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项在中国南方城市广州开展的调查显示，受访的工厂女工大多遭受过同事的性骚扰，约六分之一的人因此辞职，造成了不小的工资损失。
开展这次调查的非政府组织名为"向阳花女工中心"(Sunflower Women Workers Center)，其负责人红梅在电话采访中说，参加调查的女工中，没有任何一个说自己曾向官方的全国总工会或全国妇联寻求过帮助。她表示，女工们认为向这些组织求助没有用，向工厂经理求助也是一样。
这项调查的报告《广州女工性骚扰调研报告》于11月25日发布，其介绍称："企业没有防止性骚扰的措施，社区对于受害女工缺乏支援，社会整体对于性骚扰问题认识不足或刻意避谈。"
"我对这个结果并不感到惊讶，因为情况一向如此。"红梅说，"有非常多的女性面临着这个问题，但却没有人为她们提供帮助。"
她推测，在酒店和酒吧这样的服务场所，问题可能更加严重。"我们想对在那里工作的女性开展调查，但在那些场所里，没有团体可以组织调查活动。"她说。
大多数骚扰都来自同事，大部分发生在下班后，不过也有很多发生在上班时间。调查显示，受害者58%是已婚妇女，年龄大多在18岁到35岁之间。
调查从8月下旬开始，历时两个多月。在134名参与调查的女工中，约70%称遭遇过"令人讨厌的口哨、喊声、色情笑话"。32%称遭遇过"令人讨厌的身体触摸"，9%被"要求发生性关系"。四分之一接到过猥亵电话或黄色信息，66%称遭遇过"对身体或外表的令人反感的评论"。
43%称她们对性骚扰采取了"隐忍"态度，47%表示自己曾做出"反抗"（细节不明），15%因性骚扰"自动离职"。红梅说，这些女工很少向老板吐露真正的辞职原因。
很多中国人认为，女性受到性骚扰自己也有责任。而且女性还担心自己会背上坏名声。
"她们羞于说出辞职原因，因为人们会觉得那是她们自己的错。"红梅说，"而且老板通常是男性，所以她们很难启齿。"
她说，女工通常在月中拿到上个月的工资，很多人在入职时还缴纳了相当于一个月工资的押金，因此，无故辞职的女工可能会损失两个月的工资。只有经理批准她辞职，押金才会返还；而当她说不出辞职理由时，经理是不太可能批准的。
红梅说，甚至做这项调查本身也很困难。
"人们觉得这是很大的隐私，是非常敏感的个人问题。"她说，"在这种情况下，你不仅会蒙受经济损失，还会遭受心理和感情伤害。"
这项调查只在广州的几个区进行，但是中国有大约2.6亿男女农民工，因此这个问题的规模不容小觑。官方机构新华社今年曾报道，在2012年，农民工的平均月工资为2290元人民币。
"我们能为这些女工做的事情很少。"红梅说，"她们必须收集被骚扰的证据。女性可以向哪些机构求助，这样的问题该如何解决，政府需要做出明确规定。社会必须转变态度，不让受害女性遭受非难，企业也应该防止和解决这个问题。"
狄雨霏(Didi Kirsten Tatlow)是《纽约时报》驻京记者。
翻译：土土
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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