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前的一个晚上，我和一位许久未见的朋友在电话里聊天，听着她以疲惫的声音讲述着自己最近遇到的一些坎坷。身为一所美国某知名大学的东亚研究在读博士生，她正在中国东北部的一所中国大学做田野调查，为撰写她的博士论文采集资料。这个过程进行得阻力重重。
朋友研究的话题为中国民国期间的边疆土地政策，虽然属于历史，但仍有些敏感。为了避免触动中国政府，她在给中国导师的关于自己论文的介绍信中不得不将研究题目写得模糊而"和谐"，而这也就意味着她无法从导师那里获得本可能获得的充足帮助。
在向档案馆提交她的研究题目，以申请浏览许可时，她提供了一份同样"和谐"的概述，却仍然没有得到她需要的许可。"我需要看中文和日文的资料，以此获得双方在对待这段历史时的不同视角，"她向我解释。"档案馆告诉我日文的资料还未整理好，不对外开放。但我知道事实是他们不想让我查到这些资料。"
为此，她不得不重新调整论文的研究方向。"现在，我不得不将论文的核心定位在分析中国的视角，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样也有这样的收获，"她乐观地说。"不过，这也意味着作为一位历史学家，我不能通过收集完整的第一手历史资料来尽可能完整地再现当时的情形。"
每当面临这些困境时，她告诉我，她唯一的选择只有妥协，并考虑其它出路。通过在中国的经历以及其它学者的告诫，她明白据理力争往往带来适得其反的结果。更坏的可能性，则是这样做会破坏她与中国政府的关系，从而威胁到她希望追求的做一名中国学者的职业生涯。
这样的顾虑在作为中国公民的我听上去既陌生又熟悉。因为政府压力，学者、记者、作家和艺术家在进行调查和创作的时候自我审查在中国已经是见怪不怪的现象。然而少有中国人意识到，同样的问题也在困扰着在中国从事类似工作的外国人。
就在这个月月初，据《纽约时报》报道，美国彭博新闻社涉嫌自我审查其在中国的报道，决定弃用已经基本完成的对中国高层领导人家庭和富商之间金钱瓜葛的报道。据彭博新闻社驻港记者称，编辑在与他们的电话会议中声称此举是为了保全彭博在中国大陆的报道渠道。而记者们则认为彭博社因为不愿进一步得罪中国政府而刻意收敛在中国的报道，并对这一事实感到不安。 面对指控，彭博新闻社的总编对外解释这些报道还在，并未被弃用。
中国的许多国有企业是彭博新闻社财经新闻终端服务的大客户，交付着每年超过2万美元的服务年费。然而，自从去年6月彭博新闻社刊登了关于习近平家族巨额财富的文章之后，其网站在大陆被封，财经新闻终端定制业务的销量涨势也因中国官员勒令某些国企停止购买而在中国出现放缓。就在彭博社涉嫌在中国自我审查的新闻曝出的几天后，负责撰写未刊发中国报道的两名记者之一的傅才德(Michael Forsythe)遭到停职。傅才德曾是彭博社中国记者团队中的中坚力量，也参与了去年发表的参与了关于习近平家族财富的报道。外界普遍认为他被停职是由于彭博社认定他为自我审查消息泄露负有责任而对其进行的惩罚，而彭博社并未对此发表解释。
据傅才德在推特上透露，他目前已经离开彭博社。
在彭博社丑闻曝出的几天后，另一条令人沮丧的消息在中国的驻外记者圈中引得人心惶惶：在过去18年常驻北京的资深记者慕亦仁(Paul Mooney)在申请由路透社担保的驻华记者签证时，经过八个月的等待，被中国外交部告知签证被拒。虽然当局没有解释原因，但外界普遍认为此举是为了惩罚慕亦仁对于中国人权现状直言不讳的报道。
这两则新闻激起了西方在华人士圈中一次关于中国政府压力迫使下自我言论审查的讨论。在一篇发表在《高等教育纪事报》上名为《笼罩在中国黑名单阴影下的美国学术界》的文章中，美国加州大学河滨分校著名中国文学教授林培瑞描述了学者所面临的类似困境。"由于含糊的原因将毫不含糊的惩罚施加于人，会让任何人——不管是直接受到牵扯的还是旁观者——小心翼翼地审查自己的敏感言论，"林培瑞教授写道。"中国政府的作法证明他们正在试图左右美国对中国的看法。这个问题同样存在于美国学术界，并会对其带来深远的影响。"林培瑞教授早已在1996年便置身中国政府的黑名单之上，原因不明。他至今无法进入中国大陆，而和他面临同样境况的美国著名学者还包括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系教授黎安友(Andrew J. Nathan)、历史学家梅兆赞(Jonathan Mirsky)、以及法国汉学家侯芷明(Marie Holzman)。
众人皆知，中国官方对于外媒对中国的报道以及外国学者从事的有关中国敏感问题的研究长久以来心存芥蒂。然而，近些年中国政府对于在华的外国记者和学者的态度与以往相比显得格外强硬。这背后是中国领导人随着中国国际地位提高，决定抛开顾忌，更直接地争夺中国话语权的结果：通过向负责对外界呈现中国的外国人士施压，中国政府或许希望可以像控制国内舆论一样，试图操纵国际舆论，压倒针对中国的"负面"声音。中国政府将自己的思维模式和行事方式强加于国际社会之上，体现的不仅是和中国如今社会地位远不相匹配的不安全感和封闭固化的思维，也正如它诸多其它颇费心思的企图，最终带来的结果往往适得其反。
追溯历史，中国当今在国际社会上举足轻重的地位容易让人遗忘它真正作为国际社会一员融入当今国际秩序和交流的时间之短暂。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到改革开放前，中国隔绝自身与西方的来往，外界对中国的了解微乎其微，常常需要依赖以各类途径流出中国的二手资料和小道消息来揣测这个偌大的国家内部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与社会变革。那时负责报道中国的外国记者和学习中文的西方学生无法进入大陆，于是便在香港和台湾安营扎寨。他们有时会在夜晚来到面对台湾海峡的沙滩上，打开收音机收听从北京传来的支离破碎的政治口号；偶尔碰到能够因为幸运地因为机缘进入大陆，亲眼目睹中国现状的外国人，"我们……便把他看作能够在梵蒂冈亲吻到罗马教皇神圣长袍褶边的朝圣者，"当时在香港研究中国，如今为美国著名汉学家的夏伟(Orville Schell)在一篇散文中写到。深受当时冷战意识形态的影响，更因缺少了解中国的途径，夏伟回忆到，"我们于是开始将西方社会百年来对于遥远地域的种种猜测与着迷转移到这个共产主义统治下的'隐士国度'。"
这样的与世隔绝终于在改革开放以后被打破。外国记者和学者进入中国，用自己的眼睛观察这个正慢慢走出动荡的历史，从政治运动中缓缓康复的国度。之后几十年的经济发展和中国社会的对外开放更加深并拓宽了外界对中国的兴趣：汉学在世界学术界日益流行，学中文的人数在美国成倍增加，在新闻界日趋萧条的背景下，各大国际媒体仍然争相向中国输送业界精英。如今，世界上涌现出的学者覆盖了关于中国的历史、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研究；国际媒体对于中国的报道全面深入，以至于它们已经成为许多中国人获取本国新闻的主要渠道。
向世界打开国门，让各国以它们各自独特的角度来了解中国，这样做最大的收益，或许是中国这个曾经深藏于"竹幕"背后的"隐士国度"慢慢在世界读者脑海中变得有血有肉。通过外国记者、学者和作家笔耕不辍的报道、研究与创作，外国人对中国的了解不再局限于粗略的意识形态认知和GDP的腾飞。中国的社会百态，中国人的喜怒哀乐也开始在他们脑海中真切地呈现出来：中国农民工背井离乡寻找工作的艰辛，中国中产阶级在物质与精神追求之间的挣扎，中国上访者为了追求公平义无反顾的尝试，中国少数民族文化与汉族文化的冲撞与交融……外国研究者对这一切现象的记载与报道，既在外国人与中国人间激起理解与共鸣，也慢慢抹去许多由于外界对中国欠缺了解而产生的误解与成见。
而外国对中国公正客观的认识，不也正是中国政府口口声声希望取得的目标吗？中国政府常常呼吁要让中国在国际舞台树立自己的文化形象，要让中国的"软实力"走出去。为此目的，中国政府不惜血本地打造了盛况空前的北京奥运会和上海世博会；在世界各地兴办孔子学院，推广汉语学习；大力树立中央电视台的国际地位，希望将其打造成为一个可以和英国BBC以及阿拉伯半岛电视台相媲美的舆论品牌。然而在如此煞费苦心的同时，中国政府似乎没有认识到，抑或认识到却没有勇气践行的真理是：要让世界了解中国，需要的不光是让自己的形象"走出去"，更需要让敞开大门，让世界"走进来"。
如同没有任何好莱坞电影可以传达出那种只有去美国读书生活才能形成的对美国社会的认知，没有任何中国的文化输出工程可以代替外国人亲历中国的所见所闻。如果没有林培瑞教授将他在中国学习到的汉语文学的精华带回母国，美国学术界及美国社会则会丧失一些对汉语的宝贵见解与欣赏机会；如果没有慕亦仁深入新疆与藏区，探访河南艾滋病村，世界对于维族人和藏人的处境，以及中国艾滋病患者的挣扎也会少几分理解与同情。诚然，这些事实的呈现未必会让中国政府喜闻乐见，但对于一个希望了解真实中国的世界，尤其对于在民主国家中将媒体自由与公民知情权当作天赋权利的民众，中国官方对这些负面事实的掩盖又怎么会拉近自己和世界的距离，从而赢得世界的尊重？
从长远看来，中国官方对于国际上有关中国舆论的干涉，不仅剥夺了世界客观了解中国的权利，也阻碍着中国加深对自身的了解。我在国外留学期间，国外剖析中国的方式让我观察到了关于中国从未观察到过的特质，反省了从未反省过的问题，就此常常有"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感慨。而对于中国政府，外界的观察与分析同样为它提供了一面审视自身的镜子。不管中国政府是否愿意直视这面镜子，在世界面前扭曲它，最后呈现的，只会是哈哈镜中的自己。
高雨莘是自由撰稿人，现居北京。
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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