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我宣布从9月23日开始进行绝食抗议。我拒绝在劳役营里像奴隶一样劳动，除非劳役营当局开始依法行事，并且开始把女囚当作人类而非牲口一样对待。"已经被关押了一年半的娜杰日达·托罗克尼科娃(Nadezhda Tolokonnikova)不再竭力保持平和，而是向看守她的人宣战。不过她也是在他们威胁要杀死她之后才爆发的。
因为在莫斯科最大的教堂举行和平抗议时，做了一段40秒的对口型演唱和假弹吉他的表演，朋克乐队Pussy Riot的两名成员被判监禁两年，托罗克尼科娃就是其中之一。将近一年前，她和另外一名成为阶下囚的伙伴玛丽亚·阿列希娜(Maria Alyokhina)被移送到了劳役营，自从那时起，两人在公开发言时给人留下的印象，以及在囹圄之中的个人举止都有所不同。
阿列希娜成了一个直言不讳的囚犯权利倡导者，在某种程度上就像是一个狱中的法律行家：她曝光了大量违规行为，进行过数不胜数的投诉，并在今年5月进行了一次为期11天的绝食抗议。这次抗议取得了成功，令其所在劳役营的条件得到了改善。但劳役营当局了解了这件事，把她转移到了其他地区。
托罗克尼科娃同样是一个有力的公开发言者，即便她正身陷囹圄。但是她的发言只关乎广泛的政治和自由，而非囚犯的权利。三个月前，我去探望她时，她表示，她只是想让被关押的时间快点过去，法院的听证会或者抗议活动虽然可以打破沉寂，但却只会让时间过得更慢。她不愿过多地讨论劳役营生活的细节，至少在被放出去之前是这样——以免招来监狱管理部门更多的关注。此外，还有一些事情是她和其他女囚都不想提及的，因为羞于启齿。
托罗克尼科娃不仅努力适应劳役营的生活，甚至还在假释听证会期间，努力听取来自劳役营代表的批评意见。那些人批评她从未参加过选美或者歌唱比赛等活动，于是她就报名去唱歌——结果在她试图去俱乐部排练时却受到阻挠。无论她做什么，骚扰似乎都只会加剧。
三个星期前，她终于忍无可忍了。她一直患有严重的慢性头痛，这种病痛一生都在伴随她，会因为久坐劳作而加剧。长期被剥夺睡眠令她和其他女囚都承受着痛苦。8月30日，托罗克尼科娃找到劳役营副主任，请求他保证她所在工作班次的所有女囚，每晚都有8小时睡眠时间。
她在一封从狱中寄出的信里写道，"这就意味着把每天的工作时间从16小时缩减到12小时。"周一，这封信被公之于众。副主任答复说，他会对工作时间进行更大幅度的缩减：按照法律规定，让她们每天工作8小时。不过，这意味着这些女囚会因达不到每天的产量要求（她们的工作是缝制警服）而受到惩罚，她们的某些权利会被剥夺，还很有可能遭到毒打。
"他最后说，'假如她们知道这件事因你而起，我跟你说，那你就可以解脱了——因为在来世不会有不好的事情发生。'"
"随后的几个星期，工厂里的情况变得越来越难以忍受，"托罗克尼科娃写道。"和管理者关系密切的囚犯逼迫其他囚犯'关照'我：'你已经受过惩罚了，一个星期都没有喝茶、吃东西、洗澡、抽烟的特别待遇。如果你不把对待新犯人——尤其是托罗克尼科娃的方式改一改，如果不拿你还是新犯人时别人对待你的方式来对待她们，惩罚就会一直继续下去。你们挨过打吗，被打过吧？有没有被打得腮帮子都撕破了，有吧？尽管打吧，把她们连屎都打出来。你们不会因此受处罚的。'"
托罗克尼科娃意识到，能保护自己的唯一方式就是把事情公开。她已经向警方和司法当局投诉说，有人扬言要谋杀她。她还宣布进行绝食抗议，诉求之一是把她转移到其他劳役营。此外，她写了一封四页长的信，详细描述了劳役营的情况，其中有些情形是其他人从未提及的。
"劳役营的生活是以这样一种方式构建的：它让犯人觉得自己是肮脏的牲畜，没有任何权利可言。我们的牢房里有洗手间，但为了惩罚和改造囚犯，管理部门单独盖了一间能容下五个人的洗手间，给整个劳役营共用，而营里总共800名犯人，必须要去那里清洗自己的私处。他们不允许我们在牢房的洗手间里做这件事，因为那样就太方便了。那个全营共用的洗手间总是拥挤不堪，去清洗的女孩们端着盆子冲上去，挤成一团，人踩人……我们每个星期可以在洗澡日洗一次头发，但洗澡日常常因为水泵坏了或者管道堵了而被取消。在牢房里有时候两三个星期都没办法清洗。
"当管道堵塞时，洗手间里屎尿乱溅。我们已经学会了自己清理下水道，但清理的成果维持不了多久：管道很快就会再次堵住。劳役营里没有清理管道所需的钢索。我们每个星期可以在一个小房间里洗一次衣服，那里有三个水龙头，只能滴滴答答地流出冷水。
"或许也是出于改造犯人的需要，他们只给犯人吃不新鲜的面包、大量掺水的牛奶、馊掉的稀饭和烂掉的土豆。整个夏天，他们整麻袋地批量购进已经发黏的黑乎乎的土豆，我们吃的就是这个。"
她还在信中表示，几个月前她就应该绝食抗议。
玛莎·格森(Masha Gessen)是在莫斯科的一名记者，著有弗拉基米尔·普京的传记《无脸的男人》(The Man Without a Face)。
翻译：李琼
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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