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摄影师刘香成因为在俄罗斯拍摄了一起未遂政变而和他人共享了1992年的普利策奖(Pulitzer Prize)，他现居北京。在那里，他把大部分时间都用于组织摄影展和编辑中国历史照片书籍了。他在中国拍摄的照片，本身就是一个档案库，记录了自毛泽东逝世后，中国发生的惊人变化。他在上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为《时代》周刊(Time)和美联社(Associated Press)拍摄的图片已收录成集，名为《毛泽东之后的中国》(China After Mao)。
不过，他的中国职业经历中最紧张的时刻，出现在他后来接受的美联社的一个任务里，彼时他是1989年天安门广场抗议事件的目击者。那年的6月3日和4日，他就在北京，当时，邓小平一声令下，中国人民解放军枪杀了数百名，也许是数千名平民。
他的家庭办公室位于那场暴力活动的中心以北不到一英里（约1.6公里）处。刘香成在墙上挂着那段时期拍摄的两幅标志性作品，一幅是一对年轻男女坐在立交桥下的自行车上，桥上是滚动的坦克，这幅作品是刘香成在杀戮后的第二天拍摄的；另一幅作品是"坦克人"，他是刘香成的同事杰夫·怀德纳(Jeff Widener)于同日从北京贵宾楼饭店往外拍摄所得的。在一次采访中，刘香成讨论了1989年春天时，他在北京的工作情况。以下为采访节选：
问：当天安门抗议开始掀起时，你正在美联社驻首尔分社。美联社派你回到北京。你的印象是什么，你有没有任何事情可能会演变成一出悲剧的感觉，就像后来发生的那样？
答：当我看到中国学生在天安门广场扎营的消息，我就想起了1978年那场短暂的民主墙运动。1989年，北京出现了类似的场景，不过人群的聚集规模比十年前要大得多。我对《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新华社等官方媒体的员工决定加入长安街的集会队伍感到惊讶。
拍摄这些事件和报道民主墙的过程类似，报道民主墙时，我会每天查看墙上是否贴出了的新的大字报——当时的大字报贴在长安街西边一座公交总站旁的围墙上。1989年5月中旬回京后，我每天都会去几趟天安门广场，拍摄大体上一片和平的学生集会，他们住在广场上已被征用的公交车里。在那里下面条、煮饺子，唱歌跳舞打发时光。学生们互相摘抄彼此的诗作，这些诗作都贴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有时，学生们会打出标语，要求中国普及类似于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First Amendment)中的权利。
这些场景让我回想起毛泽东1976年逝世不久后的那段时期，当时处处都是开放的新氛围，中外学生结伴在圆明园遗址公园游玩，几乎就像是迷你版的中国式伍德斯托克音乐节(Woodstock)。在中央美术学院的学生把"民主女神像"放到天安门广场正对毛泽东官方肖像的位置之前，我从未想过，此事会演变成暴力事件。
问：美联社是如何进行图片报道的？在6月3日暴力事件开始之前，最让摄影师激动的场景是什么?
答：我们有几个摄影师一起报道这一事件：东京分社的Sadayuki Mikami（贞行三上，音译），驻北京的摄影师马克·埃弗里(Mark Avery)，来自曼谷的杰夫·怀德纳(Jeff Widener)，以及我自己。最后，香港的余伟建(Vincent Yu)也加入了我们。驻东京的亚洲摄影编辑吉姆·帕尔默(Jim Palmer)指挥我们进行报道。民主女神像揭幕之后，帕尔默像很多西方摄影师一样，决定回去。我却觉得还不是离开的时候，根据我的经验，中国最终会移除这尊象征法国大革命的雕像。毕竟毛泽东和天安门广场是中国共产主义的标志，与之不甚匹配。报刊记者当时忙着报道军队遭到工人及北京居民阻拦的消息，而摄影师则在拍摄学生们的生活和活动场景，以及军队的行动。帕尔默启程回东京后，纽约的摄影主编哈尔·比尔(Hal Buell)打电话来，让我接管编辑事宜。我说，我宁愿继续拍照。他说我可以同时做这两件事。
问：在那段日子里，作为一个美国新闻机构的摄影师，你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答：我和余伟建都是华裔，宣布进行戒严时，我们特别危险。虽然我们可以混在人群中，但我们带着照相机，非常显眼。我还记得主干道上手持AK-47冲锋枪站岗的解放军士兵盯着我看的场景。
问：关于屠杀发生的那天夜晚，让你印象最深刻的记忆是什么？
答：我印象最深的是，第二天清晨南池子街道附近的长安街上的枪声。我听到了几轮枪声。我当时在北京饭店外，但距离太远，看不到实际的射击情景。隆隆的枪声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我看到行人跪在地上，乞求三轮车夫去接受伤人员的时候，我决定跟他们同行。我跟着三轮车，一手把着自行车的车把，另一只手举着照相机，给那些被紧急送往附近的北京协和医院的受害者拍照。（未完待续）
黄安伟(Edward Wong)是《纽约时报》驻京记者。
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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