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上个世纪80年代是中国的一个特殊年代：十年文革浩劫终于结束，在人们的肉体和精神被禁锢压抑多年之后，新的思潮和改革氛围喷涌而现。其中，政治改革可以说是中国当代历史上最浪漫的年代。源于中共党内一批开明派的努力和试图冲破旧体制窠臼的勇气，80年代的这场政治改革虽然很快在党内保守势力的围剿下失败，并在1989年那场举世瞩目的事件后彻底终结，但它影响之深远，恐尚无出其右者。
纽约时报中文网特开设"中国1980年代政治改革系列谈"专栏，邀请当时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成员、《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执笔人之一吴伟先生就那段历史撰写系列文章，希望通过这个专栏，不仅留住公共记忆，也通过历史照亮今天和未来。此为第十四篇。
1986年11月的中央政改研讨小组第一次会议以后，各个专题研讨小组陆续建立，并迅速开始工作，标志着政治体制改革的研讨工作进入第二阶段。中央政改办和各专题组保持了经常性的联络、协调和互动。就在那段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最高潮的日子里，专题小组的研讨报告陆续成型。赵紫阳主持的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从1987年2月中旬的第三次会议开始，在此后四个多月的时间里连续五次举行会议，听取专题小组的汇报，对各个专题报告发表了意见，为已经开始起草的《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笔者将择其要介绍给读者。首先要说的，是党政分开专题。
党政分开，是政治体制改革研讨中的"重中之重"，这一点，仅从党政分开专题组的三位负责人的配置上就可看得出来。按照研讨小组的建议，党政分开专题组，由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温家宝、国务院秘书长陈俊生、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王汉斌等中央三大机关的秘书长负责，温家宝牵头，这在所有专题组的负责人中职务也是最高的。
12月4日，党政分开专题组正式成立，其办公室的研究人员，初期由中办、国办、全国人大办公厅各抽调二人，中组部一人参加。并抽调了若干省级干部加入。随后，研讨工作正式展开。和中央政改办一样，他们的研讨工作也采取收集阅读资料、开座谈会、内部研讨等方式进行。因为中央研讨小组将他们的汇报排在了最前面，所以，他们的工作也抓得最紧。中央政改办派出了李丹钢、迟福林两人担任党政分开专题组的联络员，参与他们的一些活动，保持与专题组的经常性联系。
12月7日上午，在中南海南区152栋的大会议室，党政分开专题组召开大中城市书记、市长座谈会。参加座谈的有南京、武汉、江门、丹东、兰州、常州、沈阳、青岛等城市的书记或市长。中央政改办的有关人员也参加了会议。专题小组负责人陈俊生主持座谈。在发言中，许多人都谈到了党政不分对政府工作带来的多方面影响，建议中央下决心解决。丹东市长郑平提出问题：人大是最高权力机关，党中央是最高决策机关，这个矛盾怎么解决？他建议，中央政治局成员都应该到人大，政府去任职，把权力和决策统一起来。
1986年12月9日下午，中央政改办以"各专题研讨小组工作情况介绍"为题，举行了例会，由党政分开专题的联系人李丹钢、迟福林介绍了该专题的进展情况，并转达了专题组提出的若干问题。12月12日下午、13日上午、16日下午，政改办连续举行例会，讨论党政分开问题。在大家发言之后，鲍彤再次就这个问题进行了重点发言。经过这几次讨论，党政分开这个问题，思路基本上清楚了。
在专题研讨小组的努力和中央政改办的协助下，党政分开专题研讨小组的研讨报告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里就基本成型。1987年2月14日上午，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举行了第三次会议 ，听取党政分开专题组的汇报。汇报仍然在中南海北区国务院第二会议室进行，出席的人员有中央研讨小组的赵紫阳、薄一波、胡启立、田纪云。特邀胡乔木、邓力群、高扬列席。党政分开专题组温家宝、陈俊生、王汉斌及专题组办公室部分研究人员、其他专题小组负责人、中央政改办鲍彤和多数研究人员也参加了会议。
汇报由党政分开专题研讨小组负责人温家宝进行。汇报一开始，他就开宗明义，强调说：专题研讨的指导思想，一是邓小平所说的加强党的领导、改善党的领导，因此要实行党政分开；二是赵紫阳所说的要划分职责；三是目标：两个有利于，即有利于长治久安，有利于现代化建设。
根据温家宝在汇报的进度和内容，赵紫阳和研讨小组成员不断插话，发表意见。
当温家宝谈到党与人大关系的时候，赵紫阳以福建省龙岩市的选举问题为例发表了大段的意见。赵紫阳介绍这个例子说，龙岩市连续三届由上级党委提出的市长候选人，人大都没有通过。第一届是从外边派来的，来了四天就选，结果没选上，当选的是当地的法院院长，他当选不久就被调走。第二次上边派来的候选人仍然没有当选，原来的一个副市长当选了，后来又被调任地委统战部副部长，第三次又是类似情况。赵紫阳评论说，这里表面上看倒是尊重选举，可是你有选的权力，我有调的权力。这样的随便调人参加选举，选举很难进行，又不竞选，不认识的人很难投这一票。又让人家选举，又让人家只能选一个不认识的人，这不是嘲笑吗？赵紫阳认为，我看二者必居其一，要选举就不能总搞干部交流。交流、回避是封建社会的办法。现在是80年代了，为了解决裙带关系又用交流的办法，从表面上看这是个办法，但终究不是科学的办法、长期实行下去的办法。这是经验的办法，还是从旧仓库里拿出来的办法？
赵紫阳强调，最根本的还是要靠群众的民主监督。本地人就不能监督了吗？调了地方也还会搞裙带关系。最根本的还是要靠加强社会监督和民主监督，这些不搞起来，其他办法都不行，整风也整不好。没有自下而上的监督不行，社会监督与民主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赵紫阳又说，刘宾雁（著名作家，在反自由化中受到批判，被邓小平点名开除党籍）是有问题，但是他也揭露了基层的许多矛盾。我们也得有个办法，没有监督和法律保障不行。
后来，赵紫阳再一次提起龙岩的例子，他说，代表自己选出来三届市长执政都不错，相当有政绩。党员不选党委提名的候选人，这合不合乎党章暂且不说，我们要冷静理智的分析一下教训是什么？政改办研究研究看，能给我们改革一些什么启发？
赵紫阳说，今年的科大事件（指引发1986年底全国性学潮的长沙中国科技大学学生抗议基层选举作假导致学生罢课的事件），选举是导火线。赵紫阳强调，人民中间，特别是有知识有文化的人越来越多，他们不是简单的要求有饭吃就行，还要求当主人翁参加国家大事，对此应当能满足的就要满足。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感觉到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民主，这终究是一个我们要解决的问题，一百年也要回答。人类社会的民主应该是越来越发展，一些条件不具备我们可以说清楚，但绝不能让人感觉到共产党害怕民主，不敢讲民主。
在温家宝汇报到"党对人大的领导，应通过人大中的党组织和党员活动来实现"时，赵紫阳问，干部问题你们有什么看法？这是人大改革中一个很迫切的问题。党委决定提名，但通不过，一些老干部在那里当对立面，于是就搞预选。可是大家都学乖了，预选的时候通过了，正式选举的时候就不投赞成票。为此，赵紫阳建议：从省一级起，选举就搞差额，人大主任副主任、省长副省长放手选举有什么不可以？没什么了不起，我们考察过的干部，倪献策（原江西省省长，1986年7月因腐败与徇私舞弊被省人大罢免，后被判刑）这种人不也是有的吗？谁也不敢完全保险。省长提名组阁时，我看可以提名三次，可以三个人都是批准的候选人，放手选去，省长、市长、书记都可以是这个办法。要真正搞点民主，不搞点民主不行，我看没有危险。三个人你都考察过了，三种类型，让代表公决去嘛，从全国的总体上看无碍大局。全国工作主要是看政策正确不正确，具体谁干没有什么大区别。要相信我们的同志，这样群众就不会有意见了。什么都要制度化，最后我们要搞细则，都是原则的话不行。这样的细则非执行不可，打官司也清楚。
赵紫阳在谈到人大党团的作用时说，人代会开会时，党员代表在人代会中占压倒多数，因此人大问题实质上是共产党内的问题。共产党执政组成了政府，议会党团的责任就是保证通过政府的议案。资本主义国家也是这样。那么在人大中的共产党员可不可以行使他的权利，按个人意志投票，投反对票？我们是在人数上是压倒多数，如果完全按照党的意见办事，人代会则毫无民主可言，这不行。
赵紫阳认为，解决这个问题，要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要规定哪些议案可以随便投票，按自己的意志选举，哪些必须服从党的意志。我们想要人大不是橡皮图章，就要解决这个问题。说来说去只有原则不行，得有具体办法。
然后赵紫阳又谈到人大代表的议政能力问题，认为什么是议政能力要加以解释，标准是什么？人大代表中工人、农民、知识分子都要有一些，我国工人那么多，农民那么多，没有人代表他们说话不行。
在温家宝汇报到"我们不能照搬资本主义国家的三权鼎立"的时候，赵紫阳说，话不能这么讲，但问题实际上是这样的。人大当然要监督政府，但是政府也要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受法律的保护，不能损害，各有各的权。我们人大是最高权力机关，不像美国国会是立法机关，他是司法行政三权分立，可以互相牵制，总统的决定两院可以否决，国会的议案总统也可以否决。也有的国家有别的办法，比如解散国会，辛亥革命后国会制也是这样的。我们从苏联搬来了一元化，叫最高权力机关（来自马克思根据巴黎公社经验，提出的无产阶级政权"议行合一"原则）。现在真正要人大起作用的时候就有了问题，界限必须要划清楚。在人大工作的同志首先要弄清楚。人大主要是法律监督，彭真同志讲主要是宪法法律监督，这话讲的很好，不是日常事事干预的监督，不能干预日常事务。
温家宝在汇报中提出，实行党政分开要正确处理党和群众团体的关系。这时赵紫阳说，特别是工会。他要求政改办清理一下有关工团主义的问题，又问邓力群可不可以主持这方面的研究，邓力群摇头。又转而问高扬有没有兴趣，高阳也说没有。这时胡乔木插话说还有妇女团体等等许多不同利益需要协调，党在其中起什么作用？要搞清楚。比如说妇联要求男女平等，没有组织的群体也有独立的利益要求。
赵紫阳说，理顺群众组织的关系问题有两个方面，一是比如工会要代表工人的具体利益。说总体利益一致，但工人也有具体利益，是总体利益的一部分。只考虑总体利益，不一定具体利益都能够协调处理的很好。城市里边大量的具体体制改革要靠工人，工会既要积极支持改革，又要积极维护工人的利益，包括其长远利益及眼前利益。他强调，工会是办工人事情的组织，工人的事情一定要由工会办。再一个，工会有监督干部的作用。不是说职代会、工会是权力机关，但是它可以监督厂长，提出批评意见，其不接受可以向上报告。他说，基层的毛病暴露一下也有好处。小脓包不出脓就要汇集起来，没有小乱就会有大乱，要有安全阀分散一下。现在看起来是一个声音，领导认为天下太平，其实压制了许多矛盾，基层黑暗的势力相当多，不讲道理的事很多，群众有话无处说，说了也解决不了问题。要解决根本还要靠基层监督，基层民主，包括刚才讲的选举。
赵紫阳进一步指出，我们搞党政分开、理顺关系，最终都是要搞民主化，总的目标是民主化。一方面四个坚持要旗帜鲜明，一方面要创造一种每个单位、每个人都有其尊严的环境，有气也有地方去讲，讲不正确的也可以讲。基层工会对厂长不能撤职，但是可以投不信任票，一个机关对领导全体投不信任票，那就非改组不可。
赵紫阳又说，工会直属本单位党委领导这不行。工会有工会的系统，本单位工会不是绝对受厂党委领导。如果那样工会就不可能发表不同意见了。不是要搞工会党，但既然工会是一个社会组织，既然它有它的上下联系，就不能受方块党（指本单位的党组织）的直接领导。其他组织当然也很重要，但特别是工会。工会的工作如果做不好，不把工人团结在自己周围，一旦发生矛盾没有第二个纽带，就是波兰的结果（工人组织独立的团结工会）。（鲍彤插话，简单介绍了1951年时批立三路线的情况，说我们的工会比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会作用差，比东欧国家的也差。）赵紫阳说，这个非改不可。
赵紫阳认为，我们党的领导太绝对化。全国是党执政，这没有问题。但每一个单位都是大大小小的党委书记执政，是绝对权威，一个单位一个太上皇，书记专政，这不行。他认为，要解决压制人民积极性的各种问题，从根本上说要搞直接民主，当然还要逐步实行。要理一下思想，定几条制度。十三大报告要讲这个问题，中国的民主化怎么搞，要比苏联搞得具体。
在温家宝汇报之后，中央党校副校长陈维仁也就党政分开问题汇报了党校的研究成果。
汇报结束之后，赵紫阳说，如果温家宝这个汇报大体上还可以的话，那么就要搞点实施的措施，光这个还是空的。党政分开上头要分，基层要分，中间可以晚一些。
赵紫阳再次叮嘱研究人员，不要公开宣传，这些问题很敏感，一发文章国内国外都要议论，参加研讨工作的同志第一不得向外泄露，第二不得写文章，不要造舆论。开会发表意见，开完就完了。从提出初步设想到定下来，再加上确定实施步骤、实施细则，时间会很长。没有细则光讲原则就乱套了。我们搞的是研讨小组，是研究和讨论。传输的信息如果不准确，群众以为会那样，结果没有那样会失望的。薄一波最后也强调，无论如何不能造舆论，不能泄密，会写文章的同志不能写文章，国内国外都不能发。要定一条纪律。政治体制改革的蓝图基本上要在十三大拿出来，不能在十三大前就泄露出去。
这次会议，名义上是讨论党政分开的专题汇报，但赵紫阳和研讨小组其他领导人在会议中所议论的问题，却大都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问题有关。其中的主要原因，一是因为在研讨小组前面两次会议中，党政分开问题已经得到了较为充分的讨论，中央研讨小组的意见已经大都反映在专题组的研讨报告中了；二是因为党政分开专题组的这个汇报，主要问题都已经讲得很清楚，得到了赵紫阳和研讨小组的基本认可。
这次会议的情况，没有再同前两次会议一样以中央政改研讨小组名义，向中央常委写出报告，而是由中央政改办整理了一个"研讨小组第三次会议纪要"，发在了上送范围较大的内刊《研讨情况》上，以非正式的方式，开始向更多的中央高层领导人"下毛毛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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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伟，现代历史学者，1980年代由鲍彤主持的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成员，《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执笔人之一。
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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