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底至2013年初，中国完成了十年一次的权力交接。以习近平和李克强为首的新领导层上任伊始，就在经济政策方面遇到了巨大考验。中国经济增速连续下滑，至今年第二季度已经降至7.5%。这一趋势如果延续，李克强定下的7.5%的GDP增长目标面临落空，这将是中国1990年以来最慢的经济增长。
面对经济下行的压力，要求政府增加投资确保增长和就业的声音渐多。也有不少经济学家，看到五年前"四万亿"投资产生的负面影响，坚决反对政府再度出台大规模刺激措施，主张通过深化改革释放经济增长的潜力。前巴克莱资本亚洲首席经济学家黄益平提出，"李克强经济学"应包含不刺激、去杠杆和结构改革三大要义，便是这类看法的代表。黄益平甚至警告中国应准备承受GDP增速降至3%的硬着陆。
"保增长"与"调结构"哪个更紧迫，更优先？针对再次升温的宏观政策之争，中信证券研究部执行总经理、首席宏观经济学家诸建芳接受纽约时报中文网采访时指出，把推进改革和稳定发展当做互相冲突的目标，可能是一个误区。诸建芳认为，"保增长"与"调结构"二者并不矛盾，如果政策选择好的话，两方面完全可以兼顾。
诸建芳将当下中国经济的困局归纳为五点：一、美国量化宽松(QE)面临终结，新兴市场资本流出压力上升；二、中国经济缺乏活力，表现为经济增速和投资回报率下滑；三、产能过剩日趋严重；四、因财政收入、政府债务和货币存量的压力之下，政策调控的空间已经十分有限；五、系统性风险上升。
针对上述困局，诸建芳提出经济政策的平衡点是，短期应维持"社会可接受的经济最低增长"，长期应依靠放权改革促经济转型升级。"社会可接受的最低增长"，在诸建芳看来，就是就业、盈利、税收三个指标不全面恶化的经济增长。对照李克强保证经济运行处于合理区间，使经济增长、就业水平不滑出下限的公开表态，二者底线基本一致。
为实现"社会可接受的最低增长"的目标，诸建芳主张，一方面应尽可能避免新一轮刺激，另一方面，又需要采取一定的措施稳定增长。这要求财政在增收难度加大的条件下，实现支出的"精细化"，即"把钱用在刀刃上"。比如，有利于支撑消费的民生和环保支出增幅应维持在25%以上。另外，政府在某些领域投资，在稳定增长的同时，也能起到改善经济结构的作用。"比如城市棚户区改造，中西部铁路建设，城市基础设施等都还是有欠缺的"，诸建芳举例说明，在整体产能过剩的大环境下，政府投资仍有可以加强之处。
这一思路，在新一届政府应对经济下滑时，已经有所体现。新任财政部长楼继伟近期在G20财长会议上表示，"中国政府不会像2008年那样再次推出大规模经济刺激政策"。这并不意味着政府不会在尚存在供需缺口，短期内不会出现产能过剩的领域，出台一些中小规模的刺激政策。6月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今后五年改造各类棚户区1000万户，如此规模的基建及房地产工程本身就意味着数千亿元的投资，改造完成后还会带动装修、家电等下游产品的需求。
从中长期来看，诸建芳认为中国需要在很多领域改革和放权，保证经济持续增长。他表示，中国目前以政府主导资源配置的模式，存在与民争利、干预过多和阻碍竞争三大弊端，已经走到尽头。要推进改革，一些重要的领域需要开放给民间资本。比如，民间资本可以以B.O.T.（建成-经营-移交）的形式参与铁路建设和城市基础设施，让社会资金充分融入，当项目建成后，带来的收益又可以反向偿还投资。"中国三十年改革，民间已积累了很多的资本，但你要让民间资本在经济中发挥作用，就要提供一些发展空间，也就是让民间资本有钱可赚"，诸建芳说。
诸建芳承认，改革放权的过程会遇到现有利益格局的阻力。与多数人的想法不同，他认为打破利益格局的前景"没有很多人想的那么悲观"——因为现在经济有一种类似"倒逼"的机制，就是经济放缓带来社会矛盾增加，在这种环境下如不打破利益格局，经济就会进一步放缓，于是社会矛盾将更激化。
他指出，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还是会通过改革来突破现有的利益格局来拓展空间。例如现在允许民间资本来开设银行，过去民间资本可以参与到国有银行里面，但不能有主导权，但现在可以自行主导了。2012年，中国银监会出台的《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的实施意见》明确，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与其他资本遵守同等条件，民间资本投资银行行业的范围、对象没有限制。
中国共产党预定在11月举行第十八届三中全会。社会普遍预期，习、李新一代领导人将借这一场合，推出全面的经济改革计划。诸建芳认为，放权给市场和企业的领域还应该继续扩大，包括财税体制、金融体制、国有垄断、土地制度、户籍制度、民生保障制度等。如果能够进一步在医疗和教育等领域取得突破，对于优化资源配置、激发创新和催生新产业将大有裨益。
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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