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意大利前总理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Silvio Berlusconi)曾经驳斥意大利陷入危机的言论，因此出了名。他指出餐厅里宾客满座，飞机票也很难订。他还曾提出，投资意大利的一个好处在于"我们这里有美丽的女秘书"。简言之，他是一个在大事临头的时代不那么正儿八经的男人。但他也是二战后意大利任职时间最长的总理，还曾在欧元陷入严重危机后的两年里主政。
这是一个谜，现在依然如此。贝卢斯科尼已经被判税务欺诈，被禁止担任公职两年，还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而他想通过做社区服务的形式服刑，有可能重操旧业成为一名歌手。
意大利人并非不务正业的民族。几乎没有哪个地方的人比都灵人或米兰人更正经、更勤快。在高高在上的超级富豪们试图影响世界议事日程的时代，贝卢斯科尼这位亿万富翁代表着范围远超意大利的"时代精神"吗？当现实世界里的欧洲政客显得软弱无力的时候，他成了一个表演者。在后意识形态时代，他是一个带来欢笑的插科打诨者，是沉迷于真人秀的郁闷大众眼中的超凡人物，还是形象重于一切的世界里一个讲究着装品味的人。
这一切都有点道理。欧洲陷入了一场诡异的危机。你在欧洲大陆各地都能捕捉到绝望的画面，但并没有人挨饿，还似乎有足够的"精彩好戏"阻止民众造反。人们渴望得到消遣；技术能够满足这一点。富人令人怒火中烧，但在潜意识层面又具有某种强烈的吸引力。欧洲各国首都的市中心充斥着金钱、房地产经纪人和各种名牌。全球超级富豪愿意在有法治的地方买下落脚点。这正是"老欧洲"可以提供的。
法国前总统尼古拉·萨科齐(Nicolas Sarkozy)不是贝卢斯科尼，但他同样爱财（尽管并非同样富有），同样爱出风头，同样性子火爆，同样具有肾上腺素支撑的人格面具。法国人对他感到厌倦以后，便走向另外一个极端，选举"正常人"(Monsieur Normal)弗朗索瓦·奥朗德(François Hollande)出任总统。但现在他们却无法原谅自己，因为奥朗德似乎太正常了一点，难以让身陷危机的他们分散一下注意力。
当然了，贝鲁斯科尼主要是意大利社会的产物，尽管他身上也带有其他一些因素的影响。我在上世纪80年代曾在这个国家做过记者，那时意大利国家政治要比现在重要。位于威尼托街(Via Veneto)的美国大使馆里有很多外交官（还有特工），他们对北约(NATO)同盟的软腹部感到发愁，还担心文质彬彬的的意大利共产党人进入政府。可话说回来，那时的政治也是一个精心策划的游戏，一个任人唯亲的封闭体系，其可允许的极限由美国人说了算，即把共产党拒之门外。在意大利，忠诚是一个本地的概念。
不能把罗马太当真。曾扮演历史主角、但早已不再如此的这座城市，背负着沉重的负担。它沉湎于日复一日的缅怀，缅怀那金碧辉煌但影响力已经式微的宫殿和挤满日本人的美丽废墟。难怪罗马崇尚的是奢侈，而非劳作。我常常觉得，它是一个穿着华服的流浪儿。
这令我想起了保罗·索伦蒂诺(Paolo Sorrentino)的杰作《绝美之城》(The Great Beauty)。它是一部来自贝卢斯科尼时代的以虚无为主题的电影（男主角是一位陷入写作瓶颈的作家，福楼拜想要写出一本虚无之作的雄心令他着迷），详细描绘了关乎罗马资产阶级的所有一切，他们的放荡形骸，他们所跳的康加舞，他们那自欺欺人的绝望。他们得到了以华丽方式结束一切的权利（意大利的邮轮不是都沉了吗？）。这是一部美丽的电影。没有人能像意大利人那样在唯美上达到极致。它同时也是令人不安的欧洲危机的写照，充满了伪善、谎言、怨恨、残忍和空虚的性行为。索伦蒂诺制造的美感让人沉醉，但当你醒来的时候，却要面对现实的困扰。
片中的小说家男主角名叫杰普·加姆班德拉(Jep Gambardella)，西装口袋里永远插着一块叠得整整齐齐的装饰方巾。他问想要勾引的一个女人，她是做哪一行的。"我是有钱人。"真是好职业，他评论道。在另一个场景中，他被指控为厌恶女人的男人。他强调，不，你说的一点都不对，"我其实是一个厌世者。"于是马上有人恭喜他："谈到憎恨，你必须把目标定得高一点！"
一个年轻的女孩把颜料投向空白的画布，然后用手推抹（她因此获得了数百万的报酬）；一位日本游客暴毙；时髦的上层人士被飞刀逗乐；有人的人生跌至谷底；一只长颈鹿出场了，还有一些鹳鸟，一个有权势的侏儒，以及一个104岁的准圣徒。（"真的吗？她看上去年纪还要更大些。"）加姆班德拉最好的朋友情场失意，写作又不顺，于是决定离开。他的结论是："罗马让我很失望。"
场面很华美。但明显散发出一股野蛮的气息，同样明显的是，这种欧洲"文化"来自上层。
翻译：李琼
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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