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想要进一步激怒美国的盟友，可能还是有空间的。
美国国家安全局可以发布微博，内容是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有意思的电话内容；或者在YouTube上面公布日本首相安倍晋三(Shinzo Abe)洗澡唱歌的视频短片。
五角大楼可以派无人机飞临巴黎上空，朝高级餐厅扔麦当劳巨无霸汉堡；这么做，就是为了显示出我们有这个能力。
对于爱德华·斯诺登(Edward Snowden)和切尔西·曼宁(Chelsea Manning)对美国的安全造成的损害，政府官员们感到非常愤怒。这可以理解。但是现在，对美国国家安全局的窃听行径怨声四起，这其实是在提醒美国高级官员们，其实他们自己就在损害美国的战略利益——他们做过了头，做了很多事情，原因仅仅因为他们有这个能力。
从9·11之后，我们的国家安全政策就被完全打乱了。过去十二年里，我们痴迷于安全问题，基本上从不考虑让步，结果如何？我们总是想要找到战术上的优势，但是，有时候这却会导致战略上的挫败——对盟国进行窃听即为一例。
就算考虑通货膨胀，我们现在每年的情报开支也已经翻了一番，达到700亿美元（约合4200亿元人民币）。拥有"最高机密"权限的人数，比哥伦比亚特区的居民人数还多——这些人中难免出现不守规矩的人。如果什么东西都是保密的，那么整个系统就会失去公信力，透明度，最后也无人负责任。
反恐战争让我们卷入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战事，明显的收益很少，但是却付出了数以千计的美国生命。每击毙一名圣战主义者，我们似乎又制造出好几名新的圣战主义者出来。
正像一句中国俗语所说的，真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当奥巴马总统就职时，他似乎有可能会调整安全政策。事实上，他确实做了些调整，比方说从伊拉克撤军，并且在不明智地对阿富汗"增兵"之后，开始缩小美国在阿富汗的驻军规模。
但是总的来说，他的安全政策跟布什总统惊人地相似：关塔那摩监狱依然存在，而这是对美国和全世界价值观的公然侮辱；美国国家安全局的间谍项目仍在强势运作，无人机袭击逐步强化，白宫也开始想要钳制关于无人机、间谍行为和网络战争的公开讨论。通过《间谍法案》，奥巴马政府公诉的爆料人人数，比之前历任政府加起来都要多。
最新的这起关于窃听欧洲领袖的丑闻，极好地反映了我们在战略利益上的短视。
欧洲方面表现出来的愤怒多少有假装的成分，这没错。法国前外交部长贝尔纳·库什内(Bernard Kouchner)在接受一次电台采访时坦承："老实说吧，法国人也会窃听。每个人都会窃听别人说些什么。但是我们没有美国人那样的条件，这让我们感到嫉妒。"
不过，我们的窃听似乎是违反了德国法律的，而且也违背了间谍的首要原则：别被人抓住。
35位国家元首都被窃听，如果奥巴马总统真的毫不知情，那么情报监管肯定出了问题。一位前中央情报局高级官员说，在9·11之前，对外国元首进行这样的监控，是肯定要经过白宫首肯的。
这位官员还告诉我，"对于涉及高级政府官员和国家元首的任何行动，一般都检查得特别细；如果不是总统本人，最少也是国家安全顾问。"
但是，在9·11之后，我们的安全政策基本上就是在自动运转：如果我们能够监听默克尔，那么我们就这么干吧！如果我们能够用无人机击毙一名恐怖嫌犯，那就行动吧！如果我们能够无限期地把人关在关塔那摩监狱，那为什么不呢？
我们的这种傲慢，正在蚕食美国外交政策最大的优势，即美国的软实力。比方说，在巴基斯坦，我们的无人机袭击确实消灭了一些危险的恐怖分子。但是无人机袭击却深深地激怒了巴基斯坦人民，损害了美国的形象，削弱了我们在这个重要国家的影响力。在巴基斯坦，无人机对我们的影响力造成的损害，甚于它对塔利班的损害。
路透社的大卫·罗德(David Rohde)这样说，"美国一心想要铲除基地组织，但是这种执迷对美国的损害，比这个恐怖组织带来的害处还要大。"
理查德·哈斯(Richard Haass)是国际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主席。他表示，今天大多数的欧洲人都不记得冷战了，因此，激怒这些盟友之后，我们当下的回旋余地要小得多。他说，"这是一个不一样的地缘政治时代。我们不能假设，人们都是拥护我们的。"
当然，无人机、对盟友的监听，甚至美国国家安全局，都还是有存在必要的。但是所有这些都必须接受审查，要考虑特定的背景，同时该设立终止机制，就像9·11之前一样。
如果我们要求所有人在飞行时一丝不挂，那么，商业飞行的安全性肯定会有提升。但是我们还是接受了转圜，允许乘客穿衣服，因此会带来些许小风险。同样道理，在安全领域不断扩展的今天，是时候停一停，去检视一下是否存在让步的空间；而不是仅仅因为我们有能力，就一意孤行。
翻译：邓力
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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