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2月9日星期日

纽约时报: 中国城镇化中那些消失了的乡村与民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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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镇化中那些消失了的乡村与民俗
Feb 9th 2014, 00:24, by IAN JOHNSON

北京——每周一到两次,十几个业余戏曲表演者都会在北京郊区的一座公路高架桥底下碰面,带着鼓、钹,还有对夷为平地的村庄的共同记忆。他们很快组成班子,然后开始表演一种几乎已经绝迹的戏曲,即使在当地也很少再听到这种曲子了——那些讲述爱情、背叛、英雄事迹,以及王朝的歌词被淹没在了持续的汽车轰鸣声中。

这些戏曲表演者以前住在雷家桥,高架桥附近一个有着大约300户人家的小村庄。2009年,为修建一座高尔夫球场,雷家桥拆迁,村民被分散安置到几个不同的住宅区里,有的距离原来的村子有数十公里远。

现如今,这些表演者每周在大桥底下碰面。不过,由于住得远,参与人数不断减少。尤其是年轻人,他们没时间。

"我想让表演继续办下去,"27岁的雷鹏说。他从祖父手中接管了这个剧团。"我们表演的时候,我会想到爷爷。我们演,他就活着。"

在中国各地,像雷家的戏曲这样的文化传统正遭受威胁。快速的城镇化意味着,作为中国文化基石的乡村生活正在迅速消失,而随之不复存在的还有传统和历史。

"从传统上讲,中国文化一直是以乡土社会为基础的,"著名作家兼学者冯骥才说。"一旦村庄消失,文化也会随之流逝。"

而这,正以惊人的速度发生着。根据天津大学的研究,2000年,中国有370万座村庄。到了2010年,这一数字已下降到260万,这就意味着,每天有大约300座村庄消失。

数十年来,人们自愿离开土地,为找工作而迁移到城市。而过去几年,随着政府大力推进城镇化,通常情况下,村民除了进城别无选择,从而使这一转变加速。

中国最高领导层将城镇化等同于现代化和经济发展。地方政府则把出让农村地权视为弥补税基薄弱的一种方式,也促进了城镇化的发展。驱赶住户然后将长期租赁权出让给开发商,已经成为地方政府平衡预算、官员中饱私囊所惯用的手法。很多地方官员正因和农村土地权出让有关的腐败而接受调查。

破坏村庄及其文化的现象也反映出更深层的偏见。在中国,一种侮辱人的常见方式就是称某人为农民,这个词等同于落后和无知,而最被重视的文化传统则是精英们的娱乐项目,比如山水画、书法以及宫廷音乐。

不过近年来,中国学者开始认识到,乡村里蕴藏着巨大的文化遗产。一项浩大的政府工程收录了全国范围内约9700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歌曲、舞蹈、风俗、功夫、菜系以及戏剧等易受破坏的传统,其中80%左右来自乡村。

比如,过去几年,冯骥才就记录了天津郊外南乡三十六村遭破坏的过程,而这里是著名的年画之乡。

"不知道它能否存活下来,因为这些人搬到新家后,他们就分散开了,"冯骥才说。"手艺不集中了,也不再被传给下一代。"

雷家桥的戏曲表演者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这座村子位于原来一条从北京向北通往丫髻山、向西通往妙峰山的进香大道上。这两座圣山当时在北京的宗教活动中占据主导地位。每年,山上的寺庙都会举办长达两周的庙会。北京的信徒们会徒步朝顶进香,途经雷家桥时补充食物和水,还会观看表演。

雷鹏所在的这类剧团被称为"香会",免费为上香者表演。他们唱的戏基于约800年前的宫廷和宗教故事,采取相和而歌的方式。雷鹏演唱主要的故事情节,穿着亮丽戏服的其他表演者与他相应和。其他村庄也有这种戏曲表演形式,但每个村子都有自己的保留曲目和当地特色。音乐学家们才刚刚开始研究这些东西。

1949年,共产党掌权后,这些香会大多被取缔,但到了20世纪80年代,随着高层放松了对社会的管制,这些社团又重新活跃起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大多遭到损毁的寺庙也得以重建。

然而,这些表演者却在不断减少,年龄也越来越大。在现代生活无所不在的诱惑——电脑、电影和电视的吸引下,年轻人渐渐远离传统艺术。这些表演者生活的场所也同样遭到了破坏。

不久前的一个下午,雷鹏回到原来的村子里走了一圈。现在,那里已变成一堆瓦砾,野草灌木丛生。雷鹏两岁时就跟着祖父一起唱戏。他如今在北京公交公司做办公室工作,不上班的时候就全用来忙剧团的事。

"我们的房子原来就在那儿,"雷鹏指向一片长满杂草的碎石堆说道。"他们都住在这附近的街上。我们在庙里演。"

这座寺庙是当地少数没被拆毁的建筑之一。(党支部所在地是另外一座。)寺庙建于18世纪,木梁柱,瓦屋顶,周围有大约两米高的院墙。外面刷的亮漆已经褪色,饱经风霜的木梁柱在北京干燥多风的气候下裂开,屋顶有一部分塌了下去,墙体也开始剥落。

"寺庙原来还在历史遗产保护名单上,"雷鹏说。"政府说会重建,但好像没人知道现在到底什么情况。"

记者未能联系到政府的城市规划官员对雷家桥的事情予以置评。

傍晚工作结束后,这些表演者就会聚在庙里练习。就在雷鹏祖父那一代,这些人还能不重样地唱一整天。而如今,他们只能唱几个曲目。一些中年人加入了剧团,因此名义上他们共有45名成员。雷鹏说,由于很难组织大家聚到一起,新来的人学不到太多东西,而且,在高架桥底下表演本来也不怎么吸引人。

"可能对我们很多人来说,这是个爱好,"55岁的李兰(音译)说。李兰在剧团里负责敲锣和演唱。"就是现在出来练习太不方便了。"

过去两年间,福特基金会(Ford Foundation)出资供外来打工家庭的23名儿童学习音乐与表演。雷鹏教他们唱戏,以及如何画上表演时的鲜艳扮相。去年5月,他们在妙峰山庙会上表演,让同样面临老龄化和减员困境的其他香会艳羡不已。

不过,项目资助于去年夏天截止,孩子们便作猢狲散。

"我觉得没有意义,因为得是我们村的人,才明白这有多重要,"雷鹏说。"不管怎么说,那些小孩都会走的,学的时间不长,成不了气候。事情是很好,但是解决不了问题。"

剧团的困境中还有一个怪异之处,就是一些传统艺人如今会得到政府的资助。政府将他们列入国家名录中,组织表演,并给部分人发放微薄的补贴。

上个月,雷鹏所在的剧团上了当地的电视,并受邀在庆祝农历新年的活动中表演。这样的演出获得了合200美元左右的收入,对剧团的重要性也是一种承认。

朝阳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杜洋表示,这个剧团是辖区内69项受保护的遗产之一。

"我们的目标是保障这些文化遗产不会消失,"她说。"我们国家正走在繁荣昌盛的大道上,如果它们消亡的话,就太可惜了。"

雷鹏认为,最有效的办法是保持他们的乡村生活方式不受影响。

在自家的新公寓里,他靠在椅子上说,"老村镇真是舒服啊。"他家的两居室在一个公寓楼小区的一座高层建筑里,离原来的地方开车要半小时。"我们以前有1000平米的房子,把空房间租给外来民工。好多大巴车在附近停,进城很方便。"

与所有的农村居民一样,雷家和邻居们并非土地的主人。中国所有的土地均属于国家。因此,当修建高尔夫球场的计划公布的时候,他们别无选择,只能搬迁。"没人反对,"他说。"我们知道没别的办法,只能随大流。"

每个人都得到了免费住房,以及价值5万到10万美元的补偿。

不过,奇怪的是,高尔夫球场并未动工,村里还是一片废墟。没人知道这到底是因为违法开发,还是可能牵涉到正在接受调查的一桩腐败土地交易。此类信息不会公开,因此村民们只能猜想。不过,他们通常是努力忘记此事。

"我尽量不想太多这种事,"雷鹏说。"还是要把精力放在表演和传承上。"

Mia Li自北京对本文有研究贡献。

翻译:谷菁璐、黄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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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 工地挖出美国炸弹,香港市民紧急疏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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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地挖出美国炸弹,香港市民紧急疏散
Feb 8th 2014, 00:22, by GERRY MULLANY

让香港居民头疼的问题很多。不断飙升的房价、严重的污染、来自大陆的政治干预,以及对至少在以赛马场闻名的一处价格昂贵地段的人来说,还有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军留下的未爆的炸弹。

周四在跑马地附近一个建筑工地发现的一枚重达2000磅的炸弹,导致2000多人被迫疏散,包括住在丽都酒店(Cosmopolitan hotel)的游客,以及国家通讯社新华社亚太分社的工作人员。这是一个正在建造一座新酒店的工地,离跑马地马场不远,马场周三晚的赛马能吸引上万的观众。

根据《南华早报》消息,这枚炸弹是美军投到香港的同类炸弹中最重的一种,它迫使当局撤离了其半径约200米以内的所有人员,与此同时,炸药专家小心翼翼地将炸弹拆除。

二战期间日本曾占领香港,日本在1941年12月袭击珍珠港(Pearl Harbor)几小时之后也向香港这个英国殖民地发起袭击。珍珠港事件将美国卷入战争,不到一年后,美国开始对被日本强暴占领的香港的战略目标进行轰炸。自从1945年二战结束以来,偶尔会在这个人口密集城市中发现未爆的炸弹。

到周五上午10点,炸药专家已经拆除了这枚炸弹,从酒店和附近办公楼撤出的人们得以返回。官方称,这枚炸弹具有相当于1000磅TNT的爆破力。

翻译:张亮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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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 这一次,中国人被控偷窃美国玉米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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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次,中国人被控偷窃美国玉米种子
Feb 9th 2014, 00:28, by JOHN ELIGON, PATRICK ZUO

密苏里州堪萨斯城——这桩玉米种子失窃案要追溯到2011年5月。当时,位于艾奥瓦州中东部的杜邦公司(DuPont)科研农场的一名经理发现,一名男子正跪在地上挖土。被询问的时候,他似乎脸红了。他名叫莫海龙(音译),与同事王磊(音译)在一起。莫海龙告诉这名经理,他在艾奥瓦大学(University of Iowa)工作,是来附近的地方参加会议的。联邦当局表示,当经理停下来接电话的时候,两人跳上一辆小车,飞快地驶过一条沟渠逃跑了。

接下来,联邦调查局(FBI)对莫海龙及其同伙进行了一年左右的监控。除了一人之外,其他人均为大北农集团或其下属的金色农华种业公司的员工。监控的结果是莫海龙于去年12月被捕,另有五名中国公民以盗窃贸易机密的罪名被起诉。联邦当局与农业专家称,这是一起非比寻常的、无耻的阴谋,目的是为了获取他人耗费了大量金钱与时间的研究成果。

长期以来,中国一直与航天技术、涂料配方和金融数据等领域的经济间谍活动有所牵连。中国仿制的时尚配饰也一直在主流市场上占据一席之地。不过,莫海龙一案——他于上周在得梅因被传讯,做出了无罪抗辩,并继续遭到拘押——以及去年在堪萨斯州的另一桩案件表明,农业部门正成为更大的目标。行业分析人士担心,这可能会同时损害美国农场主与大型农业集团的竞争优势。

"我们看到,农业是一个新的热点,"FBI反情报部门的助理主管小罗伯特·安德森(Robert Anderson Jr.,)说。他还表示,过去两年里这已经发展成为一种国际性的趋势。"这是非常明显的。在此之前,大部分的国家以及来自这些国家的敌对情报机构偷的都不是这些东西。"

当局称,莫海龙一案的被告曾前往艾奥瓦州和伊利诺伊州的多块种子试验田,而这些试验田的测试方为杜邦先锋(Pioneer)、孟山都(Monsanto)和LG种业(LG Seeds)等农业巨头。起诉书称,被告在伊利诺伊州购买了一小块自己的试验田,将偷来的种子藏在微波炉爆米花包装盒和赛百味(Subway)餐厅的餐巾纸等东西里。

他们想要的是自交系种子,也就是玉米植株的自授粉产物。自交系最终会与其他自交系杂交,培育出杂交种子,然后出售给农民。这种种子有能力抵御干旱和害虫的侵扰。联邦检察部门称,一种自交系需要耗费五到八年的科研时间,成本可达3000万到4000万美元(约合2.4亿元人民币)。

企业或个人可以移栽偷来的自交系种子,并且最终利用新种子来与另一种自交系杂交,以培育出杂交品种。这样走捷径能够省下多年的高成本科研。

"这些都是相当无耻的事实,"伊利诺伊大学(University of Illinois)专于知识产权与技术法的教授杰伊·P·盖桑(Jay P. Kesan)说。"我想,本案的不同之处在于,为了获得商业机密,这些实体似乎达到了无所不至的程度。"

现年44岁的莫海龙在佛罗里达州博卡拉顿的家中被捕,但其他被告目前并未遭到羁押,当局也拒绝就他们的状态予以置评。莫海龙的律师否认自己的客户有任何不当行为,称其为种子经销商,15年前移居美国,目前是永久居民。在另一起案件中,家住堪萨斯州曼哈顿的张伟强(音译),以及阿肯色州斯图加特的严文贵(音译),被控将具有药性的专利稻米种子交给祖国中国的农作物研究人员。张伟强为总部在科罗拉多州的生物医药企业文特里亚生科(Ventria Bioscience)工作,是稻米培育员;而严文贵则是在联邦农业部从事研究工作的基因学家。

2012年,47岁的永久居民张伟强和63岁的归化公民严文贵都曾前往中国,当局称他们与中国科学家探讨了自己在美国进行的研究。去年,两人安排中国农业科学院和作物研究所的代表团访问美国。他们将该代表团带到了张伟强的工作场所——位于堪萨斯州的文特里亚农场、他的住所,以及位于阿肯色州的联邦农场,也就是严文贵的工作场所。

根据起诉书所述,中国代表团准备离开美国时,有人在代表团成员的行李中发现了专利稻米种子,在张伟强的家中也找到此类种子。张伟强和严文贵于去年12月被逮捕。

美国种子贸易协会(American Seed Trade Association)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安德鲁·W·拉维涅(Andrew W. LaVigne)表示,随着种子技术的研发需要耗费的成本与时间越来越多,"在一些人的眼里,这更有利于他们"偷窃种子,因为这"使他们能够借助别人投入的时间与努力,节省三到五年的研究时间。"

艾奥瓦州农业局(Farm Bureau)的研究主任戴夫·米勒(Dave Miller)表示,美国的务农者担心被盗的种子可能会给中国务农者带来不公的优势,因为他们能够以较低的价格获得通过先进技术研发的杂交种子。

郭明是一家总部位于北京的农业公司的玉米品种顾问,她表示,外国蔬菜种子在中国市场中占据80%的份额。根据共产党官方报纸《人民日报》去年发表的一篇文章,2011年,跨国公司在中国玉米种子市场的份额从10年前的0.1%增长至11%。虽然中国国内的玉米产量多年来不断增长,但玉米的单位产量没有出现大幅增长。

自2001年以来,中国没有研发出任何重要的杂交玉米种子,不过于2007年推出的排名第二的玉米种子是由杜邦先锋与一家中国公司合作研发的。

分析人士表示,主要问题在于中国的种子产业是分散的。大部分育种研究工作由国家资助的大学及研究院完成,这些机构与买卖种子的公司之间缺乏沟通。因此研究工作常常无法带来丰厚的商业收益。育种顾问郭明表示,这种结构还致使中国种子市场内部出现偷窃行为。

"有的种子公司直接去种子基地偷种子,"她说。"有些育种公司把种子交给农民代繁,种子收获以后,农民不卖回给你,有种子公司出更高的价钱来买,他们买回去,再高价卖出。"

郭明还表示,然后,这些贸易公司会以高价出售种子,赚取暴利,他们没有投入成本进行研发。

"风气就是这样,"她说。

一些人表示,这种态度可能意味着中国人一直在从美国种子公司偷取种子,只是没有被抓到。随着中国政府鼓励种子生产商不断创新,这种窃取种植技术的欲望会更加强烈。

"事实证明,杜邦先锋研发的品种要优于中国的最佳品种,"罗格斯大学(Rutgers University)农业、食品及资源经济学教授卡尔·E·普雷(Carl E. Pray)说。"如果他们打算与跨国公司竞争,即便是在中国竞争,他们也需要获得跨国公司使用的基本原料。"

John Eligon自堪萨斯城、Patrick Zuo自北京报道。
翻译:黄铮、许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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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 “波兰团结工会事件”的微妙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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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团结工会事件"的微妙影响
Feb 9th 2014, 00:33, by 吴伟为纽约时报中文网撰稿

编者按:上个世纪80年代是中国的一个特殊年代:十年文革浩劫终于结束,在人们的肉体和精神被禁锢压抑多年之后,新的思潮和改革氛围喷涌而现。其中,政治改革可以说是中国当代历史上最浪漫的年代。

源于中共党内一批开明派的努力和试图冲破旧体制窠臼的勇气,80年代的这场政治改革虽然很快在党内保守势力的围剿下失败,并在1989年那场举世瞩目的事件后彻底终结,但它影响之深远,恐尚无出其右者。

纽约时报中文网特开设"中国1980年代政治改革系列谈"专栏,邀请当时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成员、《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执笔人之一吴伟先生就那段历史撰写系列文章,希望通过这个专栏,不仅留住公共记忆,也通过历史照亮今天和未来。此为第三篇。

上一篇: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讲话

被称为"8·18讲话"的邓小平这篇《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在党内外国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也受到了知识界的普遍欢迎,许多人认为,中央真的要对政治体制进行改革了。

此后的几个月,各家主要报刊都发表了许多谈政治改革的文章,其中一些作者如鲍彤、严家其、张显扬、高放等人几年后开始活跃于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的舞台上。

其中的代表作是1980年10月,党内以思想解放著称的老资格党史专家、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廖盖隆在全国党校系统中共党史学术讨论会上做的一个报告。这个报告传到海外后,被称为"中共'庚申改革'方案"。这个方案主张:在全国最高权力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分设两院(区域院和社会院),两院共同立法,互相制约;实行党政分开,一切政府职责范围内的工作都由各级政府独立议决和处理,群众团体要代表群众利益,工会领导要由工人选出,建立独立的代表农民利益的农会;司法独立以及新闻独立;企业、事业管理体制改革;党的领导机构实行分权制衡制,取消政治局。(参见香港《七十年代》月刊1981年第3期)

这个方案,当时在党内提出已经是很大胆很前卫了。在许多方面,它主张的改革步伐之大,已经超出了几年后赵紫阳主持制订的《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更远远超出了当时的中共领导人所能理解和接受的水平。因此,在提出后,除了在海外引发一些反响,中央高层没有作出任何反应,在中国国内甚至知者更少。

当时,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中已经明确:"现在提出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任务,以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时机和条件都已成熟",但此后,除了进行若干次人事调整、1982年的十二大上设立了中顾委以及在五届人大五次会议上通过了"82宪法"之外,其他方面的改革却再也没有下文。

为什么会如此?大概有这样几个因素:一是当时华国锋还在台上,邓小平刚刚复出时间不长,还没有成为事实上的一把手。他提出的特别要解决党内的权力过分集中和个人崇拜问题,实际上第一位的目标,是要在组织上解决华国锋的问题;第二,当时邓小平虽然提出对党和国家领导制度要进行改革,但是怎么改,他并没有更深刻的研究和成型的想法,没有作好发动一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思想准备和决心;第三,党内刚刚复出的老同志对改革政治体制在思想认识上也并没有完全统一,没有达成基本的共识;第四,当时中国全面的经济改革还没有开始,原有的计划体制还在照样运转,陈云等一些老人还在力图把中国经济拉回到50年代的轨道上去,经济体制的现实还没有对政治体制改革提出客观要求。

在这些背景下,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也就是我们后来说的政治体制改革,还不可能很快提上执政党的议事日程。

此时,国际上发生的"波兰团结工会事件"对于由邓小平讲话而引起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之议后来"偃旗息鼓",也产生了重要而微妙的影响。

1980年7月,社会主义国家波兰发生了战后规模最大、持续最久的罢工浪潮,波兰统一工人党(即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盖莱克于该年9月被迫下台。同月,来自波兰全国各地36个独立自治工会的代表在格但斯克举行第二次会晤,决定摆脱官办工会,成立全国性的独立自治工会,即团结工会。瓦文萨当选为该工会全国委员会主席。团结工会成立后,反政府势力逐渐占了上风,以罢工和游行示威为手段向政府施加压力,向执政的波兰统一工人党提出了挑战,波兰执政党的地位开始动摇。这种状况,直接影响了波兰后来的发展道路,并对东欧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进程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波兰团结工会事件"给中共党内保守势力阻止和压制社会上已经掀起的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和宣传热潮找到了借口。波兰团结工会成立后的第三天,号称中共党内理论权威的胡乔木就给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胡耀邦写了一封信,信中建议中央要组织研究类似波兰这样的"一个共产党执政国家的社会内部矛盾可能达到的激烈程度和爆发形式;社会主义制度所未能解决的政府与人民之间的隔阂或对立,包括经济纠葛和政治纠葛;工会之可以分为官方工会与独立工会;宗教之可以成为严重政治问题"。

如果此信仅仅是从波兰的经验教训中提出问题,建议进行理论和政策研究,似乎并无不妥,并还颇有见地。但是,胡乔木在信中还强调,从波兰事件中可以看到,"少数持不同政见者与心怀不满的工人群众相结合可能成为怎样一股巨大力量,这一点对我们应是一个重大教训";"外来思想、经济、政治、文化影响"(这在我们也是一大问题)。他说:"我们如不从速解决也并非不能造成这种局势,而且其他群众组织也可出现类似情况"。(以上见《胡乔木书信集》,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87-289页。)

这样,胡乔木就把中国也可能发生类似波兰事件的大规模社会动荡的现实危险明确地摆在了中共高层面前。

作为收信人的胡耀邦和党内元老邓小平,对胡乔木此信持何态度,在一些资料中有不同的说法。《胡耀邦思想年谱》中说:"邓小平和胡耀邦对波兰事件持积极态度。他们讲:波兰人民的斗争是针对苏联霸权主义的,是正义的,苏联这次不敢出兵;波兰给我们的启示是必须坚持改革;中国不会发生波兰事件。胡耀邦没有理胡乔木。"胡乔木将此信"又于10月1日与10月3日校改两次,广为散发,提出中国有发生波兰事件的危险"。但据曾任国家出版局局长的宋木文说,胡耀邦批准将胡乔木的信"在中央的一个内刊上刊载,让中央和国务院有关部门的领导同志阅研"。

从后来的情况来看,胡乔木的这封信对当时党内国内因邓小平"8·18"讲话而掀起的政治改革热确实产生了消极的影响。1980年10月9日,中共中央宣传部传达讨论了胡乔木《关于波兰问题的信》,当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长的王任重说:"我们存在与波兰相类似的问题,发展下去会造成同样的后果。"他还明确说:"小平同志讲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不要再宣传。"(见杨继绳:《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第204页。)

此后不久,中共党内元老陈云也就波兰问题发表了意见,他说:"我们有没有可能发生波兰事件?对此要充分警惕。如果我们经济工作处理得不好,宣传工作处理得不好,有可能发生波兰事件。"他还说:"经济工作搞不好,宣传工作搞不好,会翻船的。"(《陈云年谱》下卷第262页。)

1981年1月2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当前报刊新闻广播宣传方针的决定》,要求报刊、新闻、广播、电视等工作"必须加强集中统一领导,严格按照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进行宣传,无条件地同中央保持政治上的一致。"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邓小平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被停止了宣传。1980年12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对于改革,特别是言犹在耳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也变了调子。陈云在讲话中强调,"我们要改革,但是步子要稳。因为我们的改革,问题复杂,不能要求过急……更重要的还是要从试点着手,随时总结经验,也就是要'摸着石头过河'。"(见《陈云文选》,第248-251页。)

邓小平在这个会上作了题为《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的讲话,对他刚刚讲过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进行了修正,强调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指出"对于党内外任何企图削弱、摆脱、取消、反对党的领导的倾向,必须进行批评、教育以至必要的斗争"。

而对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邓小平称"先要在少数单位进行试点。没有制定和颁布完善的条例以前一切非试点的基层单位,一律实行原来的制度。"(见《邓小平文选》) 但在后来,如何"试点"以及"制定和颁布完善的条例",却未见踪影。相反,此次中央工作会议却作出"缓改革,舍发展"的决定,并首次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吴伟,现代历史学者,1980年代由鲍彤主持的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成员,《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执笔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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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 我没有猥亵迪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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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有猥亵迪兰
Feb 9th 2014, 00:50, by 伍迪·艾伦

 上周日,纪思道(Nicholas Kristof)写了一篇关于迪兰·法罗(Dylan Farrow)的专栏文章。迪兰是伍迪·艾伦(Woody Allen)和米亚·法罗(Mia Farrow)的养女。艾伦对这篇文章和迪伦的表述做了如下回应。

21年前,当我第一次听到米亚指控我猥亵儿童时,我觉得这个说法特别荒谬,根本没有多加考虑。我们当时陷入了一场非常不愉快的分手,两人之间存在很大的敌意,争夺孩子抚养权的战斗也在慢慢地积蓄能量。她的恶意非常明显地是出于自我打算,所以我甚至没有聘请专门的律师来为自己辩护。还是我的娱乐业务律师告诉我,她已经向警方提出控告,我将会需要一名刑事律师。

我天真地认为,控告将会以不予考虑而告终,因为我没有猥亵迪兰,而且任何理性的人都会看出那个花招的实质。常识会获胜的。毕竟,我已经是一个56岁的男人,此前(或之后)从未受到过猥亵儿童的控告。我和米亚在一起那时已经有12年了,在这段时间里,她从来没有向我暗示过我有任何类似不端的行为。突然之间,当我某天下午开车到她位于康涅狄格州的家中和孩子们一起玩几个小时的时候,当我在自己愤怒的对手的地盘上,有六、七个旁人在场的时候,当我处于与我后来与之结婚的女人恋爱的充满喜悦的早期阶段时,我竟然会选择这种时机来开始我作为猥亵儿童者的生涯,这对最持怀疑态度的人来说,应该非常之不可能。如此奇怪的情节完全不合逻辑,在我看来这是法律上起决定作用的地方。

 尽管如此,米亚坚称我骚扰了迪兰,并立即把她带到医生那里接受检查。迪伦告诉医生自己没有被猥亵。后来,米亚带迪兰出去吃了冰激凌。回来后,孩子改变了自己的说法。警方开始进行调查,一份可能的起诉书悬而未决。我非常情愿地接受了测谎仪测试,当然也通过了,因为我没有什么可隐瞒的。我请米亚也接受测试,但她不愿意。上周,我多年前约会过的一位名叫斯泰茜·尼尔金(Stacey Nelkin)的女子主动站出来对媒体说,在米亚和我21年前争夺监护权时,米亚曾想让斯泰茜出庭作证,说我和她约会时她尚未成年,尽管事实并非如此。斯泰茜拒绝了。我在这里讲这段小故事,是为了让大家知道我们要对付的是什么样的人品。知道这个后,人们可以想象她为什么不愿接受测谎仪的测试了。

与此同时,康涅狄格州警方向他们在处理此类案件时所依赖的专业调查机构寻求帮助,也就是耶鲁-纽黑文医院(Yale-New Haven Hospital)的儿童性侵诊所(Child Sexual Abuse Clinic)。地方检察官在决定是否提起诉讼时,寻求这个公正而且经验丰富的专家小组的指导,该专家小组花了数月时间做了一丝不苟的调查,与所有有关人员进行了面谈,检查了每一个证据。他们最后得出的书面结论我引述如下:"我们的专家意见是迪兰没有遭到艾伦先生的性侵犯。此外,我们还认为录像带上迪兰的表述以及在我们进行调查期间她对我们做的表述指的都不是1992年8月4日实际发生在她身上的事情……。在形成这个意见的过程中,我们考虑了三个能解释迪兰表述的假设。第一个假设是,迪兰的表述是真实的,艾伦确实性侵犯了她;第二个假设是,迪兰的表述是不真实的,是一个由于家庭矛盾而感情易受伤害的孩子编出来的,她这么做是对家庭中应激因素的反应;第三个假设是,迪兰受到其母亲法罗的指导或影响。虽然我们的结论认为迪兰没有遭到性侵犯,但我们无法确定第二个假设或第三个假设能分别单独成立。我们认为更可能的是,这两个假设的组合能最好地解释迪兰认为自己被性侵犯的主张。"

还能比这更清楚的吗?艾伦没有性侵迪兰;最可能的是一个脆弱的、承受了巨大压力的7岁小孩受了法罗的指导。这个结论让一些人失望。地方检察官急不可待地想办一件起诉名人的案子,审理监护权案子的埃利奥特·维尔克(Elliott Wilk)法官曾写下一份十分不负责任的意见称,就性侵犯案而论,"我们可能永远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但是我们知道,因为这个案子已有定论,而且定论对事实毫不含糊其辞:没有发生性侵犯。维尔克法官对我的态度非常不好,他一直不赞成我和米亚的养女宋宜(Soon-Yi)的关系,当时宋宜20出头。他认为我是那种利用比自己年轻很多的女子的老男人。我和宋宜的关系也让米亚大为恼怒,认为不恰当,尽管米亚自己在19岁时曾与比她大得多的弗兰克·西纳特拉(Frank Sinatra)一起生活过。为维尔克法官说句公道话,公众对我和宋宜之间的关系感到同样的诧异,但不管当时看上去怎样,我们之间的感情是真实的,而且我们已经结婚16年了,生活快乐,还收养了两个很好的孩子。(顺便提一下,在媒体的喧闹和不实指控之后领养孩子,我和宋宜受到了收养机构和收养法庭额外仔细的审查,他们都祝福了我们的收养。)

米亚得到了孩子们的监护权,我们分道扬镳了。

我很伤心。摩西(Moses)曾对我很生气。罗南我不是很了解,因为米亚从他一出生就不让我接近他。迪兰深为我宠爱,我和她很亲近,米亚在一次发怒给我妹妹打电话时这样提到迪兰:"他带走了我女儿,现在我要带走他的。"我再也没见过迪兰,也再也没和她说过话,不管我如何地努力尝试。我依然深爱着她,我也很内疚,因为我和宋宜相爱,让迪兰处于被当成报复工具的境地。宋宜和我为见迪兰做过无数次尝试,但都因遭到米亚阻碍而未能成功,她是出于恶意,她知道我们都很爱迪伦,她完全不顾这样做给那个小女孩带来的痛苦和伤害,只是为了她自己的存心保复。

在此我引述摩西·法罗(Moses Farrow)14岁时的话:"我母亲反复给我灌输要仇恨父亲,因为他撕裂了这个家庭,还性侵了我的妹妹。"摩西如今已经36岁了,以家庭心理治疗师为职业。他说,"伍迪当然没有性侵我妹妹。她很爱他,每次他要来时,她都很期待见到他。在我们的母亲成功地制造了一种恐惧和仇恨他的气氛之前,她从来都不躲着他。"那时,迪伦7岁,罗南4岁,据摩西说,这种灌输年复一年地不断重复。

我在这里停下来简单说说罗南的情况。他是我的儿子吗?还是像米亚暗示的那样,是弗兰克·西纳特拉的儿子?不错,他很像弗兰克,尤其在蓝眼睛和面部特征上,但如果确实是那样,又说明了什么呢?在整个监护权听证期间,米亚在宣誓说真话后撒谎,欺骗性地称罗南为我们的儿子?即使他不是弗兰克的儿子,她提出罗南可能是的这种可能性本身就说明,她在我们一起生活的那些年里仍在与弗兰克偷情。就别提我付出的子女抚养费了。我一直在抚养弗兰克的儿子吗?我要再一次唤起人们对一个在生活中这样表现的人的正直与诚实的注意。

现在,21年过去了,迪兰主动提起那些指控,那些被耶鲁专家调查过并发现为不实的指控。再添上一点似乎是神奇般地出现在我们分手后21年中的有创意的夸张。

不是我怀疑迪兰已经相信她曾被性侵犯过,如果一个脆弱的孩子从7岁起就被强势的母亲教育要恨自己的父亲,因为他是一个曾性侵犯那个孩子的恶魔,那么在米亚灌输这个概念这么多年之后,她想要制造的这种我的形象在孩子的脑海中生根还会令人难以置信吗?难怪耶鲁的专家在21年前就不费力地发现这件事中有母亲指导的因素?就连捏造的性侵犯所谓的发生地点也是个失败的选择,但却颇有意思。米亚选择了她乡下房子的阁楼,她应该意识到,我从来不会去那里,因为那是一个很窄小的封闭空间,在里面很难站直,而我是严重的幽闭恐惧症患者。有一两次,她叫我去那里看点什么,我去了,但很快就得跑出来。毫无疑问,她这个阁楼的想法来自多里·普雷文(Dory Previn)的那首歌"和我的爸爸在阁楼里"(With My Daddy in the Attic)。这首歌和多里·普雷文的另一首歌"小心年轻女孩"(Beware of Young Girls)在同一张唱片上,后者是多里·普雷文因为米亚背叛了她们之间的友谊、阴险地偷走了自己的丈夫安德烈(André)所写的。人们必须要问的是,究竟是迪兰自己写了那封信呢?还是那封信至少部分地是在她母亲的引导下写的?那封信真能给迪兰带来好处吗?还是其不过是为了她母亲达到其卑鄙目的的手段?她的目的就是用诽谤来损害我。信中还有一个试图制造职业伤害的坡脚企图,试图把电影明星牵扯进来,这更像是米亚的所做而不是迪兰的。

毕竟,如果把事情大胆地说出来对迪兰来说真的很必要的话,她早在几个月前就对《名利场》(Vanity Fair)说出来了。这里我再次引用摩西·法罗的话:"鉴于我母亲经常把我们当卒子使用,我不能相信家里任何人说的任何话或写的任何东西。"最后,难道米亚本人真的相信我性侵犯了她的女儿吗?有点常识的人必然会问:一位认为自己7岁大的女儿被性侵犯的母亲(性侵犯是相当令人毛骨悚然的罪行),会同意让自己的一个电影片段被用在金球奖(Golden Globes)上奖励那个性侵者的场合吗?

我当然没有性侵犯迪兰。我爱她,也希望她有朝一日能明白:她是怎样被欺骗而远离了爱她的父亲,被那个对自己扭曲的愤怒更感兴趣、而不关心女儿的身心健康的母亲所利用的。被教导仇恨自己的父亲并被迫相信他性侵犯了自己,已经给这个可爱的年轻女子造成了心理上的负面影响,宋宜和我都希望有那么一天,她能明白究竟是谁让她成为受害者,从而能与我们重新建立联系,正如摩西已经做出的那样,以充满爱和正能量的方式。没有人要阻止受害者大胆地站出来,但人们必须记住,有时候对某人的指控是不实的,那也是具有极大伤害力的事情。(这篇文章是我对整个事件要说的最后的话,没有任何人将代表我对任何进一步的评论做出回应。受伤害的人已经足够多了。)

伍迪·艾伦是纽约电影导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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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 我们应该细心倾听迪兰的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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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该细心倾听迪兰的诉说
Feb 9th 2014, 00:49, by 纪思道

当伍迪·艾伦(Woody Allen)数周前获得金球奖(Golden Globe)终身成就奖时,发生了一场有关给此人颁奖是否合适的激烈辩论,因为他既是艺术巨匠,又是一名在多年前被控性侵儿童的男人。

艾伦的捍卫者正确地指出,他否认了所有指控,从未被定罪,因此理应被推定为无罪。人们从各个方面加以讨论,然而,有一个人的意见却没有得到细心地倾听,那就是28岁的作家兼艺术家迪兰·法罗(Dylan Farrow),也就是艾伦被控侵犯的人。

迪兰·法罗是艾伦的养女,现在已婚,她以另一个名字生活在佛罗里达州,她对我说,往事带来的创伤折磨了她整整20多年;去年,她最终被诊断患上了创伤后应激障碍症。她说,当听说金球奖被颁给艾伦时,她在床上蜷成一团,歇斯底里地大哭起来。

所有人都在发表意见,于是她决定也参与讨论。(全面披露:我是她母亲米亚[Mia]和弟弟罗南[Ronan]的朋友,正是通过这层关系法罗和我取得了联系。)她写了一封信,我把信的全文贴在了我的博客nytimes.com/ontheground上。几年以前,我曾联系上艾伦,但他拒绝公开发表评论。

迪兰写道:

随着我一天天长大,他没有因为对我的所作所为而受到任何惩罚,这样的现实时刻折磨着我。我深感愧疚,因为我让他有机会接近了别的小女孩。我对男人的触摸感到恐惧。我患上了进食障碍。我开始割伤自己。

而好莱坞加深了我所受的煎熬。除了弥足珍贵的几个人(他们是我的英雄),几乎所有人都对我的遭遇视而不见。大多数人发现,接受模棱两可的态度,用一句"谁知道发生了什么"来假装一切正常会更加容易。演员们在颁奖典礼上赞美他。各家电视台让他在荧屏上露面。评论员在杂志里谈论他。每次我看到这位施虐者的脸——不管是在海报上、T恤上,还是在电视上——我都只能藏起我的恐慌,直到我找到某个能够独自一人陷入崩溃的地方。

1992年,被描述为"不恰当触碰"的指控引发了一场激烈的讨论,实际上,迪兰的详细描述要比这严重得多,她说她遭到了性侵。当时她7岁。

既有指控,就有反指控。精神病专家小组站在艾伦一边,而法官则更支持迪兰和她的母亲康涅狄格州的一位检察官说,有足够的证据对艾伦提出刑事诉讼,不过为了迪兰着想,他终止了刑事诉讼的程序。

看,我们当中没人能确定到底发生了什么。把某人送入监狱的标准是他毫无疑问确实有罪,可是,向某些人致敬的标准,难道不应该是这些人无可指摘地值得尊敬吗?

然而金球奖却站在了艾伦这边,实质上指责迪兰说谎,要不就说这事无足轻重。这是电影、音乐和体育界明星经常向性侵受害者传递的信息。

"我知道,人们看到的是'他说的,和她说的',"迪兰告诉我。"但对我来说,事实清楚明白,因为我是当事人。"

我问她为什么现在才说出真相。她说,她想要纠正以往的错误说法,给予受害者们勇气:"我想,如果我不说出真相,我会死不瞑目。"

这些是极其棘手的问题,而且找不到确凿的证据。但是每年有数十万的儿童遭到侵害,他们应该得到支持和理解。当证据模棱两可时,我们真的要立即行动起来,捍卫一个性侵嫌犯的明星地位吗?

但是,我想让你们感受迪兰的决心。她宣布:

这一次,我拒绝让自己崩溃。长久以来,伍迪·艾伦的名声使我沉默。这感觉就像是针对我个人的斥责,好像这些奖项和荣誉在让我闭嘴、走开。但是,一些经历过性侵但挺过来的人找到了我,给我支持,告诉我,他们也曾害怕站出来、害怕被叫做骗子、害怕别人说自己的记忆出了错,他们给了我打破沉默的理由,这样做至少其他受害人也会知道,他们同样没有必要保持沉默。

现在,我觉得自己是幸运的。我的婚姻很幸福。我拥有我的好兄弟、好姐妹的支持。我母亲的无比坚毅把我们从一个掠夺者给我们家庭带来的混乱中拯救出来。

但仍然有人心存恐惧、脆弱不堪、为获得说出真相的勇气而苦苦挣扎。好莱坞传递的信息对他们至关重要。

她的话值得我们所有人反思,甚至是那些不是明星的普通人。

欢迎你访问我的博客On the Ground(英文)。请在FacebookGoogle+Twitter上关注我,观看我的YouTube 视频。 

翻译:张薇、王湛

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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