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如果你认为拍摄纪录片在美国是一文不名的自虐者才会做的事，那就设想一下中国的纪录片导演面临的艰险：拘禁、殴打，还有内容审查。那些甘愿服从政府严苛规则的导演能指望他们的影片在中国的电视台，或为数不多、经官方认可的"独立"电影节上放映，一些导演还能赢得国家丰厚的经费支持。
不过，在不愁资金的合作派与处境困苦的异见派之间，有人正努力开辟一条中间道路。北京市郊曾是棉花仓库的一座建筑里，每天都能见到一群坚定的电影推广和制作者，他们中很多是志愿者。这里，他们帮助年轻电影人筹集经费，指导新手剪辑未成品原片，并在全国各地的大学校园低调组织放映活动。
三名热忱的台湾电影人创办的这一事业，由非营利组织CNEX（"华人新世代"[Chinese Next]的缩写）运营着。他们三人看来已在中国遍布政治险滩的文化地形中摸索出了一条航道。在大陆设点后的8年里，他们的组织已经资助了数十部纪录片。这些影片涉及的主题，包括独生子自尽身亡后苦苦挣扎的貂农、年轻学生面对中国不成功便成仁的高考所承担的重负，还有异装癖在繁华的南方城市深圳的生活。
CNEX基金会注册于香港，在台湾举办有颇富影响力的电影节，而在共产党的文化部门中也有身居要职的友人，这些人能施以援手使其免遭过度的干涉。不过，或许同等重要的是，CNEX的电影回避了极度敏感的主题，例如，1989年天安门广场的镇压、藏人受到的压迫，以及被中国政府视为危险邪教的类宗教运动"法轮功"受到的打压。
CNEX执行长蒋显斌(Ben Tsiang)说，即便如此，仍有相当大的灰色地带留给与社会息息相关的各类主题，尽管这类电影在中国内地几乎没有上映的希望。"我们都明白'红线'之所在，"他说道，"但还有很多'黄线'，只要注意技巧，我们也知道怎么应对。"
蒋显斌清楚该如何与政府官僚共舞。他是中国领先的门户网站新浪网(Sina)的创始人之一，该公司在中国经营着用户极多的类Twitter服务新浪微博，并在公司内部雇有审查人员。这些人经过培训，专门删除可能会激怒中央政府的内容。
他曾一连十年，每天精疲力竭地工作18小时，后来他终于病倒，接受了心脏手术。接着，蒋显斌售出了在新浪的股份，决定响应多年埋藏在心底的召唤。他的想法是拍一部包罗中国万象的纪录片：暴发户阶层招摇的财富，被繁华所抛弃的农民工生活的艰辛，还有他所说的，这个国家"价值观的紊乱"。
最后，他断定一部电影不足以概括当下的社会。44岁的蒋显斌说，"我想，'我们应该创造的是一个电影产业，来记录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他生于加利福尼亚，在台湾接受了部分教育，毕业于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
CNEX的目标是在10年时间里摄制100部电影。另一位创始人陈玲珍(Ruby Chen)称，他们的想法是创作一组成体系的作品，它将记录下中国历史中这段充满磨难的年代。"我们想为下一代留下些东西，"曾在麦肯锡公司(McKinsey & Company)担任咨询师、现年55岁的陈玲珍说。（她的丈夫是台湾知名导演徐小明。）CNEX资助的很多影片在评论界反响极佳，至少是在中国以外。4年前，杜海滨拍摄的关于2008年四川惨烈地震的事后影响的影片《1428》，在威尼斯电影节(Venice Film Festival)上获得了最佳纪录片奖。这部电影从未在中国的影院上映，但CNEX提供了免费下载，目前已有370万次观看。
每年，CNEX基金会董事局都会阅览最多达到130部的提交影片，这些影片都与基金会指定的一个抽象主题存在松散的联系，比如"钱"、"梦想与希望"、"危机与转机"等。今年的主题是"安全感与信任感"。
这个月，十多名入围者齐聚北京，携他们的作品展开角逐。7名入选导演将获得帮助，以雕琢其作品，制作预告片，并将制作完成的影片送往国际性电影节。他们还将获得1万到3.2万美元的资助用于完成项目，CNEX通过这一资助将获得每部成片的部分权益。
吴方是第一次执导电影，他的作品《爱在北京》描述了在无力承担的房价下，遭到买房压力沉重打击的中国青年。他说，CNEX的帮助十分宝贵。"作为独立电影人，你简直是孤立无援，"他在电话采访中说。
这项计划吸引了国内外越来越多的捐助者，其中就包括圣丹斯电影学院(Sundance Institute)，它近期派出了一些经验丰富的纪录片制作人来到北京，为去年的CNEX入选者提供咨询。
不过对有些导演来说，寻找资助是他们最后才要操心的事情。曾获CNEX帮助的王久良，在拍摄影片记录中国进口的塑料垃圾对人和环境造成的损害时，遭到了三次殴打。曾任《纽约时报》自由摄影师的杜斌，在今年夏天发布了一部关于女子劳教所的纪录片后，遭到了5个星期的拘留。
上个月，资深导演朱日坤卷入了与四川省安全官员的一场彻夜对峙。他刚采访了因肺病致残的矿工，但被迫删除了采访资料。他说，"一边应对政府的审查一边努力谋生已经很苦了，但中国的导演还得面对逮捕和暴力的威胁。"
政府还把目标对准了独立电影节。4月，中国新生代纪录片影人在西南地区的重要平台"云之南纪录影像展"(Yunnan Multicultural Visual Festival)在政府压力下被迫取消。去年8月，当局在北京独立电影节开幕式上用切断电源的办法进行了破坏。
尽管有这样的挑战，中国纪录片数量的增长和质量的提高，令最苛刻的怀疑者都受到了鼓舞。举例而言，朱日坤回顾起2000年时，中国独立电影人还屈指可数。而今，有了廉价、可手持的数码摄像机，数以百计的中国青年开始摄制纪录片。
"环境越艰苦，素材就越多，我也就更有灵感，"导演杨荔钠说道。她的纪录片探讨人的衰老和家庭失和。
"政府才刚刚觉察到纪录片展现中国社会现实的强大力量，"身在日本一场电影节的杨荔钠通过电话补充说。"现在他们想做些什么已经晚了。"
杰安迪(Andrew Jacobs)是《纽约时报》驻京记者。Shi Da对本文有研究贡献。
翻译：马骢
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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