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 4名加沙儿童倒在巴以冲突的炮火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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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名加沙儿童倒在巴以冲突的炮火下 Jul 18th 2014, 00:34, by ANNE BARNARD 加沙城——巴克尔(Bakr)家的那4个男孩是堂兄弟，他们是加沙的渔家孩子，家长们曾不许他们出门，尤其不要去沙滩。但是，被以色列空袭关了9天禁闭的孩子们，没听家长的话，在周三下午出去了，孩子中最大的那个告诉自己的弟弟外面太危险，把弟弟赶回了家。 当他们在午后的太阳下，在一个登岸码头附近玩耍时，一个炸弹击中了旁边的一个小棚子。一名男孩当场被炸死，其余的马上跑起来。第二个炸弹落下后，沙滩上又多了三具尸体。其中一具被烧焦，还缺了一条腿；还有一具纹丝不动地躺着，他的一头卷发完好无损，但他的双腿以不自然的角度叉开着。 以色列军方后来承认，炸弹是他们发射的，并说目标是哈马斯武装分子，军方称平民死亡是"一个可悲的结果"。 这四个死去的男孩很快成为以色列空袭加沙的象征，在地中海边这片拥挤且贫穷的狭窄土地上，空袭会不可避免地造成无辜者死亡。男孩们具有代表性，因为他们无可争议是无辜的，他们只是想在自己喜欢的沙滩上、在他们的大家庭停放渔船的港口附近玩耍。 孩子们被炸死也集中体现了170万加沙人的困境：他们被夹在以色列强大的军事机器和哈马斯及其附属机构的武装分子之间，武装分子把火箭弹射向以色列时，很少考虑以色列的反应会给加沙人带来什么后果。以色列的边境管制，加上日益加强的埃及边境控制，让加沙人几乎生活在被监禁的状态，大多数加沙人都与巴以之间的常年冲突无关，但他们无法逃脱这个冲突。 在以色列为了遏制加沙武装分子发射火箭弹而发动的空袭中，已有150多个平民被炸死，其中包括40多名儿童。据联合国的滚动统计，巴勒斯坦的死亡人数中，平民约占75％。 以色列军方说，自己采取了广泛的预防措施，以避免造成平民死亡，而且没有故意针对平民，以色列军方指责哈马斯在人口密集的地方活动。但据以色列电台报道，军方承认，迄今被打死的人中约有一半"没有参与恐怖活动"。 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在周三发布的报告中指出，以色列多次袭击平民和他们的财产，这种做法没有明显的军事目的，并呼吁其"停止非法的袭击"。以色列使用F-16战斗机空袭，以及用阿帕奇直升机发射导弹、从海军炮艇上发射炮弹，轰炸加沙的住房，办公楼和农田。 人权观察也谴责了哈马斯故意把以色列平民作为目标。自从7月8日以来，哈马斯和同盟武装分子已向以色列发射了1000多枚火箭弹，一名以色列平民被打死。大多数火箭弹落在空地上，或被以色列的"铁穹"(Iron Dome)拦截系统击毁。 消息灵通的军事分析师阿隆·本·戴维(Alon Ben-David)在以色列的电视台上说，投向沙滩的第一颗炸弹针对的是一个以色列认为哈马斯在使用的结构，第二颗炸弹有可能是针对正在跑的儿童，也许把他们误认为是武装分子了。他补充说，考虑到军方的高新技术监视设备，"这有点让我难以理解，因为图像表明，那些人影是儿童。" 这些死亡让人回想起2006年6月的一幕，加里亚一家(the Ghaliyas)七口被一枚炮弹炸死，当时他们正在沙滩上享受快乐的一天。以色列人说，他们向那里发射了炮弹，因为武装分子曾从那里向以色列发射火箭弹，但否认炸死那家人的炮弹是以色列的。没有巴勒斯坦人相信以色列的说法，由之引起的愤怒加重了暴力的不断升级。 周三下午，在巴克尔家里，妇女们在哭泣哀号。其中一位既诅咒以色列又大骂哈马斯。另一位叫纳斯丽恩·巴克尔(Nasreen al-Bakr)，她低声说，哈马斯在派系战斗中已经杀死了她家10名成员。 亲属说被炸死的男孩是11或12岁的穆罕默德(Mohammad)、9的伊斯梅尔(Ismail)、10岁的扎卡里亚(Zakariya)，以及7岁或9岁的阿赫德(Ahed)，阿赫德是父母唯一的儿子，他有七个姐妹。在这个深陷哀悼混乱的大家庭中，人们对孩子的年龄有点搞不清。 27岁的巴克尔女士说，一天前，她曾反对停火提议，希望能为得到一种"解决方案"坚持下去，该方案将会结束以色列对捕鱼的限制，从而让她家恢复生计。 "今天我不那么想了，"她说，不过她考虑了一会儿后又说，"今天我也那么想。"她的理由是，侄子的血不能白流。 和许多加沙大家庭中的孩子一样，那四个堂兄弟形影不离，常常一起行动。在相对来说比较正常的时候，他们每天都去抓螃蟹，踢足球，到沙滩上察看家里的渔船，而加沙人则会到露天咖啡馆里放松一下。阿赫德的学习成绩特别优秀，人们曾期望他能受更多的教育，而其他几个孩子则打算和长辈一起去打鱼。 穆罕默德喜欢和8岁的弟弟拉姆齐(Ramzi)一起假扮一部流行的叙利亚电视系列剧Bab al-Hara中的人物。穆罕默德当躲避法国殖民当局的造反者莫阿塔兹(Moataz)，拉姆齐当阿塔兹的弟弟伊萨姆(Issam)，伊萨姆是社区领袖，没有远走他乡。当爱冒险的穆罕默德让拉姆齐回家时，兄弟俩周三再次扮演了那些角色。"他总是为我担心，"拉姆齐轻声说道。 当午后的阳光开始变金黄时，《纽约时报》的摄影记者泰勒·希克斯(Tyler Hicks)正在他的旅馆房间里面对沙滩。他听到"一个很响、很近的爆炸声"，他说。从窗户里，他看到小棚子在燃烧，一个男孩在跑。他转身去拿摄影设备，在此刻听到了第二个爆炸声。一具尸体倒在了沙滩上，希克斯跑出房间。 "我看到那个男孩在跑，"他说，"等我反应过来时，他已经死了。这个场景我永远也不会忘记。" 男人们向沙滩跑去，第一个到达的人把双手伸过头顶以示极度痛苦。希克斯说，在这种关系紧密的社区中，"人们知道这些男孩是哪家的，谁是他们的父母。"男孩们被抬到附近的德伊勒旅馆，外国记者们正在那里为其他受伤的孩子做急救。 一会儿，一个满头卷发的小女孩哭着从家里走出来，她是死去的男孩之一的妹妹，家里的大人太难过了，没有顾上她。 "他们还是孩子呀，"姑妈巴克尔女士说。"他们只想玩、念书，过好日子。" 男人们用担架抬着男孩走过来。一个男孩盯着天空，眼睛依然明亮，他面貌精致、清秀。哭声变成了尖叫。整个葬礼中，穆罕默德的父亲把儿子的手放在自己的嘴唇上。 问他会最想念哥哥的那个方面时，拉姆齐看着地面，用阿拉伯语小声说，"所有的。" Fares Akram自加沙，Jodi Rudoren、Gaby Sobelman自耶路撒冷，Hwaida Saad自黎巴嫩贝鲁特协助报道。 翻译：Cindy Hao 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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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 真正的投票，一个遥远的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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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投票，一个遥远的中国梦 Jul 18th 2014, 00:13, by 余华 我今年54岁了，从来没有见过选票。 出于好奇，我询问了不少人："你见过选票吗？"得到的回答大多和我一样，都不知道选票长什么模样，只在电视里看到这些不知是谁的人拿着选票替我们投票。也有少数见过选票的，说还是在遥远的大学时期，班委拿着选票过来，让他们填上官方指定的素不相识的名字，算是民主选举了。 但是，每年3月的两会，接近3000名的全国人大代表和超过2000名的全国政协委员聚集北京，官方声称他们代表13.5亿人民的心声来参政议政。 去年3月的两会是5年一次的换届，一些旧人大代表和旧政协委员退出，一些新的进入。我的一位学者朋友从欧洲讲学回到北京，刚下飞机接到电话，通知他当选全国政协委员了，马上去参加两会。 有人在网上询问："为什么我从来没有参加过选举，那些人大代表是谁选举产生的？" 有人回答："这个问题非常好。中国的人大代表选举，基本上就是各个基层单位上报几个名额，当然是内定的，然后由上一级机关拍板。" 网上还有这样的问答："我过18岁了，为什么没有两会选票？" "因为你已经被代表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代表你投票去了，虽然你不清楚是谁代表你的。" "原来是这样，谢谢！" 我记得十多年前，中国的电视新闻里多次播出日本和韩国衣冠楚楚的议员们在议会里大打出手，意思是让我们看看资本主义国家的议员们多么不文明，像街头混混一样。后来中国的网上流行起了一组各国议会开会时的照片，其他国家的议员们都是在吵架或者打架，只有中国的人大代表和政协会员最安静，他们开会时闭着眼睛打瞌睡。 这组对比照片让不少中国人明白，那些外国议员在议会里吵架或者打架是在为自己的选民争取利益，而中国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无需代表选民甚至无需代表自己，所以开会时打瞌睡也是理所当然。 当然，中国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在两会期间也有外国议员望尘莫及之处，就是踊跃提交提案，而且数量惊人。今年3月的两会，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提案有5875件，经大会审查立案的有4982件。这并非新鲜事：回顾近年来的两会，提交的提案都在5000件以上。 这些提案五花八门，虽然官方在两会期间公布了提案的数量，却不公布提案的内容，仍然有一些提案流传到网上，招来一片嘲笑之声。比如以增设新区来增加官员职位、给公务员加薪、纳税多可以享受相应官衔、某城市名太土应该改名等。 与此同时，中国的网民也在网上提交提案，这个数字很难统计，但是提案的内容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是有区别的。他们希望消除养老金差距，方便就医降低药价等，都是关系到普通民众基本生存要求的提案。 为此，有人声称真正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不在两会上，而是在网上。可是，这些网上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可能和我一样，还没有见识过选票的模样。 2012年11月29日，中共十八大提出了中国梦。什么是中国梦？官方的解释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体表现是： "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实现途径是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弘扬民族精神、凝聚中国力量，实施手段是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位一体建设。" 我不知道有多少中国人能够明白这个过于抽象的解释？一个朋友给我打来电话，他说自己有一个梦，就是有生之年在选举国家主席时能够投上一票。 他问我："这个算不算中国梦？" 我说："即使不算中国梦，也是在中国做的梦。" 他说："明白了，中国梦就是在中国做的梦。" 余华是《黄昏里的男孩》(Boy in the Twilight: Stories of the Hidden China)一书作者。本文最初用中文撰写，由Allan H. Barr译成英文，中文版经余华本人审定。 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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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 海湾王国卡塔尔的足球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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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湾王国卡塔尔的足球梦 Jul 18th 2014, 00:15, by STEVE EDER, SAM BORDEN, JACK WILLIAMS 卡塔尔多哈——大约10年前，安德烈亚斯·布莱谢尔(Andreas Bleicher)来到了小小的海湾国家卡塔尔。布莱谢尔当时是德国一家奥林匹克训练中心的总监，而卡塔尔王室想要获得他的帮助，让希望渺茫的卡塔尔足球在世界上赢得一席之地。 这个任务很艰巨，原因相当多——卡塔尔不仅足球水平历来不高，而且在任何体育项目上都鲜见顶尖运动员。但是，有一个问题看似特别难以克服。 卡塔尔仅有30万公民，根本没有足够多的年轻球员来组成一支能与巴西、阿根廷和德国等球队较量的队伍。 "我们当时试图建立一个全国性的足球体系，但人才库的规模和一座美国小城差不多，"布莱谢尔说。 在他最早聘用的人员中，有曾经担任过巴塞罗那足球俱乐部(F.C. Barcelona)青训球探的何塞普·科洛梅尔(Josep Colomer)。人们普遍认为，当初就是科洛梅尔发现了阿根廷少年利昂内尔·梅西(Lionel Messi)。梅西或许是当今世界上最优秀的足球运动员。 在足球界，科洛梅尔素有剑走偏锋的声名，很快他就想出了把非洲人才引进到卡塔尔的点子。在非洲，即便是最偏远的村庄，孩子们也从小就开始踢足球。 "那里有很多球员，他们完全没有机会被人看到，被人发现，"科洛梅尔说。 这条路的前景颇为诱人。如果卡塔尔把球探专家派遣到非洲各地，去发掘有潜力的年轻男孩，并为他们提供奖学金，让他们前来卡塔尔的Aspire运动精英学院(Aspire Academy)，会发生什么事呢？Aspire运动精英学院是一所亮闪闪的新体育学院，由卡塔尔王室出资修建。 从这个简单的前提出发，他们展开了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从塞内加尔和肯尼亚尘土飞扬的场地，到卡塔尔远离喧嚣的王室宫殿，再到比利时某个僻静乡村的一座破旧体育场。 让其他国家去小打小闹吧，卡塔尔要大张旗鼓。仅在第一年，卡塔尔就在七个非洲国家的595个地方测试了近43万名男孩。在之后的七年多时间里，Aspire在全球东奔西跑，测试了三大洲的350万年轻运动员，精心挑选出其中最有前途的男孩。 最后期限 谈到卡塔尔在足球上的雄心抱负，它需要在最后期限之前组织起一支看上去属于世界舞台的球队。这个期限是2022年世界杯，其主办国就是卡塔尔。 2010年赢得赛事主办权时，卡塔尔也获得了自动获得参赛资格的东道主特权。有人指责，申办过程中行贿现象猖獗，污点重重。 这有很可能是卡塔尔队在世界杯上的首次亮相。这支球队被称为"绛衣军团"(The Maroon)，在最新的世界排名中列第100位，处于津巴布韦和摩尔多瓦之间。 布莱谢尔和科洛梅尔坚持表示，他们找来最优秀的非洲年轻运动员，是为了给卡塔尔青少年提供高水平的竞争激励，而不是要让非洲球员集体加入卡塔尔国家队。但一些非洲球员仍然可能会身披卡塔尔球衣参加2022年的世界杯，虽然这种可能性并不大。 "会发生这种事吗？"布莱谢尔问道，"我想，也许有些球员希望能加入卡塔尔队，因为卡塔尔为他们提供了自己国家没有给予的帮助。" 然而，根据卡塔尔的入籍规则，要做到一点很困难。规则要求，球员年满18岁之后，应在该国连续生活五年。布莱谢尔说，他认为更有可能发生的情况是，这批非洲运动员最终会代表自己的祖国参赛，而他们获得的成功，将反过来为卡塔尔及其培训计划提供助益。很多青少年队员都已经为自己的祖国出场。"如果我们让几个球员入籍，会发生什么事？"布莱谢尔反问。"大家会杀了我们。大家都会看在眼里。我们不傻，别人也不傻。"不过，对于这个名为"Aspire足球之梦"(Aspire Football Dreams)的国际招募计划，批评者长期以来都心存疑虑。 有些人认为，卡塔尔最终会尝试让一些青少年球员入籍。另一些人则指出，该计划的目的是要讨好国际足联的委员会，从而赢得2022年的杯赛主办权。还有些人担心，这些在13岁时被挑选出来的男孩被利用了。 然而，卡塔尔坚称，他们的目标更远大，出于人道主义，他们渴望帮助一个普遍陷入困境的地区，虽说此举也有助于重塑卡塔尔的形象。人权组织一直批评卡塔尔虐待外来劳工。 Aspire非洲的开启 2007年4月，Aspire宣布，它将开展一项名为"Aspire非洲"的国际人才搜寻活动。最初的计划是派遣球探到七个非洲国家——摩洛哥、喀麦隆、加纳、肯尼亚、尼日利亚、塞内加尔和南非。 在第一年里，这项选拔活动通过广播电视和贴在小村庄的海报进行了大量宣传。项目获得了耐克公司(Nike)以及桑德罗·罗塞尔（Sandro Rosell，他后来成为巴塞罗那俱乐部的主席）创办的BSM咨询公司(Bonus Sports Marketing)襄助。 从一开始，这个计划就被宣传为一个机会：让年轻的非洲男孩尝试一种新的生活，可以彻底改变他们自己、他们的家庭，甚至他们的社区。 "一开始，非洲人不相信我们真的会来，"布莱谢尔回忆道。 当球探们抵达非洲，开着越野车经过大小村庄时，经常会被希望能吸引他们注意力的年轻男孩团团围住。 Aspire原本打算只给前三名入围者提供奖学金，让他们去多哈生活和训练。但是，当球探们看到这里的人才资源之丰富时，他们的胃口就变大了。最后，他们把奖学金提供给了20多名男孩，其中许多人会在塞内加尔萨利的分院里生活和训练。 《纽约时报》看到的一份内部概念文件显示，Aspire的高管最初把塞内加尔的那所学院当作一个为卡塔尔的足球俱乐部打造潜在"人才库"的地方，同时强化Aspire作为"世界上最优秀人才库的形象"。 "我们意识到，球员的水平很出色，"科洛梅尔说，"我们可以用这些球员组织一个学院，给他们提供一个提升到很高水平的希望和机会。" 艰难的过渡 在随后的几年里，Aspire非洲演变为"Aspire足球之梦"(Aspire Football Dreams)，范围扩展到多达17个国家，包括三个美洲国家（危地马拉、哥斯达黎加和巴拉圭）及两个亚洲国家（越南和泰国）。让这些年纪轻轻的男孩进入位于卡塔尔和塞内加尔的学院，Aspire 肩负的责任不只是发展他们的足球运动员生涯，还要把他们培养成人。这个过渡有时候很不容易。 "他们从非洲的泥屋来到这艘宇宙飞船上，"Aspire计划的一位前教练说。由于仍然在足球领域工作，他不愿具名。 语言上的差异是个问题，而且球员们也会想家。Aspire的一些内部人士还表示，他们担心孩子们训练过量了，而且还会因为害怕被遣送回国而隐瞒自己的伤情。 弗兰克·锡德里克·楚土(Franck Cedric Tchoutou)来自喀麦隆，是早期获得奖学金并在多哈生活和训练的学员之一。"我们很害怕，"他说，"我们多数人家里都很穷。能来到卡塔尔或进入Aspire学院是一次了不起的经历，也是一次很棒的机会。所以我们小心翼翼的，总是害怕失去我们的机会。" 布莱谢尔承认，远离家乡训练的日子会非常难捱，但他表示，在医疗保健、教育和培训方面，Aspire为学员提供的资源比其他学校多。 根据《纽约时报》阅读过的一份协议，足球之梦项目提供住宿、餐饮、训练和文化课，还有每月几百美元的零花钱，以及这些男孩子回家探亲或父母前来探望的机票。他们的家人每年还能拿到多达5000美元，对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来说，这是全家年收入的好几倍。 在2014年初，约有70名学员住在塞内加尔校区。去年，Aspire学院把梅西请到了塞内加尔校区，宣布将向每一个有足球之梦项目的非洲城镇发放40万顶蚊帐，并配备一名医疗官员。 根据Aspire的一份新闻稿，梅西在活动中说，"我相信，我们可以利用足球，以及体育运动鼓舞人心的力量，带来真正的改变。" 尽管卡塔尔坚称，足球之梦一直是当做一项人道主义项目来开展的，但是Aspire的球探刚一开始搜罗非洲的人才，这个项目就招来了激烈的批评。之所以产生这种不安，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在并不久远的过去，卡塔尔曾经斥资引进外籍运动员，让他们代表卡塔尔参加国际比赛。 然而，多哈的一些人似乎考虑过招募外国足球运动员，并允许其加入国籍是否值得的问题。 Aspire学院的一名前高管说，卡塔尔一些有影响力的人物在私下交谈中都曾问过，为什么不能让外籍运动员入籍，并通过这种方式壮大国家队——毕竟卡塔尔对他们进行了培训。 "对他们来说，他们已经买单了，"这名前高管说。"而其他人也有很大机会过上由卡塔尔资助的轻松生活。" 布莱谢尔承认，在项目初期，"有人曾经提出过有朝一日一些学员能否为卡塔尔队效力"的问题，"但最后不了了之了。" "这与项目的目标，以及Aspire学校的价值观不符，"他说。 申办世界杯的资本 即使像布莱谢尔和另外一些人坚称的那样，这些青少年不会代表卡塔尔参加2022年世界杯的比赛，有些人仍然认为，这个国际培养项目是卡塔尔赢得世界杯申办权的综合行动中的一部分。 卡塔尔官员和Aspire学院的高管们在接受采访时否认了这种说法，他们强调说，足球之梦是一个成本很高的项目，目的是帮助贫困国家，不会为卡塔尔带来什么好处。 对于足球之梦在申办2022年世界杯的过程中扮演关键角色的说法，卡塔尔世界杯申办委员会的首席执行官哈桑·塔瓦迪(Hassan Al-Thawadi)表示，"老实说，我们提到它的次数极少。" 但《纽约时报》阅读过的文件显示，情况并非如此。2009年夏天，Aspire学院的营销和公关部门起草了一份计划书，详细地叙述了Aspire足球之梦可以怎样帮助卡塔尔申办世界杯。 数篇新闻报道中还提出了其他的说法，称除了Aspire学院之外，卡塔尔还试图撒钱来操纵申办流程。卡塔尔否认了这些指控，FIFA正在展开调查。 计划书中解释说，在FIFA执行委员会代表来自的24个国家中，足球之梦正在其中的五个国家运营。Aspire学院中的一些人认为，这会加大卡塔尔赢得主办权的可能性。 成功和紧张 今年1月，随着艾卡斯杯(Al Kass Cup)决赛的临近，Aspire学院的校园里一片兴奋。来自世界各地的青少年精英球队齐聚多哈，参加这次由主办方承担所有费用的足球联赛。全部由卡塔尔学员组成的Aspire学院队取得了第八名的成绩，而来自Aspire足球之梦的U16球员组成的球队——主要是来自塞内加尔、喀麦隆和加纳的学员——将在决赛中对阵世界强队皇家马德里(Real Madrid)。 今年15岁的喀麦隆男孩让·朱尔·塞普·姆冯多(Jean Jules Sepp Mvondo)是足球之梦队的队长。几年前，卡塔尔球探来到非洲后，测试了成百上千名13岁的男孩，而绰号吉吉(Jiji)的让·朱尔就是其中之一。 有四个姐妹和三个兄弟的吉吉说，"足球之梦在喀麦隆可是一件大事。"他回忆道，父亲说自己接到了电话，通知他入选了，听到父亲的话，他哭了。 贾里鲁·哈鲁纳·莫拉(Jalilu Haruna Mola)是一名14岁的加纳男孩。他解释说，父亲在他五岁时去世了，自己和母亲、哥哥相依为命。母亲靠卖大米为生，由于他拿到了奖学金，母亲才给哥哥交上了大学学费。"她总是对我说，她为我骄傲，"贾里鲁说。 即使他们没有穿着卡塔尔队的绛红色球衣，这些球员仍然能为卡塔尔带来国际荣誉，正是卡塔尔王室迄今未能在国内建立起的那种声誉。 "下一届世界杯，"布莱谢尔说，"将是'我们的'世界杯。" Steve Eder自卡塔尔多哈、Sam Borden自比利时奥伊彭、Christopher Harress和Jack Williams自纽约报道。 翻译：土土、王湛 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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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 一个中越战争老兵的艰难维权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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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中越战争老兵的艰难维权路 Jul 18th 2014, 00:19, by 易东明为纽约时报中文网撰稿  "狗日的，你们与外国记者接触，就是反共分子！"在湖南省益阳市赫山公安分局的审讯室里，一个警察骂着戴着手铐脚镣的滕兴球。滕兴球刚想争辩，厉声斥责他的警察啪啪两个耳光扇过来，滕兴球躲闪不及，黝黑的脸瞬时就变得红紫起来。 "滕兴球，我叫你死就死，叫你活就活！"审讯他的益阳市赫山公安分局局长刘军也恼羞成怒，厉声恐吓他。 滕是中国众多境遇悲惨的越战老兵之一。他失业多年，一直没有稳定的工作，目前只能靠打零工养家糊口。15年来，他一直要求地方政府提高其生活待遇并坚持上访，当地政府将其认定为"领导者"。今年6月上旬他就自己漫长而凄惨的上访经历接受法新社记者电话采访后，滕兴球随即被当地公安拘留并遭到了殴打。 "我们只是要求落实待遇,"  滕兴球在采访中说，"我们没有任何政治目的。" 越战老兵们曾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被广为歌颂为英雄。今年56岁的滕兴球在1976年参军入伍，1979年奔赴前线参加了中越战争（中国官方称之为中越边境自卫还击作战）。那是一场残酷的战争，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有近3万名中国士兵伤亡。这场战争的起因是越南举兵推翻一位中国盟友——柬埔寨波尔布特(Pol Pot)红色高棉政权——一个红色恐怖政权，这激怒了北京。因为对这场战争的性质至今仍有争议——这或许并非正义之战，大量的越南平民在战争中死亡——战后，北京当局有意淡化这场战争。作为这场战争的参与者，普通越战老兵们的命运也被政府所忽视，逐渐成为一个被遗忘的群体。今年是中越战争35周年纪念日，但官方并未组织任何纪念活动，甚至打压越战老兵们自发地纪念死去战友的活动。 近年来，中国越战老兵因中国越战老兵因地方政府未能兑现中央政府文件中对他们许诺的福利——比如医疗保险、退休补贴甚至工作安置，在中国，维权的越战老兵数量并没有一个准确的统计，但显然这个群体已经令中国军方和政府头痛不已。2013年，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薛刚凌在一篇学术论文中曾援引解放军总政治部信访局的一份统计报告称，2002年退伍士兵因政府安排工作问题，到总政信访局上访者达30批630人；2003年上升到58批825人；2004年则达到了142批2089人。总政治部信访局是专门负责接待军人上访维权的部门。另据未能证实的中国大陆网友的统计，2013年上访的越战老兵估计已经超过万人。而就在不到一个月前的6月16日，约3000名越战老兵在昆明集会，要求政府按相关政策，改善他们的生存现状。但当天，地方当局派出大批警察到现场警戒，警察封锁了主要路口。双方数度险些发生冲突。游行持续到下午四点左右，老兵们才纷纷离去。 现在的越战老兵们大多临近退休——上世纪80年代他们走上战场时，正值青春。从军队退役时，他们中的大多数得到了有效的安置。但在市场经济大潮中——他们有些人作为国企职工下岗，有些下海经商血本无归——他们的生活变得越来越艰难。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中国的军费开支从1990年开始连续23年保持平均10%以上的年增长率，从1990年的290亿元增长到2013年的7201亿元。越来越有钱的军队并没有拿这些军费来补偿当年浴血奋战的战士们，而是把问题推给了政府——在中国的政治制度设计里，负责安置退役士兵的部门众多，如民政部、社保部、财政部甚至组织部门都涉及到这一领域。 事实上，中央部门已多次下发文件提高退役军人的补贴和待遇。据新华网的报道，自1978年至2006年，中央财政先后14次提高残疾军人抚恤金标准，17次提高烈属定期抚恤金标准和在乡退伍红军老战士生活补助标准，5次提高在乡复员军人的定期定量补助标准 。而从2007年8月1日开始，湖南省也首次对农村和城镇无工作单位且家庭生活困难的参战退役人员发放每人每月100元的补助。 但滕兴球说，自己作为复员无业的越战老兵，既没有拿到过复员军人的定期定量补助，也没有享受湖南省对无业的参战退役人员发放的补贴。纽约时报中文网试图电话联系益阳市赫山区民政局采访核实这一事实，但遭到了拒绝。 中国政府在对退役士兵安置管理上，显得有些混乱。前民政部副部长罗平飞在2006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指出，目前政府是依据退役军人的职级和退役方式的不同，交由不同的部门来负责。比如对于退役军官，国务院有专门的转业干部安置领导小组来领导，人保部承担具体工作。但对于人数更为广泛的普通退役士兵，却又由民政部门来负责。薛刚凌在另一篇学术文章中总结到，"这种多头的管理体制，使得退役军人事务分管部门多，涉及范围广，管理分散，加上部门利益的驱使，退役军人事务管理工作经常相互扯皮，行政效率不高。" 罗平飞曾在2005年撰写的另一篇学术文章中指出："退役军人安置制度不仅是为了维护社会稳定，更是为了稳定军心，使现役军人能够安心服役。"也就是说，在执政者眼里，退役军人的上访维权——并不等同于一般的国企下岗职工们的上访——它关系到军心的稳定。"枪杆子"是共产党维持政权稳定的最重要法宝。但政府却似乎并不重视当年为他们扛枪打仗的群体——像滕一样的为数众多的退役越战老兵们。 在为军队服役了11年之后，1987年，滕兴球转业分配到湖南省益阳市供销社。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的供销社系统垄断着各地的商品供销。但好景不过三五年，随着中国国企改革进程的加快，1992年，滕兴球下岗了。1997年，妻子不堪忍受家中贫困，带着女儿改嫁他方。这一年，人到中年的滕兴球不得不南下广东寻找机会。但身无一技之长的他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最凄惨的时候，他不得不被迫沿街乞讨。 南方呆不下去，他只能决定回老家。"渴了就去喝自来水，没钱买车票，就沿着铁路走。"滕兴球说，他最终徒步500多公里回到了湖南。 1998年，滕兴球在战友和亲戚的帮助下，凑了一些钱，去长沙做点小生意。那时中国的城市管理并没有现在这么严格, 于是滕兴球在早上和晚上摆地摊卖点小东西，白天就去踩三轮车拉客人，拉一趟大概能收入一两块钱。但1999年各地政府成立了城市管理部门，为了维持城市的秩序和整洁，城管加大了对他们这些街头商贩的打击力度，滕兴球在长沙越来越难以维持生计。他不得不又回到益阳。  回到益阳后，滕兴球以打零工为生，收入并不固定。1999年，滕兴球与现任妻子王丽结婚。第二年，小儿子降生，养家糊口的压力陡然增加。在得知国家曾对退役军人出台了相关政策后——中国当局于1997年3月14日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法》，该法规定了所有退出现役的士兵在生活福利、教育、工作和住房方面享有优待权（这是一部纲要性的法律，条文内没有具体的标准）  ——滕兴球开始找以前的工作单位讨要说法，要求再次安置工作或者解决生活福利 ，但并没有得到解决。在随后的七年里，滕兴球不断去找益阳市甚至湖南省的有关部门，但也无回音。 2006年4月30日，中国政府出台了《关于进一步落实部分军队退役人员劳动保障政策的通知》（劳社部发[2006]17号），该文件提出将提高和落实包括退役越战老兵在内的军人的退役工资、再就业、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等各项待遇。但一些省市并未按照这一文件落实政策，于是全国各地的一些退役志愿兵互相联络决定去北京上访。 当时中国的互联网还不像今天这样普及，但全国各地的战友退伍之后也依然能保持书信和电话的联系，所以消息传播的很快，滕兴球的一位战友电话联系到他，问他去不去。滕说，肯定去。 去北京的时间确定在2006年5月10日一早。临走之前，滕兴球特地将以前穿的旧军服换洗一新。那天，滕兴球穿着墨绿色的的确良军装，扣上镶有红五星的衣领处的扣子，带着申诉的材料，与湖南数百名战友一起踏上了进京的列车。他们准备与来自全国各地的数千名退役老兵一起上访，要求中央军委敦促地方政府落实最新的"17号文件"。 "我一点都不害怕。我们是军人，向党中央向军委诉苦，中央和军委会帮我们解决问题的。"滕兴球在回忆当时的心情时说自己还是很乐观的。他和战友在列车上还笑着说，等政策落实后就能重新上班，就不用去踩三轮车了。 但走出车站时，他们傻眼了，因为益阳当地的公安和信访部门早已"恭候"多时。没等他们与全国各地的战友们会合，滕兴球等人就被当地的截访人员留住，一番教育之后，几个人将他带进一辆面包车，把他拉到了郊区的院子。滕兴球回忆说那个地方离北京大概有一百多公里，很荒凉，那里也关押着其他一些上访者。三天之后，他们被遣送回了益阳。  后来他知道，有些侥幸"漏网"的战友们突破重重阻力向中央军委递交了材料，但很快也被遣送回各自的家乡。  2007年"两会"后，他的日子有了一些改善。当年两会期间他去北京上访，益阳市委书记也在北京开会，该领导知道了滕兴球的境况后，答应给他们一家三口办理每个月600元的低保补助；而不久后，益阳市人大法工委的一名领导到他家考察后，也决定每个月给他760元的"零就业家庭援助金"。但这些救助在当地生活仍显得捉襟见肘。而且当地有官员威胁他说，如果不老实，随时会取消掉这些政府救助。 2007年建军节前夕，7月22日，中央八部委联合发布一份名为《关于进一步做好优抚对象和军队退役人员有关工作》的文件。文件不仅肯定了退役老兵的历史贡献，也明确表示将进一步提高他们的生活待遇。 但滕兴球说，当他拿着最新的中央文件去找当地官员理论时，他碰了一鼻子灰。当地官员说政策还没下发到他们手里，并说就算有政策，也满足不了他的诉求。而滕兴球的诉求就是要求当地政府按照文件提高退役士兵的生活补助，落实在工作和住房等方面的优待政策。或许理屈词穷了，滕兴球说当时信访办的主任曾反问他，就是不给你落实政策，你又能怎么样？ 2008年元宵节前，滕兴球再一次去北京上访。但仍旧是无功而返。"从北京回来后，他们就开始疯狂地镇压我。"滕兴球说。 2008年2月22日，元宵节后的第二天，当人们还在回味春节的欢乐时，滕兴球从北京上访回来还没来得及回家一趟，就被益阳当地公安以涉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拘留，最初关押在赫山区看守所。 在看守所，他遭到了毒打。打他的是同关押在看守所里的牢头（犯人中的领导者，通常以暴力手段维持自己的权威）。通常是五六个人打他，还有七八个人围观。动手最狠的常是那些牢头和死刑犯。"他们想打就打，不分白天和黑夜。"滕兴球说，有时候他好端端坐着，就会有人拿着吃饭的搪瓷碗猛击他的头部。他常被打得鼻血喷溅。 每次挨打时，看守所里的警察并不出来制止，"你就算抱着警察的大腿，他们也不管的。"滕兴球说。在一次被打之后，滕兴球追问牢头是受谁指使他打自己的，牢头说是公安局的主要领导。此后，滕兴球又被转移到当地其他看守所，不论在哪个看守所，他都难以避免被殴打。这种肉体上的折磨直到2008年3月14日他被取保候审才告一段落。 从看守所出来后，他并未放弃抗争。他成为当地政府的大麻烦。2008年底的两次事情让当地公检法部门认为他是个组织者，必须对他有所惩戒了。 2008年10月8日上午，他与益阳市200余名退役的志愿老兵一起，集体前往益阳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上访，要求落实中央规定的社会保障和生活补助等政策。滕兴球作为老兵代表，参加了与该局领导的接访谈判。两个月之后，他再次与益阳市的30余名志愿老兵前往湖南省委所在地长沙，会同岳阳、娄底、常德等地200余名退役老兵前往湖南省司法厅和湖南省委上访。 第二年的4月23日，当地公安部门再次刑事拘留了他，罪名是涉嫌冲击国家机关罪。这次，当地法院审判了他。法院在判决书中称，滕兴球是上述两次上访的领导者，而且两次上访都致使国家机关无法开展工作。虽然滕兴球一直不服此判决，但是，当年12月，当地法院仍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判处滕兴球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在不服判决上诉后，2010年4月15日，二审改判为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 在看守所内被关押了347天后，滕兴球获得了暂时的自由。在监外服缓刑期间，他仍不改初衷，不断上访。最近一次去北京上访是在2013年6月5日。此次他是和另外两个战友准备向中央军委递交他们的诉状。但在首都，他们遭到了来自益阳的截访人员的多次围追堵截。"一个星期不敢露面。一露面他们（当地公安）就会来找我们。"他说，他们逐渐练就了反侦察的能力，选择住不需要扫描身份证的"黑旅馆"——私人开办的地下室，一个5平米左右的没有窗户的房子，仅仅平铺着两个床，20块钱一晚。 最终，"军委信访办公室工作人员接待了我们，也说是地方政府不作为，但他们也只能把案卷材料转给地方政府，怎么落实，还得看地方政府的态度。"滕兴球说。 此次进京后，当地公安部门找到了他的妻子王丽，并威胁说"如果你老公再不回来，就把你关起来。"七八个警察甚至来到滕兴球儿子就读的中学，向其班主任施加压力，称如果我们把王丽关起来，就把孩子交给学校。2013年6月18日，滕兴球从北京回来后，10多个警察带着手铐脚镣闯进他家，把他带走了，并关押了5个多小时。10天后，当地的秘密警察头子威胁他说，在益阳这个地方我说了算，可以随时随地抓你、判你。 "日子就是这个样，被逼的。不要求落实政策怎么办？"滕兴球的战友，另一位上访维权的越战老兵王国权在被问及为何上访时，他无奈地反问自己。 当纽约时报中文网尝试联系采访与滕兴球一起上访的另一名战友——越战老兵王革清时，他拒绝了采访要求。王革清说："因上次介绍法新社记者采访滕兴球，我就被当地警方威胁过。警察说这是叛国行为，如有下次，直接判我12年徒刑。" 目前，滕兴球时刻在当地公安部门的监控之下，几乎所有通讯工具都被监听。在纽约时报中文网24日首次电话采访他时，就遭遇了通话无故被挂断的情况。第二天，电话已无人接听。29日凌晨，一个笔者未能核实的号码发来短信，提醒不要直接打他手机，称滕兴球的电话已被当地公安监控，他在当地根本没有自由。 2014年7月1日，是中共建党93周年的纪念日。老党员滕兴球帮人打扫了六个小时的卫生，拿到了55块钱。 他说："我会坚持到底的，我相信党和国家。" 易东明，汕头大学新闻学院研究生，纽约时报中文网实习生。 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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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 日本正在背离和平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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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正在背离和平主义 Jul 18th 2014, 00:13, by 加藤典洋 东京——7月1日，安倍晋三(Shinzo Abe)首相掏空了曾经禁止发动战争的日本宪法第九条，即所谓的"和平条款"。他绕过了国会和修宪前必须举行的公投，通过内阁决定重新诠释了这个条款，进而赋予了日本军方（即自卫队）对其他国家采取行动的权利。 媒体对安倍的这一举动提出了反对，成百上千的民众在首相官邸外举行了抗议，一名男子在新宿站前自焚，但都没有产生任何效果。安倍认定，自己继续这么做没问题。他似乎是对的：战后日本的和平主义精神终于开始渐渐消亡。 调查显示，多数日本人反对"集体自卫"原则，即动用武力的权利。然而，安倍内阁的支持者还是多于反对者。《朝日新闻》(Asahi Shimbun)6月末进行的调查发现，56%的受访者反对集体自卫权，只有28%的人表示赞成，与此同时，安倍内阁的支持率为43%，反对率为33%。 民众整体上对安倍政府表示支持，但反对其具体政策，这种怪现象是过去几个月的常态。在这几个月里，安倍将自己的民族主义思想表露无疑。去年年末，他强行通过了《特定秘密保护法案》(Special Secrets Protection Bill)，以破坏出版和言论自由为代价，来保护国家利益。他还是2006年以来首位参拜靖国神社的在任首相。饱受争议的靖国神社据说供奉着日本战争中的死难者，包括一些甲级战犯。 上述事件发生时，媒体都集中报道了公众对这些做法的反对，强调了安倍的支持率有所下滑。但关键在于，即使有所下滑，这位首相的支持者仍然多于反对者。如果事实并非如此，他几乎肯定不会去匆忙推进这个一意孤行的计划，去重新诠释宪法第九条。 自1955年成立以来，安倍领导的自民党(Liberal Democratic Party)就一直推行民族主义议程。几十年来，自民党领导的内阁都十分渴望修改在日本二战战败后美国强加给日本的"和平宪法"。 自民党的政治人物还寻找各种方式，向日本的中小学生灌输民族主义情感。在某种程度上，通过利用政府批准教材内容的制度，他们成功地实现了这一目标。但迄今为止，自民党一直未能在宪法问题上取得太大进展。 公众对政府的不信任如此严重，对战时军国主义记忆的憎恶又是如此强烈，以至于宪法第九条成为了日本政治的争议话题。这些年来，深入人心的和平主义让自民党不敢轻举妄动。 但在1945年日本战败的70年后，反军国主义的情绪出现了动摇。据估计，包括军人和平民在内，有多达300万日本人在二战中死亡，相当于日本当时人口的4%。想想美国内战给国家留下的创伤——62万人死亡，将近人口的2%——你就知道日本的幸存者受到了多么深刻的影响。 但是如今，这些幸存者正在相继离世，带走了对阵亡将士的记忆。年轻人没有任何直接的战争经历，他们发现，美化日本的武力传统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自从去年年末上映以来，超过700万人观看了根据畅销小说《永远的0》(The Eternal Zero)改编的电影。这部伤感的作品讲述的是一组神风队队员的故事。该片也因此成为史上最成功的10部日本电影之一。 如果考虑到目前东亚各国之间的关系，安倍那令人不安的举动就只能用恐怖来形容了。1980年，韩国和中国的经济刚刚起步，而日本已经达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高度：日本当时的GDP是1.1万亿美元；韩国为644亿美元；而中国为3034亿美元。如今，日本的GDP为4.7万亿美元；韩国为1.7万亿美元；而中国已经达到13.4万亿美元。 由于韩国和中国这几十年的迅速发展，这三个国家已经成为世界上一个最重要地区的几乎势均力敌的参与者。尽管从很多方面来说，这毫无疑问是好事，但也加剧了三国之间的紧张关系。 有人可能注意到了一个世纪之前的英国、德国和法国，与今天的美国、中国和日本的地位的相似性。英国、德国和法国在当时分别是超级强国、新兴强国和衰落中的强国。我们还看到了类似的领土争议，以及相同的民族主义浪潮。 随着共产主义信念在中国不断衰落，和平主义（我们可以把它看做某种约束性的意识形态）在日本失去效力，在这两国之间的大洋上发生一起"萨拉热窝事件"的风险越来越大。 对于安倍修改宪法解释，美国通过一份声明迅速做出了回应，对这一进展表示欢迎，认为它将"使美日联盟更加富有成效"，并且把它称作"日本在寻求对地区和全球的和平与安全做出更大贡献过程中迈出的重要一步"。我真心希望美国政府采取的是一种更谨慎的态度。 毕竟，重新诠释和平条款之所以成为可能，完全是因为记得上一次战争情形的日本人太少了。让人难以理解的是，这种遗忘会对和平和安全做出什么贡献。 加藤典洋(Norihiro Kato)是一名文艺评论家，同时也是早稻田大学(Waseda University)的名誉教授。本文由Michael Emmerich从日文翻译成英文。 翻译：王湛 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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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 埃利斯曼回忆在阿里巴巴经历的成功与低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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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利斯曼回忆在阿里巴巴经历的成功与低谷 Jul 18th 2014, 00:24, by DAVID BARBOZA 上世纪90年代初，波特·埃利斯曼(Porter Erisman)曾学习中文，并在中国的国有电视台主持了一档旅游节目。之后，他又为一家公关公司工作。然后，在2000年互联网高速发展的时期，他加入了一家小型中国互联网初创企业，这家公司叫做阿里巴巴。 埃利斯曼在美国科罗拉多州长大，他是在阿里巴巴1999年成立之后不久，就开始为该公司工作的为数不多的西方人之一。 他担任公司国际市场营销和公司事务副总裁长达八年，见证了阿里巴巴从在网络上占有一席之地，到摧毁美国企业eBay的中国业务，然后成长为一家电子商务巨头的过程——阿里巴巴最近的估值为1300亿美元（约合8000亿元人民币）。目前，阿里巴巴正计划在纽约证券交易所(New York Stock Exchange)上市，这可能会成为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宗IPO。 2008年，埃利斯曼离开公司时，开始拍摄一部关于自己在这家公司的经历的纪录片，希望这个纪录片能给其他企业家带来启发，并说明他们在创立公司时可能会遇到哪些挑战。 [视频：关于阿里巴巴的纪录片《扬子江大鳄》的预告片。在Youtube上观看。] 于是，埃利斯曼拍摄出了片长一小时的纪录片《扬子江大鳄》。片子以他收集的数百小时的视频资料为基础，其中大多来自公司档案和其他电视媒体。 这部纪录片于2012年发行，它对阿里巴巴的描述基本是正面的。从纪录片来看，阿里巴巴是一个生机勃勃、充满活力的初创公司，马云则是公司高调而执着的领导人。但是它也体现了公司的一些内部斗争，而且还显示出，公司在2001年时因为开支失控几乎濒临崩溃。视频分享网站Vimeo on Demand上也可以找到这段视频，它还在硅谷电影节(Silicon Valley Film Festival)上获得了"创新及企业家精神最佳影片奖"。 《纽约时报》上海分社社长张大卫(David Barboza)就阿里巴巴对44岁的埃利斯曼进行了采访，以下采访内容经过编辑与整理。 问：我们现在知道，阿里巴巴是世界最大的互联网公司之一。但你在2000年4月加入时，这家公司是什么样子的？ 答：我加入阿里巴巴时，办公室闪闪发亮而且很新，有那种刚刚从居民楼里"毕业"，搬到真正的写字楼里的初创公司所具有的那种能量和热情。但是，我去参观办公室时，我惊讶地发现了一间摆着高低铺，有12张床的房间，员工们就睡在床上。即便是在下午，这个闷热、阴暗的屋子里，仍然充斥着12名打着呼噜的工程师所散发出来的恶臭，他们一直在不分昼夜地为网站工作。所以，虽然公司已经从公寓里（员工经常在地板上睡觉）搬进了写字楼里，但有些旧习惯延续了下来。 这很好地说明了我们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会多么努力地工作。关明生(Savio Kwan)加入公司，担任首席运营官的时候，他首先做的就是清空那间摆满高低铺的屋子。他说，如果一家成熟的公司还一直有员工睡在办公室里，这家公司是难以持续的。看到高低铺最终被撤走，我很高兴，但我很欣赏他们努力工作的精神。 问：作为一个美国人，为一家中国初创公司工作是什么感觉？ 答：好的时候，我会觉得自己是东西方之间的桥梁。不好的时候，我会感觉自己是两块骨头之间的软骨，如果没有我，那两块骨头就会相互磕坏。 但大部分时间都很有趣。我曾学过中文，对中国感兴趣，而且已经在中国生活了一段时间，这些都有帮助。中国企业家一般都行动迅速，善于随机应变，而且做事会靠直觉，而美国企业家在决策时则习惯使用分析性更强的方法。灵活性和开放的思维很重要。有时，我必须调动内心里的道家思想，顺其自然。 问：马云原来是一名英语教师，后来才成为企业家。他有什么特质让阿里巴巴如此成功？ 答：马云伟大的才能就在于，他能让一群普通的人凝聚成团队，使他们达成从来没想过可能达成的目标。当我听到人们谈论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的"现实扭曲力场"时，感觉非常熟悉，因为马云也能以相似的方式把普通人团结起来，达到看似不可能的目标。 我认为这种才能源于对人有很强的直觉，中国对世界还相对封闭的时候，他就在杭州西湖边交到了外国朋友，从那些人身上吸收的灵感帮助他产生了这种直觉。随后，作为英语老师，他又学会了如何用具有创造性的方式，激发学生的积极性，从而进一步提升自己的领导才能。 问：建立淘宝是阿里巴巴的一大成功。淘宝是中国的一个网上市场，消费者可以在那里销售东西给其他消费者。2003年淘宝是怎么推出的呢？ 答：推出淘宝是一个防御性的举措，目的在于保护阿里巴巴的B2B市场Alibaba.com。EBay那时刚刚买下了易趣网（当时主导中国市场的电子商务企业）。我们担心eBay有朝一日会撬走我们的企业客户，所以我们推出了淘宝，想减慢eBay在中国的发展步伐。 马云第一次告诉我淘宝的事情后，我去了那所公寓，淘宝项目正在那里秘密推进。我到的时候正好停电，所以有些人睡在地板上等着来电。但最终，我们推出了淘宝，我有很强的信心，觉得我们能打败eBay。在中国，电子商务姗姗来迟。但我们知道，一旦发展起来，它在中国的重要程度，就会远远超过其他国家。 问：在那次较量中，马云似乎知道eBay会承受压力，因为投资者需要它在中国迅速盈利。毕竟它是一家上市公司。那是一个影响因素吗？ 答：我们当时知道eBay作为一家上市公司，会承受华尔街投资者的巨大压力，需要迅速收回其在中国的投资。所以我们早期的策略是聚焦在会员增长而不是收入上，这就是为什么eBay在继续收费的时候，我们提供的淘宝服务却是免费的。淘宝发展壮大起来的时候，eBay中国公司的增长陷入了停顿，最后他们承受不了投资者的压力，关闭了在中国的网站。 看到那么多的竞争对手遵从投资者的预期，掉下了悬崖，我们认识到，创业者需要保护自己的长期投资者，不要让那些急功近利的短线投资者和投机客影响他们。 问：你在这家公司的低潮期是怎样的？ 答：2001年肯定是我在阿里巴巴的谷底了。当时互联网泡沫破灭，整个行业进入了严冬。我们的钱入不敷出，还裁掉了一些员工。而且我们还没想出一个可行的盈利模式。我在公司的上海办公室工作，原本有40人，当时已经缩减到五个人。房东不同意我们改变租约，所以我们五个人就在一个到处都是空座位的大办公室里工作。 每天来上班的时候，看着那些空座位，心情特别沮丧，感觉我们起初的那些希望和梦想，可能永远都无法实现了。 问：当然，现在我们知道阿里巴巴已经是一个互联网巨头了，再过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会上市，而且预计会成为规模最大的IPO之一。你会因为阿里成为巨富吗？ 答：很可惜，不会。我不会成为巨富，但是我现在可以去旅行，可以去做创意项目，而不用担心生计问题，我所向往的无非也就是这样。我仍然会坐经济舱。几年前，我就把我在阿里巴巴的很大一部分股票卖掉了，不过没有全部卖掉。不过如果我当初留在阿里巴巴，而且中途没有出售任何股票，我就能坐商务舱了。 想到这件事，我有时候有点闹心，特别是在坐长途航班的时候！但是从你参与建立的公司退出来，看着它继续发展壮大，你会有一种很强的成就感。 翻译：陈柳、土土 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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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 在加沙目睹无辜儿童的惨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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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加沙目睹无辜儿童的惨死 Jul 18th 2014, 00:36, by TYLER HICKS 加沙城——我在这里的工作早上6点钟开始。拍摄像战争这种不可预测的事件仍然有一套常规。 天刚亮就马上出门去记录昨晚轰炸的破坏程度很重要。上午过半，我去查看医院的太平间，看看家人是否已来领死者的尸体回去安葬。 如果常规被打破，那是因为在一瞬间发生了特别可怕的事情。正如2011年在利比亚发生的那次，我和三位同事被政府军士兵抓了俘虏，我们的司机被打死了。 周三，命运的突然改变降临到在加沙城的海滩上玩耍的4个巴勒斯坦小男孩身上。 我在下午4点左右回到我住的一家海滨小酒店，正要把照片发送到纽约时，听到了巨大的爆炸声。我和我的司机跑到窗口去看发生了什么。渔港的海堤上边的一个小棚子被以色列的炸弹或导弹击中了，正在燃烧。一个小男孩从烟火中出现，跑向最近的沙滩。 我拿起相机，正在穿防弹衣、戴头盔时，又听到一个爆炸声，大约在第一次爆炸之后的30秒钟。我刚才看到的那个正在跑的小男孩现在已经死了，一动不动地躺在沙滩上，旁边还躺着3个别的小男孩，他们曾在那里玩耍。 等我穿着沉重的防弹衣跑步来到海边时，已是上气不接下气。我暂时停步；去暴露的沙滩太危险了。想象一下以色列无人驾驶飞机捕捉到的我的剪影，在以色列某个地方的一台笔记本电脑分辨率不高的屏幕上看起来可能的样子吧：穿着防弹衣，带着头盔，拿着可能被误认为是武器的相机。如果儿童都被打死了，还有什么能保护我、或其他人呢？ 我看着一群人冲向孩子去救助他们。我加入了他们的行列，一边跑一边觉得也许人多能保险，尽管我知道这种感觉可能是自欺欺人：人群也许会让事情变得更糟。我们到达现场后，只看到了没有生命的、面目全非的尸体。男孩们已不可挽救。他们已经当场死亡，那些冲过来救他们的人深为震惊也悲痛欲绝。 当天早些时候，我已拍摄了一个男子和一个12岁男孩的葬礼。他们乘坐的小汽车在加沙城以南被炸弹击中，他们被炸死，与他们同在车中的一名老妇被严重炸伤。 现在在加沙已经没有安全的地方。炸弹可能随时随地落下。 以色列国防军预定的目标是哈马斯武装分子出没的地点，炽热阳光下、防波堤上、既没电又没有自来水的一个金属小棚子似乎并不像是那种地点。也许就一米多高的儿童，穿着夏季服装，从爆炸地点跑开，他们也不符合描述中的哈马斯战士的样子。 翻译：Cindy Hao 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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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 马航客机在俄乌边境坠毁，疑被击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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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航客机在俄乌边境坠毁，疑被击落 Jul 17th 2014, 18:20, by NEIL MacFARQUHAR, DAVID M. HERSZENHORN 莫斯科——乌克兰政府和一名欧洲航空官员称，周四，马来西亚航空公司(Malaysia Airlines)一架载有近300人的飞机在乌克兰东部、临近俄罗斯边境的地方坠毁。俄罗斯国际文传电讯社称，飞机是被击落的。 乌克兰总统彼得罗·O·波罗申科(Petro O. Poroshenko)在声明中称，他呼吁立即对波音777航班坠毁进行调查。他并未排除飞机被击落的可能性。 数月以来，乌克兰东部持续动荡，在亲俄分裂势力的暴力活动中，多架军用飞机坠毁。但这是首次商业航空在乌克兰危机中遭遇灾难。 3月份一架波音777客机神秘失踪，此事至今困扰着马来西亚航空。航空公司称，这次从阿姆斯特丹飞往吉隆坡MH17航班在乌克兰上空和地面失去了联系，但没有立即提供进一步的细节。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拉扎克在Twitter上称，他"对马航客机坠毁的报道感到震惊。我们将立即进行调查。" 马来西亚国防部长希沙姆丁·侯赛因(Hishammuddin Hussein)针对飞机失踪并可能被击落的报道，在Twitter上发表了一系列简短的回应。其中一条为"正在密切关注"。在另一条中，他提到国防部，称"我已经命令国防部确认消息"。 东乌克兰叛军组织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副总理安德烈·普尔金(Andrei Purgin)在电话采访中否认了反政府武装与客机的坠毁有任何关系。他说，叛军曾击落过乌克兰的飞机，但他们的防空武器只能打到4000米的高度，比客机的飞行高度低得多。 "我们没有打到那么高的技术能力，"他说。他还说，飞机坠毁的区域似乎是乌克兰军事活动范围，认为乌克兰人自己击落了飞机也不是没有可能。 "别忘了黑海空难，"他说。他指的是2001年乌克兰军事演习中错误地击落一架飞往以色列的客机的事件。 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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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 马航17航班在乌克兰上空失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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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航17航班在乌克兰上空失联 Jul 17th 2014, 16:21, by NEIL MacFARQUHAR 莫斯科——马来西亚航空公司(Malaysia Airlines)周四称，该公司一架从阿姆斯特丹飞往吉隆坡的客机，在乌克兰上空失去联系。 俄罗斯国际文传电讯社(Interfax news agency)称，这架客机上共载有295人，乌克兰临近俄罗斯边境的地方坠毁，有可能是被击落。 国际文传电讯社报道称，飞机坠落前还有20英里就将进入俄罗斯领空。 马航推特发布消息称，"马航与从阿姆斯特丹起飞的MH17航班失去联系。客机最后已知位置是在乌克兰领空内。稍后将提供更多细节。" 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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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 和吴迪对话：关于文革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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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吴迪对话：关于文革的记忆 Jul 16th 2014, 23:57, by 纽约时报中文网 六年前，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吴迪（笔名启之）决定办一份跟文革有关的电子月刊，取名《记忆》，因为"说的是过去的事"。促使他产生这一念头的原因很简单：他写的有关文革的书无法在大陆出版，他就想用这个平台发表那些分享同样命运的文字，然后通过邮件发送给学界同仁。他攒了三期自己的文章，因为担心一开始不会有人投稿。没想到《记忆》第一期问世后，外稿就蜂拥而至，以至于吴迪自己的文章都排不上队了。 这种意想不到的反响，在吴迪看来，说明了"供求关系"——社会急需一个倾诉浩劫、反思历史的出口。 今年63岁的吴迪出生于北京一个知识分子家庭。1966年文革开始的时候，他是北京四中一名初二年级的学生，喜欢读书的他对这场席卷全国的暴力革命采取了消极避世的态度，大部分时间躲在图书馆里看书。两年后，他和同班同学"上山下乡"，被分配到内蒙古土默特旗插队。正是这段经历改变了他的人生，并最终让他走上了独立研究文革的道路。 插队期间，一个外校的知青偷了他们队的几个知青的钱粮票，知青们群情激奋，把那个小偷揍了一顿。公社武装部要把这些打人的知青抓起来，吴迪替他们说话，结果把他也抓了起来，在一座挂着"群众专政指挥部"的正规监狱关了一百多天。在狱中，他结识了很多被打成"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简称"内人党"）的难友。 "内人党"是1925年国共合作的产物，国共破裂之后该党分为左右两翼，右翼投靠国民党，左翼投靠共产国际。日本投降后，中共派当时的开国上将乌兰夫收编了"内人党"左翼，其党员集体转入共产党。文革伊始，乌兰夫被打成反党叛国集团的头子，"内人党"成了他反党叛国的地下组织。内蒙古的共产党员被认为是"内人党"而不是共产党。很多人因此入狱，遭受凶残的刑讯逼供。吴迪在和这些人共处一室的过程中，了解到其中的隐情，意识到这是一个巨大的冤假错案。他深受震动，在接受纽约时报中文网的采访中，他坦言：牢狱之灾给了他一种使命感，一定要把这段历史写下来。 1984年，吴迪在北京大学上研究生期间，曾向导师季镇淮教授提出，要研究文革史，但未被批准。于是，他只好私下收集资料，一放假就往内蒙跑。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北京电影学院教书，一边教书，一边研究，最后用了四年多时间，完成了长达49万字的《内蒙文革实录——从"民族分裂"到"挖肃运动"》。此书于1991年竣稿，但直至19年后才在海外问世——2010年，香港天地图书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 如果不是今年年初宋彬彬道歉一事引起如此大的社会争议，吴迪和他的《记忆》可能至今仍保持着一贯的低调。吴迪称自己对政治并不感兴趣，也很少参与公众发言和讨论。文革虽然在国内是一个敏感话题，但吴迪自称，由于《记忆》没有网站，只靠朋友间的通信存在，加之传播数量非常小，所以国安纵有光顾，倒也高抬贵手，允许《记忆》苟活至今。 其实，早在2010年4月，《记忆》就刊发了北京师大女附中文革专辑。这个专辑登载了这所学校的校友叶维丽的论文，刘进、冯敬兰等人的口述、刘沂伦的回忆文章，以及相关的史料。此后《记忆》一共刊发了六个专辑，研讨这个学校发生的具有典型意义的文革历史。这所北京著名的女校，在文革之初（1966年8月15日）发生了一件骇人听闻的暴行——该校的副校长卞仲耘在光天化日之下，被她的学生，一群花季少女殴打折磨致死。13天后，该校的高三学生，中共开国元勋宋任穷的女儿宋彬彬在天安门城楼上给毛主席戴上了红卫兵袖章，毛得知的她名字来自于"彬彬有礼"，就对她说："要武嘛。"此后，以"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为名，以抄家打人为实的红卫兵运动进入高潮。据《北京日报》1980年12月20日报道，短短一个月内，北京就打死了1772人。而宋彬彬则因为给毛主席戴红袖章而成为红卫兵血腥暴力的符号。 2012年，宋彬彬在《记忆》上发表《四十多年来我一直想说的话》。但是，由于没有社会媒体的参与，并未在社会上引起特别大的关注。去年年底，陈毅之子陈小鲁道歉经媒体报道引起广泛关注后，女附中的校友受到鼓舞，与《记忆》在北大法学院共同举办了反思文革座谈会，随后，女附中老三届又召开了与老教师的见面会。会上，宋彬彬等老三届的学生向老教师们道歉，并与老师们共同控诉、反思文革给教育、给民族带来的深重灾难。 在吴迪等人的力主之下，这两个会议邀请了南方周末等少数媒体记者参加。不曾想，一石激起千层浪，由于当年给毛戴红卫兵袖章，以及父亲是中共开国上将的关系，宋彬彬成了两种政治符号——文革暴力符号和"红二代"当官发财符号的兼任者，虽然她在文革结束后不久便前往美国留学，之后在美国过着普通职员的生活，既未当官，也没发财。她的道歉引来了无数的置疑、痛斥、谴责，以至咒骂。受女附中启发，准备以之为模板，与中学老师共同反思文革的某些北京老三届，在这铺天盖地的大批判声中怯步不前。吴迪试图以《记忆》为平台，将民间反思文革推向纵深的计划也由此泡汤。 5月18日，吴迪接受了纽约时报中文网的专访，就如何看待宋彬彬道歉引发的争议，和如何反思文革等话题进行了探讨。 纽约时报中文网：在你看来，宋彬彬的道歉为什么会引起如此大的社会争议？ 吴：这要从两方面看，一方面宋兼备两种符号，在她道歉之前，她是红卫兵滥杀无辜的暴力符号。而在她道歉之后，她又成了红二代在改革中利用特权发财升官的符号。另一方面，那些在文革初期有血债的老红卫兵，没有受到惩办。而作为红二代，他们又受到了提拔重用，占据党政军的要津。这是一个历史积怨，也是一个巨大的社会不公——成长上万的人被迫害致死，而施害者却平安无事，甚至升官发财。当无辜受害者是以"黑五类"为主体的平民百姓，施害者是以干部子女为主体的"红五类"的时候，这个历史旧案，就具有了阶级迫害性质。 纽约时报中文网：怎么看待宋彬彬成为这两种符号？ 吴：宋彬彬在"八五事件"中并没有打师长，她还劝阻了打人的学生。她的家庭在文革中也受到了迫害。但是，谴责派并不顾及这些事实，不想让宋去符号化。因为他们需要这个符号，以便通过打击宋，达到抨击现实的目的。 纽约时报中文网：有血债的老红卫兵为什么没有受到惩办？ 吴：说起来话长了，这是红卫兵运动研究中的一个课题。直接的原因是八十年代制订的政策。我为此写了两篇文章，一篇是分析79年胡耀邦对彭小蒙（北大附中红卫兵）来信的批示，一篇是分析84年陈云对孔丹来信的批示。这两封信都发在《记忆》第112期上了。简单地说，胡耀邦的批示只是说了一番如何教育青年的套话，陈云的批示则使有血债的老红卫兵逍遥法外，其中一些人还被列入第三梯队，受到了提拔重用。比如贺龙的儿子贺鹏飞，作为"八·二四事件"（1966年8月24日）的领导者，他指挥北京市12所学校的上千名红卫兵，拆毁了清华二校门，对数百名教师进行了毒打，其中包括著名科学家钱伟长，然后强迫大批教师清理二校门的残砖破瓦。又比如，被号称为将军的干部子女马楠，把时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的蒋南翔的继母当着蒋的面，吊起来毒打。手段恶劣，令人发指，这些人在清华实行了长达半个月的"红色恐怖"。而在陈云的批示之下，全部解脱。清华人告诉我，对马楠等人进了口头教育，不记档案。贺鹏飞后来参军提干，官至海军中将。 反思文革需要哪些力量推动 纽约时报中文网：你是文革研究者，又办了《记忆》这样的刊物，你认为应该如何总结教训，如何反思历史？ 吴：总结教训，反思历史，从操作层面上讲，有好多事可做。比如，抢救史料。最要紧的是请亲历者口述，请有写作能力的人撰写回忆录。这些人都七老八十了，一批一批地走了。他们脑袋里装的是活史料。不抢救下来，就会永远地消失了。其次，是整理当年的小报传单，把它们电子化。有一位文革资料收集者，攒了三间屋子小报传单，东西多的屋里放不下，放到了阳台的书柜里，结果阳台漏雨，把那些资料全部泡在水里了。很可惜。把这些资料用高拍仪扫下来，存到电脑里，这是目前记忆最迫切的工作。它需要耐住寂寞，几年如一日。 现在有两个不好的倾向，一是不重视研读资料，凭着经验和感觉发议论。这种反思文革的学者很有一些。他们的言论可能轰动一时，但多是浮在表面。另一个问题，就是研究领域单一，研究视野狭窄。在档案不开放的情况下，文革政治史的研究难以为继。因此，要开拓那些不依靠档案就可以研究的领域，比如文革时期的社会生活、思想文化、语言文风。近两年我一直在研究文革语言。我认为，最重要的反思，是清理文革的思维方式。人们不断地说要防止文革重演，其实，文革不可能重演。因为没有了它的发动者和领导者。要说重演，重演的主要是文革的思维方式。而且，它早就重演，并且当下还在重演。 比如，文革的源起，就是把学术问题政治化。批三家村，批海瑞罢官，批清官秘史。通过断章取义，五子登科，无限上纲等手段，将对手打倒。在女附中"八五事件"中宋彬彬应该承担什么责任，同样是历史研究的事，而批判者同样把它政治化，歪曲事实、断章取义、诛心诬陷，其方式和文革期间的"扣帽子、打棍子、挖根子、揪辫子"等这些批判手法，非常相似。 纽约时报中文网：这些谴责引起了什么后果吗？ 吴：直接的后果，就是阻碍了对文革的反思，打断了北京老三届对本校历史的清理。 北京有几个中学的老三届也想像女附中那样，在母校搞个与老师的见面会，为当年的行为向老师们道歉，师生共话当年，反思历史。可是，网上对宋彬彬和女附中团队的铺天盖地的批判声讨，让他们打消了这个念头。他们觉得：现在社会上非理性的、情绪化的力量太大，尤其是那些自以为真理在握的"公知"，鸡蛋里挑骨头，脱离实际，上纲上线，无论你说什么，他们都有理。而媒体为了抓大众的眼球，不管他们是作秀还是求实，对他们不负责任的言论大肆宣传。这些人也以舆论领袖自居，满足于出风头的快感，不考虑社会效果。 我遇到了一件事——有一个67届老高二，文革初，当过一阵校革委会主任。他在学校设立了牛棚，逼迫老师们写交待，唱《嚎歌》，使老师受到很大伤害。受女附中的启发，他想给老师道歉，把发言稿给我看，发言稿上有"不但没有保护老师，还虐待老师"一类的表述。他问我，这样写是不是会被认为，他到现在还抱着干部子弟的优越感，居高临下地对待师长？——朱学勤在《吐尽狼奶，开口奶，从宋彬彬道歉谈起》的文章中，就是这样指责宋彬彬的。 部分"公知"不顾事实，劈头盖脸的大批判，吓退了想反思文革，向老师道歉的人。或许他们的本意是想"将理性反思引向历史纵深"，然而在中国目前的环境下却反而将反思引向了死胡同。 纽约时报中文网：这种现象背后反映的是什么？ 吴：是一种激进主义。有了激进，就有革命。文革就是近百年来激进主义的总爆发。文革结束，激进主义没有得到清算，它移步换形潜藏在人们的头脑里，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就会出来露一小手。这次宋彬彬道歉，激进主义就大大出了风头。因此，反思文革的第一要务，就是拒绝激进革命，回归渐进改良。我信奉李泽厚的主张，中国需要改良主义，一点一滴的改良。革命容易改良难。改良需要耐心，需要妥协，需要肚量，你要学会跟你不喜欢的人打交道；改良是壕堑战，壕堑里没有鲜花掌声，那里面只能做最平常最琐碎的事。基于这一理念，我用八个字给《记忆》定位：学术，理性、包容、低调。 纽约时报中文网：《记忆》办了六年了，在这六年中，你最深的感受是什么？遇到过哪些挫折？ 吴：感受很多，最深的感受是中国的历史政策亟待改变。邓小平时代的"彻底否定文革"，实际上是把文革冷冻起来，以便搞经济。在浩劫刚刚结束，派性纷争不断，政经急待改革的情况下，这种冷处理是必要的。但是，这只能是暂时的措施，不能作为长久的治国大计。随着经济的繁荣，社会的稳定，历史政策应该解冻，为中国进入现代社会做思想文化上的准备。但是，当政换了三届，文革仍在冷冻之中。它造成的负面后果越来越突显。 首先是大面积的思想混乱，因为官方回避历史真相，青年一代对父母经历过的事懵懂无知，懵懂无知就无从判断是非好坏，失去了判断力，糊涂混乱就会随之而来。举个例子，有些少壮派给《记忆》投稿，用改革中的不足和缺陷，证明文革中的斗批改是必要的。 其次，是文革那一套非黑即白，激进、偏执、狂躁的东西成为普遍的知行方式。甚至连学者专家、某些"公知"都在用文革思维、文革语言批判文革。加上前面讲的思想混乱，社会呈撕裂状，有共识网，却没有共识。对立化、碎片化非常严重，在这种理性稀少，戾气充斥的大环境中，《记忆》要坚守客观、理性、学术，就会遇到很多麻烦，得罪很多人。 比如，在某些学术问题上，国内外的研究者有分歧。彼此互扣政治帽子，海外的说国内的学者是官方的应声虫；国内说海外的研究者迎合西方的口味。双方互相攻击，以至粗口相向。《记忆》劝大家冷静下来，互相取长补短，想一想各自的优势和局限，国内的研究者应该看到，由于语境的关系，自己确有"犬儒"的一面。国外的研究者则应该承认，由于身在海外，在资料上有欠缺，在观点上免不了有偏颇。可是，《记忆》这样做的结果，常常把自己变成了风箱里的耗子，两头受气。 《记忆》很少约稿，基本上都是人家主动找上门来。女附中的找我，北大的找我，研究林彪的找我，写回忆录的找我……，最初，我担心稿子不够，后来担心稿件积压。一个小小众刊物，既不发稿费，又没多大影响，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投稿呢？说明社会有这个需要。 《记忆》的宗旨是三个面向：面向青年，面向业余，面向民间。《记忆》刊头上有四句话：汇聚研究成果，提供学术资讯，建立交流平台，推动文史研究。这四句话说的就是《记忆》的作用。从这六年的实践来看，《记忆》也确实给这个社会提供了一个说话的孔道，它也保存了历史资料，女附中文革专辑出了六期，加上以前出的有关文字，有六十万字。其中有大量的第一手资料是由《记忆》发表的，一旦发表，它就没法消灭，也没法封锁。研究文革，尤其是研究红卫兵运动，文革暴力，十七年教育的人，都需要检阅这些资料。如果没有《记忆》，这些资料就会流失。另外，《记忆》促进了学术研究。《记忆》要求首发，《记忆》发表的上百篇论文，学术水平不低，有的甚至可以说是国际一流。当然，这要感谢包括香港《二十一世纪》在内的刊物，因为他们的拒稿，才使这些高质量的稿子流向《记忆》。所以，我一直说《记忆》能办到这种程度，首先得感谢党，其次得感谢《二十一世纪》。 记忆不上网，没有自己的网站，它也不是什么抢人眼球的宣传品，它不谈政治，只谈学术，不谈主义，只讲问题。它是一个小小众刊物。我没想把它做大做强，只想把它做久做长。 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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