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23岁的印度尼西亚女佣艾维亚纳·苏里斯特亚宁斯(Erwiana Sulistyaningsih)上个月从香港回到她的故乡印尼爪哇省时，几乎无法行走。她身上满是划伤和烧伤的痕迹，据称她在香港的雇主曾殴打她，还曾囚禁她数周。
每年都会有数十万名像艾维亚纳这样的印尼年轻女性离开家，前往亚洲和中东各地，居住在当地人家中做佣人——做饭、清扫、看管小孩和老人。多数人每月都会把一部分薪水寄回家中，为依赖外劳汇款的印尼经济提供助推。在拥有700万人口的香港，居住着超过32万名外来家佣，其中将近一半来自印度尼西亚。
尽管香港对外佣的法律保护比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其他亚洲国家要好，但管辖其生活和工作的条款却存在歧视性，并催生了一种可能导致虐待的环境。艾维亚纳肯定不会是第一个在香港遭受毒打的外佣，而且除非法律做出修改，她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香港法律对外佣最苛刻的一项约束是要求外佣与雇主同住。许多雇主只肯给外佣没有窗户的窄仄橱柜做卧室，有时甚至还会更糟。同住的规定意味着佣人必须一天24小时待命，而且如果遭遇有虐待倾向的雇主，这些外佣几乎走投无路，求助无门。
香港对外佣的最低工资标准是均一的，每月517美元（4010港元，约合3130元人民币），算下来明显低于本地人每小时3.85美元（30港元）的最低工资。由于向工作时间更长的外佣支付了明显更少的薪水，香港实际上制造了一个由外来女性佣工组成的底层阶级。这些为香港照料儿童和老人的女性，实际上处在社会经济层级的最底端。
法律条文存在缺陷，而且还经常被人公然违背。许多雇主和求职中介会收走外佣的旅行证件，以防她们不经许可就离开香港。她们的薪酬时常低于最低工资标准，也常常被迫每周工作七天。
每年都会有数千名外佣因为合约纠纷向香港劳工处投诉。非政府组织移民工牧民中心(Mission for Migrant Workers)在2013年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约有18%的外佣表示曾受到雇主肢体侵犯。
然而每年仍然有数千名女性来到香港，因为这里有机会赚到在本国赚不到的钱。这批女性为其母国的经济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所有来自菲律宾的外劳，2012年向本国汇回了240亿美元，菲律宾是香港外佣的另一个主要来源国，而印尼外佣向国内汇回了71亿美元。
摄影记者的工作让我在2012年11月到2013年2月之间，来到了印度尼西亚和香港，调查印尼佣人的招聘过程和她们在香港的生活条件。我采访了许多佣人，尽管一些人表示满意，但也有相当一部分佣人讲述了悲惨、虐待的故事，数量之多令人惊讶。
2012年11月我在香港和26岁的丽思塔(Lista)交谈时，她对在香港的这份新工作十分兴奋。但在谈到她对薪水的期待后，她几乎是以开玩笑的口气说，香港的生活条件并非总是那么好。她的姐姐要辞去女佣的工作，才得以脱离她睡的那个狭窄角落：一个没有窗户的储物间。她还不无惊恐地谈到，她的朋友被迫在雇主一家都睡觉后，睡在雇主家餐厅的桌子上。
尽管外佣在这块中国的领土上承受的许多困苦，要归咎于香港的法律体系和粗暴的雇主，但实际的情况却更加复杂。印尼政府和私营企业的商人积极地支持着这个存在缺陷的体系。
在印尼西爪哇省的南安由，我遇到了本达·皮特林(Bunda Pitrin)和她的丈夫米连托(Milyanto)，她们是招聘佣人的中介公司经纪人。他们向年轻的女村民和她们的家人兜售在国外过上更好生活的梦想。
每向雅加达的一家招聘中心送去一名佣人，他们就能得到685美元酬劳，他们承诺会向女子的家人返还30%，以此鼓励家人让她离家。
今年26岁的雅玉·罗莉亚·苏班迪亚(Yayu Rolya Subandiyah)于2012年8月来到香港。前往香港前，按照印尼政府的规定，她在爪哇的一家培训中心待了六个月，在那里她学到了烹饪、清洁的基础知识，以及一些英语和广东话。
像所有同胞一样，她也必须偿还培训课程的费用。这些外佣抵达香港时，多数都要放弃每月薪水中的一大部分，来偿还国内的培训费用。这样一来，她们就被栓到了香港的新工作上，一旦情况恶化，要想离开也变得更难。
对雅玉来说，与雇主的关系很快就复杂了起来。那份工作开始第二周，她的雇主发起了脾气，甩了一些清洁用品到她眼睛里。她出于恐惧，逃了出来。她的第一反应是躲到介绍工作的中介公司，可是她发现那里的中介并不想了解她的麻烦，而是鼓励她回到雇主家。
通过创造出条件，让印尼女佣身负债务，同时限制她们的行动并且支付低薪，印尼和香港的政府以及招聘机构，实质上迫使这些外佣陷入了一种契约奴役的境地。香港人应当敦促政府，纠正法律中的歧视，并为佣人提供更多的保护。印尼人也应当做出应有的努力，重塑招聘体系，使其更重视外劳的安全和尊严，而非利润。
就像雅玉在香港对我说的，"我们来这里是为了工作，不是为了被羞辱、被折磨。"
格拉蒂亚娜·德慕斯蒂耶(Gratiane de Moustier)是摄影记者。
翻译：王童鹤
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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