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不时地，会有一张令人惊奇的图片在互联网上流传 ，呈现从卫星上拍摄到的笼罩在北京地区上空的可怕灰云。它并非积雨云，而是层层污染，并且已经在受影响最严重的一些中国城市引发了担忧和愤怒。
中国的污染虽然极为严重，但却并非孤例。英美等其他国家战胜污浊空气的尝试，或许可以为中国的未来提供借鉴。
中国政府正着手解决这一问题，最近还发布了新的污染物排放控制方案，并承诺将加强监管。公众意识已经大大增强，这是朝着终结危机迈出的必要步骤。不过，其他国家传达的最重要的信息却令人沮丧：可能要花上几十年时间，才能让情况出现重大转变，尤其是在污染乃是经济增长副产品的情况下。
伦敦就是典型的例子。工业化带来的长期污染问题在1952年达到极致，酿成了史称"大烟雾"(Great Smog)的灾难性事件。当年12月，空气连续五天污浊不堪，因此殒命的至少有4000人，很可能还要多得多。寒流来袭之际，工厂和居民家中的燃煤锅炉排出的烟尘引发了被称为"烟雾"的浓重呛人的大雾。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的环境科学教授迈克尔·麦克尔罗伊(Michael McElroy)认为，伦敦当时的污染在严重程度上很可能超过了北京现在的雾霾，尽管两者相隔60年，很难进行精确的量化比较。
当时，伦敦的问题早已广为人知，英国的其他城市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大烟雾"事件往前一个世纪，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在《荒凉山庄》(Bleak House)中写道："从烟囱管帽溢出的烟尘渐渐压低，化为轻柔的黑色细雨，夹杂着片片煤灰，仿佛饱满的雪花。"利兹城市大学(Leeds Metropolitan University)的历史学讲师斯蒂芬·莫斯利(Stephen Mosley)称，早在狄更斯那个年代，反污染活动人士就试图争取公众的支持，但直到英国1956年出台了《清洁空气法》(Clean Air Act)，情况才有了较为有效的改观：根据该法案，英国一些城镇设立了"烟雾控制地带"。家用取暖炉不再烧煤，逐步改用电力和燃气。
"舆论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开始更多地把烟雾与废气而非财富联系起来，"莫斯利博士在邮件中写道。
不过，莫斯利博士表示，《空气清洁法》实施后，又过了好几十年，从煤炭向其他能源的过渡才得以完成。1962年，"大烟雾"事件发生10年后，又有约700人死于伦敦的一场可怕的烟雾。就算到了今天，冒着浓烟的燃煤炉早已从伦敦市中心消失，但空气污染却再次浮现。这一次，问题的焦点是汽车排放的尾气。
1948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发生过与伦敦烟雾事件类似的危机。高气压天气系统久久停留在工业城镇多诺拉，带来了一场令人作呕的黄色烟雾。它持续了五天之久，镇上几乎半数人口都病倒了。
麦克尔罗伊博士称，为了避免类似问题，美国的工厂兴建了更高大的烟囱。背后的意图是把烟气输送到别的地方去，这样一来就不会在本地引发问题了——如此行事倒是符合那句好记的口号："稀释是污染问题的解决之道。"
可是，上述做法部分造成了另外一个污染问题：酸雨。酸雨曾困扰美国东北部以及加拿大部分地区多年，危及植物和鱼类。直到1990年，该问题才得到认真的对待。当年，美国实施了"碳排放限额交易计划"(cap-and-trade program)，针对与酸雨有关的污染物。
"我们一直不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是倾向于做些边边角角的修补工作，然后发现又产生了另外的问题，"麦克尔罗伊博士说。
倡导环保的人士表示，在当下的中国，解决之道显而易见：别再烧煤了。"中国必须摆脱对煤炭的依赖，"绿色和平(Greenpeace)东亚办公室气候变化与能源项目主任李硕在邮件中表示。"煤炭的外部性大得惊人。"
中国政府正在推动发电厂采用其他能源，比如风能、太阳能、核能、水力和天然气。但煤炭是稳定而廉价的能源，在中国的地位十分稳固，这种态势一时难以逆转。
"这类转变不可能立刻发生，但必须尽快，"麦克尔罗伊博士说。
在加强监管以治理空气污染的同时，中国或许也应该考虑某些意料之外的后果。苦苦挣扎于臭氧问题的墨西哥城1989年实施了一项规定：依据车牌号码，车主在每周的五个工作日里只能有四天开车出行。麦克尔罗伊博士说，人们普遍做出的反应是再买一辆很差的车，这样一来就可以每天开车了，但这辆车的污染排放要高于原来那辆。
北京市刚刚发布了新规定：出现严重雾霾时，将实行单双号限行。北京此前也实行过此类规定。
即便假设北京可以避免车主购买第二辆车的问题——看起来很可能做到这一点，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北京的限制措施的间歇性降低了人们再买一辆车的意愿——专家们似乎依然一致认为：在笼罩着天空的烟雾消失之前，北京及整个中国必须做出多得多的改变。
翻译：李琼
纽约时报中文网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