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在减少雾霾和温室气体排放的压力之下，中国政府在考虑强制限定煤炭消耗量。煤炭是来自化石燃料的碳污染的主要来源。不过，这将是一个可调节的限额，煤炭的消耗量未来几年还会继续增长，而决策者对于中国的排放还将在多长时间内继续增长仍然莫衷一是。
在制定明年年底出台的新的五年计划的同时，高级官员们正在对上述问题进行讨论。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居全球首位，因此，习近平主席及其同僚的决定，将对遏制气候变化的努力产生深远的影响。
中国的领导人尚未发表对煤炭或碳排放限制的看法。不过，中国科学院研究环境政策的王毅教授在电话采访中表示，资深的政策顾问普遍支持从2016年开始对煤炭消耗量设置全国性限额。
王毅说，"我觉得在这件事上存在着广泛的共识，问题是如何实施。"王毅是中国的立法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资深成员。"如果我们能够限制煤炭使用量，就几乎相当于限制了二氧化碳排放量，因为煤炭是如此主要的污染和排放来源。"
王毅和另外一些人都表示，与一些专家提出的限制所有类型化石燃料的碳排放相比，限制煤炭使用量更易实施。在世界范围内，一半的煤炭消耗量来自中国。
对煤炭消耗量的这项限制将比现有限制措施更严，后者不是强制性的，执行情况也很宽松。但该限制将与未来的经济增长和能源需求挂钩，因此未来几年煤炭消耗量可能继续增长。
对于中国应该以何种速度采取削减煤炭消耗量的行动，中国的政策顾问仍然存在分歧。一些官员担心，实施更严格的限制会拖累经济。他们提到了一些可能的状况，比如煤矿关闭、就业流失、以及在核能、水电和太阳能等替代性能源无法及时供应情况下的能源短缺。
"主要的困难是，发展替代性能源需要的时间，以及这些替代性能源上线过程中的不确定性，"中国东部的厦门大学的中国能源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伯强说，"政府现在更加专注于清理雾霾，但如果经济不稳定，政府的重心可能会回到经济增长上来。"
严格的限制措施还可能遭到强大的煤炭行业及相关官员的反对，华盛顿世界资源研究所(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的高级经理杨爱伦(Ailun Yang)说。杨爱伦主要研究中国的排放和能源政策。
"真正需要讨论的是，如何获得大型国有化石能源企业以及经济上极其依赖这些行业的大省份的参与，"她说。
一些经济学家称，另一方面，在降低煤炭消耗量方面采取有魄力的行动，可以鼓励新的清洁增长模式，从长期来看将对经济和环境大有裨益。
此外，一些专家说，雾霾在国内引发的不满日益强烈，给政府造成了新的压力。在发电站、锅炉和火炉内燃烧的煤炭是吞没北京等城市的肮脏空气的主要来源，许多旨在减少雾霾的措施也会减少碳排放。
"目前空气污染的整体状况让讨论发生了显著变化，"杨爱伦说。"争取控制措施的政治余地大大增加了。"
多个省份和大城市，包括北京和上海，已经对煤炭消耗量进行了严格的限定，或是设定了减少煤炭消耗的目标。
然而，对中国的减碳行动来说，一个令人担忧的最新威胁可能来自煤制气工厂，自然资源保护协会(Natural Resources Defense Council)的亚洲项目主任芭芭拉·费雯丽(Barbara Finamore)说。一些官员一直在促进煤制气工厂项目，将其作为减少颗粒物空气污染的办法。
这些工厂可以为大城市供气，减少这些城市的煤炭需求，但生产过程会排放大量二氧化碳。绿色和平东亚办公室本周发布的一份报告称，除了两个正在运营的煤制气工厂，中国的地方政府已经提出了建设48个此类工厂的计划。
"没有全国性的使用量上限，煤炭生产和空气污染转移到中国的其他地区的危险切实存在，"费雯丽说。
中国国家能源局今年曾呼吁研究机构提出有关"2020年的能源和煤炭消耗总量上限，以及落实这些上限的可行路径"的方案。
王毅教授最近在中国科学院负责的一项研究提出，中国应该计划使煤炭消耗总量在2025年达到45亿吨的峰值。但中外的其他研究者表示，更早地达到峰值是可行且必要的。
北京的国家能源研究所所长韩文科呼吁中国在2020年左右开始减少煤炭消耗量。他最近在一篇论文中写道，中国的"煤炭的实际消费量已经非常接近40亿吨，已经到了国内生态环境所能承受的极限"。
同时在争论的还有中国是否应该设定一个碳排放到达峰值的时间，如果需要，应该定在什么时候。其他国家的政府在敦促中国设定时间，以更好地判断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水平的增长趋势。
中国政府迄今一直拒绝这么做，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担心，这种最后期限会成为把柄，引来沉重的国际负担。但据中国官方新闻机构新华社报道，中国的气候谈判负责人解振华本月说，政府可能在2015年上半年"提出达到碳排放总量峰值的时间"。
正在就一份新气候变化协定举行磋商的各国政府已经同意提出各自的减排份额，从而争取明年在巴黎达成协议。此前的几次努力以失败告终，部分原因是中国及其他较大的发展中国家拒绝响应富国的呼吁，制定约束性的减排目标。
中国大致从2006年开始超越美国，成为世界上化石燃料燃烧产生二氧化碳的头号排放国，多数研究都表明，在工业化、财富增长和城市发展的驱动下，该国的排放量至少在未来十年内还将继续上升。
这种上升趋势还将持续多久，专家还存在分歧，甚至与政府有密切关系的专家之间都有争论。
"这方面争议很大，"中国社科院的全球变暖和温室气体政策专家潘家华在一次电话采访中说。"我个人是比较乐观的，我相信2025年碳排放达到峰值的判断是可靠的，但是有人认为这是不现实的，说是要等到2030年甚至更晚。"
2009年在哥本哈根的一次国际谈判中，各国政府同意尽力将温室气体浓度控制在一定水平之下，如果维持在这个水平，全球气温平均值在本世纪内将比工业革命前的平均值高出3.6华氏度（约合2摄氏度）。
目前看来，基本上所有国家的行动都很慢，不足以实现这个目标。Ecofys咨询公司能源和气候政策总监尼古拉斯·胡内(Niklas Höhne)说，即便发达国家在减排方面做更多的贡献，中国也必须在21世纪20年代中期达到峰值，这样哥本哈根目标的实现还留有一线希望。包括他在内的一些专家认为，只要产业、税收和消费政策得当，中国可以在2025年前后做到这一点。
前中国政府能源研究人员杨富强在谈及二氧化碳排放时说，"如果设置煤炭上限可以帮助我们在2020年实现煤炭总量峰值，那么在2025年前后达到二氧化碳峰值就有把握了。"杨富强现为美国自然资源保护协会(Natural Resources Defense Council)驻北京高级顾问。
但是中国政府机构的多名专家说，过早达到峰值在经济上是有危险的，中国近期进行的两项研究称，在2030年前实现这个目标无论如何都是不切实际的。
"你要现在就达到峰值，中国可以用停止经济发展来实现，"中国科学院的王毅说。"但代价就是老百姓走上街头。"
储百亮(Chris Buckley)是《纽约时报》记者。Kiki Zhao自北京对本文有研究贡献。
翻译：王湛、经雷
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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