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8月31日星期六

纽约时报: 薄熙来称依照中央命令处理王立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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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熙来称依照中央命令处理王立军
Aug 31st 2013, 09:11, by 黄安伟, 安思乔

北京——根据一名庭审列席者所写的书面庭审记录,倒台共产党官员薄熙来在他最近庭审的未公开证词中说,采取行动来掩盖他手下的公安局长逃到美国领事馆的事件时,他是在执行一个大权在握的共产党机构的命令,该机构负责安全。

曾在西南大都市重庆担任市委书记的薄熙来说,前述命令指示他公开宣布,重庆公安局长王立军逃走是因为健康原因。与此同时,真正的原因关系到一名英国商人遭到谋杀的事件,当时只有少数人知道这一点。

这或许是薄熙来唯一一次在庭审中提及,党内高级官员应为他在丑闻上演时采取的行动负责。对于可以在济南审判当中谈论的事情,党领导人似乎设下了严格的限制。这次审判未对公众公开,法院通过官方微博发布的文字记录也经过审查。

薄熙来的大多数证词都与其家庭生活有关。但在未公开的证词中,他用上级的命令来驳斥公诉人,因为后者指控,他滥用权力创建了一份虚假的医疗记录,借此显示王立军精神状况不稳定。他还被指控贪污和受贿。

薄熙来的说法证实了此前对党内一些知情人士的采访,后者表示,2012年2月领事馆危机发生后,位高权重的官员迅速采取了行动,来决定是否庇护薄熙来,一些相关决定的核心就是如何向外界报道王立军的精神状态。

薄熙来关于自己是在执行命令的说法详细记录在一份文档里,该文档是《纽约时报》周四获得的由一名庭审列席者所写的两份文档之一。这或许是法庭上出现的最具爆炸性的成分,因为薄熙来把自己滥用职权的罪名与党中央官员联系在了一起。共产党一直试图孤立去年导致薄熙来下台的谋杀丑闻,方法是不让公众看到任何迹象,免得公众认为党领导人直接参与了这些事件或权力斗争。

薄熙来所称的发布掩盖命令的党机构是中央政法委员会,该委员会在去年大部分时间由周永康领导,他是薄熙来的盟友,跻身中国的最高权力机构,即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党内知情人士称,周永康曾在2012年初设法保护薄熙来,后者是他的潜在接班人。后来,因为薄熙来倒台,他的地位遭到了削弱。

党正在对一些与周永康有关系的人进行财务腐败调查。最近几周,中国政界人士一直在讨论,党会把这次调查进行到什么程度。

逃到美国领事馆之后,王立军告诉外交官,他认为薄熙来的妻子谷开来在几个月前谋杀了英国人尼尔·海伍德(Neil Heywood),还说他担心薄熙来的报复。离开领事馆之后,王立军在中央安全官员的监护下飞到了北京。

随后互联网上出现了两个神秘的事件:其一,来自一家重庆医院的一份证明称,王立军之前曾被诊断患有"严重抑郁症";其二,重庆市政府官方微博称,王立军正在接受"休假式治疗"。

为期五天的审理于周一结束,其间检察官称,64岁的薄熙来滥用职权,下令传播假诊断书,并让重庆官员发布了上述微博。他们说,在王立军逃跑几天之前,薄熙来违反了党内规则,擅自撤销了王立军的公安局长职位。这发生在薄熙来殴打王立军之后,薄熙来称王立军不仅拿谋杀的消息与自己作对,还钦慕自己的妻子。

谷开来在海伍德谋杀案一年之后获刑,被判死缓,基本相当于无期徒刑。检察官称,她还给薄熙来出了伪造证明的主意。

然而,薄熙来在未公开证词中称,关于王立军事件,他收到了来自中央政法委员会的"六点原则",其中之一要求他"以人道之名及健康原因"来解释王立军的消失。这些指导意见想必经过周永康的批准。

薄熙来的说法包含在一份文档的一个章节中,该文档由一名庭审列席者通过记忆撰写,其中还说到官员们正在竭力保守秘密。《纽约时报》得到的第一份文档是薄熙来最后陈词的一个较完整版本。

一名了解庭审情况的人士证实,这两份文档确实出自某个庭审列席者之手。

周一发布在网上的起诉结束陈词的一个版本确实拐弯抹角地提到了"六点原则",但审查人员很快删除了这一部分。(较早的那个版本仍能在新闻门户网站Sina.com上看到。)

一些党内知情人士在去年接受采访时称,薄熙来曾试图说服北京的那些位高权重的关系人,利用王立军精神健康的问题来帮助薄熙来压制刚刚浮现的谋杀丑闻。当时,这个问题对北京的这些关系人构成了一次关于效忠对象的测试。

王立军被送到北京后,令计划负责的中央办公厅秘密地命令首都的一家部队医院对王立军进行精神病检查。令计划是时任党领袖和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的高级助手。据了解这一事件的党内知情人士称,该医院确认王立军患有间歇性精神病。如果这个消息传播开来,可能会让人们质疑王立军关于谋杀的说辞,还有他提出的其他指控。

一名了解内情的人士称,"这次检查可以被用来为薄熙来开脱。"

了解内情的人士称,得知检查结果之后,薄熙来请求监督这座北京医院的军方盟友刘源将军帮助泄露检查结果,但却遭到了拒绝。令计划也对结果保持沉默。一些了解内情的人士称,如果他们作出不同的选择,王立军的言辞可能会被推翻,而薄熙来将继续掌权。

对于薄熙来的判决多半已经由党领导人预先确定,预计将在9月初发布。

黄安伟(Edward Wong)和安思乔(Jonathan Ansfield)是《纽约时报》驻京记者。Mia Li对本文有研究贡献。

翻译:林蒙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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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 美国在中东只能顺势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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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在中东只能顺势而为
Aug 30th 2013, 23:52, by 托马斯·弗里德曼

如果你留意美国当今对埃及和更广泛中东地区的外交政策,关注这些政策引起的评论,你会发现主要存在以下几种观点:这个地区的民众认为,"不管什么出了问题,都要归咎于美国。"外交政策专家认为:"奥巴马所做的一切都是错的。"而美国公众则说:"我们对这个地区已经失去兴趣了,我们对国家橄榄球联盟(National Football League,简称NFL)的新赛季才是望眼欲穿,你觉得49人队怎么样?"

但实际上,这三种观点都基于一种逻辑。

根源是冷战时期和后冷战时期外交政策的巨大区别。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外交学专家迈克尔·曼德尔鲍姆(Michael Mandelbaum)表示,冷战期间,美国的外交政策的核心是,"我们该如何影响其他国家的外部行为。"我们当时愿意无视其他国家内部的行为,因为一方面我们在冷战中需要这些盟友,另一方面,由于俄罗斯存心作对,任何干预都可能升级成一场超级大国之间的对峙。

曼德尔鲍姆补充说,如今后冷战时期的外交政策,主要关注于"影响其他国家的内部构成和治理"。中东的许多国家正在崩溃,与这些国家的实力和发挥影响力的能力相比,它们沦落成无政府地区的可能性会对我们构成更大的威胁。

但是我们从波黑、阿富汗、利比亚、伊拉克、埃及和叙利亚的例子中已经知道,要改变其他国家的内部行为非常艰难,尤其是在美国公众容许的成本和时间框架下做到这一点——因为这需要改变一个国家的政治文化,还要让宿敌和解。

曼德尔鲍姆说,在冷战期间曾经十分奏效的主要外交政策工具,"如枪炮、金钱和政治论调,根本无法完成新的任务,就像用海绵开罐头一样。"

帮助另一个国家从内部进行改变,需要调停者、警察、教练,也需要激励、压力和榜样,但即使俱备了以上种种,也并不意味着一定能够成功地让国家的转型自行延续下去,除非该国民众自身想要掌控这个进程。

在伊拉克,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推翻了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政权。萨达姆一直对这个国家实行着垂直的、自上而下的铁腕统治,布什试图创造条件,让伊拉克人可以水平地展开自我管理,手段是让不同的社群自行制定社会契约,决定该如何共处。虽然这个契约并不完美,但只要美军在伊拉克充当调停者,它就能正常运作。但美军撤出之后,却没有产生出一群伊拉克领导人,以包容性的方式接掌这个进程,从而使政治进程自行延续下去。

利比亚也是如此。奥巴马在利比亚推翻了穆阿迈尔·卡扎菲(Muammar el-Qaddafi)自上而下的铁腕政权。但是他拒绝派美国军队前往利比亚,去促成一个新的社会契约。结果就是,今天的利比亚并不比伊拉克更稳定,也同样没有实现自行延续的民主,只是我们在那里失败的成本要小一些。在这两个例子中,我们创造了一个变革的契机,但是当地人没能让变革持续下去。

因此就出现了我在上文中提到的三种反应。该地区的民众常常把责任推给美国,因为他们不愿承担或承担不起纠正错误的责任。或者,即使他们承担了责任,他们也找不到达成必要的社会和解的方式,因为针锋相对的各方要么认为,"我很弱小,我怎么能让步呢?"要么认为,"我很强大,我为什么要让步?"

至于有人指责奥巴马太快离开伊拉克,或者没有更深入地干预利比亚或叙利亚局势,也是由同样的问题引发的。有些自由派人士想在利比亚和叙利亚这样的地方"做些事情";他们只是不想做需要做的事情,即长期占领这两个国家,重塑它们的文化和政治。保守的鹰派人士倒是希望介入,只是他们不明白,在这样的地方重塑文化和政治有多么困难:自由、平等和正义在这里并非普遍接受的首要诉求,因为有些人想要的是更伊斯兰化、更宗派化的"自由"。

曼德尔鲍姆指出:"使用传统的外交政策工具,我们可以阻止一些不好的事情发生,但是无法催生好的事情。"

例如,假设事实证明叙利亚使用了化学武器,美国官员考虑使用巡航导弹惩罚叙利亚固然正确的,但如果我们不更加深入地干预叙利亚事务,如果大多数叙利亚人没有意愿,我们就没有希望让叙利亚变得统一、民主和包容。

我们常常忘记,这些国家的人民不仅仅是客体,也是主体,具有主动性。南非在结束种族隔离制度后相当平稳,是因为有纳尔逊·曼德拉(Nelson Mandela)和F·W·德克勒克(F.W. de Klerk)的努力。日本在19世纪后期重塑成了一个现代国家,是因为日本的领导人意识到这个国家落后于西方,他们问自己,"我们哪些地方做得不对?"外来者可以推动这些向好的趋势,但当地人必须有负起责任的意愿才行。

在认识到这种现实的同时,美国公众也已经本能地感觉到了另一个现实:不断提高的能源效率、可再生能源、水力压裂法和水平钻井技术,都大大减少了我们对中东石油和天然气的依赖。中东已经从一种执迷变成了一种消遣。

试想一下,如果五年前有人跟你说:"在2013年,埃及、利比亚、叙利亚、突尼斯、也门和伊拉克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政局动荡,或是直接打起内战来,你觉得原油价格会怎样?"你肯定会说,"每桶至少200美元。"

但是现在的油价只有200美元的一半,这是有原因的,能源经济学家菲利普·弗莱杰(Philip Verleger)解释说:"跟1973年相比,现在创造一单位GDP需要的能源减少了60%。如果这个趋势持续下去,到2020年时,单位GDP能耗会减少到2012年的一半。更棒的是,我们使用的很大一部分能源都会是可再生的。而且石油和天然气的产量还在增加。"2006年,美国消费的石油中有60%依赖外国进口,如今这个数字降到了约36%。当然,石油市场是全球性的,中东发生的事态仍然会影响我们和我们的盟友,但那种紧迫性已经没有了。"中东现在是中国的麻烦,"弗莱杰说。

奥巴马对这一切心知肚明,他只是没有宣之于口。但这确实解释了为什么他的外交政策以"轻轻推动"和低声细语为主。这样的外交政策不太令人满意,也不是很好玩,而且不会创造多少历史,但它可能是我们可以实施的,或者负担得起的最好的外交政策。这肯定是大多数美国人希望看到的。

翻译:土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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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 故乡莫斯科的缺陷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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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乡莫斯科的缺陷美
Aug 30th 2013, 23:53, by 弗拉迪斯拉夫·谢曼

莫斯科——周末待在布达佩斯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感觉有点沮丧,我曾在这里度过了大半辈子。但当飞机降落在莫斯科谢列梅捷沃机场(Sheremetyevo Airport),那一刻,我感到快乐、乐观,并被回家的激动情绪所包围。

可我并不是土生土长的莫斯科人,直到10个月前,我甚至没在这里住过一天。

这里的天气非常糟,物价很高,人很粗鲁,但共同的语言、文化及历史将我与这个城市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我突然意识到,自己有20多年的时间——生命中的大部分时光——生活在国外,这是真的。

很明显,这一直是一个让我感到忧郁的原因,有时候不是很明显,比较隐蔽,但这种情绪一直存在。

我人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被迫离开了祖国,很像1948年前的犹太人,或1948年后的巴勒斯坦人,抑或是奥列格·米佳夫(Oleg Mityaev)的歌中所唱的那个待在巴黎的年轻女性移民:"虽然远离祖国,她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俄罗斯人。她仍然是那个莫斯科人,从未改变。"

我会说三门外语,有来自近100个国家的朋友和熟人,我拜访过其中许多国家。我接受的完全是美式教育。从种族来看,我只算是半个俄罗斯人。那为什么这种根植于公民民族主义的认同感会如此强烈、明确呢?

难道是因为我喜欢在这里的十几家国际水平的剧院里观看布尔加科夫(Bulgakov)、格里博耶多夫(Griboyedov)的戏剧吗?是因为我能在城中任何一个书店里找到潜在的诺贝尔奖得主——德米特里·贝科夫(Dmitry Bykov)的散文与诗歌吗?还是因为我能用自己的语言与出租车司机(实际上,很少是俄罗斯人)攀谈,并且通常都能获得某种启示吗?

或者以我的同胞为例。他们起初并不热情,非常冷淡,但与他们相识不到30分钟,就会发现他们颇具同情心、有意思、忠诚。在面对他们一开始的不友好状态时,我发现礼貌是一个有效的破冰工具。

这里有很多值得我珍惜的事情。我在莫斯科所居住的区域非常漂亮,处于高尔基公园(Gorky Park)、救世主大教堂(Cathedral of Christ the Savior)及莫斯科国立大学(Moscow State University)中间的三角地带。我能够且选择参与身边的各种政治、社会及文化生活。我能吃到俄罗斯的博罗金斯基黑面包、白俄罗斯培根及格鲁吉亚的苏鲁谷尼奶酪。

我有几个居住在莫斯科的密友,我本应该经常看望他们,但我没有。但仅仅是与他们见面的可能性就会使人感到安慰。或许最重要的是,我可爱的女朋友就在我身边。她跟我一样,是西伯利亚人——一个特殊的族群。

以上就是我喜欢在莫斯科生活的确凿理由。但与此同时,在人们的认知里,俄罗斯不是一个特别适宜居住的国家。

谷歌(Google)的联合创始人谢尔盖·布林(Sergey Brin)称俄罗斯是"下雪的尼日利亚"。我母亲称俄罗斯"骨子里就是一个黑帮国家",指的是这里随处可见的裙带关系、腐败和暴力行为。

在我们1150年的历史中,我们唯一的、真正的民主试验只持续了5年(1991年至1996年)。

目前,俄罗斯深陷政治分裂之中,数以万计的抗议者常在莫斯科市中心举行抗议活动。

美国也是我很关心的国家,但收养禁令、"外国代理人"法,以及斯诺登(Snowden)事件等令两国烦恼的体制问题致使美俄关系降至历史最低点。

犯罪、污染及不便之处无处不在。房价是柏林的两倍多。而不检查保质期就购买食物是不安全的。

但无论如何,在莫斯科居住的好处多于坏处。莫斯科无疑是世界上最具活力的城市之一,或许可与伦敦、纽约和东京相媲美。但最根本的是,这里是我的祖国的首都。它或许存在缺陷,并不完美,但这是我的故乡。

弗拉迪斯拉夫·谢曼(Vladislav Shayman)是一家政府关系咨询机构的执行合伙人。
本文最初发表于2013年7月24日。
翻译:许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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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 小卧室,大心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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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卧室,大心思
Aug 30th 2013, 23:58, by TIM McKEOUGH

问:我们有一间卧室太小了,几乎连放下一张皇后尺寸的双人床(queen bed,按美国标准为1.5米宽、2米长的床——译注)的空间都不够。我该怎么装修它,才好展示给来看房的人呢?去掉床头柜和台灯会好些吗,还是那样会让房间看起来更糟糕?

答:小卧室是个相当普遍的难题,尤其在纽约这样一个空间资源紧张的大城市。但是,让人们看到一间至少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小卧室,可能会有助于你的房子更顺利地出手,曼哈顿地产公司Warburg Realty的助理经纪人利内特·塞米诺(Linette Semino)说。

那就是说,房间里至少要有个床垫。

"你还需要一盏台灯,"她说,那样就有了些光线。如果放不下一对床头柜,你至少应该有一个,因为"让买家看到他们能在哪里放他们的东西,是非常重要的。"

塞米诺想起她协助卖出的一套上东区(Upper East Side)公寓,其中有间特别小的卧室,还放了一张皇后尺寸的床。房间里是有个衣橱,"但衣橱门无法完全打开,因为没有足够的空间。你必须把床推到一边才能打开门,"她说。 

她帮助卖家重新布置了空间,用一张全尺寸双人床(full-size,美国标准是1.4米宽、1.9米长,比皇后床尺寸小——译注)代替了皇后床,把衣橱门换成了帷幕,并增加了一个小床头柜和一盏台灯。"做了所有这些改变以后,房间里有了更多空间,人们可以走进来四下看看、转转,也感觉不是那么小了,"她说,"多出几英寸地方,确实让这间房显得更宜居了。"

罗贝尔·加尔诺(Rober Garneau)是一位建筑设计师,拥有一家名为"加尔诺工作室"(Studio Garneau)的纽约公司,他也认同每间卧室都应该有一个床头柜和一盏台灯。

"当你躺在床上的时候,你需要一个平台来放闹钟、书、电话或其它你要带到床上来的东西,"他说,"这很有必要。"

如果没有太多地面空间,他建议在墙壁安上折叠床。"你可以在需要的时候使用,不用的时候就收起来,"他说。

灯具也可以安在墙上。Artemide牌的Tolomeo系列灯具中就有很多不错的选择,他说,"你甚至可以把灯夹在床头。"

如果想弄得更精巧完善一些,你可以考虑综合了储物功能与照明功能的床头板,甚至更好一点,还可以用上隐壁床(Murphy bed)。加尔诺已经在他的好几个项目中用到了这种设计。

"隐壁床非常节省空间,而且能迅速清理出空间,"他说,"你可以把自己想藏起来的东西都放在里面。"

在加尔诺设计的一套公寓中,隐壁床放下来后,露出了床垫两边装有架子的壁龛和灯具。而在另一套公寓中,他在隐壁床床头板后面,装上了一对旋臂式台灯。

"这些方案不会碍于空间的狭小,"他说,"反而会让室内显得更加宽敞。"

本文最初发表于2013年7月4日。
翻译:幽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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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 一块肉的生吃与熟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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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块肉的生吃与熟吃
Aug 31st 2013, 00:06, by 陈楠为纽约时报中文网撰稿

十多年前我去西班牙格兰纳达旅行,比旅途风景更让我难忘的记忆发生在一个半山腰的酒馆里。这间酒馆是山下老城里一个经营二手CD唱片店的老板告诉我的,当他得知我挑了大半天唱片还饥肠辘辘时,就随手从收款机上扯下张小票,在背面给我画了张地图,难懂的西班牙语混杂着他口音特别重的英语,再加上他张开手臂激动地比划,我只断断续续听明白几个词:"jamon(火腿)","pan(面包)","como el chocolate(像巧克力一样)"。

我拿着地图欣然前往。酒馆里最醒目的装饰就是从房梁上悬挂下来的几十条火腿,有片过的,也有整条的。我要的火腿来了,颜色深红,每片肉边上都有一条不到半厘米宽的淡黄色油脂,看起来像是一块镶有花纹的玛瑙薄片。拿起一片放进嘴里,我顿时明白为什么老板要说"像巧克力一样"了。火腿入口后,边上的油脂即刻化开,随后是甘甜和微咸的味道,回味一波接一波。火腿的味道当然不会像巧克力,但是那填满口腔浓郁的坚果香味,还有几乎不需咀嚼就可咽下的柔滑口感,再加上吃过一片后就会一片接一片吃下去上瘾般的快感,真的像吃巧克力一样。我完全被这意想不到的至简至精美味迷住了,一盘接一盘,连点三盘。结帐的时候我记住了火腿的名字:Jamon Iberico——伊比利亚火腿。

尽管我尝过多国火腿,却总是对伊比利亚火腿念念难忘。随后的几年只要有假期我就往西班牙跑,可能是潜意识里对伊比利亚火腿一往情深吧。这么一次次探访和慢慢品尝之后,我对伊比利亚火腿的独特性也明白了一二。

首先,只有西班牙出产的最顶级的火腿才能被称作"伊比利亚火腿"。火腿选用伊比利亚猪肉制成,这种猪生活在西班牙的西部和南部,四腿颀长还有着长鼻子(这样的长鼻子吃橡子时方便,而且伊比利亚猪会边吃橡子果肉边吐皮)。因为猪周身黝黑,还被称作"Pata Negra"(黑脚猪)。伊比利亚火腿也分等级,最顶级的是"Jamon Iberico de Bellota(bellota是西班牙语"橡子"的意思)"。用来制做这种顶级火腿的伊比利亚猪长到十八个月的时候,会被带到放养地生活4个月。正值10月份左右,大量橡子开始落下,伊比利亚猪的食粮取之不尽。

英国《卫报》就曾用图片新闻的形式报道过这种"天堂般的放养"。图片里,伊比利亚猪们或是在古镇的鹅卵石小道上信步溜达,或是在农舍屋檐下的阴凉里打盹儿,所到之处都得到乡亲们的礼遇。它们可能并不知道,从山区来到放养地的这四个月是他们一生中"最后的奢华",所以就只管尽享作为伊比利亚猪应得的特权:在放养地通行无阻,自由活动;可劲儿地吃橡子,而且为保证每头猪每天吃足6-7公斤的橡子,养猪人必须保证每公顷土地上不能超过两只猪。橡子里饱含的油酸和橄榄里所含的油酸一样(所以当地人管伊比利亚猪叫"带腿的橄榄"),在品尝伊比利亚火腿时,入口一瞬间的甜味就是来自猪体内大量橡子的功劳。

生食的火腿如果我可以尽情选择,肯定首选伊比利亚火腿的顶级"Jamon Iberico de Bellota Joselito "。因为在伊比利亚火腿的光环下,其它火腿都有点平庸。可说实话,能每天花30欧元买上100克顶级伊比利亚火腿享用的的人毕竟是少数,所以不如考虑其他火腿。

其实各国都有引以为豪的火腿。法国巴斯克山区巴约纳出产的巴约纳火腿(Bayonne ham);意大利帕尔玛出产的帕尔玛火腿(Prosciutto of Parma),帕尔玛火腿品种中最有名的就是用十四个月龄的猪制成的Culatello of Zibello火腿;比利时的阿尔顿火腿(Ardennes ham),还有葡萄牙的风干火腿(Presunto);当然还有中国的金华和宣威火腿。这些火腿大都既可生食,也可入菜。

中餐里的"火腿夹冬瓜","茨菰煮火腿","老鸭煲","蜜汁火方"和"云腿月饼",因为有了火腿助阵,这些家常菜也更加讲究味美。再说西餐里火腿的不同做法:有用整片火腿裹炸填馅鸡胸或猪牛里脊的火腿肉卷;也有用切碎火腿和蘑菇奶酪入馅做的意大利饺子Ravioli;还有法国人最引以为豪的以火腿为主要原料做成的酱汁Coulis de Jambon;更有十六世纪出版的经典食谱《Opera》一书中大厨巴托罗密欧.司卡皮(Bartolomeo Scappi)为教皇庇护(Pius)五世独创的火腿芦笋汤。

这些火腿都要经过盐淹和风干,最终制成腌肉。腌肉必须要在寒冷的冬天(低于4摄氏度)制作才能确保肉质里的蛋白质得到保存而且肉不会坏。比较典型的做法就是混合粗盐(所腌肉重量的6%)和少量糖,把盐揉搓进肉里(宣威火腿里还要加上炒熟碾碎的花椒),再把裹上盐的肉包好,放在窖里或是其他阴凉的地方。过几天肉脱去原重15%后,就完成了初步的盐腌。这之后用净水冲洗肉的表面,并涂上一层猪油,猪油外撒一些香辛料。然后再用细纱布包好,用绳子捆好,悬挂于凉爽干燥处自然风干6个月或更长时间(各国火腿制法不同,风干时间也从6个月到24个月不等。顶级的伊比利亚火腿有的甚至要风干3年以上)。当肉失去原重的三分之一时,火腿就做好了。

保存肉类的方法自古就有,且在中外都普遍使用。贮藏肉类的初衷一是为寒冬中食材匮乏时救急,中世纪时,猪是西方主要肉类。因为农民在冬天只能用干饲料喂养动物,所以那些抵抗力差的牲口必须在冬天来临之前被屠宰,随后就势把肉腌制,风干或熏制过冬;二来是战时行军或旅行所需。这也是宋代金华火腿出现的缘由。据《中国饮食史》一书记载,当时出生在婺州(今浙江金华)的抗金英雄宗泽每从前线回家,都会买一些鲜猪腿请乡亲们帮忙腌制。以便带走行军。宗泽因此给火腿起名"家乡肉"并呈给高宗皇帝,宋高宗见猪腿色泽鲜红,随赐名"火腿"。

现今制做腌肉和火腿更多是对美食极致享受的追求。火腿最后的味道和口感取决于很多方面:原产国的气候,猪的种类,养殖和喂养方式,喂养食物和腌制的方法。所以喜食火腿的食客们更应该各取所需,遍尝各色火腿后得到自己的体验。

至于火腿这种神奇的肉到底该生吃还是熟吃,英国作家林迪.瓦尔德史密斯(Lindy Wildsmith)所著《腌渍》(Cured)一书中对火腿门外汉的建议是:在温暖干燥的地方出产的风干火腿可以生吃,在潮湿寒冷气候生产的咸肉则要做熟吃。再加上最关键的一条:伊比利亚火腿必须要生食享受,做熟再吃,真是枉费伊比利亚猪在布满橡子的山间那最快活的四个月狂欢。

火腿美食两款,一生一熟

食谱1:伊比利亚火腿配无花果

文章中提到的顶级伊比利亚火腿,生食才是对美食最大的敬意。生食火腿时不妨配些水果,现在流行的火腿配蜜瓜的吃法其实是公元2世纪时古希腊名医伽林倡导的。他认为火腿是热且干的食物,在食用时应该搭配凉且湿的食物,如蜜瓜,梨或其它水果。

原料:

·伊比利亚火腿数片

·无花果数个(几个人食用就放几个无花果)

做法:

1.如果买来的伊比利亚火腿是预先切成片的真空包装,就一定在食用前一个小时从冰箱取出,码盘时用的盘子最好是微热的。这样可以保证火腿上的油脂达到最佳口感;

2.无花果对切,码在火腿四周。

开动!

食谱2:帕尔玛火腿夹馅肉卷

原料:

1.猪里脊四块(每块的大小略比iPhone5电话大一圈,厚度2厘米左右);

2.意大利帕尔玛火腿薄片8片;

3.鼠尾草数片;

4.帕玛臣干奶酪粉四大勺;

5.切成薄片的青苹果8片;

6.6瓣大蒜切片。其中一半用4勺橄榄油浸上,盖盖儿备用;

7.面粉4勺,放少许盐,糖,胡椒,甜椒粉混合后备用;

8.高汤200毫升;

9.干邑酒50毫升;

10.盐,胡椒,橄榄油备用。

做法:

1.把猪里脊纵切剖开,不要切断,切开后在两面上各撒少许盐,胡椒,放上半勺帕玛臣奶酪粉;

2.在火腿上撒半勺帕玛臣干奶酪粉,把切开的里脊放在上帕尔玛火腿薄片上,再放上2片青苹果片,1-2片鼠尾草和1-2片切好的蒜片;

3.将码好料的里脊沿纵向卷成肉卷(火腿在最外层),在接口处用牙签固定;

4.将卷好的肉卷一一拍上面粉;

5.煎锅放底油,把接口的一面朝下,开始煎。3-5分钟后,当肉卷各面金黄时,放入高汤和干邑,并把余下的蒜片放入同煮,加少许糖盐胡椒调味;

6.中小火慢煮7-10分钟后,开盖。把肉卷取出,把固定用的牙签取下后摆盘。

7.如果喜欢,可以将煎锅里的汤汁按自己喜好的口味大火收汁,作为肉卷的浇汁用。配菜可以考虑土豆泥或是芹菜根做的菜泥。

陈楠是气候变化和绿色建筑专家、美食家。她在巴黎、悉尼、北京三地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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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 贫困生的耶鲁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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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生的耶鲁之路
Aug 31st 2013, 00:02, by TRAVIS REGINAL

在密西西比州杰克逊的时候,特拉维斯·雷杰纳(Travis Reginal)和贾斯廷·波特(Justin Porter)就成为了好朋友。在他们就读的威廉·默拉中学(William B. Murrah High School),97%的学生是非洲裔美国人,67%来自于低收入家庭。默拉中学并不是常春藤大学的生源输出地,极少有低收入家庭的学生会申请美国最顶尖的大学。但雷杰纳先生却考上了耶鲁大学(Yale),并且刚读完大一,波特先生则在哈佛大学(Harvard)就读。下文是雷杰纳先生的经历自述。阅读波特先生的文章请点击这里。 

柯南·奥布莱恩(CONAN O'BRIEN)曾经说:"人的一生中没什么事比噩梦成真更让人解脱了。"当他说这句话的时候,他可能预见了我的耶鲁大一生活。

那是在五月初,学年结束前的一天,歇斯底里的期末考试周已经结束,可我胸口的焦虑却挥之不去。我向一个朋友倾诉了这种纠结的情绪,她说这肯定和要回家有关,回答里透着女人们似乎与生俱来的睿智。

一开始我并不理解。在为学业辛苦了一年后,我对暑假的到来感到非常兴奋。后来我明白了。我感觉自己已经做了那件最令我害怕的事:让别人失望。我的平均绩点分不是学校里最差的,但也不会令人骄傲。作为家里第一代上大学的人,我必须谨小慎微,容不得半点差池。我们属于"低收入"家庭,我应该上大学并且脱颖而出,为家里的每个人创造更好的生活,而且老家的社区亟需成功故事的安抚。

我母亲生我的时候才15岁。当时我的父母天真鲁莽,而父亲更是不堪重负。因此我在单亲家庭长大。可惜,听到这一点没有人会觉得惊讶。这在许多非洲裔美国人社区是正常现象,在杰克逊,超过半数的18岁以下孩子生活在单亲家庭。

由于我母亲高度重视教育,我找到了有效的替代方式——埋头于学习和阅读。在10年级的时候,我参加了默拉中学一个新办的演讲与辩论俱乐部,该俱乐部由一名叫贾斯廷·波特(现就读于哈佛)的同学发起。在他身上,我找到了长久以来所期盼的,能在才学上激励我的黑人男同学。在俱乐部的日子使我取得了精深的分析技能,这可能是我为上大学做的最好准备。在写诗中我也得到了释放。在大学入学申请中,我向读者展现了——正如我所写的——在"放空灵魂的过程"中的这一面。

高等教育管理者和权威人士不明白为什么低收入家庭里聪明的孩子们不去申请顶尖的学校。原因之一是那些学生们可能并不知道申请常春藤联盟(Ivy League)大学有什么要求。若不是我自己去查资料,我根本不知道必须要考SAT专项考试。此外,学校能让我知道自己有希望被录取也很重要。

在12年级(相当于中国的高三——译注)前的暑假,当被达特茅斯学院(Dartmouth)选中去免费参观这所学校时,我知道自己被录取常春藤联盟大学可能性很大。由于我"优异的成绩",耶鲁也向我伸出了橄榄枝,寄给我的信上说他们认为我在耶鲁能有良好发展,应该申请。因此,我申请了耶鲁。我申请得很早,但学校却延迟了录取决定。当我最终看到恭喜我被录取的邮件时,真是个无比荣耀的时刻,可是又苦乐参半。在常春藤联盟里的黑人学生数量很少,而且还不断被其他少数种族的人数超过。大多数默拉中学的学生毕业后在当地州立学校就读,还有一些人甚至不再继续上学。

对于低收入家庭的非洲裔美国青少年而言,问题的根源在于对他们的期望过低,这基本形成两个极端:马马虎虎过得去就行的学生或是罕见的高材生。大多数人不知道成功是什么样的。在耶鲁的学习使我越来越意识到,小学和中学的老师及行政人员对部分学生存在成见,他们并不期待孩子们能取得进步。在耶鲁,你的学业水平必须随着课程的深入而提高,否则拿不到高分。这推动我更加努力地学习。

耶鲁招生网站显示,超过八分之一的耶鲁学生是他们家里的第一个大学生。耶鲁出钱让我参加了新生访校日(Bulldog Days),这是一个为被录取学生准备的周末,当时大家讨论了第一代大学生的资源。可是在整个学年里,我都不知道那些资源在哪里。我迷失在繁重的课业里,选修了一些我认为能应付的课程,但那些课程所教授的并不是我最渴望获得的技能。作为一名黑人学生,我觉得自己需要证明些什么,并且倔强地不肯寻求帮助。这么做很蠢:我定量推理课程的结课成绩在全班居然只排在中等。

由于要自付课本费,我还选修了一些书本最便宜的课程。在耶鲁,我亲身经历着贫富悬殊。虽然有全额奖学金,但我却收到了从助学金办公室发来的突如其来的账单,说我竟然欠学校近1000美元的医疗保险费。我原以为这是免费的——在那么多新生会议上从没有人讨论过费用问题。至今为止我还没有遇到过更恐慌的时候:1000美元对许多学生来说算不了什么,但它能给我母亲带来巨大的负担。幸好我在最后期限前取消了这份保险。好险!

我在耶鲁也有过尴尬的对话,其中一次是和我的写作导师,他以为我不知道什么是从句。一些学生觉得,以我的条件能考上耶鲁太让人惊讶了。大人们会问我怎样适应和"以前习惯的"有巨大差异的文化。但我认为,在与我交流的时候,需要做更多调整的反而是其他种族的同学。鉴于人们描绘的负面黑人形象,我时常想起我的种族以及其他人怎么看待我。

今年夏天我在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市的波特兰社区度过,外人通常认为那里是贫民区。我在非营利性机构邻里住宅(Neighborhood House)工作,该机构的使命是打破贫穷的循环,并且让学生们为上大学做好准备。作为一名青年指导员,我的任务是挖掘他们的才华并将其展现出来。

焦虑仍未离去。我觉得自己不是那个其他人所认为的人才。但我希望能鼓舞非洲裔美国青年,无论他们读什么样的大学或是有什么样的专业技能,都能铺一条通向成功的路。我的亲身经历告诉我,许多在危险社区成长的年青人有丰富的想象力、热情的内心和飞越故乡的强烈愿望。

本文最初发表于2013年8月4日。
翻译:Charl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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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 作为贫困生,我是如何走进了哈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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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贫困生,我是如何走进了哈佛
Aug 31st 2013, 00:03, by JUSTIN PORTER

在密西西比州杰克逊的时候,特拉维斯·雷杰纳(Travis Reginal)和贾斯廷·波特(Justin Porter)就成为了好朋友。在他们就读的威廉·默拉中学(William B. Murrah High School),97%的学生是非洲裔美国人,67%来自于低收入家庭。默拉中学并不是常春藤大学的生源输出地,极少有低收入家庭的学生会申请美国最顶尖的大学。但波特却考上了哈佛大学(Harvard),并且刚读完大一,而雷杰纳先生则在耶鲁大学(Yale)就读。下文是波特先生的经历自述。阅读雷杰纳先生的文章请点击这里。

正如那光亮的小册子所承诺的那样,从去年秋天步入哈佛校园的那一刻起,我便进入了一个令人欢欣鼓舞、富于启发的新世界。

我曾和拉里·塞默斯(Larry Summers)边吃比萨饼边讨论中国的崛起;还上过一门遗传学课程,教授是被《人物》(People)杂志评选为最性感的男人之一的凯文·埃根(Kevin Eggan);也曾坐在第一排,听我最喜爱的作家之一——阿图尔·加万德(Atul Gawande)发表关于指导和教导之间差异的惊人讲话。

不过,我的大一生活很可能是我一生中最不安的经历之一。

我出生在1500英里外的地方,在密西西比州杰克逊的一个小公寓里长大。在我全部的生活中,大部分时间是我和母亲相依为命。我有一个慈爱的父亲,但在我出生不久后,他与母亲取消了婚约。父亲是大巴司机,工作时间不固定,所以在我的成长过程中很少能看到他。

我是家里的独生子,因此承受着母亲过于强势的爱护。作为一个欣赏过这个世界诸多美好的人,她却十分努力地保护我远离那些东西:电视、说唱音乐、甚至去街上和伙伴们玩篮球都不被允许。这使青少年时期的我略带忿恨,但我逐渐体会到她的巨大牺牲——每天下午陪我走去图书馆;打多份工以维持生计;讲故事给我听,直到夜深。

在中学最后一个学年前的夏天,当我宣布打算申请新英格兰的学校时,我注意到母亲温暖笑容里包裹着一丝犹豫。我假装没有看到,但却从未能忘记。我试图说出想要离开的理由——为了证明我有足够的才智,不愿走一条最简单的路,受困于青少年典型的找不到出口的感觉。可是,这样的话听上去肤浅且不知感恩。

尽管如此,我开始全力以赴进行大学申请,首先申请哈佛,还有大约十几个大学在准备中。我知道被哈佛录取的机会天平并没有向我倾斜,而且由于我们的资深顾问要负责几百个学生,学校也帮不上大忙。因此,我读了大量为大学入学申请做准备的书。我从中学到的一课是,"请允许我讲述我赢得的那场小镇比赛"这类平庸的文章会很快毁掉一份胜利在望的申请。我写了我注意到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之间日益加剧的紧张关系。而且,我的老师们非常出色却太过辛苦,所以我提前几个月就与他们接触,微笑着请他们提供推荐函(已经放在贴好邮票的信封中)。

你们可能会认为我是那种典型的优等生,连请大学顾问的钱都能省下来。但我参加了所有时间上允许的大学预修课程(Advanced Placement),共9门课——默拉中学一共提供了12门相关课程。我参加过州级和国家级科学竞赛。我有申请必需的领导能力:我是校报编辑,是全国优秀生协会(National Honor Society)分会的主席,和一些最好的朋友组建了一支辩论队,并且在业余时间为小学和初中孩子辅导数学和英语。

令我高兴的是,在我生日前三天,2011年12月15日,我收到了哈佛大学的录取通知。那一晚,在收到许多恭喜短信和拥抱后,我坐在房间里,不可抑制地哭了起来。

我感觉在面前的两个世界里陷入了困境。一个似乎有着无限的机会——全额奖学金、职业发展和旅行机会。但我要为此付出怎样的代价?母亲和我从未有过稳定的财务基础,而且这一点无法神奇地转变。我突然明白了为什么我对她犹豫的眼神如此不安:当我们第一次被逐出自己家时,她用同样的眼神看过我。如果我离开了,母亲会怎样?当她在几周后被解雇时,我的恐惧成倍增加。

愧疚感不断侵蚀着我,在我的笑容背后,羞愧占据着我的脑海。在中学毕业前的最后几周里我极度焦虑——如果我离开,她可能没有足够的钱买吃的,没有安全的地方住,找不到关爱她的人去倾述。我决意推迟接受哈佛的录取。

但她什么都不听。"你被哈佛录取是我一生中最闪耀的成就之一,"她说,"如果眼睁睁地看你放弃它,我会不得安宁!"

我没有放弃。

今年早些时候,我读到一篇关于精英大学无法吸引到贫困生的文章:斯坦福大学(Stanford)的一项研究显示,来自最低收入家庭的顶尖学生中,只有34%进入了全美238所录取最严苛的大学。

我不相信单靠增加大学助学金和光亮的小册子就能扭转这一趋势。把我们和精英大学隔开的真正原因是文化:对进入一个不同环境的害怕,让至亲至爱独自承受加剧的经济压力的愧疚,想要工作养家糊口的冲动。我发现即使在做习题集的时候我也会分心,问自己在这里扮演着怎样的角色。我开始想:"那么,我是谁,竟然觉得自己属于哈佛,这个布什家族(Bushes)、肯尼迪家族(Kennedys)和罗姆尼家族(Romneys)成员的母校?也许我应该待在密西西比,那才是属于我的地方。"

接着又产生了存在主义的问题:反复地评估我的梦想和潜在的动机(我是否真的想当一个博士?),甚至考虑困住我的这个有问题的社会经济结构。(哈佛的学生通常在大一暑假里去国外。我放弃了在希腊的实习,虽然是带薪实习,但我无法承担出国费用。)这一切的思考有什么意义?

在今年的经历中,我的一些改变是从未预料到的。当我看到同龄人(一大批文学爱好者、科学天才、音乐大师和数学奇才)在各自的领域为了卓越而谦逊地奋斗,我感到备受鼓舞,认为自己尚欠火候,并对未来充满希望。

我觉得现在我明白了为什么母亲让我离家求学。哈佛促使我成长,使我坦然地观察这个世界,审视自己。

毋庸说,我不会用这段经历交换任何东西。

本文最初发表于2013年8月4日。
翻译:Charl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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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 儿童看病难,儿科大夫也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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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看病难,儿科大夫也难
Aug 31st 2013, 00:08, by 裴洪岗为纽约时报中文网撰稿

暑假期间正是学龄儿童集中看病的时期,儿童看病难再次被热议。儿童医院人挤人的照片见诸于报纸电视,急诊科看病排队几个小时,专科号一号难求,这种现象并不局限于某一个城市,而是全国普遍存在。很多家长在问,为什么儿童看个病这么难?

作为儿科医生,对于这个问题我可以提供简单的答案:一是给儿童提供医疗服务的儿科医生少了。二是金贵的独生子女多了,而家长都想给孩子看最专业的医生,就医就集中在少数的儿童专科医院。但要解决这两个问题就没那么简单了。

为什么儿科医生会少?首先是医生这个职业本身没有吸引力了,其次儿科穷、苦、累、险,就是做医生也不要做儿科医生,这几乎是所有医生的共识。

儿科俗称哑科,因为儿童不会诉说自己的不适,同样是看病,和大人比较起来,给儿童看病却可能要多花数倍的时间和精力。比如腹痛,大人可以很清楚的描述疼痛的时间、部位、规律,医生很快可以采集到想要的信息。而儿童腹痛的表现可能就是哭闹,什么也不会说,摸肚子也就只会哭,根本不知道他痛不痛,痛在哪里,有时候要等孩子拉完大便,有时候还得等孩子睡着,医生反复多次检查才能有个判断。所以同样看一个病人,看儿童比看成人需要花费医生数倍的时间和精力,这就是儿科的累。

综合医院儿科的萎缩,是儿科穷的一个体现。因为效益差,不能营利,基本靠其他科室补贴过日子,所以很多综合医院都取消了儿科,如果不是医院等级评定强制要求,没有儿科的医院应该只会更多。儿科的穷主要还是因为目前仍是医疗体制靠"以药养医",儿童因为体重小,用药剂量要比成人小几倍,诊治比成人要多花数倍的经历和时间,而回报却可能只有成人医生的几分之一。同时儿科的特点决定了患儿急性病较多,慢性病较少,住院时间短、费用低,因为科室的收入相应的也少了,能分到儿科医生手上的钱当然也更少了。这就是儿科的穷。

正是因为这个职业的穷和累,所以不是实在没别的专业可选,没有医生愿意从事儿科。在以前各个医科大学还有儿科系的时候,那些本科时候就读儿科专业的,也没和其他专业比较过,一直就苦过来,习惯了倒也可能没其他想法。1998年,教育部对普通高校本科目录进行调整,专业种数由504种调减到249种,其中儿科学专业被取消,专业人才出现断层,从其他专业转过来干儿科的,上几个月班很多人就受不了走了。中国医师协会儿科医师分会的数据显示,中国每千名儿童只有0.23个儿科医生,这个数字仅为发达国家的⅙。从事这行的人越来越少时,还在坚持的人要诊治的病人就越多,当然也更累了。当你半夜去儿科急诊看病发现前面还排着上百人的时候,焦急无奈的时候,你要想想那个可怜的儿科医生,一个人独自面对这么长的队伍是何等的崩溃。这就是儿科的累。

除了穷苦累,让医生选择远离儿科的另外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儿科的险。儿童各个器官发育欠成熟,对疾病耐受力低,所以病情变化更快,有些新生儿疾病可以一天内发病导致死亡,很多家长就无法接受。很多孩子都是独生子女,他们往往是一个家庭的支柱,几代人都围着他们转,孩子一生病整个家庭都处于混乱失序状态。儿童看病都集中在儿童专科医院,从侧面说明了对家庭对儿童的珍视,大人看病有时候排队长吃点苦什么也就忍一忍就过去了,但孩子受苦可能就无法忍受了,病情稍有不顺就把气撒在治病的医护人员身上。

在人命关天的行业里,信任对于医患关系至关重要。因为以药养医的体制,让医生的医疗行为不同程度受自身利益考量的影响,伤害了医患信任的基础,使这个本来就存在信任危机的社会里医患矛盾日益尖锐。

看看风起云涌的医疗暴力事件,就会发现发生最多的还是在儿科。远的不说,看看最近半年内发生的事情。4月29日,在河北馆陶县人民医院,因为一个先心病的儿童死亡,一名33岁的女医生被逼跳楼身亡;5月14日,沈阳儿童医院,一孩子高烧不退,孩子父亲对医生拳打脚踢;6月4日,西安儿童医院,因为一次腰穿不成功,医生被孩子家属打到昏迷。8月17日,湖南湘潭市中心医院,一发热儿童在治疗后出现皮疹,孩子父亲把主治医生打成重伤,儿科全体医护人员愤而在中国医师协会网站上发表公开信谴责暴行……5月份,上海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一例重症胰腺炎病人病重死亡,家属向医院索赔的理由是:但是我们儿子才27岁,死了总要陪一点吧。年轻都可以成为索赔的理由,更何况金贵的未成年独生子女。所以在儿科里更容易发生医疗纠纷。

再加上民众的科学素养参次不齐,发烧的孩子到医院就要求立马退烧,不退烧就是大打出手。打针要求一针见血,一针没打上就给护士一耳光。腰穿要求一次成功,不然就把医生打晕。医学的局限性决定了很多情况下医生也无法完全左右疾病的进程,医生毕竟也是人,不可能每一个病人,没一次处理都完美。病人多了,医生和每一个病人的交流的时间当然也更有限,当然可能存在沟通不到位,医疗暴力事件也就更多了。医疗纠纷和医患暴力在儿科里爆发得更激烈,这就是儿科的险。

儿科的苦、累、险,换回来的却还是一个穷字,这就是儿科医生越来越少的原因。而即便设立了儿科的综合医院,因为本身儿科病人不赚钱,又缺乏配套的儿科辅助检查技术及资源,为回避风险,经常将儿科病人转往专科医院,逐渐的不论病情轻重,儿童看病都逐渐集中到了儿童专科医院,于是就有了现在的状况。

现在家长抱怨多了,媒体报道频繁了,政府有了压力,大家都在想着如何解决问题。政府现在的方案是多建儿童专科医院,甚至办儿科医院联合体,强制综合医院设立儿科,以为医院建起来,儿科设起来,问题就解决了,却没有想着提高儿科医生这个职业的吸引力。

医院建得虽好,如果不能给儿科医生合理的待遇,结果只能招到一些其他专业淘汰下来的医生给孩子看病,这个现象已经是普遍存在。全国各地都在扩大,新建儿童专科医院,结果发现医院建好后招不到人手,只好一再降低用人标准,结果是医疗质量逐步下降,医患矛盾更激化,暴力事件更多,而每一次暴力事件只会让更多的医学生远离这个专业,加速现在儿科医生的流失,到时候儿童看病只会更难。随着最优秀的儿科医护人员转投其他专业或者私立医院,花不起钱看公立医院特需门诊或私立医院的家长,就只能让孩子在公立医院接受较为低质量的医疗服务。

有些医改专家总结儿童看病难的原因是市场化过度,认为综合医院取消儿科的原因是因为不赚钱,这是市场化的恶果,却没有看到不赚钱的原因恰恰是市场化不足。政府规定不管看病队伍排多长,不管黄牛党卖到几百上千,医院挂号费只能几块,十几块;不管有没有人愿意做儿科医生,医院能给儿科医生开的工资就那么多;不管基层儿科有多差,儿童专科医院的医生也不能过去执业;不管儿童医院有多挤多忙,私人资本想开个儿科诊所却比登天还难。

医患双方的诉求无法通过市场力量的配置进行实现,资本和市场需求之间的隔阂,正是政府对医疗行业的垄断与管制。因为没有垄断和管制,官员们不受监督的权力就没有了兑换场所,那就要触动很多官员的利益,而医改的决策权恰恰是他们自己,这也是为什么一轮一轮的医改后却没有改变这个医疗体制的实质。很多人担心医疗市场化后看病会更贵。却看不到建医院,买设备,进药品,招人的成本经过了权力审批的程序之后只会更高昂,这也是为什么政府更乐于不断扩建公立医院的原因。反正孩子看病难看病贵,家长们只会打杀医生又不会想到他们。

裴洪岗是深圳儿童医院小儿外科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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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 自由三敌之权威篇:秩序中的魔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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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三敌之权威篇:秩序中的魔鬼
Aug 31st 2013, 00:11, by 萧瀚为纽约时报中文网撰稿

1961-1962年,受阿伦特那篇著名报道《耶路撒冷的艾希曼》的启发,耶鲁大学心理学教授米尔格兰(Stanley Milgram)做了一个既震惊了他自己也震惊了全世界的权威服从问题实验。

实验参与者两人一组:一人当学生,一人当老师。在一名穿白袍的实验者指导下,老师向学生提问,学生身上贴着电极片,被绑在椅子上,如果答对,老师继续问下一题,如果答错,实验者会指示老师电击学生,电击并将随错误率以每次增加15V电压递增,直到最高电压450V。自始至终,这些"学生"都是米尔格兰的同谋,他们并没有遭到电击,他们发出的痛苦的尖叫只是表演,但"老师们"并不知情。

米尔格兰是想知道,"老师们"会不会将这个实验进行到底,有多少人会因为学生们的痛苦尖叫而停手。实验之前,米尔格兰和他的学生们估计会有1%-2%的老师会进行到底。而几个精神科医师的预测比率则是更低的千分之一左右。然而,他们错了,将近三分之二的老师持续到实验结束,也就是他们将令人高度痛苦的450伏特电击"学生"。这些"老师"对白袍实验者的服从令人震惊。

如果说这项实验揭示了盲目服从权威可能衍生罪恶的黑暗人性之冰山一角,那么,在米尔格兰实验之后近十年的1971年由斯坦福大学心理学教授津巴多(Philip Zimbardo)主持的监狱实验则彻底打开黑暗人性的地狱全景。

为了尽可能创造逼真感,津巴多将斯坦福大学的心理学系大楼地下室改装成"监狱",从70位志愿者中筛选了24位经过测试被证明为"心理健康、没有疾病的正常人",以15美元一天的酬劳,参与为期两周的实验。这些志愿者大多为斯坦福大学和加州伯克莱大学学生,学生们以随机方式被分成了两组角色:9名学生担任"囚犯"和9名学生以三人一组轮班担任"看守",剩下6名作为实验候补。

实验没能按照预定计划进行,因为在实验的第二天就出现了"囚犯"闹事和"看守"对"囚犯"的攻击。三天之后,一名"囚犯"出现了癫狂失控的状态,在他经过周折退出之后,实验总共也只持续了六天,其间"看守"们出现体罚、关禁闭等种种令人震惊的虐囚现象。而最令人意外的是,实验主持者津巴多本人也陷入了"实验"迷狂,不肯终止"实验"。直到实验进行到第六天,津巴多的女友加州伯克利分校心理学系助教克里斯蒂娜.玛斯拉赫博士(Christina Maslach)来参观该实验时,认为鉴于实验中的虐囚现象和整个监狱的状况,必须立刻停止。"你对这些孩子的所作所为真是可怕"——克里斯蒂娜含着泪水跟津巴多说。双方大吵一架后,津巴多终于同意终止实验,原计划的两周实验因此只进行了6天就结束了。2001年德国导演奥利弗·西斯伯格拍摄的电影《死亡实验》,2010年美国导演保罗.舒尔灵执导、奥斯卡影帝布罗迪主演的新版《死亡实验》都是根据这个真实实验改编的。

2008年的德国电影《浪潮》揭示的是同样的主题——人们如何因为服从权威而作恶,极权主义罪恶是如何形成的。有意思的是,这部电影也有其真实发生的故事基础,除了真实故事的结尾没有发生任何严重的暴力事件,这部电影的其他内容几乎就是1967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Palo Alto Cubberley中学的历史老师Ron Jones所做实验的翻版,在纪律、服从、徽标、服饰、身体姿势、集体行动、意识形态等集体主义行动的催眠之下,人类离独裁、极权主义也许只有五天。

将权威列为自由三敌之一,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宗教大法官》里的重要内容。他不是像古典思想家们那样只在一般意义上提醒人们要警惕权威对自由的损害,他的深刻之处,在于颠覆了"自由才能幸福"即自由是幸福的基础这一西方伦理学中最重要的命题之一,他认为人类未必那么热愛自由,反而更热愛权威,更要命的问题在于,对人类来说,许多时候,自由与幸福是对立的,这也正是后来弗洛姆所谓"逃避自由"的人性基础。

伊凡(《卡拉马佐夫兄弟·宗教大法官》)的长篇演说借宗教大法官之口批评耶稣,认为他在旷野中错误地拒绝了撒旦的礼物——罗马和凯撒的宝剑(这象征着世俗最高权威),因为耶稣要人自由,而不是膜拜,然而,人类却经不起这样的自由,"对于人类和人类社会来说,再没有比自由更难忍受的东西了!……人一旦得到了自由以后,他最不断关心苦恼的问题,无过于赶快找到一个可以崇拜的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以偶像崇拜为主要特征的服从世俗权威是自由的最重要大敌之一。

正如阿伦特所揭示的,权威与权力不同,权力是强制的,而权威则是自愿的,也与竞争不同,因此也与辩论无关。与权威相对的,是因特定原因而形成的等级制下的自愿服从。服从权威本身并不那么难理解,问题在于人类对权威的服从能够到达完全泯灭善恶、乐于为非作歹的地步,是包括米尔格兰和津巴多在内绝大部分人完全没能意识到的。

权威是任何一个和平运行或貌似和平运行的社会最重要的粘结剂,权力哲学家福柯正是从权力神经末梢的运作中揭示社会秩序被构建的过程及其生效的类型,而这就是权威。如果说福柯常有将影响力与权威混为一谈的倾向,从而过分地夸大了社会生活中的权力现象,但毫无疑问,权威是影响力最重要的源泉。

阿伦特在揭示权威的特性时,对古典的专制统治和现代极权主义做了精确的区分,她分别以金字塔形和洋葱形来描摹这两种压迫性统治,并且极其敏锐地指出,现代极权主义正是传统权威丧失的结果。

在金字塔形的传统统治中,总有一个高于塔尖此岸权威的彼岸终极权威——无论是上帝的正义抑或自然法,这个彼岸终极权威成为世俗权威的潜在监督者,使得后者不至于彻底脱轨制造过于频繁与巩固的人间地狱。而在洋葱形的现代极权主义统治中,核心的独裁者被包裹在层层的此岸暴力护卫中,极权者与其所有下辖的极权组织成分一样,并无彼岸的权威支持,因此它只能实行赤裸裸的武力威胁,甚至直接制造各种恐怖主义镇压与迫害才能维持它的邪恶秩序,它的权威完全依靠武力建立,甚至它的自信心也完全依托于武力的强大程度。在金字塔形的等级制奴役之下,人类还有零星逃逸出来的自由,而在洋葱形的极权主义奴役下,就像装满水的密封罐里的呼吸者,自由被彻底窒息而亡。

20世纪出现的极权主义,正是人类宗教信仰的衰落、欲望的膨胀和科技发展等因素组合的产物,《圣经·十诫》第二诫"不得偶像崇拜",便是告诫人类不能盲从世俗的权威,将其奉为偶像,一旦跪拜于世俗的权威脚下,必然丧失自由,而宗教信仰的沦丧必然给世俗偶像崇拜留下巨大空间。从艾希曼审判中,阿伦特发现了"恶之庸常"(banality of evil),即极权政治下,人们处于巨大的作恶机器中,每个人都在悄无声息地为一个恶的总目的日常化地作各种局部或较小的恶,以至于完全遗忘了自己在作恶,仿佛那是正常生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于是,就像艾希曼,一个杀了200万尤太人的纳粹党徒将杀害无辜的人仅仅看成自己忠于职守,不但不是罪恶,竟然还是美德,在他们交出自由"赢得"了奴役心甘情愿甚至欢欣鼓舞地去作恶之后,他们才松了一口气,觉得自己终于"自由"了,没有了世俗权威,他们无处安放自己的灵魂。

无论是新旧版的《死亡实验》,还是《浪潮》,都将人因服从权威而激发出黑暗人性的那种迅速高效的"路西法效应"展示得淋漓尽致。也许包括我自己在内,绝大部分人都难以言之凿凿地确定自己不会变成那个因反叛终极彼岸权威而作恶的路西法的门徒。

不过,好在,正如《死亡实验》剧终时,"狱友"问主角特拉维斯:"你还认为人比猴子进化得好吗?"特拉维斯说:"是的,因为我们毕竟还能反抗。"

                                                     2013年8月21日於追遠堂

萧瀚是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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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 患者为医生论资排辈吃苦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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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为医生论资排辈吃苦头
Aug 31st 2013, 00:14, by 陈葆琳医生

这是一位身形消瘦的波兰移民,老人的脸上写满沧桑,差不多在一年前他被诊断出患有肺癌。此时他正在接受化疗,这是他参加的某个临床试验中的一项内容,而我作为外科会诊医生,受邀协助控制他肺中持续增多的积水。

在一次探访时,他示意我靠得近一点。由于肿瘤正在扩散,他的声音嘶哑,而且戴着的雾化氧气面罩不断发出嘶嘶声,所以我得将脸贴近他的脸,才能听清他究竟在说什么。

"大夫,我感觉越来越难受了,"他用嘶哑的声音对我说,"我不知道还能不能继续接受化疗"。

此前他也向其他医生倾诉过自己的想法。但我很快得知,在他的所有会诊医生(包括我)中,没人愿意向他的肿瘤主治医生提议停止对他治疗。

这位主治医生是肿瘤学界的新秀巨星,也是非常优秀的内科研究人员。他在为其他类型的癌症探寻疗法的过程中贡献了重要力量,受聘管理我们医院当时乏善可陈的癌症中心。他来之后的寥寥数月内,曾经沉寂的部门便开始提供琳琅满目的实验性药物。中心外的医生纷纷打来电话,迫不及待地想将病人送过来治疗,而且每一位被送来的病人都很快被收治,中心提供了超过12种疗效已被充分证实的治疗方案。

但现在,除了最前沿、最激进的疗法外,医生们都不敢提出其他任何治疗建议。

当我建议重新审视这位病人的化疗方案时,就连癌症中心的二号人物——如果主任是抗癌界的蝙蝠侠,他就是罗宾(Robin)——都吓了一大跳。他眼睛瞪得大大地说:"我可不想这样告诉他,"他一口气讲了一大通主任医师的伟大造诣。"我是说,让我来告诉他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那我成什么人了?"

我们一言不发,静静地站在那里,半晌他用食指指着我。"你去告诉他,"他微笑着说道,"你让他考虑一下,停止正在进行的化疗。"

上周,当我读到一篇关于医学界权威等级所带来的诸多问题的文章,关于这段对话的回忆如洪水般涌来。

数十年来,医学教育家和社会学家们一直在撰文记录存在于医学界的等级制度以及在医生之间按资排辈的现象。大量研究都着眼于医学教育,医学教育通常被比作一个军事训练和宗教培训的过程,由年长的主教为那些无法吸收某一职业的公认价值观和行为方式的侍祭加上粗毛布衬衫。心怀抱负的医生很快了解到谁的观点、经验和意见最有份量,却很少有自己的见地。问问一群在病房见习仅一周的实习医生就知道,他们会先把手举到与头一样高以显示带教老师们的尊贵身份和重要性,然后再将手放低至双足来代表自己的身份。

事实证明,这种热衷排名的意识,绝不仅限于医学生和实习医生。其他研究也表明,已经接受了全面培训的医师也能敏锐地意识到默许的业内等级。这种等级可以基于专业,如初级保健相对于神经外科,还可以基于医生治疗的病种,如痔疮、便秘相对于心脏病及某些癌症。

虽然带有特权的职业成见可为社会学提供有趣的素材,但正如近期《新英格兰医学杂志》(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刊载的一篇犀利的论文所警示的那样,真正的问题在于,这种过于明显的等级意识会带来惨重的代价:那就是牺牲了优良的病人护理。

兰詹纳·斯里瓦斯塔瓦(Ranjana Srivastava)医生是澳大利亚墨尔本莫纳什医疗中心(Monash Medical Centre)的肿瘤内科医师,她记得一位她帮忙医治的病人在一次手术后离开人世。在进行这次手术之前,斯里瓦斯塔瓦为是否说出她的担忧而犹豫再三,她想当然地认为病人的外科医生必定是"完全正确的、不容置疑的,或者不能惹的"。在病人死亡后,她对外科医生坦言自己手术前曾有过疑问,结果得知,这位外科医生当时也不想对她的专业能力提出质疑,并且将她的静默不语理解成她同意按他的方案进行手术。

"我们每一位同仁都在竭尽全能地帮助病人,但是,我们也尊重由我们的职业文化所形成的界限和等级,"斯里瓦斯塔瓦说,"悲哀的是,现在病人已经死了,假如当时我们能大胆质疑,结局会大不一样。"

问题之一在于弥漫在许多医生中间的有增无减的自我怀疑意识。随着治疗方式的快速进步,对于病人的问题,通常已经不存在什么完全正确的"答案",至于那些在各自专业领域内努力保持与时俱进的医生,他们更不愿意提出侵犯到其他医生"主攻领域"的治疗建议。甚至当一些临床医师尝试通过组织召开多学科会议,邀请各专业医师共商治疗方案时也是如此,"在那些会议中难免会有等级之分,而这将决定谁在会议上发言,"斯里瓦斯塔瓦指出,"牵头主导的并不一定是最了解病人的医师。"

这种明显的排名和界限意识可能会给病人造成灾难性的后果,正因为这一点,它成了医学界的一个重要问题。近期各种旨在提升安全标准和改善病人护理的努力已表明,团队才是成功的关键。但是,单纯地组织一批多学科临床医师人马是远远不够的。能够认识到各种意见的重要性,并且鼓励积极、坦诚讨论问题的团队,才是我们所需要的。

在那位病人去世之后,斯里瓦斯塔瓦和外科医生并肩共事,讨论病人案例,直接提出问题,探讨各自的疑虑以及病历中的疑点。"我们试图始终清醒地认识到一个事实,那就是我们很容易考虑到等级,"斯里瓦斯塔瓦说,"我们试图始终牢记这一点,那就是尽管出发点很好,但有时候因为害怕造成某种后果,我们没有替病人说话。"

这对于我的肺癌病人而言确实如此。跟参与医治这位病人的其他医生一样,在是否向肿瘤内科主任讲自己的意见时,我也犹豫不决。我质疑自己的资历,质疑自己缺乏肿瘤学这一特定领域的经验,甚至质疑自己的临床诊断。当患者的病情有所好转,吸氧量开始下降,开着玩笑并且发出我从未见过的大笑时,我把他的病情好转当成是另一个信号,那就是,我想谈论停止化疗的尝试肯定是个外科笑话。

但数天后,雾化氧气面罩再次戴上了。此后不久,病人再次请求我靠他近些。

这一次,他说:"我好累!我想停止化疗。"

在这位病人去世一周多前,除了那些令他感觉好受些的治疗外,他没有接受任何治疗。他对我和其他医生提供的治疗表示感谢,但说真的,该感谢并道歉的是我们。因为正是他将我们从安逸的、界限分明的专业领域里推了出来,他让我们敢于开口向彼此表达心中的真实想法。最后,他还让我们懂得了如何以团队方式去做事,如何去做那些我们几周前就应该做的事情。

本文最初发表于2013年2月15日。
翻译:Charl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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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 她卖掉了四代相传的《华盛顿邮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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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卖掉了四代相传的《华盛顿邮报》
Aug 31st 2013, 00:21, by SHERYL GAY STOLBERG

华盛顿——在华盛顿城一年一度的媒体、政界、好莱坞众星云集的盛典——2012白宫记者晚宴举办前夜,凯瑟琳·韦茅斯 (Katharine Weymouth)也举办了她自己的华盛顿名流晚宴。当年,她的外祖母、《华盛顿邮报》先驱出版人凯·格雷厄姆(Katharine Graham)曾多次举办这类晚宴,也因此闻名。

在韦茅斯宽敞通透、精雕细琢的宅邸里,凯·格雷厄姆的挚友与后人围坐在晚宴餐桌前,他们中有前总统克林顿的顾问弗农·乔丹(Vernon Jordan),老布什在任期间的白宫顾问C·博伊登·格雷(C. Boyden Gray),凯·格雷厄姆的长子、时任华盛顿邮报公司首席执行官唐纳德(Donald),凯的女儿、凯瑟琳·韦茅斯的母亲拉里·韦茅斯(Lally Weymouth),她也是一位踏遍全球的记者、曼哈顿的社交名媛,因采访数位中东独裁者和举办美国独立日汉普顿派对而闻名。

当时餐桌首席坐着凯瑟琳·韦茅斯,这位毕业于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的昔日律师,育有三个孩子的47岁单身母亲,是《邮报》的第四代出版人。座上宾客交谈往来,她轻声唱和,引导着沙龙风格的讨论,围绕经济与总统大选展开。宴席落幕,不易取悦的韦茅斯夫人(韦茅斯女士的母亲)对女儿举办的晚宴赞不绝口。

"这是个非同小可的时刻,"韦茅斯女士最亲密的朋友、晚宴客人之一莫莉·埃尔金(Molly Elkin)说,"就好像是说,'孩子,我已经把接力棒传给你了。你已经出师了,你做得很出色。'"

几十年来,华盛顿人对格雷厄姆家族仔细审视、加以神化,热情不让英国人对皇室的追捧;而此情此景,家族中的无限风云不言自明,令众多华盛顿人痴迷不已。今天,报业的大气候愈加困窘,韦茅斯女士即担起了捍卫皇冠宝石的重担。在整个家族、整个城市的众目期待中,这个差事谈何容易。

她在这座首都城市、这个行业中开辟着新境,而与她外祖母当年相比,这座城市、这个行业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时,大城市的报纸广告收益充盈;《邮报》曾促使一任总统下台;将近四十年,凯·格雷厄姆掌控着华盛顿的社交圈,在她的乔治敦豪宅中宴请总统首相们,在白宫里与各国国王和王后们进餐。

"凯的传奇在华盛顿将是空前绝后的,因为时代不同了。"专栏作家、本·布莱德利(Ben Bradlee),其与格雷厄姆夫人的合作在《总统班底》中有所记载)的妻子萨莉·奎因(Sally Quinn)说,"人们的生活方式与想法也不同了,又带孩子,又加班苦干。这不是凯瑟琳想要的。"

韦茅斯女士八面玲珑:她是职业妈妈、热衷厨艺的美食家、无所畏惧的滑雪者(《邮报》前执行总编莉兹·施佩[Liz Spayd]评说:"她还没有遇见过一个她不敢征服的雪坡。")、健身狂("她可以一直做拉伸,一直一直做下去。"帕丽·布莱德利[Pari Bradlee],瑜珈教练、本的儿媳如是说)。除此以外,她曾经是华盛顿城最抢手的约会对象(在与一位当地的建筑师分手后,韦茅斯女士与昔日恋人、美国在线[AOL]的前副总裁马蒂·莫[Marty Moe]重燃旧情)。

对于自己的名气,她并不太当回事,而是更喜欢享乐生活。过去许多年中,她与好友埃尔金女士举办后花园夏日白衣舞会,作为对1966年杜鲁门·卡波特(Truman Capote)为凯·格雷厄姆举办的盛大奢华的黑白化妆舞会的恶搞。有一次,在科罗拉多州阿斯彭的一间会所里,韦茅斯女士发现扬基队三垒手亚历克斯·罗德里格兹(Alex Rodriguez)正在偷看她跳舞。

"我们是这整个会所里唯一对你没有任何企图的人,"她声明,"来和我们一起跳舞吧。"他说他还是更喜欢看她跳。

在她的2012年"成人晚宴"上,她穿了一件从杰西潘尼(J.C.Penny)买来的35美金的圆领无袖背心裙,算是对《邮报》的重要广告商杰西潘尼不乏俏皮的致敬,而潘尼百货的时任执行总裁罗恩·约翰逊(Ron Johnson)则是当晚的宾客之一(她也给埃尔金女士和她母亲韦茅斯夫人买了杰西潘尼的裙装,埃尔金穿了,而韦茅斯夫人,是宁死也不会穿的)。

韦茅斯女士热衷于展示她那健美的身姿。在一次照片拍摄中,她穿着一席明快的白色无袖紧身裙和一双四英寸高的柠檬绿色Jimmy Choo鞋出现在摄影棚里,编辑部里传来一阵傻笑。当然,她为此付出了辛苦;埃尔金女士称,她俩每周日上午都在一位私人健身教练的陪同下,进行自由力量器械和男式俯卧撑训练。

"我俩健身的时候都在聊天,"埃尔金女士说,"就像我们二十几岁时一样。"

才思敏捷,没有废话,比起她那严厉苛刻、喜怒无常的妈妈,韦茅斯女士更像她干练刚毅的外祖母。自2008年2月成为《邮报》出版人之后,她的事业堪称坎坷,她已经换了一届主编,评论家们都在慨叹她当家的《邮报》正在走下坡路。

据美国新闻媒体审计联盟(the Alliance for Audited Media)称,《邮报》广告收入正在下降,日均发行量由韦茅斯女士接管时的673,180份降低至三月份的474,767份。

没有灵丹妙药,她发起了华盛顿保卫战——裁员,关闭纽约、洛杉矶、芝加哥办公室,取消了久负盛誉的周日图书世界版块,以达到她任《邮报》董事的舅舅交给她的任务:让报纸扭亏为盈(她说报纸已经在扭亏为盈,而周五母公司的报告称,相比于去年同期,报纸第二季度收入下降了14%)。

而就在近期,她决定出售《邮报》位于15街的总部大楼,这让许多爱伤感的人感到不悦,而她说其实外祖母一直都不喜欢那座四四方方的楼。

1963年,格雷厄姆夫人在其丈夫自杀后接管邮报公司(后来成为出版人和执行总裁)。从20世纪50年代的家庭主妇摇身变成首位领军五百强公司的女性(亦是获普利策奖回忆录的作者),这个巨大的转变让格雷厄姆夫人一生都在与局促不安的内心作斗争,而这一点是韦茅斯女士所不曾经历的。

"比起凯,凯瑟琳要更自信得多,"在《邮报》工作了50年的副主编罗伯特·G.凯泽(Robert G. Kaiser)说,"但再自信,她还是有心理负担。最大的忧虑,就是'报纸会不会砸在我手里?我会不会成为那个败家子?'这是我和凯、和唐纳德打过交道后的亲身体会。"

在七月一个闷热的星期五,韦茅斯女士蜷坐在自家客厅的沙发里。不是在名流出没的乔治敦,而是在华盛顿特区西北边的城郊切维蔡斯,在她的家门前,摆着一个《邮报》的诚实售报箱,以及数辆滑板车。她的金毛猎犬达科塔嘴里叼着个沾满口水的网球,跑来跑去。

如果说她的社交生活有一个中心的话,那这个中心就是这里。在这座房子里,住着她和三个孩子:13岁的玛德琳(Madeleine),11岁的贝克特(Beckett)和9岁的布里奇特(Bridget);除此以外,还有一大堆的宠物(三只狗、一只豚鼠、一只兔子、两只沙鼠和一只仓鼠);这里还住着奥兰达(Olinda),祖母一样的女管家,是她从格雷厄姆夫人那里"算是继承过来"的。这里上演了无数场家庭聚餐和密友聚会,挚友中包括她在牛津大学读书时结识的埃尔金女士。

韦茅斯女士以她的厨艺为荣,这又是她与家庭传统大相径庭的一点。"我妈妈从不做饭,我外祖母也从没做过饭,"她说,"她的孩子们都是佣人带大的。他们会拿星期天的晚餐开玩笑,因为那是唯一她得做饭的晚上,而那一餐恐怖得狠,有早餐式的炒鸡蛋和金宝汤(Campbell)牌的罐头汤。"

在这个下午,韦茅斯女士提早下班回家准备晚餐,招待十位朋友和同事,晚餐包括西班牙冷汤、箭鱼培根小番茄烤串和草莓松饼。要来的客人中包括刚从阿富汗回来的《邮报》国际新闻编辑。女儿布里奇特啃着一块儿培根走进来。

韦茅斯女士皱起眉("那是我用来做晚饭的!"她说),但她不是真的生气,看得出,这是生活恢复平静后的珍贵瞬间。2011年4月,将满七岁的布里奇特从小马上摔下,左臂受伤。在接下来的28天里,小布里奇特在这里的儿童医院接受了十几次手术(随后又到纽约进行两次手术)。韦茅斯女士搬进了医院,在孩子病床前办公开会。

"当时她要跟医生、主刀医生们交涉各种问题,还要照顾承受着疼痛的孩子,"《邮报》记者、韦茅斯的好朋友凯文·沙利文(Kevin Sullivan)说,"但她并没有把她的黑莓手机抛到脑后。她担任的不是那种你可以请几周假、完全消失的工作。"

韦茅斯女士说,搬家到华盛顿、接管家族事业,这从来没有出现在她的"宏伟人生计划"中。沉闷的华盛顿特区离她长大的曼哈顿似乎隔着十万八千里。在曼哈顿,她就读布里尔利女校(Brearley School),并在上学期间跟从美国芭蕾舞学校(School of American Ballet)学习跳舞,参演芭蕾舞剧《胡桃夹子》,对舞蹈的诉求堪称执着。

她的父亲杨·韦茅斯(Yann Weymouth)是位著名建筑师(传声头像乐队[Talking Heads]创始人、贝斯手蒂娜·韦茅斯[Tina Weymouth]的哥哥),在凯瑟琳和她的妹妹帕梅拉(Pamela)还小的时候,他就和她们的母亲离婚了。姐妹俩在纽约上东区母亲的文学圈子里长大成人。

她们的童年岁月常常在外出赴宴中度过("外祖母比较反对这个,"韦茅斯女士说),或是在伊莱恩餐厅(Elaine)里喝可乐。母亲拉里的很多采访旅程她们都随行。"我们于是有机会到阿勒颇会所(Club d'Alep)吃饭,见到一些叙利亚的贵族,"与《时尚》杂志(Vogue)主编戴安娜•弗里兰(Diana Vreeland)讨论时尚,与亚历山大·库克柏恩(Alexander Cockburn)谈论政治,这位来自英国的左翼记者,曾经一度是韦茅斯夫人的同居男友。

"那是一种阳春白雪的生活格调,"百老汇导演戴安·保罗斯(Diane Paulus,作品:歌舞剧《毛发》[Hair],《皮平》[Pippin])评论说,她是韦茅斯女士小学三年级起的好朋友,"我们那时也就是八、九岁,九、十岁的样子,参加大人们那些盛大的晚宴,每个孩子都要出敬酒词。拉里谈笑风生、时髦优雅、善抒政见。晚宴上每每谈到政治,她总是期待孩子们也能应对得体、参与讨论。"

由哈佛大学本科毕业后,她在牛津大学速速求得了文学硕士学位——"我妈妈说必须要读硕士,"韦茅斯解释说——而后到斯坦福大学法学院学习法律,在这整个期间她对自己的身世始终保持低调。

在牛津读书期间,她喝啤酒、划赛艇,还经过了一个酷爱黑皮衣的叛逆期。"她简直让我害怕,她太酷了。"埃尔金女士说。这让她的一次以色列之行险些闹了笑话。当时她经停巴黎去看她的父亲韦茅斯先生,他那时在协助贝聿铭设计卢浮宫的玻璃金字塔。由韦茅斯夫人起草的行程紧密繁忙,其中包括与本雅明·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在以色列议会共进午餐,以及在伊扎克·拉宾(Yitzhak Rabin)和夫人莉亚·拉宾(Leah Rabin)的宅邸享用晚餐。

"然后安保看着她浓黑的眼线、黑皮夹克、黑耳环,问'这人是谁?'"埃尔金女士回忆说,"然后我也看着她说,'对呀,你到底是谁啊?你为什么只告诉我带一件礼裙?'"

韦茅斯女士喜欢西海岸,并曾经想在上完法学院后留下来生活。但她的母亲对她另有安排。"那地方度个周末还可以,"母亲韦茅斯夫人在一次采访中说,"但是定居不行。"

没能留在西海岸,她来到负责《邮报》法律事务的威廉姆斯—康诺利律师事务所(Williams & Connolly)做了一名诉讼律师。她的哈佛室友妮可·查普曼(Nicole Chapman)说,她想要独立,"让自己——凯瑟琳·韦茅斯——得到认可,"她也想将来养育儿女,做一个比她自己的母亲"更投入、更称职的母亲"。

为迎接长孙女的学成归来,格雷厄姆夫人邀请了华盛顿城最前程似锦的年轻新秀参加社交晚宴。宾客中包括克林顿班底的乔治·斯蒂芬诺伯罗斯(George Stephanopoulos),克林顿高参乔丹先生也派了他的甥女卡罗琳·奈尔斯(Carolyn Niles)赴宴,她现在已是韦茅斯女士的密友。"凯真的花了很多心思帮凯瑟琳建立社交圈子,"奈尔斯女士说。

如果说凯(瑟琳)·格雷厄姆将与她同名的外孙女看成了事业接班人的话,她也并未明说,尽管祖孙俩很明显是那么的亲密无间。韦茅斯女士在斯坦福的同学安·卡华斯(Ann Calfas)追忆起韦茅斯的外祖母开车送她们去参加朋友婚礼时那种单纯的欣悦,"她冲我们说,'姑娘们,上车!'"

韦茅斯女士也有自己珍藏的关于外祖母的美好记忆,那些周五晚上的"约会",她陪同格雷厄姆夫人去参加各种派对;还有在乔治敦R街上的豪宅静谧的图书馆里,与外祖母吃晚饭。"我们就在折叠桌上吃,边吃边八卦,"她说,"我跟她讲我的恋情进展,她总会哈哈大笑。"

1996年,《邮报》向威廉姆斯—康诺利律师事务所寻求临时的法律援助。韦茅斯女士主动请缨,而这项临时的工作持续了下去,使她随后又转作了网络运营(在当时是报纸的分支补充),最终她做了负责广告的副总裁。

在编辑部里,一个针对韦茅斯女士的批评即是她不像舅舅那样有当记者的经历。这些年来,她说,他们多次涉及这个问题,但她觉得自己不够资格做记者。"我老是觉得如果做了记者会感觉怪怪的。"她说。

如果说韦茅斯女士做过什么让熟识她的人感到困惑的决定的话,那就是她1998年嫁给华盛顿的律师理查德·斯库利(Richard Scully)。婚礼在她母亲南汉普顿的家中举行,邀请了470位名流贵客,无疑是一席典型的拉里式的盛事。一位朋友透露,奥斯卡·德拉伦塔(Oscar de la Renta)不仅为韦茅斯女士设计了婚纱,他还亲自到场为她穿戴整理。

2005年的离婚让她感到焦头烂额。法院纪录显示,二人连他们价值七万美金的乡村俱乐部会员卡也要争抢(爱打高尔夫球的斯库利先生说,韦茅斯女士'并不看重这个会员身份'),还有他们的德国牧羊犬麦卡西,以及其他种种。法院将会员卡和狗都判给了韦茅斯女士。

去年,斯库利先生被指控侵犯他的女友。对方撤诉后,韦茅斯女士回到了法庭,称前夫通过短信和电子邮件骚扰她,还在他们的孩子面前"大发雷霆"。斯库利先生的律师,马克·E·夏默尔(Mark E. Schamel)称,这项指控是"无中生有",并认为这是韦茅斯女士的离婚律师在"趁火打劫"。

韦茅斯女士和她小圈子里的人都不愿多说关于她俩的事。"你提他越少越好。"母亲拉里·韦茅斯说。

朋友们都说韦茅斯女士成为了一个无事不问的超级妈妈(尽管据她描述,她还有"一个半保姆"帮忙)。每天清晨,她都早起为孩子们准备热乎乎的早餐,然后开车送他们上学。这个城市的夜生活交际圈丰富错综,她往往精挑细选。她是阿尔文•艾利舞蹈团(Alvin Ailey dance company)晚宴和笔会/福克纳基金(PEN/Faulkner Foundation)晚宴的常客,因为埃尔金女士是董事。

但是今年的白宫记者晚宴却不见韦茅斯女士的踪影。她正在家里为女儿布里奇特的九岁生日举办小朋友过夜派对。

2001年她的外祖母逝世不久,韦茅斯女士做了一个梦。在梦里,她俩在玛莎葡萄园岛的海滩上漫步。当年,格雷厄姆夫人在岛上有一处宅邸。

"在我的梦里,我知道她已经死了,"韦茅斯女士说,"她跟我说,'对不起,对不起我不得不离你而去。'"

韦茅斯女士对此并未深究。"我不相信神神鬼鬼的事,"她说。但是,在规划着家族事业未来道路的同时,她也深深沉浸在过去里。外祖母的相片整齐排挂在她办公室的墙上。格雷厄姆夫人撰写的回忆录摆放在架子上,韦茅斯女士准备在演讲中引用的部分都夹着便条贴。2008年2月她上任的第一天,为了讨个好彩头,她戴了格雷厄姆夫人的珍珠首饰。

不难预料,她入主《邮报》在华盛顿引起了波澜。人们猜测韦茅斯母女间是否对报纸大权有过争夺,舆论认为,韦茅斯夫人仍为当初她的小弟继承了"王位"而耿耿于怀(对此母女俩都一致否认)。

韦茅斯女士在经济即将崩溃探底之时接管了报纸。当时《邮报》已经经历了几轮编辑部的买断,她告诉舅舅,除非她可以将网络和平面媒体的运营整合为一体,否则不接受这份工作。"唐当时坚决地反对,也许到现在他还是反对。"她说。

做出更换主编的决定后,她选中了《华尔街日报》的鲍伟杰(Marcus Brauchli),这是四十年中《邮报》首次启用非家族内的人做主编。各大杂志纷纷感叹她找到了她的本·布莱德利。然而好景不长,这对绝配搭档被曝光筹划"私密"晚餐,这个看上去极像凯·格雷厄姆当年举办的沙龙聚会的晚餐,在韦茅斯女士家中举行,向政治说客收取高达25万美元的"门票",以担保其与奥巴马班底及《邮报》记者同席就餐。

韦茅斯女士已为此事道歉,但是"沙龙门事件"引发的负面报道毫不留情面。奈尔斯女士说,那是她第一次看到她这个一向沉稳泰然的朋友为了工作的事而哭。

在格雷厄姆家族里,任何触及裙带关系的问题都异常敏感。68岁的唐·格雷厄姆,赞许她的外甥女"热情、勤奋、十分得体",而且完全胜任现在的工作。当被问及她是否会接替他的位置时,他回避了问题,"我没想过让她从现在的位置离开。"

有一个线索,为《邮报》"占卜未来"的人们说,可以在公司的车库里找到。凯·格雷厄姆多年来一直开着一辆车牌号为149的车,这个华盛顿特区的牌照,号码极为靠前。该牌照曾经是她的父亲尤金·迈耶(Eugene Meyer)的,正是他在1933年买下了面临破产的《邮报》。现在,这个牌照出现在韦茅斯女士的1991版宝马敞篷车上。

与此同时,事情有所转机。一月份,韦茅斯女士将主编由鲍伟杰替换为马汀·巴伦(Martin Baron),他此前是《波士顿环球报》(Boston Globe)一名作风干练的记者(再之前在《纽约时报》工作),他的到来使《邮报》报道覆盖内容更加犀利,士气有所提高,他也因此得到了赞许。那些整天质疑他们的出版人是否"理解他们在干什么"的《邮报》记者们,现在开始思量,也许,也许这次她真的寻到了她的本·布莱德利。

"她选对了人,"奎因女士说,"很见成果。"

并非所有人都这么逢迎。《邮报》最近开始对在线阅读进行收费,但报业的大环境依然严峻,尤其是《邮报》,更是不容乐观。巴伦先生称韦茅斯女士是一名"现实主义者",说她"希望我们在目前现实的经济境况允许的范围内,仍能做出非常出色的新闻"。

就报纸而言,抑或是抛开报纸而论,我们想问的,是韦茅斯女士能否成为像她外祖母一样的,一代伟大的、受人爱戴的出版人。"如果看基因的话是肯定可以的,"报业分析师约翰·莫顿(John Morton)说,"只是这个推断还未到见分晓的时候。"

也有人完全不看好她。《卫报》(The Guardian)专栏作家麦克尔·沃尔夫(Michael Wolff)最近批评韦茅斯女士,称她"工作做得一团糟,除了出身,没有任何其他资格。"

韦茅斯女士,对她的家史熟识在心,却并未由此背上包袱。母亲"跟我说她为我骄傲,"她说,"而且,虽然舅舅唐很爱我,但是如果我做得不好,他也会炒掉我。"就算是我的外祖母,她补充说,也是一路摸爬滚打才创造出她的辉煌。

"我觉得我的职责不是确保大家都喜欢我,"韦茅斯女士——这个大家眼中的职业妈妈出版人,孩子们在一旁玩耍,狗狗在她腿边蜷卧——解释说,"我当然希望自己能成为一位杰出的出版人,如果同时大家也愿意喜欢我,那就是锦上添花了。"

本文最初发表于2013年8月4日。

翻译:马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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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 矿业繁荣失色愁煞秘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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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业繁荣失色愁煞秘鲁
Aug 31st 2013, 00:25, by WILLIAM NEUMAN

秘鲁利马——亨里克·克里斯滕森(Henrik Kristensen)所在的公司经营着秘鲁的主要港口。作为公司首席执行官的他,从办公室往窗外望去,仍能看到一排排刚从韩国运来的锃亮的起亚(Kia)轿车,以及堆了四层的货运集装箱,里面装满了电视机和名牌服装等进口商品,等待被运往日益增多的商场,而它们服务的对象是秘鲁迅速发展的中产阶级。

"这里是秘鲁,"他说。"去商场看看,到处是人,都是满的。这是个好迹象,表明人们的确在花钱。"

根据秘鲁官方的数据,2002年到2012年间,剔除通胀影响后的秘鲁年均经济增长率为6.4%。这段不凡的持续增长让该国跻身于世界经济的明星之列。

但在突然之间,秘鲁经济放缓。就在克里斯滕森的视野之外,利马永远灰暗的冬季天空之下,背后的原因得以显现。

在5B码头,一艘艘货船装载的是秘鲁的铜矿石、铅和锌等矿藏。随着这些原材料的价格近年来节节攀升,秘鲁的经济繁荣获得了动力。但是,根据克里斯滕森所在的马士基集装箱码头公司(APM Terminals)的测算,今年前六个月,经由利马港的矿石货运量按重量计算下降了12%。该公司受秘鲁政府委托,经营利马港。

下降的原因是全球经济不振造成的需求下降,以及秘鲁主要的贸易伙伴中国的经济放缓。这些因素导致矿石价格猛跌,从而让秘鲁经济丧失了动力。

经济繁荣的突然终结成为了全民情绪发泄的出口,对经济的不满充斥着报章头条和电视新闻节目。新闻头条纷纷哀叹,随着矿石、纺织品和农产品等出口商品的价值猛跌,与此同时进口又激增,贸易不平衡的程度骤然加深。

秘鲁经济与财政部长米格尔·卡斯蒂利亚(Miguel Castilla)表示,他预计今年的经济增长率在5.5%到6%之间。尽管低于早前的预测,这仍将使秘鲁保持在拉丁美洲发展最快的经济体之列。就连某些最具怀疑态度的经济学者也预测,秘鲁今年的经济增长将接近5%。在许多国家,这一数字足以被当作特大成就来庆祝了。

但在秘鲁,这样的预测几乎被视为灾难。

利马太平洋大学(University of the Pacific)经济学院的院长古斯塔沃·山田(Gustavo Yamada)称,"10年6%的增长,人们都习惯了。"他还表示,自己预计秘鲁未来数年的增长将落在大约4%到5%的区间。

"这会构成一种情况,人们会说,'喂,等一下,我们不是即将成为下一只印加虎吗?现在也太令人失望了,'"他说。

调查数据显示,今年的消费者信心有所下滑。秘鲁中央银行(Peru Central Bank)今年6月的调查则表明,投资者信心处于近两年来的最低点。

经济部长卡斯蒂利亚说,"我们已经习惯了持续增长期,忘记了经济周期。"

他还表示,正如金属价格上升等外因促成了秘鲁的经济繁荣,类似的因素也在导致秘鲁经济冷却下来。这些因素包括,美国复苏缓慢、欧洲经济不振,以及中国经济放缓。

秘鲁经济的长处与短处并存。该国拥有强劲的外汇储备、较少的国债,以及一个大型应急基金,以备危机来临时用于经济刺激计划。

政府数据显示,近年来,秘鲁已经消除了一半以上的贫困人口,贫困人口比例从2004年的59%下降到去年的26%。数百万人已步入中产阶级。美洲开发银行(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预计,该国的中产阶级规模在2007年到2012年间翻了一倍,现在秘鲁所有家庭中有一半左右属于中产阶级。

但是,这种新繁荣的分配并不均衡,集中在城市和沿海地区。农村人口中还有半数以上生活在贫困中,尤其是在安第斯山脉和亚马孙盆地地区。利马也依然有着大量贫民窟。

秘鲁经济严重依赖采矿业。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United States Geological Survey)排名,秘鲁是世界上第三大铜、银产地,以及第六大黄金产地。虽然总统奥良塔·乌马拉(Ollanta Humala)说要多样化,但他的希望却寄托在矿业的持续增长上。

未来几年,将有几座新铜矿投产,这将会让秘鲁的产出增加一倍。但是,占矿产出口比重很大一部分的采金业却因为矿源枯竭而萎缩。而在卡哈马卡地区,人们的抗议导致一座新的大型金矿,也就是孔加金矿停产。

根据秘鲁贸易组织出口商协会(Exporters Association)的统计数据,今年上半年的秘鲁矿产出口总量与2012年同期持平,但由于价格较低,出口额却下降了15%以上。

出口商协会的经济师卡洛斯·冈萨雷斯(Carlos González)称,秘鲁的经济放缓被过分夸大,但是他补充说,随着外部条件的变化,秘鲁必须更加努力,才能维持增长速度和吸引投资者。

他说,"以前我们一直是附近最漂亮的姑娘,能得到最好的男朋友。现在似乎已经时过境迁。"

本文最初发表于2013年8月20日。
翻译:黄铮、张亮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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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 中国证监会重罚光大证券异常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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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证监会重罚光大证券异常交易
Aug 31st 2013, 01:07, by NEIL GOUGH

香港——周五,中国证券监管机构对一家证券经纪公司开出5.23亿元人民币的罚没款,约合8500万美元,该证券经纪公司的错误交易导致8月16日上海主要股票指数突然拉升6%,但马上又回落。

国家媒体新华社周五消息称,中国证卷监督管理委员会认定光大证券从事的异常交易构成"多项违法违规行为"。根据证监会官网发布的声明,并对四名责任人作出终身证券市场禁入的处罚。证监会还下令光大证券停止所有自营交易活动。

上证综指在8月16日这个周五的上午11:05之前,一直表现低迷,11:05时在没有明显原因的情况下,突然在两分钟内上涨5.96%,中国大型银行、能源公司和其他蓝筹股也突然上涨,直至10%的日上限。

光大证券股份在当天暂停交易,该证券经纪公司称要调查公司交易系统内部的一个问题。新闻媒体立即开始猜测光大证券公司有人输入了错误数据。这种错误在汉语中叫"乌龙指"交易,来自描述足球队员错误地将球踢进己方球门的俚语。

8月18日,证监会发布了初步调查结果,发现由于光大证券交易员提交了价值234亿元人民币的错误买卖订单,导致上证综指的突然上涨。

这些订单中有72.7亿元已经实际成交,这让光大证券公司十分苦恼,因为这之后市场迅速扭转了上涨,最后以跌幅收盘。按8月16日收盘时的价格,光大证券公司估计该公司在交易中损失了1.94亿元人民币。

8月22日光大证券公司总裁徐浩明引咎辞职。徐浩明是周五被处以终身证券市场禁入的四名经纪人之一。其他三人分别是杨赤忠、沈诗光、杨剑波。

毫无疑问,光大证券公司的持股人将受到连累。周五公布的处罚决定似乎是中国最大的一笔,处罚金额几乎相当于光大证券公司今年上半年报告的8.1亿元人民币净利润的近三分之二。

光大证券公司在上海上市,是国有企业光大集团的一部分,光大集团董事长是唐双宁。《纽约时报》报道过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United States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正在对摩根大通(JPMorgan Chase)进行贿赂调查的消息,摩根大通曾雇佣唐双宁的儿子。

调查者的着眼点是这家美国银行是否企图通过雇佣唐双宁的儿子来赢得光大集团的生意。

翻译:张亮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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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8月30日星期五

纽约时报: 奥巴马筹划对叙利亚实施有限军事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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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巴马筹划对叙利亚实施有限军事打击
Aug 30th 2013, 12:37, by MARK LANDLER, DAVID E. SANGER

华盛顿——政府官员周四表示,奥巴马总统已准备着手对叙利亚进行有限的军事打击,尽管美国忠实的盟友英国周四无情拒绝了参与打击行动,且美国国会的质疑声也越来越响。

英国议会的反对票给首相戴维·卡梅伦(David Cameron)带来了沉重一击。此前他已承诺支持奥巴马,并号召议员们批准英国参与短期军事行动,以惩罚巴沙尔·阿萨德(Bashar al-Assad)总统的政府。各界认为,阿萨德在上周发动了致命性化学武器袭击,造成数百人死亡。

这次投票结果对奥巴马来说也是一次挫败。对于从联合国安理会(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获得授权进行打击,他早已放弃希望,因而正在努力联合同盟国对付叙利亚。

但政府官员明确表示,虽然支持不断减少,也并不会阻止奥巴马作出决定进行打击。五角大楼官员说海军五分之一的驱逐舰已转入地中海东部。每艘舰船携带几十枚战斧巡航导弹(Tomahawk),这可能就将成为打击叙利亚的主要武器。

甚至在英国议会投票之前,白宫官员已表示,奥巴马已认定无法克服俄罗斯对安理会任何相关决议的反对,俄罗斯是叙利亚的长期支持者。

虽然政府官员谨慎表示,奥巴马还没有做出最后决定,但所有迹象均表明,在联合国负责详查"8·21"袭击事件的人员离叙后,打击将很快开展。调查人员计划周六离开大马士革。

白宫于周四傍晚向国会领导人提交了军事行动的说明,以阻止民主党及共和党不断施压,并提供更多政府有关军事计划的信息,同时力争取得国会对于任何行动的批准。

根据获悉情况的有关官员,在和共和党及民主党代表的电话会议上,国务院(State Department)、五角大楼和国家情报机构的高级官员都坚持认为,有明确的证据显示,阿萨德的武装力量发动了袭击。

这些官员也指出,尽管情报并未将阿萨德与袭击直接挂钩,但政府表示美国已掌握证据及法律依据以开展打击,阻止叙利亚领导人再次使用类似武器。

官员们说,一份关键的情报是,截获的一段叙利亚军事官员之间的电话通话。谈话中一方似乎暗示,化学武器袭击比预料的结果更惨重。"听上去他认为这是一个小规模行动失控了,"一个情报官员说道。

但共和党议员说,白宫官员否认了袭击规模大是因为误判造成的,这表明官员们相信叙利亚是故意施加大范围的破坏。

"我相信阿萨德做了奥巴马告诉他不要做的事,"南卡罗莱纳州共和党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Lindsey Graham)说道。他和其他7名共和党参议员出席了白宫幕僚长丹尼斯·R·麦克多诺(Denis R. McDonough)主持的另一个通报会。

一同出席电话会议的还有国务卿约翰·克里(John Kerry)、国防部长查克·哈格尔(Chuck Hagel)、国家情报总监小詹姆斯·R·克拉珀(James R. Clapper)及国家安全顾问苏珊·E·赖斯(Susan E. Rice)。由于不是保密会议,政府仅向议员们提供了有限的情报细节,他们坚称这些情报支持了军事袭击这一决定。

不过,在电话会议之前,几位有名的议员,对于白宫在没有同国会进行认真磋商前就计划进行打击,表示愤怒。

"当我们要做出非常艰难的决定时,你必须既得到国会成员的支持,也要得到公众的支持,"密歇根州共和党众议员、众议院情报委员会(House Intelligence Committee)主席迈克·罗杰斯(Mike Rogers)周四在MSNBC电视台说道。"我认为这两方面都非常关键,然而目前,没有任何一方面得到实现。"

纽约州民主党众议员、众议院外交委员会(House Committee on Foreign Affairs)资深成员艾略特·L·恩格尔(Eliot L. Engel)在电话通报会后表示,政府官员"确信无疑阿萨德及其手下使用了化学武器"。

恩格尔说到向国会成员描述的证据中,有一段截获的通讯记录"来自一个叙利亚的高级官员",谈论此次袭击。"如果总统选择采取行动,证据是很充足的,"恩格尔表示。

在90分钟的电话会议之后,一些资深议员认为,奥巴马政府对叙进行军事行动的理由不够充分。加利福尼亚州众议员、众议院军事委员会(House Armed Services Committee)主席巴克·麦克科恩(Buck McKeon)认为,奥巴马需要更强有力的理由来说服国会和这个"疲于战争"的国家。

"如果他做不到,我认为他可能会很难得到国会和美国公众的支持,"他说道,"他需要做很多的努力。"

一些官员表示,有关袭击的情报资料还包括一些证据,显示叙利亚军队如何在开展袭击之前将化学弹药准备到位。

官员们表示,奥巴马以维护禁止使用化学武器的国际标准及美国国家利益遭受威胁为由,要求采取行动。

他们称,如果叙利亚的武器落入危险分子手中,或者如果其他领导人将美国的不作为视作鼓励非常规武器的使用,那么美国在该地区的盟友,比如土耳其、约旦及以色列,以及美国本身都会遭受威胁。

奥巴马对打击理由的阐述造成了一个进退两难的局面,与乔治·W·布什总统(George W. Bush)10年前面临的局面类似,当时布什决定在不寻求联合国授权决议的前提下,派遣将近15万名美国士兵前往伊拉克参加一场大范围的战争。奥巴马政府表示,这种情况与其在叙利亚的战略目标有很大的差异。

在伊拉克,布什公然寻求政权更迭。白宫官员辩称,在叙利亚问题上,奥巴马试图实施针对化学武器的国际禁令,力图阻止叙利亚政府在其国内或对美国的盟友使用化学武器。

"甚至在该事件发生之前,我们就一直要求联合国安理会针对叙利亚采取更大胆的措施,"负责战略沟通的副国家安全顾问本杰明·J·罗兹(Benjamin J. Rhodes)说。"问题是俄罗斯人不会投票支持任何形式的问责。"

然而,美国决定在英国不参与的情况下开展行动,这是不同寻常的。即便是伊拉克战争,布什都要依靠他所谓的以英国为首的"意愿联盟"的帮助。奥巴马已经明确表示,将有美国领头行动,虽然他欢迎国际社会参与行动,但他不依靠外国力量来开展这个行动,这本质上是一场美国行动,从叙利亚沿岸的海军舰艇上发动攻击。

奥巴马曾模糊地提到强化反对使用化学武器的"国际规范"或标准,化学武器被归类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但它们远不如核武器或生物武器强大。

除了维护国际行为标准的重要性,奥巴马本周还强调了美国进行自卫的固有权利。但一些学者警告称,美国很难以此为由发动攻击。

华盛顿新美国安全中心(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的分析师菲利普·卡特(Phillip Carter)说, "根据这个原则,土耳其、约旦、以色列、伊拉克或黎巴嫩,及其北约(NATO)与美国盟友,可以直接回应叙利亚的挑衅行为。"卡特警告称,尽管该国的暴力冲突对其他国家有所波及,但邻国仍没有与叙利亚开战的正当理由。

美国之前曾在没有寻求国际支持的情况下,开展了单边轰炸行动。但它当时提供的自卫理由可以自圆其说。

1986年,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总统在断定利比亚是柏林舞厅爆炸事件的幕后推手后,下令对的黎波里进行空袭。爆炸事件造成两名美国军事人员死亡。1998年,在美国驻肯尼亚与坦桑尼亚的大使馆发生致命爆炸事件后,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总统批准了对阿富汗和苏丹进行巡航导弹打击的行动。

Mark Mazzetti和Jonathan Weisman自华盛顿、Ana Facio-Krajcer自加利福尼亚州圣克拉丽塔对本文有报道贡献。
翻译:刘京砚、许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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