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 揭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面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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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面纱 Nov 11th 2013, 11:34, by 储百亮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希望拥有已故领导人邓小平的魔力。在上周六开始的领导层会议上，习近平将提出提振经济的计划，官方媒体也把此次会议和1978年的一次历史性会议相提并论。根据它们的报道，在那次会议上，邓小平开启了市场化"改革开放"的时代。 但是，想从邓小平那里得到启发和指导的人应当小心：关于1978年会议的常规叙述，不过是由一些经过挑选的记忆片段集合而成。对于中国究竟是如何走上经济改革道路的，那些叙述也并不真切。 在接受一名中国研究者采访时，曾担任赵紫阳助手的鲍彤说，"把这次会议人为地挂上光环说成是'改革开放的大会'，这是编造出来的一个神话。"这份采访发表于2008年。被迫下台的中共总书记赵紫阳是20世纪80年代动荡的中心人物之一。 根据中国共产党广泛传播并一再重复的那个版本的历史，在1978年末举行的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邓小平抓住了控制权。根据这些叙述，受到邓小平的启发，官员们开始在中国进行市场化改革，摒除毛泽东时代的意识形态残留，并将当时的保守派总书记华国锋排挤出高层，而华国锋一直捍卫毛泽东，抵制经济改革，并且阻碍为那些被毛泽东打倒的官员平反。 自那以后，接下来举行的三中全会均在中国的政治议程中占据了特殊地位。这些会议大约每5年召开一次，会上领导人会制定政策重点。在每个领导人任内召开的第一次三中全会尤为重要，这次会议对于习近平也正是如此。党的宣传部门引导人们把本次全会与1978年的那次著名会议相提并论，对其大加赞扬。 不过，通过采访、文献和回忆录研究那段历史的学者们对于改革的叙述，却并没有那么简单明确，过程中的犹豫踌躇也更多。其中邓小平的形象也更像是一个精明的政治人物——他随着事件的发展做出反应，并一步步调整立场——而不像是一个远见卓识的设计师。 "对三中全会的官方叙述，夸大了会议本身的意义，这种叙述在国外的研究里也经常得到附和，"在共同准备的邮件回复中，澳大利亚悉尼大学(University of Sydney)的政府学荣休教授弗雷德里克·泰韦斯(Frederick Teiwes)和莫那什大学(Monash University)的历史学者孙万国(Warren Sun)表示。他们二人正在合著一本有关那段历史的书。 "它忽略了华国锋在带领中国远离毛泽东思想教条，并将重心重新放在经济上所取得的成果，对三中全会前进行的初步改革轻描淡写，并把接下来两年邓小平成为最高领导人的复杂过程过度简单化叙述，"两名教授写道。 "市场"一词并未出现在1978年会议的官方报告中；"改革"一词出现了两次。而在大约6年后，"改革开放"的口号才被广泛使用，泰韦斯和孙万国教授写道。 在中央委员会正式会议之前召开的一场工作会议上，1978年的巨变就已开始上演；通常这两次会议一起被称为当年的三中全会。到会的官员本应讨论经济政策，但一些人开始敦促领导层着手解决毛泽东时代遗留的问题，并且为那些被毛泽东打倒的官员在政治上平反。 这一转变的发起人既不是邓小平，也不是华国锋。他们事先取得共识，这次会议应该关注于改善经济，而且会议上爆发出平反呼声的时候，邓小平正在国外访问。 曾是党内幕僚的鲍彤在2008年的那次访问中称，"这实际是一次失控的会议，是出乎华国锋、邓小平意料"的会议。 在位于上海的华东师范大学任历史系教授的韩钢表示，邓小平回国后，支持平反被打倒的官员，但划定了界限，而且不想破坏毛泽东的地位。韩钢正在撰写有关那段时期的研究文章。"他希望关注未来，不想纠缠于过去的细节，"他说。 1978年的会议支持对国家计划进行调整，进而重振经济，但转变其实已经在进行了。在较早的官方文本中，华国锋被描述成了一个不幸维护毛泽东思想教条的人。不过，泰韦斯和孙万国表示，他的确认识到了变革的必要性，尽管他因为对意识形态转向做出的调整过于迟缓而受到了批评，而且这些批评让他受到了很大伤害。 韩钢说，另一方面，邓小平也逐步接受了由市场推动经济增长的观念，而不是在国家计划中进行调整。三中全会前，邓小平和华国锋在经济问题上有类似的看法，即需要加快经济增长步伐，引进更多技术。 韩钢说，"转变是逐步逐步来的。" "并不是说在三中全会上，他突然产生了改革的灵感，"他评价邓小平说。"把市场经济改革的想法追溯到那次会议是过早了。" 实际上，1978年的会议上原则同意的一份文件曾明确反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该制度后来成为了分水岭，让农民从公社的束缚中解脱了出来。这一变革将土地分配给了农民，允许他们承包生产，这样他们就可以把余粮留下来自己食用或者卖掉。 邓小平等领导人花了几年时间才转变立场，明确支持这项政策；在实践中废除公社来得并不容易，因为公社是毛泽东式社会主义的象征。泰韦斯和孙万国称，家庭承包政策到了1981年才成了决定性的方向。 1978年的会议标志着邓小平在领导层中的崇高地位正在增强，尽管他从来没有正式得到过党中央总书记的头衔。1980年底，华国锋实际上被免除了职务。当时，党内对他产生了很强的不满和不耐烦的情绪。 韩钢表示，1978年会议的过程，以及邓小平"摸着石头"接受市场驱动的改革的经历，应该能打消人们对于习近平的三中全会抱有的过于乐观的期待。 "很多人都有一种对高层决策会议或文件抱有期待的心态，"他说，"然而现实中，在中国突然做出重大转变是很困难的，是个过程。" 储百亮(Chris Buckley)是《纽约时报》记者。 翻译：谷菁璐、王童鹤 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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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 处置核燃料棒，福岛清理关键之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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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置核燃料棒，福岛清理关键之役 Nov 11th 2013, 10:16, by HIROKO TABUCHI 东京——自从两年半前福岛第一核电站(Fukushima Daiichi)失控以来，这是让美国官员最为紧张的地方：4号反应堆的乏燃料池，在一次氢爆炸把建筑物的屋顶掀掉以后，里面容纳着的1500多个燃料组件就一直暴露在空气中。 接下来的10天里，电站的运营商东京电力公司（Tokyo Electric Power Company，简称东电）要执行一项精密而危险的任务，使用一台吊车将池中的燃料组件取出，在拆除反应堆的漫长过程中，这是一个关键步骤，而整个过程迄今已经遭遇了多次挫折。 整个紧张的行动将由36名男性工作人员来完成，他们需要把燃料转往一个更安全的地方进行贮藏；所有人会分成六组进行轮换，每组两个小时，全程需要数月时间。还有另外一个团队要在夜间负责清理池内的碎片，以免吊车提取燃料时可能被这些碎片卡住，从而造成破坏。 "我们在做最后的准备，"东电总裁广濑直己(Naomi Hirose)在周五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说。"我们希望在明年末能完成此事。" 移除燃料棒的尝试，突显出电站需要做的工作是复杂且充满危险隐患的。这座电站在2011年3月的地震和海啸中有三座反应堆熔毁，再加上那里发生的爆炸，它遭到了严重破坏。 此次行动针对的是自危机发生以来一直悬在电站头顶的一个威胁。燃料的温度跟危机最初几天相比已经大幅下降，东电也对反应堆建筑进行了加固，但把燃料这样放在一座破损的建筑里终归是危险的。专家警告称，如果再发生地震，建筑可能会坍塌。 但移除燃料也是有风险的。燃料棒必须浸泡在水中，将它们散发的伽马射线封住，这样工人才能进入现场，同时也要靠水来避免燃料棒出现过热。 电站工程师会使用吊车将燃料组件从池中吊起，放进一个装满水的巨型桶里。每个桶都会放在一辆拖车里，转移到在地面上的一个更安全的池中。一些专家说现在燃料棒的温度已经足够低，不会有太大危险，但也有人警告，还是有可能出现严重问题。 "这其中存在着非常大的危险隐患，"日本核能监管机构负责人田中俊一(Shunichi Tanaka)本周早些时候说。"每个组件都需要非常小心地处置。" 东电希望燃料棒转移工作能有一个顺畅的开始，这样至少能挽回一点点公信力，在电站遭地震和海啸冲击后做出的反应，以及事后清理行动中的表现，已经令这家企业颜面尽失。 经过一连串的错误——包括严重低估了大量地下水被污染并排向大海的危险——一些专家开始怀疑这家公司能否胜任这项工作。 在燃料转移过程中，哪怕是一些小问题也能加剧外界的呼声，要求东电把拆除反应堆的工作交给别人。 原电站工程师河合康郎（Yasuro Kawai，音译）领导的一个机构正在独立监查反应堆拆除进程，他说，"我能做的只是祈祷一切能顺利进行。" 他说成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组件在转移过程中是否遭到损坏——比如如果出现掉落情况的话——还有破坏程度是否足以迫使工人撤离。 "如果他们掉了一根燃料棒，整个环境就随时可能受污染，或者我们是不是要担心更危险的连锁反应？"河合康郎说。"变数太多了，很难说。" 东电官员说，公司工程师和包括国际原子能机构(International Atomic Energy Agency)在内的外界专家对转移计划进行了审查。但是具体工作将由东电领衔的一个团队来执行，不会有外部的监督。 东电称它已经给予了加倍的小心。电站已经筹备了数月时间，在受损反应堆四周和上方搭建了一个钢架，在钢架上安装了吊车，可以将桶吊至100英尺（约合30.8米）的高空。水下摄像机可以协助工程师寻找碎片，这些碎片可能是最初的爆炸留下的，也许会卡住组件，然后他们会用一个机械臂来移除所有可能会挡路的碎片。 根据设计，吊车在失去电力的情况下也可以保持悬吊状态，东电说为了吊起水桶给吊车配备了双倍的绳索——这些桶满载后重量可达90吨。 Makiko Inoue和Hisako Ueno自东京、Matthew L. Wald自华盛顿对本文有报道贡献。 翻译：经雷 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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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 中国经济迈向再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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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迈向再平衡 Nov 11th 2013, 10:46, by 白天娜 香港——长期充当"世界工厂"的中国现在正越来越关注服务业。 李宁、安踏体育和361度等运动服装品牌都在全国拥有数千家零售店。创办于1999年的阿里巴巴集团已经壮大为一家电子商务巨头，该集团目前拥有超过2万名员工，今年第二季度的销售总额达17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03.5亿元）。而旗下拥有门户网站和多个聊天工具的腾讯，市值已接近1000亿美元。 这反映出中国经济正逐步走向成熟。随着人口变得更加富裕，服务业在中国正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中国的非制造业活动在经济总量中的比重已达到45%，基本与制造业齐平。其余部分为农业。 中国的决策者鼓励这种变化的发生。本周，他们正在北京召开一个为期四天的会议，讨论如何改革中国经济。他们的目标是削弱重工业、制造业和基础设施投资的主导地位，这些领域几十年来一直驱动着中国炙手可热的经济增长。 他们打算通过提高服务业活动的比重使经济多样化，实现更富有成效的经济增长。服务业涵盖五花八门的领域，包括物流、旅游、工程设计、医疗保健和信息技术。 英国巴克莱银行(Barclays)的中国经济学家常健说，"方向非常清晰。他们想要振兴服务业，他们认为这是未来经济增长的一个关键来源。" 与英美两国相比，中国服务业的比重仍然很小。在英国和美国，林林总总的服务行业占了经济的差不多80%。但根据世界银行(World Bank)的数据，自1980年以来，这个领域在中国经济中的比重已经大约增加了一倍。 常健说，"经济再平衡的过程已经开始。" 这种改变的驱动力很大程度上来自中国长达30年的快速经济增长。这种增长让中国13亿人口中的许多人有钱购买生活必需品以外的东西。这种额外消费能力中的许多已经投向了汽车和冰箱。它同时也推动了对电影、更优质医疗保健服务、快餐店食品、教育以及培训的需求。 瑞银(UBS)的中国经济学家汪涛说，"制造业仍将是经济的关键支柱——但已达极限，未来的增长将来自服务业。随着人们越来越有钱，他们想要更有质量的生活。" 前不久，西方的经济动荡削弱了对依赖出口的中国制造业生产的大量玩具、鞋类、机械和其他商品的需求，进而加速了上述转变。与此同时，新的领导班子急于控制中国经济部分领域的过剩产能，这打击了钢铁制造业等领域。 中国国家统计局最近几个月对企业界的调查结果突显了这种转向。衡量制造业活动的指数过去一年一直低迷，相比之下，非制造业指数的表现良好。 从这种新消费能力中受益的包括旅游业，由于中国中产阶对国内外旅游的热衷，旅游业已经呈爆炸式增长。长城、桂林喀斯特地貌的群山，以及南方海南岛的海滨度假区的游客数量最近几年急剧增长——满足游客需要的航班、酒店和酒吧的数量也急剧上升。 经济学家们说，上述活动的突然爆发是积极的，不仅有利于平衡经济，也有利于创造就业。 与此同时，服务型企业在中国雇佣的人数已经超过了制造业。物流中心、酒店、软件公司和航空公司创造的就业岗位不仅数量巨大，而且往往更适合数百万每年从高中和大学毕业的中国年轻人，他们不愿意在工厂的流水线上工作。 除了日益增长的财富，城市化——中国政府正在积极推进城市化，从而提高生活水平、消费和生产力——将会推动对运输、教育，以及废物和交通管理等服务的需求。 不过，分析师们提醒说，这些领域的增长将需要时间。尽管酒吧、美容美发厅和快餐店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其他领域的增长很可能因为人们对政治环境的担忧而受到限制，也会受到一些知名企业——通常是国有企业——的反对。 以医疗保健领域为例。中国不断增长的财富和日益加剧的人口老龄化意味着，对医院和保健中心的需求将会激增，这增加了要求政府允许私营实体扮演更大角色从而增加供应的压力。 大和证券(Daiwa Securities)驻香港的首席地区经济学家赖志文(Kevin Lai)说，这一领域被国有企业主导，因此，任何引入更多竞争的行动都可能触及既得利益。 赖志文说，"他们一直在努力减少对制造业的依赖，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愿意允许私营企业参与到教育或媒体等领域。" 前世界银行中国经济学家、苏格兰皇家银行(Royal Bank of Scotland)的首席中国经济学家高路易(Louis Kuijs)估计，尽管面临阻力，推动变革的种种力量——既包括最高领导层，也包括日益庞大的中产阶级的各种需求——预计将使服务业在经济中的比重到2030年增加到57%或者更多。 高路易说，"这个领域将是未来中国故事的重要部分。我相信人们未来会给它更多关注。" 白天娜(Bettina Wassener)是《纽约时报》记者。 Lucy Chen自北京对本文有研究贡献。 翻译：王湛 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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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 台风“海燕”横扫菲律宾损失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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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风"海燕"横扫菲律宾损失惨重 Nov 11th 2013, 09:47, by KEITH BRADSHER 菲律宾宿务——菲律宾史上最强暴风雨之一结束三天后，破坏的规模和幸存者的绝望正在慢慢显现。 生还者讲述着死者或垂死者的故事：那些人被湍急的海潮卷走，遇难者遗体散落在残骸之间。从受灾严重的塔克洛班传来的照片显示，大片土地上的房屋悉数被卷走，诸多新闻报道讲述迫切需要食物和水的民众突袭救援车队，抢劫幸存下来的商店。 周一到来之后，有一点越来越清楚：台风"海燕"(Typhoon Haiyan)周五跳房子似的横扫菲律宾中部各岛屿，摧毁了多座城市、集镇和渔村。根据一些估计数字，仅在塔克洛班就可能有至少1万人死亡。鉴于这个偏远群岛的大片地区电话服务已经中断，因此很难知道，这场暴风雨是否在一些更偏僻的地方造成了同样严重的人员伤亡。 "海燕"淹没了棕榈树环绕的海滩，闯进不甚牢固的房屋，给菲律宾中部地区带来了致命的一击。据估计，"海燕"的力量接近龙卷风的力量。灾难的元凶越来越像是由强风引起的风暴潮，强风把水墙卷到了陆地上，风力据信达到了菲律宾有史以来的最强之列。据说，那些强风抵达陆地时的速度为每小时190英里（约合306公里）。 救援人员奋力赶往受灾地区之时，这场暴风雨似乎暴露出了菲律宾的一些老大难问题。长期以来，因为政府的腐败和无能，该国的公路和机场资金匮乏，糟糕程度居于东南亚之冠，最好的时节也往往会让长途旅行变成一次磨难。周一，暴风雨过境地区的公路情况变得更加糟糕，到处都是残垣断壁和碎木断枝，阻碍了救援队伍。 暴风雨也给总统贝尼尼奥·阿基诺三世(Benigno S. Aquino III)带来了新挑战。两个月前，阿基诺刚刚艰难地从叛乱分子手里夺回了南部的一个大城市。在位的三年半时间里，阿基诺打击腐败，带来了外国投资的增加和令人印象深刻的增长速度，由此赢得了国内外的称赞。但他仍须同南部和部分省份的穆斯林分裂分子作斗争。长期以来，那些省份一直是地区强人的势力范围，抗拒政府的控制。 如今，挑战清单上又多了一场暴风雨，这场暴风雨可能会成为该国最严重的自然灾害之一。它来临之际，一系列其他灾难，其中最有名的是四周前袭击该国中部的那场7.2级地震，已经耗尽了应急资金。诸多报道称袭击商店和抢劫现象普遍发生，人们越来越担心法律和秩序将会崩溃，有鉴于此，政府于周一表示，正在用飞机向菲律宾中部运送更多警力。 造成人员伤亡的暴风雨在菲律宾并不罕见，但台风"海燕"依然与众不同。这既是因为它强劲的风力，也是因为它造成的破坏类型。有人说，强风听起来像是一列货运火车。在菲律宾，台风当中的常见死因是泥石流和河流涨水泛洪。 因此，当"海燕"周五横扫各岛时，菲律宾的部分官员和天气专家以为自己看到的是一场奇迹。此前多天，它一直是社交媒体上的热门话题，伴随着严重的警告。当时人们认为，"海燕"多半不会影响到那些岛屿，因为它停留的时间不足以导致雨水泛滥成洪水。 他们的乐观评估没有考虑到风暴潮。一些报道称，塔克洛班的风暴潮高达13英尺（约合4米），风暴潮一路留下的毁灭有些像是海啸过后的场景。一张照片显示一艘大船搁浅在岸上，看起来就像2011年在日本拍摄的那些照片一样，当时，一场地震导致一道水墙袭上日本东北部的海岸。 尚不清楚这场暴风雨的力量是否与气候变化有关，尽管如此，这次风暴潮可能会再次提醒人们，地势低洼的城市必须为最坏的情况做好准备。 阿基诺总统此前敦促居民离开地势低洼的地区，但并未下令疏散。周日，他视察了部分受灾地区，并宣布菲律宾进入"国家灾难状态"，这是政府发放应急资金的第一步。 总统抵达塔克洛班探视风暴的受害者，协调救援和清理行动，与此同时，他手下的国防部长伏尔泰·加斯明(Voltaire Gazmin)描述了这座有22万人口的城市的混乱状况。 加斯明说，"没有电、没有水，什么都没有。人们感到绝望。" 周日上午乘军用飞机离开塔克洛班之前，救助儿童会(Save the Children)女发言人利内特·利姆(Lynette Lim)在当地政府办公室里捱过了这场风暴。她说，连学校、运动场和当地政府指定的其他疏散场所都没能抵御住强风。 利姆在马尼拉接受电话采访时说，"房顶被风刮跑，窗户全碎了，有时连天花板都塌了下来。" 穷人的街区受损尤其严重，实际上，除了几栋政府大楼之外，那些地方就没有依然屹立不倒的建筑。利姆说，周日上午，她没有见到警察，人们已经开始从药店和食品店的货架上抢夺食物和其他物品。 ABS-CBN电视台播放的来自塔克洛班的视频显示，数十人进入商店，把衣物和家居用品塞入自己的手提箱和袋子。一幅照片显示，一名男子持枪守卫着自己的商店。 来自塔克洛班的报道显示，风暴之后，由于找不到执法人员和政府人员，官员们无法获得正确的死亡统计数字。根据《菲律宾每日问询者报》（Philippine Daily Inquirer）的报道，获得营救之前，塔克洛班市市长阿尔弗雷德·S·罗穆亚尔德斯(Alfred S. Romualdez)"一直待在屋顶"。 据美联社报道，菲律宾红十字会(National Red Cross)表示，周日，人们从南方港口城市达沃发往当地的卡车上抢夺物资，阻碍了红十字会的救援行动。 美国国防部(Defense Department)表示，应菲律宾政府的请求，美国国防部长查克·哈格尔(Chuck Hagel)已下令调用船只和飞机运送紧急物资、协助开展搜救行动。根据美国驻菲律宾大使馆在Twitter上的发帖，位于马尼拉的美国大使馆立即向菲方提供了10万美元的医疗卫生援助资金。 奥巴马总统于周日发表了一则声明，表示他期待"菲律宾人民的卓越韧性"能帮助这个美国盟友挺过灾后的创伤。他说，美国政府也时刻准备协助菲律宾政府的救援和重建工作。 周日，约90名来自日本冲绳基地的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和船员登陆菲律宾，他们是先遣队，任务是评估灾难，确定国防部需要采取哪些措施协助救援。 据海军陆战队发言人布莱德·巴特尔(Brad Bartlet)上校透露，先遣队已要求派遣C-130运输机、MV-22鱼鹰(Osprey)直升机和其他飞机参与海上搜索和打捞行动。美国海军也派出了两架P-3猎户(Orion)侦察机，这种飞机经常被用于在自然灾害中巡视海面，寻找困在船上或小艇上的幸存者。 菲律宾内政部长马尔·罗哈斯(Mar Roxas)说，给塔克洛班提供的救援物资已开始抵达当地，但却无法运出机场，因为瓦砾封堵了当地的道路。 据《菲律宾每日问询者报》报道，罗哈斯表示，"整个机场都浸入了水中，水一直漫到屋顶的高度"。他还在塔克洛班对记者说，"这里经受了极端的破坏。" 罗伯特·S·齐格勒(Robert S. Zeigler)说，他非常担忧，因为受灾报道似乎主要来自塔克洛班，没有提及海岸上的许多渔业社区，到目前为止，救援都集中到了塔克洛班。齐格勒是位于菲律宾洛斯巴诺斯的国际稻米研究所(International Rice Research Institute)的所长。 他说，"滨海地区往往非常脆弱——在许多情况下，渔业社区紧邻岸边，可能会被"强大的风暴潮"彻底摧毁。让人担忧的消息是缺乏消息，这些隔绝区域可能受灾极重。" 宿务是菲律宾最大的城市之一，一些该市居民说，通往宿务岛北部的许多道路依然处于关闭状态，当台风横扫菲律宾时，那里的许多镇子受到了重创。居民说，虽然宿务躲过了风暴的正面冲击，然而，破碎的窗户还是突显了狂风的肆虐。 在曼达维市一家街头市场守夜的拉努尔福·L·马纳塔德(Ranulfo L. Manatad)说，"风声太大了，就像一列火车。"曼达维位于宿务的北郊。 在同处宿务北侧的马波洛镇，狂风拔起了当地的一棵知名树木，树干的直径有一码左右。过去一个多世纪里，那棵树经受住了所有台风的冲击。 Gerry Mullany自香港、Floyd Whaley自马尼拉,、Mark Mazzetti自华盛顿对本文报道有贡献。 翻译：陈亦亭、张薇 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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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 伊朗核谈判因措辞分歧未达成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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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核谈判因措辞分歧未达成协议 Nov 11th 2013, 07:37, by MICHAEL R. GORDON 日内瓦——外交官们周日称，虽然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John Kerry)和其他大国的代表试图达成一项约束伊朗核计划的临时协议，但伊朗政府坚持要求其铀浓缩的"权利"获得正式承认，这已经成为了主要的障碍所在。 在长时间的闭门讨论中，西方和伊朗谈判人员对这个可能达成的协议的措辞进行了讨价还价。在马拉松式的会议接近尾声时，一些外交官认为，似乎只有在极少数的措辞上，双方还存在分歧。 但是，此次会谈没有像很多人希望的那样取得突破，而主要原因是铀浓缩权方面的争议。双方仅仅承诺，较低级别的谈判代表将于10天后聚集在这里，开展更多的讨论。 许多报道中写到，本轮谈判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法国坚持协议中必须对伊朗正在施工的一家可生产钚的重水厂进行严格限制。 不过，一位美国高级官员称，虽然在一些问题上，法国的态度比其他国家更加强硬，但是阻碍临时协议达成的是伊朗代表团。他们说，必须进一步请示德黑兰之后，才能继续会谈。 周日，美国一位高级官员在耶路撒冷对以色列记者和专家简要介绍了此次谈判。列席的《耶路撒冷邮报》(Jerusalem Post)记者赫伯·凯农(Herb Keinon)转述说，参加会谈的六国代表已经核准了一份工作文件，并将其提交给了伊朗代表。 "这份草案对他们来说实在太苛刻了，"凯农援引美国官员提及伊朗代表时的表述。"他们必须回去跟自己的政府讨论，然后再回来。" 在日内瓦谈判结束前的一周里，伊朗提高了大家对可能实现突破的期望，也许是觉得这样会增加西方国家的压力，令它们做出让步。 虽然结果令人泄气，但克里和伊朗外长都力图展示最好的一面。 "我们的步调是相同的，在下次会谈时，这会为我们提供前进的动力，"伊朗外长穆罕默德·贾瓦德·扎里夫(Mohammad Javad Zarif)在谈判结束后对记者说。 克里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毫无疑问，在我看来，跟我们来日内瓦的时候相比，在离开时，我们距离目标已经更近了。在未来几周中，如果带着这样的诚意做好工作，我们可以真的达成目标。" 尽管如此，未能缔结协议可能会引起国会批评者的抨击。他们发誓要推动更严厉的制裁措施，而且，以色列和保守的波斯湾阿拉伯君主制国家也可能因此获得机会，来鼓动对协议的反对。 周日晚间，在美国犹太领袖的大型聚会上，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警告，伊朗核武器针对的目标不会只有以色列。"你想让火烧到你家附近吗？"内塔尼亚胡问道，"如果不想，那就采取行动吧！" 同样在周日，克里对自己的谈判策略进行了辩护，坚称他寻求的冻结伊朗核计划的协议符合以色列的利益。"我们不瞎，我觉得我们也不傻，"克里在《会见媒体》(Meet the Press)节目上称。 "我认为，我们相当清楚如何衡量自身的所作所为是否符合国家和全球的利益，尤其是盟国的利益，比如以色列、海湾国家，以及地区的其他国家。"他还说。 争论的焦点是奥巴马总统的两步走策略，即倡导首先达成一项临时协议，让伊朗在6个月的时间里暂时冻结核活动，从而给外交官留出时间来努力为一项更全面的协议进行谈判。 伊朗反复强调，自身有权浓缩铀。如要制造核电厂和核武器所需的燃料，铀浓缩是必经之路，而后者所需的铀纯度要高得多。德黑兰坚持，任何针对初始限制的讨论，比如日内瓦谈判，必须得同时做出表述，伊朗的核计划会有怎样的"结局"。浓缩铀的权利看来是这种坚持的核心。 奥巴马政府有意在临时协议中允许伊朗提炼纯度为3.5%的低度浓缩铀，而先决条件是伊朗同意对核活动施加其他一些限制。 可是，奥巴马政府目前无意承认伊朗有"权"浓缩铀。这种做法似乎是打算，在全面协议中，倘若允许伊朗进行任何的浓缩活动，都得与伊朗是否愿意让外界对其核计划进行严格监督和限制挂钩。 最新一轮日内瓦谈判之前，奥巴马政府的一名高级官员称，"美国并不认为有所谓的固有浓缩权，而且我们反复向伊朗说明了这一点。" 尚不清楚双方是否能在下一轮谈判中巧妙地处理在铀浓缩问题上的分歧。伊朗总统哈桑·鲁哈尼(Hassan Rouhani)周日来到国会，坚称伊朗拥有铀浓缩的明确权利。 "国家利益是我们的红线，"他说，"这些权利涵盖了国际法框架下的核权利，包括在伊朗领土上浓缩铀的权利。" 英国外相威廉·黑格(William Hague)表示，与伊朗谈判的最后几个小时里，西方代表就提交给伊朗代表团进行考虑的草案达成了一致。黑格告诉BBC，与伊朗仍存在"微小差距"，不过大部分问题已在日内瓦得到解决。谈到临时协议，他说，"至于能否在接下来几周达成，这种可能性较大。协议已经在桌上了，是可行的。不过谈判异常艰难。我不能预测到底什么时候可以完成。" 翻译：土土、黄铮 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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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 彭博社被指自我审查其中国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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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博社被指自我审查其中国报道 Nov 11th 2013, 04:50, by 黄安伟 一天傍晚，挤在香港某会议室的四名记者接到了一个电话决定。电话来自12个时区之外的纽约，打电话的是他们的老板、彭博新闻社(Bloomberg News)的资深主编马修·温克勒(Matthew Winkler)。他的话让这些记者感到沮丧。 耗费了他们大半年时光的调查性报道不会被刊登，该报道细述了中国顶级富豪之一和本国一些最高领导人的家族之间隐秘的财富关系。 据了解相关讨论的一些彭博员工透露，在上月末的通话中，温克勒为自己的决定辩护，把该决定比作外国新闻机构在纳粹德国治下通过自我审查维系报道能力的做法。 前述员工之一说，"他说，'如果我们登出这则报道，我们会被赶出中国。'"员工们说，不到一周之后，关于中国高官子女受雇于外国银行的一篇报道也遭封杀。 温克勒在周五的一封电子邮件中表示，前述文章并没有遭到封杀。他说，"你的消息不实。这些报道还在，没有被弃置不用。" 文章高级编辑劳丽·海斯(Laurie Hays)的说法与他相同。 温克勒和彭博的其他几名高管拒绝讨论他和香港记者及编辑的电话会议。 几名驻香港的彭博员工说，温克勒在电话中明确表示，他的首要关切是保证继续有记者在中国工作，而不是保护公司的收益。即便如此，他们说，温克勒还是给电话听众留下了清楚的印象，那就是公司对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报道范围在收缩。一年多一点以前，彭博和自信的中国领导层进行了角力，后者已经表明，自己不惮于对越界的外国新闻机构施以惩罚。 2012年，彭博新闻社刊登了一系列文章，内容和一些中国领导人家族的私人财富有关，其中包括中国共产党新任总书记习近平的家族，此举令中国政府大怒。此后，彭博新记者的居留申请遭到拒绝，它对国有企业的金融终端产品销售也有所放缓，这么一来，彭博在中国的业务损失惨重。中国官员已一再表示，对中国领导人财产及个人生活的新闻报道属于越线行为。 一些彭博员工觉得公司目前的立场是不愿意越线，他们为此深感不安。更广泛地说，彭博的立场提供了新的佐证，说明了无数外国新闻机构在中国的两难困境，因为他们面临压力，既要进行报道，又要维持业务。 彭博在2012年6月刊登关于习近平家族的文章之后，中国官员下令封杀了彭博新闻社的网站。目前，中国大陆的服务器依然不能登录该网站。试图以新的常驻身份进入中国的彭博记者都没能拿到居留签证。 彭博的财经新闻终端订制服务年费超过2万美元（约合12.18万元人民币），是彭博主要的创收利器。中国官员勒令一些中国公司不得购买彭博的订制服务，之后的一段时间里，这项业务在中国出现了放缓，这是对彭博总公司的经济效益最大的打击。尽管如此，今年7月，彭博依然获得了中国国务院颁发的更新执照，得以在未来两年内继续报道财经新闻。 其他一些新闻机构也经受着同样的压力。2012年10月，《纽约时报》的网站刊登了一篇和时任总理温家宝的家族财富有关的文章，此后即遭屏蔽，被封的还有《纽约时报》新创的中文网。跟彭博一样，《纽约时报》的新记者也没能拿到驻华记者签证。 近些年，作为一追求速度的金融新闻服务机构，为了拓宽业务基础，彭博的一些编辑鼓励记者进行野心勃勃的调查性报道。有时，这种咄咄逼人的报道方针引发了道德问题，比如今年5月，彭博被迫承认，为了在报道中获得优势，他们的记者窃取了终端客户的登录数据。 不过，调查性报道也带来了一流的奖项，最引人注目的是2012年对中国领导人家族财富的系列报道。该系列报道的主要作者包括傅才德(Michael Forsythe)和夏雷(Shai Oster)，他们还是近日关于某大亨的前述报道的主要记者。 彭博的编辑自始至终都意识到，在中国行事需要小心谨慎。两名员工说，彭博已经创建了一个机制，允许编辑给一些文章添加正式出版前的内部编码，确保这些文章不出现在位于中国的彭博终端。这种机制已被常规性地用于涉及中国政治的文章，包括关于习近平家族的那篇文章。 彭博社内部围绕最近这两篇和中国有关的文章的争论发生之时，正值该通讯社两位高管预定的访华之旅即将成行。彭博社的员工称，母公司彭博资讯公司(Bloomberg L.P.)首席执行官丹尼尔·L·多克托罗夫(Daniel L. Doctoroff)预计会在接下来的几周前往中国。而腰缠万贯的公司创始人迈克尔·R·布隆伯格(Michael R. Bloomberg)也曾在今年秋天告诉《福布斯》(Forbes)，自己计划在明年1月卸任纽约市长之后不久前往中国，"代表公司做一些演讲"。 最近几天，前述关于中国的调查性报道前途未卜的消息慢慢传出，彭博社由此饱受指责。周五晚上，香港影响力强大的媒体公司壹传媒(Next Media)旗下的动画部门发布了一段在线卡通视频，讽刺彭博社的自我审查。壹传媒对中共持批评态度。 向《纽约时报》介绍自10月以来的混乱状况的是彭博社的四名员工。因为害怕失去工作，他们要求匿名。 看过那篇文章的彭博社员工称，傅才德和夏雷最近的那篇文章关注的是中国一个富甲一方的企业家，该企业家和中国政治局常委会一些前任或现任成员的亲属存在金融联系。政治局是中国权力最大的政治机构。 前述员工称，直到10月末，没有哪个编辑对这篇有关大亨报道表示过严重反对，尽管那时文章已经历了广泛的编辑和事实核查。最后的编辑阶段始于9月。一些员工称，位于纽约的两名高级编辑海斯和乔纳森·考夫曼(Jonathan Kaufman)对文章进行了编校，对其充满热情。公司的一名律师也一样。这名律师曾在10月初审阅该文章，只是建议做一些措辞方面的小改动。 温克勒也看过这篇文章，并提出了一些小建议。 这些员工称，考夫曼曾于10月飞抵香港，未对文章提出严重反对。从10月中旬起，驻港记者和编辑没有听到什么来自纽约的消息。这些员工说，后来，海斯和考夫曼告诉驻香港的记者，那篇文章不会被发表。第二天，文章的主要记者傅才德和夏雷参加了纽约方面举行的一次电话会议。员工们称，纽约的编辑称文章缺乏"确凿的证据"，还说全世界的亿万富翁都和政府关系密切，而且除了彭博社已在2012年的系列文章中报道过的内容外，文章并没有提供足够多的新信息。 "他们坚称毙掉那篇文章是出于编辑方面的原因，不是政治原因，"一名员工补充说。被问到是谁决定不发表这篇文章时，海斯说是她自己，还有其他四名编辑，其中包括蒂姆·坎松(Tim Quinson)。对5月那起报道丑闻进行内部审查后，彭博社于9月任命坎松为新一任质控编辑。海斯称，首席执行官多克托罗夫没有看过文章。 之后，在10月29日晚上举行的最终电话会议上，主编温克勒与香港的四名记者和编辑进行了谈话。 员工称，他给出的最重要理由是，彭博社可能会被赶出中国。 "他是从新闻而非销售的角度这么说的，"一名员工说。温克勒还说，自己读了大量有关外国记者在第三帝国(Third Reich)治下工作的材料，希望能制定出一项策略，可以尽量延长彭博社留在中国的时间。"他说自己正在研究相关例子，关于新闻机构如何在纳粹德国工作，如何得以留在那里，如何在那种环境中写作，"这名员工说。 传达给驻港记者和编辑的讯号很清楚：文章暂时不可能发表。 一周之内，另一名驻港记者凯茜·陈（音译）(Cathy Chan)的一篇文章也碰到了类似的问题。员工们表示，在与纽约方面进行了一次电话会议后，这篇文章被叫停了。文章概述了中国领导人的子女，即"太子党"，是怎么在外国银行得到工作岗位的。这种雇佣行为已经受到了审查：8月，美国多家报纸报道称，证券交易委员会(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正在调查摩根大通(JPMorgan Chase)，意在查明该银行雇佣中国高官子女是否是为了在中国赢得业务。 一名员工称，凯茜·陈被要求去找更多书面证据，减少对消息人士的依赖，但对这种报道而言，这个要求很难达到。这名员工说，"一些高层正在大幅度提高报道的门槛。" 黄安伟(Edward Wong)是《纽约时报》驻京记者。 Christine Haughney自纽约、《纽约时报》驻香港和北京记者对文本有报道贡献。 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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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 《新京报》呼吁别再摸着石头搞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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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呼吁别再摸着石头搞改革 Nov 9th 2013, 00:43, by 狄雨霏 在三中全会即将召开的前一天，北京一家主要报纸出版了一个题为"改革再出发"的96页长篇特刊。几百位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将在这个为期4天的会议上，讨论中国的未来。 《新京报》周五出版的特刊封面上的图像极富象征寓意：一艘鼓起风帆的大船，在波涛汹涌的海上，径直驶向未来。帆船左边的危险礁石近在咫尺。它唯一能够安全转向的方向是右边，或者它可以继续前行，拉开与礁石的距离。这两种选择不免让一些人猜测，是否在传递一个政治信息。《新京报》没有回复试图采访该报美编或是请该报置评的电话。 这似乎表达了许多中国人对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广泛期待，人们希望在接任党的最高领导人一年后，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为重大的经济和政治改革敞开大门。前国家主席胡锦涛领导下的上个十年，被一些人认为是停滞不前的十年。 "改革"在中国是个具有象征意义的词。从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共产党就一直在推动经济改革。以前，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国几乎陷入了赤贫状态，毛泽东于1976年去世。从那以后，中国开始逐渐发展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 大家希望领导人在这次会议上至少能部分地展现他们对未来的远景考虑。习近平和李克强总理可能会释放出一些信号，比如更多的市场竞争和金融自由，以及让经济更少地依赖政府投资、更多地依赖国内消费等。但是不少观察人士对能否有真正的政治改革持怀疑态度。 《新京报》代表着中国政治中的自由派，但也代表着富人的声音。特刊中到处可见高档住宅、汽车和艺术品的广告，这些东西是大多数中国人买不起的。占据了整个第三页版面的首幅广告上看到的是，布拉德·皮特(Brad Pitt)推销凯迪拉克XTS豪车。 该报列出了12个改革需要"闯关"的领域。排在第一位的是"土地改革"（现在所有的土地都归政府所有，仅出租使用权，对农民来说也是这样，这产生了一种复杂的合同和次级合同得）。其次是"社会福利"（面临提高的压力），其中包括改革苏联式的"户籍"制度，过去几十年中这种制度曾限制人们的迁移，现在依然限制人们能在哪里享受社会福利。再下来是金融和税收，以及收入分配。 最接近政治改革的两项似乎被排在第4位和第7位，政治改革从来都是一个敏感的话题。 排在第4位的是"行政审批改革"，该报对其进一步的解释是，"改革必须再简政放权。"排在第7位的是"社会体制改革"，该报称指的是"要松绑社会组织"，或者说，要松绑目前被严格限制的公民社会。 这期特刊还登载了对中国知名人士和普通老百姓的采访，听他们各自谈论对这次会议的期待，接受采访的人包括前中央委员或候补委员。根据多家中国媒体报道，曾任中央委员和"毛泽东"号火车机长的陈福汉呼吁要将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反腐"坚持到底"。 特刊引用曾任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的厉有为的话说，"改革涉深水区，不能再摸石头。"这句话与邓小平的一句名言有关，在中国偏离毛泽东路线时，邓小平曾说要"摸着石头过河"。现在有些人认为这种方法已经过时了。他们说，改革需要更明确、更可预测的法则。 特刊引用原科技部部长及前中央委员徐冠华的话说，"改革的关键期就在未来五年。" 人民大学教授任剑涛在特刊的开头篇《生于革命，成于改革》一文中提醒读者，正是在35年前的那次老一代中央委员召开的三中全会上，中国和邓小平开辟了经济改革的道路。 任剑涛说，人们的期望很高。他们希望这次会议"能够弥合左右分歧、汇聚改革资源、回应社会诉求、纠正发展偏失、重启深度改革、凸显公正价值、解决制度瓶颈、开启持续发展、驱动美好未来。" 狄雨霏(Didi Kirsten Tatlow)是《纽约时报》驻京记者。 Frank Ye对本文有研究贡献。 翻译：张亮亮 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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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 中国被污染的岂止是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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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被污染的岂止是空气 Nov 10th 2013, 23:56, by 马旸, 叶文斌 对于外国客人来说，你一进酒店房间就能够明显感受到中国的水的问题。从花洒里喷出的水也许会有一股被污染了的河水的气味。口渴想喝水？水龙头里的水基本上不能喝。那你能否信任瓶装水呢？很多中国人都不相信。那用来刷牙会怎么样？ 就算按照政府自己的标准来衡量，到2011年为止，全国超过一半的大型湖泊和水库都被严重污染，水源不适合人类饮用。根据中国超过4,700座地下水质量监测站的检测结果显示，将近五分之三的水源都"相对较差"甚至更糟糕。将近一半的农村居民都缺乏达到国际标准的饮用水源。 进入21世纪，中国的发展欣欣向荣，世界逐渐认识到中国所取得的各种让人眼花缭乱的成就，但是水源供应的质量问题则没有跟上中国迈入现代化的步伐。 中国公众和政策制定者们把问题归结于环境质量控制弛懈，执法力度不严，这当然是正确的。但是更加根本的问题是，中国水资源本身就匮乏。大规模、高速度的工业化令本已不足的水供应不堪重负——而饮用水就成为了最显而易见的牺牲品之一。 中国仅占有全世界7%的淡水资源，却养育了将近20%的世界人口。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的密歇根湖(Lake Michigan)占有了全球淡水资源的4%(五大湖区占有了全球淡水资源的20%)。 虽然中国资源有限，但是鳞次栉比、人口稠密的城市丛林还是在不断发展。中国城市天际线上每增加一幢高楼大厦，每烧一吨煤来为其供暖，每蒸一屉饺子，都需要更多的水。每一次废水从新的住宅小区或者发电站排放到河里，整个流域就会变得更脏一些。 你能从中国的两大主要河流——黄河和长江——看到问题的严重性。这两大水道均自西向东，横跨中国主要工业带。当河水流经中国沿海的人口聚集区时，就必须经过深度处理才能够饮用。 但是对于中国的邻国来说，水资源短缺的影响不幸地越过了中国国境范围。就世界最长河流之一湄公河的水源分配问题所引发的紧张局势，已经影响了中国及其东南亚邻国的关系。 湄公河从中国西南的云南省出境，流经大半个东南亚。跟绝大多数主要水道一样，湄公河是支持商业、贸易、发展以及当地人生计的主要动脉。 近年来，为了支持相对贫困的西南地区的经济发展，中国沿湄公河新建了多座水电站，结果导致湄公河流向下游邻国时流速放缓，威胁到了东南亚渔业的健康发展和水安全。2010年，湄公河三角洲的水位达到了五十年来的最低点，引发了中国及其邻国的争执。 为了应对愈发严峻的挑战，北京方面开始制定政策，去调和不断增长的需求和有限的供应之间的矛盾。 政府开始启动一项规模庞大的供水工程——"南水北调"工程——这项工程将通过大规模的复杂水路网络，把潮湿的南方水资源调往干旱的北方。理论上这是一个很吸引人的主意，但是考虑到渗漏和污染问题，到达北方城市的水很有可能无法使用。而且这项工程本身并不能够增加总体匮乏的水量。 人们也在尝试其他办法，其中绝大多数都需要对科技进行大量的投资。作为实验项目，北方城市天津就建成了一个超大型海水淡化厂。北京也在要求对污水循环利用技术领域增加大量投资。与此同时，在政府的压力之下，中国的工业界也在寻找提高水利用率的方案。提高水价或许能更好地调控未来的需求，虽然这在政治上相对敏感。 不过，现在还是没有一个能够快速而干脆地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许多技术手段都相当昂贵，也很难在短时间内形成规模。 如果说过去35年里，资源密集型的经济起飞说明了任何问题的话，那么就是中国政府有能力推动经济增长，在需要时他们能提高经济增长速度，还可以根据国内的重点需求对增速进行控制。但是中国的领导层必须面对长时间增长所带来的资源大量消耗问题，而有限的资源究竟消耗到了什么程度，谁也不知道。中国政府必须对于管理有限资源的方式进行重大变革——如果不主动变革的话，或将因为不以意志转移的外界因素而被动为之。 马旸(Damien Ma)是美国保尔森中心(Paulson Institute)研究员，叶文斌(William Adams)是匹兹堡大学亚洲研究中心(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Asian Studies Center)的工作人员。这篇文章节选自八月份出版的《稀缺中国》(In Line Behind a Billion People: How Scarcity Will Define China's Ascent in the Next Decade) 翻译：邓力 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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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 美国金钱政治敌不过民粹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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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金钱政治敌不过民粹主义？ Nov 10th 2013, 23:59, by 克里斯蒂娅·弗里兰 多伦多——这是今日美国的谜团：富豪们达到了财富的顶峰，他们的经济影响力与日俱增，但是，正在接管权力的却是民粹主义者，而且他们是越疯狂越受欢迎。当然，政治极端势力的兴起最为明显的案例是，小型团体茶党(Tea Party)主导了共和党，并且展现了让美国政府停摆的惊人力量。不过，在体面一点的左翼政治斗争中，中间派也在失势：比尔·德布拉西奥(Bill de Blasio)以黑马之姿在纽约市长选举中崛起；民主党总统没法让自己中意的美联储主席人选劳伦斯·H·萨默斯(Lawrence H. Summers)获得提名。 这些全都是民粹主义者对富豪的胜利：德布拉西奥之所以正在取胜，是因为他给纽约人提供了抛弃迈克尔·R·布隆伯格(Michael R. Bloomberg)的金钱政治的机会。民主党左翼对任命萨默斯的反对，只是针对所谓的"鲁宾派民主党人"（即克林顿[Clinton]政府时期在萨默斯之前担任财政部长的罗伯特·E·鲁宾[Robert E. Rubin]）及其华尔街同情情绪的大规模反抗浪潮的一部分。就连茶党，尽管初期在某种程度上是由查尔斯·科克(Charles Koch)和戴维·科克(David Koch)等富豪打造出来的，现在也已经挣脱了其深度保守派支持者的控制，并惹恼了更为中间派的商界领导人及相关机构。 在意识形态谱系的两端，金钱政治的局限性都受到了考验。这真是出人意料。拉里·M·巴特尔斯(Larry M. Bartels)与马丁·吉伦斯(Martin Gilens)等政治学者曾经证明，在美国，更多的金钱意味着更为有效的政治声音，其程度骇人听闻：民主与共和两党的政客均更有可能赞同富裕选民的观点，并听进他们的意见，而他们倾听收入水平不高的选民的可能性则较低。金钱还是政治参与背后的驱动力："联合公民"(Citizens United)一案的判决取消了对政治开支的部分限制，则加强了这一趋势。 富豪们拥有巨大的财富，以及一个无论如何都更愿倾听他们声音的政治体制，为何还会让部分控制权落入民粹主义者手中？答案在于21世纪金钱政治权力的特殊本质，以及这种权力在互联网时代的大众民主之中的局限性。 想想美国新镀金时代的富豪们到底是如何施展权力的吧。科氏兄弟找到了一种途径，将他们的商业利益与个人意识形态理念融合到对高效的政治网络的赞助中。之所以很容易看懂他们，一方面是因为，这种谋私行为实在是太符合我们脑海中的邪恶金钱统治的概念了，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们在这方面非常的成功。然而，科氏兄弟并非标杆，而是例外。而且，就连他们培育的草根如今也没有严格按照他们的脚本行事。 多数富豪通过两种方式将他们巨大的经济权力转化为政治影响。第一种是严格局限于维护或扩充其经济利益的政治游说。这是一种针对性很强的工作，每家公司，或者顶多是狭隘定义的业界团体，倡导各自的利益：对冲基金业维护让其受益的附带收益税漏洞，农业企业则推动补贴的延续。这些努力往往是为了减少税收和监管，但背后的动力是盈利，而非纯粹的政治理念，而且受益的是极为特定的商务人群及企业，不是整个商界。 密歇根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的社会学家马克·S·米兹鲁奇(Mark S. Mizruchi)在最近出版的著作《美国企业精英的断裂》(The Fracturing of the American Corporate Elite)中说，这不是上世纪50、60年代曾对美国产生强大影响的商业游说。战后时期的商界领袖作为个体更加脆弱，但是作为整体更为有效；那时CEO的工资相对较低，但是在国家的对话中，企业的声音更大，部分原因也许是这种声音不完全出于自私。并非巧合的是，战后也是收入不平等趋缓的时期，那时的企业高管们敢说，对通用汽车公司有利的事情，对美国也有利，而且他们真有这种信念。同样有帮助的是，在他们认为国家利益需要的情况下，他们有时候愿意放弃短期的个人和企业利益。 富豪们当今展示政治肌肉的第二种方式更加新颖。商业作家马修·毕晓普(Matthew Bishop)和迈克尔·格林(Michael Green)将这种方式叫做"慈善资本主义"——以活动家的方式介入公共政策和社会问题。这不是支持医院和博物馆的传统慈善——在这些无争议的公益事业中，占有一个理事会席位可以带来社会精英地位的额外好处。慈善资本主义是一种更具自我意识的创新和创业努力，目的是对付当今世界最紧迫的社会问题；慈善资本家不光动用自己积累起来的财富，还有他们当初积累这些财富时所用的技能、能量和雄心。 比尔·盖茨(Bill Gates)是一位领头的慈善资本家，他有许多效仿者——在当今的超级富豪圈子中，与游艇和私人飞机等炫耀性消费相比，拥有自己的政策智库才是更有效的身份象征。慈善资本主义可以是有党派的——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是采用这种新方法的先锋之一，他支持了一项阻止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连任的大规模努力——但最常见的宗旨是针对社会问题找到技术专家式的、基于证据的解决方案，然后倡议推广这些解决方案。 慈善资本主义可以取得惊人的成就，尤其是当你赞同相关资本家的基本价值观时。想想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Bill and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在防治疟疾方面的工作，或者索罗斯在东欧设立的开放社会基金会(Open Society Foundations)的变革性影响吧。 布隆伯格在慈善资本主义方面走得更远，他利用自己的履历和财富赢得了民选的公职。在市政厅，布隆伯格的最大成就都是技术专家式的胜利——限制在公共场所吸烟，标注卡路里数值，倡导骑自行车。在他为卸任公职之后的生活做准备之际，他已经在修炼更为典型的富豪政治技能，动用自己的财力来影响公共政策，积极投入枪支管制和移民改革等议题的全国争论。 在最好的情况下，这种富豪政治力量提供了一种诱人的可能性，那就是以最高的专业水平落实政策，摆脱传统政治的肮脏凌乱、交易和以权谋私。你可以称其为"硅谷政治学派"——针对当今社会的问题，以一种技术专家式的、基于数据的、客观的方式搜寻解决方案，不受既得利益的影响，或者在吸烟或者软饮料这样的问题上，不受我们自己的自我放纵的影响。 但是，使这种技术专家版本的富豪政治成为可能的经济力量，尤其是加剧了不平等现象的赢者通吃的恶性螺旋，也界定了这种政治的局限性。日趋严重的收入不平等并非只是制造了经济上的鸿沟。这种鸿沟还延伸到文化和社会层面。富豪们生活在一个远离普通人的不同世界，他们有不同的学校，不同的出行方式，不同的食物，甚至是不同的预期寿命。高高在上的他们针对公共政策问题拿出的技术专家式解决方案，带有一种不食人间烟火的仁慈。富豪们不太可能把自己的孩子送到他们支持的政府特许学校，他们也不需要自己掏钱资助的疟疾治疗方法。 如果政治经济造福于整个社会，那么人们可能不介意这一点。但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70%的劳动者工资已陷入停滞，失业率居高不下，许多有工作的人对工作和退休没有安全感。与此同时，富豪们活得一天比一天滋润。对于越来越多的人来说，富豪们那种以技术专家自居的家长式作风，似乎从最好的方向上说是苍白的姿态，往最坏的方向上说是试图维护对他们有利的游戏规则。更为极端的观念，尤其是那些明确敌视精英阶层和技术官僚知识分子的观念，正在凝聚人气。不仅在美国是这样，在整个西方发达世界都是如此——例如，意大利总理恩里科·莱塔(Enrico Letta)最近警告说，"民粹主义的崛起是当今欧洲面临的主要社会和政治问题。" 当这股民粹主义浪潮冲击大西洋两岸时，富豪们尽管拥有大量财富和高度理论水平，但却处在劣势，难以抵挡它的冲击。 富豪政治的部分吸引力在于，它可以把政策制定从草根政治和接触个别选民的"零售"政治(retail politics)中解脱出来，避免与之相关的凌乱和交易。战后时期，公民参与(civic engagement)是通过两种方式形成的，一是社区组织网络，这些组织拥有成千上万每月缴纳会费的成员，二是老式的政党地方组织庇护网，它们往往不太正当，有时只服务于特定的族裔社区或工人群体。 富豪时代使公共政策有可能摆脱这一切，并实现专业化。与其像社区组织者那样工作，或者只参与自己社区的公共生活，聪明、有公共意识的技术官员会为价值观相同的富豪工作。技术官员能够专职关注他们喜欢的政策问题，而不用去做那些单调乏味的事情，即培养、动员固定的群众基础，并为他们服务。此外，他们还可以获得相当可观的收入。 一些民主党政治顾问的举动是一个生动的例子，他们从代表总统或其政党工作，变成了给旧金山亿万富翁托马斯·F·斯蒂尔(Thomas F. Steyer)提供建议，帮助其开展反对"拱心石XL"(Keystone XL)输油管道项目的活动。如果是在20年前，他们可能去为塞拉俱乐部(Sierra Club)或大自然保护协会(Nature Conservancy)工作，或是自己去竞选公职。如今，他们却在帮助一位富豪打造一个弹出式政治运动。 富豪政治有很多理由来推荐技术官员。他们纯粹、聪明、专注。但在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正被不断扩大的经济鸿沟撕裂之际，居高临下的政策只能产生有限的实际效果。左翼和右翼选民都怀疑富豪及其雇佣的技术官员是否了解自己的真正需求，是否真正为自己的最佳利益着想。这种裂痕意味着，我们都要准备迎接更加极端主义的政见，以及更加针锋相对的政治辩论。 而这又会把机智的中间派及其聪明、以事实为基础的政策置于何地呢？他们的这些政策旨在对21世纪资本主义进行微调，使其对各方都更加管用。 部分问题在于，对于你如何利用技术革命和全球化的力量，而不让中产阶级的工作岗位空心化这个问题，还没有人拿出一个完全令人信服的答案。卡斯·R·桑斯坦(Cass R. Sunstein)和一些志同道合的思想者精彩表述和推行过的自由派"保姆国家"家长作风会起到一些作用，福利国家制度也会有帮助。但这两者都是不够的，选民有足够智慧认识到这一点。即使是多方面的微调也无法让21世纪的资本主义造福于每个人。无论是富豪还是我们其他人，都需要应对这个更大的挑战，找到在全球层面可行的解决办法——毕竟，企业已经在全球范围运作了。 另一个任务是全面投入"零售"的、自下而上的政治——不只是兜售那些深思熟虑过的、基于数据的、技术专家型的解决方案，而是先弄清楚这些解决方案应该是什么样的。茶党之所以能够让共和党脱离其传统的乡村俱乐部根基，是因为它的反体制愤怒与基层共和党选民更好地产生共鸣，这些人是受到挤压的中产阶级的一部分。德布拉西奥当选下一任纽约市市长，因为他在弱势人群以及他们的同情者中培养了自己的选民基础。在"赢家通吃"的经济体中，政治不一定非得走极端主义和下三滥的道路，但它们必须来自于99%的多数人，并且为他们讲话。在富豪们看来自然的弹出式政治运动是不够的。 克里斯蒂娅·弗里兰(Chrystia Freeland)著有《富豪阶层：全球超级富豪新贵的崛起和其他所有人的衰落》(Plutocrats: The Rise of the New Global Super-Rich and the Fall of Everyone Else)一书，目前代表自由党角逐加拿大国会议员席位。 本文最初发表于2013年11月3日。 翻译：黄铮、王湛 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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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 中国残疾人的梦：不想学按摩的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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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残疾人的梦：不想学按摩的盲人 Nov 11th 2013, 00:01, by 狄雨霏 倪震不想当按摩师，尽管在山东老家的邻居、老师和差不多所有人都在力劝他做这一行——因为他是个盲人。 "整个大环境都在说，'盲人只能做按摩'，但我半点兴趣都没有。"28岁的倪震说。音乐被认为是适合盲人的另一个行业，但在泰安和青岛的残疾人学校上学时，倪震却梦想着参加高考，以便可以自由选择专业。然而，"当地教育部门表示，'我们没有能力让盲人参加高考。'"他说。 倪震似乎向命运屈服了，他参加了一个针对盲人的特殊考试，开始进行为期五年的按摩学习。"我那时很叛逆，因为我不喜欢被强迫做一些我不喜欢的事情，而且还得花那么长时间去做。"他说。 虽然花了几年时间才找到自己的路，但倪震做到了，通过取道英国和香港：他获得了英国杜伦大学(Durham University)的教育学硕士学位，目前正在香港大学(University of Hong Kong)读法律。倪震要向世界传达一个讯息，他写了一本有关中国残疾人的宣言，全文77页，尚未出版，其标题《有待开发的人才》(Untapped Talent)就是这一讯息的总结。 在全球各地，每十个人中就有一个存在某种形式的身体或精神障碍。"他们是世界上数量最多的少数派。"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官方网站"联合国与残疾人"(United Nations Enable)表示。中国说自己有8500万残疾人，约占总人口的6.5%。比例较低的原因尚不清楚。 对于很多残疾人来说，获得治疗和工作机会是一个挑战。贫困常常伴随着残疾而出现。据世界银行(World Bank)估计，世界上最贫穷人口中的20％是残疾人。他们在取得良好教育上面临的障碍也减少了摆脱贫困的机会。 在中国，跟健全人相比，残疾人也更加贫困，他们的可支配收入大约为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新华社援引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主席张海迪的话说，残疾人仍然是"最需要帮助的社会群体之一，很多还生活在贫困之中，"她是在残联最近一次在北京召开的年度代表大会上说这番话的。 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的目标是把人们对残疾人的看法从"社会扶助的对象"(objects of charity)转变为"享受各项权利的主体"(subjects with rights)，中国已经签署并批准了这项公约，联合国网站说。2008年，中国的残疾人有了进入普通学校的权利。北京联合大学特殊教育学院教授许家成表示，进展虽然缓慢，但却实实在在。他援引政府的数字说，2012年9月，约有8700名残疾儿童开始在北京上学，其中5700名进入普通学校，近3000名就读特殊学校。不过，健全儿童的父母有时候会反对残疾儿童随班就读。"我们有一些文化观念需要克服。"他说。 专家表示，中国正在残疾人事业上投入资金，即便有时候方式存在偏差。2008年，中国斥资6亿人民币，为残疾人士修建了190所新学校，"是政府从1991到2001年整整十年间投入的残疾人教育资金的10倍"，《中国日报》援引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一名官员的话说。该联合会名誉主席是邓小平的儿子邓朴方，一位高位截瘫的残疾人。 残联的数字显示，2009年，中国在残疾人"综合服务设施"上投入资金逾120亿人民币，比上年多出约40亿元。 但是，相对于建筑设施，中国更需要训练有素的治疗师，北京私立儿科治疗中心"胡宝小屋"(Eliott's Corner)的总经理高瀚远(John Giszczak)说。 "那就是需要他们投入的地方，"高瀚远说，"中国终究需要建立物理治疗师、职业治疗师和语言治疗师队伍，这些事情他们都还没有开始做。" 这些职业的地位较低阻碍了它们的发展，他说。 "中国没有职业治疗师资格证书，"高瀚远说，"有一种'康复师'资格证书。但是在医疗系统中，康复师甚至还不如护士，他们被看成是技工，地位较低。最优秀的学生会继续深造，去念医学或者一般领域的硕士，不会再投身康复工作。"一些大学才刚刚开办物理疗法和职业疗法的专科教育，他说。 因此，高瀚远说，尽管作出了巨大的固定资产投入，"但在康复方面仍然有巨大的需求，十分匮乏。" 慧灵智障人士服务机构创办者孟维娜说，政府经常感到自己的努力得不到认可。慧灵是一家非政府组织。 孟维娜在接受采访时说，"他们感觉自己做了很多事，做出了很大的投入，而且的确如此。"可是她说，政府的控制欲影响了其举措的效果，官僚和政治说了算，而不是那些真正有实际经验的专家。她指出，因此，残疾人还在承受痛苦。她说，"人们缺乏信息"，这让很多残疾儿童的父母走投无路。"在西方，如果一个孩子生下来有残疾，就会启动一整套体系提供帮助，进行早期干预。在这里，情况却未必是这样，政府挂起来了很多标语，宣传各种服务，但它却不能让整个系统从内部联动起来。每一块都在做自己的事，而且会小心地把守自己的领域。" 其后果就是，残疾人无法融入主流社会。 "政府没有明白，残疾人需要在社会里成长，"她说，"他们会盖起巨大的建筑，然后把所有的孩子塞在里面。"她说，几乎没有改变的动力，那些设施都是官员在经营，他们则可能会雇佣自己的亲戚。 缺乏融入就意味着公共场合并不经常见到残疾人，而这又会妨碍社会接纳残疾人。对倪震来说，这一点不仅体现在教育这样的大挑战上，也体现在日常生活里的种种不便上。 他把自己的体验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空间：在英国和香港的便利和在中国内地的艰难。他说，残疾人很难利用中国的公共交通出行。在街上问路时，人们经常会以缺乏理解的姿态回应。 "我会拿出"政府发放的"残疾证问路"，他说，"人们却会用手指路，我能感觉到他们的动作。于是我说'我是盲人，看不见你在朝哪儿指。请您描述一下好吗？'"可是，他说，即使加上语言描述，他们还是会用手指。 在倡导团体人权观察组织(Human Rights Watch)最近就中国残疾人的受教育机遇发布的一份报告中，列举了很多将残疾人排除在外的例子。如位于北京的首都医科大学2009年的招生简章中规定，不招收"躯干和肢体残疾考生"。 报告中说，中国有超过40%的残疾人不识字。报告还写道，"尽管政府数据显示，几乎所有儿童都可以进入小学就读，但是残疾儿童却有很大的差距，那些儿童里有28%得不到他们应得的基本教育。" "残障儿童有权和所有其他孩子一样到普通学校上学，并且有权依据他们个别的学习需求得到支持，"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索菲·理查森(Sophie Richardson)在一份声明中说。"然而有些学校未能──或干脆拒绝──提供这些学生的所需。" 倪震说："在中国大陆，对残疾人有偏见。这不是民众的错，他们没有接受过相应的教育，不知道怎么理解我们。" 然而他也像其他一些人一样，说中国正在朝正确的方向前进，尽管步伐很慢。 "我感觉有很多希望，因为信息时代到来了，给了我们很多学习的机会，"他说，"障碍减少了，能够学到国际上的知识。我感觉方向是好的，改变正在发生。" 高瀚远说，他相信建立起坚实的教育体系，培训理疗师的可能性"从长期来看很大。我们谈的是20到30年"。他说，一些面向特殊教育的大学院系，正在"对课程的结构作出实质性的改动"。 如果说教育是转变的关键，包括面向残疾人、面向公众，以及教育残疾人的专业人士所需的教育，那么需要开展的工作还有很多。许家成估计，在中国的数千万名大学生中，只有2万到3万名是残疾人。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如果像倪震一样是盲人的话，就会去学习按摩或音乐，这是国家规定可以方便就读的两个科目。他说，国家目前还不让残疾学生参加普通高考，而是让他们参加不同的系统。 "有实际的进展，"他说，"但是还不完美，还有很大的差距。" 狄雨霏(Didi Kirsten Tatlow)是《纽约时报》驻京记者。 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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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 欧美经济数据向好但复苏基础不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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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美经济数据向好但复苏基础不牢 Nov 11th 2013, 00:03, by NELSON D. SCHWARTZ 全球经济经历最严重下滑的五年之后，尽管大西洋两岸的中央银行家们采取了行动，西方经济体目前仍然无法获得急需的增长势能。 周四，美国和欧洲面临的挑战显而易见：来自华盛顿的最新增长数据显示出了经济疲弱的种种迹象，与此同时，欧洲央行(European Central Bank)出人意料地将利率降至纪录低点，这反映了通货紧缩的威胁已经出现。 乍一看，美国第三季度2.8%的年化增速似乎让人乐观。这是今年迄今最快的季度增速，远高于经济学家预计的2%。但是这其中将近一个百分点来自企业库存的增加，从而可能削弱本季度的经济增长。消费支出的年化增速大幅下降到1.5%，这是两年多以来最弱的季度增长，同时，联邦政府支出下降了1.7%。 上个月的政府停摆发生在上述报告所反映的时间段之后，但7、8、9月的联邦支出下降显示出，今年国会实施的全盘预算削减已经开始产生负面影响。巴克莱银行(Barclays)首席美国经济学家迪安·梅基(Dean Maki)说，过去四个季度，联邦的支出削减导致经济增长损失了0.5个百分点。 梅基说，"显然整体数据有让人惊喜的地方，但这没有改变我们对增长的看法。美国和欧洲有一个共同的主题，那就是政府支出一直在拖累增长。" 尽管美国和欧洲有许多相同的问题，显然，欧洲大陆上很大一部分地区的情况要糟糕得多。 在长达六个季度的再度衰退之后，欧洲的许多经济体现在仅仅是在稳定经济形势，欧元区17国的失业率大约在12%左右。在希腊和西班牙等受影响特别严重的国家，失业率是这一水平的两倍还多。 美国最新的失业数据将于周五出炉，9月的失业率为7.2%。周四，劳工部(Labor Department)称，在11月2日结束的这一周，新申领失业救济的人数减少了9000人，为33.6万人。 欧元区的通胀水平在10月突然下降到0.7%，远远低于欧洲央行大约2%的目标，这促使该央行周四采取了上述举动。这一下降引发了对通货紧缩的担忧，物价继续下降可能会打击消费者信心和企业利润，以及企业提供的就业机会。 华盛顿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所长亚当·S·波森(Adam S. Posen)说，尽管华盛顿和许多欧洲国家普遍实施紧缩措施，从而打乱了财政政策，央行家们在货币政策方面设定的路线已经渐行渐远。波森表示，欧洲周四的降息是在正确方向上迈出的一步，但他指出，法兰克福的央行家们应该学习美联储，走的再远一些。 与欧洲央行不同，美联储采取了更为激进的举措来刺激美国经济，不仅把短期利率降低到接近零的水平，还实施了三轮旨在降低贷款利率、提振经济增长的资产购买。 大多数经济学家现在认为，美联储防止了美国陷入困扰欧洲的深层次萧条，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平衡了国会强加的联邦支出削减和私营部门的低迷，因此功不可没。 环球通视(HIS)的首席经济学家纳里曼·贝拉韦什(Nariman Behravesh)说，"美联储放开了闸门，防止了增速走低和经济再度陷入衰退。而欧洲只有财政紧缩，其货币政策却与美国毫无相似之处。" 周四的报告是政府关于第三季度GDP的初次统计，随着更多数据出炉，接下来的两次统计数据可能被大幅度修正。 展望未来，经济增长的前景仍不明朗，无论是在美国还是海外。 尽管技术上来说欧元区已经走出衰退，最近的经济指标释放了有关经济复苏势头的矛盾信号。几乎没有经济学家预计欧洲经济会强势反弹，但是有些人要比其他人更加悲观。 至于美国，华尔街上的经济学家估计，政府停摆将会最终导致第四季度的经济增长率减少多达0.5个百分点。即使在政府关门之前，由于企业在夏天越发谨慎，增长趋势已经放缓。第三季度，企业购买设备的支出下降了3.7%，相比之下第二季度则上涨了3.3%。 美银美林(Bank of America Merrill Lynch)的伊桑·哈里斯(Ethan Harris)在周四发给客户的报告中说，"经济仍然深陷泥潭。未来的不确定性将导致企业推迟做出决定。" Jack Ewing自法兰克福对本文有报道贡献。 翻译：王湛 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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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 土耳其总理禁止男女生混住遭非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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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总理禁止男女生混住遭非议 Nov 11th 2013, 00:04, by TIM ARANGO 伊斯坦布尔——在土耳其总理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迄今掌权的十几年里，他的种种做法让人感觉是在干涉私人生活，因而令很大一部分土耳其人对他产生不满。他告诉妇女们应该生几个孩子，寻求颁布法律禁止堕胎和通奸，而且还限制饮酒。他还曾莫名其妙地对白面包公开发表了一通激烈的指责。 许多土耳其人曾经支持过埃尔多安的民主改革措施，比如确保文职政府控制军方，但这些人逐渐开始认为，埃尔多安的上述举动过于严厉粗暴，甚至证明了其日益加剧的独裁作风。这引发了今年夏天大范围的反政府抗议活动。这场抗议对埃尔多安的执政地位，以及他领导的伊斯兰主义政党正义与发展党(Justice and Development Party)，构成了最为严峻的危机。 在动荡平息了几个月之后，埃尔多安基本上收敛了容易激发分歧的表态。但现在，他又引发了一波抗议风潮。埃尔多安本周表示，他想要禁止公立大学里男女生混住同一宿舍楼，甚至将打击范围扩展到了校外男女生混居的住房。埃尔多安用他的言论再一次把土耳其的文化战争推到了风口浪尖，这突显出世俗派和宗教立场保守的人之间存在深层次的分歧。而在经历过夏天的抗议活动之后、土耳其即将进入大选周期之际，即使在埃尔多安领导的政党内部，许多人都希望能避免引起这样的争议。 埃尔多安在媒体上表明自己的保守派身份时，表示政府得到了"情报"，了解男女混合居住的宿舍中发生的情况。土耳其新闻媒体报道，埃尔多安在一次每周例会上对其政党的议员们说："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然后家长就会抗议，政府哪去了？采取这些措施是为了表明政府没有坐视不管。作为一个保守、民主的政府，我们必须介入。" 土耳其的政治脱口秀节目一般都会谈论若干项问题，但周二，它们将大部分节目时间，花在了埃尔多安的言论所引发的争议上。一些报纸的专栏作家似乎热衷于讨论这个话题，而且也热衷于讨论，在抗议活动平息之后，埃尔多安的发言又激起文化冲突。 左倾报纸《激进报》(Radikal)的专栏作家埃兹吉·巴夏兰(Ezgi Basaran)写道，"我们面对的是这样一位总理，他认为自己有权把他的道德情操强加于我们的家庭，用官员和警察控制我们的个人空间。" 埃尔多安再一次引发文化争议，这可能会重新引燃批评者的情绪，正是这些批评者引领了今夏的抗议活动。考虑到土耳其社会分裂的程度，在大选之前他也可能激发起保守派支持者的热情。 今夏的抗议活动之后，埃尔多安在国内的势力似乎并没有发生变化——支持他的宗教保守派阵营仍然坚定地支持他，这些人在选民中占了将近一半——尽管土耳其的国际形象受到了损害。但是这些抗议也在正发党内的高层当中，引发了关于党的走向，以及土耳其民主的未来的讨论。与此同时，土耳其明年即将进入选举周期，首先举行的将是地方政府选举，这被认为是埃尔多安在普通民众中支持率的检验。 最近对正发党官员、西方外交官，以及与政府关系密切的外部专家的采访显示，正发党内存在尖锐的分歧。由于谈到了该党内部的讨论，上述人士都要求匿名。无条件支持埃尔多安的人士和较为温和的人士之间，已经出现明显的裂痕。后者追随的是更倾向于和解的总统阿卜杜拉·居尔(Abdullah Gul)，对抗议者表达的忧虑有一定的认同。 埃尔多安涉及男女混合宿舍的言论，以及他的执政风格所引发的轩然大波，正体现出了这些忧虑。据说，正发党的另一批支持者，即伊斯兰教神职人员费特胡拉·居伦(Fethullah Gulen)的追随者，在未来大选中是否会支持埃尔多安，仍然远无定论。 今年夏天抗议活动的导火索是政府计划为了修建商场而拆毁盖齐公园(Gezi Park)。盖齐公园是伊斯坦布尔市中心仅存的几片绿地之一。抗议活动发展成了针对政府的更大范围的谴责，这引发的一个后果是，埃尔多安推动的一项扩大总统权力的计划，至少从目前来看，似乎不可能实现了。 Sebnem Arsu和Ceylan Yeginsu对本文有报道贡献。 翻译：王湛 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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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 中国人斗狗取乐，法律懒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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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斗狗取乐，法律懒得管？ Nov 11th 2013, 00:06, by 狄雨霏 郭先生饲养着比特犬等有可能成为斗犬的品种。他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十分警觉。在北京的大部分地区，比特犬属于禁养犬种。在警方眼中，还有其他40种"烈性犬、大型犬"也在禁养之列，包括斑点犬、牧羊犬和威玛烈犬，以及在其他国家视为导盲犬的某些品种。 "我是爱狗的人，我喜欢这个品种。如果不被训练得具有攻击性，它的性情特别温顺，它的肌肉也很漂亮，"二十多岁的郭先生说。与其他许多爱狗人士一样，他居住在监管较为宽松的北京郊区。为了避免惹来麻烦，他只透露了姓。 他的狗会去参加有组织的斗狗比赛吗？这似乎是一个很合理的问题，因为在坊间传说和当地媒体上，有关斗狗竞技和赌博的消息越来越多。根据《新京报》去年的报道，在北京市，比特犬是首选的斗犬品种；而在中国其他地区，藏獒广受欢迎。根据文中的描述，北京周边郊县的斗狗赛事组织性强，每斗一轮，赌客们少则押1千元，多则投2万元。 郭先生的回答是否定的。"我就是周末和其他养狗的人在山里碰头，让我们的狗撒个欢儿。我知道这里有斗狗比赛，但我们是老实人。" 即便郭先生的狗去参加比赛，这种行为本身也并不违法，除非牵涉到赌博。中国没有禁止虐待动物的综合性法规，尽管国家的确对濒危物种进行保护，还针对畜牧业出台了兽医和卫生方面的管理规定。 斗狗在很多国家都是非法的，参赛犬往往会格斗至死，输掉比赛的还可能被主人杀掉。动物保护人士认为，中国亟需立法保护动物福利，而有关斗狗的报道为他们提供了又一个支撑自身观点的理由。 随着人们对虐待动物的行为越来越反感，这类法规的缺位让许多中国人深感不安。他们说，虐待行为时有发生。有些普通公民会牵头组织行动，营救即将被送上餐桌的猫狗。此外，某些残忍的事件也让他们深感震惊。 "折磨动物的事情实在太多了，"郭先生说。 据媒体报道，有人发现，从10月初开始，出没于北京天坛公园的数十只流浪猫遭到虐杀，基本上每天两只。事发后，一群人于上周日在天坛公园抗议，有的还举着呼吁出台动物福利相关法规的标语。 一些学者和动保人士多年以前就开始游说政府出台此类法规，但政府裹足不前，且未公开解释个中原因。这些人曾经起草过一份建议稿，并于2009年提交全国人大审议。 动保网的联合创始人张丹说，中国离出台这样一部法律"还差得很远"。 "我们认为，政府的最高领导层对此不感兴趣。在他们看来，人的问题还有没解决，所以动物的问题得放一放，"张丹说。 "他们总是把人和动物的处境对立起来，却不明白，动物的处境和人的处境是息息相关的，"她说，"保护动物就是保护人类。中国的很多人还没弄清这件事。" "而且，他们完全不知道虐待行为有多严重，事情有多惨，不知道这会给中国的国际形象造成多大的伤害，"谈起中国人吃猫吃狗的负面报道，以及比中国更为贫困的一些国家，"包括非洲国家"如何制定了动物保护法，张丹这样说道。 当年的提案建议采取的一些基本措施包括：对虐待动物的行为处以罚款，以及禁止以某些动物为食。第一项措施在理论上有助于杜绝血肉横飞的斗犬行为。 去年在北京郊区看了三场比赛的《新京报》记者写道，有两条标准来判定输赢：一是一方狗示弱，回头不咬；二是一方狗被咬死。文中称，活动现场的一些车辆挂着北京附近的河北省和天津市的车牌，说明有些人是远道而来。"我听说农村地区有很多斗狗比赛，比如在山东，"郭先生说。 狄雨霏(Didi Kirsten Tatlow)是《纽约时报》驻京记者。 翻译：李琼 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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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 上海报业集团，经济考量大过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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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报业集团，经济考量大过政治 Nov 11th 2013, 00:13, by 陈季冰为纽约时报中文网撰稿 上个月，我曾经就职的上海文新集团《东方早报》推出了明年报纸征订广告，用触目的大字写道：纸媒未死，我们邀你读到天荒地老。 这句后来在国内业界广为流传的口号，在我看来，可以作为解读10月28日挂牌成立的上海报业集团的一个注脚。绝大多数关心此事的外地同行在与我谈论这最新一轮《解放日报》报业集团与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以下简称"解放集团"和"文新集团"）的大合并时，几乎是不假思索地流露出对其未来的不看好。他们不无道理地指出，过去10多年里上海和全国曾经在传媒、出版领域搞过多次政府主导的所谓"合并重组"。但由于这种人为"捆绑"不是市场自发推动的结果，不符合报业发展的市场规律，因而最终效果大多不佳。此外，解放和文新两大报业集团几乎囊括了上海市面上的所有主要报纸，合并带来的市场垄断有可能使原本就活力不足的上海报业市场更加缺乏竞争。 但我对他们说，这次上海报业集团的组建，就其性质而言，恐怕与之前的那些所谓"强强联合"有着根本的不同——它的目标并不是谋报业的"发展"、"壮大"，恰恰相反，在很大程度上是为报业不可避免的没落作未雨绸缪的布局，我们甚至都没有在这次的合并过程中听到"文化航母"一类的豪言壮语。因此，且不说未来将会怎样，仅就主动迎接而非被动等待这一点来说，上海的行动是值得谨慎赞许的。 与此密切相关，我也不同意一些媒体在报道新生的上海报业集团时用"上海报业变局"来形容这一事件。因为这种说法隐含着一个假设：一项事业、一个产业的革命性变化是政府主导或促成的。事实上，放眼全球，报业乃至整个传媒业的深刻变局早于十数年前就已展开，上海报业集团只是上海主管当局对这一无处逃遁的变局的回应。 上海报业集团的筹备时间紧凑得令人吃惊，作为一名沪上媒体人，我最初听到关于此事的传言至今不过一个多月。这印证了新上任的上海报业集团党委书记、社长裘新的说法："从正式决议到挂牌，只有一个多月时间。"仅从公开的信息来看，很难判断这一动作背后有什么更大、更复杂的背景，甚至政治层面的考量。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上海市的决策者在这件事情上怀有一种强烈的紧迫感。 在我看来，无论是用主动色彩的"组团取势"，还是用被动色彩的"抱团取暖"，来形容这次的沪上报业整合，都不足以准确描述它的性质。如果对公开信息作一细致分析 ，结合近年来国家对新闻出版行业的指导性意见，我们大致可以得到两点预期—— 就决策者而言，新成立的上海报业集团的首要目标（也是最重要的目标）是对上海已有的报纸进行调整。至于调整幅度的大小，则将视实际推进的情况及难易程度而定。但总之，如我在前面已经提到过的，仅就报业而言，这次合并的目的不是扩张，而是收缩，因为近几年来，上海传统纸媒的经营状况普遍处于下滑态势。而这一目标可能又包含了两个截然不同但密切相关的任务：第一，减少报纸——尤其是综合性日报——数量，分流从业人员、削减经营成本，用一句以前常在企业界听到的话来说，就是关停并转；第二，推动集团内非党报党刊市场化程度比较高的都市类报纸转企改制，如果力度大、运气好的话，不乏引入一些资本运作的可能性。 就上述第一项任务，裘新在集团挂牌当天接受新闻媒体联合采访时其实已有相当流露：此次组建报业集团，是跳出办报周期律来运作，报业集团要做的事情，是对资源进行梳理和分配，同时通过顶层设计、演绎推理来研究报业生态结构的优化问题，"（不能）纠缠于某一张报纸有没有理由存在？是不是好？这是个别现象，没法做判断，必须做结构性、系统性判断：整个报业市场能够容纳哪几种报纸？然后再看市场对每个种类报纸的容量是几份？在前两者基础上，再看我们现在有多少东西。在这三个问题清楚后，答案就是逻辑的必然结果。" 对于上述第二项任务，它是中宣部和新闻出版总署部署推进的一项重要改革。近年来各地和上海都有过一些探索，原文新集团下属的《东方体育日报》社三年多前就已经完成由事业单位转制成为企业的改革。不过，总体来看，因为诸多外部政策层面的障碍及内部事业编制员工的阻力，这项改革进展得并不顺利。 此次上海报业集团组建，除原来解放集团与文新集团的合并外，另一个重要举措是重新恢复《解放日报》、《文汇报》和《新民晚报》三张大报的独立法人地位，即由只是集团的一个"编辑部"恢复成拥有自主经营、人事、财务权限的独立核算的事业单位，并由上海市级财政对经营有亏损的前两家报社每年各注入5000万元支持。这一方面为新集团卸掉了沉重的财务包袱，但更重要的是，实际上是在新集团内建立了一道防火墙，使得集团可以没有牵绊地对这三家具有独立人事权的报社以外的集团内其他子报子刊进行大刀阔斧的转企改制，同时又可以确保党报继续控制在政府手中。这对于像《新闻晨报》和《东方早报》这样市场化程度较高的报纸管理层，是具有不小的吸引力的，尤其是如果集团内部大胆探索公司化的股权激励机制的话。 一些市场派人士可能会质疑这种自上而下的行政驱动模式，他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即便是面对一个正在日渐萎缩的报业市场，哪些报纸应该被淘汰，哪些报纸应该继续存在、甚至逆势发展壮大，也完全应该由市场竞争来决定；而传统报社由事业单位体制向现代公司治理结构过渡，也应该是由报纸内生的动力机制所激发，是一个自下而上的探索过程。但站在决策层的立场上看，他们或许认为，这样市场竞争之下的"优胜劣汰"和"自主转型"的理论模型得不到现实政治的支持，并且会酿成不可控的风险。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如果纯粹放任市场自由选择，《解放日报》和《文汇报》最有可能率先被淘汰出局。然而对中国国情有一丝清醒认识的人都明白，这在政治上是不可行的。 当然，上述这两项任务并不必然要求解放集团与文新集团合并，它们也可以在上海市级层面上分散展开，就像文新集团之前已经进行过的一些局部改革那样（除《东方体育日报》社的改制，文新集团下属"上海星期三"和"行报"两张报纸分别已于数年前转让或关闭）。但再次站在决策层的立场上看，他们大概也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当改革和改制触及到体量庞大得多的综合性日报时，这种分散的做法就将遭遇更大阻力，支付更高成本；而放到一个大集团内部去操作，更有利于政策和资源的有效梳理和调配，就像前述裘新所表达的那样。 组建上海报业集团的第二个目标（可能也是相对次要或后一步的目标）是在新媒体领域作出"破冰"探索，按照裘新给出的定位，上海报业集团未来将成为新媒体的"孵化器"。而在这方面，集团必须要做的事情是"集成"、"基金平台的支撑"和"孵化"。 中山大学新闻学院张志安和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俞振伟分别撰文称，上海市委书记韩正今年春在对上海媒体进行调研的过程中对传统媒体影响力的萎缩深感忧虑，并对发展新媒体也提出了明确要求，即争取用三到五年的时间，实现传统媒体的"转场"。韩正还表示，因为年轻人青睐新媒体，如果不重视年轻人的需求，不进军新媒体，就争取不到新闻宣传事业的未来。 但我之所以说这可能是相对次要或后一步的目标，是因为迄今为止全世界的传统媒体在向新媒体的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尚未积累下什么可以大规模复制的成熟模式，这项事业目前仍是一个前景极不明朗的进行式，想来上海市决策者也不会对此寄予不切实际的过高期望。事实上，过去几年里，沪上传统媒体——尤其是解放集团——在新媒体领域内也作过一些力度不算小的尝试，比如搞过所谓的"大申网"、"解放牛网"、"手机解放日报"……最新又在搞一个名叫"上海观察"的在线杂志，但这些尝试几乎无一成功，在市场上都没有引起任何反响。 不过我猜想，上海市应当会在政策或资源方面给予新成立的上海报业集团一些支持，作为鼓励它向新媒体进军的"见面礼"——例如，发放一些数字产业（比如网游等）的经营许可牌照，或帮助原解放集团和文新集团所拥有的楼宇及土地储备转变使用性质等。 10月28日下午，上海报业集团在挂牌当日作出了一个极具象征意味的举动——与知名互联网企业百度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宣布，今后将开展涉及上海本地新闻搜索引擎、媒体资源购买、云服务器资源提供、舆情报告、手机阅读服务、人才合作、战略资源购买等七个方面的战略合作。双方将共同组建团队，通过联合运营，开通百度新闻"上海频道"，共同建设"搜索上海的第一选择"。 裘新在他作为新集团掌门人的首次亮相中，也明确表达了在新媒体领域积极谋求对外合作、"开门办报业"（所谓"开门办报"，是过去中国报人的一句口头禅）、"广邀天下客"的开放态度。在我看来，在现有的边界条件下，上海报业集团也只有通过与外部人——特别是民营和外资背景的IT企业——合作的途径，才有可能在新媒体领域的探索中取得一些实质性的进展。毋庸讳言的是，传统国有事业体制将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上海报业集团独自开拓充满未知的新媒体疆界。新媒体也好，数字产业也好，注定是属于勇于冒险、富于独创精神的"年轻一代"的天下，中国的报业在这方面将不得不面对国际普遍的传统包袱及中国特有的意识形态框框的双重束缚。 但在另一方，因为上海报业集团在上海传媒文化领域所占据的极为特殊的地位，它手里握有一些无形的、难以量化的、独一无二的重要资源，这对于想要进入上海市场的众多互联网企业来说，是有相当大的诱惑力的。如果能够运用得当，并始终抱持一种"互惠共赢"的平等的契约精神，那么上海报业集团也许会有机会借"外力"赢得一部分潜在的新媒体市场。但需要告诫的是，随着报业的日薄西山，这部分独特的垄断资源也在迅速贬值。 21年前，我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毕业，进入《文汇报》工作。当时的《文汇报》已过了上世纪80年代的巅峰期，但我清晰地记得，在上世纪90年代初，它的发行量仍然超过100万份，年广告收入最高时一度达到过9700多万元。作为一个20多岁的年轻记者，我无论跑到多么遥远的黑龙江、广西、湖北、甚至拉萨去采访，都会被当地政府部门和企事业单位奉若上宾。那是我不算短暂的传媒生涯的起步，也是我受到最高职业礼遇的一段光景。 11年前当我离开《文汇报》时，是怀着强烈的危机感的。只是当时的所谓"危机"，更多地是来自市场化的都市报纸的竞争以及对个人职业前景的焦虑。那时互联网已经普及，业内的人们也在成天谈论着"网络时代对报纸的冲击"一类话题。不过，当时大多数人所认识到的"冲击"还仅仅是报纸报道新闻模式的巨大改变，例如"海量"、"即时"和"互动性"问题。因此，当我作为第一批员工之一参与《东方早报》筹办时，我们大家满怀信心地认为，只要有一个良好的管理激励机制和适当宽松的政策环境，我们一定能够打造出一份配得上上海这个伟大城市地位的高品质大报，甚至是像《纽约时报》那样的"百年老报"。 5年多前我离开《东方早报》时已经十分明白，中国报业的前方并没有一个繁花盛开的春天，更没有一个硕果累累的金秋在等待着我们。相反，我的报人生涯注定就是这样一条高开低走的下行曲线，我相信它也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报纸变迁历史的一个缩影，不管它在"舆论导向"还是在"市场竞争"两条永远不会交替的平行战线上被不同的主体寄于了多么大的希望 现在，当我与以前的同事们聊起上海报业集团的时候，我会对他们说：未来两三年内大家有可能会被迫作出从未有过的重大职业选择。    陈季冰系上海媒体人，曾任《文汇报》财经新闻版主编、《东方早报》副主编。 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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