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1月9日星期六

纽约时报: 中国房产新政呼之欲出,能否解决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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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房产新政呼之欲出,能否解决老问题?
Nov 9th 2013, 06:29, by 刘渊为纽约时报中文网撰稿

10月29日,中央政治局在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下,专门就住房问题进行了集体学习。在举世瞩目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中央政治局以如此"高规格"集体学习房地产问题,不仅反映了新一届政府对房地产市场的重视,也体现出解决住房问题的决心。

今年以来,房地产市场热度不减,销售市场量价齐升,土地市场"地王"频出。据国家统计局,全国新建商品住宅今年前9月成交量同比增长24%,京、沪、广、深四大一线城市9月新房价格同比上涨均超20%。而在土地市场,北京9月初刷新全国土地单价记录——7.3万元的楼面地价较前任"单价地王"(2010年上海苏河湾地块)上涨38%,且明显高于周边在售楼盘。上海、杭州、深圳9月均出现当地历史总价最高地块。

这样的市场背景,增强了人们对新一届政府房地产政策的期待。而近期来自决策层的种种表态,包括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不久前公布的"383"改革方案,以及习近平此次政治局会议上的明确定调,更加快了市场共识的形成,那就是,市场机制将全面取代行政限制,本着"供求平衡"的理念着力调整市场供需矛盾,从而形成市场健康稳定发展的长效机制。

说到"长效机制",今年以来,这个词已经被学界、评论者和市场人士在讨论房地产调控、土地政策、房产税扩容等热点问题时屡屡提及,体现出各界对于房产调控政策彻底转向的一致呼吁。为什么呢?在展望新政可能的具体落脚点之前,我觉得很有必要先回顾一下,过往持续数年的楼市调控都做了些什么,为何未能改变房价持续上涨的局面。

从2005年起,历次调控的主要手段在于增加交易成本。如增收交易营业税、个人所得税、土地增值税等等。随着交易成本额增加,投机炒房客的数量已经大大减少(根据中原地产的二手房实际成交数据显示,我们统计每一套成交住房的各方面指标,用于计算房价指数。其中有装修和家具两项指标,如果一套房子在交易的时候既没有装修也没有家具,那说明上家是纯投资客,这类房子在我们公司所有成交的占比,从2005年以来是明显下降的),但剩下自住、改善型和长期投资三类客户的总需求量依然稳定,继续支撑房价一路上行。

2010年以来,以限购、限贷为主的行政性限制措施,成为调控政策的主流。其核心是限制需求,尤其是二套以上的购房需求。但我们同时也看到,需求其实并未从市场上消失,而只是被政策延迟了入市的时间。除自住及改善型需求外,我们也必须承认投资型需求的客观存在,而不能把这类需求"妖魔化"成扰乱市场的罪魁祸首。尤其,对于中高收入人群来说,衣、食、住、行等生活必须开支占总收入比重很低,大部分资金需要寻找安全保值的储存方式,这本来就是一种自然合理的需求;国内尚未完善的社会保障环境,又强化了这个需求。

这类投资需求的规模有多大?或许可从以下数据看出端倪。据国家税务局数据,2009年全国个税申报(指年收入达到12万元人民币,并向税务局主动申报)人数有269万,还不到全国城镇人口的1%。但就是这不到1%人群的总税后净收入,已达到8000亿元(人均税后30万元),相当于2009年当年全国一、二手住宅销售总额的六分之一。考虑到全国高收入者的实际数量和收入很可能大大高于个税申报的结果,因此如果没有其他更好的投资渠道的话,这笔资金仍将流入楼市。如果再借助房贷支持,这部分收入作为杠杆撬起的资金规模,几可支撑全国楼市!所以对于这么大的潜在投资需求,只"堵"不"疏"是不科学的。

同时,针对房企的限制融资,也是上一轮调控采取的主要手段之一。众所周知,国内房企对银行贷款、股市、债市等外部融资的依赖程度很高。因此,政府希望通过限制上述融资渠道,来收紧开发商的现金流,从而迫使开发商降价回笼资金。但实际效果并不理想——但凡资金能够维持,降价始终是开发商最后的选择。可与此同时,由于融资受限,房企开发建设、增加供应的动力却是大大降低了。据国家统计局数据,自2012年4月起,全国累计新开工面积出现了连续8个月的负增长。

因此,以限制为主的调控手段,并未改变市场长期存在的供求失衡。一旦由于各种原因出现政策压力松动(比如地方政府需要更多的土地出让金及相关税收,以保障其财政收入,导致降房价的动力不足),导致市场预期改变,就会造成前期积压的需求反弹,同时由于供应不能及时跟上,最终使得市场出现量价齐升的局面。这就是去年以来楼市回暖的主要原因。

而今年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量价回升的力度之所以超过其它城市,一方面在于其依然能吸引大量人口迁入,带来稳定的新增自住需求;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在前期调控政策作用下,一线城市经历过一段时间的房价下跌、成交量萎缩,因此当需求恢复的时候,反弹力度也更大。再次显示了限制性调控政策的缺陷。在四大一线城市中,前期下跌时间最长、跌幅最大的北京,此轮反弹也最明显。在国家统计局10月22日刚刚发布的9月份70个大中城市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中,北京以20.6%的惊人涨幅居全国之首;而除温州外的69个城市的房价也都出现了同比上涨。

梳理至此,我们可以看到,既往各类限制性的调控手段,已在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当中充分"试错";那么,新一届政府将以哪些具体举措,调整之前积累下的市场矛盾呢?

笔者认为,首先,在增加供给方面,政府将采用的措施包括:

第一,增加房源供应,落实保障房建设计划。虽然按官方说法,保障房总规模要达到20%的市场覆盖;但按习近平讲话和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其重点将集中在动迁配套房和棚户区改造上,主要惠及的是低端市场的特定人群,因此我认为,这部分变化对于商品房市场的影响倒是不大的;

第二,增加资金供应,重新放开上市房企的再融资,鼓励房企增加住房供应,尤其是中低端自住型产品的供应量,缓解目前中低端市场房价上涨过快的压力。但是要达成这一目的,还需要同步加强土地开发的管理,防止开发商筹到了钱,却都用在炒作"地王"和囤地的事情上;

第三,增加土地供应,推进土地流转改革,改变地方政府包揽土地征收、储备和供应的局面,转化原有工业用地、集体用地为住宅用地。这点若能实现,可供住房开发的地块将大量入市,有望从根本上改变住房供应不足的现状。

但现实是,"土地财政"作为地方政府目前普遍依赖的重要收入来源之一;一旦直接征地、获取出让金的渠道被堵死,地方政府的收入可能大幅缩减,改革的阻力不小。

而在需求方面,短期内"限购"政策暂不会取消,但长期看过度依赖这样的行政手段容易扭曲市场机制,反而不利于其健康发展。同时,对于本就不需政府提供保障的高端市场,完全可以用市场机制调节需求,所谓"政府的归政府,市场的归市场"就是这个道理。如此,笔者相信从长期看,政府还是会主要利用房产税来抑制投资需求。预计下一步将有更多城市加入房产税试点。对于多套住房的拥有者来说,未来房产持有成本可能上升,使其必须重新评估自己的投资安排。但需指出的是,如果价格上涨的预期依然存在,物业增值仍然超过税收成本的话,单纯依靠房产税是无法抑制投资需求的。因此,房产税能够发挥作用的前提,终归还是平衡供求关系、稳定市场预期。

总之,如果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后,笔者归纳的这几方面设想能够顺利实施,尤其是使中低端自住市场的供应得以显著增加的话,确实可缓解目前楼市的主要供求矛盾,平稳市场预期,减轻房价上涨的压力。

但同时也应理性地看到,上述政策是一个系统工程,无论在金融、土地还是税收政策上,尚需一系列的制度建设以及各方面协同配合,才能实现最终目标。因此,其贯彻落实的难度远大于以往采用的行政性措施;而要看到成效,也需要较长的时间过程。

刘渊是中原集团研究中心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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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 终结我们这个时代的奴隶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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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结我们这个时代的奴隶制
Nov 9th 2013, 00:19, by 纪思道

电影《为奴十二年》(12 Years a Slave)受到了热烈的正面评价:它没有把南北战争之前的美国南方描绘成飘着薄雾的圣土,到处都是优雅的种植园;这部电影展现了时代背景下的极度残酷之处。

在21世纪,我们可以直面19世纪的奴隶问题,这是一件大好事。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我们生活的世界上确实存在着现代意义上的奴隶制——是的,就在我们国内。

自由行走基金会(Walk Free Foundation)是一家旨在对抗贩卖人口的机构。上个月,他们公布的一份题为《全球奴隶指数》(Global Slavery Index)的新报告指出,美国有约6万人都算的上是现代意义上的奴隶。这些人倒不是绑着铁链,被公开叫价,所以和19世纪的奴隶稍有差别。这些当今的奴隶包括了在暴力威胁下,被强制无偿工作的非法移民,以及被强制卖淫的十几岁少女,她们所有的钱都被皮条客搜走了。

当然,虽然与1850年代相比,关于怎么计算奴隶的人数,现在的标准要模糊很多,但是《奴隶指数》发现,将近3000万人生活在当代的奴隶制之下。印度的奴隶人口世界最多,在诸如毛里塔尼亚这样的国家里,儿童一出生就生活在奴隶制之下。

那么,当代美国的奴隶又是怎样的一群人呢?

上个月,我在新奥尔良遇到了克莱米·葛林丽(Clemmie Greenlee),她12岁时就被妓院老板控制,好不容易才幸存下来。她说,有好几年时间,她每天得和最多50个男人发生性关系。平均算下来,因为没有完成每日指标或者别的冒犯,她每个月要被打10次。

那她为什么不逃走呢?她说,原因很复杂:恐惧、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情绪被妓院老板操控、因为嗑药而导致的希望丧失,以及对于当局的不信任。

最后,葛林丽还是想办法逃离了那种生活。现在,她正在主持一个叫做"伊甸园之家"(Eden House)的项目,就是为了帮助其他女性能够重新开始生活。葛林丽是一位非洲裔美国人,她说,那些被拐卖的女性所忍受的生活,跟她自己的祖先在种植园里的生活非常像。

她说,"如果,仅仅是因为我没有采摘足额的棉花,你就用皮鞭打我的背,或者因为我没有完成指标就对我拳打脚踢,这就是奴隶制,这是一回事情。"

当然,和18世纪50年代相比,在当今之美国,奴隶制上不得台面,也远没有那么普及;不过想找到它的踪迹也不是难事。Backpage.com是一家主要的卖春网站,你可以登陆上去,选择你的家乡看看。有一些女人之所以卖淫,是因为她们作为成年人自愿从事这个行当,但是很多女人或者少女,则是受到了皮条客控制。皮条客把她们挣的每一分钱都搜走了,给她们刻上纹身,如果挣得不多,还会对她们拳打脚踢。

但是在美国,我们一般会去逮捕这些受害者,而不去制裁皮条客和嫖客。如果能够改变这一点,就意味着我们朝着现代的废奴运动向前迈了一步。

《奴隶指数》是澳大利亚亿万富翁安德鲁·弗雷斯特(Andrew Forrest)的杰作。弗雷斯特之所以会意识到这个问题的存在,是因为他15岁的女儿格蕾丝曾在尼泊尔的孤儿院帮工。格蕾丝后来同父母一起重回孤儿院,想去探访旧日朋友——但是她们已经不知所踪。后来才发现,她们被卖给了海外的妓院。

回到澳大利亚,弗雷斯特让人对他的矿业公司的供应链进行审查,确保没有使用强制劳力。结果他发现,一些海外工人的护照被人收走,无偿工作了好多年。他回忆说,"我的家庭,我的公司都发现了奴隶制的影子,只要你愿意去找,你会发现这个问题无处不在。"他因此开始推广反对当代奴隶制的运动。

也许,我们不仅能够从《为奴十二年》这样的电影里面寻求灵感,同时,我们也可以从1780年代发端于英国的反奴隶制运动中找到灵感。这是世界上最早的伟大人权运动之一。

那个时候的人们想当然地接受了奴隶制。《圣经》让奴隶顺从,英国国教就在巴巴多斯拥有一个大型奴隶种植园;托马斯·杰佛逊(Thomas Jefferson)倒是努力鼓吹人类自由,但是这不包括奴隶。

但是英国废奴运动让星星之火汇聚成燎原之势,并因此改变了世界。这次运动的先驱是贵格教派,领导人是托马斯·克拉克森(Thomas Clarkson)和威廉·威伯福斯(William Wilberforce),他们还获得了一位前奴隶奥拉达·伊奎阿诺(Olaudah Equiano)的帮助。大约39万人签署了废除奴隶制度的请愿书,这一数目比当时英国有投票权的人数还要多。数十万人对采用奴隶劳力的糖产品进行了抵制。亚当·霍西斯柴德(Adam Hochschild)在他的好书《埋葬那锁链》(Bury the Chains)里动情地讲述了这个故事。

废奴主义者成功地终结了横跨大西洋的奴隶贸易,但他们并未完成所有工作。我担心一个世纪之后,可能会有人创作出一部关于2013年的奴隶问题的电影,我们的后代看到之后会摇头,并提出疑问:这些人当时在想些什么啊?

欢迎你访问我的博客On the Ground(英文)。请在FacebookGoogle+Twitter上关注我,观看我的YouTube 视频

翻译: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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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 反赤字理论重创了美国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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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赤字理论重创了美国经济
Nov 9th 2013, 00:21, by 保罗·克鲁格曼

自美国经济陷入衰退以来,五年零十一个月已经过去了。按照官方的说法,这场衰退在2009年年中就已结束,但没人敢说我们经历了全面复苏。官方统计的失业率居高不下,而且如果不是许多人退出了劳动力市场,失业率还要高得多。长期失业人数,即失业时间长达半年或以上的人数,是衰退前的四倍

这些枯燥的数字意味着数以百万计的个人悲剧:痛失居所、事业被毁、年轻人无法开启自己的生活。许多人一直呼吁出台以创造就业为宗旨的政策。然而,他们的呼吁被传统谨慎的声音淹没了。这些声音说,我们不能在就业问题上花更多钱,因为那将意味着我们背上更多债务。我们甚至不能雇佣失业人员,并把闲置的积蓄利用起来,修建公路、隧道和学校。别管短期问题,我们必须从长远着想!

颇具苦涩的讽刺意味的是,事实证明,因为未能解决失业问题,我们实际上一直在牺牲未来。如今被当做稳健政策的,实际上是一种经济自残,它会在未来多年里削弱美国。这是美联储(Federal Reserve)研究人员得出的结论,很遗憾地说,我相信他们。

实际上,在写这篇文章时,我正在参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每年主办的大型研究会议。今年大会的主题是经济危机的原因和后果,报告的话题有好的(比如拉美近年来惊人的稳定),也有不好的(欧洲仍在持续的危机)。但很明显,本次大会的重量级报告将聚焦真正丑陋的东西:因容忍高失业率而使美国长期前景遭受巨大损害的证据。

为什么会是这样?据这份报告(其平实的标题是《美国的总供给:近期的发展和对货币政策运行的影响》[Aggregate Supply in the United States: Recent Developments and Implications for the Conduct of Monetary Policy]),我们这场看似没有尽头的低迷已通过多个渠道造成了长期损害。那些长期失业者最终会被认为不能雇佣;销售疲软导致企业延后投资;新企业不能启动;现有企业在研发上投入不足。

这还不算,报告的作者——其中一人是美联储研究和统计主任,所以说这些人绝非鲜为人知的学者——量化了这些影响,结果很吓人。他们提出,经济疲软已导致美国经济潜力下降了大约7%,这意味着我们一年的损失超过1万亿美元(约合6.1万亿元人民币)。而且我们说的不只是一年的损失,而是长期损失:每年损失1万亿美元,持续多年。

这个估算值是通过一些复杂的数据运算得到的最终结果,你可以质疑相关细节。你可以说,嗨,或许我们每年只损失了8000亿美元。但是压倒性的证据证明,因为未能有效应对大规模失业,甚至没把失业问题列为一大政策重点,我们已经给自己造成了巨大的长期损害。

正如我所说,这是一个令人苦涩的讽刺,因为我们之所以针对失业问题采取的行动那么少,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被赤字抨击者的说教蒙骗了,他们把自己包裹在长期责任的斗篷里,成功地让公众以为,长期责任的全部含义就是控制住政府债务。

这根本就讲不通,甚至按照它自己的逻辑也是如此。正如我们当中有些人想要解释的,债务虽然可能会构成问题,但不会让国家变穷,因为那是我们欠自己的钱。说我们向子孙后代借钱的那些人,没有做好这道数学题。

没错,如果赤字推高利率,从而阻碍生产性投资的话,债务可能间接地让我们变穷。但是那种情况并没有发生。相反,正是经济疲软导致投资水平偏低。而导致经济疲软的主要因素之一就是削减公共支出(特别是削减公共投资)所产生的抑制效果——这一切的理由就是保护我们的未来,使其免受一种(被严重夸大的)过度负债的威​​胁。

这种损害还有可能逆转吗?美联储的研究人员对此感到悲观,我觉得也是如此。美国很可能会用几十年的时间为过去几年犯下的错误买单。

这真是一个可怕的故事:一个自我伤害的故事,由于它是在责任的名义下进行的,因此搞得更糟。此时此刻,这种损害仍在继续。

翻译:陈亦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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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房产新政呼之欲出,能否解决老问题?
Nov 9th 2013, 00:24, by 刘渊为纽约时报中文网撰稿

10月29日,中央政治局在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下,专门就住房问题进行了集体学习。在举世瞩目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中央政治局以如此"高规格"集体学习房地产问题,不仅反映了新一届政府对房地产市场的重视,也体现出解决住房问题的决心。

今年以来,房地产市场热度不减,销售市场量价齐升,土地市场"地王"频出。据国家统计局,全国新建商品住宅今年前9月成交量同比增长24%,京、沪、广、深四大一线城市9月新房价格同比上涨均超20%。而在土地市场,北京9月初刷新全国土地单价记录——7.3万元的楼面地价较前任"单价地王"(2010年上海苏河湾地块)上涨38%,且明显高于周边在售楼盘。上海、杭州、深圳9月均出现当地历史总价最高地块。

这样的市场背景,增强了人们对新一届政府房地产政策的期待。而近期来自决策层的种种表态,包括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不久前公布的"383"改革方案,以及习近平此次政治局会议上的明确定调,更加快了市场共识的形成,那就是,市场机制将全面取代行政限制,本着"供求平衡"的理念着力调整市场供需矛盾,从而形成市场健康稳定发展的长效机制。

说到"长效机制",今年以来,这个词已经被学界、评论者和市场人士在讨论房地产调控、土地政策、房产税扩容等热点问题时屡屡提及,体现出各界对于房产调控政策彻底转向的一致呼吁。为什么呢?在展望新政可能的具体落脚点之前,我觉得很有必要先回顾一下,过往持续数年的楼市调控都做了些什么,为何未能改变房价持续上涨的局面。

从2005年起,历次调控的主要手段在于增加交易成本。如增收交易营业税、个人所得税、土地增值税等等。随着交易成本额增加,投机炒房客的数量已经大大减少(根据中原地产的二手房实际成交数据显示,我们统计每一套成交住房的各方面指标,用于计算房价指数。其中有装修和家具两项指标,如果一套房子在交易的时候既没有装修也没有家具,那说明上家是纯投资客,这类房子在我们公司所有成交的占比,从2005年以来是明显下降的),但剩下自住、改善型和长期投资三类客户的总需求量依然稳定,继续支撑房价一路上行。

2010年以来,以限购、限贷为主的行政性限制措施,成为调控政策的主流。其核心是限制需求,尤其是二套以上的购房需求。但我们同时也看到,需求其实并未从市场上消失,而只是被政策延迟了入市的时间。除自住及改善型需求外,我们也必须承认投资型需求的客观存在,而不能把这类需求"妖魔化"成扰乱市场的罪魁祸首。尤其,对于中高收入人群来说,衣、食、住、行等生活必须开支占总收入比重很低,大部分资金需要寻找安全保值的储存方式,这本来就是一种自然合理的需求;国内尚未完善的社会保障环境,又强化了这个需求。

这类投资需求的规模有多大?或许可从以下数据看出端倪。据国家税务局数据,2009年全国个税申报(指年收入达到12万元人民币,并向税务局主动申报)人数有269万,还不到全国城镇人口的1%。但就是这不到1%人群的总税后净收入,已达到8000亿元(人均税后30万元),相当于2009年当年全国一、二手住宅销售总额的六分之一。考虑到全国高收入者的实际数量和收入很可能大大高于个税申报的结果,因此如果没有其他更好的投资渠道的话,这笔资金仍将流入楼市。如果再借助房贷支持,这部分收入作为杠杆撬起的资金规模,几可支撑全国楼市!所以对于这么大的潜在投资需求,只"堵"不"疏"是不科学的。

同时,针对房企的限制融资,也是上一轮调控采取的主要手段之一。众所周知,国内房企对银行贷款、股市、债市等外部融资的依赖程度很高。因此,政府希望通过限制上述融资渠道,来收紧开发商的现金流,从而迫使开发商降价回笼资金。但实际效果并不理想——但凡资金能够维持,降价始终是开发商最后的选择。可与此同时,由于融资受限,房企开发建设、增加供应的动力却是大大降低了。据国家统计局数据,自2012年4月起,全国累计新开工面积出现了连续8个月的负增长。

因此,以限制为主的调控手段,并未改变市场长期存在的供求失衡。一旦由于各种原因出现政策压力松动(比如地方政府需要更多的土地出让金及相关税收,以保障其财政收入,导致降房价的动力不足),导致市场预期改变,就会造成前期积压的需求反弹,同时由于供应不能及时跟上,最终使得市场出现量价齐升的局面。这就是去年以来楼市回暖的主要原因。

而今年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量价回升的力度之所以超过其它城市,一方面在于其依然能吸引大量人口迁入,带来稳定的新增自住需求;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在前期调控政策作用下,一线城市经历过一段时间的房价下跌、成交量萎缩,因此当需求恢复的时候,反弹力度也更大。再次显示了限制性调控政策的缺陷。在四大一线城市中,前期下跌时间最长、跌幅最大的北京,此轮反弹也最明显。在国家统计局10月22日刚刚发布的9月份70个大中城市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中,北京以20.6%的惊人涨幅居全国之首;而除温州外的69个城市的房价也都出现了同比上涨。

梳理至此,我们可以看到,既往各类限制性的调控手段,已在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当中充分"试错";那么,新一届政府将以哪些具体举措,调整之前积累下的市场矛盾呢?

笔者认为,首先,在增加供给方面,政府将采用的措施包括:

第一,增加房源供应,落实保障房建设计划。虽然按官方说法,保障房总规模要达到20%的市场覆盖;但按习近平讲话和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其重点将集中在动迁配套房和棚户区改造上,主要惠及的是低端市场的特定人群,因此我认为,这部分变化对于商品房市场的影响倒是不大的;

第二,增加资金供应,重新放开上市房企的再融资,鼓励房企增加住房供应,尤其是中低端自住型产品的供应量,缓解目前中低端市场房价上涨过快的压力。但是要达成这一目的,还需要同步加强土地开发的管理,防止开发商筹到了钱,却都用在炒作"地王"和囤地的事情上;

第三,增加土地供应,推进土地流转改革,改变地方政府包揽土地征收、储备和供应的局面,转化原有工业用地、集体用地为住宅用地。这点若能实现,可供住房开发的地块将大量入市,有望从根本上改变住房供应不足的现状。

但现实是,"土地财政"作为地方政府目前普遍依赖的重要收入来源之一;一旦直接征地、获取出让金的渠道被堵死,地方政府的收入可能大幅缩减,改革的阻力不小。

而在需求方面,短期内"限购"政策暂不会取消,但长期看过度依赖这样的行政手段容易扭曲市场机制,反而不利于其健康发展。同时,对于本就不需政府提供保障的高端市场,完全可以用市场机制调节需求,所谓"政府的归政府,市场的归市场"就是这个道理。如此,笔者相信从长期看,政府还是会主要利用房产税来抑制投资需求。预计下一步将有更多城市加入房产税试点。对于多套住房的拥有者来说,未来房产持有成本可能上升,使其必须重新评估自己的投资安排。但需指出的是,如果价格上涨的预期依然存在,物业增值仍然超过税收成本的话,单纯依靠房产税是无法抑制投资需求的。因此,房产税能够发挥作用的前提,终归还是平衡供求关系、稳定市场预期。

总之,如果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后,笔者归纳的这几方面设想能够顺利实施,尤其是使中低端自住市场的供应得以显著增加的话,确实可缓解目前楼市的主要供求矛盾,平稳市场预期,减轻房价上涨的压力。

但同时也应理性地看到,上述政策是一个系统工程,无论在金融、土地还是税收政策上,尚需一系列的制度建设以及各方面协同配合,才能实现最终目标。因此,其贯彻落实的难度远大于以往采用的行政性措施;而要看到成效,也需要较长的时间过程。

刘渊是中原集团研究中心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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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 重走长征之四:到达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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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走长征之四:到达延安
Nov 9th 2013, 00:28, by 潘亚当为纽约时报中文网撰稿

在我重走长征的几个月里,延安逐渐在我脑海中演变为一个奇幻的目的地。在各种路标和旅游材料中,延安一直被称为"革命圣地",而我终于到达时,随之而来的还有一种好奇的感觉:延安会不会维持着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里描述的样子?会不会像圣城耶路撒冷那样神圣?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埃德加·斯诺的书成为当时外国了解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唯一材料。当年,连我那远在美国、有社会主义倾向的爷爷奶奶都通过斯诺的书对延安产生了一种好奇感。

在延安,我见到了革命英雄纪念馆——规模最大和资源最丰富的红色纪念馆,但除此之外,延安就是一个很典型的小城市,交通混乱,跟我路过的其他城市没多大的区别;市中心有几个肯德基和一个必胜客;车子在拥挤的路上开来开去;喇叭和工地不和谐的声音充斥着耳朵;空气很浑浊,而曾经在延安境内流淌的延河已经基本干涸。这些都令我感到失望。

我本以为到延安的时候会有一种很大的成就感,而实际上当我到达目的地时,更多的是如释重负的感觉:骑了8000公里,只发生了一场事故(在川西丹巴县),两条腿还能正常行走、脑子也没有撞坏。

我发现,在路上遇到的中国人经常对我的长征路途持比较极端的看法,一般根据他们的出生年代和年龄而不同。老年人对我经常有一种彻底而不理性的敬佩感,表扬我所谓的"中国爱国精神",甚至常常想请我吃饭以及给我提供免费住宿。我一开始比较反对他们把我看成一个毛主席粉丝,但后来我学会了闭嘴、好好享受免费的晚餐。

当我跟这些老年人聊起长征的时候,他们一般对我重走长征的原因没有多大的兴趣,对我在路上的一些发现似乎也没兴趣。可能在他们眼里,因为小时候听了很多关于长征的正面宣传,所以它就是一个英雄才能完成的任务,而细节根本不重要:只要听说我重走了这条路,他们就强烈认可,把我称为"中国通",甚至误认为我是共产党,类似于当年的白求恩或斯诺。而这些老年人尽管有时候并不知道长征的一些基本事实,比如哪年起步、哪年结束,但他们都毫不犹豫地赞扬了我的这项任务,吃饭时给我翘起双大拇指的赞成手势。

相比之下,年轻人反而经常对我重走长征持惊讶的态度,甚至有一些觉得我有一点脑子不正常。"怎么会对这种事情感兴趣?"是我常常听到的问题。在川西,我遇到了不少年轻人,他们在前往拉萨或青海湖的路上,但是没有见到一个人在重走长征。年轻人对我一般没有老年人的那种赞扬或敬佩感,他们更多是觉得我奇怪或难以理解。

在毛泽东写《长征谣》的六盘山山顶上,我见到了一个巨大的革命历史博物馆,里面除了一个老年的退役军人和他的孙女以外,只有我一个人。作为典型的"爱国"博物馆,最后一个展览厅用来展示当代领导人来博物馆视察的照片,这些照片骄傲地吹嘘着习近平、李克强、胡锦涛来访的情形。在那位老人到了这个房间的时候,他对他的孙女说:"你看这些照片,它们证明这段历史很伟大,很值得学习。"他的孙女漫不经心地听着,挂着耳机,似乎正在回复一个微信的语音留言。

客观来讲,其他国家的青年也不是在排着队去学历史。比如,如果你问一般的美国年轻人1775年在邦克山(Bunker Hill)发生了什么,很多人根本不会知道这是美国独立战争的第一次重要战役,也会有不少美国学生不知道1934年(长征起步年)的美国总统是谁。但是在美国,历史是一个完全公开、能够自由讨论的话题,史学家也在争论中不断地修正他们对历史事件的看法。因此,美国重要的历史事件经常会影响到我们年轻人对当代问题的看法。比如,关于美国大萧条的各种针锋相对的言论会左右年轻人对2008年金融危机的看法。

但在中国,我觉得很少有这种关于近代史的辩论,历史更像一个毫无弹性、不可否认的结论。偶尔遇到一个对长征历史稍微感兴趣的年轻人,我发现他们常常会抱怨这段历史不够公开,很难透过书本上的结论看到事情的本质。我在甘肃中部遇到了一个正在研读《红星照耀中国》的青年,他是当地红色旅游景点的导游,而他泄气地告诉我他读的版本有多半内容被删,特别是毛泽东回忆小时候成长经历的几章。《红星照耀中国》是1937年出版的,现在还有必要审查它吗?

我在中国经常会被邀请上各种电视节目,而作为第一个在重庆考到摩托车驾照的外国人,我因此收到了更多邀请,我暂且同意了长征走完后可以上其中三个。但是当制作人得知我想讨论长征对中国现代社会的影响时,他们都一个一个地取消对我的邀请。南京的一个制作人告诉我,"年轻人对这个没兴趣,看了一会儿就可能不再看。你能不能说你刚骑着摩托车走完大半个中国,但不提长征?"

潘亚当(Adam Century)来自纽约,目前作为美国富布赖特(Fulbright)奖学金学员在中国生活和做研究。此文由潘亚当用中文撰写。他的新浪微博为@潘亚当_cent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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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 西藏僧侣架起沟通科学与心灵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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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僧侣架起沟通科学与心灵的桥梁
Nov 9th 2013, 00:30, by KIM SEVERSON

亚特兰大——量子理论告诉我们,世界是无数随机事件的产物。佛法则教导我们,凡事皆有因缘,宇宙处于无尽的因果循环之中。

要调和二者,难度似乎不亚于试图向幼儿园的小朋友解释希格斯玻色子(Higgs boson)。但如果非得有人来做这件事,或许也应该是这个由若干学者、译员和六名藏传佛教僧人组成的团队。在亚特兰大的埃默里大学(Emory University),可以看到这些穿着藏红色长袍的僧人漫步在玉兰丛中。

本周,藏人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来到了他们中间。七年前,他做出决定,是时候把实验室里的硬科学和心灵冥想的软科学结合起来了。

当时已与西藏学生建立起正式联系的埃默里大学领导层对此表示赞同。于是,一种独一无二的合作关系形成了。

僧人们面临的部分挑战是入乡随俗,例如让自己逐渐喜欢上披萨,以及尽量理解这所大学的吉祥物骷髅多利(Lord Dooley)。

参与埃默里-西藏科学促进项目(Emory-Tibet Science Initiative)的一群教授则要面对更大的问题,比方说如何构建出各种方法,以一种或许能被科学界真正接受的方式来量化冥想的力量。

而对精力充沛的78岁的达赖喇嘛而言,他看重的这个项目并不需要绞尽脑汁。他每天都会在凌晨3点半起床,冥想4个钟头。

周四,达赖喇嘛在埃默里大学校长詹姆斯·W·瓦格纳(James W. Wagner)家中用午餐,之后接受采访称,佛教教义给予人心灵的教育。

"关于我所说的内在世界,佛教提供了丰富的解释,"他说。"现代科学在物质世界的研究上高度发达。这两样东西各自都是不完整的。把它们融合在一起,外在世界和内在世界就圆满了。"

第一批六名僧人于2010年来到埃默里大学,他们目前已经返回大批西藏流亡人士居住的印度,并且开始从事教学工作。埃默里大学的教授还前往印度达兰萨拉授课;已有数十名僧尼参加了他们的课程。此外,还面世了15本为寺院里的修习者编制的英藏双语科学教科书。

埃默里大学每年为该项目提供70万美元(约合430万元人民币)的资助,其中包括僧人的学费。他们随后会回到寺院里传授科学知识。

这条路并不好走。佛教领袖们直到去年才同意,把科学教育当作寺院教育的必要组成部分。这是过去600年间的第一次重大转变。

不过,每个曾努力落实领导者想法的人都知道,真正的挑战在于细节之中。

好多场硬仗都归结到看似简单、但却棘手的词汇表问题。如何为"光合作用"和"克隆"这类在藏语和藏文化中没有对应的概念造出新词?如何着手为大量的分子及化合物命名?对藏人来说,"反应"等具有多层含义的词汇又意味着什么?

到目前为止,藏语里已经添加了2500个新科学术语。

翻译团队的负责人图丹桑培(Thubten Samphel)说,"我们的大部分工作是创造出足够新颖的说法,这样一来学生就不会按照字面意思去理解了。"

不过,有些概念还是很容易翻译的。

"我们理解的无常,就是世世代代存在着的东西。"新进入埃默里大学的僧人之一、34岁的强巴客秋(Jampa Khechok)说。"我们目前面临的挑战是,通过研究粒子衰变的速度有多快,来理解无常的本质。"

学习的过程是双向的。这里的教授发现,他们在以新的方式看待心灵科学。一名学生提交了一份关于心血管系统的报告,描述的是假如他被告知藏人获得了自由,其心血管系统可能出现的生理反应。

已经前往印度教授生物学课程的埃默里大学教授亚历山大·埃斯科瓦尔(Alexander Escobar)说,辩论是家常便饭。比如说,僧人们想要了解,他为什么如此确定喜马拉雅山原本是在一片汪洋之下。(答案是化石。)

此外,西方学者不得不以新的视角来看待他们的工作,仔细思考意识的本质和起源之类的事情。

其成果之一,就是开展了"以认知为基础的慈悲心培训"。它是一项非宗教调停课程,被证明有助于提高同理心。

双方的合作眼下已经有了其他更为实际的用途。

南卡罗来纳州格林维尔的社工琳达·赫顿(Linda Hutton)在受到性虐待的儿童及其家人的治疗方面有着长期的临床实践。本周,她驱车赶往亚特兰大,参加第六次造访埃默里大学的达赖喇嘛出席的私人午餐会。

赫顿教她那些年纪尚小的病人及其家人进行正念修行,以及如何运用冥想和呼吸来应对心灵创伤。

"我借鉴过大量的医学研究,"她说,"但我在这里找到的方法,比以往那些都要好。"

本文最初发表于2013年10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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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 巴基斯坦塔利班换帅,强硬派头目上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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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基斯坦塔利班换帅,强硬派头目上台
Nov 9th 2013, 00:31, by DECLAN WALSH

伦敦——本周四,巴基斯坦塔利班(Taliban)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选择,将一名强硬派指挥官任命为该组织的新头目,这一选择十分不利于提议举行的和平谈判。去年对巴基斯坦青少年教育活动人士马拉拉·优萨福扎伊(Malala Yousafzai)发动袭击的罪魁,就是这个人。

塔利班官员对记者说,经过六天的商议,塔利班的权力机构选中了毛拉法兹卢拉(Mullah Fazlullah),他是巴基斯坦西北部斯瓦特山谷(Swat Valley)的一个武装派别的头目。法兹卢拉最知名的是下令实施公开的鞭打、处决和斩首,以及发表怒气冲天的广播讲话。在讲话中,他对包括接种小儿麻痹症疫苗在内的诸多话题大加谴责,这让他在某些圈子里得到了"毛拉电台"的绰号。

由法兹卢拉继任头目的消息宣布以后,北瓦济利斯坦响起了庆祝的枪声,这个部族地区是武装组织在巴基斯坦驻扎的主要区域。不过,由总理纳瓦兹·谢里夫(Nawaz Sharif)领导的政府对这条消息应该不会多么激动。

愤怒的巴基斯坦官员指责美国在上周五的无人机攻击中,击毙了塔利班上一任头目哈基穆拉·马哈苏德(Hakimullah Mehsud),声称当时马哈苏德即将要和政府开展和平谈判。

不过,没有几个人认为谈判有多少成功的机会,但选择法兹卢拉让希望甚至更加渺茫了,他曾撕毁于2009年达成的上一份和平协议。周四,他的发言人夏希杜拉·沙希德(Shahidullah Shahid)说,"法兹卢拉本来就反对谈判,所以不会再有什么谈判了。"

沙希德说,塔利班正计划对位于旁遮普省的中央政府发动报复性袭击,旁遮普是巴基斯坦人口最多的省。他说,谢里夫"一边谈判,一边把哈基穆拉出卖给了美国人"。

对巴基斯坦军方而言,法兹卢拉是一个重点关注的敌人。2009年,他逃脱了军方在近些年里展开过的最严酷的反塔利班攻势。当时,数千名士兵在和平协议破裂后,全面扫荡了斯瓦特,他则穿过边境线,逃到了阿富汗。

据信,自那以后他一直藏身在阿富汗东部的库纳尔省和努里斯坦省,利用山区作为基地,在巴基斯坦境内发动袭击,其中包括对马拉拉的袭击。2012年10月,她被一名塔利班枪手击中了头部。

法兹卢拉今年9月击毙了一个重要的军事目标,他手下的武装分子在阿富汗边境附近的迪尔地区(Dir)杀死了一名陆军少将。

法兹卢拉并不是众人青睐的接替马哈苏德的人选,因为他并非来自马哈苏德的部族,自巴基斯坦塔利班于2007年成立以来,马哈苏德的部族就一直把持着该组织的领导权。

然而,马哈苏德一派的领导人物,已经被美国中央情报局(CIA)的无人机打击所削弱。对南北瓦济里斯坦的空袭,击毙了哈基穆拉和他的前任贝图拉·马哈苏德(Baitullah Mehsud),后者死于2009年

一位要求匿名的前安全官员透露,之所以选中法兹卢拉,是为了避免塔利班内部,同属马哈苏德部族但相互竞争的派系产生分裂。

塔利班还任命哈立德·哈卡尼(Khalid Haqqani)为二号头目,他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指挥官,来自白沙瓦附近的农村地区。这一点有力地表明,塔利班领导层的来源地,从部族地带转移到了临近的开伯尔-普什图省。

白沙瓦的一名政府高官表示,"这一点改变了整个格局。"

据信现已年近四十的法兹卢拉,以富有个人魅力、冷酷无情和精于自我宣传而闻名,他可能给塔利班提供了一个调整方向的机遇。

法兹卢拉出身贫寒,他成年后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斯瓦特河上,操作横跨这条河的缆车。2007年,他以骑着白马进入斯瓦特地区而进入公众的视野。斯瓦特是一个风景如画的地区,一度广受蜜月情侣的欢迎。

他设置了一个非法广播站,在整个山谷里播放宣扬圣战的节目,他曾经敦促女人们,如果丈夫拒绝加入他的圣战组织,就不要和他们同床。在那之后不久,武装分子很快驱逐了文官政府,建立起了专制而且常常很残忍的统治,下令公开进行鞭打和处决,还关闭女生学校。

省政府和中央政府力图对抗法兹卢拉的嚣张气焰,他们和法兹卢拉的岳父苏菲·穆罕默德(Sufi Muhammad)签订了两份和平协议,目的是在山谷里重建和平。可是,妥协迅速破裂了。一段视频显示塔利班武装分子在斯瓦特地区鞭打一名十几岁的女孩,这引发了巴基斯坦全国的公愤。到2009年夏季时,军队又开进了该地区。

自那之后,斯瓦特地区的塔利班开展的行动,就只剩下"打了就跑"的袭击。而与此同时,人权组织也指责军方,草率处决被怀疑是武装分子的普通人。

翻译:张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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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 吴敬琏:经济改革需消除体制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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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敬琏:经济改革需消除体制障碍
Nov 9th 2013, 00:45, by 储百亮

共产党即将在周六召开旨在给经济重新注入活力的会议,但会还未开,中国媒体就已经在称赞这次会议取得成功了。但中国最著名的经济学家之一预先发出警告:除非有伴随经济改革的政治改革,否则中国会面临一场危机。

吴敬琏是中国最知名的自由派经济学家之一,83岁的他举止行为就像一位饱经风霜的老教授。然而,他也是政策内幕的知情者,他的书和演讲在中国有广大的读者群。

他是中央政府一些智囊机构的资深研究员,其中包括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他还培养出一些经济领域的高级官员,给他们提过建议。他的警告表明,即使在中国的政策机构内部,也对政府该如何或能否实现改革,存在争议与担心,而改革是维持健康、持久的经济增长所必需的。

吴敬琏在一次演讲中说,"只有进一步推进市场化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加快民主化、法治化的进程,经济增长模式转型才有可能实现,舍此绝无他途。"这篇演讲本周得到中国报纸和网站的广泛转载。

"如果离开了这项最根本性的原则,我国的经济发展就会重复过去的老路,继续通过大量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最后只能是在盲目扩张和刹车调整之间打转,最后以引发系统性危机告终。"

吴敬琏指出,贪婪的官员和寻租的官僚体制将会扼杀基层创新和生产力的提高,除非政府在其改革开放措施中加入政治和法律改革的内容。全要素生产率是一个衡量经济创新的指标,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自2008年起出现下降,当时政府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损害,启动了4万亿人民币的刺激方案。

吴敬琏认为,以胡锦涛主席和温家宝总理为首的上届政府领导人未能进一步推动保障中国经济健康发展所需的改革,他们没有控制住政府主导的产业扩张,这种扩张很容易得到来自国有银行的贷款。他希望习近平主席和李克强总理领导的本届政府能加快改革的步伐,同时也开始着手处理有争议的政治问题。

吴敬琏举了电力行业的例子,由于官僚利益和惰性的阻碍,政府承诺的该行业的改革措施停滞不前,他说,"2004年以后,重要行业的改革几乎都停顿了下来。"

吴敬琏说,"没有了紧迫的压力,改革的动力反倒减弱。再加上改革进入了深水区,触及各种各样的既得利益,改革的阻力也增大了。"

这种粗放、失控的经济增长模式给中国带来的危害远远超出经济领域,他说,"最切身的就是人类生存的三项基本条件都被破坏了,我们的水、空气、土壤都出现了问题。"

吴敬琏建议的改革良药对谨慎的党领导人来说可能很难下咽。他希望能建立一个更强大、更独立的司法体系,来约束党的权力。他希望看到广泛的金融自由化,说这将解决他称之为扭曲的问题。他希望对中国的农村土地制度进行全面改革,在当前制度下,官员有很大的权力占有农民的土地进行开发。

不是每个希望习近平推动经济转型的人都同意吴敬琏提出的需要深远的政治改革的观点。现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秘书长的前官员袁绪程坚持认为,采取一种渐进的方法,推迟重大政治改革,仍是目前最好的选择。

袁绪程在一次电话采访中说,"你不能指望中国的改革像百米冲刺那样。顶多只能是小步快走。如果想冲刺,一定会遇到问题。"

但吴敬琏及其阵营的人则认为,现在的问题太多太紧迫,不能再等待下去了。

"在我看来,中国已经到了一个如果不能够全面地推进改革,就会发生严重的经济和政治问题这么一个关节点上,"吴敬琏在8月份曾这样说过。 

储百亮(Chris Buckley)是《纽约时报》记者。
翻译:张亮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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