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一看到麻烦就跳船的老鼠，"著名记者、媒体企业家列昂尼德·波希德斯基(Leonid Bershidsky)在6月中旬宣布自己打算离开俄罗斯时写道。"我更多的是一名水手，看着船长悄悄改变了航向，让船驶向一个臭名昭著的港口——还用喇叭高声宣扬自己的意图——自己却不慌不忙地悄悄放下了救生艇，开始划向我们所有人最初起航时想抵达的那个港口。"
老一代记者卓娅·斯维托娃(Zoya Svetova)用一篇文章进行了回应，文章指出，在苏联时代，她那位身为异见人士的父亲认为移民国外的人是叛徒。"为什么仅仅因为受到一丁点压迫就这样幻灭呢？"她写道。她说，如果原文作者真的希望俄罗斯的情况好转，他就应该留下来，朝着这个目标努力。
俄罗斯博客圈上演的一场辩论持续了一周多时间。这名年长的记者有权评判这名较她年轻的记者吗？俄罗斯的情况已经变得像这名年轻记者说的那么糟糕了吗，还是情况很糟糕，但还不至于让人离开？是不是一个人选择离开就免不了被打上叛徒的标签？那些为了寻找更好的生活而离开的人，会让留下来的人的生活更糟糕吗？
我们这些移民国外的人——我是去年年底移民纽约的——伤害了被我们抛在身后的人，他们不仅仅是家人和朋友。不那么明显，但却可以论证的一点是，当受教育水平最高、最活跃的人离开时，这个国家的前景变得更为黯淡：在这个政权最终垮台时，谁去建设新的俄罗斯？但话又说回来，到那时移民国外的人可以再回国——就像苏联集团开始瓦解时，移民纷纷回国重建许多东欧国家那样。
但这些移民现在能做的贡献呢？在能想到几乎所有方面，俄罗斯社会都在倒退。不仅是政府的言辞明显有违现代化，生活的方向亦是如此。俄罗斯的人口出生时平均寿命预期远低于欧洲和中亚的平均水平。近三分之一的人口用不上现代卫生设施——用得上的人数也正在慢慢减少。政治自由被剥夺，媒体自由几乎被破坏殆尽。在这些情况下，一名好的医生、教育工作者、活动人士或记者非常重要，每一个人的离去都会造成一个看得见的空白。
另一方面，每一个在俄罗斯工作的人都在与社会倒退的大潮作斗争。医生在设备不全的诊所里工作，老师在资金不足的学校里教学，大部分记者和政治活动人士被迫转向自己的博客，所有专业人士都受制于不合逻辑且无法预测其适用范围的法律，这些法律的唯一目的似乎就是限制活力。不管这些人接下来去哪里，只要是在俄罗斯以外的地方，他们都能够更有效地工作——带来更多益处。
这就重新给这场辩论设定了框架。如果一个医生去了一个能更有效地治病救人的地方，那么在他离开的那个国家情况恶化的情况下，世界会变得更好吗？如果一个从事特殊教育的老师能在北美某个城市教几十名学生，而在俄罗斯，她可能只能教几个学生，那么她在北美带来的益处比在俄罗斯多吗？这些问题的关键——这场移民辩论的关键——是另外一个问题：一个人欠出生国家一笔特殊的债吗？
一旦移居国外的人变成某国的移民，他们便会面临这个问题引出的一个推论：和入籍国土生土长的公民相比，非土生土长的公民的权利是不是更少，或者义务是不是更大？美国宪法明确地——对一个由外来移民组成的国家而言，也是匪夷所思地——规定，只有一项权利外来移民享受不到，那就是被选为总统的权利。半个世纪前，出生于俄罗斯的小说家、政治活动人士安·兰德(Ayn Rand)在遇到一名诘问者时极好地捍卫了移民参政的权利："我是选择成为一名美国人的。你除了在这里出生，还做过什么？"
今年，在一个截然不同的语境下，美国政府似乎在表示，如果移民犯罪，就要比出生于本土的人受到更严厉的惩罚。在焦哈尔·萨纳耶夫(Dzhokhar Tsarnaev)的案件中就是如此。他被指控实施了去年的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在今年1月提交给马萨诸塞州美国地区法院的公告中，政府宣布了对萨纳耶夫寻求死刑判决的打算。政府的其中一条理由是，他"获得了美国的庇护；获得了公民身份，而且还享有美国公民的自由。然后，他在美国造成人员伤亡，背叛了效忠美国的承诺。"
在此案开审之前，法官曾命令检方放弃这种说法。他裁决以被告的移民身份为论据"非常不恰当"。
玛莎·格森(Masha Gessen)是一名作家。新作《言语破除禁锢》(Words Will Break Cement: The Passion of Pussy Riot)已于最近出版。
翻译：陈亦亭、陈柳
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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