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今年2月底，多家市立图书馆发现，共有数百本《安妮日记》(Anne Frank: The Diary of a Young Girl)遭到损毁，于是管理层通知了警方。媒体报道中配有一张可怕的图片：在一本破损的书中，安妮微笑的照片被撕裂。罪魁祸首尚未找到，但接二连三的恶意损毁事件似乎始于1月的某个时段，也就是极端民粹主义团体"在特会"(Zaitokukai)的一名男性成员肩扛纳粹旗帜出现在集会游行的时候。
日本右翼举出纳粹标识是一种新现象。冷战期间，右翼将自身的仇恨集中在苏联及共产主义身上；现在，他们把注意力转移到了中国和韩国那里，并且日益对准了美国。挥舞日本战时盟友的旗帜是右翼歌颂日本军国主义历史的迂回做法。可以想见，损毁《安妮日记》的行为也是类似情绪的表达。
在我看来，这还体现了存在更为广泛的一种思潮。过去几十年里，日本形成了回避战时历史的机制：把面对起来过于痛苦的事物中性化，将它们渲染成纯美学的无害之物——让它们"可爱"起来。不过，这种策略似乎不再凑效。
意为可爱的日文"卡哇伊"(kawaii)成为上世纪80年代某一部分日本文化的核心。当时，社会与政治气候的变化剥夺了直至60年代仍保有的传统父权形象。将事物可爱化是一种让自身成为它保护者的方式，以一种温和的姿态渲染它的无力。一个著名的案例发生在1988年。据报道，一群高中女生形容病危的裕仁天皇(Hirohito)"卡哇伊"，将他的战争责任一笔勾销。耳朵上装饰了粉色蝴蝶结的白色猫咪Hello Kitty是日本可爱文化的终极象征：她没有过去也没有嘴，代表的是逃避历史三缄其口的冲动。
几年前，我发表了一篇名为《哥斯拉再见、Kitty你好》(Goodbye Godzilla, Hello Kitty)的文章。我在文中提出，哥斯拉象征着日本的战争亡灵重返人间发泄对遭到遗忘的不满。1954年创作出来的时候，哥斯拉令人胆寒：从海中升起，基本沿着1954年B-29轰炸东京的相同路径，摧毁了这座刚刚重建的城市。然而，经过50年的28部电影，哥斯拉先是演化为稀疏平常的怪物，后又被驯化——被塑造成一名滑稽的慈父。简而言之，变可爱了。
日本也将安妮·弗兰克改造成了可爱的形象。
今年1月，以色列媒体《国土报》(Haaretz)刊登了一篇探讨安妮·弗兰克为何在日本受欢迎的文章，以对法国记者阿兰·卢科维奇(Alain Lewkowicz)的采访为主。卢科维奇推出了名为"安妮·弗兰克在动漫之国"(Anne Frank in the Land of Manga)的互动式iPad应用，用各种图片和访谈来呈现一本连环漫画。安妮·弗兰克的故事在日本格外流行。卢科维奇提出，安妮·弗兰克在这里出名并不是源于谴责纳粹大屠杀或是她带来的消除种族主义的警示，而是因为在日本，她"象征着二战的终极受害者"，而多数日本人也这样看自己，理由是美国向广岛和长崎投掷了核弹。他认为，日本自认为是受害者，"从未作恶"。
卢科维奇指出，日本人之所以能与欧洲犹太人建立"同为受害人的关联"，是因为太多人，尤其是年轻人对日本二战时期所作所为的无知，程度令人难以置信。正如卢科维奇对《国土报》说的，他们"不会想到，同一时间自己的军队在朝韩和中国制造了无数的安妮·弗兰克。"
我认为，他这一观点是有说服力的。不过，这里还有更多的事情在发生。日本人对安妮·弗兰克的接纳是他们把战争中尚未解决的问题可爱化的又一个例子。正如《国土报》的文章所指出的，在日本，《安妮日记》之所以异乎寻常地受欢迎，这不仅来自于翻译版的书籍，而且还来自至少四部动漫和三部动画电影。那些片子讲述了一个像Hello Kitty一样无处不散发可爱气质的女孩的故事。
因此，东京图书馆里最近出现的《安妮日记》被损毁事件，也许表明了，日本可爱文化的效用已经到了头。
日本社会在二战战败后积聚的矛盾冲突已经发展到极深的地步，深得不容忽视。虚无主义感正在四处蔓延，人们终于意识到，他们的国家对美国的依赖也许永无止境，意识到还不会很快出现合理的政治方案来解决国家的问题。安倍晋三(Shinzo Abe)政府的极端保守政策加剧了人们的感受，即日本的民主制度运转不良。所有我们不愿意看到的事情，都突然以不容忽视的姿态出现在我们眼前。
如果说恶意损毁《安妮日记》的丑陋行为有任何好处的话，那就是它也许能推动日本社会与可爱文化告别，也许能推动日本社会开始接触安妮·弗兰克和她的无数姐妹们的真实故事。
加藤典洋(Norihiro Kato)是一名文艺评论家，同时也是早稻田大学(Waseda University)的教授。
翻译：黄铮、张薇
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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