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上课前两分钟，我在美国威廉玛丽学院遇到了生平从未经历的一大困惑——上厕所。厕所有男女之分，这是一个极其简单的选择，但是当我在楼内找到两个男性卫生间时，这个原本简单的选择就变得困难起来。一个给学生用，一个教师专用，我该上哪一个？
如果去前一个，遇见学生会尴尬，正如在学校游泳馆或健身房的浴室偶遇自己的学生，赤裸相对还要热情地打招呼一样。试想你正在小解，学生站在你旁边叫你名字然后为了避免尴尬的沉默故意找话题攀谈时，老师和学生怎么都会觉得不自在。如果去教师专用厕所，尽管我是教师，但由于我受邀来旁听朋友的社会学课时，常常穿着裤衩、拖鞋、背个书包，十足学生样，所以真进去的话万一碰见其他老师一定会被他用眼神竖中指，谴责中国留学生太不懂规矩。
时间紧迫无暇犹豫，我最后选择了学生厕所。庆幸在里面没有遇见认识我的学生，完事后我便匆匆出来，孰知正好撞上这位教授社会学的朋友，他正用奇怪的眼神看着我。课上提到一个术语"boundary(界限)"，他便逮住机会阐释说，"比如老师有老师的卫生间、学生有学生的卫生间，不能跨越这个界限，尽管我偶尔会在我的卫生间里遇到不听话的学生，也偶尔碰到老师不小心进到学生的厕所。"他带着一丝坏笑看着我，我的脸涨得通红。之后跟他一起吃饭，他问我为什么用学生的厕所，我不知该如何回答这个问题，他便接着教训我说以后要跟学生保持距离，尽量避免在课堂以外的地方与学生见面。我断定是我不大懂美国大学的规矩，便点头称是。
其实这一规矩并不是我第一次听说。在入职的第一天，学院领导对我们这些新老师交代的第一个要点就是"不准跟学生约会"。这是我在美国初为人师时遇到的第一个需要处理的界限问题，所以当朋友谈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便提醒自己要更加谨小慎微。
所以后来我就每次都去教师专用的卫生间。只是有一次，我走出卫生间时正好遇见了一位年长的美国教授，他看我一副学生样眼神中便流露出想让我难堪的愤怒。无独有偶，几天后他走进卫生间看到我正在小解，而里面只有一个便池，所以他就站在一旁等我。那一刹那我十分痛恨自己的身份，又决定以后还是去上学生的卫生间比较好，毕竟在社会系认识我的人很少。
但是在之后的一次课上，那位教授朋友不小心说漏了我是老师的身份，于是同学们纷纷回过头来看坐在角落里的我，心想怎么会有这么像学生的老师。我思忖着那几位男生一定想起了在厕所里曾经遇见过我还试图跟我攀谈，也许现在他们正在谴责我没有处理好boundary。
界限，正是我注意到的一个关于美国社会的关键词。从社会学的角度看，界限主要包括生/物理的、社会的、意识形态的以及精神/文化的几类，例子不胜枚举。
你很容易发现，在一些保守的州美国学生基本只跟本地人玩，就像中国留学生永远都只跟中国人混在一起一样，与非本国人可以浅交但很难成为真正的朋友。波士顿是个居民受教育程度很高的地方，所以当你在北京的地铁上看到大家都在玩苹果公司的各类产品时，你可以在波士顿的美国最古老的地铁上看到人们都捧着书。更令人惊叹的是，波士顿某些公共场所的卫生间除了男士和女士之分外，还有专门为变性人氏和异装癖人准备的卫生间。在那里，你也可以随处发现社会所划分的各种界限。
男女卫生间只是基于性别的界限，但是师生卫生间背后的界限则更进一层，是身份的界限。在美国的很多中学，老师基本不会也不允许在学校活动以外的地方约见学生，更别提有任何的身体接触，一方面是没有课外补习的需要，另一方面则从规则上撇清了师生跨越界限的可能性。在大学，这一界限要模糊得多，因为咖啡店、饭馆、草坪、甚至酒吧这些场所都是师生们喜欢的交谈场所，我也习惯了在半夜有学生来拜访我跟我探讨一些问题。但关键的是，看似模糊的界限处理起来反而更难。有一些朋友，作为学校的员工，因为没有很好地处理这一界限，惹上了一些麻烦，更有甚者在学期中被学校请退。社会的界限要求我们按身份各就其位，一旦越线就等于坏了规矩、失了身份。
作为一个中国人，分得最清楚的还是文化界限。很多中国和韩国的留学生发现自己的口语并没有太大的提高，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把自己局限在本国朋友的圈子里。他们还是过着非常"集体主义"的生活，一起选课上课、一起住一个宿舍、一起备考、周末一起吃饭一起逛街，课堂之外的生活跟在国内基本没有区别。一方面，他们由于语言和文化上的差异不主动融入美国的社交圈，觉得很难和美国人建立深厚的友谊；另一方面，美国学生也因为亚洲人的含蓄和不一样的生活方式而较少与亚洲人往来。
有一些美国学生常常跟我抱怨我们学校的中国本科生留学生会非常"排外"，基本没有外国人；唯一的一名美国成员加入该组织的初衷也只是为了学习中文，但最后也因不合群而无法融入这个文化圈子。当然，他们在抱怨的同时，并未想到自己也曾有意识或无意识没有接纳中国人和中国文化。分得更加清楚的是，学校还有一个中国文化学生会，基本由华裔学生组成，也吸引了少量中国留学生的加入。他们组织的"中国文化"活动都是美国化之后的"中国文化"，与真正的中国文化存在巨大差异。在这么一个规模很小的文理学院中尚有如此多的文化界限，更别提整个国家和世界。
我未曾料到上厕所的这个困惑从生理界限一直扩展到我的身份界限、社会界限、文化界限，使得我对美国人过于分得清楚的规则有些无奈。很多规矩我可以慢慢适应，但上厕所这种本来很简单的事何必搞得那么复杂。毕竟，当你在卫生间专注释放的时候，谁管你旁边的人是穷人还是富人，是官员还是平民，是比你大还是比你小。
当然有些界限是很好的，比如电影分级制度，比如年满21岁才能喝酒，比如最便捷的停车位永远预留给残疾人等等。
也有一种界限，就是无界限。欧美的很多大学都是开放式的，不像中国的大学都筑着高墙。这堵墙不只是物理上的墙，因为围墙再高人们想爬还是能翻过去；但是资源上和精神上的这堵墙，却越之颇难。在我任教的学校，图书馆面向所有人开放，小镇上的人都可以来借阅学习。由于学费昂贵，课堂一般不对外开放，但很多老师也都允许旁听。当地政府还制定了退休人员可以免费在大学修课、旁听的政策，所以在我的课堂上也有过了花甲的"老"学生。这种无界限促成了一个更凝聚的社会，让人们在精神上觉得属于这个社会。无界限，并不是真的没有界限，它只是把这个圈画得更大，包容得更多。
界限是社会的产物，界限越多，背后的规则越多。每一条规则就像一条线，适度的规则也许有助于连接人与人、社会与社会，但是一旦过多就像在给自己织网，最后成为了规则的奴隶。叔本华曾经说过：社会需要把人类的豪猪驱赶到一起，但是他们生性多刺，难以取得一致的特性使得他们互相排斥。他们最终发现唯一可容忍的交往条件是适中的间距，包括彬彬有礼的规则和温和友善的态度；那些违犯这些规则的人将受到严厉的警告——请勿接近。
六木曾在美国威廉玛丽学院现代语言文学系任教，现居北京，是对外汉语教师。
纽约时报中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