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釜山——作为《我有毁坏自己的权利》(I Have the Right to Destroy Myself)一书的作者，人们经常问我，在我看来韩国自杀率如此之高的原因是什么。我那部小说的主人公是一名专业的"自杀咨询师"，客户聘请他是为了让他帮助自己规划和执行自杀。我从1995年开始写这部小说，当时韩国的年度自杀率远低于其他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然而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韩国自杀率飙升，并且自那以后一直在恶化。
小说在1996年出版时，包括我在内，所有人都没有料到自杀会成为如此惨痛的问题。韩国自杀率一连八年位居发达国家之首。2012年，有14160人自杀，平均每天39人，和2000年相比增长了219%，那一年有6444人自杀。在10到30岁的人群中，自杀是最主要的死亡原因。在40多岁的人群中，自杀是第二常见的死因，仅次于癌症。在更为年长的人群中，数字更加触目惊心。
自杀随处可见。最近有一天，我和一个朋友在首尔的一家酒吧里喝酒时，年轻的调酒师问我们，感觉明天的天气是不是可以乘船出行。她说，她的哥哥一年前自杀了，家人把他的骨灰撒在了港口里，现在家人们打算乘船到港口纪念周年。接着，我的老朋友告诉我，我们原本以为死于心脏病的一个大学同学，实际上是自杀而死。
现在，每每听到年轻人去世的消息，我头脑中闪现的第一种可能性就是自杀。
"生命之桥"的宣传项目是官方应对自杀时不得要领的典型范例。首尔的麻浦大桥(Mapo Bridge)横跨汉江，由于有太多人从桥的边缘跳下护栏求死，所以这座桥有了"自杀大桥"的称号。2012年，首尔市政府和三星生命保险(Samsung Life Insurance)联合发起了一个项目，要把"自杀大桥"转变为"生命之桥"。一家广告公司邀请公众提交问候语，再将这些问候语印在可以发光的面板上，放在大桥护栏上方。有人走近护栏时，面板就会点亮，向行人致以这样的问候："我知道你这段时间过得不容易"，或者"你今天感觉怎么样？"
一年之后，跳下麻浦大桥自杀的人数达到了原来的六倍。"生命之桥"的文宣非但没能劝阻自杀，反而吸引了自杀。
就在几天前，一部好莱坞大片制片方的保安团队，在拍摄期间从麻浦大桥下方的河水中，找到了一名21岁男子的尸体，他是两周前死去的。
翰林大学(Hallym University)家庭医学系的研究显示，尝试自杀的人中，有60%患有抑郁症。然而在韩国，有太多人对心理疾病持有陈旧的观念。许多人以为，自杀者只是缺乏活下去的坚强意愿，太软弱了。很少有人同情，也很少有人有兴趣透过表面，更深入地去探究。
此外，在韩国寻求抑郁症的治疗也并不容易，因为心理治疗在社会上仍然面临很强的阻力。延世大学世博兰斯医院(Yonsei Severance Hospital)的精神病学教授金於洙(Kim Eo-su)对我说："三分之一的抑郁症患者在治疗过程中会放弃。许多患者认为，他们靠宗教生活或体育锻炼就能克服抑郁症，这是最大的问题之一。"
许多寻求心理治疗的人都担心医生做记录。最近在已婚妇女当中有传言说，如果有因为抑郁症而接受治疗或服药的记录，一旦丈夫起诉离婚，女方就会失去孩子的监护权。
关于自杀大量发生的根源，我们很难找到令人满意的解释。对于老年人的自杀，许多分析人士指出的原因是传统家庭单位的瓦解，以及经济状况不佳。对于年轻人的自杀，人们经常归咎于大学入学考试带来的压力。对于中年人，问题在于经济形势的不确定性。然而对于所有年龄段的人来说，都有太多韩国人把自杀当成了摆脱现代社会生活压力的可行的退路。这种态度必须转变。
好消息是，在地方层面这种转变正在发生。2013年，釜山成了韩国第一个开始对自杀高危人群进行关注的城市。精神病学专家也开始研究自杀者生前的精神环境，方法是对其亲友开展深入的访谈。釜山市的官员表示，他们参照了芬兰的范例。1992年时，芬兰自杀率处在全球最高的水平，当时官方实施了类似的系统。通过这种项目，芬兰成功地把自杀率降低了40%。
仁川也效仿釜山，建立起了全面的自杀预防项目，目标是把自杀率降低20%。
在全国层面，政府也已经开始着手应对自杀问题。然而措施仍然远远不够有力，自杀预防服务的全国预算接近700万美元。与此相对比，日本在预防自杀方面投入的资金有1.3亿美元，而且那里的举措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今天，我绝对不会写出《我有毁坏自己的权利》这种充斥自杀情节的小说，因为我很担心它会鼓动其他人自杀。我盼望着有一天，像我这样的作家能再次安心地把自杀当成虚构的情节。
金英夏(Young-ha Kim)是小说家和短篇小说家。
翻译：王童鹤
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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