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助理纳塔莉·基特罗艾弗(Natalie Kitroeff)请纪思道(Nicholas Kristof)回忆自己当年在天安门广场的报道经历（25年前那里曾是中国民主抗议活动的现场）并思考他现在会有什么不同的做法，中国及他自己的世界观在多大程度上发生了改变，抑或没有变化。
问：我们刚刚度过天安门广场抗议活动及屠杀事件的25周年纪念日。在最近的一篇专栏文章中，你回忆了自己与妻子伍洁芳(Sheryl WuDunn)一起报道天安门事件的经历，你们凭借相关报道获得了普利策奖(Pulitzer Prize)。现在的中国已经截然不同，你觉得那个时刻是造就当今中国的转折点吗？
答：它是一个未能实现的转折点。赵紫阳、鲍彤、胡启立、朱厚泽等改革派的共产党领导人曾设想，推动中国进行政治及经济改革，以此回应民主抗议活动。他们认为，中国会朝着台湾、韩国的方向发展，享有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但他们遭到罢黜，强硬派在这场政治斗争中获胜。因此，中国在经济上繁荣发展，但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处在1978年邓小平给它设定的轨道上。
问：你在天安门广场对屠杀惨剧进行报道，当时没有借助我们现在使用的技术，比如阿拉伯之春起义活动期间使用的技术。鉴于你现在对博客和社交媒体的运用，如今你对这一事件的报道会有所不同吗？
答：如果当时在中国能够使用Twitter、Facebook、Google Plus和Instagram，那会非常棒。当然，如果现在能在中国使用这些社交媒体也很不错。在本世纪的头一个十年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曾逐步放松对网络的控制，但如今，新皇习近平正在加紧管控。因此，中国读者无法看到这篇文章。
问：你指出，中国的很多年轻人不知道天安门事件。中国是出现了某种程度上的文化失忆了吗？如果是的话，原因是什么呢？
答：要控制民众，就要控制他们的表述方式。在这一点上，中国共产党做得非常成功。在汉语中，提到1949年共产主义革命时，除了解放一词，几乎没有其他说法。毛泽东时代的饥荒——世界历史上最严重的饥荒，被称为三年灾害，尽管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共产党造成的灾难。1989年六四屠杀事件已经被从历史记载中删除。但这种做法也只能到这一步：真相在不断扩散。共产党已经无法隐瞒令人震惊的腐败行为，人们普遍对腐败现象感到愤怒。
问：你还提到，参加八九运动的中国抗议者坚称，他们不只要填饱肚子，还要享有权利。你觉得中国资本主义的繁荣是否带来了太多"粮食"，以致于他们已经忘记权利？
答：一直以来，双方达成了一个未被言明的交易：我们提高你们的生活水平，作为交换，你们不要抱怨缺乏政治权力。问题是，在提高生活水平，创建中产阶级，使人们接受教育，建立国际交往时，你还创造了人们对政治参与的需求。这正是弗朗哥(Franco)时期的西班牙、皮诺切特(Pinochet)时期的智利、全斗焕(Chun Doo-hwan)时期的韩国经历的过程，这也是它们如今成为民主国家的原因。
问：自2001年，也就是9·11事件发生的那一年以来，你一直担任专栏作家。你觉得自己是独特历史阶段的见证者吗？
答：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独特阶段，但这是一个如此动荡的时期。在此期间，能够发挥记者的作用，进行报道，是一种荣幸。"
问：你经常到一些危险的地方进行报道。你曾有过担心自己的生命安全的时候吗？
答：很多时候会担心。在一些旅途中，我大部分时间都非常紧张，有种揪心的感觉。最令我痛苦的经历是去刚果报道内战。首先飞机坠毁了。然后，我妨碍到某个军阀的士兵杀害胡图人，被他们在丛林中追了一路。在这个过程中，我感染了一种最致命的疟疾病。在那以后，我妻子几乎给我拴上了脚镣。
问：当你报道最紧要的问题——战争、人权灾难、全球健康危机或任何不公正现象时，你想达到什么目的？
答：我认为自己在提供照明，而不是在供热。所以，我希望能使人注意到世界上的问题或不公正现象，引起人们的关注。我想把紧急事件提上议事日程，这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
问：在你看来，你的哪篇专栏影响最大？
答：我关于热点问题的文章没有太大影响。在伊拉克战争开始之前六个月，我一直（包括从伊拉克）撰文解释入侵伊拉克的愚蠢之处，但没有说服任何人，其中包括其他自由派人士，乃至我所在报纸的社论版。我还写了大量关于枪支暴力的文章，但我不知道我是否改变了任何人的想法，使他们支持枪支管制。但是可能会产生更大影响的是指出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然后让人们对它进行思考——包括白宫人士。所以，我认为我关于达尔富尔(Darfur)的专栏，在引起人们对那里的危机的关注以及支持提供援助的举措方面产生了一定影响。我认为我关于产科瘘管病的文章使这个问题的被关注度大大提高，而且还为它筹措了更多的资金。我还认为我关于国内外为了性交易进行的妇女拐卖的文章使人们对这种现代形式的奴役（极端情况下）有了更多了解。
问：你在当专栏作家期间，有没有犯过什么错？有没有什么专栏是让你后悔的？
答：我在许多问题上都犯过错。我后悔写了关于史蒂夫·哈特菲尔(Steve Hatfill)的文章，他是炭疽热一案中的"嫌疑人"。近日，有人对反对人口贩卖的柬埔寨活动人士索马里·玛姆(Somaly Mam)的背景故事提出了质疑。我并不了解真相，如果我知道这些疑问的存在，我就不会去写关于她的文章。我写了一些关于伊战的文章，有些针对它的批评是对的；我曾警告人们，这种战争会促使阿拉伯人奋起反抗，但事实证明这个想法完全错误——在那个时候！我曾写过很多文章说布什总统的伊拉克"增兵"行动没用，而事实上它起了很大作用。我还写文章说对缅甸实施经济制裁也没用，但这些制裁确实起了作用。
有时，我在提到一些自己强烈反对的人时，语气会不自觉地带有恶意，我也对此感到懊悔。在专栏中抨击和嘲笑当权者（尤其是布什执政时期的共和党）是件很容易的事。我对有时控制了自己的刻薄想法也感到后悔。
问：长期对人类苦难进行报道会令你沮丧吗？它是否会影响你的乐观情绪？
答：这是很奇怪的事情。不过报道悲惨的事情其实能让你对人类更加乐观。事实上，当你与最邪恶的罪恶力量肩并肩时，你也会发现最伟大的利他主义和高贵品质。我记得曾经在刚果采访过一名应该对大规模强奸及谋杀负责的军阀，他突显了人类作恶的能量。但是，我还遇到了一名小小的波兰修女，她靠着自己给饥饿的人们提供食物、养育孤儿，并通过协商来让那名军阀不去胡作非为。她用勇气、正义和高尚来回应邪恶，表现了自己的人道主义精神。与那个军阀相比，她的行为给我留下了更深刻的印象。事实上，从饱受战争折磨的刚果回来后，我对人类的能力有了更好的感觉，当面临考验时，很多人会做正确的事。
翻译：陈柳、许欣
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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