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对于政府角色的辩论分歧严重，这场辩论常常会归结为这样一个问题：以国内生产总值(GDP)计算，政府的规模与整体经济的规模相对比是怎样的？
辩论双方都是如此。《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最近刊登的一个提议认为，政府规模在GDP中所占的比例，应当遵循比例一直缩小的"黄金财政法则"；而自由派则指出，许多欧洲国家政府开支占GDP的比例要更高。
然而这种比较并没有什么意义：我们衡量政府在经济中扮演的角色时，方法有局限性、不准确也不切实际。如果我们想要了解政府与整体经济是如何互动的，仅仅知道政府的规模，而没有衡量政府活动长期以来对经济做出了怎样的贡献，其实并不能说明什么。
问题在于政府提供的商品和服务大多是免费供应的，所以它不像漱口水或理财规划一样，有市场价格。常规的国民经济计量方法，如GDP和相关的经济指标，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是，假定政府的价值与政府的开支完全相等，不考虑政府实际上产出了什么，也不考虑公共部门的这些产出有多大价值。
在我的机构德莫斯(Demos)本周发布的一份报告中，我们提出，在四个至关重要的方面，这种GDP衡量框架忽视或遮盖了我们经济中的公共价值，所以我们没有充分的依据来指定政策，推动国家在21世纪取得成功。
第一个问题是，GDP中被计算为个人和私营部门开支的部分，占整体经济的三分之二到70%，但这部分开支里很大部分是高度社会化的消费。这些消费的资金并非直接来自家庭的私人收入，而是来自公共财政资金，或是受到公共资金补贴的私营部门渠道。
政府福利以社会保险和社会安全福利的形式，构成个人消费的一大部分，2012年时约有2.3万亿美元。非营利服务和雇主提供的福利也是如此，这些资金也被直接计入了个人消费中。这样计算是一个重大疏漏：2011年经济分析局(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的一项研究显示，这些"间接"来源（主要是公共资金或社会资金）的消费所占的比例，在2009年占30%，在过去五十年里提高到了最初的四倍。
公共投资的回报，也是一种未经统计的公共价值，比如基础设施。经济学家罗伯特·J·夏皮罗(Robert J. Shapiro)和凯文·A·哈西特(Kevin A. Hassett)使用极为保守的模型估算道，私营部门每年能从地面交通基础设施中得益8000亿美元，相比之下，年成本约为1850亿美元。这笔巨大的收益，被计入了GDP的"下游"，主要是作为个人消费。然而这一部分经济活动，不应如此统计，它们是公共资金的投资回报，而不是私人的。
第三种形式的错误估计是监管的收益，或许也可以称作监管的节约。在颁布后最初的20年里，《清洁空气法》(Clean Air Act)节约的医疗费用及其产生的其他收益约有22万亿美元，相比较而言，合规成本约为5000亿元。可以说，这种规模的净监管收益，应当理解成为国民储蓄，但人们并没有这么认为。的确，在许多监管领域，我们的储蓄率达到（有时候甚至超过了）按照当下计算方式得来的国民储蓄率。
最后，还有规模不断扩大的非市场资本，包括人力、社会、智力和自然资本。非市场资本极度依赖政府活动，如教育开支、公共安全、研究投资和环境保护；非市场资本的规模远远超过了以私人投资衡量的市场资本规模，而且前者对长期繁荣而言也更加重要。然而在全国的账簿里，它却受到了忽视，这会危急我国未来的繁荣。
人力资本与政府的活动联系最紧密，它主要是公共教育投资，再加上学生和家长投资的产出。我们为教师发薪水时所投入的公共资金，帮助产出了中学毕业生，而其中有很多又会变成大学毕业生（而其中许多人又成了公立大学毕业生）；这些毕业生是我国20世纪中叶以来，推动经济增长的最重要资产。
按照一种流行模型的计算，教育投资的收益在2009年为国民财富贡献了3.7万亿美元，超过当年GDP中的公共教育价值的四倍。教育投资的回报显然是巨大的，然而在以GDP讲述的增长故事里，却无处可寻。
在观察政府的价值时，以GDP作为衡量标准，会让我们在面对艰难抉择时无所适从——比如一面是财政和监管紧缩，一面是我们作为社会的需求。如果我们无视经济中的公共价值，就不能制定有效的政策，构建未来更好的经济前景。如果我们忽视监管的经济贡献，我们期望更多监管的可能性就会更低，于是我们的孩子就需要承担更大的社会风险和成本。
要发展一条可持续的增长路径，我们应当考虑一则商业格言：你计量什么，就会得到什么。解决围绕政府活动的计量问题，就是一个很好的开端。
卢·戴利(Lew Daly)是公共政策研究机构Demos政策和研究主任。
翻译：王童鹤
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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