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自从1997年英国将香港移交给中国之后，这块土地上的700万居民一直可以自由地实行自治，受到北京的干预相对较少。但这种自由现在受到了威胁，北京引发的受挫感在加深，发生暴力事件的可能性也在上升。
尽管在很多领域都可以感受到北京的插手，但它对本地政治越来越多的干预最让人不安。中央政府向香港人承诺，他们可以到2017年直接选举领导人，然而却尚未批准候选人的提名程序。北京似乎希望让一个亲北京的提名委员会筛选候选人，这让真正通过选举选择领导人的希望破灭了。
正因如此，香港人抗议中央政府的事件也更频繁了，民主派阵营里的一些派系也变得更加激进，北京方面的耐心则越来越少。在这种气氛下，香港人与警方爆发肢体冲突也变得更有可能。
一旦出现暴力，中国就有了在香港进行镇压的口实。而一旦镇压，无论是对香港人还是香港繁荣的经济，都将是巨大的挫折——它也会作为一个不祥的信号，显示出中国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打算如何在全世界运用其影响力。
北京及其在当地的盟友必须向香港人提供更多政治参与的渠道，否则紧张局势就会持续加剧。越来越多的香港人似乎打算对抗北京，即使这意味着与香港警方发生肢体冲突——这些人将精力转移到和平示威中也是同样重要的。
一群抗议者正计划在今年晚些时候，为追求真正的普选，举行一场规模据称很大的抗议行动。这场被称为"占领中环"(Occupy Central)的抗议活动旨在通过非暴力的静坐，让香港的金融中心限于停顿。香港过渡期研究计划(Hong Kong Transition Project)开展的一项研究显示，每五名香港人中就有两人表示支持占领中环，尽管可能发生暴力事件和破坏经济。这些受访者的年龄大多低于30岁。
但是由于越来越多的香港人，尤其是年轻人，不愿就2017年选举的候选人如何产生做出让步——北京方面希望审核候选人，民主派则希望候选人由公众推举产生——抗议活动极有可能引发暴力。
与就普选问题和北京产生的冲突相比，香港人的不满还有更深层次的根源。经济因素，以及内地人对香港资源产生的巨大压力，多年来也在香港催生了不满。北京不需要做太多，就可以引爆本来一触即发的局势。
过去20年里，受到飙升房价的推动，贫富差距在拉大。内地人和他们的钱，推高了香港物价，同时本地人的薪资保持在相对较低的水平，机遇稀少。此外，数以百万计的内地游客来到香港购物，让基础设施压力沉重，街道拥挤不堪。他们除了购买奢侈品和在内地遭禁的书籍，还会买光货架上他们确信正牌、安全的食品。
例如，内地人对婴儿配方奶粉的需求极高，以至于香港政府对销售做出了限制，从而确保香港婴儿有足够的奶粉吃。奶粉已经不在商店里开放的货架上销售，而是要从锁着的柜台里购买。
香港现任行政长官梁振英(Leung Chun-ying)做出了一些尝试，试图应对激发极端化的经济因素。他需要加快实施这些举措的步伐，针对与内地人产生冲突的问题采取行动。
梁振英为了抑制因为廉价住房不足而产生的冲突，预留了仅可售予香港居民的房屋，还提高了购房时需缴纳的印花税。房价已经略有下降，但政府还可以廉价抛售一些公屋，以缓和不满。
梁振英也需要对来港旅行的内地游客人数采取措施，边境两侧的人山人海迟早会发生踩踏惨剧。由于担心拥堵，以及游客在香港发生的越来越多的冲突，即使梁振英不采取行动，内地官员似乎也会介入，控制人潮。
梁振英应该宣布，他不会在2017年寻求连任。那样就能显示他有诚意制定一个公平的选举体系，而不会为自己的未来谋求好处。
这些举动能缓解一些紧张情绪。然而最终，北京方面需要应对香港实现普选的愿望。
如果北京继续表示会对候选人如何产生的问题做出让步，这就能起到很大帮助。如果中央政府能对2017年的程序定下温和的基调，就像香港政府所做的那样（公众咨询文件的标题叫"有商有量实现普选"），争取舆论的支持也会更加容易，而香港的激进派也会受到本地温和民主派的排斥。
北京如何应对香港蓄积的不满，能够考验中国对更自由的生活方式，有怎样的意图和态度。如果中国领导人扼杀香港的政治改革，他们就不会很快在内地开启政治改革。在中国逐步超越美国，成为亚洲主导大国的过程中，也就不会推崇或保护这些价值观。
戴高礼是香港浸会大学(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香港过渡期研究计划主任、政治和国际关系教授。
翻译：王童鹤
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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