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奈良——数百名叙利亚人看来已被化学武器杀死，保护其他人免遭同样厄运的尝试则对更多人的生命构成威胁。一名8岁儿童在波士顿被炸弹炸死，一个月之后，一名儿童和她的母亲在奥克拉荷马州的飓风中丧生。失控的火车在原本平静的加拿大和西班牙分别夺走了数十人的生命。在巴格达，一系列以冰激凌店、公交车站和知名餐馆为目标的合谋爆炸事件，至少杀死了46人。无穷尽的苦难可曾减轻过？人们能从苦难中寻找到任何意义吗？
每种文化传统中的智者都对我们说，苦难会带来领悟和启迪；对佛陀来说，苦难是人生的第一法则，至少一些苦难源于我们自己的执迷不悟（比如心怀自我），在这些情况下，消除苦难的方式也存在于我们的心灵深处。所以，在某些情况下，苦难也许既是我们太把自己当回事儿的原因，也是其结果。我曾在日本遇到过一位90多岁的修禅画家，他对我说，受苦是一种特权，受苦让我们趋向思考本质性的东西，让我们摆脱短视的自满情绪；他说，当他还是孩子时，人们认为一个人应该花钱买苦受，因为受苦是一种隐藏的祝福。
然而，所有这些观点根本无法用于被毒气杀死的儿童（或是一出生就患有艾滋病的儿童、或是被"有限打击"击中的儿童）。哲学非但不能治愈牙疼，而且一个不断唠叨苦难的长期效益的人，可能还会引发头疼。任何一位经历过爱人受抑郁症折磨的人都知道，她病症背后的恶性怪圈意味着，抑郁症本身就让她听不进逻辑，听不进我们对她的再三宽慰；如果她能听进去的话，她就不会受抑郁症的折磨了。
诚然，偶尔会有这种情况，我会遇到一个人（就把他当成我自己吧），这个人一次次地重复同样的错误，对朋友的话和常识漫不经心，他甚至不听自己的话。于是他撞了车、或者心脏病发作了，忽然之间，灾难能像警钟那样对他起作用了；苦难打出的这一拳，不是更温柔的手段所能替代的，苦难让他警醒，促使他改变自己的行为方式。
偶尔也会有这种情况，我看到苦难可能仅存在于旁观者的眼中，那只不过是我们无知的投影。四肢瘫患者让你不要对她表示同情；虽然她的痛苦比你的更显而易见，但她很快活。印度加尔各答街头或海地太子港街头的人颠覆了我们对恶劣环境与快乐和活力之间关系的认识，他问我们是不是把自己对贫穷的理解随身带来了？
然而，这能改变所有那种苦难吗？那种苦难似乎未给我们带来一丝好处，只让我们怨恨他人的劝告，那些人让我们往好处想、让我们数数遇到好运的时候，并记住时间能治愈所有创伤（其实我们知道它不能）。我们不指望生活是容易的；约伯(Job)只想知道他为什么始终颠沛流离。就像尼采(Nietzsche)和罗伯塔·弗兰克(Roberta Flack)所说的，生活就是受苦受难；生存就是搞清苦难的意义。
这是没人能保证生存的原因。
或者，用18世纪的俳句大师小林一茶(Kobayashi Issa)的话来说："我知道这世界，如朝露般短暂。然而然而......"他在一首短诗里这样写道。尽管小林一茶以其恒久的肯定句而闻名，但他经历了很多死亡：两岁时母亲去世了，他的第一个儿子死了，他的父亲感染上了伤寒，他的第二个儿子和另一个挚爱的女儿也死了。
他知道，苦难是人生不可避免的现实，他或许在自己的短诗里这样说过；他知道，生命是短暂的，失去是这个世界上的法则。可是，当他一岁大的女儿感染天花死去时，他又如何能够不期盼，不是那样呢？
在他用诗表达了不情愿的悲伤之后，他目睹了另一个儿子的死亡，也看到自己身体的瘫痪。他的妻子生另一个孩子时死了，那个孩子也死了，也许是因为助产士的粗心大意。他再次结婚，但在几周后就分居了。他第三次结婚，他的房子被大火烧毁。最终，他的第三任妻子给他生下一个健康的女儿，可是小林一茶却在64岁时离世，没来得及看到自己小女儿的出生。
三年前，我高中时最亲密的好友之一理查德(Richard)在得到前列腺癌的诊断后，创建了一个名为《这个朝露世界》(This world of dew)的博客。我给他发了一些和小林一茶有关的信息。小林一茶的诗作，除了表达对生命之美的感激外，几乎不涉及其他内容，直到他去世。可是理查德很快就在痛苦中死去，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时，他几乎不再能走动了。
我在日本的邻居生活在这样一种文化中，这种文化，在某个看不见的层面，是建立在小林一茶所了解的佛教戒律之上的，那就是苦难既现实，尽管悲伤无需是我们对苦难的回应。这就是为什么在我们看来日本人任劳任怨辛苦工作、坚忍，并对苦难把人团结起来的各种方式有恒久认识的原因。英国人在伦敦大轰炸时也明白这点，其他文化在面对压力时对此也不陌生。但是在一个建立在相互依存观念之上、一人所受之苦就是所有人所受之苦的态度之上的文化中，人们的这种认知加倍敏锐。
"我会尽全力！"、"我会坚持到底！"，以及"没有办法"，这些是在日本的每小时你都能听到的语句；两年前的那场海啸夺走了东京北部的数千条生命之后，我在加利福尼亚州听到的悲叹和恐慌，比我从京都附近的熟人那里听到的要多。虽然我的邻居们不是有条有理的哲学家，但是，在他们习惯的生命纹理中——全国上下一起祭拜随秋叶而飘落的东西，樱花灿烂绽放之后的迅速凋谢，以及他们受到的类似小林一茶风格的诗词教育——体现着一个古老文化的训练有素，这种训练让他们学会告别事务，学会把喜悦和美丽置于一种框架之中。有时，与求其永不到来的希望相比，死亡对我们的挫败更小点。
还是孩子时，我学到一点小知识："苦难"(suffering)一词的拉丁文（或许是希腊文）的字根是passion一词的词源（passion在英文中最常见的意思是"激情"，但在the Passion of Christ这个特定词组中的意思是"受难"——译注）。从词源学的角度来说，和"苦难"相对应的是"冷漠"(apathy)；可以说，耶稣受难(the Passion of Christ)是一个提醒，甚至是一个佐证，表明苦难是一些高尚的灵魂欣然接受的东西，为的是企图减轻他人的痛苦。对他人苦难表达激情，就是"同情"(compassion)。
在日本海啸发生近8个月后，我陪着达赖喇嘛来到小渔村石卷，那个自然灾难将渔村变成一片废墟。墓碑即使没有完全倒掉，也以乱七八糟的角度歪在那里。一年前这里还欣欣向荣，遍布着学校和家庭，而现在只剩下一堆破砖烂瓦。三个刚从幼儿园升入小学的孤儿，穿着蓝色校服，站在一座神奇地躲过大灾难的寺庙外，欢迎达赖喇嘛的到来。在这栋木结构建筑内的祭坛旁边，放着十几个彩色的盒子，里面装着那些没有幸存亲属认领的死者的骨灰，它们很整齐地排成一列，后面摆着镶镜框的照片，有老有少。
达赖喇嘛下车后，看到聚集在街上的数百名民众，他们站在围绳后面，来欢迎他。他走过去，问他们现在过得怎么样。不少人失声哭泣。"请改变心态，要有勇气，"达赖喇嘛说到，便说边拥抱一些人、给另外一些人祝福。"请多帮助他人，加油挺过来；这是你能为逝去之人所能做的最好的事情。"然而，当他转过身时，我看到他自己在抹眼泪。
然后他走进寺庙，向聚集在那里坐在椅子上的人群讲话。他说，除了表示同情和前来看望，他不能指望给灾民们任何其他的东西；一听到发生了灾难，他就知道自己必须到这儿来，即使他只能让石卷的人们知道他们并不孤单。达赖喇嘛继续说道，对于石卷人正在感受的，他有点同感，因为当他还是一位23岁的年轻人时，一天下午，在他的老家拉萨，他被告知当晚必须离开家乡，为的是试图阻止中国军队与他宫殿附近的藏人之间发生进一步的战斗。
他说，自己离开了朋友、家人，还有一只小狗，而在接下来52年中再也没有回去过。离开拉萨两天后，他听说自己的朋友们死了。他尝试过把失去变为机会，在流亡期间做了很多新东西，如果他留在旧西藏会很难那样做；他指出，对像他这样的佛教徒而言，无法解释的痛苦是因果报应的结果，有时是前世招致的罪孽，而对于那些信奉上帝的人来说，一切都是神的旨意。不过，他的眼泪提醒我，我们仍活在小林一茶的"然而"世界之中。
这一大群日本人静静地听着，然后，在其成员力所能及的情况下，第二天他们开始重建家园。我想（虽然我不是佛教徒），比假设人们能战胜苦难更糟糕的，就是想象在苦难来临时无可作为。而我看到的眼泪让我这样想，你可以足够坚强去见证苦难，同时也可以具有足够的人性而不假装能够驾驭苦难。有时，这些我们最不理解的东西，正是我们最应该信任的东西。这不就是爱和奇迹所告诉我们的吗？
皮柯·耶尔(Pico Iyer)是查普曼大学(Chapman University)校长学术奖金获得者。他最新出版的书是《我头脑中的男人》(The Man Within My Head)。
翻译：张薇、谷菁璐
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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