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姆斯特丹——不到两周以前，荷兰还沉浸在世界杯热潮带来的极度兴奋之中。荷兰队出人意料地取得了第三名。随着荷兰连克西班牙、澳大利亚、智利、哥斯达黎加、墨西哥，并最终战胜巴西队，通常颇为沉寂的荷兰民族主义短暂地变为必不可少的激情。在Twitter上，一名足球评论员斗胆批评了荷兰队几句，得到的反馈大意是应该把他从飞机上扔下去。
然而，到了上周四，从阿姆斯特丹飞往吉隆坡的马来西亚航空(Malaysia Airlines)MH17航班在乌克兰东部被击落。遇难的298名乘客与机组成员中，有193人为荷兰公民，其中包括著名的艾滋病研究专家乔普·朗格(Joep Lange)，以及参议员、法学学者威廉·维特芬(Willem Witteveen)。世界杯期间必须履行的狂热激情义务——至少延续到半决赛对阵阿根廷的时候——很快变成了哀悼的义务。通常文风冷峻的新鹿特丹商业报(NRC Handelsblad)在其头版上宣称《每个人都至少认识上面的某个人》。
荷兰领导人则更为克制。周末期间，首相马克·吕特(Mark Rutte)对亲俄分裂分子"极端不敬的行为"表示愤慨，不过他避免了对悲痛之情的任何直接表露。分裂分子一度拒绝交出大部分遇难者的遗体，而是将其放置在一座破败火车站的冷冻货厢内，好似孤魂野鬼。新国王威廉-亚历山大(Willem-Alexander)也很克制。他表示了慰问，但没有呼吁举国哀悼一天之类的举动。此举颇为明智，因为哀悼并不关政府什么事。
所谓荷兰人"冷静"的说法实为陈词滥调。冷静的确是荷兰人的一种特质，但荷兰也会表现出歇斯底里的症状，尤其是同性恋右翼民粹主义政客皮姆·富图恩(Pim Fortuyn)于2002年遇害之后。我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在阿姆斯特丹长大的。那时，民族主义被认为是低级趣味的象征。这里蕴含着历史原因，包括纳粹大屠杀期间许多荷兰官员与纳粹合作，以及荷兰曾在今天的印尼、苏里南和南非等国进行殖民统治。
的确，当国家足球队打比赛（尤其是对阵德国队）的时候，来点欢快的民族主义是没问题的；当荷兰人在环法自行车赛上表现出色的时候，展现一些民族自豪感也没问题。不过，这些情形之外，民族主义就会被认为过了时。
2002年以后，尤其是电影导演提奥·梵高(Theo van Gogh)在2004年被一个摩洛哥移民的儿子杀害之后，一切都变了。新移民，尤其是穆斯林，受到不够爱国的指责。还有，他们不是真正的荷兰人，或者更糟糕——依照来自极右翼的自由党(Party for Freedom)的海尔特·维尔德斯(Geert Wilders)的说法，多数荷兰穆斯林要把这个王国变成哈里发国。
在新闻媒体和社交媒体的煽风点火之下，民族情绪越来越多地得以公开展示。什么都不展示的人，拒绝参与情感宣泄的人，会被怀疑有心理缺陷。
可是，对一个荷兰人而言，更多地同情193名遇难同胞，而不那么同情，比方说，同一趟航班上的四个比利时人和四个德国人，这真的在逻辑上说得通吗？对一个荷兰人而言，200名素不相识的死者，应该比200名在轰炸中死难的伊拉克人或阿富汗人唤起更多的悲伤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将违背人性。在这架飞机上罹难的荷兰人并非死于他们的荷兰身份。目前看来，那是亲俄分裂分子犯下了一个致命错误所致。
与世界杯一样，MH17航班这样的悲剧事件似乎是提升集体身份认同感、假装还存在荷兰主权的概念，并感受某种群体性的一种途径。遗憾的是，哀悼的确是很难分享的，是一种极为个人化的情感。人们有权不去展示自己的情绪，不去分享，即便是在足球和天灾人祸面前。
进而我们又可以说：我们有权承认，有时候我们什么感觉也没有。全世界都想让我们有所触动，从隔壁的女士到亲属和街上的乞丐，从加沙到乌克兰的新闻，从刚果到叙利亚。不停地有人要求我们表达情感。
如果说，这些要求会让我们麻木，我们往往并不在乎，尽力向最亲近的人施以情感支持就够我们忙的，而且常常让人力不从心；在我看来，以上种种并非我们没人性的象征，而恰好是代表了我们的人性。倘若我们真让自己去领会全世界的痛苦，我们很快就会成为一个个精神病例，要借助精神药物的安抚力量才能取得平静。
集体哀悼蕴含一种对孤独的逃避，但"我者"总需要对应一个"他者"，而"他者"或许很快会变成敌人，变成要毁灭的目标。举国哀悼是一种并非完全无害的、不严肃的民族主义表达。那些公开倡导哀悼义务的人，同时还拒绝承认人有时就是无法悲伤的。我承认这是个悲剧，我意识到你在哀悼，但我不能与你一同哀伤，现在不行，今天不行。同样地，当轮到我哀悼的时候，我也不会强迫你和我一起悲痛。
阿尔农·格伦贝格(Arnon Grunberg)著有小说《弥赛亚》(The Jewish Messiah)和《提尔莎》(Tirza)。本文由Sam Garrett从荷兰文翻译为英文。
翻译：黄铮
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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