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在读这篇文章，可能就不会整日困扰于身体遭到侵犯的恐惧。你或许会担心丢掉工作、情感蒙受痛苦，但可能并不害怕有人割你的喉咙，吃饭时一伙暴徒冲进你家里带走你的家人、劫掠你的财产。对于基本的秩序，我们已经习以为常。
然而有数十亿人却生活在不同的情绪场景之中，他们深陷在隐藏的恐惧之中，其中许多人生活在发展中国家。
我们派遣年轻人为这些地区提供帮助时会告诉他们，去那里是为了解决"贫困"，这里使用了我们熟悉的那种经济定性。我们通常先入为主地认为，那里面临的巨大挑战是匮乏。我们派年轻人去挖井、送蚊帐、分发食品和钱，当然这些都是了不起的工作。
然而就像加里·A·豪根(Gary A. Haugen)和维克多·布特罗斯(Victor Boutros)在《蝗虫效应》(The Locust Effect)一书中所说的，困扰这些地区的问题并不只是贫困，还有秩序混乱、暴力横生，以及人为造成的苦难。这本书引人入胜，能让读者改变视角。
"猖獗的暴力威胁是他们生活中核心潜台词的一部分，但我们可能看不到这一点，他们应该也不会告诉我们这些事。但如果我们不被表面所蒙蔽，就堪称明智——因为就像悲伤一样，我们所看不到的，可能正是他们生活中最深刻的部分。"
在世界各地，有很多人居住在法律和秩序无法触及的地区域。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每年在每名居民身上投入的警力支出约有850美元。而在孟加拉国，政府每年的人均治安投入只有不足1.5美元。警力根本不够。
在美国，每1.2万名公民就有一名检察官。但在马拉维，每150万名公民才有一名检察官。检察官根本不够。
即使有某种司法体系的存在，其目的也不是为民众执法和维持秩序，而是保护政权不受民众冲击。有门路的人想要一个能用钱收买的司法体系。
豪根和布特罗斯讲述了八岁秘鲁女孩尤丽(Yuri)的故事。一天早晨，人们在街头发现了尤丽的尸体，当时她的颅骨被砸碎了，腿上缠着电线，内衣褪到了脚踝的位置。有证据显示凶手来自镇上的一个富裕家庭，于是警方和检察官销毁了证据。她的衣服不见了，本来可以用来查出真凶的精液样本也被扔掉了。一张染血的床垫被割去了三分之一，这样就可以把沾上的血渍除去。
尤丽的家人希望查出凶手，但是他们拿不出钱收买检察官，于是检方什么都没有做。尤丽的家人卖掉了所有牲畜聘请律师，可是律师拿了钱之后却搁置了案子。这样的情节十分典型——司法体系武断随意，甚而是卡夫卡式的，自然就会产生这样的结果。
我们生活在富国的人，已经越过了一个伟大的全球门槛。我们的先辈已经为我们建立了基本的安全保障，我们倾向于认为政治和经济的主要问题，以及全世界的不公正可以通过经济杠杆来应对。苏联这样的帝国崩塌时，我们派出了经济学家制定私有化方案，而不是派出警察帮助建立法治。而恶棍似的威权国家侵略邻国时，我们也会采取经济制裁。
然而那些没有从先辈手中继承相应制度的人，却生活在全球门槛的另一端，面对着另一种现实。他们生活在混乱蔓延的境地，主要的现实问题包括暴力、盗窃和极端的不确定性。他们所处世界的指导原则，与其说是长期的经济激励，不如说是赤裸裸的恐惧。如果一个环境中缺乏能正常运作的制度，欺凌弱者的行为、压制他人的冲动，就会遮蔽经济的逻辑。
首要的政治问题不是创造经济增长，而是建立秩序。如果这一目标不能基本达成，生活可能就会肮脏、暴虐、短暂。
豪根是人权组织"国际正义使命团"(International Justice Mission)的负责人，这个组织在世界各地帮助民众构建法律制度。该团体的一个优点是敢于直面邪恶势力，帮助当地人对抗凶残欺凌周围人的大小恶棍。并不是每个援助组织都有能力这样做，与缺乏有效法律制约的情况下所产生的原始的人类行为相抗衡。对这种现实视而不见，在阳光下摆些共同努力的姿态则要容易得多。
与能够吸引捐款的其他一些故事相比，培训警察恐怕没有那么鼓舞人心。然而无论在哪个社会，都必须打击剥削性的行为，在这一基础上建立秩序。如果无法压制残暴的行为，贫困就会持续存在。
翻译：王童鹤
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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