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月21日星期二

纽约时报: 叙利亚和谈在即,与会各方不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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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利亚和谈在即,与会各方不乐观
Jan 21st 2014, 13:55, by MICHAEL R. GORDON, ANNE BARNARD

华盛顿——本周一,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外交官设法挽救了让人期待已久的叙利亚和平会议。此前,由于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Ban Ki-moon)出人意料地给伊朗发出了与会邀请,导致这场会议在开始前就已陷入破裂的边缘。

伊朗人可能出席会议的消息激怒了叙利亚反对派领导人。他们表示,自己不会参会。不过,在长达一天的密集磋商后,潘基文取消了对伊朗的邀请。美国官员在磋商中明确表示,他们对潘基文的举动感到不快。外交官们确认,会议将于本周三在瑞士召开。尽管这场24小时的争端将人们的注意力从谈判关于叙利亚前途问题的主题上引开,但它似乎为此次会议奏响了最恰如其分的序曲。哪怕最乐观的美国外交官都认为,此次会议将是一次旷日持久、艰苦卓绝、结局难料的谈判。按照计划,叙利亚内战的参战各方将在本次会议上首次碰面。

美国国务院的一名高官于本周一表示,"我不认为,与叙利亚打过交道的哪个官员会对此次会议取得快速进展抱有任何错误的预期。这是过程的开始。事情的进展不会很快。"事实证明,他的表述是当日甚为乐观的评价之一。

实际上,难以想象有哪个和谈会是在时机更为不利的背景下召开的。

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John Kerry)在2013年5月出访莫斯科时宣布,美国打算联合俄罗斯召开和平会议。这个建议首次于此前一年在日内瓦得到了讨论。不过,消息公布以来,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Bashar al-Assad)强化了自己的军事地位,而不受控的叙利亚反对派则变得更加分裂。对于如何阐释会议的使命,俄罗斯和美国意见不一。

同时,美国对阿萨德政府的影响力下降了。去年就任国务卿的克里在一开始宣布了自己的意图,他要改变阿萨德对自己的掌权能力的"估算"。不过,去年秋天,奥巴马政府取消了对叙动武的威胁,以换取要求叙利亚销毁化学武器库的协议。与此同时,不管从哪个方面说,美国给叙利亚反对派提供的训练和武器装备始终十分有限。

美国前中东问题特使丹尼斯·B·罗斯(Dennis B. Ross)说,"任何旨在设法平息激烈冲突的政治会议要获得成功,都需要一定的基础,要化解激烈的冲突就更不必说了。需要一个广受各方认可的会议议程;与会各方必须要有取得某些最微不足道的成果的意愿;会议的共同主办方必须有一些基本的共同目标;会议对参战各方必须具有足够的影响力,以促使他们达成一定的妥协。"他还说,"其中的大部分条件,本次会议都不具备。"

参与会谈筹备工作的一名西方外交官补充说,"我们没有备用计划。"

克里给中东会谈设定了在九个月内达成和平协议的目标,与之不同的是,他既没有设定完成叙利亚和谈的目标期限,也没有提出要在多长时间内建立过渡政府接掌权力,当然这样做的前提是阿萨德同意放弃权力。 在去年与叙利亚反对派举行的一次闭门会议上,克里指出,越南和谈曾经持续了多年。

虽然存在巨大的障碍,美国国务院依然坚称值得举行和谈,这是因为,推动建立一个过渡机构治理叙利亚是本次会议的一个主要目标,而这可能会在包括阿拉维派在内的阿萨德的传统支持者中引发离弃行为。

 一名国务院官员表示,"我们从内部人士当中获得了大量的信号,在叙利亚政权内部,就在该政权的支持者中间,存在着急于寻找和平解决方案的群体;他们想寻找出路。"

谈到叙利亚反对派的时候,他还说,"这是他们前往日内瓦的全部理由。那就是推动替代方案,推动一个替代性愿景。"

不过,如果说这就是目标,那么哪怕和谈还没召开,阿萨德就已在设法重新定义和谈目标了。在法新社(Agence France Presse)周一刊登的文章中,阿萨德表示,会议的目标应该是讨论反恐方案,那种认为他会和流亡中的反对派分享权力的想法是"完全不切实际的"。

与此同时,美国官员称,通过加大国内的打击力度并持续轰炸阿勒颇,叙利亚政府军进行了军力展示。

叙利亚和谈将于本周三在瑞士的蒙特勒揭幕,首先由克里及各国外长发表一轮演讲。周五的时候,和谈将转场到日内瓦,由叙利亚反对派官员的代表团坐下来与阿萨德派出的团队会面。

参加本次会议对双方而言都有风险。对叙利亚政府代表团而言,挤满了外国记者、西方外交官和叙利亚反对派成员的酒店大厅是宣传己方立场的一个机会,然而,任何被怀疑谈论参与过渡机构可能性的人,或许都要在国内承担后果。

至于反对派联盟,由于坐下来与阿萨德的代表团谈判,他们面临在国内武装中的影响力遭到进一步削弱的风险。反对派尚未公布代表团成员及其数十名顾问的名单,不过,据传其中仅包括少数几名军事将领。

当下最紧要的问题是,谈判能否带来援助通道的开通、战俘的交换,或者地方性停火?阿萨德政府对粮食、药品及援助物资的运输设置障碍,试图迫使反对派投降,而上述问题对缓解这种日益恶化的人道主义现状至关重要。此外,这类措施的目的还包括为最终的政治和解创造环境。

Michael R. Gordon自华盛顿、Anne Barnard自贝鲁特和日内瓦报道。Somini Sengupta自联合国、Sebnem Arsu自伊斯坦布尔、Hwaida Saad自贝鲁特对本文有报道贡献。

翻译:张薇、黄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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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 韩国人信用卡够多但不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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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人信用卡够多但不够安全
Jan 21st 2014, 11:01, by CHOE SANG-HUN

韩国首尔——韩国三家信用卡公司的多名高管周一提出辞职,此前,这些公司的大量客户数据失窃,导致韩国2000万人受到影响。韩国总人口约为5000万。

本月,检方逮捕了韩国信用评价公司(Korea Credit Bureau,简称KCB)一名39岁的技术人员之后,这起案件随之被曝光。韩国信用评价公司是一家评级公司,它受雇于这些信用卡公司,负责帮助后者改进系统,以保护客户数据。随后披露的信息显示,这名男子窃取了韩国国民银行金融集团(KB Financial Group)、农协金融控股公司(NongHyup Financial Group)和乐天信用卡(Lotte Card)发行的1.04亿张信用卡的用户个人信息。

检方只透露该男子姓朴(Park,音译),并表示,朴某从2012年5月到2013年12月对数据实施了窃取,并将它们复制到了一个USB存储设备上。韩国监管机构金融监督院(Financial Supervisory Service)在一份声明中说,这些数据包括:用户姓名、电话号码、社保账号、电子邮箱、居住地址、收入状况、信用卡每月使用情况以及客户的其他信用评级信息。许多用户的信用卡号也被窃取。

检方还指控两名电话营销公司的经理从这名技术人员那里购买了这些数据。检方说,他们没有发现这些数据被进一步传播的证据,但很多人担心,这些信息可能已经落入金融诈骗者的手中。

韩国政府的最高金融监管机构、韩国金融服务委员会(Financial Services Commission)主席申齐润(Shin Je-yoon)周一对记者说,"虽然一些个人信息遭到泄露,但还没有被散播。我知道,人们非常担心信息泄露可能导致他们的信用卡被用于非法途径,但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

尽管如此,仍然有大量愤怒的客户涌到银行的分支机构,或者联系信用卡公司的呼叫中心以及登陆其网站,询问自己的数据是否被窃取。一些人要求更换新卡。周一,一些律师和民间团体宣布起诉这三家公司。

这起案件的严重性迫使政府不得不采取行动来平息恐慌情绪。总理郑烘原(Chung Hong-won)周一要求政府对责任人"进行更加严厉的处罚"。

当天晚些时候,三家信用卡公司的负责人在一个联合新闻发布会上露面,面对摄像机镜头鞠躬致歉,承诺赔偿客户任何可能出现的经济损失。

但当天晚些时候,政治情绪愈加紧张,由于未能阻止盗窃事件的发生,负责监管事务的最高官员申齐润也在议员面前鞠躬道歉。周一下午,这些信用卡公司的高管开始递交辞呈。

韩国是全球网络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也是世界上发行信用卡数量最多的国家之一。韩国政府鼓励使用信用卡,从而更容易追踪金融交易,进而打击腐败。腐败是韩国企业界的一个顽疾。许多人持有多张信用卡。

韩国人可以真正做到不带任何现金生活。出租车、巴士、酒吧、报摊和饭店都可以刷卡。

但韩国的金融业已经受到了一系列大规模客户信息盗窃事件的困扰,包括通过黑客攻击,以及由本公司员工实施的盗窃。这暴露出韩国公司对机密用户数据的管理漏洞百出。

在网络安全领域,外部威胁已经被视作更大的风险,传统的安全防御手段已经开始针对这些风险。人们曾以为,杀毒软件和防火墙就足以防止外部力量侵入内部网络。但如今,公司员工可以在个人移动设备上携带公司数据,或者在个人的Dropbox和谷歌账户中存储专有数据,因此,数据从内部人士那里丢失的可能性要大得多。一系列新的数据安全产品正在试图保护数据不会被内部人士泄露。

 在企业和政府数据中心内部,Imperva等数据安全公司可以为有价值的资产提供额外的保护。Imperva公司总部位于加州红木海岸。另外的一些公司,比如旧金山软件公司Splunk以及加州红木城的Sumo Logic,则可以分析数据在机构内的流动情况,寻找数据移动模式,发现其中的异常——比如一名雇员将大量信息从企业数据库中转移出去——从而向信息技术专业人员实时发出警告。

尽管如此,这些措施起效的前提,是人们实施这些措施。韩国监管机构周一对记者说,这三家信用卡公司的被盗数据没有被加密。

Nicole Perlroth自洛杉矶对本文有报道贡献。

翻译:王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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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 中美经济规模差距正迅速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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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经济规模差距正迅速缩小
Jan 21st 2014, 07:55, by KEITH BRADSHER

周一上午发布的中国经济增长数字或许表明中国经济增速出现放缓,但按美元计算,这些数字仍然表明中国的增长速度将近美国的四倍,意味着两国经济规模的差距正在迅速缩小。

差距缩小的速度可能比以下重要数据所显示的速度快很多:中国周一表示,刨除通胀因素之后,中国经济去年增长了7.7%,与此同时,美国预计将于1月30日宣布,它去年的经济增长率为大约2%。

但是,这种刨除了通胀因素的增长率对比忽略了两个重大因素:中国物价的增长速度比美国快,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也一直在升高。

去年,中国的名义经济产出——未刨除通胀因素——增长了9.5%。据新加坡投资银行及经纪公司OSK-DMG工业化国家首席经济学家托马斯·林(Thomas Lam)估计,美国去年的名义经济增长为3.4%。

去年,人民币对美元升值了3%,进一步提高了中国的经济增长数字。综合各种因素——包括去年早些时候货币差异略小的情况,结论是按美元计算,去年中国经济增长了12.4%。

美国的增长率估计仅为3.4%,中国的数据几乎是美国的四倍。

按照美国标准,12.4%的增长率听起来似乎非常惊人,然而,在通胀率和实际增长率更高的时候,中国近年的增长率曾经达到更高的水平。按美元计算,在2006、2007、2008、2010和2011年,中国经济都增长了18%以上。2009年由于全球金融危机,才没有达到这个水平。

将更快的实际经济增长、更高的通货膨胀和不断升值的货币综合起来,便可以解释以美元计的中国经济为何在2003年至2013年间增加了四倍多,达到9.2万亿美元(约合56万亿元人民币)。中国的经济规模依然只是略大于美国经济的一半,但却正在快速赶上。

周一公布的数据引发的问题是,中国的这种速度还能保持多久,更何况,中国前些年一直在不遗余力地通过极其迅速地扩张货币和信贷来为增长提供资金

许多迹象表明,中国的速度正在放缓。中国的名义经济增长速度已从2007年22%的巅峰水平暴跌至2010年和2011年的接近18%,又在接下来的两年跌到了略低于10%的水平。

这种迅速放缓并未完全体现在实际经济增长数据当中。然而,中国的借款方必须用实际的人民币来偿还贷款,不能用刨除通胀因素之后的人民币。因此,对他们来说,重要的是名义增长率。

在中国,即便是相当大的公司也发现,自己拿到的贷款利率攀升到了8%以上。许多没有政治后台、规模也不足以从国有银行系统获得贷款的中小企业严重依赖非正式市场——他们正在从地方上的高利贷者那里借钱,后者从邻里和社区吸纳资金,出借的时候通常会收取超过20%的超高年利率。

当名义经济增速仅为9.5%且似乎仍在下降时,超高的利率就变得难以承受。西安的油漆经销商丁磊(音译)抱怨说,尽管像他的公司那样的企业正在苦苦挣扎,他所在的城市却和中国的许多城市一样,非正式利率依然维持在月息2%,也就是复利年息27%。这表明,放贷方对违约很警惕。

"实在太高了,我不明白为什么还能这么高,"他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说,"我的公司最近没那么景气,这么说吧,肯定比不上两年前。"

翻译:陈柳、陈亦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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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 被扣韩裔美国传教士呼吁朝美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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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扣韩裔美国传教士呼吁朝美谈判
Jan 21st 2014, 11:01, by CHOE SANG-HUN

韩国首尔——周一,一位在朝鲜关押了一年多的韩裔美国传教士出现在平壤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请求美国政府与平壤谈判,确保他获释。

"我相信,通过美国政府与这个国家的政府达成紧密合作与共识,我的问题能够得到解决,"美联社(Associated Press)发自朝鲜首都的一则报道援引基督教传教士肯尼斯·裴(Kenneth Bae)的话说。

45岁的肯尼斯·裴头戴一顶灰色的帽子,身穿灰色囚服,胸前印着编号103,他说这场新闻发布会是应他的要求召开。美联社、新华社等数家外国新闻媒体出席了在平壤召开的这场发布会。

根据美联社的报道,他表示他对自己犯下的反朝鲜罪行已做出道歉,他在关押期间没有受到虐待。

中国新闻机构新华社援引他的话说,他得到了朝鲜政府给予他的"人道主义"帮助。

但肯尼斯·裴发表此番讲话时有看守在场,无法确认这是否是他的真实想法。

肯尼斯·裴去年接受了日本一家亲朝报纸的采访,他对记者发出了相似的请求,希望华盛顿能派高级别官员赴平壤,为他的罪行"道歉",并帮助他获释。

外界分析人士表示,可能是朝鲜安排肯尼斯·裴向国外的新闻媒体发表此番讲话,来吸引国际舆论对他关押一事的注意,从而迫使华盛顿与平壤政府接触。朝鲜也允许肯尼斯·裴写信给他的家人,并批准了他的母亲去年10月份去探望他。

自2009年以来至少有7位美国人在朝鲜被关押,但肯尼斯·裴是关押时间最长的一位。他于2012年11月随同一队游客从东北部城市罗先进入这座封闭的国家后被捕。

2011年录下的他在圣路易斯一家教堂的布道视频显示,传教士肯尼斯·裴想要以旅游生意作掩护,在罗先建立地下宣教组织。

去年4月,朝鲜最高法院认定肯尼斯·裴有反朝"敌对举动",判处他15年劳动教养。一位朝鲜政府的新闻发言人当时指责他密谋"通过反朝鲜的宗教活动来摧毁我们的体制"。

8月,肯尼斯·裴因为背疼以及其他疾病被移送到平壤一家医院。

他的家人和美国国务院已多次提及他的健康问题,呼吁朝鲜本着人道主义释放他。

华盛顿也指责朝鲜对肯尼斯·裴量刑过重,司法程序不公开。

8月,朝鲜突然取消了一位美国特使赴平壤讨论释放肯尼斯·裴的计划。

12月,朝鲜释放了关押的另一位美国人,但肯尼斯·裴却一直未能获释。85岁的朝鲜战争老兵梅里尔·纽曼(Merrill Newman)去年10月访问朝鲜。在朝鲜官方新闻机构播放了他朗读一封"道歉信"的视频后他被释放。纽曼在信中为自己在朝鲜战争和访朝期间的"敌对举动"道歉。朝鲜还表示,在决定释放纽曼时,也考虑了他的年纪和健康状况。

比起那位80多岁的游客,肯尼斯·裴构成的威胁要更大。虽然朝鲜官方表示保障宗教自由,但人权活动人士一直说,朝鲜政府打压任何基督教的影响,对任何被认定与传教士有接触的朝鲜公民施以严酷的刑罚,包括死刑。

在新领袖金正恩(Kim Jong-un)的领导下,朝鲜号召加大对此类外部影响的打压。

去年朝鲜进行了核试验,并威胁发动战争,引发了局势的升级。而近来,它开始试图与华盛顿和首尔沟通,表达对话的意愿。朝鲜曾利用以刑事罪名关押的美国人,促使美国高官访朝寻求他们的释放,其中包括两位前总统吉米·卡特(Jimmy Carter)和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

华盛顿坚持表示,如果朝鲜政府不做出具体的表态,放弃其核武器发展计划,就不会与朝鲜进行正式的谈判。

翻译:曹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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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 中国留德学生致信总书记:带先进技术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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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留德学生致信总书记:带先进技术回国
Jan 21st 2014, 10:34, by 狄雨霏

中国官方新闻媒体报道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在德中国留学生之间的通信促使中国留学生热切承诺报效祖国,并把"先进技术"带回中国。此番书信往来体现出中共和政府力图控制海外的中国学生、研究人员和商人。

包括新华社、《光明日报》和《环球时报》在内的官方媒体机构报道称,通信始于10月21日,当时习近平在北京欧美同学会的一次聚会上发表讲话,呼吁海外华人帮助祖国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光明日报》的一篇报道称,受到鼓舞的一群在德留学生写信给习近平,表达了他们的个人抱负、希望中国成为强国的梦想、对民族复兴的支持以及为此而奋斗的决心。该报道称,这封信在那些留学生听到习近平讲话的当天"深夜"就被送到了柏林的中国大使馆。

又过了三个月左右,习近平给那些学生回了一封信。新华社报道称:

习近平1月16日给全体在德留学人员回信,表示希望他们能把信中写到的坚持爱国、坚持理想、坚持学习、坚持创新、报效祖国和人民这些信念付诸行动。
在马年春节将至之际,习近平还向那些留学生及家人表示了诚挚的问候。

1月16日是上周四。仅仅三天之后的周日,学生们在柏林的中国大使馆同中国驻德大使史明德举行了一次会议。在那次座谈会上,留学生张笑宇进行了发言。据报道,张笑宇正是在德留学人员致习近平(他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那封信的执笔人。他说:

看到总书记的回信,倍感鼓舞,更深刻体会到总书记和祖国人民的期望。我的父母也非常激动。

我们在德学子向总书记保证,坚持爱国,坚持理想,坚持学习,坚持创新,始终不渝地把为了祖国人民的幸福作为今后学习和奋斗的第一目标。

至少一名西方情报官员认为,此次通信是一种标准做法,目的是确保科学技术能够从西方的教育机构和公司稳步流回中国。

去年出版的书籍《中国的工业间谍活动》(Chinese Industrial Espionage)便是以这种情形为主题。该书宣称,长期以来,中国一直在运营一个非常庞大、"不受法律管辖的"情报网络,通过海外的中国人将前沿研究成果送回中国。

前述官员通过电子邮件进行了回应,因为操作方面的问题,该官员要求匿名:

习近平与在德留学人员的官方通讯并不新奇。数十年来,历任中国领导人一直在与美国、欧洲和亚洲的中国科技支持组织进行此类交流,具体时间通常是在中国农历新年或其他中国假期。从广义上说,"学生"和"学习"可以指所有在海外从事科技工作的人。

海外中国科技"交流"团体——全世界有数百个——能为其成员提供接触中国的门径,由此得到了繁荣发展。这取决于他们对中国计划的响应能力。所有人都能获利,唯一的输家是因这些不受法律管辖的途径而失去技术的东道国。

这些海外组织及其负责人从事中国外交和科技拓展机构安排的交流活动,并且得到了公众认可,由此获得了合法地位。各地领事馆会要求领事辖区内的组织提供一封支持信,中国国家主席"或中国的其他高层政治人物"则为他们的爱国精神深受感动,这样一来,他们又为另一年的例行交易做好了准备。

记者在北京致电中国欧洲经济技术合作协会,一名艾姓工作人员拒绝对此置评,称前述信件往来与协会没有任何关系。协会的网站称,它是由商务部管理的一个专业协会,也是中国处理欧洲商业和贸易的"唯一非官方机构"。这名艾姓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应该向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询问此事。

记者致电隶属于外交部的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接电话的人也拒绝置评,随后又让记者打电话到该协会的欧洲部门,那里的电话无人接听。

狄雨霏(Didi Kirsten Tatlow)是《纽约时报》驻京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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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 标致拟接受东风注资,股价急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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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致拟接受东风注资,股价急挫
Jan 21st 2014, 07:04, by DAVID JOLLY

巴黎——本周一,随着法国最大的汽车制造商标致雪铁龙集团(PSA Peugeot Citroën)与中国合作伙伴拟议的注资交易轮廓变得更加清晰,它的股价出现了大幅下挫。

2013年是标致公司在欧洲市场连续第六年出现萎缩,它正在奋力应对这种困境,但其资金消耗速度非常之快。周一巴黎股市收盘后,该公司证实了它正在寻求与东风汽车公司达成一项交易,以增进双方的合作,此外它也在考虑约30亿欧元(约合人民币246亿元)的增资计划。

标致公司表示,"在理想的情况下",东风与法国政府将在同等条件下购买它增发的新股。该公司说,增发新股旨在募集30亿欧元的资金,老股东也可以购买这些新股,具体公告有望在2月19日该公司发布2013年全年业绩时发出。本周一,标致公司在巴黎的股价大跌11%,因为老股东认为现有股票的价值将遭到稀释。当天早些时候,法国财经报纸《回声报》(Les Échos)报道了增资谈判向前迈进的消息,而其第一步,就是法国政府和东风公司将以相当于目前股价大打折扣的价格购买标致股份。

法国CM-CIC Securities证券公司分析师弗洛朗·库维何(Florent Couvreur)估计:该交易结束时,标致家族、法国政府和东风公司将各自拥有该公司约14%的股份,小股东手上的股票将贬值约60%。上个月,通用汽车公司(General Motors)已经出售了它持有的7%标致股份。

"我们一直都对这样的项目心存怀疑,"库维何在一份研究报告中写道。"对于非常脆弱、境况太糟的工业项目来说,增资会大幅摊薄现有股票的价值。"

更糟的是,库维何说,标致接下来很可能会在公司治理方面遇到问题,因为"这三个相关股东的目标将会截然不同"。

"驯服一只三头狮会很困难,"他写道。

在法国,标致公司通常被称为PSA,它是欧洲第二大汽车制造商,排在大众汽车集团(Volkswagen)之后,但它缺乏规模,难以卓有成效地与全球最大的汽车制造商开展竞争。本周一,标致表示,其2013年在全球的汽车销量为280万辆,较上年下降了4.9%,虽然其欧洲业务再次出现萎缩,但在中国市场——标致的第二大市场,法国是其第一大市场——涨幅超过26%,达55.7万辆。

东风是中国的一家大型汽车制造商,已经跟标致成立了一家合资企业。标致希望与东风达成一项协议,以获得资金,扩大它在一些正在增长的市场上的汽车销量,这些市场位于欧洲之外,包括东南亚地区。而东风也将获得技术,并在全球舞台上获得一席之地。

标致公司女发言人安东尼亚·克尔皮纳(Antonia Krpina)拒绝置评,而是引用了该公司去年12月发布的一则声明。该声明称标致正在跟包括东风公司在内的合作伙伴"审查潜在的工业及商业发展项目",注资是选择之一。

标致正在设法削减其在法国的劳动力数量,以获得与需求相符的制造产能。此举不仅令工人感到焦虑,而且促使了弗朗索瓦·奥朗德(François Hollande)总统的社会党政府在注资谈判中发挥主导作用。政府在该公司董事会中占有一个席位。上周日,法国工业部长阿诺·蒙特布尔(Arnaud Montebourg)试图对工人进行安抚。

在电视节目《大陪审团》(Grand Jury)中,蒙特布尔说,"如果你想问我,'你在关注这件事吗?够不够专注?你去过中国,跟中国政府谈过吗?你见过东风公司的领导吗?'所有这些问题,我的回答都是'是的'。"

"如果你提出的最后一个问题是,'PSA仍然会是法国公司吗?'我的回答是,'PSA仍然会是法国公司。'"

翻译:土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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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 中国大气污染影响远及美国西海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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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气污染影响远及美国西海岸
Jan 21st 2014, 04:52, by 黄安伟

北京——美国一家知名科学期刊周一发表的一篇论文称,中国出口行业的肮脏排放物被卷携着飘过太平洋,对美国西部的空气造成了污染。

论文作者称,该研究首次量化了美国的空气污染在多大程度上是来自中国出口商品的生产,以及全球消费者对这些商品的需求。论文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上,由3个国家的9名学者合著。该刊还在去年发表了其他一些研究人员撰写的一篇论文。那篇论文发现,因为空气污染,中国北方人口的寿命缩短了

最近这篇论文探究了相互关联的经济体对彼此环境的影响。参与研究的科学家写道,"把生产外包给中国并非总能让美国——在这一点上,北半球的许多国家均如此——消费者免受空气污染的环境影响。"

他们写道,尽管美国制造业活动的减少的确意味着美国东部的空气更干净,但中国为美国市场生产商品所导致的空气污染物流动已经致使美国西部空气质量下降。

文章的第一作者林金泰在接受采访时说,他和其他几名科学家想要研究出口业排放物的跨边界效应,以便了解消费如何影响全球空气污染。

"我们主要关注贸易影响,"北京大学物理学院大气与海洋科学系百人计划研究员林金泰说,"贸易改变了生产地,进而影响了排放。"

加州大学欧文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的新闻稿称,名为西风的全球范围强风能在几天之内让中国的污染物飘过太平洋,导致"污染物出现危险激增",尤其是在春天。论文合著者史蒂文·J·戴维斯(Steven J. Davis)是该校研究地球系统的科学家。该新闻稿还说,"灰尘、臭氧和碳可能会积聚在加利福尼亚和西部其他一些州的山谷和盆地里。"

新闻稿称,黑碳的问题尤其严重,因为雨水无法将其从大气中冲洗掉,因此它能够持续迁移很长的距离。黑碳会导致哮喘、癌症、肺气肿、心脏病和肺病。

"因为中国生产出口商品的工厂排放的氮氧化物和一氧化碳,洛杉矶每年烟雾超过联邦臭氧限制的天数至少多了一天,"该声明说。

利用一个名为GEOS-Chem的模型系统,这些科学家估计,2006年,因为面向美国的出口商品生产所导致的污染物转移到了美国,美国西部的硫酸盐浓度增加了多达2%,臭氧和一氧化碳的浓度也略有上升。他们写道,因为美国东部的人口密度比西部大得多,因此,将生产外包给中国依然会让"美国公共卫生在总体上受益",哪怕这会让西部各州受害。

相比于美国的交通和国内工业等污染源造成的污染,中国排放物对美国西部造成的空气污染依然很小。

进行这项研究的科学家还研究了中国出口业对该国自身空气质量的影响。他们估计,2006年,中国生产活动所产生的全部排放当中,有7.4%的二氧化硫、5.7%的氮氧化物、3.6%的黑碳和4.6%的一氧化碳来自中国对美国的商品出口。

这项跨学科研究始于两年半以前,参与的学者来自英国、中国和美国。研究团队中既有经济学家,也有地球和环境科学家。该研究建立了多种模型,用来分析中国的经济,以及地球的大气和天气模式。

中国的出口行业是中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出口行业排放进行估计的学者对42个直接或间接的排放制造者的数据进行了研究。这些行业包括钢铁和水泥生产、发电和交通。以煤为燃料的工厂是空气污染物和温室气体的最大来源,温室气体会造成全球变暖。

近年来,学者一直在研究中国的总排放对全球空气污染和全球变暖的影响。风会带着中国的污染物前往世界其他地方,下风向国家的居民已经开始担心,本国空气质量已因中国的污染而恶化。例如,日本的一个环境工程师认为,导致屋久岛町树木死亡的一种不明有害物就是中国的污染物。

读过论文之后,研究中国环境政策和法规的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法学教授亚历克斯·L·王(Alex L. Wang)说:"这件事提醒我们,中国排放的传统污染物和温室气体中有相当大一部分与我们每天在美国购买和使用的产品有关。我们应该关注此事,不仅是因为这种污染正在伤害中国公民,也因为它正在损害美国部分地区的空气质量。"

论文的第一作者林金泰说,他希望这项研究可以促使人们展开讨论,是否要用以消费为基础的排放计算方法来取代以生产为基础的计算方法。目前,后者的使用颇为广泛。

去年,出口占中国总经济产出的24.1%,与2007年顶峰时期的35%相比有大幅下降。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尚未导致海外需求减弱,而中国的国内经济仍在继续增长。2013年的数据参考了周一发布的经济数据。

经济学家提醒道,这并不是说整个经济的四分之一都在为出口生产商品,因为中国仍然在从事大量的再加工工作,而不是完全由自己来生产出口产品。

但是,随着众多公司把供应链的更多环节搬到中国,而不只是在中国完成最后的组装工作,中国制造的中国出口商品的比例一直在稳步升高。所以,单凭出口在经济产出中所占整体比例或许无法公平衡量出口对于中国经济的重要性。

2009年,因为全球金融危机,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出现下跌,目前却已恢复强劲增长。中国的计算方法只考虑从中国大陆港口直接运往美国的货物,不考虑途经香港的货物,按照这种计算方法,去年中国的出口从2008年的2523亿美元(约合1.53万亿元人民币)增加到了3685亿美元。相比之下,中国从美国直接进口的商品价值仅为1526亿美元。

美国的统计将途经香港的商品纳入了与中国大陆的交易数字,其统计数据表明,多年以来,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比前述数字还要大,因为中国公司大量通过香港出口,通过香港进口的交易量却小得多。美国尚未发布2013年的全年进出口数据。

黄安伟(Edward Wong)是《纽约时报》驻京记者。

Keith Bradsher自香港对本文有报道贡献。

翻译:陈亦亭、陈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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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 温家宝致信香港友人否认以权谋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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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家宝致信香港友人否认以权谋私
Jan 21st 2014, 03:16, by 《纽约时报》

中国前总理温家宝在写给香港一名报刊专栏作家的信中说,他对自己在任期间的行为问心无愧。

"我从来没有,也绝不会做一件以权谋私的事情,"他在一封写给吴康民(Ng Hong-mun)的不同寻常的信中说。吴康民是《明报》的撰稿人。

温家宝担任了10年中国总理,于2013年3月卸任,曾在2012年10月成为《纽约时报》调查性报道的对象。据《纽约时报》当时报道,他的亲属控制了价值至少为27亿美元(约合170亿元人民币)的财产。

温家宝撰写前述信件之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正在加大反腐力度。他和其他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已批准对中国的前国内安全事务首脑周永康进行调查。

对周永康的调查使得网民和密切关注中国政治的人士纷纷猜测他的命运,猜测其他政客是否也会遭受官方调查。温家宝的信件没有直接提及这些猜测。

吴康民写道,温家宝之所以会写这封信,原因可能是面对不利于自己的传言,"温总是有点悲愤的"。

吴康民说,首次与温家宝打交道时,他正在担任香港的全国人大代表。他送了温家宝一本关于台湾政治的书,温家宝回信邀请吴康民在来京时见面。2011年,吴康民来到北京,两人共进晚餐,网络上还流传着一张温氏夫妇与吴氏夫妇的合影

吴康民说,这位前总理给他写信,是因为他在一个专栏里介绍了温家宝一本有关教育的书。温家宝信件的日期是12月27日。温家宝写道,自己虽然过着退休生活,但依然关心国内外大事。信中写道,"我希望国家不仅有强大的经济、科技、文化实力,而且有高度的文明和高尚的道德。"

信中接着写道:

"我奉献国家数十年,努力工作,丝毫不敢懈怠。我热爱祖国和人民,追求社会公平正义,心甘情愿地把自己的一切献给民族振兴的伟大事业。我追求完美,是做人的完美,人格的完美,为实现自己信念而奋斗的完美。我从来没有,也绝不会做一件以权谋私的事情,因为没有任何利益能够动摇我的信念。现在退下来了,我要走好人生最后一段旅程,赤条条来到世上,干干净净离开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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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 别替美国贫富分化遮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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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替美国贫富分化遮丑
Jan 21st 2014, 00:02, by 保罗·克鲁格曼

在美国,贫富差异的现实状况越来越严峻。自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在下层的那一半劳动力的实际工资停滞不前,甚至还出现下滑,而顶层那1%却上升了将近三倍(最顶层的0.1%增幅的还要大)。我们可以也应该就如何应对这一局面展开严肃的讨论,然而,有一个浅白的事实是不需要争论的——当前构建起来的美国资本主义,正在动摇中产阶级社会的根基。

可是,当然,还是争起来了。这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厄普顿·辛克莱(Upton Sinclair)的著名格言:当一个人要靠着对某件事情的不理解来拿薪水时,要让他理解这件事情是很困难的。但我觉得,这同时也反映出,这些数字背后的含义是多么令人反感,看上去简直就是在挑起阶级战争——或者你可以会觉得,这表明阶级战争已经打响了,进攻方是财阀。

随之而来的是一场誓要混淆统计数据真相的战役。这场战役在某些地方格外的不加掩饰,几乎就是直截了当地歪曲事实;某些地方则老辣一些,用眼花缭乱的步法苦心经营,编制出一套富人理应富有的谎言。

在歪曲事实方面的例子,看看《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的布雷·斯蒂芬斯(Bret Stephens)最近的一篇专栏就够了,文章先是(错误地)指责奥巴马总统犯了一个事实性的错误,接着声称贫富差异的加剧没什么大不了,因为每个人都获得了很大的增长。那就是为什么美国底层的五分之一人口自1979年以来收入增长为186%!

如果你觉得这个数字有问题,你是对的:它只是个名义数据,没有排除通胀因素。经过通胀校正的数据,也可以在那份人口普查局(Census Bureau)表格里找到;从中可以看出底层五分之一人口的收入其实是下降的。噢,请注意,截止本文刊出之时,《华尔街日报》网站还没有改正这个低级错误。

好了,以上我们看到明目张胆的扭曲是什么样。那么哪些是做的比较漂亮的呢?

我曾经说过,保守派看来在死守一个观点,即贫穷基本上是穷人的性格问题的结果。这个说法也许曾经有那么一丁点道理,但在过去三十年里,穷人面对的主要障碍,更多地是能给出公道薪水的工作机会匮乏。然而贫穷是活该的谎言依然在继续,相对应地,富有乃天经地义的胡话也不绝于耳。

他们是这样说的:美国的富人之所以富有,是因为他们在生活方式上做出了正确的选择。他们让自己接受良好的教育,他们结婚并维持住婚姻,诸如此类。基本上富有就是谨守维多利亚时代美德的一个回报。

这个说法有什么问题?即便以它自己的标准,它假设的机会也是不存在的。比如,在一个公立大学的资金支持遭到削减,学费大幅升高的年代,有多少穷人的孩子,甚至劳动阶层的孩子,能得到良好的教育?连家庭稳定性这样的社会指标,在相当程度上都是一个经济现象:就业机会匮乏对家庭价值观造成的损害是难以估量的。

然而这种讹说的主要问题在于,它没能辨清贫富差距加大的真正赢家是谁。白领职场人士,即便是相互结成了夫妻,处境也顶多算过得去。大赢家是一个小得多的群体。在"占领"运动中流行起来的"1%"这个词,对上升中的精英阶层是一个不错的概括,不过如果非要说的话,它划得范围太大了:顶层这1%中,有一个更小的群体得到了绝大多数的利益,即最顶层的0.1%。

这些天之骄子都是些什么人?虽说并非全部,但绝大多数都是金融领域的某种高层。这些人有没有资格挣这么多,我们可以具体探讨,但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他们能混到这个水平,可不是靠着谋略、清白和清醒那么简单。

那为什么理应富有的讹说还能如此坚挺呢?主要是通过一种以稀释为手段的扭曲策略。为贫富差距辩护的人几乎永远不会说那1%,更别提真正的大赢家了。实际上他们会说上层的20%,顶多说到5%。听起来似乎是个无害的选择,其实不是,因为这里面把已婚律师和华尔街的狼群混为一谈了。顺便说一句,迪卡普里奥的那个叫《华尔街之狼》的电影在金融圈子里相当受欢迎,主人公的事迹博得了他们的喝彩——这是我们认识新镀金时代现实的又一个线索。

不过,我也知道这种现实会让一些人感到不安,总有没被财阀收买的人,他们希望能描绘出一幅不一样的风景。然而,尽管这些事实带有众所周知的民粹主义偏见,但它们终归是事实——我们也终归需要面对。

翻译:经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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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 年轻人穿越百年的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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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人穿越百年的烦恼
Jan 21st 2014, 00:02, by 乔恩·格林斯潘

多年来我们总是能听到来自和针对千禧世代、以及有关这一代人的抱怨。千禧世代出生于经济大衰退时期,目前正处于儿童和成人之间的状态。他们的痛苦似乎非常具有21世纪的特色:事业的不稳定,科技的迷惘,迟迟不来的爱情、生儿育女和成熟。

而工业革命时期出生的人,随着19世纪美国的大起大落将既有秩序打破,也面临着许多同样的担忧和挑战。

每到新年,年轻的男女们在日记中写满了烦心事,这些担忧放在今天似乎并不陌生:他们发现,和父母住在一起"实在很没面子",他们感觉自己"什么都做不好"。还有一些人则哀叹:"我都25岁了,还没谈过恋爱呢。"他们聚在一起,伴着啤酒和雪茄,抱怨自己离婚姻那么遥远,工作换得如此频繁。

把"停滞不前"说成是千禧世代所独有实在毫无道理。维多利亚时期的年轻人也渴望成熟,也为自己的人生和社会期望之间的差距感到羞愧。

这些美国人一出生就赶上了大动荡。在19世纪,美国人口从500万激增到了7500万。到1900年,纽约市的人口已经和独立战争时期整个美国的人口一样多。美国从一个死气沉沉的农业社会,变成了工业化的庞然大物——生产总值超过了英国、德国和法国的总和——但是每十年经济会崩溃一次。当时在美国呈现的疯狂景象,我们今天在中国以及一个缺乏稳定能力的新社会里可以看到。

对于20多岁、漂泊无依的人来说,国家的每一次巨变都会带来切身的感受,搅动着自己的爱情和事业。许多年轻人不认为自己的个人挣扎只是一个大范围的社会紊乱所泛起的涟漪。因此,每到新年,他们都反省自己。1859年1月1日,19岁的莫莉·桑福德(Mollie Sanford)在经济衰退中被困在内布拉斯加的一块宅地上,她在日记里责怪自己,"和一年前相比一点进步也没有。"

他们最担忧的还是爱情。如今有一些人对婚姻制度的不断变化的感到担忧,但是我们已经习惯了这种调整;而在19世纪,当平均结婚年龄一下子涨到了26岁,美国人一下子懵了——美国的平均结婚年龄直到1990年才重新回到这个水平。在平均寿命不到50岁的世界,结婚年龄推迟到26岁所带来的改变是革命性的。

城市里到处是25岁左右的单身男女,这种情况几乎史无前例。在新年日记里的反思中,他们说,父母到了自己这个年纪都已经有孩子了。一个典型的联邦军士兵在家书中问道,"你们觉得我30岁之前能结婚吗?"

这种社会变化让人们的个人生活也变得混乱,对年轻女性来说尤其如此。婚姻意味着爱情和家庭,但是在一个不鼓励女性工作的社会,年轻女性要依赖丈夫生存。保持单身意味着经济和法律状态的不稳定,还会被别人认为太过孩子气。日记作者艾米丽·吉莱斯皮(Emily Gillespie)的母亲责骂这名中西部农场女孩说,"你都20岁了,还不结婚,"这不是艾米丽一个人的问题,同代人都是这样,不过这已经不重要了。

一些人在寻找爱情,另外一些人则在寻找工作。在进入现代之前,年轻人是在其家庭网络内找工作的,他们在家或是在农场劳动,上午11点左右会停下工作享用茶点,下午还可以打个盹。工业经济改变了这一切。

好消息是,工作机会多了;坏消息是,这些工作让人彼此孤立,而且是暂时性的。如今,工作意味着小工厂或者伐木场或者陌生的铁路部门的工友。他们像机器一样被监控着,承受着提高生产效率的压力,这种生产效率取代了前工业时代劳动的慢节奏。

对年轻人来说,这意味着长期的不稳定。一名年轻男子这一周还在炫耀着自己的新工作,下一周可能就要向父亲要生活费了。受挫的年轻人因为工作与自己的年龄或能力不匹配而忧心忡忡:一名优秀的年轻演讲师抱怨自己在一家破烂的费城靴子厂工作,在本来应该站在街头演讲台上的,现在却在钉鞋底。

尽管19世纪的年轻人面临着许多今天困扰着23岁人的焦虑,他们却有着新的解决办法。第一种办法就是搬家。年轻的男男女女们以漂泊不定闻名,纷纷在"流浪期"离开似乎已经陷入停滞的家庭生活。在威斯康辛的一个县,1870年生活在这里的人中,到1880年已经有90%搬走。大多数人出发时没有计划,没有人脉,只有一个装着个人物品的小旅行包。

另一个解决办法,是找到志趣相投的其他年轻人,就如同一个人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的,分享他们"令人困惑的挫折和蓬勃的希望"。19世纪的年轻人不由自主地想要加入群体。政治运动、文学社、宗教组织,舞蹈俱乐部,连黑帮团伙都人丁兴旺。加入这些组织的男女们在乎其组织的目标,同时渴望的是这些组织创造的集体。他们意识到,尽管不稳定的状态难以避免,是否孤独却是可以选择的。

今天的年轻人经常因为没有遵循1960年多数人的生活轨迹而受到指责。但是只需看看更早的时代,就可以看出20世纪中叶的年轻人是多么不同寻常。高中毕业就结婚、一份工作干50年的社会,在历史上是一个异常值。那个时代有过令人艳羡的成就,但这些成就并不是常态。

更为普遍的,是19世纪的年轻人在新年日记中大量提到的焦虑。美国人认为刚刚步入成年的时候是人生中最危险的一个阶段,为了找到一条通向成熟的路而历尽艰辛。做得最好的一群人往往接受了变化,而不是因为违背了传统而责怪自己。今天的年轻人也可以这么做。不要以20世纪中叶的扭曲视角担心这些年轻人的状态,在新的一年,找到一个新的家,一种新的稳定状态和一个新的群落。

乔恩·格林斯潘(Jon Grinspan)是一名史密森尼学会博士后,目前正在撰写一本关于年轻人和19世纪美国政治的书。

本文最初发表于2014年1月1日。
翻译:王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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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 布隆伯格卸任市长,再掌彭博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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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隆伯格卸任市长,再掌彭博社
Jan 21st 2014, 00:06, by NATHANIEL POPPER

上周,在彭博资讯公司(Bloomberg L.P.)总部的编辑会议上,迈克尔·R·布隆伯格(Michael R. Bloomberg)发出了清晰的信号,表明在返回自己的老公司后,他不打算采取撒手不管的策略。

离开纽约市政厅才刚刚两周的布隆伯格,在回归由其所有、以其名字命名的巨型传媒企业的第一日,就准时出现在了当日早间7点30分的会议上,这让许多员工感到意外,那是公司制定当日重大报道决策的会议。

据三名了解会议内情的人士透露,在环绕着玻璃幕墙的会议室里,布隆伯格直白地表示了他对哪些报道感兴趣,对哪些不感兴趣,比如,让他感兴趣的有涉及新泽西州州长克里斯·克里斯蒂(Chris Christie)的交通丑闻和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奥朗德(François Hollande)的风流韵事。对棒球手亚历克斯·罗德里奎兹(Alex Rodriguez)被停赛之类的事,他就不感兴趣。

员工们没有料到,在连任三任纽约市市长之后回归公司的布隆伯格会这样做。在担任市长时,布隆伯格曾公开表示,他绝不会回去经营自己的老公司。就在几个月前,彭博资讯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丹尼尔·L·多克托罗夫(Daniel L. Doctoroff)还在一次采访中说,布隆伯格不打算"插手公司的日常事务"。

布隆伯格重新插手彭博资讯社的新闻事务,这不仅出乎公司员工的意料,也让一些人对新闻部门的编辑独立性产生担忧。一般而言,新闻机构的所有者会设法避免出现任何影响报道的情况,当他们有政治倾向时尤其如此。

一名参与编辑会议的在职员工以匿名为条件表示,"大家有一些关于新闻伦理的讨论。现在有种没人能对他说不的感觉。"

在进入市政厅之前,布隆伯格并没有公开插手彭博新闻(Bloomberg News)业务的名声。他和彭博利润更丰厚的数据终端业务部门在同一层办公,没听说过他会参加编辑会议。

然而,布隆伯格已经示意,他的兴趣变了。如今他在列克星敦大道和第59街路口的彭博大厦的五楼办公,和电视业务、媒体集团在一起,彭博媒体(Bloomberg Media)新任首席执行官贾斯汀·B·史密斯(Justin B. Smith)跟他在同一个办公区。

据与会人士透露,上周四在和《彭博商业周刊》(Bloomberg Businessweek magazine)的员工举行会议时,布隆伯格发表了20分钟的讲话,内容涉及出版业和新闻业,范围更加广泛。当被问道是否有兴趣收购《纽约时报》时,布隆伯格开玩笑说他没兴趣,部分原因是他无法影响该报的报道。不过同样是在这场会议中,他也说到尽管觉得《彭博商业周刊》的文章有点太长了,但"我不会指示你们该写些什么。"

彭博资讯社发言人崔普特(Ty Trippet)说,"在离开公司十多年后,迈克尔·布隆伯格很高兴在本周有这个机会,包括编辑及记者在内的各部门员工座谈,真切地感受了他们的日常工作是多么地富有创意。"

布隆伯格的回归很有可能会引发有关公司会如何做新闻的讨论。波因特学院(Poynter Institute)新闻伦理专家凯莉·麦克布赖德(Kelly McBride)说,对多数媒体巨头来说,参加编辑会议都是很不寻常的——更不寻常的是他们会对报道发表意见。

"新闻会议是编辑理念得以执行的地方,"她说,"你想要编辑们有信心,他们能够在不需要担心丢工作的情况下,保护新闻工作的开展。你会希望老板出言谨慎,有自知之明。"

早在布隆伯格准备离开市政厅时,彭博资讯公司内外就围绕新闻业务的恰当角色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布隆伯格在1990年就创立了新闻部门,但它是在他离开期间发展成为一家更为严肃的新闻机构的,共有2400名编辑人员。它在新闻领域发展的野心,靠的是每年收费2万美元(约合12万元人民币)的数据终端业务的销售收入。

但是近来,终端的销售开始放缓,编辑部也经过了重组,导致了公司一些最受尊敬的记者离职。

2013年春天,有人发现一些记者利用了数据终端上的一个功能来监视客户的活动。事发后,彭博新闻社受到了批评。然后在11月,数家新闻机构报道,彭博新闻社的高级编辑腰斩了一篇有关一位中国大亨的调查性报道,表示他们不想因此断送了彭博在中国进行新闻报道的能力。彭博新闻社表示,编辑决定暂缓出版仅仅是因为文章还没准备好发表。

在任职市长期间,布隆伯格基本上不干预这类问题。他一直是公司的主要控股股东,但是不能参与其日常运营。

在他任职市长的最后几个月里,他也没有对参与彭博新闻社或公司整体运作表示出强烈的兴趣。

在福布斯(Forbes)10月份刊发的一篇专访中,他谈到了他有兴趣为了促成控枪、移民和气候控制等领域的政治变革而做出努力。"我不会回到彭博资讯公司,"他说。

然而,公司员工周一收到一封电子邮件,多克托罗夫在信中对他前上司的回归表示欢迎。

"迈克在纽约期间很有可能会每天在他五楼的新办公桌工作几个小时,"邮件说道。

周三,公司华盛顿分社的员工了解到,布隆伯格第二天将要到访。据员工们说,管理人员建议他们整理自己的桌面,不要引起那位素以整洁闻名的前市长的注意。

布隆伯格最后推迟了那次行程,改为与《彭博商业周刊》全体员工见面。他表示他非常喜爱这本杂志,也非常希望彭博新闻社的其他部门能做出更多这样的内容。

布隆伯格第一周唯一一张公开的照片是由《彭博商业周刊》的总编辑乔希·泰兰吉尔(Josh Tyrangiel)贴在Twitter上的。照片中的布隆伯格身着西装,正在向泰兰吉尔和史密斯陈述他的观点——看起来非常自在。

翻译:张薇、曹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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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 中国经济增长降温无碍向消费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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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增长降温无碍向消费转型
Jan 21st 2014, 00:08, by 白天娜

香港——在全球拥有260多家专卖店的丹麦家居品牌BoConcept上周在香港新开了一家店,开业仪式上摄像机的闪光灯不断,锣鼓声震耳欲聋,还表演了传统的狮子舞,意在给这家店带来好运。

这是BoConcept在香港的首家专卖店,但公司在中国大陆已经开有18家店,还计划在全国各地再开6到8家店,该公司寄希望于中国富裕程度的不断提高,认为那将推动对其高档时髦沙发和咖啡桌的需求。

BoConcept亚太区经理金姆·穆尔霍尔姆(Kim Moelholm)说,"我们在中国看到很多机遇。"

中国正在进行一场重大改革,目的是让其经济摆脱过去几十年来依赖的增长点:国家驱动的低效投资,以及以向世界其他国家出口为主要目的的制造业。

国内消费需求的增长,比如对像汽车、洗衣机和家具等,是平衡经济的努力的一个关键因素。因此,穆尔霍尔姆的判断正确与否,对中国经济来说十分重要,对许多其他零售商、制造商以及服务供应商来说也很重要,这些已在中国扩大规模的公司包括福特汽车公司(Ford Motor)、服装公司博柏利(Burberry),以及万豪(Marriott)连锁酒店等。

渣打银行( Standard Chartered)驻香港大中华区研究总管王志浩(Stephen Green)说,"发展消费是中国重新平衡经济的一个重要元素。"

周一发布的数据突显了整体经济降温的速度之快,由于过去两年中北京在努力控制往往是低效划拨的贷款,还关停了一批效率低或污染严重的企业。

经过了多年的超高速增长以及10%或更高的年增长率之后,去年中国经济增长率为7.7%,据国家统计局周一发布的信息。虽然这仍高于政府7.5%的目标,也与2012年的增长率相同,但很多分析人士预计今年的经济会进一步降温,由于北京调整经济的"严爱"方式正在继续限制借贷和工业活动。

数据显示,工厂产出以及固定资产投资在12月同样继续表现不佳,这两方面在去年大部分时间里都缺乏动力。

但是,零售业的销售则相对表现强劲,去年12月的增长率为13.6%,零售业是中国13亿人消费水平的一个衡量。法国兴业银行(Société Générale)驻香港的中国经济学家姚炜说,零售业数据是周一发布的数据中的一个亮点。

 王志浩说,"消费还没有达到蓬勃发展的水平,但可能在今年保持不错的表现。"

他说,此外,官方数据往往低估消费在整体经济中的份额,因为未被统计进来的"灰色收入"让许多家庭的实际财富高于数据所显示的。

随着数以百万计的中国人从农村进入城市,工资一直在增长。再加上中国人口的快速老龄化,这都意味着雇主越来越难找到并留住工人。

统计局周一发布的官方数据显示,去年城市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增长了9.7%,将通货膨胀考虑在内后的增长率为7%。农村居民的净收入在去除通货膨胀因素之后增长了9.3%。

这让很多出口商的处境变得更加困难,他们发现提供廉价货物变得更难了。

但是,这也提高了一些人的消费能力,比如32岁的轮船维修公司的财务管理员李洋(音译)。

李洋上月花了21万元人民币,买下了自己的第一辆比亚迪秦汽车。

他说,"我对中国的经济前景从满信心,对我自己的事业也很乐观。我不认同媒体夸大短期波动的做法。中国远不是他们喜欢说的那样,处在崩溃的边缘。这里还有很多增长空间。"

BoConcept的执行官穆尔霍尔姆也同样看到许多中国人消费方式的巨大改变。

他说,"我们15年前在上海首次开店的时候,进口的现代家具还很少见。现在,我们仍面对一个小众市场,价格仍属高端,但人们到我们的店里下10万、20万或30万元订单的现象已不太罕见。"

如今的关键问题是,中国消费带来的经济反弹能力是否将持续下去。

最近在上海成立了一家精品咨询公司Athenee的理查德·胡(Richard Ho)说,中国要想刺激更多的国内消费,就需要培育更活跃的私营经济。

他说,"如果能释放出私有企业的能量,创造一个私有企业和国有企业平等竞争的环境,"就业和工资就能持续增长,从而为国内消费提供支持。

胡先生说,"这是一个循环,他们需要让私营部门正常发展,这样才能驱动消费。但这不会一下子就改变。至少在未来3到5年,政府除了给经济下更多的'感冒药'外别无选择,也就是还得继续对基础设施和工厂等固定资产进行投资。"

政府在过去一年中已经开始控制正规银行的贷款、以及在监管部门之外的"影子"银行活动,以减少未来可能出现的无力偿还贷款的风险。但是,许多分析人士指出,由于影子银行活动的激增,以及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地方政府累积的大量债务,很难避免至少有些债款无法偿还的情况。

穆迪主权风险集团(Moody's Sovereign Risk Group)高级副总裁兼经理汤姆·伯恩(Tom Byrne)说,"我们担心的是,影子银行的问题,可能会影响到正规的银行系统。"

他说,中国国有银行的资本相当充足,只要经济能在不出现进一步信贷增长的情况下,保持7%左右的增长率,银行系统在吸收损失上大概没有问题。他说,如果经济增长下降到6%,"或许也没问题。但如果下降到5%的话,可能就会出问题了。"

 但是与此同时,限制贷款也可能带来危害经济活动的风险,因此北京必须谨慎,不要太快地减少国家投资和贷款,分析人士警告说。

这一切都让中国的整体结构调整能尽快出成果变得至关重要,去年11月的一次共产党会议上给出了结构调整的大致框架。

渣打银行经济学家王志浩说,"对中国来说,今年是成败与否的一年。"

王志浩说,他对中国持"谨慎乐观"态度。

他说,"但是,如果明年这个时候我们不能指出做了哪些重大改革的话,那我们就要开始有点担心了。我们需要看今年的行动。"

白天娜(Bettina Wassener)是《国际纽约时报》(The International New York Times)驻香港记者。
翻译:张亮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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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 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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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讲话
Jan 21st 2014, 00:23

编者按:2013年2月,香港新世纪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回忆性著作——《中国80年代政治改革的台前幕后》。作者吴伟先生是当年由鲍彤主持的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成员,《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执笔人之一,目前中国大陆为数不多的系统研究和记录1980年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历史的学者。他在书中详尽记录了发生于1980年代中国的那场政治体制改革的整个过程,给后人留下了较为清晰的历史影像。它告诉人们,主动通过政治改良,改变权力高度集中的一党专政的政治体制,向民主政治转型,这对于中国的执政党说来,并不是一个完全新鲜的事物。在1980年代,中共党内开明力量曾经主动探索过中国的政治转型,也曾经试图推动中国主动走向现代政治文明。

纽约时报中文网特开设"中国1980年代政治改革系列谈"专栏,邀请吴伟先生就那段历史撰写系列文章,希望通过这个专栏,不仅留住公共记忆,也通过历史照亮今天和未来。此为第二篇。

第一篇:70年代末中国的思想启蒙运动

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做了一篇讲话,对中国政治体制中的"权力过分集中"的弊端进行了严厉批判,首次提出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问题。这篇讲话,后来被中共十三大尊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献",也被党内外的主流研究者们奉为研究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思想的经典。

邓小平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个讲话?他此时作这个讲话出发点何在?这需要考证当时的历史背景。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内高层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第一,在思想理论上,经过真理标准大讨论,和中共中央召开的一系列会议,"两个凡是"在党内越来越没有了市场,邓小平提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成为党的指导思想的主流;第二,在组织格局上,经过"解放思想"和破除个人迷信大讨论,华国锋作为"英明领袖"的光辉形象已经越来越暗淡,以他为首的"毛派"力量在逐步退却,失去一个又一个重要岗位。而邓小平和在党内已经重新站稳脚跟的元老们开始了自己的人事布局,这其中,赵紫阳、万里于1980年上半年调京任国务院副总理,就是最明显的标志;第三,当年由于毛泽东的支持,华国锋一人担任了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国务院总理三个最高领导职务。随着邓小平和重返政坛的元老们在中央的政治砝码越来越重,这种情况就显然不能再继续被他们所容忍了;第四,就在华国锋等"毛派"力量逐渐失去在中央的主导地位之后,原来的经济政策面临着调整。相应的,主持中央日常经济工作的人事,主要是国务院方面的人事,也必然会面临重大调整。

正是由于这些因素,华国锋不再担任国务院总理一职,已是不可避免。现在回过头看,这是邓小平和中共党内元老集团在组织上"解决华国锋问题"整体布局的第一步,也是关键的一步。为了在这个问题上得到全党,特别是党的高层的理解和支持,同时也为了给华国锋等人施加政治压力,这个"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邓小平这篇《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才应运而生。

起草这篇讲话的负责人,乃时任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主任邓力群。他在其回忆录《十二个春秋》中明确地说:"小平同志的这篇讲话,其实质是针对华国锋的,为华的下台做准备,寻找理论根据。""这篇讲话当时是由华国锋领导的政治局通过的。华国锋看没看出讲话的实质,不得而知。"

后来,接任华国锋担任总理的赵紫阳在他的回忆录《改革历程》中也谈到这篇讲话的背景:"当时正在着手解决华国锋的问题。邓小平和陈云都认为华是贯彻三中全会的障碍,陈云甚至认为华是造反派起家,不可信任。华的领导地位,邓和陈都不能接受。当时华身兼党主席、政府总理、中央军委主席,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因此邓讲话中所以反对权力过于集中,目的之一就是分散华的权力,首先要华把总理的位子让出来。"邓力群和赵紫阳的这些回忆都表明,邓讲这篇话的首要目的,并不在于要提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而是要"解决华国锋的问题"。

当然,促使邓小平提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还有另外一个方面的因素,就是他对毛泽东所遗留下的体制遗产,对文革成因有过的深刻思考。

早在理论工作务虚会期间的1979年1月27日,胡耀邦曾经向与会者传达过邓听取讨论情况汇报时的一次谈话。谈话中,邓谈到了资本主义民主的起源、发展和历史地位,谈到了巴黎公社的选举和"把主人变成公仆"的制度,谈到了俄国"十月革命后六十多年,民主没有搞好"的教训,提出"需要想办法使人民感觉到是自己国家的主人"等等。(参见盛平主编:《胡耀邦思想年谱》上卷,香港泰德时代出版有限公司2007年4月第一版,第306页)这是笔者迄今为止看到的邓小平对于民主问题最清晰、最明确的一次谈话。遗憾的是,邓的这次谈话,并没有收入《邓小平文选》,也没有在官方媒体上正式公开过。

赵紫阳在他的回忆录中说到:在邓酝酿起草《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这篇讲话的时候,中央"正在起草总结文革教训的文件,即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全党深感由于毛的专断、家长制,把个人凌架于党之上,以至酿成文化大革命这场大灾难。而邓在文革中又深受其害,对此有切肤之痛。因此当李维汉提出要重视肃清封建思想残余的时候,邓很快就接受了"。

赵在这里提到的邓小平与李维汉的谈话,是指1980年5月24日,党内元老李维汉与邓小平进行的一次长谈。李向邓小平谈了肃清封建思想残余在党内的影响问题,邓表示同意,并且说,他将在中央会议上认真谈谈这个问题。5月31日,邓小平在同胡乔木、邓力群谈话时,提到了他同李维汉的这次谈话,邓小平说: "前些日子,李维汉同志来找我,从"兴无灭资"谈起,谈了两个多小时。……我们的人民、我们的党受封建主义的害很重,但是一直没有把肃清封建主义的影响作为一个重要任务来对待。现在,党内为什么有人搞特权?这和封建主义影响分不开。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领袖终身制的问题,我们这代人活着的时候,非解决不可。党内生活、社会生活都要肃清封建主义的影响。"(《邓小平年谱》上卷第641页)这次谈话的几个月以后,邓小平就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做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这篇讲话。在讲话中他对封建主义残余在党内影响的看法,对"权力过分集中"问题的看法,都不能不说同邓的这次与李维汉的谈话有关。因此,我们也可以把邓、李的这次谈话看做是邓小平作《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这篇讲话的另外一个背景。

邓小平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这个讲话中,为了给华国锋施加压力,开宗明义 :"国务院领导成员的变动,将是五届人大三次会议的主要议题之一。这次变动,包括华国锋同志不兼任总理,由赵紫阳同志接替"。(《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20页)他强调,中央作这样考虑的原因是:一,权力不宜过分集中;二,兼职副职不宜过多;三,着手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四,从长远着想,解决好交接的问题。    

紧接着,邓小平把这几个方面的问题上升到理论的高度,从总结历史经验的角度,对党内存在的这些弊端作了剖析。

他说,党和国家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中,还存在不少的弊端,"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

他认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为什么资本主义制度所能解决的一些问题,社会主义制度反而不能解决呢?"

邓说:"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

在讲话的最后,他强调说:"现在提出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任务,以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时机和条件都已成熟。这个任务,我们这一代人也许不能全部完成,但是,至少我们有责任为它的完成奠定巩固的基础,确立正确的方向。我相信,这一点是一定可以做到的。"

既然已经把五届人大三次会议的这次人事调整,上升到了组织和人事制度问题的调整,上升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的高度,而且"时机和条件都已经成熟",并且宣布以后还要继续改,深入改,那么这就不仅仅是解决华国锋个人兼职过多的问题了,华就算心有不满,也只能违心地接受。

当然,在30多年后的今天,如果我们脱离讲话时的历史背景来看,这篇讲话,确实是中共建国以来,最高领导层对党和国家政治体制上存在的弊端认识得最深刻的一次。邓小平的这篇讲话所讲的五条弊端,即:官僚主义、权力过分集中、家长制、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确实是抓住了中国共产党执政体制中的要害问题。而邓小平开出的药方是:中央将向五届人大三次会议提出修改宪法的建议;中央已经设立了纪律检查委员会,正在考虑再设一个顾问委员会,连同中央委员会,都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并明确规定各自的任务和权限;真正建立从国务院到地方各级政府从上到下的强有力的工作系统;有准备有步骤地改变党委领导下的厂长经理负责制,实行工厂管理委员会、公司董事会领导和监督下的厂长负责制、经理负责制;各企业事业单位普遍成立职工代表大会或职工代表会议;各级党委要真正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

邓小平给出的这些"药方",显然只能解决皮毛问题,不可能从根本上治好他自己指出的那些弊病。对此,赵紫阳后来评价说,"对于小平讲话的这些内容,很容易使人感到邓是要按照政治现代化、民主化的方向,从根本上改变政治制度了。但实际上不是这么一回事。邓在批评了种种弊端之后所提出的改革措施中,并没有超出具体的组织制度、工作制度、工作作风、工作方法的范围,没有触及根本制度,仍然是一种行政改革的性质。"这个评价是客观的、符合事实的。

虽然邓给出的药方还只能治标,不能治本,但这篇后来被称为"政治体制改革纲领性文献"的讲话,确实已经达到了邓小平政治思想的最高点。由于眼界和历史的局限,也由于邓小平的经历、身份和政治角色的局限,决定了他没有也不可能认识和指出,他所提出的那些问题的根源,在于共产党的一党独裁,在于中共的执政方式就是凌驾于宪法和法律之上,在于中共在整个政治设计上就缺乏对执政党和政府的制约和监督。当然,这一点也不能苛求于他。

吴伟,现代历史学者,1980年代由鲍彤主持的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成员,《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执笔人之一。

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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