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 上游放生下游撒网，济南鲤鱼劫数难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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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游放生下游撒网，济南鲤鱼劫数难逃 Dec 21st 2013, 01:31, by 狄雨霏 中国媒体报道称，本周黄河岸边一场放生鲤鱼的活动遭遇严重问题，守候在下游的人用渔网"疯狂"捕捞大量被放生的鲤鱼。放生原本意在帮助获得重生，或者至少是长寿，是一种带有佛教信仰色彩的行为。 在放生活动中，信徒将被捕捉的动物放回大自然。中国文学家林语堂曾说，放生乌龟是祈祷长寿，放生鱼是为了成佛，鱼和乌龟一般都是放生到河里或是湖泊里。鸟类则放生到空中。上述报道称，这次放生活动本来是要为黄河鲤鱼"补充"鱼源。 不管是为了什么，那些被放生的生命，或鱼源，都不应该被等在附近的投机者立即捕获。但据中国网报道，这恰恰是周三发生在济南市的情况，当时约20人将800条总重约2000多斤的鲤鱼放进黄河，但在下游100米处等待的50个人却向水中撒网捕捞。这里是放生活动的照片。 包括CNTV——官方的中央电视台(CCTV)旗下的网络电视台——在内的主要媒体发布的照片显示，山东省济南市附近的黄河边上，分别有两群人。他们都出动了卡车，放生者显然是用卡车将鱼运来放生，而捕捞者则是用卡车将捉到的鱼运走。 网上很多中国人都对这次放生失败感到震惊。 "国人如此，"凤凰网人气最高的评论写道。此言出自"索日照明灯饰"，得到逾2500人的推荐。 另一些人认为，中国人缺乏信仰是这场闹剧的根本原因。"没信仰真可怕，"网名"ccaatt33"的人写道。此言得到逾2100人的推荐。"yunyun_1031"发表的类似评论"一个没有信仰的民族好可怕"得到1335人的认同。 从媒体报道的内容看不出有多少鲤鱼被重新捕获。记者拨通山东省佛教协会的电话，但对方拒绝置评。媒体报道也没有引述地方政府的评论。 翻译：张亮亮 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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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 世界进入了否定科学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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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进入了否定科学的时代 Dec 21st 2013, 01:19, by 亚当·弗兰克 罗切斯特——1982年的民意调查显示，44%的美国人相信人类是由上帝直接创造成今天的模样的。30年后，相信神创论的人占46%。 1989年，当公众刚刚听说"气候变化"这个说法的时候，63%的美国人明白这是一个问题。近25年后，这一比例实际上略有下滑，降至58%。 这些民意调查的时间表勾勒出我在科学界的生涯。1982年，我是物理专业的本科生。1989年，我成为研究生。那时，我的梦想是，在25年内成为天体物理学教授，引领新一代的学生踏入强大而微妙的科学研究领域。 这个梦想的大部分已经实现了。然而，我没有将学生送入一个赞扬科学前沿的世界，而我正将他们送去的社会，对科学成果抱有复杂、甚至是怀疑的态度。 教育我的那一代科学家看到今天的世界会感到陌生。他们当中很多人参与了曼哈顿计划(Manhattan Project)。后来，他们帮助创造了推动美国战后繁荣的各种技术。20世纪中叶，人们认为，政界人士应当资助科学研究，但不在其他方面进行干预。李森科主义(Lysenkoism)带来的灾难记忆犹新：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歪曲了科学事实，差点摧毁苏联的生命科学。 西方科学的成功使我的大部分老师相信，进步是必然的。虽然科学领域与政治文化之间达成的共识有时会遭受挑战——比如，20世纪70年代有关核能的辩论——但他们展开争论的时候拿出的是科学证据。人为制造疑问一直是坚决禁止的行为。 然而，事到如今，否认科学事实有政治效用，也能为社会所接收。"神创论"的定义非常狭隘，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不过是美国的一个小流派。可是，我毕业之后，一项资金充足的行动巧妙地将这种思想重新打造为"创世学"，并将它推广至全国各地的课堂。尽管显然很不科学，但否认进化论已经成为检验某些保守派政治人士的试金石，就连最高层的人物也适用。 与此同时，否认气候变化的人直接借鉴神创论者的公关手法，在几十年前已有科学定论的气候科学基本问题上生编硬造出疑问。反对接种疫苗的活动人士大肆利用区区几项早已被质疑的研究，人为制造出自闭症与接种疫苗有关的未获证实的说法。 还有很多例子。北卡罗来纳州已经禁止州级规划机构使用气候数据来预测未来的海平面。由于俄勒冈州的很多家长拒绝给孩子接种疫苗，该州正在对入学政策进行修改。上述情况发生在一种文化背景之下，即我们现在把科技作为知识追求的投入度，要比我记忆中的任何时候更小。 因此，即便我们的日常体验已离不开技术进步，我们的很多领导人却抛弃了有利于科学家迈克尔·曼恩(Michael Mann)所说的"政治科学化"的战后共识。 我对学生们说什么呢？从一个教育阶段到另一个教育阶段，我们的社会告诉这些孩子，科学非常重要。可是，当今天的科学家仅仅因为老老实实地做地球气候史研究而收到死亡威胁时，孩子们又会感到多么困惑啊？ 美国人总是期望孩子能拥有更加美好的经济前景，而我们科学家则期望学生接手一个科学不断受到更多人支持的世界。这绝不是说，应当将科学变为一种宗教，或者要求大家盲目接受每年的热门研究趋势。我们这个社会面临很多艰巨的挑战，更多的科学和数学教育也不会解决所有问题。我们缺失的是，了解到科学中基于证据的开放式研究过程——而不仅仅是科学成果——对迎接挑战至关重要。 我的老师那一代人可能会对神创论等荒谬的想法有点困惑而已。我的学生却没有这种奢侈。他们必须在市面上的各种观念中英勇地捍卫科学。 本科学习期间，一些教授对天文学家卡尔·萨根(Carl Sagan)的评价非常低，让我很震惊。在我看来，他普及科学的努力是一种启发，但对他们来说，这种"推广"是一种打扰。这种观点，在今天毫无意义。 萨根提倡科学的热情和慷慨精神现在必定会激励我们所有人。传播科学的Twitter账号和博客需要人打理，市镇级别的科学节及高中科学展览需要资源投入。学术界以外具有公民意识的人可以参与学校董事会的课程设置会议，以及长期的气候应急预案的制定。这些活动迫切需要见多识广的公民参与。父母及祖父母们则可以带着孩子多去几次科学博物馆。 在巨型粒子加速器和太空望远镜背后，科学是世界的一种运转方式。简单地说，它是一种传统。人类历史的那些最黑暗时刻告诉我们，即使是最昌明的文化传统也可能会遭到破坏或遗失。或许，这就是投身科学的学生现在必须了解的最重要的一课。 亚当·弗兰克(Adam Frank)是罗切斯特大学的物理学与天文学教授，创办了NPR台的"13.7宇宙与文化"博客(13.7 Cosmos and Culture)，著有《关于时间：宇宙大爆炸末期的宇宙学与文化》(About Time: Cosmology and Culture at the Twilight of the Big Bang)。 本文最初发表于2013年8月22日。 翻译：许欣 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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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 “硬色情”先驱者阿尔·戈尔茨坦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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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色情"先驱者阿尔·戈尔茨坦去世 Dec 21st 2013, 01:33, by ANDY NEWMAN 本周四，淫秽杂志出版人阿尔·戈尔茨坦(Al Goldstein)在布鲁克林科伯尔希尔的一家养老院辞世，享年77岁。他的《Screw》杂志把"硬色情"推入了主流文化。 据他的律师查尔斯·C·德斯蒂法诺(Charles C. DeStefano)表示，死因可能是肾功能衰竭。 色情杂志并不是戈尔茨坦发明的，然而是他第一个给广大读者带来一份不带分毫品味或矜持矫饰的杂志。在《Screw》中，性极少以漂亮、浪漫的形象出现，甚至都不见得性感。它主要是一门生意，就像任何其他生意一样，有消费者，也有供应商。 在1968年的创刊号上，《Screw》发表了简洁的宣言："我们承诺，绝不抹去任何一根阴毛或一个器官，"宣言写道。"我们没什么要道歉的。我们将完全揭露性的世界。我们会成为性的《消费者报告》(Consumer Reports)"。 戈尔茨坦活着就是为了震惊和冒犯世人，曾因淫秽罪名被逮捕了十多次，他在这个行业中坚持了足够长的时间，直到社会风气和技术将他抛在后面。等到2003年他的公司破产时，在这个他曾经引领风骚、每年规模达100亿美元的行业里，戈尔茨坦已经不再是一面旗帜。但无论是好是坏，他的影响都无可否认。 "很显然，他让美国人的感性变粗糙了，"公民自由权益倡导者艾伦·M·德肖维茨(Alan M. Dershowitz)2004年时说。他曾担任过戈尔茨坦的律师。 "海夫纳的色情杂志做得很有品位，"德肖维茨补充说。他指的是《花花公子》(Playboy)的创始人和出版人休·海夫纳(Hugh Hefner)。《花花公子》比《Screw》早问世15年。"戈尔茨坦的贡献就是彻底没品位。" 除了《Screw》，戈尔茨坦最臭名昭著的作品就是戈尔茨坦自己，一个卡通化的、喜欢辱骂他人的家伙，结合了波希特带(borscht belt)喜剧演员、口无遮拦社会批评家、嗜性成瘾的可怜虫的特征，似乎可以体现纽约文化史上的一个时刻：时报广场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堕落和衰退。 戈尔茨坦有一种不知足的神经质和食欲（他的体重一度达到350磅），他利用并滥用《Screw》这个霸道的讲坛，以及后来的那个肉体横陈的公共有线电视节目"午夜蓝"(Midnight Blue)，辱骂了他的无数敌人，其中包括尼克松政府，没有在意大利面酱中放大蒜的意大利餐厅，他自己；而最令他的捍卫者们头疼的是，他还辱骂自己的家人。 "我很幼稚、冲动，总是怎么想就怎么做，"1974年他告诉《花花公子》。"没有什么事情是我会克制自己不去做的。" 阿尔文·戈尔茨坦1936年1月10日出生于布鲁克林区的威廉斯堡，父母是山姆和格特鲁德·戈尔茨坦(Sam and Gertrude Goldstein)，有一个兄弟。他父亲是一名新闻摄影师。 在童年时代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戈尔茨坦都有口吃、尿床的毛病，他被欺凌弱小的孩子们殴打，积累了后来令他怒火燃烧的怨愤。他终身都是心理医生沙发上的常客，在他2006年跟乔什·艾伦·弗里德曼(Josh Alan Friedman)合作的自传《我，戈尔茨坦：被搞的人生》(I, Goldstein: My Screwed Life)中，他把自己的精神问题归咎于软弱可欺的父亲，和与人通奸、不体贴的母亲。 在找到自己的职业道路之前，戈尔茨坦曾在军队服役，当过佩斯大学(Pace College)辩论队的队长，也曾跟随父亲的脚步，短暂做过新闻摄影这一行，在杰奎琳·肯尼迪(Jacqueline Kennedy)1962年出访巴基斯坦时拍过她的照片，并在古巴监狱待过几天，因为他未经允许拍摄了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的弟弟劳尔(Raúl)的照片。他过着不幸的婚姻生活，白天是一名成功的保险销售，夜里则在色情电影院和妓院寻求慰藉。 婚姻失败后，戈尔茨坦过上了四处漂泊的生活。盖伊·塔利斯(Gay Talese)在《你的邻居的妻子》(Thy Neighbor's Wife)中写道，戈尔茨坦在1964-65年的纽约世博会上摆了一个投币游戏摊；他售卖地毯、百科全书和他自己的血；还开过出租车，并找到了一份当商业间谍的工作，到一个工会里卧底。那段经历令他感到如此震惊，以至于他为激进的周报《纽约自由报》(The New York Free Press)写了一篇曝光它的文章。 文章并没有引起戈尔茨坦期待的轰动，但他跟该报的编辑吉姆·巴克利(Jim Buckley)成了朋友。巴克利劝他说，商业色情服务正在发展，报道这种内容有钱可挣，而大报提到它们只是为了进行批判。 两人各出了175美元，在1968年11月出版了《Screw》创刊号：这是一份12页的色情社区入门手册，有黄色电影的影评、裸照、色情书店指南，以及戈尔茨坦对一个阴道仿制品的实地测试。 这份小报的封面是一个身着比基尼的黑发女子，抚摸着一根巨大的犹太香肠，虽然很难找到愿意卖它的经销商，但《Screw》的发行量还是很快达到10万——戈尔茨坦自称的（这个数字从来没有经过审核）——这份杂志的野心膨胀起来。 在20世纪70年代的纽约，准合法的、谨慎地号称"按摩院"的色情场所激增，戈尔茨坦每一家都亲自造访，并给它们评了分。他声称，他在早期为《深喉》(Deep Throat)写的热情洋溢的影评，对它成为第一部真正受到主流观众热捧的硬色情电影是出了一份力的。 20世纪70年代一期《Screw》刊登了杰奎琳·肯尼迪·奥纳西斯(Jacqueline Kennedy Onassis)的正面裸照，戈尔茨坦说那期的销量超过50万册——是当时销量为700万册的《花花公子》的零头，但是足以提高戈尔茨坦的业界声名。 随着名声而来的是逮捕和起诉，但戈尔茨坦又利用这些事件，发挥了最大程度的宣传效应。（他还写了许多严厉的评述，指责那些控告他的人是伪君子，并往往配上露骨的、显示这些人正在进行可鄙性行为的拼贴照片。靠着宪法第一修正案这块挡箭牌，戈尔茨坦在大部分诉讼中都全身而退，偶尔也会缴纳一些象征性的罚款。 《Screw》给戈尔茨坦带来了财富，让他买得起纽约上西区跟比尔·考斯比(Bill Cosby)同一条街的联排别墅。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硬色情内容变得普遍起来，《Screw》的前卫性变得越来越微弱，而他也开始失去兴趣。 "前卫会变得司空见惯，这是美国生活的一个规律，"戈尔茨坦1981年时说。"大众市场最后总会同化创新或革命的东西。" 戈尔茨坦开始创办其他杂志，包括《死》(Death)、《污迹》(Smut)、《雪茄》(Cigar)和《流氓时报》(Mobster Times)等等十多种，全都失败了。他在佛罗里达州波姆庞帕诺滩买了一套豪宅，1992年还参加了一次县执法官选举，结果没有成功。 渐渐地，戈尔茨坦的帝国衰落了。《Screw》的主要收入来源——色情服务广告被《村声》(Village Voice)等报刊一点点挖走，这些报刊中很多都是免费的。视频和互联网色情蓬勃发展起来，戈尔茨坦没能在其中占据像样的地位。 与此同时，他与别人的宿仇也变得更小家子气、更像是个人恩怨。2002年，他因在《Screw》上攻击一位前秘书被裁定有罪，不过这一裁决后来也被推翻。戈尔茨坦的儿子乔丹(Jordan)从哈佛法学院(Harvard Law School)毕业时，没有邀请他参加毕业典礼，于是他登出了篡改过的照片，显示乔丹跟各种男人以及自己的母亲、戈尔茨坦的第三任前妻吉纳(Gena)有染。 戈尔茨坦一生结过五次婚，有一个儿子。戈尔茨坦跟第五任妻子克里斯汀(Christine)的关系长期疏远。 翻译：土土 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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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 哈维尔的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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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维尔的童话 Dec 21st 2013, 01:17, by 斯瓦沃米尔·谢拉科夫斯基 在今天的"小政治"背景下，甘地和曼德拉这些伟大政治领袖的故事看上去犹如童话。现在是另一位巨人、捷克不同政见者和政治家瓦茨拉夫·哈维尔(Vaclav Havel)去世两周年之际，让我们来讲讲他的不凡经历。 这个故事确实有它的童话元素。很久很久以前，在一个辉煌而古老的城市，有一座辉煌而古老的城堡，里面住着一位伟大的哲学家国王。自柏拉图以来，所有哲学家都落败的一件事，这位统治者却成功了：他建立了一个国家。这个国家的富裕程度，可以和西方勤劳民族所在的国家媲美；在贫困的斯拉夫区域，它是唯一可以做到这一点的国家。 这个创建于1918年的国家，就是捷克斯洛伐克，而这座城市，就是布拉格，它的哲学家国王名为托马斯·马萨里克(Tomas Masaryk)。捷克斯洛伐克是极少数没有在20世纪30年代被权威主义蛊惑的国家之一，对马萨里克感恩戴德的人们尊称他为"国父"。 很多年后，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又发生了另一个童话故事。击败共产主义的黑暗势力后，谦逊的哲人瓦茨拉夫·哈维尔在1990年成为了这个国家的领袖，住进了捷克的权力中心赫拉德恰尼城堡。 在回忆录中，哈维尔描述了自己从罪犯到四任总统的生活轨迹，并将它与洪扎(Honza)的故事相提并论，后者是很多捷克童话中的一个常见角色："小洪扎——虽然每个人都告诉他毫无希望——用头撞墙撞了这么久，墙壁最终坍塌了，他成了国王，统治国家13年之久。" 虽然哈维尔通常十分谦虚，但他明白了自己的例子对其他人的意义："为什么这样一个结局幸福的故事不应该被宣扬呢？对于那些还没有经历过墙壁倒塌的人来说，这难道不是一个希望的源泉？"看了当前时事新闻的人，立刻就会联想到在基辅进行反政府示威活动的勇敢的乌克兰人，或者联想到俄罗斯的政治活动家。 现在和未来的新教徒们，沿着自己的信念勾勒出来的路径前行，成功的希望并不大，而异见者的传记为他们提供了宝贵的慰藉。它与异见者的宣言不同，因为一旦战斗结束，后者就迅速到了过期之日，被埋葬在历史的档案中。在这个方面，哈维尔仍然属于极少数的例外。 正如波兰反共产主义活动家亚当·米奇尼克(Adam Michnik)最近所说，"我认为，对于我的异见者朋友们来说——以及对我来说——仅有异见哲学是不够的。对哈维尔来说是不够的。" 带着类似于孩子们第一次去玩具店的那种天真，以前的异见者进入了新时代；事实证明，在西方的所有东西中，市场的无形之手是最诱人的。但哈维尔不一样，因为他没有简单地把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对立起来。在他看来，这两个制度是同一场文明危机的两个版本。 在自己1978年的著作《无权者的权力》(Power of the Powerless)中，哈维尔非常清晰地表达了这种观点，该书也许是反共产主义异见人士最重要的宣言。现代民主社会"没有给技术文明和工业消费社会的无意识行为提供根本的牵制，因为，他们也在被这种行为无助地牵着走"。 哈维尔在他2006年的自传《请简短些》(Briefly, Please)里确认，他自己刚刚当上总统，就在"现实"面前屈服了，所以，这些绝不是天真的理想主义者的观点。 他之所以选择这个书名，是要把它当成自己反抗商业化媒体蠢行的一个标志，后者为了追求迅速的传播效应，把所有出版物都转换成了毫无头脑的陈词滥调。这本书的美国出版商不经意地印证了哈维尔的观点，他们把书名改成了更畅销、更平庸的《布拉格城堡的一个来回》(To the Castle and Back），此举还同时确认了，书中的故事在本质上是一个童话。 在后社会主义国家中，新诞生的资本家对资本主义的信仰如此狂热，就连芝加哥经济学派(Chicago school of economics)的成员，看似都像是小心谨慎的理想主义者，这些人匆忙赶来充当顾问，建议捷克该如何在几近一夜的时间里，跨入自由市场阶段，与此同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几乎被避之不及地当成了一名共产主义者。 然而，哈维尔看到了新的危险。"我还是市场原教旨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反对者，有鉴于此，挖苦大军"已经把我归为左翼人士。"挖苦大军"是哈维尔的专用词，指的是"对觉得不够资本主义的所有东西都予以挖苦的记者们"。 哈维尔指出，全球都陷入了对短期利润这个毒品的毒瘾中，它提供了一时的愉悦，但在长期内却对发展构成了威胁。他指出，意见和货品都存在伪造出来的多元化表象。"迫切地获得毫无灵魂的统一性，对所有形式的独特性构成了巨大的威胁，今天，这种统一性随处可见，尽管你可以在假装各不相同的、看似无穷无尽的种种产品中，做出似乎无穷无尽的各种选择。" 在政治上也能发现类似的现象，所以，他认定有必要寻找一个替代物，来替代陈腐的、极端技术官僚化的政党，手段是"采取措施去除被他们隐藏的、微妙的、无处不在的权力"，这种权力本身就背离了代议民主原则。 哈维尔相当重视被许多老牌异见人士认为纯属浪费时间的运动，即在后社会主义东欧国家兴起的新社会运动，比如女权主义运动、或者全球司法运动。早在上世纪70年代，他就对环保主义产生了兴趣，远在城市问题变成所有人都无从逃避的问题之前，他就把它当成了优先的政治议题。 每个体制都是以无处不在的顺从思维为基础的，它意味着我们都是牺牲者，也都是执行者。我们可以不闻不问，接受我们面前不完美的现实，也可以一同挑战它。哈维尔向往一场"存在主义的革命"，就像在他之前的托马斯·马萨里克(Tomas Masaryk)向往"心灵和思想的革命"一样。他们都同样地不信任制度，却信任无权者的力量。哈维尔已表明，这种力量不再只是存在于童话中。 斯瓦沃米尔·谢拉科夫斯基(Slawomir Sierakowski)是社会学家，政治批判运动(Krytyka Polityczna)发起者，以及华沙高等研究院院长。本文由Maria Blackwood译自波兰语。 翻译：土土、张薇 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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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 全球调查显示中国人最物质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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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调查显示中国人最物质至上 Dec 21st 2013, 01:24, by BREE FENG 针对财富观的一项全球调查证实了国内很多批评者已经发现的问题：当今的中国人太现实了。 这项调查由法国市场调查公司益普索(Ipsos)在9月份开展，调查对象涉及20个国家的逾1.6万成年人。 上周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在用财产来衡量成功方面，中国受访者名列榜首，人数比例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两倍多。有71%接受调查的中国人认同"我以自己拥有的东西来作为衡量成功的标准"这个说法，远高于东亚邻国：认同这一说法的韩国人占45%，日本人占22%。发达经济体的受访者一般不认同这一说法。略超过20%的美国人和加拿大人、以及仅仅7%的瑞典人认同这一观点。中国人也最有可能认同"我感到取得成功和赚钱的压力很大"这个说法。68%的中国受访者认同这一说法，排在其后的是南非和俄罗斯（均为66%），之后是印度（60%）。认同这一观点的美国人占46%，与世界平均水平相符。虽然中国人对自己国家前景的看法要比其他很多国家的人更乐观，但在对个人未来的乐观态度方面，中国人的排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在一财网将这些调查结果发布到网站上以后，人们在网上对此展开了大量讨论，到周五中午，对这篇文章的评论数量已经超过23000条。 辽宁一名用户的评论得到的"同意"次数最多，这一评论说，"一个没有信仰的国家，崇拜金钱和权势，一点都不令人吃惊！" 其他评论似乎没有认为调查结果有什么问题。 一条安徽用户的评论称，金钱是"万能的"，而有钱就意味着"荣耀、女人和权力。" 另一名来自浙江的用户说，"在中国，金钱可以办到很多在其他国家办不到的事情，所以所谓的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似乎只是个空洞的口号。中国社会的意识形态甚至比资本主义国家更现实。" 虽然中国的相当大部分地区依然贫穷，但如今中国拥有一个不断壮大的中产阶层，几乎每个大城市都有一两个奢侈品购物区。根据调研公司欧睿信息咨询公司(Euromonitor International)的调查，中国已在2012年超越法国，成为世界第三大奢侈品市场。 对那些认为中国社会沉迷于金钱的人来说，这些调查结果应该在意料之中。一些中国人毫无顾忌地炫富，这在网上引发愤怒、嘲讽和嫉妒交织的情绪。中国互联网使用越来越普及让贫富差距更容易暴露，很多"土豪"照片在中国社交媒体迅速走红，"土豪"是人们为嘲笑恶俗消费主义而发明的一个词。 然而，人们应当谨慎权衡这些调查结果。益普索称，来自中国的调查结果"并不能反映一般人群"，因为中国的互联网普及率仍不到60%。但是，该公司称，与尚未达到这个门槛的其它被调查国家（包括印度、俄罗斯和巴西）一样，参与调查的人士被认为是"主流参与市民"，他们的教育程度、收入水平和互联网使用与较发达国家人士相仿。 这份研究的结果是该公司"全球趋势调查"系列的第一份研究结果，该系列调查旨在衡量人们的价值观以及对政府和世界的看法。该公司计划在2014年发布更多调查结果。 叶非凡对本文有研究贡献。 翻译：张亮亮 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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