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巴马总统也许说得对：自由贸易是一个致胜策略，它会减少消费者的购物成本，增加出口产业的就业机会。
奥巴马在今年的国情咨文(State of the Union)演说中表示，"我们的出口商98%都是小企业，与欧洲和亚太地区建立新的贸易伙伴关系，有助于让这些企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但是在短期内，自由贸易却让美国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工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对于那些最缺乏培训和教育来适应新局面的工人来说尤为如此。
纽约市立大学(CUNY)客座教授布兰科·米拉诺维奇(Branko Milanovic)曾在世界银行(World Bank)担任高级经济学家，他跟踪了1998年至2008年间全球范围内的收入增长变化。
根据米拉诺维奇的计算，中国和印度中产阶层的收入在1998年至2008年增长了60%到70%，而美国中产阶级和工薪阶级的收入却停滞不前。
那么用米拉诺维奇的话来说，问题就变成了："中国和印度的增长难道是以富国中产阶级为代价才取得的"，尤其是美国的中产阶级？米拉诺维奇并没有提出这两者之间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但表示"不会没有关系"。
米拉诺维奇的观点遭到了一些人的批评。
关于印度和中国的快速增长给美国家庭带来的影响，我向国际贸易方面的专家、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经济学教授贾格迪什·巴格沃蒂(Jagdish Bhagwati)寻求了不同的意见。巴格沃蒂从两个方面进行了反驳：第一，技术创新正在推动工资下降；第二，对外贸易给美国消费者带来了可观的好处。
巴格沃蒂说："另外一种论述是：节省劳动力的技术变革持续而深入，它对美国工人的收入构成了压力；美国很多劳动力密集型工作岗位已经消失；因此工人作为生产者不会因为劳动密集型商品的全球价格降低而蒙受损失，实际上工人作为消费者还会受益于这些商品价格的降低。在这种状况下，与穷国开展贸易（比如梅西百货[Macy's]的夹趾拖鞋、廉价内衣，而不是维多利亚的秘密[Victoria's Secret]那样的昂贵内衣）缓和了技术变革导致的工资下降。"
三位经济学家加入了这场辩论，他们是麻省理工学院(MIT)的经济学家戴维·奥特(David Autor)、西班牙货币与金融研究中心(Center for Monetary and Financial Studies)的戴维·多恩(David Dorn)，以及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的戈登·汉森(Gordon Hanson)。三个人分析了全球化贸易和技术进步对就业的影响。
他们共同撰写了一系列论文：《贸易调整：工人层面的证据》(Trade Adjustment: Worker Level Evidence)、《中国综合征：进口竞争对美国本地劳动力市场的影响》(The China Syndrome: Local Labor Market Effects of Import Competi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理顺贸易和技术：来自本地劳动力市场的证据》(Untangling Trade and Technology: Evidence from Local Labor Markets)。在这些研究中，奥特、多恩和汉森发现，对于某些具体类别的美国工人而言，与中国进行贸易带来了非常痛苦的后果。
他们的研究显示了，为什么选民会对自由贸易协定持警觉的态度。
奥特、多恩和汉森写道，相对于一般的制造业雇员，在进口竞争较为激烈的行业中，工人"获得的累计收入更低，退出劳动力队伍、领公共伤残补助金的风险更高"。
如果以1至100的分值，给制造企业在1992年到2007年间受到中国进口竞争冲击的程度打分，那么受冲击程度高的企业的工人，与受冲击程度低的企业相比，少获得了将近半年的工资。
中国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之后，中国进口竞争对美国工人冲击增加了一倍多；美国自2000年以来减少的制造业就业岗位，有四分之一可以用进口竞争来解释。
三位作者计算了在一段为期10年的时间中，美国一个竞争激烈的行业遭受的收入损失，这期间来自中国的进口额增长产生的影响，平均到该行业每个工人身上达到了1000美元（约合人民币6100元）。没有大学学历的工人收入损失幅度比较大，为1.21%，有大学学历的工人则为0.53%，但值得注意的是，两个类别的工人收入都下降了。
在家具、玩具、服装、鞋类和皮革制品这些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比较集中的州，与中国开展贸易导致的就业岗位减少幅度格外严重。它们是田纳西州、密苏里州、阿肯色州、密西西比州、阿拉巴马州、乔治亚州、北卡罗来纳州和印第安纳州。
另一组经济学家也得出了类似的发现：与低工资国家之间的贸易对美国的工人带来了负面的影响。这些经济学家包括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Hebrew University of Jerusalem)的亚伯拉罕·艾宾斯坦(Avraham Ebenstein)、塔夫斯大学(Tufts)的玛格丽特·麦克米伦(Margaret McMillan)、沃顿商学院(Wharton School)的安·哈里森(Ann Harrison)和波士顿学院(Boston College)的香农·菲利普斯(Shannon Phillips)。
在他们的论文《美国工人为什么变穷了？》(Why Are American Workers Getting Poorer?)当中，这四位经济学家发现， "将工作外包给低工资国家，与美国工人工资下降之间存在关联，并且受影响最严重是那些从事重复性工作的工人。进口竞争和工资下降之间存在关联，而出口则和工资上涨有关联。我们给出的证据表明，全球化导致工人从工资较高的制造业岗位，流动到了其他行业或岗位上。我们估计，贸易造成的职业转换，导致实际工资下降了12%到17%"。
在另一篇论文，《理解中国在美国制造业'衰落'中扮演的角色》(Understanding the Role of China in the "Decline" of US Manufacturing)当中，作者艾宾斯坦、麦克米伦，以及北京大学的赵耀辉和张川川发现，"中国就业增幅最大的行业正是美国就业下降的行业，这表明美国工人被中国工人替换了"，而且"在样本期里，美国从事重复性工作的工人比例下降了，而在中国对应的比例上升了，而且在不同行业里，这些变化都存在相关性"。
接下来出现的问题是，在全球市场上，贸易给发达国家带来的消极影响是否无法避免，以及那些消极影响是否超过了贸易带来的收益。
曾在1993年至1995年间担任美国贸易代表的东西研究中心(East-West Center)副研究员埃伦·弗罗斯特(Ellen Frost)在接受电话采访时反问道："封闭边境、不开展贸易，就能阻止制造业就业岗位的减少吗？"弗罗斯特指出，"就业岗位实际上的减少或是所谓的减少，比进出口带来的好处要更容易被看到。这在政治上是一个事实。"弗罗斯特说到了美国消费者得到的好处，比如外国竞争迫使国内汽车行业关注质量，不再制造"烂车"，在这一点上他和巴格瓦蒂意见一致。
主张自由贸易的人提出，减轻贸易冲击的努力，可能会耗资巨大。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的加里·克莱德·赫夫鲍尔(Gary Clyde Hufbauer)和肖恩·劳里(Sean Lowry)也在他们的论文《美国轮胎关税：以高昂代价挽救少量就业》(US Tire Tariffs: Saving Few Jobs at High Cost)中论述了这一点。
他们称，2011年，奥巴马政府限制从中国进口轮胎的决定"至多挽救了1200个就业岗位"，但"价格提高让美国消费者付出的代价总计"高达11亿美元。"当年，为挽救一个就业岗位付出的代价至少有90万美元。这一巨大金额中，只有极小一部分进入了轮胎工人的口袋。相反，大部分钱进入了轮胎公司手中，主要是外国公司，但也有国内公司。"
回到贸易问题的另一面，支持工人的经济政策研究所（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简称EPI）拿出了一整套提议。题为《新时代的新贸易政策》(New Trade Policies for a New Era)的这套提议，可能会彻底改变美国的贸易政策。建议的政策包括取消国会以"快速通道"(fast-track)批准贸易协定的权力；对中国操纵汇率的行为发起制裁；重新就自由贸易协议开展谈判；成立一个新的工业和贸易部门取代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Office of the US Trade Representative)和商务部，并向该机构赋予促进在美国创造就业的职责。
但就连EPI的分析也承认，市场力量不大可能被束缚住："投资和生产的全球化，已经侵蚀了美国企业的最佳利益，与国家的最佳利益之间的关系。"
在3月4号写给Project Syndicate的短文《马尔萨斯、马克斯和现代增长》中，哈佛大学经济学家肯尼斯·罗格夫(Kenneth Rogoff)对总的经济趋势提出了一个更基本的问题，这个问题直指这个贸易难题的核心：
"每一代人还能继续比上一代人享受更高的生活质量吗？在尚未抵达技术前沿的发展中国家，答案几乎必然是肯定的。而在发达经济体，尽管答案应该仍然是肯定的，但挑战已经十分艰巨。"
对于因为外国竞争而蒙受损失的美国工人而言，工资收入会长期下降这个可能性不容忽视。
翻译：土土、陈亦亭
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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