填埋场的垃圾车辆,造成了北京市奥运村北部天通苑等几个大型社区的垃圾难以运出。时值盛夏,垃圾的臭气熏天,社区居民叫苦不迭。

阿苏卫垃圾填埋场四周几公里的范围分布着四个村子,除了阿苏卫村,还有昌平区百善镇的二德庄、牛房圈和百善村。过去10多年里,村民们忍受着阵阵臭味,在夏天都要关着门窗。2010年,村民们得知政府将征用他们的土地用于建设一个大型垃圾焚烧发电厂。村民们开始等待搬迁的日子。但一直等到现在,仍没有搬迁的消息,还要天天忍受恶臭。

这种恶臭除了来自垃圾本身,更多来自垃圾填埋场排放的沼气。纽约时报中文网在阿苏卫村采访时,村子里的几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老人说,他们每天晚上都会被来自垃圾填埋场的臭气袭扰,那是垃圾场偷排沼气。

8月初的几天里,村民们打着横幅堵在路中央,红色横幅上写着醒目的大字:我们要新鲜空气,我们要健康,我们要生活,请不要忽悠我们了,需要履行承诺。

阿苏卫垃圾填埋场是北京北部最大垃圾填埋场,按照最初的设计能力,阿苏卫垃圾场将满负荷。作为北京市规划的一部分,这里被规划建设一座垃圾焚烧发电厂,以缓解越来越紧张的垃圾消纳压力。

附近的社区居民们由于担心垃圾焚烧造成二恶英等可怕的污染,一直反对在此建设垃圾焚烧发电项目,该项目久拖不决。

几年前,几个附近因项目建设将被拆迁的村子在得到建设垃圾焚烧厂的消息后,村村都在加紧加盖房屋,以期望获得更多的拆迁补偿款。但由于建设始终难以启动,拆迁一直未进行,而村民们仍一直生活在垃圾填埋场的臭气之中。

为了让村民们放行垃圾清运车,从今年八月开始, 政府每个季度按每人3000元的标准补偿村民,虽然村民也不知道这笔钱会发到什么时候,但他们还撤了横幅,回家继续过日子。

村民们围堵垃圾车不是第一次了。过去十多年来,很多村民坚信是这个垃圾场毁了他们的健康。为了维护自己的生存环境,几个村庄不断联合起来围堵垃圾车。在一次次行动后,为了平息村民们的不满,市政府都以给予村民补偿暂时平息事态。

阿苏卫的故事只是北京垃圾围城矛盾的一个缩影。这些年,随着北京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垃圾也成为困扰中国首都的难题之一。根据北京市政管理委员会的数据, 北京市一天产生的垃圾量为1.83万吨,需要366辆载重50吨的卡车才能从城市的各个转运站运走,这是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一个缩影,也是中国经济奇迹的一个侧面,中国各地的大中城市都普遍受到"垃圾围城"的困扰。

为解决城市垃圾难题,中国试图通过垃圾焚烧的方式取代传统的垃圾填埋的方式,传统的填埋方式既占用土地,又容易污染地下水。从上世纪末,中国的广东省等地开始批准立项垃圾焚烧发电项目。

但这些项目普遍遭到了附近居民们的反对,广东番禺等地的民众甚至走上街头公开抵制。2009年,围绕阿苏卫垃圾焚烧发电项目,附近社区的居民们也发起了多次抵制活动,律师黄小山(网上名人"驴屎蛋")等还曾被警方拘留。

为了缓解当地社区居民不满,找到解决问题的思路,2010年年2月22日,主管北京市垃圾处理的市政市容管理委员会组织考察团赴日本和澳门参观学习,黄小山是唯一被邀请的市民代表。在日本,他发现,日本市民对政府有高度的信任感,且前端的垃圾分类管理先进,所以大部分市民并不担心垃圾焚烧产生污染物质。

而在中国,反对的主要原因是担心焚烧垃圾产生一种有毒化学物质二恶英。二恶英被国际癌症研究中心列为人类一级致癌物,是毒性最大的化合物之一,其毒性是氰化物的130倍、砒霜的900倍。另外,其可怕之处还在于它容易污染土壤,进而污染食物链,这种物质更易于溶于脂肪,难以降解,半衰期时间长。一旦进入人体,难以排出,长期累积就会致癌。

面对各地的抗议,中国政府似乎别无出路。垃圾焚烧专家、北京市人大代表王维平接受纽约时报中文网采访时说:"国务院、发改委、环保部下发了很多文件支持垃圾焚烧。"

根据北京市容市政委员会的意见,北京依然还要推进垃圾焚烧。因为以北京目前的垃圾产生量,以填埋为主要垃圾处理方式的北京,每天要为此将损失500亩土地。

王维平说:"而垃圾焚烧技术的排放的烟气,其实比燃煤锅炉产生的烟气还要清洁。"

这位垃圾焚烧的支持派进一步解释,二恶英的产生温度是在320度至820度之间,只要炉温超过820摄氏度,二恶英就能被分解。而焚烧炉将会以820度的温度持续运作半年,中间不许随便停炉,然后在停炉检修时在3秒内将炉温骤降至320度以下,而在再次起炉的时候,也会在很短时间内达到820度以上。这样就基本杜绝了二恶英的生成。

尽管如此,垃圾焚烧依旧还像几年前一样受到巨大的阻力,阿苏卫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已经在2013年被移出了北京市发改委重点建设项目的名单。根据北京市市政管委的相关资料,和阿苏卫同期规划的九座预计在2015年前投入运营的垃圾焚烧发电厂,如今包括正在建设或运营的厂址仅有四座。今年5月,《羊城晚报》报道,为缓解垃圾围城,12年前深圳市就开始规划日处理5000吨垃圾的深圳市东部垃圾焚烧厂,但因为遭到各方抵制,至今依然不能确定在哪里建厂。

反对者们并不怀疑垃圾焚烧中的技术问题,而是担心监管部门和运营企业的诚信问题。很多人不相信中国的监管部门能履行监管责任,不相信企业能履行管理承诺。由于信息的严重不透明,附近的居民很难投赞成票,他们只能采取"邻避主义"。

黄小山说:"起源于英国的'邻避主义'在目前中国很普遍,不只垃圾焚烧项目,还有PX项目等,市民们都会激烈反对。"

原因之一在于信息的严重不透明,导致民众不信任政府。

2013年4月23号,中国的环保组织自然之友发布了《全国122座已运行垃圾焚烧厂信息申请公开报告》,报告称仅获得了42座垃圾焚烧厂的发布信息。在这些公开的信息中,其中5座焚烧厂二恶英监测值超欧盟标准,6座烟尘超国家标准,3座硫氧化物排放超国家标准,31座氮氧化物超欧盟标准。

上述报告还指出环保部门提供的监测信息多不完整,落实信息申请公开效率低且程序复杂 。

在博弈不断走进死胡同的时候,作为公共决策主角的政府显然要承受着更大的压力。其实公共政策学者们早就注意到,公众不但对专业人士和企业缺乏信任,对政府也没有信任感,而政府也始终未找到一条被民众信任的通道。这才是问题的根本。

"政府缺乏和民众平起平坐的机制和姿态,老百姓也没有法制观念,这会使问题进一步恶化。"黄小山说。他认为"邻避"问题的解决需要政府构建一个法治渠道,民众通过这个渠道可以和政府平起平坐进行博弈。

阿苏卫垃圾填埋场附近的村民们在得到了政府补偿后虽然暂时平息了愤怒,但长久看,他们仍希望能搬迁到远离垃圾填埋场的地方。

席治通是纽约时报中文网实习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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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 我们仍在重蹈亚洲金融危机的覆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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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仍在重蹈亚洲金融危机的覆辙
Sep 1st 2013, 23:18, by 保罗·克鲁格曼

印尼盾正在贬值!赶紧逃命!转念一想,还是保持淡定、继续前行吧。

请不要一头雾水,印尼盾是印度尼西亚货币,和其他新兴市场货币一样,它在过去数月中大幅贬值。问题在于,印尼盾上一次大跌是在1997年至1998年,当时印尼是亚洲金融危机的震中。回过头来看,那场危机在某种程度上不过是一次彩排,10年后发生了一场规模更浩大的危机,席卷了整个发达世界。那么,我们应该再一次为亚洲的形势而胆寒吗?

我并不这样认为,至于原因我马上就会解释。不过,当前的情况的确勾起了对过去的回忆,尤其会令人联想到,我们从16年前那场危机中所汲取的教训是多么的不足。我们非但没有对金融业进行改革,相反还一直沿着放松监管的方向狂奔。我们也没有学明白在危机来袭时如何应对。事实上,这一次我们不仅犯了许多相同的错误,在某些重要方面,我们的所作所为甚至比上次糟得多。

来看一些背景情况:亚洲金融危机之前的情况,与今天困扰希腊、西班牙和其他欧洲国家的危机发生前的情况,具有密切的家族相似性。两种情形中,危机的根源都在于私营部门的过度乐观,大量外国贷款主要都流向了私营部门。两种情形中,伴随着突如其来的危机,从乐观转向悲观的速度都快得惊人。

然而,与希腊等国不同,1997年发生危机的国家有自己的货币,这些货币兑美元的汇率出现暴跌。最初,货币贬值造成了经济的极度不景气。举例来说,印尼的许多公司负有大笔美元债务,当印尼盾兑美元汇率大幅下跌时,债务规模相对于资产和收入出现了急剧扩大。结果导致经济严重萎缩,其程度是大萧条之后所没有过的。

幸运的是,糟糕的状况没有持续太久,极低的汇率让这些国家的出口变得极富竞争力,没过多长时间,所有国家——包括受冲击最严重的印尼——都迎来了由出口带动的强劲复苏。

尽管如此,这场危机还是应该被当作一个深刻教训:监管松弛造会成金融体系的不稳定。然而,亚洲的复苏却令西方官员表现出过分的自鸣得意,有1999年《时代》(Time)杂志那个著名的封面为证:时任美联储(Fed)主席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时任财政部长罗伯特·鲁宾(Robert Rubin),和时任财政部副部长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一起出现在了封面上,标题为"拯救世界的团队"(The Committee to Save the World)。意思是说,别担心,那些事都在我们的掌握之中。8年过后,我们才知道那种自信有多离谱。

事实上,正如我所提到的,这一次我们的所作所为的确要糟糕得多。可以留意一下两次危机中处境最差的国家:当年是印尼,现在是希腊。

印尼的萧条十分糟糕,1998年该国经济总量收缩了13%。但到了2000年,该国已经走在了经济稳步复苏的道路上。到2003年,印尼经济总量超越了危机前的高点,去年的经济总量与1997年相比则高出72%。

现在与希腊对比一下经济产出自2007年以来已经下降了20%还多,并且依然在快速下降。没人知道复苏何时才能到来,我猜几乎没有哪个观察人士会认为在这个十年里,希腊经济能恢复到危机以前的水平。

如今的情况为什么这样糟?答案之一是,印尼有自己的货币,印尼盾的贬值最终变成了一件挺好的事情;而希腊却为欧元所困。不过除此之外,上世纪90年代的政策制定者也比今天的这些人更灵活。当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起初要求在亚洲实行严厉的紧缩政策,但它很快就改弦易辙了。而这一次,加诸希腊以及其他债务国的要求极为苛刻,且紧缩政策越是不起作用,就越是要求这些国家"放血"。

那么,接下来会是亚洲吗?大概不会。与上世纪90年代相比,现在印尼外债水平相对于收入而言要低得多。印度货币也出现了大幅贬值,让许多观察人士忧心忡忡,但该国的外债水平甚至还要更低。所以,上世纪90年代的危机看来并不会重新上演,更别说出现什么希腊式的永无止境的危机了。

那么中国呢?正如我最近所阐明的,我非常担心,但中国让我担心的原因与此完全不同,大部分都和其他地区的事件无关。

不过,坦白讲,即便我们不必目睹另外一个地区陷入萧条,也必须要承认这个事实:那些在1999年为拯救世界而沾沾自喜的人,实际上给若干年后发生的远更严峻的危机,埋下了伏笔。

翻译:李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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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 李娜:中国网球叛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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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娜:中国网球叛逆者
Sep 1st 2013, 23:52, by BROOK LARMER

温布尔登的2号球场草地素有冠军坟墓之称。不过四年前,全英草地网球俱乐部(All England Lawn Tennis Club)穿蓝色外套的先生们拆毁了它,在原址上盖起新看台,2011年又把这个令人烦恼的地方更名为3号球场,大家都认为魔咒已经被破除了。 但是观看2013年网球赛事的球迷们还记得这回事。中国网球的叛逆者李娜也心知肚明。就在这块受诅咒的场地,皮特·桑普拉斯(Pete Sampras)和塞雷娜·威廉姆斯(Serena Williams)等头号种子选手们曾经灰溜溜地惨遭败绩,头几轮就倒在名不见经传的选手拍下。此刻,前法国公开赛冠军,世界排名第六的李娜在面对捷克老将克拉拉·扎科帕洛娃(Klara Zakopalova)时,距离第三轮即出局的场景只有一局之隔。她后来告诉我:"当时我好像突然看见自己卷着行李去机场时的样子,觉得心里一疼。"

李娜和她击球有力的对手艰难鏖战了两个小时,第三盘比分以5-6落后。她走到底线,心里清楚,只有破掉对方这个发球局,自己才能继续留在赛场上。赛前她曾威胁说要退役,离开这项她在近25年前被迫从事的运动。再丢4分,她说不定就得兑现这句话。今春,她的成绩一落千丈,从1月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亚军的高峰跌到5月法国网球公开赛第二轮即遭淘汰的低谷。如今"冠军的坟墓"又在向她召唤。

李娜在底线微微蹲屈,现场挥舞着小红旗的中国球迷们顿时安静下来。第一个接发球,李娜打出了直线致胜球。5分之后,她以一记犀利的正手致胜球奋勇拿下了第一个破发点,把这一盘的比分追到了6平,此时她不禁大叫一声。两局之后,又是一声长啸——李娜过关了。这只是第三轮的比赛,她打得很不稳定。但经历了最近的一系列失败——特别是在各种关键时刻显得缺乏信念——这场胜利感觉像是救赎。"我疯狂战斗,"她笑着说,"赢下这场比赛的感觉和进军大满贯决赛一样好。"

当天下午,还有另一桩难事在等待李娜。她身穿整洁的白色长袖运动衫走进新闻中心,在大群中国记者面前显得十分谨慎,脸上的笑容有些不自然。中国国有媒体一度欢声赞美她的胜利是为国争光,近来却强烈抨击她的个人主义作风——自从2008年脱离中国体育体制后,她的个人主义做派有增无减。这次的轩然大波始于一个月前, 当时她在法国网球公开赛上惨败,官方媒体新华社的记者让她对中国球迷解释这次令人失望的比赛结果。"只是输了一场比赛而已,"李娜呵斥,"我需要三跪九叩吗?"她的评论激起了一轮来自官方的抨击,指责她没有爱国精神,缺乏风度。此刻,又是那个记者,他再次举手向李娜发问,要她对球迷们说几句。她怒视着他,几乎过了整整一分钟,然后嘟囔着说,"我要说,'感谢球迷们'。" 

李娜可能更希望我们忘记中国,仅靠她的性格和成就来评价她。她的父亲是一个因政治动荡未能实现梦想的运动员,她的人生充满各种矛盾冲突,归根到底,是一个工薪阶层女孩成为同代人中最出色、最富有、最有影响力的运动员的故事。这一切都发生在一个她的大多数同胞之前从来不看的体育项目里。

李娜球风变幻莫测,结合了速度与力量,但偶尔也会全盘崩溃。2011年法国公开赛上的胜利使她成为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获得大满贯单打冠军的亚洲选手。她也是第一个打入世界排名前五的中国选手——温布尔登赛事之后,她的排名在上月又重返这个精英集团。过去三年里,她签下了价值4000万美元的赞助合同,在所有体育项目的女运动员中收入位居第三,仅次于玛利亚·莎拉波娃(Maria Sharapova)和塞雷娜·威廉姆斯。

然而,要把李娜和中国分开来看是绝无可能的。她是这个国家最大的名人之一,在微博(类似Twitter的网站)上拥有2100万名粉丝(勒布朗·詹姆斯[LeBron James]在Twitter上也只有940万个粉丝而已)。她在法国网球公开赛上获胜的那场比赛有1.16亿中国观众收看,创下了纪录,比同年收看超级碗(Super Bowl)赛事的观众还多。靠着与中国市场的联系,她吸引到数以千万计的美元赞助费。如果出生在智利、乍得,甚至是芝加哥,她都无法跻身收入榜的前三名之列,而国际女子网球协会(WTA)也不会明年在她的故乡,中国中部的武汉市推出一项新的职业赛事了。五年前,WTA在中国举办了两个巡回赛,2014年将会达到八个。WTA的首席执行官斯黛西·阿拉斯特(Stacey Allaster)称赞李娜在亚洲引发了网球热。"如果说威廉姆斯姐妹是这个世纪前十年最有影响力的选手,"阿拉斯特说,"那么我要说,这十年内最重要的选手无疑是李娜。"

但李娜的比赛至今仍受令人沮丧的不稳定状态影响,这和WTA赛事的总体情况是一致的。十年来,WTA的顶尖选手排名都不够稳定,导致有几个选手从来没赢得过大满贯赛事,也登上了世界排名第一的宝座(丹麦的卡罗琳·沃兹尼亚奇[Caroline Wozniacki]只是最新一例)。而在男子巡回赛中,过去十年意味着罗杰·费德勒(Roger Federer)、拉菲尔·纳达尔(Rafael Nadal)、诺瓦克·德约科维奇(Novak Djokovic)和当今的安迪·穆雷(Andy Murray)这四位历史上最优秀选手之间的激烈角逐。男女网坛之间这种差异不免引起令人不快,通常也不公平的对比。

在女子网坛,十年来唯一具有真正统治力的选手只有塞雷娜·威廉姆斯。因伤退出一段时间后,她在去年重返赛场,为女子网球排名带来更加顺理成章的排名——另外两位大满贯冠军玛丽亚·莎拉波娃和维多利亚·阿扎伦卡(Victoria Azarenka)虽然不能与她势均力敌,但仍然堪称有价值的对手。但温布尔登公开赛把这个排位彻底打乱,四个入围半决赛的选手都没赢得过大满贯赛事,这也显示出女子网球比赛有多么变幻莫测。

在本周开幕的美国网球公开赛上,李娜感到机会来了。31岁的她步法依然敏捷,击落地球时也如同雷霆一般凌厉,很多人都觉得她的反手技术是所有球员中最好的。过去,李娜常常因为健康状态不佳和缺乏专注力,在每年后面的重大赛事中表现不佳(在美网上,她只在2009年杀入1/4决赛)。但今年夏天看过她在温布尔登的表现后,我跟着李娜回到北京,近距离亲眼目睹她与教练卡洛斯·罗德里格斯(Carlos Rodrigtuez)苛刻的季中训练规划。"今年任何人都有可能赢得美国公开赛,"李娜说,"为什么不会是我呢?"

李娜生于1982年,和许多中国运动员一样,是被逼着从事体育行业。她的父亲是个退役的羽毛球选手,运动生涯因为文化大革命的动荡而被迫中断,李娜说他"是我童年记忆里最温暖的那缕阳光"。尽管如此,他还是逼着5岁的女儿进了当地政府主办的体校,没有给她丝毫选择余地。她是个强健的运动员,但她的肩膀天生太宽,打羽毛球时,手腕也不够灵活。一个教练劝她父母说,假如打网球,也许更有机会。虽然当时甚至没几个中国人见过这项运动。"他们都同意我应该打网球,"她说,"但是没人问过我的意见。"

从一开始,李娜就对国家体育机器的严厉管束充满愤怒。中国实行"举国体制"——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把年轻运动员逼到极限,以此大量制造冠军。李娜第一次顶撞教练是在11岁那年,当时她已经快要累倒,拒绝继续训练。结果被罚整个训练期间都一动不动地站在一边,直到她悔悟为止。结果李娜一连站了三天,才表示道歉。为了父亲,她坚持着训练——"父爱是我力量的源泉,"她说——而教练在和她相处的9年时间里几乎从没表扬过她。

14岁那年,她的父亲因一种罕见的心血管疾病逝世。当时她正在中国南方打比赛,教练瞒了她好几天,直到比赛结束。"没有见到他最后一面也是埋在我心底最痛的伤痕。"李娜在自传中写道。她的母亲债台高筑,李娜记得自己非常希望多赢几场比赛,可以把挣来的小额奖金用来还债。

尽管心怀这种焦虑,李娜的球技还是突飞猛进。父亲去世几个月后,她第一次获得全国青少年冠军。第二年,她受邀参加耐克赞助的培训计划,到德克萨斯州学习十个月。从美国回来后,她对一个采访者说,自己的目标是在2002年初打入世界排名前十。这个目标似乎是可以实现的:20岁时,她已在中国排名第一,甚至一度攀升到世界排名第135位。之后,她销声匿迹了。

那一年后来的一个早上,李娜没告诉任何一个教练,溜出了国家体育训练中心。她说,为了避免引起怀疑,她只带了一个小包,里面装着生活必需品。她在宿舍书桌上留了一封信,信是写给网球管理中心的,她在信里要求提前退役。那封信没有详细说明她想退役的原因:过度训练让她体力透支;教练们试图阻止她和一个名叫姜山的男队友谈恋爱,这让她十分愤怒;在她身体虚弱的时候,领队让她服用激素药片坚持打完比赛。

几小时后,李娜回到武汉,来到姜山身边,筹划他们在大学里的新生活。"一回到家,我就把手机关了,谁的电话也不接,"李娜后来写道,"自由的感觉真好。"

在网球界,父母和童星之间、教练和学徒之间常常爆发激烈冲突。李娜现在嫁给了姜山,他曾参加过戴维斯杯的比赛。李娜16岁时,姜山成了她第一个男朋友,也是唯一的男朋友。理论上,队友之间谈恋爱是被禁止的,但姜山是李娜的避难所,不管是在她面对体制时,还是在她成败起伏的时候。

这些年来,姜山经常担任李娜的教练,现在却降级成了陪练、啦啦队长和开心果的角色。在赛后采访中,李娜喜欢拿姜山打呼噜、体重变化以及掌管家里的信用卡这些事开玩笑。这对伴侣在一起很久了,李娜到目前为止差不多一半的人生都是和姜山一起度过的。罗德里格斯说:"他们不是两个人,而是一个人,他们已经融为一体。"那也没能阻止他们在公众场合争吵。在温布尔登前几轮的一场比赛里,姜山在李娜丢了一个球之后告诫她时,她用普通话回击道:"你又不是我的教练!"

就在温布尔登第四轮比赛对阵11号种子选手罗伯塔·文奇(Roberta Vinci)之前几个小时,李娜似乎又生丈夫的气了。他们在一块练习场地上热身。姜山打了一个大号的文奇式滑步反手削球,李娜似乎状态不佳,反手球下网,正手球则会飞出底线。过了一会儿,姜山抽一个球,李娜生气地打了个大力绝杀。后来她挑起一个眉毛说,"有时我觉得他是故意气我。"

不过,一旦比赛开始,李娜就不再丢球。她轻松接住了文奇的削球,顺利地进入了四分之一决赛。"我当时感觉很好,还能再打三个小时,"她说。李娜在温布尔登碰上了一个绝佳机会,威廉姆斯、莎拉波娃和阿扎伦卡出局之后,剩下的选手中最优秀的是4号种子选手阿格尼西卡·拉德万斯卡(Agnieszka Radwanska),她就是李娜的下一个对手,而李娜在1月份的澳网比赛中轻松打败过她。

当时李娜阵营的气氛特别好,没人料到当天中国共产党的官方报纸《人民日报》会抨击她。"当体坛明星的个性已经让世风良俗难以包容,"该报的社论说,"谁来约束这种可怕的任性?"

虽然中国想让李娜来代表该国的雄心,但是她已经明确表态:她打球是为了自己,虽然可能也是为了国家,但是更多地是为了自己。她后来跟我说,"当人们说我代表这个国家时,这顶帽子太大了,我戴不起。"李娜的独立性格是让她与中国的年轻一代产生强烈共鸣的其中一个原因,他们昵称她为"娜姐"。但是对中国的领导人(不管是国家的、体育部门的还是媒体的领导人)来说,这是对中国共产党64年来团结民众的方法的根本性挑战。

李娜说她没有看《人民日报》的社论。罗德里格斯极力阻止她在比赛期间阅读媒体报道,姜山担当起哨兵的角色,避免她看到任何可能影响心情的文章。不过,如果报道很伤人,姜山会尽力安慰她。"我们中国有句俗语: '英雄皆毁誉参半,' "他说。"我让她忘记所有的批评、压力和期待。但是很难忘记,我们毕竟是凡人。"

当我问起关于中国媒体的问题时,李娜故作轻松:"过去,我真的常常被(负面新闻)困扰。现在我只是认为,也许(中国媒体)认为我还不够出名,所以他们想帮我更出名。"她的大笑听起来有些空洞。

 李娜在中国成了众矢之的,在体育界和社会上引发了一场关于自由和爱国心的角色的讨论。那篇社论刊登之后,她的支持者们在充斥中国微博的在线大辩论中愤怒地维护她实话实说的权利。"一开始,我会被每个人的期待所影响,但是后来我意识到,人们只是把他们的梦想透射到了我身上,"她说。"我不是圣人。我也是个普通人。我会起起伏伏。所以我能做的只有专心做好自己的工作。"她补充说:"我真的从心底里认为我只是个运动员。除了我自己,我谁也代表不了。"

2003年,在李娜所说的"第一次退役"一年多后,中国国家网球管理中心的新主任、昔日的排球明星孙晋芳到武汉看她。李娜记得那次会面的时候,孙晋芳说:"我听很多人说有个叫李娜的,球打得很好,但是她突然退役了。所以我决定亲自来看看。"当时22岁的李娜正第一次享受着普通生活的快乐:在大学里上新闻专业的课程,自由地发展她和姜山的恋情,甚至还和同学们打过一段时间的校内网球赛,而同学们完全不知道她的背景。

"你为什么不为自己打球呢?"孙晋芳问她。这些问题让李娜感到意外。从来没有哪个官员跟她说过这样的话。但是那时候没人知道"为自己打球"到底是什么意思,因为当时的体育系统控制着运动员生活的每个方面——从安排教练、训练和比赛日程,到拿走运动员65%的收入。尽管如此,在2004年初,李娜暂时放下学业(五年之后才最终毕业),返回赛场,既没有WTA的排名,也没有别人的巨大期待。

那一年,她以资格赛选手的身份赢得了广州公开赛冠军,成为了第一个获得WTA单打头衔的中国选手。到2006年,她已跻身世界前25强,但要闯进前10,李娜认为,她需要获得掌控自己职业生涯的自由。然而,只有像前NBA明星姚明等少数中国运动员才得到过这样的待遇。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召开之前,这种自由是无法得到的。北京奥运会是一场令中国倍感自豪的盛会,而中国体育体制所取得的无上成就(中国拿到了51块金牌,而美国只拿到了36块)则被看做是国家崛起的象征。

身着印有中国国旗的红色耐克球衣,李娜出人意料地杀进了半决赛,几个月前刚做的膝盖手术似乎也没有对她造成什么影响。现场的球迷狂热地为她加油——甚至在比赛的回合之中也是如此——终于有一次李娜忍不住对观众大吼,"闭嘴!"她对这次发作感到很后悔,但她事后表示:"中国人民急需一次胜利来证明自己。我以前觉得网球只是一项运动,但那场比赛的狂热程度让我明白,它被赋予了重大得多的意义。"

奥运会结束后,李娜说她向孙晋芳发出了最后通牒:"我对她说,'如果不给我自由,我就走人。'"另一名年轻球员彭帅也提出了类似的要求。为了避免顶级球员的流失,亦或是为了帮助他们挖掘自身潜能(就像事后证明的那样),孙晋芳随即推出了一项名为"单飞"的政策。根据新规定,李娜、彭帅以及其他两名球员仍有义务效力于国家队和省队,但允许她们自己找教练,制定自己的训练和比赛计划,并大幅减小个人收入上缴的百分比。之前,李娜需要将个人收入的65%上缴给网协和省队,而现在,尽管李娜需自行承担出行、训练和教练的费用,但她只需上缴8%-12%的个人收入。对于中国和李娜的网坛生涯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转变。

一开始,单飞很吓人。李娜说:"姜山和我做了最坏的打算,那就是我们可能会耗尽这些年来的积蓄。"之前,她从来不需要去处理财务和后勤方面细枝末节的事情,因为国家会为她打理好一切。但是单飞的好处很快便得到了体现。2010年,在姜山的指导下,李娜杀入了澳网半决赛,第一次闯入世界前10强,兑现了十年前看似不太现实的誓言。一年后,她一路过关斩将,进入澳网决赛,用娜式语录和精彩的落地球技术迷倒了众多粉丝。半决赛中,李娜逆境重生,淘汰了头号种子选手沃兹尼亚奇。当被问及获胜的动力时,她回答道:"奖金。"

2011年6月4日这一天彻底改变了李娜的世界,也改变了世界网坛的格局。当天正值天安门学生示威镇压事件22周年纪念日,但是中国却没有出现任何纪念活动。1.16亿中国球迷(几乎是法国人口的两倍)都守在电视机前,观看李娜击败卫冕冠军弗兰西斯卡·斯齐亚沃尼(Francesca Schiavone),摘取了法网桂冠。中国国家电视台央视打出了标语:"李娜,我们爱你!",解说激动地喊道:"奇迹、突破、中国网球100多年来的第一次!"中国网站搜狐体育曾计算过,李娜因冠军而获得的净收入是中国普通工人年收入的234倍。"但这的确是她应得的!"

惊叹于中国观众人数巨大,WTA扩大了在亚洲增设赛事的计划。顶级品牌也争先恐后地与李娜签订代言合约。除了已经签约的劳力士(Rolex)和耐克,她的经纪人IMG的马克斯·艾森巴德(Max Eisenbud)又与梅塞德斯-奔驰(Mercedes-Benz)、三星(Samsung)和哈根达斯(Häagen-Dazs)等品牌签署了多年的合约,使李娜的年收入超过了1800万美元。艾森巴德同时也是莎拉波娃的经纪人。

然而名利似乎让李娜分心了。在当年剩余的所有赛事中,她都早早地被淘汰出局,而且连续六项大满贯赛事无缘八强。去年夏天,在她的要求下,艾森巴德列出了一串教练名单供她选择。其中一位就是卡洛斯·罗德里格斯。这位阿根廷教练指导过贾斯汀·海宁(Justine Henin)的整个网坛生涯。这期间,海宁曾117周位列世界排名第一。卡洛斯最近在北京开设了一家网球学校。李娜回忆道,"我立即对马克斯说,'就他了,就他了!'我觉得,如果他能让贾斯汀成为冠军……"2012年8月,就在他们开始合作的第一周,李娜便杀入了在蒙特利尔举行的罗杰斯杯的决赛,并在接下来的一周获得了辛辛那提大师赛的冠军。这是她15个月以来的首个巡回赛冠军。

刚刚过去的7月,在一个闷热的下午,李娜的大腿灼热难耐。虽然北京训练基地的气温在94华氏度(合34.4摄氏度)上下徘徊,但灼热并非源于气温,也不是因为她奋力完成的高强度训练:半小时的跑步、跳跃和敏捷训练;一小时健身房里的高强度腰腹和上肢训练;然后是两个90分钟的球场练习,用于磨练体能和步伐,以及一场为备战美网进行的进攻练习。

这种灼热感来自于脚下不断蹬踏的厚层沙子。罗德里格斯的网球学校名为"匠心之轮"(Potter's Wheel),占地庞大。他把一块沙滩排球场的一角改造成了魔鬼训练场。整整45分钟,罗德里格斯让李娜不停地在沙地上做箭步蹲练习,每组练习之间只允许休息30秒(这并非巧合,它差不多就是网球运动员打每一分之间可以休息的时间)。此前一天,在计时自行车训练之后,李娜就喊道,"我快不行了!"今天,在沙地上完成一组箭步蹲练习之后,她弯着腰,双腿剧痛,满身大汗,大叫道,"我觉得现在真的不行了。"

李娜身高1.72米,体重65公斤,这一身材对于网球运动来说堪称完美:敏捷的双脚、强有力的双腿,以及雕塑般的躯干和上肢。当天早些时候,李娜在学校的餐厅里一边享用着一整盘米饭、茄子、猪肉和豆腐,一边说:"我现在变得前所未有的敏捷、强健。只是跟年轻时相比,如今体力恢复所需的时间更长了。"李娜吃完后,姜山舀出几勺高能蛋白粉,放到一瓶水里用力摇了摇。她说,"很难喝,但每天都得喝。"然后她做了个鬼脸,把水灌下肚。

在我们周围进餐的几十名年轻球员都接到过严格的命令,不能打扰李娜。但有三个十二、三岁的男孩总是转来转去,偷瞄李娜的小耳骨钉和晒得黝黑的手臂,盯着她手腕上平时戴腕带所留下的白色晒痕。(李娜19岁时在前胸纹了玫瑰,在中国引发了巨大的争议,因此在电视转播的比赛中,她会把它遮住。当天,她的T恤也盖住了这个纹身。)吃完饭后,她像其他运动员一样把盘子和餐具分开,其中一个男孩紧张地走上前来。李娜微笑着摆姿势拍了一张照片,但两人没怎么闲聊。她只想回楼上的宿舍午睡一小会儿,下午还要和教练进行艰苦的训练。

罗德里格斯是终极网球大师,不管在身体上还是心理上,他都有一套高明的训练方法。虽然他举止温和,但他的训练项目却极其冷酷无情。去年冬天开始跟随他认真训练后,李娜对姜山说:"贾斯汀怎么能跟卡洛斯待了15年?我才练了三天就受不了了。"罗德里格斯相信,在赛季中段回归这种训练模式能让李娜避免出现赛季末的滑坡。罗德里格斯说,"李娜有条件在顶级选手之列再待两年,惟一的问题在于她在赛季末的动力。"

至少在眼下,李娜看起来干劲十足,准备进一步增加新的技术元素。在其中一个训练环节中,罗德里格斯让李娜单腿站在网前摇晃的底座上,要求她在截击的同时又不能失去平衡。罗德里格斯说,坚决上网可以帮助她更快地得分(这对于老将至关重要),同时也会带来出其不意的效果。李娜说,"我开始时很不情愿,但如果现在不尝试,也许退役之后会后悔。就像卡洛斯跟我说的那样,'如果不尝试,你就永远不会知道自己可以有多么出色。'"

温布尔登的中央球场隐约让人一窥这种前景。在四分之一决赛中,李娜对阵拉德万斯卡。上网前冲战术让她获得了第一盘的数个盘点。在其中一个盘点上,她的发球本可以直接得分,却被判定为出界。她没有提出鹰眼挑战,后来这一盘被波兰人拿下。李娜奋力拿下第二盘,最终在第三盘落败。一名记者赛后问她,是否想知道那个本可赢下第一盘甚至是整场比赛的发球到底应如何判决,她难以置信地盯着记者。"是界内?"她反问。

虽说如此,李娜还是有理由在赛后感到高兴。这是她2010年后首次进入温布尔登的八强,达到了罗德里格斯为她制定的目标。而且,在四分之一决赛中,一直习惯在底线打球的李娜令人吃惊地71次冲到网前,拿下了其中48分。"好多人大概觉得我疯了,一次又一次跑到网前,"她说。"但是我很高兴自己有勇气做出新的尝试。"

一天的训练结束后,她坐进自己的白色奔驰轿车,心里最渴望的事情是:按摩。做指甲、逛商场、吃川菜,但这些小小的奢侈都得等到她酸痛的全身经过按压捶打之后,以让身体恢复到表面正常的状态。"我小时候从来都没按摩过,根本不需要,"李娜说,此时姜山开着车在北京临近傍晚拥堵不堪的车流中腾挪。"现在,没有90分钟的按摩,我明天就没法走路。"

李娜从车里给他们住宿的五星级宾馆的休闲中心打电话,结果被告知,傍晚的时段都被订满了。如果她提一下自己的名字,订起来应该很容易,不过她想要享受无人知晓的小小自由,尤其是在国内。他们的套房是用假名登记的,所以她给休闲中心留的是房间号。"昨天,前台说,'哎呀,你长得有点像那个网球运动员。'后来前台知道她的身份,就说:'不可能!你本人这么瘦!'"李娜仰头大笑起来。

退役的问题离她越来越近。女子排名前30的球员中,只有塞雷娜·威廉姆斯比她年长,也不过是大了五个月。在罗德里格斯网球学校的宿舍,听到年龄问题,在凌乱的单人床上休息的李娜笑起来。"开始打网球的头15年,我根本不喜欢打球,"她说。此时,手里拿满脏衣服的姜山过来问,还有没有更多的需要他来洗。"现在,我终于到了享受网球生涯的阶段,结果每个人都不停地问我什么时候离开。"

对于年龄问题,李娜或许是避而不谈,但她一点也不掩饰自己想要小孩,以及想当"跟在老公后面的家庭主妇"。这对夫妇最近开始装修在武汉的三层别墅。李娜的母亲,以及姜山的双亲还在武汉生活。李娜在北京训练的时候,姜山乘飞机南下采购窗帘和灯具,把照片发到她邮箱里询问意见。(某件名牌灯具标价六万元,李娜表示反对,姜山回复说,这是别人给他看的最便宜一款。)如果当了母亲,李娜会坚决反对子女去打职业网球。"太苦了,"她说。

罗德里格斯告诉我,在体制内打球的时候,李娜"大概有十年没听过一句正面评论",在低谷的时候,她还是会把这种负面情绪转化为一种有害的自怨自艾。他表示,海宁也一度心理脆弱。不过, 海宁13岁起就开始与罗德里格斯合作,而李娜是31岁,此时的她性格已经完全成型,而塑造这一性格的有很大一部分是中国的体育体制,以及她对此做出的反馈。"我问她怎么样的时候,她几乎从来不提正面的事情。我得强迫她也跟我说说自己哪里做对了。"

比起高要求的训练,罗德里格斯对李娜内心的探究激起了更大的不适。体制内的那些年里,从来没有教练问过她的感受。但罗德里格斯努力让她表达自己的感受,这样,就能想办法应对她内心最深处的情绪,以及造成这些想法的经历。"所有的悲伤记忆和经历都会在她身上留下烙印,"他说。"这些永远不会消失,但是她得承认,这也部分地把她塑造成了今天这样的人,这样的球员"。李娜告诉我,这个过程,"一开始感觉像是在伤口上撒盐。很艰难,很痛苦,但是一旦把事情讲出来,卡洛斯就可以帮我找到办法克服。他让我在精神上强大了很多。"

温网开赛前几天,李娜在伊斯特本举行的热身赛事中早早出局,延续了之前的颓势,她一怒之下宣称要退役。令她惊讶的是,罗德里格斯表示同意。"大家老是说,'不行,李娜,不要退役,'"他回忆道。"我跟她说:'好,你可以退役。如果你有这种想法,就别打了。不过,如果你是因为讨厌今天的经历就放弃,那就拿点勇气出来。这不过是场体育比赛,但你不能一直逃避自己的问题。它们会跟着你,一直到死。'"受到这些话的震动,李娜答应为温网努力训练。"到了温布尔登,我们开始看到一个焕然一新的李娜,更放松、更积极,"罗德里格斯说。"我想,她现在渴望更多。"

7月底结束为期三周的训练时,李娜看起来在体力和心智上都为硬地赛事做好了最佳准备,而本周的美国网球公开赛将是硬地赛事的高潮。当然了,没人能打包票,而且不可预测性一直是李娜让人如此着迷的原因之一。她仍然把再赢得一项大满贯赛事冠军作为目标,用留在球场上的剩余时间竭尽全力地将之实现。在罗德里格斯的指导下,她现在的动力似乎更少来自荣耀和奖金,更多的是对按照自己的意愿毫无遗憾地离开赛场的渴望。"我明白我不可能每场比赛都赢,"她说。"但是,只要我克服这些困难,把这个过程走下来,剩下要做的就是全力以赴。这样,不管赢还是输,我都会很高兴。"

更正:2013年8月26日

本文较老的一个版本写错了罗杰斯杯赛事2012年的举办地。罗杰斯杯会轮换比赛地点,当年在蒙特利尔举办,而非多伦多。

更正:2013年8月28日

本文较老的一个版本写错了2002年李娜受迫需要服用的药物。应为用于身体虚弱时期打球的激素药物,而非类固醇药物。文中还写错了对她施压的人。应为她的领队,而不是主教练。

本文作者Brook Larmer刚刚为《纽约时报杂志》撰写了有关中国年轻高尔夫球手的故事。他也是《姚明行动》(Operation Yao Ming)一书的作者。

编辑:Claire Gutierrez

本文最初发表于2013年8月25日。

翻译:董楠,王艳,Charlie, 黄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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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 根除小儿麻痹行动在巴基斯坦碰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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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除小儿麻痹行动在巴基斯坦碰壁
Sep 2nd 2013, 00:08, by DONALD G. McNEIL Jr.

巴基斯坦卡拉奇——乌斯曼(Usman)因幼时患小儿麻痹症成了瘸腿,他让自己的前三个孩子都接种了疫苗以免再患这种疾病,但却在最小的孩子出生时拒绝了前来接种疫苗的人。

中央情报局(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令他怒火中烧,因为他们在抓捕奥萨马·本·拉登(Osama bin Laden)时策划了一场虚假的疫苗接种活动,他还对美国的无人机袭击很恼火,他说有一架飞机袭击了他认识的一个人的儿子,把他的头炸掉了。他把根除小儿麻痹症这场史上历时最久、代价也最昂贵的行动看做是西方的一次密谋。

他两岁的儿子穆沙拉夫(Musharaf)在1月份因患小儿麻痹症致残,这是今年全世界第一个因此病致残的案例。

今年32岁的乌斯曼和很多普什图族(Pashtun)人一样只有一个名字,他说,"我现在知道我犯了一个错。但是你们美国人给我的社区里带来了痛苦。美国人为根除小儿麻痹症运动出钱,是好事。但你们却利用一个人道主义使命为军事目的服务。"

这种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愤怒,给全球抗击小儿麻痹症的行动构成了极大影响。去年12月,9名接种人员在这里被开枪打死,两名塔利班(Taliban)头目在他们控制的区域禁止进行疫苗接种,声称除非停止无人机袭击,否则不能继续接种。1月份,有10名接种人员在穆斯林占多数的尼日利亚北部被打死。

在那之后,杀害活动人士的事件一直在发生,这些事件相互之间没有联系,被打死的有一名活动人士、一名警官和疫苗接种人员,这些事件都导致疫苗接种行动一度被迫暂停。

抗击小儿麻痹症行动每年要投入10亿美元,预计至少要进行5年,但它现在已经是命悬一线。25年前在这场行动开始时,每年有35万人因该病瘫痪,其中大部分是孩子。去年只有不到250人因此瘫痪,而且只有3个国家始终未能遏制小儿麻痹症的传播,分别是阿富汗、尼日利亚和巴基斯坦。

一些专家担心杀人事件将会严重破坏在这里的行动,但巴基斯坦政府坚持称不会如此,而且已经采取措施确保不会受到影响。在最危险的地区,疫苗接种人员每天的报酬增加到了5美元,还增派了警察和军队护送,设立了控制室以快速应对危机。

然而,完成这项工作的紧迫性在此前就已经显现出来了,原因与此事完全无关。从核武器到板球运动等等一切都与巴基斯坦为敌的印度,两年前根除了小儿麻痹症。

阿迦汗大学(Aga Khan University)疫苗专家佐勒菲卡尔·A.·布塔(Zulfiqar A. Bhutta)说,"没有什么比这件事更伤他们的自尊了。"

根除小儿麻痹症行动头号个人捐助者比尔·盖茨(Bill Gates)称,根除这一疾病"是占据了我大部分时间的大事,"他说巴基斯坦人不想再这么耻辱下去的急切心理"是我们最大的本钱。"

在印度成功根除小儿麻痹症,以及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暗示可能会发布旅游警告之后,巴基斯坦政府采取了紧急措施。他们成立了一个内阁级"小儿麻痹症专项小组"。接种人员的每日报酬翻了一倍增加到2.5美元。政府雇佣1000多名"宣传员"到学校、寺庙辟谣,因为不断有谣言称这些疫苗含有猪肉、控制生育的荷尔蒙或者是导致艾滋病的HIV病毒。

他们说服毛拉来支持疫苗接种。毛拉发布了24条伊斯兰圣令,还把他们的指示印成精装小册子让疫苗接种人员随身携带。

最重要的或许是,行动的指挥权交给了各地的警察局副局长,他们具有卫生官员所没有的警务权力。

巴基斯坦现在已经前所未有地接近目标。虽然在夏季雨季结束之前发病案例还不会达到高峰,但到目前为止今年只有21例发病案例。几年前,流行的小儿麻痹症病毒种类有39种,但现在只有2种。有约30万儿童生活在极度危险地区,接种人员无法到达,但这些地区的污水样本几乎全部显示没有小儿麻痹症病毒。

但是,最终胜利并不取决于政治意愿和与印度的竞争。最近几起杀人事件发生之后,最后的成功大部分将取决于个人的英勇之举,比如一些有影响力的伊玛目会在相机前摆出给儿童接种疫苗的样子。

或者是取决于像乌斯曼这样的人,他和自己患小儿麻痹症的儿子穆沙拉夫一起录制了一段募捐视频,请求富裕的波斯湾国家为其他地方的贫穷穆斯林捐款购买疫苗。

或者是取决于那些志愿者,就像卡拉奇的比比(Bibi)家族的女人那样,成立一个接种小组。其中有两人,18岁的马迪哈(Madiha)和46岁的法赫米达(Fahmida)在去年12月被枪杀。电视新闻中曾播出中她们的女性亲戚跪在两人尸体旁的画面。不仅这些妇女依然在进行接种活动,连马迪哈15岁的妹妹也志愿加入其中。

带领这个小组的妯娌古尔纳兹·希拉兹(Gulnaz Shirazee)今年31岁,她说,"巴基斯坦所有的孩子都是我们的孩子。根除小儿麻痹症依靠我们。我们不能停下来。如果我们太害怕,那还有谁会去做这件事?"

受挫,然后是倒退

普试图部落的与世隔绝和贫穷是其抵抗的原因。这里的很多伊玛目都来自秉承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迪欧班地派(Deobandi),这个教派是在19世纪反对英国占领时期出现的。

普试图很多社区很少得到政府提供的服务,比如卫生诊所、铺建道路或者是收捡垃圾等,但是却得到了由西方捐款者付钱买的崭新的大幅广告牌,来宣传与小儿麻痹症作斗争。

一名蒙着黑纱的咖大普接种人员马迪哈(Madiha)说,"人们告诉我们,'我们需要学校,我们需要道路,我们需要住房,可你们给我们的孩子带来的除了小儿麻痹还是小儿麻痹。'"

去年年中,人们得知2011年中央情报局曾买通当地一名医生,以获取阿伯塔巴德一处宅邸内孩子的DNA样本,证明他们与本·拉登有血缘关系。

尽管这个叫做沙基勒·阿夫里迪(Shakil Afridi)的医生提供的只是一种肝炎疫苗,但人们的愤怒却转移到了小儿麻痹症疫苗上。阿夫里迪因叛国罪被判处33年有期徒刑,目前正在服刑中。

根除小儿麻痹症行动的领导者更是感到前所未有的挫败。他们已经开始应对新一轮的谣言,称疫苗接种人员是在帮助锁定无人机袭击的目标,因为他们用粉笔在住房上画上标记,这样后面跟进的人就能找到他们。年复一年的劝说,就为了让紧张的家人相信接种小组和中情局阴谋无关,结果现在有了一个证据证明是有关的。

布塔医生说,"这是个极大的、愚蠢的错误。"

重返前线

巴基斯坦下定决心后还令国际扶轮(Rotary International)组织回到了第一线。

这个1905年在芝加哥成立的俱乐部从1988年开始参与全球根除小儿麻痹症行动。它从1927年起就在现属巴基斯坦境内的一些地方设有分支机构,目前的领导人是纺织业巨头、作风硬朗的阿齐兹·梅蒙(Aziz Memon)。

今年70岁的梅蒙和国际扶轮组织其他附属组织的高管利用他们的金钱和政治关系维持此事的运转。他们为被杀害的接种人员亲属支付补偿金,并召开新闻发布会,让这些家人呼吁其他人继续奋战。

扶轮组织还在其他一些让政府感到害怕的地方开展工作。卡拉奇的一个工业区天黑以后就成了流氓和基地组织的天下,但阿卜杜勒·瓦希德·汗(Abdul Waheed Khan)在自己的纳尼哈尔学校(Naunehal Academy)里开设了一个扶轮小儿麻痹症诊所。他身材高大、喜欢社交,因为允许女孩进入自己的学校、并开设文科课程而不仅仅是古兰经教学而惹怒了塔利班。他仅有的保镖是当地的一些青少年,他们骑着摩托车行驶在他的汽车两侧,以防有人从旁边截车。

3月,他接待了扶轮组织小儿麻痹症委员会的加拿大主席、79岁的罗伯特·S·斯科特(Robert S. Scott)医生,他飞到这里来为孩子们接种,就为了证明虽然有12月的杀人事件,这场斗争还是会继续下去。

4月份汗在介绍他的诊所时说,"我头顶着一个伊斯兰圣令呢。他们说我是犹太人。我有个朋友发布了一个反圣令,说我是个好穆斯林。"

5月13日,汗被人开枪打死,他1岁的女儿也受了伤。

他的诊所也将被关闭。梅蒙说,"没有人能代替瓦希德,但生活总得继续下去。"

'这是在做好事'

扶轮组织还赞助了一个叫做"转运点"接种的策略,来接近那些因为住的地方很危险而不能接受家访的孩子。

在通往卡拉奇的一条高速公路的一个收费站,古拉姆·吉拉尼(Ghulam Jilani)的小组利用军队的一个检查站来开展工作。

在士兵拦下大巴搜查枪支时,扶轮组织的接种人员就跳上车。正常情况下,他们一天可以给800个孩子接种。

吉拉尼说,在场的士兵可能会迫使一些有反抗心理的家庭进行合作。他还高兴地补充道:"我们吓唬了他们一下。我们说,'你马上要进入一个有病毒的城市。你难道不想保保护孩子的安全吗?'"

他说,约有90%的人这么做了,有时候父母会当着大家的面争执起来,父亲相信谣言,而女人如今是出门在外,再加上有时能得到大巴上其他女人的支持,会坚持要求让孩子得到保护。

在阿富汗边境地区有数千孩子生活在塔利班控制的山谷中,这些小组同样利用军队设置的路检给孩子接种。在通常由士兵把守的医院,护士会把额外的疫苗用冰保存起来,让那些愿意秘密带给邻居的家庭带走。

一些边境地区的宗族首领因为反对接种疫苗失去了政府给他们提供的补助,官员还威胁要取消他们宗族的国民身份证。但是这些首领进退两难;塔利班已经暗杀了很多与政府合作的人。

扶轮组织的梅蒙反对那些他称作"强迫伎俩"的做法。

他说,"我们不能强扭。我们要用爱和关心来说服他们。"

在卡拉奇主要火车站,穆罕默德·艾尔沙德(Muhammad Arshad)头上戴着印有扶轮组织亮黄色齿轮标志的蓝色棒球帽,在数百名带着头巾和头盔帽的男人中显得很抢眼。

在穿过占据在1站台的人群时,他看到一个不到5岁的孩子。

"多好的孩子,"他一边轻轻摸着苏海尔·阿米尔(Sohail Ameer)的孩子阿巴杜尔·拉安(Abadur Rahann)的下巴一边说,"我能给他打小儿麻痹疫苗吗?"

阿米尔同意了,几秒钟就打好了。阿巴杜尔看起来有点紧张,但没有像别的孩子那样嚎叫挣扎。

12月的杀人事件之后,艾尔沙德曾短暂地担心过一段时间。他说,"但是我后来想:这是做好事,神会保佑我的。"

友好的陌生人来到扶轮组织桌前,建议他保险起见还是别做了。他回答说铁路警察会保护他。

他的妻子竭力劝他。

"但是我告诉她,"他说,"如果一个人要死,待在家里都会死。我要继续去工作。"

本文最初发表于2013年7月22日。

翻译:张亮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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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 澳大利亚严厉政策挡不住汹涌难民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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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严厉政策挡不住汹涌难民潮
Sep 2nd 2013, 00:05, by JOE COCHRANE, MATT SIEGEL

印度尼西亚雅加达——今年1月,纳克什·穆尔塔扎(Naqsh Murtaza)终于受够了战火蹂躏下的阿富汗。27岁的他与母亲及两个弟弟穿越边境逃到了巴基斯坦。这是一趟险象环生的旅程,最终目的地是澳大利亚,巴基斯坦不过是第一个中转站。

纳克什没有足够的钱供全家前往澳大利亚,因此他希望自己先去,获得庇护,安顿下来后再立即给他们汇钱。

对纳克什这样的穆斯林而言,抵达印度尼西亚或马来西亚相对容易。宽松的签证限制让进入这两个国家比较简单,随后完整的偷渡网络会将寻求庇护者塞进船里,穿过风浪抵达澳大利亚领土。

与许多类似的破烂船只一样,纳克什乘坐的那艘中途沉没,不得不接受印尼当局的搭救。自始至终,他没有踏上澳大利亚的土地。不过,就算他到了,也很可能无济于事。

澳大利亚下月即将进行大选,外界预计选情激烈。在此背景下,总理陆克文(Kevin Rudd)于7月19日宣布了一项新政策,凡是没有签证乘船抵达该国的人,比如纳克什,都会被遣送到邻国巴布亚新几内亚的一家难民处理中心,并且终生不得在澳大利亚定居。这是该国迄今为止尝试的最具排斥性的措施,希望能拦阻寻求庇护的人潮,因为这一现象已成为棘手的政治难题。

澳大利亚政府在本国的报刊和电视上大力宣传新政策,希望能让移民群体听到,并将其传播到原籍国家里正盘算逃往澳大利亚的亲友中间。

然而,澳大利亚相关政策反复无常的历史让许多移民搞不清当前的规则,还让另一部分人满怀希望,新政策也许会被逆转。来自蛇头和其他各方的虚假信息也对传播该政策的努力构成了破坏。

纳克什和70多名来自伊朗、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偷渡客乘坐的渔船于7月28日启航。有些难民带上了预付费手机,里面存着澳大利亚政府网站公布的官员紧急联络号码。航行了几天之后,一场强烈的暴风雨导致船体受损,让它开始在国际海域徐徐下沉。他们绝望地给澳大利亚当局打了17个小时的电话,从澳方得到消息的印尼当局派遣国家搜救中心(National Search and Rescue Agency)的船只把这些人及五名船员搭救上岸。

移民被遣送回印尼,获许在当地停留,直至联合国难民署(Office of the 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Refugees)判定,他们到底是货真价实的难民,还是经济移民。

长期而言,新政策会在多大程度上阻止移民的到来,这一点尚不明朗,但很明显的是,迄今为止它收效甚微。

根据澳大利亚官方公布的数据,陆克文宣布政策以来的四周里,有2748名移民成功或试图从印尼等地登陆澳大利亚,近两倍于2012年的月均值1434名。官方称,抵达圣诞岛的356人已被送往巴布亚新几内亚的马努斯岛上的一处营地。

政策宣布后动身的一部分人表示,他们没有听说相关消息,比如7月23日离开印尼的那艘沉船上的幸存者。该船当时载有逾200名来自伊朗和斯里兰卡的移民,后来在印尼西爪哇省附近海域沉没,导致至少20人丧生。

另一部分人完全知晓这项新政策,但还是决定启程。28岁的索马里难民阿卜杜勒卡迪尔·阿卜迪(Abdulkadir Abdi)正在印尼等待时机,他在电视上看到了相关报道。他表示,有一些也知道这个消息的同胞于7月31日晚间从印尼的望加锡港出发,前往圣诞岛。自从他们准备出发后,他就再也没听到任何人的消息。

阿卜迪于2011年1月抵达印尼,准备在当地读大学,结果却发现自己被索马里的"教育中介"骗了。他还说,自己本来也想和他们一起走,但付不起蛇头的要价。

"在难民心里,只有两个选择:要么死在船上,要么去到澳大利亚,"阿卜迪说。至于被转送至巴布亚新几内亚的风险,他表示难民的想法是,"也许他们不会把我送走吧——政策会变的。"

Joe Cochrane自雅加达、Matt Siegel自悉尼报道。

本文最初发表于2013年8月26日。

翻译:黄铮

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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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 我们去哪里养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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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去哪里养老?
Sep 1st 2013, 23:32, by 谢芳为纽约时报中文网撰稿

离开波恩前,我捧着一摞青花瓷盘,敲响了邻居老太太的家门。出来开门的却是老太太的女儿、一位70来岁的妇人。她告诉我,母亲昨天去了"home"。记得我刚到德国那年,她母亲已有90岁,还能在院子里走动,看看花、弄弄草,还总夸我用来摆点心的青花瓷盘——正因如此,我才抱着瓷盘去找她,想送给她留个念想。

老太太女儿所说的"home",其实就是"老人中心"。目前,德国有3.8%的75岁至79岁老人、8.2%的80岁至84岁老人,以及17%的90岁以上的老人,居住在"老人中心"或养老院里。他们的入住原因,大多是健康情况相当差、家庭照料缺失,或是已完全无法独立生活。而我的邻居老太太,正是在被女儿照料了6年后、在临终岁月被送到了"老人中心"护理。

中、德国情迥然不同:德国人口8200万,而中国则有13亿。但有一个趋势是相同的,即社会老龄化。据联合国与德国联邦统计局的数据预测,到2050年,两国60岁以上的人口比例都将达到总人口的三分之一。这一趋势对社会意味着什么?政府和社会又该如何解决养老问题呢?

根据歌德学院(Goethe Institut,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在世界范围内从事文化活动的文化学院)网站介绍,虽然在现实中,德国65岁以上老人独自生活的比例高达三分之一,而中国却有三分之二的老人选择与子女一起生活,反映出中西方在"老有所养"观念上的巨大差异;不过,鉴于西方国家在应对老龄化问题上已经走在我们前面,因此,仔细分析差异背后的共性及经验,或许仍能为中国应对老龄化的到来提供一些启迪。

其实,中西方养老形式差异的成因,主要还在于经济基础,另外也包括一些家庭观念的因素。例如德国老人无论退休前后,都享有良好的社会保险制度,说白了就是"不差钱"。他们有能力在退休后把自己送到机构养老。同时,在家庭观念方面,多数德国家庭的子女成年后便离开父母独立生活,虽然他们也会给予年迈的父母帮助,但照顾父母并不是子女们的道德要求和法律义务。

而在中国,尤其是农村地区,老人并不享受社会保障,家庭养老往往成为唯一的选择。即便是对于有福利制度覆盖的城镇家庭,机构养老也远未普及。一方面是因为设施严重不足,另一方面,高昂的费用也不是所有老人都承担得起。

需要指出,当前我国城市老人中的许多人,是在低工资、低待遇、低社保的情况下度过了他们的青壮年,现在老了,本身积蓄就不多,还要被高房价压迫下的子女们"啃老",甚至将毕生积蓄拿出来为子女买房。与西方社会有完善社会福利保险制度保障的老人相比,我们的老人可以说是真正的"未富先老"。家庭观念方面的影响更不用多说,直至今天,中国的社会舆论仍常常把子女将老人送进养老院的行为,看成"不管不顾不孝顺"。

可是,自上世纪70年代中国实行"独生子女政策"以来,由子女养老的传统模式就面临着严峻挑战。如今,出生在70、80年代的第一代独生子女已经纷纷成家,马上面临需要同时照顾几对老人的窘境。 

从"由谁养老"的困局,就自然引出了"去哪养老"的问题。

西方社会老龄化比我们提前到来,早在上世纪70年代,美国就出现了由私人开发商营建的、以养老为目的的社区,适合刚退休、能照顾自己的老人。据作者张卫国发表在《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2年5期上的《美国养老社区研究》介绍,其中一种是"退休新镇" (retirement new towns),一般建在佛罗里达、新墨西哥、亚利桑那等南部各州。那里阳光充足、气候适宜且物价低廉,吸引了全美老人迁徙定居。最有名的当属亚利桑那州的目前世界最大的退休社区——"阳光城",人口多达4.6万,内有满足老人健身、休闲、医疗等各种需求的服务设施。另有一类"退休村"(retirement villages),规模较小,是在现有社区里再划出土地建老人公寓,利用社区内已有的医疗、健身资源。

还有一类就是"养老院"或"老人照顾中心"(congregate housing)了。它们不同程度地依靠联邦、州政府或其它民间机构的赞助来兴建,接纳对象多是年老体弱、需要照顾的老人。住在这类机构里的生活开销视具体条件而定,各级政府会提供补贴,宗教、慈善机构和非盈利组织也会提供资金援助。

不过,退休后卖掉自己的房子,搬到气候宜人、生活成本更低的社区去住,这种养老方式在美国早就过气了;现在,老人们更愿在自己居住的社区养老,或搬到子女所住社区建的"居家援助式"老人公寓安度晚年。

于是近年来,在欧美的报刊上经常出现"自然退休社区"(Naturally Occurring Retirement Community)这个词。这类社区并不是刻意为退休老人设计的,而是鼓励老人退休后仍留在自己熟悉的环境里养老。《美国养老社区研究》一文指出,目前在美国约有27%年过55岁的老人居住在"自然退休社区"里,而只有5%至7%的同年龄段老人住在规划的老人社区。

一些私营公司也看到了市场机会,开始开发、建造新型"居家援助式"老人公寓,主要供家境比较宽裕的老人选择。老人在这里住在拥有单独卫生间和厨房的套间,有专门服务人员上门清洁、提供穿衣、洗澡和膳食服务,利用有限的公共资源提供优质服务,并通过社区志愿者的活动增加社区凝聚力,让老人们能继续在体面的"家"中安度晚年。

较之于传统养老院中通常由两、三位老人合住一间、中间以布帘隔开的居住形式,这种公寓令老人们生活得更自在。而且对于养老院里的老人,活动和膳食都有严格限制,而在"居家援助式"的老人公寓中,老人可自己开伙,或让服务人员提供每日三餐,更具灵活性。这些都是令"居家援助式"公寓一时风靡、甚至出现供不应求局面的优势。

当然,对于低收入老人而言,"居家援助式"老人公寓的收费比较昂贵,又因其是私人公司筹建的,不能像由地方政府兴建的养老院和老人中心那样,为低收入老人提供政府补贴,所以"居家援助式"的老人公寓,在入住老人的经济实力上,门槛还是很高的。

西方国家的养老场所和形式已经如此多样化和细分化,那么在中国有没有这样的例子呢?回国后不久,笔者就去看望住在北京北郊"太阳城"(即"北京太阳城国际老年公寓"),中国国内最早专门面向老年人的房地产项目之一,简称"太阳城")里的父亲友人刘叔叔。确切地说,是刘叔叔的儿子开车把我载去的。如果让我自己从城里坐公交车,恐怕至少要辗转两到三个小时。这一路过去,我接到无数通刘叔叔的来电,询问我们"到哪啦?",可见他是多么盼望亲友的探访。

我原以为,这个从名字上令人联想到前文提及的"阳光城"等美国退休新镇的老人社区,会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但到了那里,发现除了空气新鲜、地域空旷等郊区公寓的特点之外,对于老年人居住,也就谈不上有多大优势了。然而缺点却显而易见——离子女在城里的住处和老人的朋友们都很远。说起这里专为老年人居住所做的配套工程,叔叔、阿姨似乎并不很满意,而是"失望大于期望":入住后的服务远没有开发商当初承诺的那样完备和及时。虽然根据一些媒体宣传,北京太阳城在中国的"养老地产"当中已算是走在前头且较为成功的范例了。

北京市老龄办2012年发布的《北京市2011年老年人口信息和老龄事业发展状况报告》显示,在北京市户籍总人口1277.9万人中,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有247.9万人,占总人口的19.4%;而北京投入运营的养老机构床位总数仅7万张。也就是说,"机构养老"远远满足不了北京市老年人口的需求。

于是这几年,巨大的供需缺口也在中国催生出"养老地产"这类全新的概念及项目。同时,如天津等地方政府也曾试行一些扶持政策,推动这类地产的发展。目前,包括万科、保利、绿城在内的众多大型房企都已涉足其间,甚至泰康、新华等多家保险企业也携巨资进入了这一市场。然而根据许多媒体的调研,现实却变成了,由于目前中国的开发商们对于所谓的"养老地产",尚未摸索出有效率、可持续的盈利模式,做养老机构几乎挣不到什么钱;而相关政策和监管又有诸多漏洞,于是很多开发商做此类项目,都是先打着"养老地产"的幌子享受优惠来拿地、囤地,然后通过"变味"的商业开发高价售房赚钱。以这样的投机思维开发老年社区,房子卖完后的后续日常运转自然不可能真正满足老年人的需求。北京的"太阳城"也遭到过此类诟病

其实,即便在发达国家,"养老地产"的开发也是在政府政策扶持与监督下,以微利、让利或者无利的模式经营的;后期的运营服务才应是"养老产业"经营者持续利润的来源,也是养老产业得以可持续发展的基点。因此在中国,无论是政府还是开发商,那种想打着"养老产业"幌子开发房地产盈利的、"蚊子腿上劈三两肉"的想法趁早休矣!

通过对中、外老年社区发展形势的观察、对比可见,中国相关产业目前仍处于初级而不规范的阶段。着眼未来,笔者比较赞成中国开发者探索的方向是,在城区内的原有普通社区中,配建养老组团或养老公寓;或者在新开发的社区里,在建普通住宅的同时,拿出一小片地配建一至两栋"养老公寓"。这种开发模式尤其符合中国老人希望与子女相互辅助的生活模式,也较适合第一代独生子女需要同时照顾多位老人的需要。

而在这方面实践中,政府和非盈利机构尤其有许多事情可做。从政府层面看,可以从明确土地专项用途及出让政策着手。目前在中国城市规划领域,还没有"养老产业用地"这一特殊土地用途;于是商业型养老项目基本都建在国有出让用地、以招拍挂方式获得的居住用地、商业用地和医疗用地上,导致前期土地成本非常高、出售价格自然也就很高,令老人们难以承受。

而包括物业管理、社区服务等的后期运营,则可以由政府购买非营利组织的社区服务合同、经营社区养老产业。这不失为一种良好循环的运作模式。

谢芳是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

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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