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 美国众议院同意无条件提高债务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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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众议院同意无条件提高债务上限 Feb 12th 2014, 13:59, by JONATHAN WEISMAN, ASHLEY PARKER 华盛顿——众议院周二投票通过了在2015年3月之前无条件提高政府债务上限的法案，结束了一段长达三年的边缘策略，这种策略意在用政府债务违约的可能性迫使奥巴马总统做出保守让步。 这次投票结果——221票比201票——几乎完全依靠由共和党控制的众议院的民主党人的支持，是2009年以来首次没有附带其他法案的债务上限提高法案。只有28名共和党人投了赞成票，2名民主党人投了反对票。 通过举行这次投票，来自俄亥俄州的众议院议长约翰·A·博纳(John A. Boehner)事实上就终结了茶党引发的、长达三年的预算大战。这场预算大战加剧了违约和政府停摆的风险，动摇了人们对美国经济的信心，引来其他质疑华盛顿执政能力的国家的严肃审视。不过，在这一过程中，博纳也触发了一系列来自共和党议员和外部组织的报复行动，显示出该党内部的深度分歧。 堪萨斯州共和党众议员蒂姆·许尔斯卡普(Tim Huelskamp)说，"他的所作所为正是总统想要的，也正是共和党明确表示不希望看到的。"许尔斯卡普去年曾试图获得足够的支持以阻碍博纳连任议长，但未能成功。"因此，还是那句话，当你给了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她想要的选票，她将欣然接受。但是这真的会让本方泄气。" 这次投票的结果是奥巴马总统、民主党人以及一些共和党参议员的一次胜利。这些共和党参议员认为，偿还以往的债务对联邦政府的财政地位至关重要。白宫新闻发言人杰伊·卡尼(Jay Carney)在声明中说，"今晚的投票是向摆脱政治边缘政策迈出的积极一步。政治边缘主义正在对我们的经济造成不必要的拖累。" 但在共和党的组织之外则能听到对这名议长的尖锐批评。例如，"增长俱乐部"(Club for Growth)和美国遗产行动(Heritage Action for America)都发出了"重要"投票提醒，要求其成员反对该措施。 茶党爱国者(Tea Party Patriots)的联合创办者珍妮·贝丝·马丁(Jenny Beth Martin)说，"干净的债务上限是博纳的彻底投降，证明他已经失去了领导众议院的能力，更不用说领导他的政党了。到了他该卸任的时候了。" 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哈里·里德(Harry Reid)对博纳表示赞赏，并承诺尽快通过法案。"我们很高兴看到众议院通过该法案，他们早就该这么做了。" 博纳于周二抛出了将提高债务上限和撤销对12月通过的军事退休养老金的削减绑定在一起的一揽子方案，并且宣布他将对一个"干净"的提高债务上限法案进行投票时，众议院的共和党人都惊呆了。 周一晚上这一法案被提出时，共和党人否决了这个方案，目的是让博纳确信，他别无选择，只能向少数党民主党求助。 对于博纳来说，这是一个潜在的重大决定。保守派的活动人士，包括茶党爱国者、自由事业(FreedomWorks)、L·布伦特·波萨尔(L. Brent Bozell)的为了美国(For America)以及RedState.com网站的评论员们，都在传阅弹劾博纳议长的请愿书。 然而，引发了对债务上限如此高期待的正是博纳。2011年，他建立了如今人称"博纳规则"的原则：只要提高了债务上限，就必须通过相应的支出削减予以抵消。 这位议长承认说，"这是错失良机了。我们本来可以坐下来，共同以两党的方式找出削减支出和改革的办法，这比提高债务上限好多了。至少可以说，我很失望。" 目前还不清楚博纳会受到什么影响。他的支持者赞赏他迅速带领众人实现了政府借款授权的提高，尽可能减少了对他所在的政党、经济和政府的影响。他们说，奥巴马总统一旦固执己见，并且拒绝就与提高债务上限相关的减赤协议进行谈判，就让参众两院的领袖别无选择。 支持法案的28名共和党人由共和党领袖、温和派，以及即将退休的议员拼凑而成。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并不是所有共和党的最高领导曾都支持了该法案——共和党在众议院的四号人物、华盛顿州众议员凯西·麦克莫里斯·罗杰斯(Cathy McMorris Rodgers)，以及该党2012年的副总统候选人、威斯康星州的保罗∙D∙瑞安(Paul D.Ryan)，都投了反对票。 因此，博纳的盟友愤怒地说，政治上的考虑让共和党人失去了支持提高债务上限的政策掩护。 来自佛罗里达州的泰德·尤霍(Ted Yoho)刚刚成为共和党众议员，他上任没多久就投票弹劾博纳。他对目前的状况表示理解。 他耸肩说，"那么多人，那么多大人物，很难把他们全聚在一起，专注地共同推动一件事。" 大多数共和党人似乎乐于结束债务上限的斗争，专注于2014年的竞选，希望明年获得更大的影响力，从而迫使奥巴马回归预算谈判。 俄克拉何马州众议员詹姆斯·兰克福德(James Lankford)正在竞选参议员。他说，"希望我们能赢得参议院，那样我们就能开展完全不同的讨论了。" 翻译：王湛 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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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 印度“食人虎”出没，村民惶恐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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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食人虎"出没，村民惶恐不安 Feb 12th 2014, 10:55, by ELLEN BARRY, HARI KUMAR 新德里——有关那只雌虎的详细情况，没有人活着回来告诉大家。不过，有些事情还是清楚的。它每天活动范围很大，不怕深入到人类领地的深处。起初咬死了三四个人之后，它已经开始吃人。一名专家表示，就像吃鹿一样，它先从人的臀部下口。 尽管无法确切地知道元凶是否为同一只老虎，但是截止上周末，六周里发生的10起命案被广泛归咎于这只"食人虎"，这是印度报章给它起的绰号。 野生生物保护学会(Wildlife Conservation Society)的印度项目负责人、野生生物学家乌拉斯·卡兰斯(Ullas Karanth)表示，得益于精心的保护行动，濒危的孟加拉虎种群数量在一些地方有所恢复，而与人类冲突加剧的地方正好在其中几片区域。 "这些冲突是成功保护的代价，"他说。 然而，就在保护行动帮助增加了老虎种群数量的地区，这种体型硕大、重达半吨的猫科动物也在侵犯那些不知如何与之共存的人类的聚居区。每次攻击发生之后，老虎都会面临巨大的公愤，而惯于同老虎比邻而居的早几代人以前会冷静地使用系统性的搜索方法，将老虎引回森林中去。 "在我看来，有效的办法应该是干净利落的行动，需要一小队骑在象背上的受训人员，安静地让老虎待在这一地区，"卡兰斯通过电话接受采访称。"结果，暴民来了，然后是军事进攻，他们不停地逼迫老虎，搞得越来越难以抓到它。" 自12月29日首次出现受害者以来，焦虑情绪与日俱增。当时，人们发现北方邦的一名务农者被咬死在甘蔗地里。大约一周后，该地以北20英里（约合30公里）处，一名男青年在电视上说，他和姐妹站在一起，一只老虎"突然咬住她的脖子，把她拖进了甘蔗地。"此后又连续发生了几起攻击事件，延伸到往北90英里远的吉姆·科比特国家公园(Jim Corbett National Park)。这所公园在临近的北安恰尔邦，是一座自然保护区，拥有世界上最密集的老虎种群，以一位猎虎人转型的生态保护学家命名。 周日上午，名为拉姆·查兰(Ram Charan)的45岁工人下了车，在吉姆·科比特国家公园内的路边小便。当同伴听到他的尖叫声跑过去的时候，发现他被拖进了林子里大约60英尺（约合20米）远的地方，大腿皮开肉绽。附近的莫拉达巴德县的县长希夫·尚卡尔·辛格(Shiv Shankar Singh)接受电话采访称，查兰死后，愤怒的村民包围了一处林业岗哨，把里面的人员围困了一段时间。 "他们喊，'给我们枪，我们要打死那只母老虎，'"辛格在电话中说。"他们喊，'如果你们的家人被杀了，你们就能理解我们现在这种痛苦了。'他们又气又怕，所以情绪很激动。" 动物追踪人士慢慢拼出了事情的全貌：爪印大约有五英寸宽，表明是只雌虎。印度野生生物保护协会(Wildlife Protection Society of India)的总干事贝琳达·怀特(Belinda Wright)称，由于犬齿完好，这只老虎具备繁殖能力；它的一只爪子落地不平，说明受了伤。怀特还表示，它攻击了人类三四次后，性质似乎发生了显著的转变，那时"它意识到，咬死人很容易，而且人肉还挺好吃。" 她表示，必须打死那些"食人虎"，但很难抓到它们。"它们变得像鬼魂一样，" 怀特说。"它能够随时出现在那片区域的任何地方，拖走另一名受害者，没人能看得见它。人们可能就在它身旁，它却会突然消失不见，留下模糊的影子。" 周日，查兰在科比特公园就遇到了这种情况。查兰是四个孩子的父亲。当时，37岁的约格希·库马尔(ogesh Kumar)载着他从一座水坝到另一座水坝，他们"情绪稳定，非常开心"。当他停下车等同事时，查兰跳下车小便。库马尔在车中等待时，听到查兰大喊，"救命，救命"，"我要死了，我要死了。" 负责科比特国家公园野外工作的主管萨米尔·辛哈(Samir Sinha)表示，此后，他们安排了400人和两头大象在森林中进行搜查，不断扩大搜索半径，"努力确认袭击查兰的凶手"。 在北方邦边界的另一边，相关机构已经召集枪手，给予他们猎杀许可。在出现第七起致命袭击事件之后，林业部门请来了登记在册的神枪手桑贾伊·辛格(Sanjay Singh)，他在那里已经待了三周。桑贾伊·辛格表示，他认为这只老虎已经转移到了一片茂密的森林里。在那里，追踪者不可能像自己喜欢的那样，骑着大象寻找。他和十几名追踪者徒步巡逻，从早晨到日落，一直在森林中搜寻。 "除了打死它，我们现在别无选择，"他说。"否则，它会继续害人。这是一个非常冒险、危险，但令人兴奋的行动。" 翻译：黄铮、许欣 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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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 吴敬琏警告中国面临艰难的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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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敬琏警告中国面临艰难的一年 Feb 12th 2014, 09:23, by MICHAEL FORSYTHE 中国最知名经济学家之一表示，中国经济面临着"非常困难"的一年，因为它要继续面对过去10年里不断加剧的大量问题。他这些警告本应在20年乃至30年前就被人提出来。 周一，84岁的学者吴敬琏在北京的一个论坛上对他的经济学同行说，政府必须应对"死公司"的兴起——这里指的是高负债率、依赖补贴生存的国有企业。吴敬琏的观点时常和国家领导人的观点相左。 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向外资开放，开始解除毛泽东时代政府对价格的控制和对私营企业的限制，当时，吴敬琏因帮助中国改革者应对前述问题而功成名就。《中国证券报》概要刊登了他的发言，此时，中国总理李克强正准备在今年3月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发表他的首个年度经济报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中国的议政机构。 去年，吴敬琏登上了媒体头条，原因是他在一次重大会议前夕就中国经济对中国领导层提出了警告，称市场改革要想取得成效，那就必须同步进行政治改革，包括更深入的民主改革和更广泛的法治改革。 以经济为焦点的中共十八大三中全会于去年11月召开，会议前夕，吴敬琏在一次演讲中说，"如果离开了这项最根本性的原则，我国的经济发展就会重复过去的老路，继续通过大量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最后只能是在盲目扩张和刹车调整之间打转，最后以引发系统性危机告终。" 吴敬琏为前国家主席胡锦涛和前总理温家宝执政的那10年感到痛惜。他认为，对于改革而言，那是失去的10年。胡锦涛和温家宝均在去年3月下台，不再担任政府职务。 上世纪90年代，中国领导人对国有企业进行了整改，目的是提高它们的效率，让其有能力与国外的对手竞争。他们让垂死工厂里的数百万工人下了岗，改革了国有企业的管理制度，并将几十年累积下来的债务交给了资产管理公司。 在胡锦涛和温家宝执政期间，电信、航空、采矿、汽车、能源以及其他一些所谓"支柱"行业的国有企业获得了准垄断地位，并被吹捧为国民柱石。其中的许多国有企业开始收购私营对手，这个过程催生了一个短语：国进民退。国有企业还获得了银行的优惠贷款，因为人们认为它们比私营企业更可靠。 于是，这些国有企业大量借贷。在地方政府的支持之下，数千家新的国有企业成立起来，为一股营建热潮提供了资金。中国政府的一次审计结果显示，截止去年6月，这股热潮产生的累积债务已达17.89万亿元人民币，约合2.95万亿美元。同三年前相比，这一数字增加了近70%。 标准普尔(Standard and Poor's )估计，中国企业的债务预计会在今年超过13万亿美元，并将在明年超过美国的企业债务水平。该评级机构在去年5月的一份报告中称，"很大一部分"债务是国有企业欠下的。在中国的顶尖企业当中，国有企业所占比例大约是80%。如果以名义国内生产总值来衡量，美国的经济总量比中国大70%以上。 在周一的讲话中，吴敬琏说，私企和国企均应在一个有利于"公平竞争"的制度下享受"平等待遇"。 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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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 美国代购买豪车，高价倒卖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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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代购买豪车，高价倒卖到中国 Feb 12th 2014, 09:40, by MATTHEW GOLDSTEIN 佛罗里达州劳德代尔堡商人迈克尔·A·唐斯(Michael A. Downs)说，他无非是看到中国对奔驰、宝马和路虎等车的需求增长，希望从中获利。 他的这个生意已经做了三年，雇了十来个人到美国的车行购买新车。然后他把车卖给其他公司，这些公司再转手卖到中国。在美国通常售价为5.5到7.5万美元（约合人民币33.3到45.4万元）的车，到中国转手的价格可以达到这个的三倍。"我们是在利用一种合法套利的局面，"他说。 但在联邦政府看来，唐斯的这种买卖可能违反了海关法规，对梅赛德斯-奔驰(Mercedes-Benz)和宝马(BMW)等汽车制造商构成欺诈，这些制造商在尽可能严格地控制针对本土经销商和国外市场的销售。 去年，联邦检察官和特勤局(Secret Service)、国土安全部(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执法人员开始对这个出口领域的"灰色市场"展开大范围的打击，据估计，美国每年通过这种方式销往中国的全新豪华汽车多达3.5万辆。 六个州的联邦检察官——新罕布什尔、新泽西、俄亥俄、纽约、德克萨斯和南卡罗来纳，已经发起刑事或民事诉讼，以求终止向中国转售豪华车的活动。检察官已经冻结了经手汽车销售的银行账户，没收了数百辆汽车，其中一些正在纽瓦克、史泰登岛和加利福尼亚长滩等货柜码头等待装船。 当局甚至下令要求正在运往中国途中的汽车回到港口。没收行动还在继续，据了解调查行动内情的人说，联邦执法人员上周在马里兰州控制了一些将销往中国的豪华车。新罕布什尔州联邦检察官约翰·P·卡卡瓦斯(John P. Kacavas)说，"迄今我们看到的是一场骗局，有人想从中不劳而获。"卡卡瓦斯的办公室发起了第一宗相关的联邦诉讼。 然而，这场大规模的打击行动也令人对执法部门在类似事件中的角色产生了质疑，在一些人看来，这是一场商业纠纷，应该通过私人诉讼来解决。 奔驰和宝马的美国分公司称，联邦当局的严厉打击是合理行动，旨在进行贸易管制，确保希望购车自用的美国消费者不会被剥夺购买的机会。 "宝马集团已经和联邦当局进行了将近两年的紧密合作，以求制止我们的车辆被非法出口，"宝马北美发言人肯·斯帕克斯(Kenn Sparks)说。"非法出口让真正的美国消费者无法获得一些受欢迎的车型，市场对这些车的需求很旺盛。" 大多数汽车制造商都会要求车行进行核实，确保顾客不是买到汽车后迅速出口到海外市场。如果一辆在美国售出的新车被查出在海外的后续买家手中，车行会被罚款。 在联邦当局发起调查的多宗案件中，买家没有说他们打算把新买的车运到海外。 联邦当局推进非法出口案件之时，正值豪华车制造商在加紧行动，利用中国市场对高端汽车的高需求获利。梅赛德斯公司的母公司戴姆勒(Daimler)在周三说，公司1月在中国售出了24199辆车，相比一年之前有44%的增长。 目前大多数行动还是民事性质的，其中只有在新罕布什尔州的诉讼有人表示认罪。 不过，据熟悉内情的人说，随着纽约州检察长埃里克·T·施奈德曼(Eric T. Schneiderman)开始对涉及纽约和新泽西豪华车行的活动进行刑事调查，情况可能会发生改变。 联邦政府在主要受害人是外国车厂的活动上耗费精力是否明智，包括前检察官在内法律人士看法不一。 "通常如果你能证明存在某种欺诈，就可以把它当一个法律问题来处理，"辩护律师、前联邦检察官艾坦·D·戈尔曼(Aitan D. Goelman)说。"但更有意思的问题是要不要这么做，要知道检控资源是有限的。" 在多数情况下，检察部门针对的企业会雇佣所谓的"代购"，付几百美元让他们去车行用保付支票买车，然后很快转手。 知情人士透露，施奈德曼的办公室正在进行一项卧底调查行动，重点是纽约州和新泽西州的几家豪华车行的销售经理的行为。 这项调查针对的是，某些销售经理是否将豪车卖给那些自己明知会倒卖到海外的人员，以捞取回扣。调查结果可能导致刑事诉讼。 当局表示，使用代购买车属欺诈行为。此类买家一般会表示，购车是为了自用。检察部门称，在多数案件里，将汽车运至海外的企业会提交误导性的出口文件，以掩盖车辆属新近购得的事实。买家购入的车险保单也会在车辆运走后立即被取消。 在新罕布什尔州的案件中，加利福尼亚州的两名男性不仅雇佣了代购来买下意在运往中国的车辆，还通过欺诈手段在新罕布什尔州获取了驾照，以完善骗局。两人表示认罪，被判处三年缓刑。 不过，唐斯正在佛罗里达州积极应战。他向该州西棕榈滩的联邦法院提起了诉讼，希望通过裁决确认自己的生意合法。 在纽约州的检察部门冻结唐斯的公司银行账户之前，他就提起了这项诉讼，但此时，特勤局探员已经查扣了他的两名手下在北卡罗来纳州分别购买的一辆奔驰GL350和一辆路虎揽胜。 "我在为民众创造工作岗位、提供收入，"唐斯说。他还表示，在佛罗里达州提起诉讼时，自己并未察觉纽约州当局正在进行调查。"我们希望这件事能有个裁决，因为没有明确的法律条文规定，我们的行为违法。我们希望，要么获得承认，要么法官全盘否决我们的商业模式。" 唐斯在佛罗里达州提起的诉讼尚未判决。 提交给法院的文件显示，唐斯在梅赛德斯公司的汽车出口商禁买名单上。他本人则表示，公司遵守了所有的州级与联邦法规。 唐斯的公司在其网站上放着培训潜在代购的视频，其中提醒新员工，与车行的销售人员交谈时要小心措辞。 有一则视频在开头部分说道："关键要记住，不要让他们有任何的警觉，怀疑你们可能在为出口企业工作。" 在北卡罗来纳州为唐斯代买了一辆车的斯科特·威诺维茨(Scott Winowitz)称，去年9月14日，特勤局的几名探员出现在自家门口，查扣了他刚刚以6万6537美元购买的奔驰车。此举让他相当错愕，因为他以为自己完全没有干坏事。 "他们告诉我，你可能会被捕坐牢。我差点吓晕了，"他说。"我不知道这种事情竟然违法。大家每天都在搞进出口。" 去年11月，唐斯的公司遭受了进一步的联邦严打。纽约州的检察部门寻求冻结公司名下的一个238万美元的银行账户。唐斯的律师表示，公司账上的钱实际上比这少得多。 纽约州的行动还查封了疑似与孟菲斯的伊凡斯贸易公司(Efans Trading)有关的多个银行账户，外加47辆车。伊凡斯是从唐斯的公司购买汽车的客户。 代表伊凡斯的福罗律师事务所(Fox Rothschild)的埃利·戈尔丁(Ely Goldin)表示，政府这是在听命于汽车生产商。他还称，纠纷应当通过民事诉讼来解决，而不是用资产扣押和刑事诉讼来进行威逼。 "谁是所谓的受害者？这样购买销售汽车是否应该被视为欺诈？这些都还是有待探讨的问题，"戈尔丁说。 翻译：经雷、黄铮 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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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 小童星秀兰·邓波儿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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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童星秀兰·邓波儿逝世 Feb 12th 2014, 07:13, by ALJEAN HARMETZ 本周一晚，秀兰·邓波儿·布莱克(Shirley Temple Black)在位于加利福尼亚州伍德赛德的家中去世，享年85岁。上世纪30年代，这个脸带酒窝、意志坚定的早熟小女孩曾凭借踢踏舞和歌声一路晋身为好莱坞(Hollywood)的顶尖明星，获得了别的孩子从未企及的世界名望。 她的公关人员谢里尔·凯根(Cheryl Kagan)确认了她的死讯。 布莱克曾在上世纪60年代重新成为焦点人物，当时担当的是一个令人惊讶的新角色，那就是外交官。不过，在大众想象之中，她永远都是大萧条(Depression)时代的美国甜心，那时候，她在23部电影中展现的闪亮个性和阳光般的乐观精神振奋了人们的精神，也成就了她的盛名。从1935年到1939年，她一直是美国最炙手可热的电影明星，连克拉克·盖博(Clark Gable)都被远远地抛在了第二。她收到的邮件比葛丽泰·嘉宝(Clark Gable)还多，被拍照的频率也超过了时任总统富兰克林·D·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 这个小女孩拥有56个完美的金色发卷，浑身散发着坚韧不拔的气息，她是如此自信，以至于通常处变不惊的阿道夫·门吉欧(Adolphe Menjou)都形容她是"6岁的埃塞尔·巴里摩尔(Ethel Barrymore)"，还说她"正在让我成为配角"。门吉欧和邓波儿联袂出演了她的第一部热门力作《小小马克小姐》(Little Miss Marker)。 她从一个魔力四射的孩子成长为十几岁少女的时候，观众们的兴趣下降了，而她22岁就退出了影坛。不过，她没有沉湎于往日的荣光，而是为自己成功地开创了第二职业。 1950年，她和查尔斯·奥尔登·布莱克(Charles Alden Black)成婚，之后成了一名杰出的共和党筹款人。1969年，理查德·M·尼克松(Richard M. Nixon)总统任命她出任联合国大会(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代表。她在1974到1976年间担任美国驻加纳大使，继续赢得了广泛的尊重，又在76到77年间担任杰拉尔德·R·福特(Gerald R. Ford)总统的礼宾司司长，还在1989年成为了乔治·H·W·布什(George H. W. Bush)政府的美国驻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大使，她履职期间，见证了共产主义在东欧的衰落。 秀兰·邓波儿6岁就赢得了奥斯卡特别金像奖(honorary Academy Award)，青春期之前就赚到了300万美元（约合1800万元人民币）。在此之后，她成长为一名头脑冷静的成年人。1972年，她切除了患癌的左乳，在那个人们对癌症手术遮遮掩掩的时代，她却在病房里举行了一场新闻发布会，坦承她接受了乳房切除术，并敦促发现乳房肿块的女性不要"满心恐惧地坐在家里"。人们广泛认为，她发挥了不小的作用，使得乳癌成为一个可以谈论的话题。秀兰·简·邓波儿(Shirley Jane Temple)于1928年4月23日出生在加州的圣莫尼卡。从一开始，她就和母亲格特鲁德(Gertrude)亲密无间（她曾经如是回忆，"我彻彻底底地沐浴在爱中"）；她的银幕生涯是她和母亲的共同成就。她的成功既源于她自身的魅力，也源于母亲的坚持。 在1988年出版的自传《童星》中，布莱克说，她的母亲作出了"深思熟虑的决定"，要把自己唯一的女儿变成一名职业舞者。邓波儿夫人帮3岁的秀兰报名参加了美格林(Meglin)夫人的舞蹈工作室，每周的费用是50美分。 1934年，她的职业生涯正式开始，当时，她被20世纪福克斯影业公司(Fox)的奇幻电影《起立欢呼》(Stand Up and Cheer)选中，在片中饰演詹姆斯·杜恩(James Dunn)的女儿，这是大萧条时代的许多电影中的一部，在这些影片中，音乐会把不如意的现实赶走。她签了两周的合同，报酬是每周150美元，制片方还通知她，她得自带踢踏舞鞋。 完成《宝贝答谢》(Baby, Take a Bow)里的歌舞表演还不到一个小时，她就和福克斯签订了一年期的正式合同，报酬为每周150美元。该工作室拿到了续约七年的优先选择权，并且每周给格特鲁德·邓波儿额外支付25美元，让她照顾自己的女儿。 在对1934年影片《起立欢呼》发表的影评中，《综艺》(Variety)杂志称秀兰·邓波儿是一名"潜力十足、铁定能红的童星"。她在1934年拍了八部影片，来年2月就从潜力新星摇身变成了巨星，当时，福克斯公司把她借给派拉蒙影业公司(Paramount)拍摄《小小马克小姐》，该片以达蒙·鲁尼恩(Damon Runyon)的故事为蓝本。 以秀兰·邓波儿为原型的洋娃娃是那10年里最畅销的洋娃娃（目前也是珍贵的收藏品），这一点也不奇怪。在她出演的许多影片中，她就是一个活生生的洋娃娃，被成群成群的男人崇拜，比如《亮眼睛》(Bright Eyes)里的飞行员和《小上校》(The Little Colonel)里的南联盟军团。 歌曲和踢踏舞是秀兰·邓波儿电影的必备元素，最著名的歌曲则是《好船棒棒糖号》(On the Good Ship Lollipop)和《汤里的动物饼干》(Animal Crackers in My Soup)。她最成功的拍档是非洲裔美国艺人比尔·"博杰格"·罗宾逊(Bill "Bojangles"Robinson)。她也许是获准在银幕上深情握着黑人男性手掌的第一位白人女演员。她和罗宾逊在《小上校》里表演的那段楼梯舞蹈，在近80年后的今天依然魅力犹存。该片是二人合作的四部影片里的第一部。 1940年出品的《蓝鸟》(The Blue Bird)失利之后，福克斯公司放弃了和12岁的布莱克之间的合同。《蓝鸟》是根据梅特林克(Maeterlinck)的幻想故事改编的电影，福克斯希望它能像米高梅电影公司(MGM)一年前拍摄的《绿野仙踪》(Wizard of Oz)一样走运。甚至早在《蓝鸟》上映前，布莱克的母亲就决定，是时候让布莱克去上真正的学校了，此前，她一直在福克斯的一间教室里接受教育。  她进入了私立的韦斯特莱克女子学校(Westlake School for Girls)读七年级，几乎不知道该如何应付学校生活。之前她曾坐在200位名人的膝上，并且发现J·埃德加·胡佛(J. Edgar Hoover)的腿最舒服。阿梅莉亚·埃尔哈特(Amelia Earhart)曾和她分享口香糖。她曾和埃莉诺·罗斯福(Eleanor Roosevelt)交谈。好莱坞的布朗德比饭店(Brown Derby)还调制出一款名为秀兰·邓波儿的饮料，向她致敬——这是一种不含酒精的饮料，混合了柠檬苏打、石榴糖浆和一枚浸酒樱桃。然而，她在学校里的玩伴很少，而且经过小心的挑选。 在韦斯特莱克女子学校，遭遇了几个月冷遇的邓波儿决定，不妨做真实的自己。最终，她在那里度过了五年的幸福时光。 八个月后，米高梅将福克斯放弃的邓波儿招至麾下。但那时，这个小姑娘即将进入青春期。布莱克在自己的自传中写道，第一次去米高梅时，制片人阿瑟·弗里德(Arthur Freed)拉开了自己的裤子拉链，面向邓波儿暴露身体。对男性身体一无所知的她咯咯地笑了起来，然后就被弗里德赶出了办公室。 她分别为米高梅和United Artists拍摄了《凯瑟琳》(Kathleen, 1941）和《安妮·鲁尼小姐》(Miss Annie Rooney, 1942），又在1944年的两部影片中为大卫·O·塞尔兹尼克(David O. Selznick)饰演配角，并在1945年被借给哥伦比亚电影公司(Columbia)，拍摄了《亲吻与诉说》(Kiss and Tell)。不过，她的金发已经变成了棕色，而且正如电影历史学家大卫·汤姆森(David Thomson)指出的那样，她已经变成了"一个普通的少年"。公众失去了兴趣。 那时，她已经是一个意志坚强、烟不离手的17岁少女了。她决意成为韦斯特莱克学校班级里第一个订婚的的人，于是在离17岁生日还有几天的时候收下了24岁的陆军航空队(Army Air Corps)中士小约翰·阿加尔(John Agar Jr.)的戒指。两人于1945年9月19日结婚。 阿加尔无法应对身为秀兰·邓波尔先生的生活，于是开始大量饮酒。在妻子与加里·格兰特(Cary Grant)和玛娜·洛伊(Myrna Loy)合演《单身汉与时髦女郎》(The Bachelor and the Bobby Soxer)，并与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合演《哈根家的那个女孩》(That Hagen Girl)时，阿加尔也开始了自己的演艺生涯。他出演了几部低成本电影，在几部西部片和战争片饰演约翰·韦恩(John Wayne)的配角，还上了电视。然而，他从未取得与妻子相近的成就。 1949年12月，女儿苏珊(Susan)出生一年之后，两个人离了婚。离婚还不到60天，21岁的邓波儿就遇到了夏威夷菠萝公司(Hawaiian Pineapple Company)30岁的总裁助理查尔斯·阿尔登·布莱克(Charles Alden Black)，还和他订了婚。这名总裁助理称自己之前从未看过秀兰·邓波尔的电影。两人订婚前只交往了12天。他们的婚姻持续了将近55年，直到查尔斯·阿尔登·布莱克2005年去世。 1988年，因为娶了一个女演员而被旧金山社交登记册(San Francisco Social Register)除名的布莱克告诉记者："38年来，我参与了她生活中的分分秒秒，我们同甘共苦，共同经历痛苦和喜悦，并且觉得她的个性始终如一。她会是精神病学行业的灾难。即使你在深更半夜叫醒她，她表现出来的也是人所共知的那种个性。60年来，大家看到的都是她的本色。" 1950年12月6日嫁给布莱克时，邓波儿彻底告别了电影业。两人的儿子小查尔斯·阿尔登(Charles Alden Jr.)和女儿洛里·阿尔登(Lori Alden)分别于1952年和1954年出生。 上世纪60年代初，她已经成为多发性硬化症协会(Multiple Sclerosis Society)的主席和国际多发性硬化症协会联盟(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Multiple Sclerosis Societies)的联合创始人，为抗击她哥哥乔治(George)感染的这种疾病募集资金。1968年8月21日，当苏联和华约(Warsaw Pact)的坦克开进布拉格，让亚历山大·杜布切克(Alexander Dubcek)改革共产主义制度的努力夭折时，她正在代表该联盟访问布拉格。 布莱克一家在旧金山地区生活了很多年。在那里，邓波儿积极参与公民和社区事务。她格外努力地推动了旧金山国际电影节(San Francisco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的发展，但却在1966年辞去了在电影节执行委员会的职务，为的是抗议展演瑞典电影《夜间游戏》(Night Games)的决定。她说那部电影是"唯利是图的色情片"。 住在华盛顿时，布莱克夫人开始对政治感兴趣。她曾在1967年竞选国会议员，希望填补众议员J·阿瑟·扬格(J. Arthur Younger)逝世留下的空缺。她希望效仿《百老汇小姐》(Little Miss Broadway)中的舞伴乔治·墨菲(George Murphy)和《哈根家的那个女孩》中的搭档罗纳德·里根，在加州取得政治上的成功。墨菲当上了参议员，里根则成了加州州长。 在位于旧金山南郊的第11国会选区，支持越战的她输给了更温和的共和党人皮特·麦克洛斯基(Pete McCloskey)。在她的竞选活动现场，乐队连续演奏《好船棒棒糖号》，可能也没起到好作用。 尽管如此，布莱克夫人还是决定继续在公共服务中开启新事业。1969年，尼克松总统任命她出任美国五人代表团成员之一，参加联合国大会(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的第24届大会。从各个方面来看，她都尽到了自己的职责。她在会上大声疾呼，谈到了老龄人口问题和难民的困境，尤其是环境问题。 当她于1974年被任命为驻加纳大使时，一些职业外交官很是愤怒，但后来，国务院官员也承认她的表现很出色。 担任政府礼宾司司长期间，她的职责之一就是对新大使进行为期一周的培训。介绍这个培训项目时，她展现了自己的风趣："我们教他们如何适应大使的头衔，坦然接受海军陆战队的敬礼。然后，在培训的第三天，我们会告诉他们，如果被劫为人质应该怎么办。" 以大使——这个职位通常由职业外交官专享——身份抵达布拉格时，她发现那里50年前就有了一个秀兰·邓波尔粉丝俱乐部。官员们拿着"Shirleyka"的老旧会员卡来让她签名。她告诉记者，秀兰·邓波儿的身份给了秀兰·邓波儿·布莱克极大的帮助，"主要是因为它提供了身份信息"。不过她补充说，它"几乎没有影响我之后在那里的成败"。 在布拉格任职的三年里，布莱克的成功超出了几乎所有人的预期，赢得了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等人的称赞。基辛格称她"很有智慧，意志很坚强，很自律"。对一个22岁便毅然离开银幕、说自己"过够了假扮生活"的女性来说，这是一份恰如其分的赞美。 翻译：陈亦亭、张薇 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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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 朝鲜与韩国举行罕见高层会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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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与韩国举行罕见高层会谈 Feb 12th 2014, 07:38, by CHOE SANG-HUN 韩国首尔——朝韩两国高级官员商定周三在两国边界举行会谈，这是朝鲜去年年初进行核试验后两国之间最高级别的政府接触。 两国前不久达成了一项协议，允许因朝鲜战争而离散的几十个家庭团聚，而前述的罕见高层会谈再次表明，处于分裂状态的朝鲜半岛上的关系稍有缓和。韩国官员称，这次官方会谈是朝鲜官员于周六首先提议的。 "这次会谈没有预先设定的议程，"韩国统一部发言人金义韬（Kim Eui-do，音译）说，"但我们预计会讨论一些关系重大的问题，比如顺利举行离散家庭团聚活动，并让这类活动常态化。" 尚不清楚朝鲜为何主动向韩国示好，也不知道这类活动能否持续。朝鲜在去年进行第三次核试验并遭到国际社会制裁，两国关系随之跌至谷底。自那以后，缓和两国关系的努力一直时断时续，比如，朝鲜在去年8月同意分居两国的亲属互相探亲，但又在9月将相关活动延期。 家庭团聚活动暂定于2月20日至25日举行。假若如期举行，这次活动将是2010年以来的第一次。2010年，由于两国关系不断恶化，这一人道主义项目被迫中止。 朝鲜同意举行离散家庭团聚活动的举措，因为时机选择而显得非比寻常。韩国和美国展开联合军演时，朝鲜经常拒绝参与甚而取消关于此类团聚活动的对话。新一轮联合军演计划于2月24日启动。上周，朝鲜确曾威胁要再次取消团聚活动，除非演习被叫停，并且指责这些军演是侵略的彩排。 韩国拒绝了朝鲜的要求，称联合军演是防御性演习。几天之后，朝鲜主动提议举行高级别的官员会谈。 韩国统一部(Unification Ministry)在周二的声明里说，预定的与会代表包括韩国职业外交官金奎贤(Kim Kyu-hyun)，他在韩国总统朴槿惠的政府里担任内阁副部长。金奎贤的办公室负责协调对朝鲜和其他邻国的政策。 朝鲜谈判老手元东渊(Won Dong-yon)将代表朝鲜政府参加此次板门店谈判，1953年，双方就是在这里签署停火协议，结束了双方在三年朝鲜战争期间的直接冲突。 翻译：陈亦亭、张薇 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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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 印度的污染治理才刚起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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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的污染治理才刚起步 Feb 12th 2014, 00:03, by 迈克尔·格林斯通, 罗西尼·潘德 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就在两年前，中国似乎还对很多城市的严重空气污染及其对健康的影响不闻不问。但在过去的六个月里，关于污染物浓度的信息，来自媒体的警告，以及政府制定的新政策纷至沓来。行动虽然慢了一些，但变化正在发生。 印度会成为下一个这样的国家吗？今年1月，耶鲁大学发布了《环境绩效指数》（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Index，简称EPI）年度国家排名，突显了印度令人不安的空气污染状况，令举国震惊。改变的呼声开始响起：周一，印度掌握大权的最高法院(Supreme Court)将就新德里日益严重的污染问题听取法庭之友诉求。 尽管全国大选将于5月开始，但印度两大政党人民党(Bharatiya Janata)和国大党(Indian National Congress)却基本上没有为空气污染问题进行过辩论。不过印度很多成功的环境政策都是由最高法院制定的，我们鼓励他们沿袭这种模式，采纳更加透明、更加灵活、基于市场的法规，更好地保护公民的健康，让强劲的经济增长得以持续。 空气污染颗粒物主要由发电厂、工业和车辆排放，会给人体健康带来严重影响。它们会造成急慢性心肺问题，比如中风、突发性心脏病和癌症。在印度，这类污染的严重程度是引发担忧的原因。 印度中央污染控制管理委员会(Central Pollution Control Board) 的最新数据显示，2010年，180个对空气污染进行了监控的印度城市的平均可吸入颗粒物浓度，是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简称WHO）认可的安全水平的6倍，印度本国标准的2倍。德里地区的可吸入颗粒物浓度约为WHO标准的13倍。 2013年对中国的一项研究（合著者包括本文作者之一迈克尔·格林斯通[Michael Greenstone]）测量了颗粒物对预期寿命的影响。该研究发现，大气中每立方米的颗粒物每增加100微克，人的平均预期寿命就会减少3年左右。根据这个指标，我们预计在这180个印度城市，由于颗粒物浓度超过本国标准，住在这里的2亿人平均寿命将会缩短约3.3年。 这些城市里居住着六分之一的印度人口，他们总共损失了约6.5亿年寿命。卫星数据清楚地表明，印度没有对空气进行监控的区域也存在污染，该国的另外10亿人就生活在这些地区。因此，印度人预期寿命的累计损失会远远更高。 印度近几十年来的经济增长部分反映了监管约束的大幅减少，而对经济增长放缓的恐惧削弱了政府出台新的排放法规的意愿。但是，通过采用一套有效和高效的监管体系，印度既可以保持经济增长，又可以向市民提供更健康的环境。 印度目前的命令与控制式监管做法在这两个方面都表现得很糟糕。它要求工厂购买昂贵的污染治理设备，并制定了一刀切的排污标准。由于一些工厂减排成本要比别的工厂高很多，这些标准对部分工厂过于严苛，也无法达到成本效益最佳的减排效果。 在一些缺乏资源的污染控制管理委员会，为了找出排放超标的工厂，监管者只能依赖其员工人工采集的、经常并不可靠的排放样本，而且每年顶多采集几次。因此，工厂必须配备的那些昂贵的减污技术根本没有被有效利用，有时甚至根本不用。 因此造成了双重恶果：监管让经济承担了巨大成本，而排污状况又常常超出国家规定的标准。 更糟糕的是，任何违反排污标准的行为都是刑事犯罪。这意味着，为了惩罚违反者，监管者必须在印度不堪重负的司法体系中起诉他们并且胜诉，执行起来颇为困难。因此唯一的可能性，也是对监管者来说较方便的选择，就是关闭排污企业——但这执行起来也很有挑战性。 排放上限和交易体系将让排污者为所排放的每单位的污染付出代价，从而产生减排的动力。与此同时，通过允许被监管企业相互协调、以最节约成本的方式达到具体的减排目标，排放交易体系还会降低监管造成的经济负担。 上世纪80年代，美国为解决酸雨问题建立了排放交易市场；这极大地降低了二氧化硫排放总量，而成本只是预期的一小部分。然而，从美国的经验可以清晰地看出，只有政府全心全意致力于规定的执行，排放交易市场才能成功。 印度朝着建立颗粒物排放交易市场的目标已经迈出了几步。在国家监管机构的指导下，一些邦的监管者已经尝试不间断的排放监管，并且开始培训潜在的排放交易市场参与者。但是，印度的刚刚起步的排放交易市场要想振翅高飞，还需要更多支持。 当最高法院周一审理此案时，应该考虑对政策进行两个关键性改动，它们将允许印度更加有效地对污染进行监督。 首先，对固定的污染来源，比如电站和工厂，应该要求安装能够持续检测排放状况的设备，提供排污者的实时排放数据，并且将数据公开。排污透明度的增加不仅会极大地提高监管机构的效率，也是排放交易市场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 第二个关键组成部分：应该让监管机构有权力对违反排放规定的公司实施财务处罚，而不是非得把违法的排污者告上法庭。美国的排放交易市场之所以能获得成功，一定程度要归功于1990年的洁净空气法修正案中一个鲜为人知但非常重要的部分。这部分法案加强了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对违反环保规定的人处以巨额民事罚款的能力。 同样重要的是，试点市场在各个阶段都应该被严格评估，确保监管者和公众对成本和回报都了如指掌。 污染问题不仅是一个可以避免的经济发展副产品，也是社会选择的写照。抓住这些改革的机会，人们才能拥有更长久、更健康的生命。 迈克尔·格林斯通(Michael Greenstone)是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教授。罗西尼·潘德(Rohini Pande)是哈佛大学公共政策教授。 翻译：土土、王湛 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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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 中国大妈为什么被赋予政治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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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妈为什么被赋予政治含义？ Feb 12th 2014, 00:11, by 王俊岭为纽约时报中文网撰稿 2014年央视春晚有一个节目叫《符号中国》，一队外国演员用人体投影展示了长城、天坛、兵马俑、探月火箭等"高大上"的"中国形象"。在官方的语境中，大凡与中国相联系的词语，往往宏大而紧张，例如：中国梦、中国功夫、中国力量、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然而在网络上，流传着一个既不宏大也不紧张的和"中国"相联的词——"中国大妈"，充满柔性的邻里气息与庄严刚猛的爱国主义气场相互碰撞，产生了一种独特的喜剧效果，也就是网络语言所说的"违和感"。 这个词的起源还要从"抢金"讲起。2013年4月，国际金价大跌，华尔街金融大鳄纷纷做空，然而一群来自中国的家庭主妇却逆市而动，横扫数百吨黄金。五一小长假过后，连香港的金店都几乎断货。"中国大妈"四个字从此名扬天下。除了抢金以外，"中国大妈"们的事迹还包括起大早去菜场买打折的"一元菜"、在纽约跳广场舞被铐走等。2013年8月，一支由当地华人组成的舞蹈队在纽约布鲁克林的日落公园中排练舞蹈，准备应邀在公共活动中表演。不料因为音乐声音太大被投诉，领队也被警察铐走。尽管这支舞蹈队来自纽约当地社区，其成员并不一定是中国国籍，但是网友还是"一厢情愿"地冠之以"中国大妈"的头衔。这也许与人们根深蒂固的"天下华人是一家"的思想有关，就算加入了别国国籍，也是"自己人"，也代表了中华民族。在这里国籍已经不重要了，人们在乎的是"中国"这个符号。网络舆论对此反应热烈，有的网友谴责"美帝"欺负中国大妈，有网友则说："丢人丢到美国去了"。 估计"大妈"们做出上述种种"壮举"的时候，肯定没想到自己的行为会和"中国"产生联系，并被赋予政治含义。这种政治含义的赋予，颇有点"因言生义"的意味，最初使用并传播"中国大妈"的媒体人和网友可能只是看重它的喜剧效果。但是"中国"这个词已经被人为地政治化，变得"庄严神圣"，任何一个词到了它旁边都会失去自我，具有了政治性。大妈们在国内跳广场舞扰民，顶多是个人素质问题。如果发生在国外，头顶"中国"两个字，那就上升到"国家形象"层面了。由于教育系统以及官方媒体的宣传，中国人往往对"中国"两个字很在乎，似乎事关个人的尊严。每一次国际体育赛事（世界杯足球赛除外），中国运动员面向国旗高唱国歌的镜头都会被反复播放。翻开中学课本，"百年屈辱"与"伟大复兴"是一以贯之的逻辑。思想品德课里甚至有专门章节讲解如何与外国人打交道："我们对待外宾应该不卑不亢，不要跟踪尾随、品头论足，不能丧失国格、人格。"依此逻辑，中国人一旦面对外国人，一言一行都具有了表演性质，因为他已经不仅仅代表自己，而且代表国家。可以说"中国"这个词是官方重点培养的"敏感词"，每个国人听到这个词的时候，应该不由自主地产生生理反应。连来自台湾的女子流行音乐组合S.H.E都在歌曲《中国话》中如此唱道："全世界都在学中国话，孔夫子的话越来越国际化。全世界都在讲中国话，我们说的话让世界都认真听话。" 反观大妈们，不管是抢购黄金还是跳广场舞，其实不过是"做回真正的自己"，没有把个人行为和国家民族挂钩。她们的心态其实更放松，也更正常。因为只有当一个中国人面对外国人的时候，没有意识到对方是外国人，才可能做到真正的"不卑不亢"。 可见中国大妈身上的"违和感"并不仅仅是大妈造成的，也是每个人共同造成的，既有大妈们对新时代的不适应，也有人们对大妈们的不理解，甚至是刻板印象。2013年12月初，一条题为《外国小伙扶摔倒中年女子疑遭讹诈》的新闻在网上热传，舆论一时对当事大妈展开声讨。不过后来公布的现场视频和监控录像显示，外国小伙闯红灯、逆行、撞倒正常过马路的大妈，并大爆"京骂"。大妈在接受采访时称，拉拽行为是为了保护现场。 大妈们背负的种种刻板印象着实有些冤枉。因为所谓"中国大妈"这个群体甚至连一个清晰的界定都没有。前述大妈们的种种事迹也没有什么逻辑上的关联性。只要是中国的中老年女性，做出一点与众不同的事，都可以被贴上这个标签。也许她们唯一的共同点就是坚持自我，不在乎别人的眼光，在这个迅速变化的时代显得格格不入。网上有一个笑话："1980年代，一群年轻人身穿喇叭裤在大街上跳迪斯科，不顾老年人的感受；现在，一群老年人穿着花衣裳跳广场舞，不顾年轻人的感受。不是老人变得爱跳舞了，而是爱跳舞的人变老了。"这种说法虽然纯属玩笑，但是给我们一个启发，大妈们就像从上一个时代"穿越"而来的使者，让我们更好地读懂这个国家的过去，也更好地理解这个国家的现在。 上个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中国发生过两次严重的通货膨胀。尤其是1988年，全国各地发生了严重的银行挤兑和抢购商品的现象。某些商品的价格更是几倍甚至几十倍地上涨。相声演员姜昆、唐杰忠在1991年春晚上表演的相声《着急》形象地描写了这一幕："晚上刚想睡觉，街坊二大妈喊了一嗓子：'听说过两天副食品要涨价啦！'，我一宿没合眼。第二天早上，买醋买了一洗澡盆，酱油两水缸……花椒面一大衣柜，黄酱一被窝。"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都清楚用纸印成的钞票也有变成废纸的可能。从这个角度看大妈们的抢金行为，就会发现她们本无意抗衡金融大鳄，搅动国际市场，她们只是想实现生活最基本的需求——安稳。正如一位大妈对中新社记者所说："保值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我就是喜欢这种黄澄澄、沉甸甸的感觉！" 比通货膨胀更为触目惊心的则是上个世纪60年代的那场导致上千万人死亡的大饥荒，相信那是很多大妈心中不能抹去的童年回忆。一个在大学里念过经济学的年轻人可以有理有据地用"沉没成本"原理给自己的母亲讲解为什么把剩饭扔掉更划算，但是他可能从来没有体会过真正意义上的饥饿。如果一个人经历过那样一种绝望的饥饿，甚至把饥饿与死亡联系起来，那么他对食物的理解就远远不是"一种资源"那么简单。 一位大妈可能上午去抢购黄金，下午就坚持吃掉剩下的饭菜。这其实一点都不矛盾，因为她只是想按照自己的理解和原则过日子而已。当人们视"中国大妈"们为异类的时候，倒不妨自我反省一下，看自己是否同样抱有某些思维定势甚至偏见。几十年社会变迁在中国大妈们身上刻下了丰富的时代年轮。大妈们没有义务代表中国，但是从她们身上读到的中国，比课本上、春晚里的中国要真实、生动得多。 王俊岭是新闻网站编辑。 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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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 雇中国富商之女是否合规，UBS展开自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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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中国富商之女是否合规，UBS展开自查 Feb 12th 2014, 00:17, by NEIL GOUGH 香港——瑞银(UBS)两名员工被停职，其中一位是瑞银亚洲资本市场部门的高管，瑞银目前正在调查其雇佣一家中国化工企业董事长女儿的事情，该银行一直寻求从那个化工企业发行10亿美元股票的计划中承担一部份业务。 瑞银已将其亚洲全球资本市场负责人朱俊伟(Joseph Chee)和该资本市场团队中另一名级别较低的员工邬晓林(Sharlyn Wu)停职，同时对招聘魏娇(Joyce Wei)的程序是否符合该行规定展开内部调查，一位了解这次调查的人周二称，此人没有得到公开谈论这件事的授权。 魏娇是天合化工集团董事长魏奇的女儿，这家私有的中国公司计划今年在香港进行10亿美元的首次公开募股。瑞银是希望能在这笔交易中起作用的多家银行之一。 根据香港当局的监管备案和上述熟悉此事的人，魏娇去年10月份开始在瑞银的股权与资本市场部门工作。此前她在摩根大通(JPMorgan Chase)工作，最近，随着美国政府对该美国银行雇佣活动调查的进一步展开，摩根大通退出了为天合计划进行的IPO充当承销商的业务，这笔业务的潜在利润颇为丰厚。 朱俊伟、邬晓林和魏娇都在香港工作，他们三人和天合集团周二没有立即回应发表评论的请求。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和布鲁克林的联邦法院检察官去年春天开始调查摩根大通雇佣中国国有企业负责人子女的所谓"子女"项目，以搞清这些雇用是否与赢得那些企业的业务有直接关系。那以后，调查范围有所扩大，瑞银以及花旗银行(Citigroup)、瑞信(Credit Suisse)、德意志银行(Deutsche Bank)、高盛银行(Goldman Sachs)、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这5家银行，都被要求提供有关信息。 熟悉此事的人说，朱俊伟和邬晓林在上周被停职，同时，瑞银在对雇佣魏娇的情况展开调查。 上述人士说，"这不是'太子党'的问题，因为魏娇不属于太子党。"该词指的是中国政府高官的子女。"天合不是一家国有企业，"该人补充说，调查的重点是雇佣"是否遵循了内部程序。" 瑞银员工被停职的消息最早由《国际金融评论》(International Financing Review)在周一报道。 美国当局正在对摩根大通以及其他的华尔街银行可能存在违反《反海外腐败法》(Foreign Corrupt Practices Act)的行为展开调查。美国法律禁止向外国官员行贿，但只是在有证据表明一家银行确实利用了提供工作机会来换取中国政府官员提供的商业交易的前提下，该法律才适用。还需要有证据表明，该银行以有"腐败意图"的操作来影响中国官员，如果银行所雇佣的员工不称职的话，就有可能会逾越这条不很明确的界线。 即使美国的联邦调查人员决定不对摩根大通提起诉讼，该银行的雇用活动也可能会引起英国和香港当局的关注，这两个地方的反腐败法律都比美国的更为严格，而且除了适用于政府官员外，也适用于私营企业。 翻译：张亮亮 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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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 她是救死扶伤的当代特蕾莎修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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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是救死扶伤的当代特蕾莎修女 Feb 12th 2014, 00:07, by 纪思道 我们这些新闻从业人员往往对坠机、腐败官员及可恶罪犯的故事津津乐道，不过现在，让我们停下来，为一位英雄鼓掌喝彩。 澳大利亚妇产科医生凯瑟琳·哈姆林(Catherine Hamlin)在埃塞俄比亚待了大半辈子，堪称21世纪的特蕾莎修女(Mother Teresa)。她对名为"产科瘘"的分娩损伤的治疗方法进行了彻底变革。当婴儿在产道滞留，又没有医生进行剖宫产手术时就会产生瘘孔。全世界有200万名女性（通常是少女妈妈）罹患产科瘘。该病会导致婴儿死亡，产妇尿失禁，有时排泄物还会通过阴道排出。 产妇会因此蒙羞，会散发臭味，会为此感到羞耻。 哈姆林博士和已故的丈夫雷吉(Reg)在埃塞俄比亚的亚的斯亚贝巴创建了一家产科瘘医院。他们的工作证明，可以通过廉价的方式修补瘘孔。这所医院培养了几代治疗产科瘘的医生，并且开创了一种其他国家纷纷效仿的模式。 今年1月，在庆祝哈姆林博士90岁生日的宴会上，当她吹灭蛋糕上的90根蜡烛时，以前的患者纷纷欢呼庆祝。她的儿子理查德(Richard)提到她所帮助过的病人时说，"凯瑟琳有一个儿子和35000个女儿。" 哈姆林博士向在场人员发表了鼓励性的讲话，表示需要大力推动改善全世界的产妇护理工作。"我们必须使埃塞俄比亚的女性远离这种可怕的事情：乡村女性的这种难以言表的痛苦，"她说，"我把这项工作留给你们在未来完成。" 埃塞俄比亚本月提名哈姆林博士角逐诺贝尔和平奖。她理应获得这一荣誉。我希望她与女性健康方面的其他卓越领头人一同获奖，比如刚果的丹尼斯·穆夸格博士(Denis Mukwege)、索马里的哈瓦·阿卜迪博士(Hawa Abdi)，以及索马里兰的埃德娜·阿丹(Edna Adan)等。 在哈姆林博士的工作中，最显著的一个特点是，她让康复的产科瘘患者帮助治疗其他人。 马哈布巴·穆罕默德(Mahabouba Muhammad)13岁时被卖给一个60岁的男人，成为他的第二名妻子。她怀孕了，自己在灌木丛中生产，结果患上严重的瘘病。村民们认为，马哈布巴受到了诅咒，把她扔给鬣狗，但她打跑了鬣狗。由于分娩致使她神经受损，无法走动，马哈布巴爬行了数英里才获救。在哈姆林博士的医院里，马哈布巴接受了手术。她目前在这家医院里担任护士助理。 曾经患有瘘病的马米图·加舍(Mamitu Gashe)在康复期间帮助医生工作，很快就被认定为天赋异禀。马米图不识字，却学会了进行复杂的瘘孔修补手术。由于这家医院做了大量的修补手术，她已经成为了产科瘘手术领域的世界级专家之一。 当世界各地的知名产科教授来到这所医院接受瘘孔修补培训时，他们的老师通常是马米图。 哈姆林博士经历过艰难险阻，比如医院组织的大变动，但在此期间，她一直将注意力集中到帮助乡村女性上。她还培养了一批专业助产士，安排她们前往医疗匮乏的地区工作——因为在埃塞俄比亚，85%的产妇在没有医生或护士在场的情况下产子。 医疗的匮乏使穷国的生殖健康成为了人权灾难。一名产科瘘患者对我说，她的丈夫抛弃了她，父母在村边为她建了一座孤零零的棚屋，免得她身上的气味打扰其他人。她几乎不怎么吃喝，因为吞下的所有东西都会很快沿着双腿流出来。她陷入了深深的绝望。 "我就这么蜷着过了两年，"她说。最终，她的父母听说了哈姆林的医院。她被治愈了。 产科瘘的手术费用是多少呢？大约要花500到1000美元（约合6000元人民币）。 在美国，哈姆林的医院获得了美国哈姆林产科瘘组织(Hamlin Fistula USA)的支持，世界范围内的瘘病治疗则由哈姆林基金会(Fistula Foundation)来资助。 在全球许多地方，一名女性所能经历的最危险的事就是怀孕，每天都有800人因分娩身亡，还有更多人受伤。美国的自由派和保守派在为堕胎政策交锋，可是让分娩更安全的基本任务却从未得到足够的关注或资源。让我们为罗莎·L·德劳罗(Rosa DeLauro)喝彩，因为这名来自康涅狄格州的民主党众议员准备了立法提案，希望支持在全球范围内采取措施预防和治疗产科瘘。 哈姆林博士是把这项议题提上全球议程的第一人，她没有就此止步。本周，她对我说，"我们正在设法预防这类损伤，设法唤醒全世界。" 所以，在这一时半刻，让我们暂停对反面人物的报道，加入到赞美一名医生的队列里。她挽救了大批女性的生命，而且现在，把其中的一些人变为了她的同事。 翻译：许欣、张薇 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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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 大陆与台湾在南京首次正式会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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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与台湾在南京首次正式会谈 Feb 12th 2014, 00:15, by 王霜舟 台湾台北——台湾和中国的代表周二举行了自1949年内战结束以来的首次正式会晤，预计会晤不会产生多少具体结果，但对缓解两岸长期以来的敌对关系来说，这是具有象征性意义的进展。 此次会晤地点是南京的一家度假酒店，南京是蒋介石领导的中华民国的首都，中华民国政府被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军队打败后逃到了台湾。 台湾行政院大陆委员会(MAC)主任委员王郁琦说，"在今天开会晤以前，很难想象两岸关系会走到这个地步。" 据国家通讯社新华社报道，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主任张志军说，两岸关系能有今天的局面"实属不易，也凝聚了两岸无数人的心血和付出，应倍加珍惜，维护好并继续推动两岸关系的良好势头。" 中国认为台湾是其领土的一部分，两者最终必将实现统一。大陆方面过去对那些被视为将自治的台湾推向正式独立的做法一直表示愤怒。 1995年和1996年在台湾进行首次民主总统选举前夕，大陆曾向台湾附近的海域发射导弹，大陆方面也曾不断谴责有独立倾向的陈水扁，他在2000到2008年期间担任过台湾总统。 2008年的选举让支持与大陆增进关系的马英九总统上台，那以后，北京缓和了对台湾的态度。马英九上任以来，两岸的贸易额几乎翻了一番，去年达到1970亿美元（约合1.19万亿元人民币）。去年有近300万大陆人去台湾旅游，他们成为台湾自2008年放松对大陆游客限制以来最大的一个游客群体。 2010年两岸签署了标志性的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onomic Cooperation Framework Agreement)。该协议的谈判是在半官方机构之间开展的：台湾方面是海峡交流基金会(Straits Exchange Foundation)，大陆方面是海峡两岸关系协会(Association for Relations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s)。 框架协议签署之后的另一项协议旨在消除两岸服务业贸易面临的障碍，新协议仍在立法过程之中，立法委员们在讨论其可能给台湾企业带来的影响。 到目前为止，大陆和台湾的代表只是通过非官方机构或退休官员发生接触，因为北京拒绝进行任何可能被视为承认台湾主权的做法。 周二的会晤重点在于改善两岸的交流渠道，使之正规化。双方就贸易以及台湾参与地区经济协议等问题进行了讨论。行政院大陆委员会称，王郁琦还提出了对被大陆拘留的台湾人进行类似领事性探视、在大陆的台湾学生的医疗保险以及公平对待在大陆工作的台湾记者等有关问题。 他还打算调查在大陆工作的台湾人所关心的问题。周五是他此行的最后一天，届时他将访问上海一家为台湾学生设置的学校。 虽然预计不会产生突破性结果，但这次会谈的象征意义值得注意。 诺丁汉大学(University of Nottingham)中国问题专家乔纳森·沙利文(Jonathan Sullivan)说，"他们60年来从未进行过这个层次的交谈。其象征性意义是明摆着的。" 他说，如果双方能在交流渠道方面达成谅解，比如相互设立代表处，那么这次会谈也将具有现实的重要性。 沙利文说，"他们愿意在一起举行这样的会谈这件事本身显示了相当程度的友好意愿，这为两岸在未来将如何互动建立了一个先例。" 去年在巴厘岛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合会议(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期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说，解决两岸之间的政治僵局不能无限期地推迟下去，此言传递了在两岸关系问题上他打算采取比前任们更积极的做法的信号。 马英九的第二任、也是最后一任总统任期还剩下两年的时间，这对北京试图建立更紧密联系的努力来说，是一个短暂的窗口。由于人们对台湾经济增长速度慢的担忧，以及一系列的失误，比如未能迫使立法院议长下台等，去年一年中马英九的支持率一度下降到了9%。 这可能会给马英九所在的国民党未来的总统候选人带来不良影响，增加了反对党民进党在竞选中获胜的希望。 沙利文说，北京"知道马英九亲大陆。但不知道下一届总统会怎样，因为离下次选举还有两年时间。" 他说，中国政府可能想要利用现存的窗口"尝试一些接触机制，并将其制度化，以此来限制住台湾未来的政治领导人。" 台北国立政治大学的两岸关系专家童振源说，虽然紧张关系在近几年来有所缓解，但在与大陆建立更加密切关系的问题上，台湾存在着相当广泛的顾虑。 童振源说，"过去5年来，中国政府做了很多努力试图扭转台湾的这种趋势，但都是徒劳的。他们很迫切。但他们不明白。进一步来说，如果他们想要解决台湾与中国之间的冲突的话，他们需要考虑一些关键的问题，比如降低台湾和中国大陆之间出现军事冲突的可能性等。" 就目前而言，探讨这类问题的可能性不大。王郁琦在出发前曾警告说，对这次行程的期望不应太高。 他在台北对记者说，"我不想显得太雄心勃勃。如果我们只是把目光放在台湾事务办公室以及行政院大陆委员会在未来能对促进两岸关系更加平稳做点什么的话，很好。你们不要过度解读。" 正当双方提出要建立更密切关系的同时，一些发展也揭示了仍有多少的不同存在着。中国方面阻止了总部位于台北的好斗小报《苹果日报》以及得到美国政府资助的自由亚洲电台(Radio Free Asia)的记者出席这次会晤。虽然中国维持其对国内和国外记者的严格控制，但台湾已以其媒体的闯劲而闻名。 王霜舟(Austin Ramzy)是《纽约时报》记者。 翻译：张亮亮 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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