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 长沙发生持刀砍杀路人事件，5人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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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发生持刀砍杀路人事件，5人丧生 Mar 14th 2014, 10:53 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湖南长沙一处菜市场周五上午发生持刀砍杀路人事件，共有五人刀下丧生，一名嫌疑人被警方当场击毙。 当日下午，搜狐新闻援引新华社电，公布了两名当事人的姓名：海比尔·图尔迪和买买提·阿卜拉，但并未明确提及二人的民族。新华社称，他们是长沙市开福区伍家岭沙湖桥菜市场内"两名外地经商人员"，因纠纷互殴，"其中一人被对方砍死"，"行凶歹徒海比尔·图尔迪"随后又砍伤四名路人，其中两人当场死亡，另外两人送医抢救无效死亡。 新华社报道称，海比尔·图尔迪被警方当场击毙。 但稍早的报道包含了不同的细节。人民网11:41长沙电曾说："一个行凶者已被制服"，且未提及有嫌疑人被击毙。 凤凰网当日上午发布的未注明来源的图片显示，警方把一名男子押上警车，该人穿白衬衣、黑白格子背心，留着髭须。 下午，官方的报道不再见到嫌疑人被"制服"的说法，而一律称歹徒被击毙。长沙警方的官方微博和公安部微博分别于下午2:28和3:01发布了相同措辞的信息，称参与殴斗的只有两人，一人被砍死，一人被警方击毙。 当地媒体报道，死者中包括50多岁的老翁和70多岁的老妇。 事件距昆明火车站持刀砍人事件不到两周，引起了民众关于恐怖袭击的联想。新浪微博上一名加V用户"猎人Tina"转发了质疑的言论，这些言论指责官方宣称的小贩斗殴是隐瞒真相。 公安部上午发布微博呼吁公众不要传播血腥图片，不要散布恐慌，并以官方发布的信息为准。 公安部与长沙警方发布的消息在最后说："此案正在全面深入调查处置中。目前，长沙社会秩序正常。" 黄少杰对本文有研究贡献。 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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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 央行叫停虚拟信用卡和条码支付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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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叫停虚拟信用卡和条码支付业务 Mar 14th 2014, 09:56, by 纽约时报中文网编辑 王姗姗 北京——中国人民银行支付结算司冯新娅于3月14日早上向人民网记者确认，前一天下午，中国人民银行（下称央行）支付结算司下发了关于叫停虚拟信用卡和二维码条码支付业务的通知。 央行在这份业务叫停通知中指出，目前将二维码条码应用于支付领域有关技术，终端的安全标准尚不明确，相关支付撮合验证方式的安全性尚存质疑，存在一定的支付风险隐患。针对虚拟信用卡业务，央行认为它"突破了现有信用卡业务模式，在落实客户身份识别义务、保障客户信息安全等方面尚待进一步研究"。 阿里巴巴集团旗下支付宝以及腾讯公司旗下的财付通分别向纽约时报中文网证实，这两家在移动支付和金融创新领域表现活跃的第三方支付企业，目前都已经收到了由监管机构下发的业务暂停通知。两家公司均表示，目前还在了解情况的阶段，不便对央行禁令发表任何评论。 对于叫停虚拟信用卡和二维码支持业务的原因，冯新娅向人民网记者解释，主要是从客户支付安全的角度出发。 "（央行下发叫停通知）表面上很突然，实际上是必然的。"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杨东在接受采访时指出，移动金融发展速度太快，央行适当放缓一下角度，也是有利于移动金融的稳健发展。 杨东说，移动支付这种方式的发展是大势所趋，但现在手机支付和网络支付的界限越来越模糊，网络支付环境也越来越复杂，引发央行对于风险的相应警觉，也在情理之中。 本周，支付宝在金融创新领域才刚连挥两计重拳。首先是本周一，支付宝宣布与中信银行合作推国内首张网络信用卡，面对近3亿的实名认证用户，以支付宝账户体系所积累的信用数据为基础，计划首批将发行100万张，授信额度200元起步，上限根据个人网络信用度来定，并可根据消费者的消费记录和信用记录，逐步提升额度。 支付宝表示，这张网络信用卡与银行传统发行信用卡的审核、发放模式极为不同。申请者不需要回答诸如固定收入、有无车房等固定资产以及填写各种资料，只需要消费者在支付宝钱包这一用于移动支付的手机应用中选择关注"中信银行"的公众号，即可完成在线即时申请、即时获准。 申请获准后，将所获得卡号在线开通支付宝快捷支付后，即可进行网购、移动支付等各种消费，而摆脱实体卡的束缚。 3月12日，支付宝钱包又宣布与7-ELEVEN南中国达成支付合作，这一连锁超市位于广州和深圳的450家店计划全面引入条码支付。所谓条码支付，就是用户在结账时，只要打开手机上的支付宝钱包，选择"条码支付"功能并出示手机，让收银员用条码枪扫描，就可以完成付款，不需要任何现金、刷卡、找零钱等动作。 而腾讯财付通也与中信银行达成了类似的合作协议，双方将联合推出中信银行微信信用卡，不过，财付通公关部负责人在接受电话采访时强调，和支付宝不同，财付通和中信银行推出的微信信用卡用的是中信的征信体系。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在接受采访时说，中国目前只允许商业银行发行信用卡。这次央行叫停网络信用卡，很可能是担心中信银行在发卡中，只起到一个通道性的作用，而发卡、授信以及风险管理，则是由支付机构来做。 "从业务实质上，名义上是中信，但实质是支付机构来发卡，这就是偏离现有规定。这是央行担心所在。如果发卡和客户管理都放在银行，这种情况就没有问题了，"郭田勇说。 "我们当然不希望看到央行以监管的名义对金融创新进行打压。"郭田勇表示，作为监管机构，央行更多会考虑金融风险，以及合规问题，但央行应该把握好一个平衡，政策制定的发出点应该是鼓励创新，然后从技术角度来衡量风险，却不可把监管手段作为保护既得利益者的工具。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支付结算司冯新娅在接受人民网记者采访时所透露的信息，下一步，央行会从风险的角度统一评估这两个产品，现在只是让他们履行报告的义务，请他们补充一些资料。但何时能恢复这两项业务不能确定。而财新记者援引央行支付司有关人士的话说，"不是央行不让做前述业务了，而是要完善技术、合规后再推出。" 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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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 俄在乌克兰东部重兵部署，引发西方强烈反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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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在乌克兰东部重兵部署，引发西方强烈反弹 Mar 14th 2014, 10:24, by STEVEN LEE MYERS, ALISON SMALE 莫斯科——在克里米亚即将就退出乌克兰举行公投之际，俄罗斯周四在与乌克兰东部边境接壤的至少三个地区部署了大批部队和装甲车辆，引起了乌克兰临时政府的警觉，认为俄罗斯可能会发动侵略，导致克里姆林宫和西方之间的危机大幅度升级。 俄罗斯国防部公布的增兵部署，引来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一通不同寻常的严厉指责，她告诫俄罗斯政府，必须放弃她所说的19和20世纪政治，否则团结一心的欧洲将在外交和经济上采取报复行动。 "女士们先生们，如果俄罗斯沿着过去几周的方向继续走下去，大祸临头的就不只是乌克兰了，"她在对德国国会的讲话中说。"我们也是俄罗斯的邻国，我们不能只是把这当做一个威胁。这不会仅仅只改变欧盟和俄罗斯的关系。不，它还会给俄罗斯的经济和政治带来巨大伤害。" 从默克尔的措辞可以看到，乌克兰危机正在从一场地区冲突迅速演变为东西方的全面对抗，联合日益紧密的欧盟和美国面临着与俄罗斯的决裂。德国一贯致力于消除东西隔阂，其领导人能发出如此强硬的言论，进一步表明这场潜在的决裂是极为严峻而深重的。 在周四的一次国会讲话中，国务卿约翰·克里(John Kerry)明确表示，俄罗斯还没有就大规模入侵乌克兰全境展开军事准备，但是他强调"情况随时可能改变，这一点我们是有认识的"。 克里说他希望"在这个时候不要就此事制造恐慌或过分担忧。" "我们希望能够避免出现这种情况，"他还说。"但是我们不知道是否能做到。" 克里将于周五在伦敦与俄罗斯外交部长谢尔盖·V·拉夫罗夫(Sergey V. Lavrov)会面，想方设法缓解这场危机。 一边是俄罗斯在添柴，一边是美国想灭火。一位美国官员说，奥巴马政府暂时没有应乌克兰临时政府的要求给予武器和弹药等军事援助，但政府"仍在考虑"此事。《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率先报道了乌克兰的要求与政府的回应。 截至周四，俄罗斯的军事行动很大程度上仅限于确保对克里米亚半岛的控制，随着上个月乌克兰的亲俄政府被推翻，乌克兰南部这个以俄罗斯族人口为主的地区在一周前采取行动，试图脱乌入俄。按照计划，被乌克兰、美国和欧盟视为非法的克里米亚公投，将在周日令这一决定正式生效。 然而，俄罗斯向乌克兰东部边境增兵的决定意味着，克里姆林宫有可能会采取进一步行动，用武力夺回对该地区的控制，那里同样有大量的俄罗斯族人口，是二十年前苏联解体时交出的。 新闻机构俄罗斯国际文传电讯社(Interfax)援引一名国防人士的话说，俄罗斯军方高级指挥官瓦列里·V·格拉希莫夫(Valery V. Gerasimov)曾与北约(NATO)的同级别人物、丹麦人克努·巴特尔斯上将(Gen. Knud Bartels)通电话，突显了调遣部队一事的严重程度。双方通话的具体细节没有披露。 俄罗斯新闻媒体称，俄国防部长已经下令六架苏-27战斗机和三架运输机前往俄罗斯盟国白俄罗斯，以防范白俄罗斯总统亚历山大·卢卡申科(Alexander Lukashenko)所称的来自北约的潜在威胁。在这次白俄罗斯部署之前，北约于上周派出了12架F-16战斗机前往波兰。 乌克兰代总统奥列克桑德尔·V·图奇诺夫(Oleksandr V. Turchynov)通过其官方网站发表一份声明称，他相信俄罗斯大军压境是"准备随时对乌克兰实施干预"，并希望乌克兰和持相同立场的各国能通过外交途径"制止侵略"。 在莫斯科，军方承认在毗邻乌克兰东部的别尔哥罗德、库尔斯克和罗斯托夫等地区有大规模的装甲和空降部队调动，而乌克兰东部已经有许多俄罗斯族人对新近在首都基辅上台的临时政府表示了抗议，并要求莫斯科提供保护。 作为俄罗斯在欧洲的头号贸易伙伴，在如何应对俄罗斯在乌行动的讨论上，德国势必会有重要的影响。欧洲其他国家以及美国的一些政治人士和观察家提出，两国在贸易等领域的密切往来，导致德国在对俄罗斯实施制裁时会有所顾忌。 然而，默克尔的讲话表明弗拉基米尔·V·普京(Vladimir V. Putin)总统可能失算了，对占领和吞并克里米亚所激起的愤怒没有充分预见——也可能他对此并不介意。 在国际社会的批评面前，仍在索契出席残奥会的普京目前还没有表现出要屈服的意思。周三和国家残奥运动队领队会面时，他隐晦地重申了克里姆林宫的观点，认为亚努科维奇的下台是外界势力煽动下的一场武装政变的结果。"我可以向你们保证，眼下这个局面并不是俄罗斯挑起的，"普京说。 Steven Lee Myers自莫斯科、Alison Smale自柏林报道。Steven Erlanger自基辅对本文有报道贡献。 翻译：经雷 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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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 台湾慈济志愿者为失联客机家属送上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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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慈济志愿者为失联客机家属送上关怀 Mar 14th 2014, 08:38, by BREE FENG, KEITH BRADSHER 在会议厅的一头，马来西亚航空(Malaysia Airlines)的员工们正在忙着向马航370这个失踪航班上乘客的亲友们通报最新进展。在另一头，志愿者们坐在堆满了零食的桌子后静静地听着，等着为家属们提供咨询、后勤协助的服务，或者仅仅是握着他们的手。 这些志愿者来自一家总部位于台湾的佛教慈善机构慈济慈善事业基金会。马航由于担心自己说中文的员工不够多，于是要求慈济提供支援。周六下午5点，就在马航宣布飞机失踪数小时后，这些志愿者来到了家属们在北京下榻的宾馆。 慈济有充分的能力提供帮助。1966年，尼姑证严创立了慈济基金会，如今在全世界有372处办公室。它经营着医院、医学院，甚至还有自己的有线电视频道。但是慈济最为人所知的还是它在80多个国家开展的救灾工作，包括了两年前在纽约地区对飓风"桑迪"(Hurricane Sandy)受害者的救援，以及2008年中国西南省份四川发生灾难性大地震后，对幸存者提供帮助。 已有几家海外的慈善机构未经注册，或在取得部分许可的情况下开始了在中国的运营，否则的话它们就需要在商务部以公司的形式注册。尽管如此，慈济还是在2010年成为了中国大陆第一家由境外宗教性质非营利组织成立的基金会，取得了民政部的许可在大陆设立办事机构。从理论上来说，中国政府信奉无神论。但这家机构却因其开展的慈善工作而获得了中国政府的高度尊重，不过它不能开展宣教活动。 周六那一天，就在马航370航班失踪后，北京丽都维景酒店的那间会议厅已经被改造成了等候室兼应急中心。而慈济的志愿者们身着藏青色夹克衫和笔挺的白色长裤，穿梭在一群群坐着的家属之间，送上热茶、零食或者鼓励的话语。 资深志愿者曾云姬说，他们的方式是鼓励人们不要往坏处想，尽量保持心境的平和。"不管怎么样，你还在等消息，"她在采访中说。"所以为什么非要往坏处想呢？" 曾云姬是台湾人，十多年前就加入了慈济，如今生活在北京。她参与了许多救灾行动，包括2008年四川地震的救援，也是丽都饭店里53位志愿者中非正式的组长。虽然多数的志愿者来自慈济在中国大陆的办事机构，也有15位从马来西亚飞过来。其中多数都是自费。 这些志愿者多数都不是有资质的咨询师。但曾云姬说，慈济会提供培训，告诉志愿者如何提供支持，以及如何应对自身的压力。 曾云姬还说，志愿者们除了提供情感支持以外，还有一项"很重要的"任务，就是确保人们要记着照顾自己的身体。"你已经遭受了精神打击，所以之后你会失去正常饮食的能力，"她说。所以志愿者们会"常常拿食物和水"给家属，并提醒他们要保持三餐正常。 但是随着发现幸存者的希望越来越渺茫，要做到不悲观实在很困难。另一位只说自己姓李的志愿者表示，当马来西亚航空的员工周日提醒家属们应该"做好最坏的打算"时，家属们的情绪崩溃了。他说，其中一些晕了过去，一些拿头撞墙，或者说他们不想活了。 志愿者们也会提供翻译的服务，还会帮助家属们申请护照和签证，安排他们赶赴马来西亚。他们也努力化解马航管理层和家属之间的矛盾。 周一，李先生和其他志愿者帮助一位来自山东省的男子平复情绪，他觉得自己受到了马航官员的怠慢。他站到了椅子上，开始"扔水瓶和其他东西"。李先生表示，这名男子抱怨称，自己有七名亲人在酒店，但只拿到四张食品券，他认为这说明马来西亚人"瞧不起他们"。 截至周二下午，家属的情绪已经比较平和。当天上午，很多家属已经乘坐马航组织的航班飞往吉隆坡。那些留在北京的亲属除了等待消息，没有什么可做的。 曾云姬表示，她不确定该基金会要为在酒店的服务活动支付多少费用，但这不是问题。她说，"只要有需要，我们就会留在这儿。" 近年来，慈济开展了很多援助活动，马航飞机失联事故只是其中之一。慈济还是去年11月台风"海燕"(Typhoon Haiyan)侵袭菲律宾中部地区后，在为幸存者提供帮助方面最引人瞩目的组织。 当时，莱特省首府塔克洛班为台风所摧毁。塔克洛班市的官员特克松·约翰·林(Tecson John Lim)表示，台风过后，有50辆自动倾斜卡车清理瓦砾，其中有两辆来自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三辆来自菲律宾中央政府，六辆来自市政机构和红十字会(Red Cross)，其余39辆卡车由慈济提供。这个佛教组织利用志愿者在46个国家筹得的资金在菲律宾中部最大的城市宿务租用了这些卡车，并将它们运送到位于另一个岛屿的塔克洛班市。 该基金会在塔克洛班的工作有时也曾引发争议。慈济创建了一个"以工代赈"的清理社区项目，为每天早晨报名参加活动的人每天支付500比索（约合70元人民币），这些人同意白天清理社区，晚上回来拿钱。 该项目符合很多国际发展专家的理念，他们认为帮助灾难幸存者的最佳方法之一就是派发现金，然后让他们想清楚如何找到那些有可能开始提供食物及其他补给品的企业家，以补偿救援配送的不足。 慈济的项目非常慷慨，以至于数千民众每天早晨挤在主要路口报名参加活动，晚上过来拿钱，阻碍或延误了交通。塔克洛班市副市长杰里·T·尧卡辛(Jerry T. Yaokasin)表示，这让很多公司领导心烦意乱，员工们在风暴过后没有迅速回到工作岗位，因为他们在参与慈济的救灾工作。在塔克洛班，每日工资的最低标准为257比索。 尧卡辛表示，有很多人确实为拿到慈济提供的现金而工作，其他人则报名参加清理活动，然后中午排几个小时的队获得政府的救援物资，晚上再到慈济拿钱。他说，"有些人实际上是在占便宜。" 来自台湾花莲慈济基金会总部的国际慈善事务组长陈济任表示，他们在菲律宾的主要工作目标就是分发现金，清理工作是次要的。"我们注重的不是效率，"他说。"我们的主要目的是给他们分发现金，帮助他们回归正常生活。" 翻译：曹莉、许欣 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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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 失联客机调查，美专家低调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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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联客机调查，美专家低调行事 Mar 14th 2014, 06:33, by MATTHEW L. WALD 华盛顿——关于马来西亚航空370航班的最有用信息很可能掌握在前去协助调查的美国人手里。但他们什么都不会说。 奇怪的是，世界上关于空难调查、雷达以及波音(Boeing)777飞机内部构造的顶尖专家目前都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然而，严格地说，他们只是来协助马来政府，行动也十分低调。如果美国发生了类似的事情，他们肯定会从各个方面搜集信息，并把这些信息综合成一份进度报告。但在马来西亚的这次事件中，至少是就目前而言，美国人还没有发挥这样的作用。马来政府、航空公司和军方正在零零星星地发布信息，信息有时还相互矛盾。 按照国际协议，负责调查空难及类似事件的国家应该是事情发生的国家。如果飞机坠落在国际水域，司法管辖权就归于相关航空公司所属的国家。就这起神秘事件而言，人们认定这是马来西亚的问题。但是，不论正式的负责人是谁，都无法忽视美国的指导原则。 "我们尽力不让人们觉得是我们在负责调查，虽然从某种程度上说，确实是我们在负责，"美国国家交通安全委员会（National Transportation Safety Board，简称NTSB）航空安全的前负责人伯纳德·勒布(Bernard Loeb)说。该委员会负责带领美国专家代表团，前去处理任何与美国航空公司或美国制造的飞机相关的空难。美国发生空难时，空客(Airbus)或罗尔斯·罗伊斯(Rolls-Royce)等外国飞机或引擎制造商也会获得同样的"观察员"待遇，往往还会提供技术支持。 从实践上看，虽然各国规定不同，但调查的主力通常都是美国人。 "大多数当地工作人员都非常棒，"也曾担任航空安全高管的托马斯·霍伊特(Thomas Haueter)说。"他们的问题是，他们并不经常干这种活。我们却干过很多。" 霍伊特说，根据空难的具体情况，美国会把交通安全委员会、联邦航空管理局（Federal Aviation Administration，简称FAA）、波音公司和通用电气(General Electric)的调查人员派往事发地区。他说，有些时候，"会出现像这样的美国调查人员大军"，而当他们与当地航空安全负责人见面时，"对方只有两个人"。 "我们知道这一点，"他说。"我们总是得淡化这种事情。" 美国调查人员的主要目标是确定美国制客机的硬件、保养程序及运作是否存在瑕疵，这些瑕疵可能会导致其他飞机坠毁。但他们经常需要面对相互矛盾的任务。如果空难涉及政府所有的航空公司或是政府提供的空中交通服务，抑或事发国的飞行员出现了操作失误，有些方面就可能试图推卸责任。（在美国，航空公司、飞机制造商乃至联邦航空管理局也会做出同样的事情，但是众所周知，在寻找决定性原因时，交通安全委员会一直是独立、不偏不倚和铁面无私的。） 在马来西亚这起事件中，安全委员会派出了自己的高级雷达专家。该专家曾是一名空中交通管理员，经验丰富，参与过许多调查，调查对象包括一些差点出事故的事件，以及一名在华盛顿罗纳德·里根国家机场(Ronald Reagan National Airport)控制塔里睡着了的空中交通管理员。外部专家称，名为斯科特·邓纳姆(Scott Dunham)的这名专家可能是最佳人选，有望从有限的民用雷达数据及军方雷达侦测到的飞行路线当中理出头绪。军方雷达侦测到的可能是失联飞机，也可能不是。 如常宣布派一队人马协助当地政府之后，安全委员会收到了一大堆问题。因此，该委员会采取了不同寻常的作法，发布了第二份新闻稿，强调主导调查的是马来西亚当局，美国调查人员只是"提供技术援助"，并且表示，委员会不打算进一步发表评论。 作为安全委员会率领的代表团的成员，FAA也到了马来西亚。"FAA会保持严格的沉默，因为国家交通安全委员会非常注意控制信息，"FAA事故调查办公室前负责人史蒂文·B·华莱士(Steven B. Wallace)说。 在之前的一些事件中，安全委员会似乎在收集和发布信息方面扮演着幕后角色，一切活动都有当地官员的同意。曾在1997至2011年间担任该委员会首席发言人的泰德·洛帕特凯维奇(Ted Lopatkiewicz)称，这种声明有一个标准的形式："某某政府请我们发布如下信息……"他说，安全委员会有时候会自行起草声明，有时候会警告不要公开特定信息，但它从未在未经主事国同意的情况下公布过任何消息。 该委员会每年都会多次派调查人员前往远方的空难现场。有时，美国对事故的兴趣比发生事故的国家还大——比如美国货运飞机在阿富汗和沙特阿拉伯坠毁的时候，或是美国航空(American Airlines)一架从迈阿密飞往哥伦比亚卡利的航班坠毁的时候。 然而，许多外国政府并不像美国的机构这样，觉得自己有义务将自己知道的情况告诉公众。安全委员会的作法会被视作是严格遵守国际协议。这些协议让其能够参与类似调查。 "NTSB希望尽可能提供帮助，不希望惹出是非，"曾任该委员会执行主任的彼得·戈尔兹(Peter Goelz)说。 翻译：陈柳、陈亦亭 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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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 政坛高层女性少，因男性太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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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坛高层女性少，因男性太优秀？ Mar 14th 2014, 07:10, by 狄雨霏 一名外国记者在女代表新闻发布会上提出的问题，让人大代表李亚兰显得颇为激动。直到当时，这次发布会关注的一直是家庭价值、孩子、改善女性统计数据的必要性，以及女性手工艺品的经济价值。 这名记者问，中国的男女平等政策已经实施了65年，"为什么中国政坛和国企高层的女性仍然这么少？" "我们的男领导太优秀了！"李亚兰的回答当中有这么一句。"我希望我们女性也能与他们一样优秀。"她来自中国东北省份黑龙江，职业是律师。 对中国男性领导人的这句称赞出现在周三下午，这天是中国橡皮图章式立法机构人大年度会议的倒数第二天。 中国的女性主义者和外国记者曾经写道，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局常委从未有过女性委员，中国只有一位女性省委书记和一位女性省长，此外，女性代表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所占的比例从上届（任期始于2007年）的6.4%降到了这一届（任期始于2012年）的4.9%。 或许是因为被人戳到了痛处，中国官员今年指出，本届全国人大（任期始于2013年）的女性代表人数比上一届（任期始于2008年）多。两届人大女性代表的比例分别是23.4%和21.4%。 尽管如此，世界各地的女性主义者可能会觉得，被选来在周三新闻发布会上代表中国女性的代表所关注的问题，重要性比不上政治和经济方面的问题。她们谈论的问题是女性在培养孩子美德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如何强化家庭传统。 除此以外，还有其他话题。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林荫茂讲述了她在这次大会上呈交的提案。她认为，国家统计局应该把性别统计纳入统计范畴，这样才能更好地反映女性的就业状况。 "如果我们把女性的失业率和男性的失业率相比较就能反映问题了，"林荫茂说。"首先我们是要依法治国，所以要把性别统计的制度制度化，将其纳入统计法。具体的建议就是各级政府都要负起这个责任。" 大家一致同意，就业市场不应该歧视女大学生。许多人都表示，自己就业时受到了性别歧视。 河南省开封城摞城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徐晓说："我们不能因为女性要成家生子就歧视她们。" 然而，会上仍然有许多关于品德、妇女的主要社会职责——照顾家庭，和手工艺品的谈论。 西南省份贵州的妇联主席罗宁带来了当地女性制作的一个绣花手袋，还站起身来在会议室里展示。 "这些都是当地妇女绣的，"她说，"但是加了工业化的一些工艺，还是一个很时尚的包，是一个能提到人民大会堂来的包。"她展示的是贵州少数民族妇女的作品，贵州省妇联正在努力促进该地区的经济。 徐晓动情地说起了她母亲的奉献。她说，"每天天不亮，我的母亲就要起床，为我们兄弟姐妹五人做好一天的饭菜"，而且"总有干不完的家务活"。 徐晓还说，"我们要弘扬家庭美德"，称自己从母亲那里学到了这些美德，比如："我们的父母教我们说借人家的东西要早一点归还，我们的父母教我们给长辈端茶送水要用双手。" 前述外国记者不满意代表对为什么中国领导层女性这么少这个问题的回答，于是再次提出了这个问题。 这一次，威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张惠回答说："说实在话，您说的这个问题，也是我们广大女干部的希望。"威海市属于中国东部的山东省。 她说，女性很难往上升。 "任何一个国家都是金字塔型，底层相对多，越往上越少。对于男性来讲，他们的金字塔可能会中间多一点，但对于女性来讲可能就是越往上越难，"她一边说，一边用手比划着两个形状——宽大的倒"U"型代表男性，较为窄小的倒"T"型代表女性。"不光是中国，很多国家可能都是这种情况。 但张惠说，增加从政女性的数量是国家政策。"我认为没有男女不平等的情况。" 来自上海的林荫茂给出了一些具体数据：女性代表在上海人大代表中所占比例现在达到了31.7%。来自黑龙江的李亚兰则称，全国人大黑龙江代表团共有16名代表，其中有6名女性。 张惠似乎觉得，女性晋升的障碍之一是她们自身的素质。 "我相信当我们的素质，当我们的中国女性中有一批素质非常优良的女性，高层从政的女性就会越来越多，"她说。 记者会即将结束时，来自中国一家官方杂志的一名男记者私下评论说："毛泽东的确说过'妇女能顶半边天'，但是，"他补充说，"中国也出了孔子。"他说的孔子是中国古代的一位哲学家，他的父权教诲是中国许多传统的基础。这名记者要求不具名。 张惠暗示，试图做好一切——一方面要在狭窄的晋升金字塔上争取一席之地，一方面还要满足传统习俗对自己的期望——可能会让中国女性筋疲力尽。 "我们有时候会很累，"她说，"但是同时我们得到的社会认可越来越多。" 狄雨霏(Didi Kirsten Tatlow)是《纽约时报》驻京记者。 翻译：陈柳、陈亦亭 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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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 马航客机失联后依然在和卫星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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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航客机失联后依然在和卫星联系 Mar 14th 2014, 03:53, by MATTHEW L. WALD, THOMAS FULLER 华盛顿——一名与相关调查关系密切的官员周四表示，调查人员正在分析一些数据，这些数据似乎表明，在地面控制人员最后一次收到马来西亚航空(Malaysia Airlines)失联飞机信号之后，飞机依然在自动与卫星系统联系，由此看来，在失联后的几个小时之内，飞机可能依然在空中飞行，起码是可以运转。 这一消息让人们更加相信，飞机在失联后曾偏离航线，可能往西飞了数百英里，越过马来西亚半岛，进入了印度洋上空。周四，部分搜救行动转向了那些水域，美国也对海军飞机和"基德号"驱逐舰进行了重新部署。 周四，飞机在据报失踪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依然在和卫星联系的情况遭到披露之后，关于飞机命运的新消息和猜测变得更加复杂。ABC新闻频道(ABC News)周四晚上报道称，美国官员认为，机上的两套通讯系统是分别关闭的，这表明它们并没有出现灾难性的故障，而是被故意关掉的。ABC的报道援引了两名未具名官员的话，该报道无法立即得到验证。 在飞机通讯系统停止运作前获得的数据似乎显示，机上的设备曾按固定的时间间隔尝试与卫星建立连接。飞机如果订购了相关服务，便可以通过这种连接来传输飞机的日常维护数据。 调查人员称，在飞机的异频雷达收发机停止工作后，与卫星建立连接的尝试周期性地持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但电子技术专家还没有查明准确的时长。该收发机的功能是向地面控制雷达表明飞机身份，在飞机飞行了40分钟后停止工作。目前尚不清楚，除了联系持续的时长之外，专家还能从这种卫星通讯当中获得多少信息。 《华尔街时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最先报道了表明飞机在失联后继续飞行了数小时的新证据。马来西亚官员周四表示，在飞机与地面控制人员失去联系后，再没有收到过任何来自该飞机的数据。 马来西亚军方检测到的雷达信号也明显表明，在载有239人的370航班停止与空中交通控制人员联系后，一架身份不明的飞机——极有可能是那架失联飞机——依然在空中飞行。雷达显示，那架飞机在马来西亚与泰国边界附近自东向西飞越马来西亚半岛，飞到了马六甲海峡上空。 马来西亚官方称，军方雷达最后一次记录到那架不明身份的飞机时，它正在马来西亚槟榔屿西北200英里（约合322公里）的地方飞行，高度是2.95万英尺。他们说，马方正在与美国和中国官员共享相关数据，以便确定那架飞机是不是370航班。 周四，几十艘舰船和数十架飞机仔细搜寻的搜救区域扩展至安达曼海的部分海域，而且可能继续扩展。安达曼海在马六甲海峡的西北方向，属于印度洋。白宫发言人杰伊·卡尼(Jay Carney)周四表示，"基于一些未必确凿的新信息，搜救区域可能会扩大至印度洋。我们正在就需要部署的搜救力量与国际伙伴进行磋商。" 五角大楼(Pentagon)称，应马来西亚政府的请求，"基德号"将在安达曼海进行搜救，此外，一架P-3侦察机已经在该海域上空进行搜救。印度外交部(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发言人赛义德·艾克巴鲁丁(Syed Akbaruddin)称，印度也已派遣三艘船、两架飞机和一架直升机到该地区展开搜寻。 这架波音777飞机原定飞往北京，飞机上配备的燃油至少可供飞行2500英里。飞行40分钟后，飞机与地面失去联系，当时还在预定的航线上——从吉隆坡向东北飞越泰国湾，飞向越南领空。因此，搜索工作最初集中在马来半岛以东的水域。 然而，针对该水域的数日紧张搜索并没有带来任何发现，只找到一些错误的线索，以及一些后来证实与失踪飞机无关的漂浮物。不过，马来西亚国防部长希沙姆丁·侯赛因(Hishammuddin Hussein)周四表示，主要搜索工作仍将在这个区域展开。 美国国防部官员称，几家美国机构正在对马来军方记录的雷达信号进行分析，但尚未发现任何足以表明失踪飞机具体下落的信息。一名国防部高级官员说，马来西亚官员和美国官员正在"仔细考虑"飞机坠入印度洋的可能性，但尚未得出结论。 《华尔街日报》报道称，当地时间周六凌晨1:30以后，飞机仍在传输关于其引擎状态的技术数据，那个时间大致就是飞行员最后一次通过无线电与地面控制人员通话的时间。马来西亚官员在周四的新闻发布会上否定了这一说法。 马来西亚航空集团首席执行官阿迈德·焦哈里·叶哈亚(Ahmad Jauhari Yahya)表示，他们最后一次接到MH370所发数据的时间是周六凌晨1:07，从当时的数据来看，飞机并无故障。 "那是最后一次数据传输，"阿迈德·焦哈里在雪邦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之后就没有了。"雪邦是吉隆坡国际机场所在地。 《华尔街日报》随后更正了自己的报道，称持续了几个小时的是卫星联络信号，不是技术数据传输。 "明确的一点是，系统必须有电才能去尝试建立连接，"纽约州华盛顿港航空顾问小罗伯特·W·曼(Robert W. Mann Jr.)在采访中说。 罗伯特·曼说，卫星联络持续的事实并不一定代表飞机仍在飞行。他说，如果系统配有备用电池，那就可以在飞机坠落后继续传输信号，在有些情况下，飞机坠毁后也可以传输。 中国卫星周日拍到了一些图像，并于周三将这些图像发布在网上。图像似乎显示南海上漂浮着大块物体。周四，马来西亚官方在另一个场合表示，中国的卫星图像没有带来任何发现。他们说，派往该区域的飞机和船只也没有任何发现。希沙姆丁称，中国官员告诉他，"这些图像是误发的，图上的东西并非残骸。" 马来西亚曾有新闻报道称，警方对失踪飞机飞行员的住所进行了搜查。这个说法也被政府否定。 官方称，上周六雷达侦测到不明光点之后，马来西亚空军并没有立即展开调查，后来才意识到这些数据的重要性。兼任马来西亚代理交通部长的希沙姆丁说，马来西亚已向印度等邻国索取相关的雷达数据，希望这些数据能帮人们确定，马来西亚军方雷达侦测到的不明飞行物究竟去了哪里。 Matthew L. Wald自华盛顿、Thomas Fuller自马来西亚雪邦报道。Michael Forsythe自雪邦、Keith Bradsher和储百亮(Chris Buckley)自香港、 Alan Cowell自伦敦、Gardiner Harris自新德里、Christopher Drew及Thom Shanker和Eric Schmitt自华盛顿对本文有报道贡献。 翻译：陈亦亭、陈柳 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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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 互联网审查是可以打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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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审查是可以打败的 Mar 13th 2014, 23:44, by 埃里克·施密特 未来十年，大约将有另外50亿人可以接入互联网。人权组织"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称，增幅最大的将是那些审查制度非常严格的社会：在这些地方，点击一篇有异议的文章可能会导致你全家老少都被关进监狱，或者更糟。 具体细节很丑陋。在俄罗斯，政府已经屏蔽了数以万计的异见网站，有时连整个WordPress博客和俄语维基百科都会遭到屏蔽。在越南，一项名为《第72号令》(Decree 72)的新法律把发布反政府的数字内容，甚至是在社交媒体上分享新闻报导都列为非法。而在巴基斯坦，公众仅仅两年前才能开始访问的一些网站——Tumblr、维基百科和YouTube——越来越经常地被替换成难以令人信服的"安全冲浪"消息。 打压网络自由的手段多种多样。其中之一是深度包检测(deep packet inspection，DPI)硬件，当局用它跟踪所有未加密的电子邮件，人们访问的网站以及发布的博客文章。当它检测到异见活动时，相关的网站或服务就会被屏蔽或者重定向。如果所有其他方法都失败了，政府还可以针对目标用户或社区减缓整个互联网的速度。 还有一些时候，比如在乌克兰，政府可以展开分布式拒绝服务(DDoS:Distributed Denial of Service)攻击，向服务器发送大量数字请求，致使网站瘫痪，或者篡改国家互联网系统的路由系统，让整个网站离奇地无法访问。政府还可以屏蔽或者破坏整个类别的内容；我们听说，在伊朗，所有加密连接都会被定期切断并自动复位。 这些做法有多常见？可靠的数据可能非常少。对审查模式进行测量本身就会带来风险：如果你反复检查"异见"内容是否遭到屏蔽，你自己就有可能成为打击目标。 这些打压网络自由的技术是一个价值数十亿美元的产业，而测量和评估打压工具的活动却只获得了几百万美元的政府和私人资金。像多伦多公民实验室(Citizen Lab)这样的学术中心以及私人机构正在开发检测工具，但我们对数字审查范围的了解还处在早期阶段。 当然，检测仅仅是审查反击战的第一步。下一步就是提供工具，来削弱感应器、过滤器和节流装置的作用。 这方面的基础工作同样也在进行之中。从旧金山到北京，来自各地的工程师们组成了一个充满活力的社区，在防止异见者遭受监视的规避技术方面，他们已经开展了多年合作。Tor就是一个这样的规避工具，在世界各地，通晓技术的异见者使用Tor已经超过十年。 我们去过朝鲜、沙特阿拉伯等网络自由遭受打压的国家。在跟异见者和被侵扰的少数民族人士见面时，我们惊讶地发现，他们中很少有人使用Tor这样的工具。 最根本的问题也许是缺乏信任。在伊朗，有些网店卖家在出售一些承诺让你安全上网的服务。但是也有传言说，这些服务实际上是伊朗政府暗中操纵的，可以随时监控用户的活动或是终止服务。 另一个问题是可扩展性。VPN是一种流行做法，在像叙利亚这种进行打压式审查的国家，VPN使用者可以通过位于挪威等开放国家的计算机，实现"代理"连接。但是，当数以千计的用户连接到同一个地方时，政府就会察觉并封杀它。 最后一个挑战是可用性。工程师可以创建复杂的算法，但是，只有在比方说库尔德人知道如何在自己的低带宽手机上安装它们后，这些算法才能发挥作用。库尔德人是伊朗的少数民族。 所有这些挑战都不是最近才出现的。但新的契机是我们有可能克服它们——如果我们进行了正确的公共和私人投资。例如，使用P2P算法的软件，可以让用户不必再使用VPN，就能直接通过另一台计算机连接到互联网，这有助于解决信任和可扩展问题。 这些算法无法彻底解决信任问题。你怎么知道自己连上的计算机真的属于你的朋友，而不是政府特工呢？十年前，这个挑战将会让很多人就此作罢。但现在，人们有可能使用Facebook或谷歌Hangouts等服务来验证彼此的身份，就像我们在线下做的那样。 隐匿技术——让一个东西看起来像别的东西——也是前进的一个方向。一条从伊朗到挪威的数字通道，可以伪装成一个普通的Skype通话。深度包检测无法把这类流量跟真正的流量区分开，而拦截所有流量会造成大量的附带损失，所以政府不会那样做。 最后，用户体验设计方面的进步带来了很大的好处，即便这一点可能不太明显。互联网正在变得更加易于使用，规避技术也是如此——这意味着活动人士在安全上网方面面临的挑战将会减少。 很多抗击审查的战斗都是由互联网自由运动人士领导的。无论是政策制定者、企业还是个人，都可以加入这个开放的社区。提供资金、编程技能和政府拨款，都有助于让情况出现改观。 从现有的热情和机会来看，打压性的互联网审查可能在十年之内垮台。要想下一代用户能够自由上网，我们就没有其他选择。 谷歌执行董事长埃里克·施密特(Eric E. Schmidt)和谷歌智库(Google Ideas)主管杰瑞德·科恩(Jared Cohen)，是《新数字时代：重塑人类、国家和商业未来》("The New Digital Age: Transforming Nations, Businesses and Our Lives")的作者。 翻译：土土 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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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 云南生命禅院的共产主义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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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生命禅院的共产主义实验 Mar 13th 2014, 23:49, by DAN LEVIN 临沧——在中国西南部群山之间的这个乌托邦式田园社区，成员们一起过着农耕生活，这种生活可能会让毛主席颇感欣慰：他们每天在地里义务劳动六小时，为他们共同所有的鸡喂食，为社区的每个人准备充足的食物。他们的大量收成会平均分配，看起来没有引起任何纠纷，他们信奉着一种强调在金钱和物质上无私和平等的哲学。 生命禅院的创始人雪峰现年57岁，说话柔声细语。他说，"我们在这里基本上实现了共产主义。"生命禅院拥有150名成员，包括不识字的农民，也包括逃离大都市职场生活的白领。"人们在这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 但在当下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常常看起来不是这样的，而生命禅院让云南地方官员感到如坐针毡。云南是一个草木繁茂的亚热带省份，毗邻老挝、越南和缅甸。 数月以来，由于政府的恐吓和破坏行动，生命禅院的水电供应被中断，许多居民被迫离开。该组织在云南省的三个社区中，有两个已经人去楼空。 不过，在临沧，还有几个人在继续坚守，他们决心要留下来。他们正鼓足勇气等待公安的最后突袭。公安威胁说，要把他们从这个无产阶级的伊甸园中赶走。目前，他们把希望寄托于周四进行的一场庭审，届时，他们将为自己的土地合同进行辩护。他们说，官员们正在试图证明这份合同无效。 现年25岁的徐梦婷（音译）2011年加入生命禅院，此前曾在一家电信公司工作。她说，"很多年了都没有问题，现在政府说我们共产共妻，聚众淫乱。" 徐梦婷现在的名字是"逸仙"。她说，这些指责是"无端臆测"。徐梦婷说，官员们告诉她，他们反对生命禅院的真正原因，是因为"我们的所作所为与中国的现状相抵触"。 这场正在发酵的风波突显出，中国人要试图自己解决国家的问题时，仍然面临重重险境。 生命禅院推崇有机农业、自然朴实的精神状态，以及非传统的亲缘形式，是寻求逃脱当代中国社会存在的雾霾、腐败和保守主义的形形色色人群的一座灯塔。过去五年，许多人带着全家老小、村里的邻居，以及郁郁寡欢的城市年轻人搬到了云南，在60公顷的农田上建立了三处社区，这些社区里是一些外观相似的砖房，有着红色的金属制房顶。 不过，共产党从未对任何类型的独立组织有太多的容忍之心，无论是多么平和的组织。政府最近几十年放松了对宗教活动的限制，但与此同时，也开始采取行动镇压未经批准的基督教教会、拥有自己信徒的讲佛法的老师，以及法轮功的信徒。法轮功是一种准宗教组织，被中国政府定为"邪教"。 即使是生命禅院这样的小规模组织也触动了中共对独立运动的深度恐惧，尤其是当这些组织的领导者极富个人魅力的时候——这种不安根植于这个国家动荡和革命的历史。 生命禅院的创始人雪峰面容慈祥，他坚持说，自己的目标与政治无关。但是他有着宏伟的目标，想要在全世界建立256个这样的社区。 雪峰今年2月份说，"我们发现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人们可以消耗更少的资源，更和谐地生存。"与此同时，他的信众纷纷点头称是。 雪峰说，他是在2002年顿悟到自己想要通过不分阶级的生存方式创造"全球和谐"的，当时，他正在津巴布韦做生意。2009年，他建立了自己的第一个社区，拥有25名追随者。这些人被他提出的个人自由的观点所吸引。在一个认为孝道和顺从的重要性高于个人自我实现的社会，这是一个相当离经叛道的概念。 当然，这个团体的组织结构和做法在一些方面也的确很反传统。社区的成员称为"禅院草"，所有财产共同拥有，夫妻也要分开睡。在加入时，每个成员都要取一个新名字，最后再加上"草"字，以此表现与自然世界的联系以及对社区的忠心。婚姻、金钱、监督、惩罚都受到禁止，因为居民认为这些事会妨碍幸福。 由于警方封锁了公社，造访生命禅院需要费一些周章。今年2月春节期间，由于保安没那么严格，一群外来者在没人注意的情况下混进了公社。 尽管太阳很毒，而且大敌当前，但是社区里生产生活的协调员孟立纯（音译）在沿着混凝土路大步走来时，还是笑容灿烂地夸耀着公社里的果园，里面是密密麻麻新种上的桃树。这些桃树都是在他的帮助下种植的。他还伸手展示了种满红薯、胡萝卜和卷心菜的梯田，所有作物的种植都没有使用农药和化肥。 山下，数百只鸭子和鹅在一个新月形的池塘里嬉水。传统的圆月门后不远处，一个中药园里，草药刚刚冒出芽来。"我们不去伤害任何生物，"今年38岁的孟立纯说。"我们彼此也是这样的。" 但中国政府并没有表现出这样的善意。过去一年里，官员一直在施压要求生命禅院解散，宣称他们违反了涉及婚姻、森林和教育的法律。与此同时，他们还采取了无休无止的骚扰行动，显示出中国官方与法治有着纠结的关系。 穿便衣的恶棍欺凌过公社的成员，还损毁过水管和发电机。公社曾经报警，但警方告诉他们没有线索，无法查出袭击是由谁主使的。不过，警方最近搭建了一座临时房，为那些数月来一直在社区门前监视的警官提供保护。 雪峰说，临沧公社所在土地的所有方是当地一所学校。这所学校受到压力，要撕毁30年的土地租赁协议。他说，去年12月林业局向他们开出了16.8万元人民币的罚单，并要求将土地恢复到公社建设之前的原状。1月，一辆装有高音喇叭的卡车停到公社上方的山坡上，用刺耳的音量不断播放着警告，称居民违反了法律法规。之后，教育部门的官员让所有儿童都离开了公社，并把他们送往公立学校。 "政府找各种借口要赶走我们，"36岁的严丽（音译）说。她来自上海，曾是通讯项目经理，在加入生命禅院后取名"同心"。 公社成员表示，官方要求他们离开但并没有给予补偿。许多人都表示，他们怀疑官方之所以采取这样的举动，是因为有政治关系的房地产开发商想夺取土地，这种情况在中国经常发生。 今年67岁的崔文珍（音译）现在叫"善土"。她穿着蓝色的雨靴，坐下来撕着菜叶，准备喂公社的鸭、鹅。不识字的她厌倦了贫困，于是放弃在东部省份河南务农为生。四年前，她加入了从朋友那里听说的生命禅院。很快，她的丈夫也跟来了。 如果被赶出了公社，他们要怎么办呢？在被问到这个问题时，崔文珍摊开粗糙的双手，摆出了绝望的姿态。"我们来之前把所有东西都卖了，"她说。"没有家可回，没有办法活了。" Chen Jiehao对本文有报道贡献。 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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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 撕书的日本不再“卡哇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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撕书的日本不再"卡哇伊" Mar 13th 2014, 23:42, by 加藤典洋 东京——今年2月底，多家市立图书馆发现，共有数百本《安妮日记》(Anne Frank: The Diary of a Young Girl)遭到损毁，于是管理层通知了警方。媒体报道中配有一张可怕的图片：在一本破损的书中，安妮微笑的照片被撕裂。罪魁祸首尚未找到，但接二连三的恶意损毁事件似乎始于1月的某个时段，也就是极端民粹主义团体"在特会"(Zaitokukai)的一名男性成员肩扛纳粹旗帜出现在集会游行的时候。 日本右翼举出纳粹标识是一种新现象。冷战期间，右翼将自身的仇恨集中在苏联及共产主义身上；现在，他们把注意力转移到了中国和韩国那里，并且日益对准了美国。挥舞日本战时盟友的旗帜是右翼歌颂日本军国主义历史的迂回做法。可以想见，损毁《安妮日记》的行为也是类似情绪的表达。 在我看来，这还体现了存在更为广泛的一种思潮。过去几十年里，日本形成了回避战时历史的机制：把面对起来过于痛苦的事物中性化，将它们渲染成纯美学的无害之物——让它们"可爱"起来。不过，这种策略似乎不再凑效。 意为可爱的日文"卡哇伊"(kawaii)成为上世纪80年代某一部分日本文化的核心。当时，社会与政治气候的变化剥夺了直至60年代仍保有的传统父权形象。将事物可爱化是一种让自身成为它保护者的方式，以一种温和的姿态渲染它的无力。一个著名的案例发生在1988年。据报道，一群高中女生形容病危的裕仁天皇(Hirohito)"卡哇伊"，将他的战争责任一笔勾销。耳朵上装饰了粉色蝴蝶结的白色猫咪Hello Kitty是日本可爱文化的终极象征：她没有过去也没有嘴，代表的是逃避历史三缄其口的冲动。 几年前，我发表了一篇名为《哥斯拉再见、Kitty你好》(Goodbye Godzilla, Hello Kitty)的文章。我在文中提出，哥斯拉象征着日本的战争亡灵重返人间发泄对遭到遗忘的不满。1954年创作出来的时候，哥斯拉令人胆寒：从海中升起，基本沿着1954年B-29轰炸东京的相同路径，摧毁了这座刚刚重建的城市。然而，经过50年的28部电影，哥斯拉先是演化为稀疏平常的怪物，后又被驯化——被塑造成一名滑稽的慈父。简而言之，变可爱了。 日本也将安妮·弗兰克改造成了可爱的形象。 今年1月，以色列媒体《国土报》(Haaretz)刊登了一篇探讨安妮·弗兰克为何在日本受欢迎的文章，以对法国记者阿兰·卢科维奇(Alain Lewkowicz)的采访为主。卢科维奇推出了名为"安妮·弗兰克在动漫之国"(Anne Frank in the Land of Manga)的互动式iPad应用，用各种图片和访谈来呈现一本连环漫画。安妮·弗兰克的故事在日本格外流行。卢科维奇提出，安妮·弗兰克在这里出名并不是源于谴责纳粹大屠杀或是她带来的消除种族主义的警示，而是因为在日本，她"象征着二战的终极受害者"，而多数日本人也这样看自己，理由是美国向广岛和长崎投掷了核弹。他认为，日本自认为是受害者，"从未作恶"。 卢科维奇指出，日本人之所以能与欧洲犹太人建立"同为受害人的关联"，是因为太多人，尤其是年轻人对日本二战时期所作所为的无知，程度令人难以置信。正如卢科维奇对《国土报》说的，他们"不会想到，同一时间自己的军队在朝韩和中国制造了无数的安妮·弗兰克。" 我认为，他这一观点是有说服力的。不过，这里还有更多的事情在发生。日本人对安妮·弗兰克的接纳是他们把战争中尚未解决的问题可爱化的又一个例子。正如《国土报》的文章所指出的，在日本，《安妮日记》之所以异乎寻常地受欢迎，这不仅来自于翻译版的书籍，而且还来自至少四部动漫和三部动画电影。那些片子讲述了一个像Hello Kitty一样无处不散发可爱气质的女孩的故事。 因此，东京图书馆里最近出现的《安妮日记》被损毁事件，也许表明了，日本可爱文化的效用已经到了头。 日本社会在二战战败后积聚的矛盾冲突已经发展到极深的地步，深得不容忽视。虚无主义感正在四处蔓延，人们终于意识到，他们的国家对美国的依赖也许永无止境，意识到还不会很快出现合理的政治方案来解决国家的问题。安倍晋三(Shinzo Abe)政府的极端保守政策加剧了人们的感受，即日本的民主制度运转不良。所有我们不愿意看到的事情，都突然以不容忽视的姿态出现在我们眼前。 如果说恶意损毁《安妮日记》的丑陋行为有任何好处的话，那就是它也许能推动日本社会与可爱文化告别，也许能推动日本社会开始接触安妮·弗兰克和她的无数姐妹们的真实故事。 加藤典洋(Norihiro Kato)是一名文艺评论家，同时也是早稻田大学(Waseda University)的教授。 翻译：黄铮、张薇 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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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 马航客机应答器在飞机消失前停止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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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航客机应答器在飞机消失前停止工作 Mar 13th 2014, 23:45, by MATTHEW L. WALD 华盛顿——围绕着马来西亚航空公司370航班的谜团之一，是有关这架飞机的应答器的问题，飞机的应答器看来是在飞行约40分钟之后停止了工作，让地面控制人员无从知晓这架飞机的位置。 应答器在本质上是一个呆板的无线电设备，在它收到询问信号后，会自动发出应答信号。大多数飞机上都装有应答器。当一架飞机处于某个空中交通控制系统的主动监管下时，飞机会得到一个识别代码，飞行员将这个代码输入应答器中。之后应答器就会将这个代码连同一点额外的数据发送出去，数据包括飞机当前的高度，民用地面雷达系统靠自己的设备一般无法识别飞机的高度（但军用雷达通常可以做到）。 从地面跟踪空中交通用的雷达有两种。一种是所谓的初级雷达，这种雷达发出无线电电波，然后等着接听空中物体将电波反弹回来的回波。这种雷达不管飞机是否安装应答器都能发现飞机，但初级雷达本身不能识别发现的是哪架飞机。 另一种叫次级雷达，这种雷达发出的信号是用来询问应答器的，相当于是发一个"谁在那里？"的电子询问。 因为次级雷达在发出询问时，知道它向哪个方向发出信号，所以它知道应答器发来"我在这儿"的飞机的方向。雷达也知道从发出信号到收到应答之间的时间，这一信息告诉雷达飞机的距离。这两个信息加在一起可以确定飞机的位置。雷达重复地扫瞄天空，不断向应答器发出询问，飞机位置的信息每隔几秒钟就更新一次。其他在附近飞行的飞机，用一种避免飞机在空中相撞的系统，也会收到应答器发出的信号。 许多空中交通控制员会关掉他们显示屏上的初级雷达信号，只用次级雷达，因为初级雷达除了显示飞机以外，有时也显示鸟、云以及其他空中物体。 飞机上所有的电子设备、包括应答器都可以被飞行员关掉。这是一种安全功能，让飞行员能断掉一个短路、过热或失控的设备，不至于造成进一步的危害。但是，也有过劫机者关掉应答器的先例。（如果飞行员来得及的话，可以把一个代码输入应答器，表示飞机被劫持。） 目前还不能确定MH370航班上的应答器是不是被关掉了，只知道它停止了应答。 翻译：张亮亮 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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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 奥巴马力挺乌克兰，盼与俄罗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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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巴马力挺乌克兰，盼与俄罗对话 Mar 14th 2014, 00:01, by PETER BAKER, MICHAEL R. GORDON 华盛顿——本周三，美国发起了最后的外交努力，以化解一场重新激化东西方紧张关系的危机，在此背景下，奥巴马总统和乌克兰临时总理开启了以政治方案解决危机的大门，如果俄罗斯同意撤军，该方案将使克里米亚获得更大程度的自治。 就在相关方面发出初步试探信号之际，奥巴马派遣国务卿约翰·克里(John Kerry)前往伦敦于本周五会见俄罗斯外长，会见举行两天后，克里米亚将在俄罗斯支持下，就是否退出乌克兰举行公投。奥巴马称这是一场"草率的公投"，会遭到全世界的"彻底反对"，不过他还说，自己依然希望能和平解决危机。 为了显示美国和受困的乌克兰团结一心，奥巴马在白宫接见了到访的乌克兰临时总理阿尔谢尼·P·亚采纽克(Arseniy P. Yatsenyuk)。在会晤这位亲西方领导人的过程中，奥巴马承诺，会"站在乌克兰一边"。不过，他也暗示性地提出了一个构想，即承认莫斯科在协助克里米亚俄语居民方面的权益，同时确认克里米亚是乌克兰的一部分，这个构想可能会构成克里和俄罗斯外长谢尔盖·V·拉夫罗夫(Sergey V. Lavrov)即将举行的会谈的基础。 奥巴马说，亚采纽克对他说，在预定于5月25日举行的选举结束之后，新组建的乌克兰政府会找到解决克里米亚问题的办法。奥巴马说，"宪法程序已经到位，他们还有一系列可以推动的选举，实际上，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选举也许会为克里米亚地区带来不同的安排。然而，这不是用枪管指着某人就能完成的事情。" 在当日晚些时候的另一次露面中，亚采纽克表示，愿意考虑对克里米亚做出让步。他在大西洋理事会(Atlantic Council)对听众说，"乌克兰政府已准备开启全国性的对话，讨论如何增加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的权利，我们会从税收开始，最终讨论语言等其他方面的问题。" 他还说，任何类似讨论都必须以"符合宪法规定的形式"进行，而不是在俄罗斯军队的强迫下进行。不过，他没有排除举行地方性公投的可能性，前提是公投能获得乌克兰议会的授权。他说，"只有获得授权的公投，才是合乎宪法的公投。" 亚采纽克还试图通过以下表示来打消俄罗斯的疑虑，他说他尊重俄乌之间关于允许俄罗斯在克里米亚保留海军基地的长期协议，乌克兰不会做出断水断电和切断对半岛的其他供应等挑衅性的行动。克里米亚半岛和俄罗斯并不直接接壤。 不过，亚采纽克还是利用对华盛顿的出访清晰地表明，尽管他倾向于对话，然而他的政府不会接受国家分裂。他在椭圆形办公室对奥巴马说，"总统先生，说到底，这全都是为了自由。我们为乌克兰的自由而战。我们为乌克兰的独立而战。我们为乌克兰的主权而战。我们不会投降。" 在本周三于国会山举行的听证会上，克里采用了同样强硬的措辞。他在听证会上说，美国及其伙伴已准备就绪，如果俄罗斯一意孤行地吞并克里米亚，美国将采取严厉的制裁措施。他说，"如果做出错误的选择，形势有可能迅速恶化，并且是在很多方面。我们的希望是，找到一条途径，合情合理地解决此事。" 事实上，他提出，只要俄罗斯不进行吞并，那么即使星期天的公投照常举行，双方仍然可以继续对话。他表示，"目前存在很多的变数，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急切地需要和俄罗斯对话。"他还说，美国政府已经和俄罗斯政府就如何应对此次危机"交换了一些意见"，但双方的看法并不一致。 对亚采纽克来说，他对华盛顿的造访不仅仅是为了得到与俄罗斯抗衡所需的支持，也是为乌克兰虚弱的经济寻求强心剂。然而，即使美国两党均将亚采纽克视作英雄，并承诺帮助乌克兰，提供财政援助的提案在两极分化的美国国会却陷入了困境。 共和党主导的众议院通过了一项法案，批准了十亿美元（约合61亿元人民币）的贷款担保。可民主党主导的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Foreign Relations Committee)却在周三以14比3的票数，通过了另一项替代法案，奥巴马政府将借这一法案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简称IMF）实施搁置已久的改革。美国政府及其盟国表示，IMF的变动会提高乌克兰等国的贷款额度。而众议院共和党人则坚称此举会削弱美国在IMF中的影响力，使纳税者承担更大的风险。 奥巴马政府在寻求其他的方法向乌克兰新政府提供帮助，包括组织商业峰会、建立创新委员会、协调提升能源安全、提供军事补给、增加交换生的人数，以及派遣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去协助搜寻在上月的街头抗议活动中被拉下台的亲俄政府所贪墨的资产。 和亚采纽克站在一起的奥巴马再次保证，如果俄罗斯不在乌克兰改弦易辙，美国会让俄罗斯"付出代价"。"有另一条路可以走，我们希望普京总统愿意走那条路，"他说。"不过，如果他不愿意，我确信乌克兰政府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诉求会得到国际社会的强力支持。" Jonathan Weisman和Annie Lowrey对本文有报道贡献。 翻译：张薇 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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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 哪些问题不准出席李克强记者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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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问题不准出席李克强记者会？ Mar 13th 2014, 23:55, by 杰安迪 来来来，举起手来，像过于心急的一年级小学生那样使劲挥吧。如果你认为这样做就能被点名，让你向中国二号权力人物提问的话，那你就是个大傻瓜。 每年3月，数百名记者聚集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旁边的人民大会堂里，观看同行们（有中国的、也有外国的）每年一次的精彩表演，他们给中国总理提的那些问题，听上去好像是在笔记本后面临时编出来的。每年一次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总理的新闻发布会结束，发布会由电视台直播，向中国人展示，他们的领导人和世界上其他地方的领导人一样，既现代又睿智，而且强硬，足以面对那些令人讨厌的海外记者。 只是有一件事没告诉老百姓：这个活动是事先编排好的，而且得到一些最受尊敬的西方媒体的配合。 周四，进入总理任期第二年的李克强，回答了十几个记者的提问，问题涉及住房、污染、官僚主义和失踪的马来西亚航班等方面。 他轻松地打着手势，谈论了中美关系（"智者求同，愚者求异"）以及打击官员腐败（"腐败是人民政府的天敌"）的问题。 与他的前任总理温家宝的那种慢条斯理、冗长啰嗦的风格不同，李克强轻言快语、颇为诙谐，他称赞了外国记者的汉语能力，还提到了流行文化，虽然稍微有点过时，比如引用了励志畅销书《谁动了我的奶酪》的说法。 但是，很多中国人不知道的是，所有的问题都事先经过了审查，外交部的官员和外国记者早就谈判好了，允许讨论哪些话题，还有，可以接受的问题该怎样措辞。 今年获准提问的媒体有CNN、路透社(Reuters)、CNBC、美联社(The Associated Press )，以及《金融时报》(The Financial Times)。绝大多数出席这次活动的记者都一致认为，发布会平淡无奇，就连一丁点真正的新闻都没有。 据一些参与了与外交部谈判（这个过程在会前好几个月就开始了）的外国记者说，有几个问题绝对不能出现：不能问本月初发生在西南部一个火车站的持刀砍人事件，那次袭击造成29人死亡；不许提西藏的自焚事件；不能提周永康，据说这位国内安全部门原来的权势领导，现是一起腐败调查的核心人物。 虽然这种安排已经至少存在了10年，也多少有点让驻京的外国记者们无可奈何，但是越来越多的记者开始拒绝继续这么玩下去，他们或是拒绝接受外交部让他们问的问题，或是拒绝参加这个每年唯一的一次中国最高领导人与外国媒体的面对面接触。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ustralian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记者斯蒂芬·麦克唐奈(Stephen McDonnell)说，"没错，我们是在被利用，但对记者来说，玩不玩这个游戏，是一个两难的问题。如果他们问不出一个像点样的问题，就根本没有来自外媒的提问，那种场面会很可笑，但也许政府并不太介意那种场面。" 麦克唐奈曾任驻华外国记者协会会长，他一直在公开批评中国政府试图操纵其公众形象的做法，他和其他批评者说这种做法包括利用"假"记者，他们是一些外国人，受雇于冒充海外新闻机构的媒体公司，而媒体公司实际上受中国共产党操纵。 本周早些时候，麦克唐奈和其他几名西方记者在一次以中国央行行长为主的新闻发布会上引起了一点轰动，主持人先是连续点了几位附属于共产党的新闻机构的人提问，不理睬外国媒体的成员。之后，主持人宣布轮到外国记者提问了，并点了一位受雇于凯歌国际传媒集团(Global CAMG Media Group)的澳大利亚年轻女子提问，麦克唐奈大声说，"能不能让真正的外国媒体提问？"凯歌国际传媒集团是一家位于澳大利亚墨尔本的中国公司。 会议室响起欢呼声，在经过一阵尴尬的停顿之后，麦克风往他的方向传来。 尽管惹怒中国官员会有危险，他们有权推迟或拒绝给你发签证，但还是有越来越多的外国记者愿意反抗这个系统。上周，香港《明报》用整版篇幅，揭露了全国人大开幕式新闻发布会上的提问都经过了事前审核。CBS新闻的记者塞思·多恩(Seth Doane)也对这种安排进行了爆料，他说，他被告知他的问题被排在第八位，但是他需要每次都举手，让他的被点名看起来是偶然的。 外交部没有回复一份要求解释有关提问和回答礼节的传真。几位外国记者详细描述了这种安排，但他们要求不具名，因为他们所在的新闻机构不允许他们在未被授权的情况下接受采访。 一位资深记者描述了他在最近几个月中如何试图督促中方官员改变这种做法。去年12月，在与外交部高级官员傅莹一起吃饭时，这位记者和其他十几名记者一起，向她提出要求，放弃这种装模做样，允许记者问不是事前安排的问题。 这位记者说，"我试着解释说，这种事前安排好的总理新闻发布会很可笑，不符合国际惯例。我猜他们还没有准备好。" 周四，这位记者是少数有幸获准提问的记者之一。 杰安迪(Andrew Jacobs)是《纽约时报》驻京记者。 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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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 余英时：中国转一个身非常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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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时：中国转一个身非常困难 Mar 13th 2014, 23:59, by 欧阳斌为纽约时报中文网撰稿 在寓居海外的华裔汉学家中，余英时是独一无二的。他幼年时在故乡安徽省潜山县居住，在一个彼时几乎与现代文明隔绝的环境中，零距离地体验了中国传统社会。1945年日本战败，余英时离开故乡，却又亲历了中国现代史上最为激烈的沧海桑田，先东北，后北平，再香港，辗转颠沛，最终定于美国。他的知识体系也同样斑驳。幼时接受过传统的私塾教育，年少时还曾在古文重镇桐城客居，在香港时则更有机会师从国学大师钱穆。姑且不说其治学专业，仅从诗文应和中，人们也能体会到他深厚的国学根底。青年时代负笈哈佛，他更系统地接受了西方的学术训练，并在西方学术体系下获得煌煌成就。"中西兼备"实不为过。 虽然去国多载，余先生对当下大陆政局社会始终保持着浓厚兴趣，频繁发言，语出犀利，而他的著述在大陆屡屡出版、加印、重印，被奉为经典。我们聊及这一点时，他也是哈哈大笑，表示不解。 客居海外几十年的余先生乡音浓浓，自1978年短暂访问大陆之后就再也没有踏上故土。但他却对我说他没有乡愁，"都安排好了，你能看到什么？"但这显然并不是全部，当我问他为何屡屡对大陆当下时局激烈批判时，他将之归为"对故国不能忘情的表现"。 余先生对中国文化用功极专，而从其著作言谈中能体会到他用情更深，这在某种程度上与其业师钱穆先生是相通的，譬如他曾批评五四新文化运动以降的文化激进主义。再如虽然他对中国文化的当下处境担忧不满，但他表示长远来看自己是乐观的："文明寄托于人的身上，中国这么大，怎么可能消失？" 年过八十，余先生仍笔耕不辍。新书《论天人之际》今年一月由台湾联经出版社出版。先生谦言年纪大了，不再写"严肃的书"，但本书回溯千年，力图从本源上对中西文化进行比较，立意宏远，而梳理谨细。 余先生目前定居于美国普林斯顿。本访谈由2013年11月、12月两次电话采访构成，问答部分发表前经余英时审阅修订。 有自由，文化就会自己找出一个方向 问：你在纪念宾四先生（钱穆）的文章中说他"一生为故国招魂"，但是我突然不知道该怎么描述这个"故国魂"。中国传统文化的构成非常复杂，演变也很多。你怎么概括这个概念呢？ 答：我同意你的说法。当时钱宾四先生和他那一代人提到"国魂"这个问题，钱先生大概有一种想法，中国有一种魂要失掉了。其实我不是完全认可这个说法，我只是借用他自己的话、他的这个志向，要恢复中国原有文化的一种精髓。但是正如你所说的，这个精髓很难概括，没办法用简单的语言说清楚。粗略地说，钱先生大概认为就是以儒家为中国思想文化的核心。 我觉得可以说中国这个文化有一个特色，我在我的新书《论天人之际》里面讲到这个。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 Theodor Jaspers)认为，人类各大文明大约在公元前800年到400年之间有一个精神的觉醒，使得人类社会超脱于原始的宗教信仰，各自建立了哲学或者宗教的倾向。他提到了最重要的四个文明，以色列文明、希腊文明、印度文明和中国文明。它们都各有特色，且在一段时间内都得以保存，这就是轴心时代。 在这个大觉醒的过程中，不同文明的宗教家、哲学家或思想家各为自己的文明建立起一个超越的精神世界，如以色列的宗教、希腊的哲学或中国的"道"。这个超越的精神世界对以后各文明的发展取向产生定型作用和长期影响，也形成各文明的主要特色。 中国轴心时代的突破就是孔子的出现，他把中国从原始宗教的晚期提升到一个全新的精神领域。试以"天"或"天命"的概念为例：在商周时期，天命只能维系在一个人身上，就是建立了王朝的最高统治者。最高统治者进行统治的理由在于他有天命在身。而他与天的沟通是通过"巫"进行，当然也有一些统治者自己变成"大巫"，也就是"众巫之长"。孔子带来的变化在于他把天命观给改变了，不再是最高统治者一个人和他的王朝所拥有的了。他也把中国文化从过去由"巫"所控制的礼乐给解放了出来。他提到"五十而知天命"，这里面天命已经不再只是指一个王朝了，而是个人，也就是说个人也可以拥有天命。他说"知我者其天乎"，他已经承认个人和天可以沟通。这个观点后来变成了孔子的"仁"的观念，孟子解释说孔子的"仁"就是人心，"仁，人心也"。当然后来也有各家各派的解读，中国的思想史也就开始了。 我以中国的轴心突破和西方作对比，发现中国在突破后的超越精神世界是内向的，可以简称之为"内向超越"("inward transcendence")，与西方突破后的"外在超越"是两条不同的文化道路。西方的超越世界，无论是柏拉图的"理性世界"或稍后基督教的"上帝之都"，都是完全外在于人间世界，并高高在上。而中国的超越世界——"道"——则是"天人合一"的产品，即由人将作为价值源头的"天"收入"心"中。所以在"内"而不在"外"。这一文明特色的形成非常复杂，详见我的新书《论天人之际》，这里不再详论。 "外在超越"和"内在超越"是两种不同的文化特色，各有优点和缺点，不可一概而论。这一特色也分别表现在许多方面。以政治权力为例，西方上帝是外在超越的源头，在人世代表上帝的是罗马教会。所以西方王权必受教会的约制。教会为王权提供合法性。查理曼大帝在公元800年就帝位，便必须请教皇来加冕。中古时，如教皇开除某一国王的教籍，这个国王便从此失去合法性。内向超越的中国也承认"道"尊于"势"（即皇帝的权力），但因没有外在化，故无正式的教会组织。"道"收在人的"心"中，因此中国要求皇帝和统治臣僚都必须遁行"内心修养"，即正心、诚意那一套。这才可以成为有"道"的君臣，否则便不合格。西方与中国在政治权力安排上不同，由此可见。这是两个不同的传统，一直延续到现代，不过现代西方因世俗化而以三权分立代替了教会，对防止权力的滥用更为有效了。 问：这些几千年前的文化基因好像仍然可以在我们现在的生活中找到影子。 答：是的。举个例子，共产党在论述自己合法性的时候乞援于历史唯物主义，强调它是遵循历史规律的必然性而专政的。事实上这便是过去的王朝"奉天承运"而统治天下的一种现代变相。延安时期刘少奇讲共产党员的修养。执政为什么是共产党呢？因为共产党员有特殊修养。这就是儒家的东西被共产党给借用过来了。前面已指出，儒家认为有"道"的君与臣才有资格治天下，求"道"则必通过"心"的"修养"。如果是在西方，人们马上就会问你，为什么共产党员就有特殊的修养呢？我们要问问上帝，上帝在人世有代表，就是教皇和教会。而中国的内在超越是在内心的，修养也是内心的。但真正能做到有修养的没有几个人啊。 再比如说毛泽东，他最崇拜中国历史上的两个皇帝，一个是秦始皇，一个是明太祖。明太祖是中国历史上特别专制的一个皇帝，他在读到孟子的书之后大怒，把孟子赶出孔庙了。孟子说"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这就是可以杀皇帝了。毛反对儒家也应该从这里去理解。毛提出的宣传口号如"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当时广泛流行，其实是抄袭明太祖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明太祖有一套语录，叫《大诰》，每家都要念。洪武30年，19万学生被召到南京，每人发一本。你家里如果有一本大诰，犯了罪是可以减刑的。这不就是毛泽东语录的历史根源吗？当年吴晗借骂明太祖骂蒋介石，后来在西柏坡见到毛泽东，毛泽东首先就批评说你不能骂明太祖。可见毛对明太祖的认同还在秦始皇之上。 问：但是后来中国文化也经历过大规模的外部文化冲击，比如佛教的传入。这些都给原有的文化带来很大的改变。 答：佛教跟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相对容易，因为它讲"心"讲得非常细，更强化了"内向超越"的趋势，后来还成为了宋明理学的一个根源。这跟西方文化传入中国不一样。佛教仅限于宗教、哲学方面，西方文化则是全面涌入中国的，涉及政治、经济、学术等各方面，所以融合起来是非常难的。这是一个外向超越的文化与一个内向超越的文化的碰撞，这个过程还在进行中。 现在不少中国人已看到外在超越的好处，比如现代西方的三权分立，互相制衡，对于防范权力滥用，十分有效。这也是外在超越的一种表现。中国政治史上也不是没有权力分立，互相制衡的一面，但表现在内在超越。比如中国以前的官制里面有御史制度，这是监督官僚的。还有一个是谏官制度，这是批评皇帝的。又如唐代著名的三省制度，彼此之间权限也很分明：中书省出诏令，门下省审查诏令，有封驳之权，尚书省则负责执行之责。但这些都是在政权内部的，遇到皇帝横起来就不灵了。到了清朝，谏官制度基本上就不用了。 问：最终中西这两种异质的文明能合二为一吗？ 答：中西文化是可以融合的，因为有一些东西是普世的。比如中国没有人权概念，但是有人权意识。孟子强调国家对老百姓的义务，这个与西方人权观念是从不同的角度出发的，意思是相通的。也有人把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和卢梭的《民约》相提并论，就是因为两者都是从老百姓的角度出发的。从某种程度上讲，中国的一些文化观念也有超过西方的，比如希腊认为奴隶制是自然的，坦然接受，直到基督教出来之后才开始被批判。可是我们汉代皇帝便有诏令，强调人不可以卖自己的孩子为奴，也不可以买别人的孩子为奴。"天地之性，人为贵"。不能说中国文化整个都是落后的。过去最大的问题就是认为如果不把中国传统文化都消灭干净的话，就无法现代化。这也是为什么我会批评激进主义。 问：1988年你在香港中文大学的一个演讲中对这种激进主义进行了批评。但问题是，近代中国与西方进行了碰撞之后，从器物到制度，中国一下子溃不成军。激进主义最后将板子打到文化身上，你认为他们是找错了病根？还是开错了药方？ 答：我觉得他们没有找对病根。西方有一些好的东西，但是怎么搬过来，这是很难的，而且这个不是思想家、知识人可以解决的，还有政权和社会条件等因素。权力总是有人会去抢的，但肯定不在启蒙和搞新文化这帮人手上。掌权的人不肯放弃权力，又没有制度可以制衡他。你有什么办法？另一方面，社会的力量比政治小而弱，产生不了压力作用，则政权也不会自动让步。所以这个板子不能都打到文化的身上。 中国的天命是跟人心分不开的，这是西周以后的新发展。天听老百姓的话（"天听自我民听"），从此成为中国政治传统中的普遍信仰。比如尚书里面就说，虽然老百姓没有办法直接与天沟通，但是天会来听老百姓的民意，听他们的苦衷，然后决定把天命交给谁。这就是中国早期的民主观念。汉代董仲舒用"天"来压皇帝，使他不敢胡来，宋以下则用"天理"来制约朝廷的权势。但中国对皇权的约束主要靠士大夫阶层的争取，他们没有法律上的保障。何况士大夫中肯为"道"而坚持的又是少数。总之，中国文化中难有与民主相合的因素，所以清末以来在中国提倡民主、自由、人权的人多数是儒家的理想主义者。 但是在近几十年以来，在中共的统治下，中国文化中坏的部分都被加强了，好的部分都被丢掉了。这也不是我的偏见。比如过去中国人非常讲人情，做事情要合理也要合情，但中共搞阶级斗争之后，整个局面改变了，人情没有了。人与人互相猜防，三个人在一起就不敢说真话。再比如说官本位，这是中国传统中发展出来的一大弊端，但却在中共统治下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今天大陆上一切都是官作主，学术界也是如此。学术领导权完全在"官"手上，真正学者反而不受人尊敬。过去我们提到蔡元培、王国维，在学术上都是令人肃然起敬的，但是现在有这样的人物吗？ 问：你认为这些年来，中国文化有没有出现一个自我清理、自我恢复的现象呢？ 答：有，但是压制仍然太厉害了。比如说中国网络封锁那么厉害，政治、社会、文化各方面的批评完全不许在媒体上出现，文化怎么能够发展呢？ 问：但是除去政治敏感的东西外，新儒家重新变成显学，民间重读国学也搞得非常热闹。 答：这是一个现象，而不会成为一个思潮，因为共产党仍然会严格控制这些东西。他们认同制度性儒家(Institutional Confucianism)的那一面，就是王权要用的，比如三纲五常，告诉你不能犯上作乱。所以中共看中的是这一套，只不过没有明说。要是说起儒家当中批评皇帝的那一套，他们肯定不会要，比如他们肯定不会要孟子。新儒家在海外的话，第一要讲民主啊，牟宗三先生就是最反共的。新儒家到了中共手上又被曲解了。 问：你认为中国文化会向一个什么方向走呢？ 答：你可以拿台湾做例子。首先政权不再那么专制，其次地方有自己的活力而不是被中央管得死死的，再次，新的中产阶级不断壮大。这样文化就会跟着变。因为只要你给它自由，它自己就会找出方向来了。文化没有什么高深的，文化说到了最后就是生活。 知识人传统中好的一面、坏的一面都在传承 问：我看到你曾经有一个论断，认为在中国"士"或者是说知识人的独立地位其实在五四运动前后就已经削弱了。出现这种削弱的原因是什么呢？ 答：我先解释一下"士"的形成，这样才能比较清楚地解释后面的变化。士的出现在中国是非常特殊的，在其他国家都没有。希腊有哲学家，基督教有传教士，但都与中国的士不同。中国的士是从周代的封建制度来的，王、候、卿、大夫然后是士，士是最后一级，再后面就是老百姓了。士有知识，在春秋战国的时候各国统治者要加强统治，都需要聘用有知识的人。所以战国时代出现大批的"游士"，即到各国去担任官职。他们的活动不易控制，以致现代考古发现的秦律中有一条"游士律"，便是对付这些到各国游走的"游士"的。 以上说的是士在政治和社会上的起源。但士又有思想上或哲学上的起源，即前面已提到的"轴心突破"。在轴心时代，中国的文明突破表现为士的出现，以孔子为代表，是最早的士。这个士的核心是"天道"，与"人道"一以贯之。中国最早的士也有一种宗教的抱负和承担，就是"替天行道"。而这个"道"就是一个合理的秩序，"天道"是合理的，所以"人道"也应该是合理的。到了秦汉时代，上述两个源头合流了，于是出现了后世所谓"士大夫"，代替了战国的"游士"。士大夫统治中国在精神上来讲就是用"道"来制衡"势"，也就是皇帝的权力。中国一向的信仰是"道高于势"的。这个信仰直到清朝灭了明朝，以满人取代汉人治理天下，才不许士大夫用"道"来压皇权。 古代士大夫的特点是通过考试就可以直接跟权力发生关系，在没有考过之前，仍然是老百姓，也就是士农工商的"四民之首"而已。这是传统社会。十五、六世纪以下，商业在中国取得空前的发展，商人人数大增，地位也大为提高，很多士出身于商贾之家。那个时候"士商"就已经连在一起了。在这个情况下，士就不再是唯一的行"道"的人了。这个行"道"的责任慢慢扩展到其他的人身上，比如王阳明为一位商人写墓表，竟公然地说："四民异业而同道"，这是划时代的宣言。这是士的观念的扩大，士本身慢慢与其他"三民"更加接近。 上面指出了士在中国历史上不是一成不变的。士的社会基础一直在扩大，但士失去在政治、社会上的中心地位则是二十世纪初年的事。近代化的一个根本转变就是士变成了知识人。这可用下面两个例子作对比予以说明。第一，1895年康有为领导一千多位举人进行的"公车上书"，代表"士"在传统时代最后一次向朝廷抗争的集体行动，所以从皇帝到大臣，无不为之震动。因为这是统治集团从内部提出的要求。第二，1919年"五四"运动是由北京学生发动起来的。他们已在权力系统之外，因此他们首先引起市民的同情和支持，罢市、罢工相继兴起，最后才逼得政府不敢在巴黎和约上签字。这些大学生与康有为领导的举人不同，他们已成为现代知识人了，也就是西方的"intellectuals"。"士"和"知识人"的分化主要发生在1905年科举制的废止。在科举制下，士只要考中举人或进士，便已是权力系统中的一员，可以入仕了。但现代大学毕业生却在权力系统之外。所以1905年可以说是"士"与"知识人"之间的分水岭。 科举废除之后，特别是清朝亡了之后，基本上士就不存在了。但由于长期历史的原因，"士"的精神却无形中由知识人继承了下来。不但社会上一般人认为"治国平天下"的大事应该由知识人承担起来，而且知识人也自以为义不容辞。"五四"一代知识人首先表现出这一精神。这一点与西方截然不同。比如在普林斯顿大学高等研究所，有一位著名的美国政治思想家Michael Walzer。他提出在其他国家，追求自由民主是人人都有的责任。但是在中国就成了知识人的责任。1989年六四的时候，很多中国学生和学者都认为追求民主要从他们那里开始。Walzer认为这种态度是从中国儒家传统来的。我觉得他这个分析是有道理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知识人地位在中国的变化之一就是他们从权力体系内部被挤到了外部来了。大学毕业并不必然代表你就会有权力。在西方，人们说知识人有影响力("influence")，而没有权力("power")。如果一个知识人有了power之后，他就已经变成官僚了，是另一个范畴了。 总之，我认为"以天下为己任"的意识可以看成是中国知识人的一大特色。比如胡适受西方影响很大，毕生追求自由民主，但仍然认为中国需要一群有知识的领袖，然后中国才能走出一条现代化的路来。这个影响一直到今天仍然存在，比如现在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仍然有士的精神在背后。 问：但是如果我们从另一个角度会看到，中国的统治者一直在试图压制知识人的重要性和地位，比如毛的反右，比如现在对"公知"概念的"污名化"。你也在一篇文章里提到在民国的时候就已经出现政治官僚对知识人极其不尊敬的现象。这对于仍然有着强烈行道意识的知识人来说，岂不是一个很扭曲的局面？ 答：一点儿也不错。但是毛和中共的兴起都是利用了知识人的力量。共产党起家的时候，里面一大半都是来源于知识人，陈独秀、李大钊等这都是知识界的领袖人物啊。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毛就说学生运动是"第二条战线"。他认为如果没有知识人的协助，革命无法成功。但是革命最终的成功也要消灭知识人，把他们贬成一钱不值的"臭老九"，这样党才能真正掌权。整体地看，共产党只把知识人当作工具来用。夺取政权以后，有强烈道德意识的知识人在共产党中已成了可怕的敌人。现在中共重视的只是些有工具价值的技术人，比如经济、贸易、和科技方面。具有独立思想和批判精神的人文社会学科方面的知识人，它不但不尊重，反而尽力压抑，这一点只要看看中共的社科院便清楚了。 问：不过我觉得现在的情况更加复杂一些。比如说现在很多知识人仍然有那种"递折子"的心态，渴望着自己的声音被中南海听到。而另一方面，有一些我们说到的"公共知识分子"，他们能够更加独立地去批判社会。 答：前一种"递折子"型的知识人是从过去那种"邀君宠"的士中演变而来的，即《水浒传》所谓"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这样的"士"很多。现在"党"取代了"君"，每一次新的党领袖上台，必有许多知识人"递折子"。最近新左派、新权威主义、新儒家都纷纷上言，想得到习近平的赏识，便是一例。但是另一方面，中国传统知识人也有"以道抗势"的，宋朝的太学生、明朝的东林党等，这些都是从道的力量，即一个合理的秩序这样的角度出发的，他们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被承认的。后一型的"公共知识人"便从这个好的传统中变化出来。 问：提到知识人的独立性问题，你曾举过一个例子，在苏联时期，虽然很多作家的创作也受到了极大的限制，但是他们的独立思考和人格没有断，所以仍然不断有深刻的作品出来，而中国好像就断掉了。这是为什么？ 答：这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解答的，这跟苏联的历史文化传统有关。俄国有一个很强的文学和文艺传统，即便在十月革命以后也仍然有生命力。斯大林不喜欢许多诗人和作家，如女诗人阿赫玛托娃、作家帕斯捷尔纳克。虽加迫害，但并不禁绝他们写作。所以八十年代中叶，苏联"开放"("glasnost")之后，立刻出现了异议作家的作品，都是在"开放"前写好了的。在中共治下，情形完全不同。毛泽东是从"诛心之论"的传统中出来的，不但要控制知识人的"身"，也要抓牢他们的"心"，因此有所谓"交心"运动，这是苏联所没有的。比如苏联的芭蕾舞还是传统的，没有动。但中国的传统戏剧在文革的时候就只剩下样板戏了。这个不是偶然的。中共把中国文化传统扫除得十分干净，文化创新已绝无可能。 中国过去的王朝统治虽然也很厉害，但是老百姓的财产是不能没收的。陶渊明说自己家里还有几亩田，不赞成当时的政治，他还可以回家，你拿他也无可奈何。但是自从1949年之后，中国所有的精神资源和物资资源都收归党所有了。所以1953年毛泽东和梁漱溟发生争论的时候，梁说他可以不作"政协委员"，毛立刻反应："你试试看。"意思是说：你没有工作单位便只有饿死一条路了。在国民党时代，他们也想控制知识人，但是实现不了这一步。中共的控制力度在古今中外都没有。 历史变局的最终是要找到一个秩序 问：当年李鸿章说中国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你觉得到了今天，我们摆脱了当初那种"救亡图存"的紧迫感了吗？ 答：是啊，中国是一个太大的国家，又统一了很久。不像苏联是十多个小国组成，解体后各自还能发展。中国几乎没有亡国之后各地方还能各自发展的余地。这就导致中国转一个身是非常困难的。中国共产党也是在中国转身的长期过程中出现的。但不幸这是一个天大的错误，走上反文明的歧路。这歧路走了几十年，要想转入正途，则非常不易。 清末民初的时候确实有一种危机感，但是更重要的是对内部的改变没有信心，所以要搞出一套"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东西。把海外的东西拿过来当工具，对自己的体制又不去改变。但是后来外部的压力越来越大了，特别是日本人的侵略，打乱了中国自我发展的节奏，也给了中共作大乃至最后掌政的机会。在这个大变局的过程中，中共提出了一个最激烈的、最有号召力的口号：要把中国建成最大最强的国家。但事实并非如此，普通人的生活秩序并没有建立起来。而中共的"体"比起中国以前传统的"体"还要更糟糕，因为传统的"体"至少是开放的，还可以有限度地进行洋务运动，开国会、新学堂等等这些都开始了。中国转到共产党之后就转不动了，也没有落实到一个可靠的，大家都可以接受的体系。要走出这个僵局是非常难的，我觉得只有走民主自由的路，没有其他的路。 问：但是历史很难假设，就算是当年国民党的统治能够继续延续，我们就会有更好的结果吗？ 答：是不能假设，但是至少有机会。国民党没有力量对社会进行严格控制，也不可能把一切生存资源都掌握在自己的手上，所以社会上尚有活动空间，可以反过来给政权以压力，逼它调整。台湾的民主化便是显例。储安平说："自由在国民党治下是多少的问题，在共产党治下便是有无问题了。"也是这个意思。如果一个社会的政治力量无所不在的话，那它必然会是一个极端专制集权的社会，不会有人有好日子过的。 问：说到中共的控制力，西方学界有一个比较共同的认识，认为在毛的时代，中共通过农村的生产队、公社和城市里面的单位，再加上户口、粮食配给等制度安排将所有人都牢牢控制住了。而邓的改革，则在某种程度上进行了解禁。 答：集权控制搞到最后老百姓连饭都吃不饱，那么这个政权也就麻烦了。这是共产党得到的最大的一个教训。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我一直有一个八字评论，而且几十年来我都没有改变过我的这个看法："经济放松，政治加紧"。无论是胡耀邦还是赵紫阳，下台都是因为政治加紧这一块无法做好。十八届三中全会好像要发展市场经济，但是这个市场经济不是正常的市场经济，是党控制的。现在中国最重要的企业都是国有企业。所以现在还是在维系着邓小平的这条路。 但是这两个东西很难连在一起，经济放松之后，有产阶级和中产阶级出现了，虽然人数不多，但是他们有自己的权利意识，有自己的需要，所以出现了王功权。两条腿一条向左，一条向右，一定程度上是可以的，但是走大了，这个身体会被撕裂。 问：如果我们说今天的中国也处在一个大历史变局之中的话，你认为哪些力量将会对这个变局有特别重要的影响？ 答：我觉得还是普通人的生活，特别是农村。现在的城镇化政策在走一条很险的路子。农民没有特殊技能在城市生活或者找到很好的工作，到了城市里面不敢用电、不敢用水、不敢用电话，这是无法长期维持下去的。除非解放老百姓的活动能力，但是这个界限你很难划清楚，哪些是跟政治有关的，哪些是跟政治无关的呢？政治、法律、经济都是连在一起的。 我觉得共产党不是铁板一块，内部也有要求改革的，但是这个力量也是被压制的，政治保守的力量是大于要求改革的力量的。这个情况不改变的话，就只有崩溃，出现流血、地方混乱，中央失去对地方的控制等，现在也有一些已经发生了。 问：所以你觉得中国的转型会是刚性的。 答：我们都希望会有一个和平的软着陆，但事实上恐怕不容易做到。长期来说我是乐观的，因为它非得找出一个合理的秩序，否则无法停止。但是这个代价会比较大。 问：八九之前提到民主，这个概念至少在知识人之中是有共识的，但是现在很多人会认真地问，难道民主就是中国的唯一出路吗？ 答：确实是有这个现象。但是我要反问一句，除了民主还有其他选择吗？中国传统观念也强调"民心"所向是朝代兴亡的最大关键。我们可以采取渐进步骤走向民主，但不可能长期违反民心而执政。 问：也许有人会说变革社会里秩序更重要。 答：我不否认社会改革也可以为起点，但社会改变到某一程度最后必然要触动政治体制。如果一个政党不受任何监督，它怎么可能保证永远公正？他们又不是圣人。 民主并不是一个最好的制度，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民主是中等偏下的制度。但是你不能没有。否则政权的合法性永远在被怀疑之中，那么你永远无法建立一个合理的秩序出来。而且民主是唯一的可以保证不流血而改变政权的制度。这一点台湾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以前大家觉得台湾小，看不上，其实它的意义大极了。 问：你提到过自己的学术兴趣在于通古今之变。比如春秋战国、汉晋、唐宋和明清这些历史变局都是你的关注点。从这些研究当中，你有没有发现什么规律性的东西可以借鉴？ 答：规律性很难说，但是有一点可以看到，这些"变"都是社会起了变化，要求一个新的秩序出现或者对原有的秩序进行很大的改变。春秋战国是因为原来三代的封建制度要改变，出现了一个郡县制。这个制度可以使一般的老百姓也变得重要起来。汉代就在地方办了一些学校，老百姓读书读得好的可以到中央做官，整个体制不是贵族垄断的了。这个变化久了之后到了晋朝和六朝，世族门第力量作大，要求把王权虚化。这就变成一群人垄断社会政治经济利益，这是非常不合理的。所以到了隋唐就有了科举制度出现，把门第代替了。到了宋朝，这个改变才完全完成。宋用朱熹的东西作为教本，这样我们就看到了一个科举社会，无论是农民还是商人，都可以参与科举考试了。但是这里面商人的势力变得越来越大，这又导致了清朝中叶的绅商合作的出现。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变化都是社会出现变化，社会结构和秩序不得不跟着做出调整，但是那些调整不是基本性的。我们现在面临的是从古代到现代化的调整，这个调整太大了，所以一两百年了，还没有找出一个确定的秩序出来。这一关过了，中国就可以有一个比较平常的生活了，而不是总是在一个紧张的状态中。 欧阳斌毕业于哈佛大学东亚系硕士项目，现为专栏作者。 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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