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型事关政治。"
我17岁的女儿最近饶有兴致地向我详细地转述了，她与一个朋友之间一段轻松争辩。争辩的话题是，我的女儿坚决不愿意拉直头发，或者以任何方式改变自己的头发。
那位朋友坚持说，这样的改变没什么大不了的。我女儿恼火地回击道，"发型事关政治。"
在我女儿看来，这样的改变象征着那些她不认同的压抑的价值观和审美观。以大自然创造出的模样展示自己，是一种出于自爱的反抗。这种姿态不会要求她自己改变，而是要求其他人改变那种期望别人为了赢得归属感，进而屈从的态度；要求其他人认识到，我们吸收了多少破坏性的潜在讯息；也要求人们认识到，需要怎样自我探究，才能明白关于自身偏见的真相。
这让我想起演员翠茜·索姆斯(Tracie Thoms)在克里斯·洛克(Chris Rock) 2009年的纪录片《好头发》(Good Hair)中，对这个话题做出的深刻评论："我把头发保留成从脑袋上长出来的那种质地，就被当成具有革命性。为什么会这样？"
但在我看来，我的女儿表达的观点比她本人、头发，或是少年之间的一场争辩都更为宏大。这是一则我们所有人都一再温习的人生教训：自我接受，无论大小或形式，总是具有内在的政治性，也总是一种带有深刻革命性的举动。
我们身边充斥着一种仇视女性、父权至上、种族主义、性别歧视、恐惧同性恋、异性恋才正常的偏狭的理想主义，所以可能很容易会忽视我们每一次选择不随大流之时，所表现出的日常的、个体的勇气。
生命就是我们与自己、与周遭的世界进行的一番永无止境的谈判，涉及"我们是谁"这个问题的最真答案，也涉及我们有没有勇气干脆以自己的本来面貌存在，遭遇冲击也在所不惜。
每一次我们对勇气的问题给出肯定的回答，我们站定的身姿就能高大一寸，距离光明也就更近一分。
实际上，自称"形象活动家"的迈克拉·安吉拉·戴维斯(Michaela Angela Davis)把这称为"身份与交叉路口的时代"。
这个时代，有越来越多的人主张自我，不肯遵循规范，因为他们认识到，有诸多通向屈服的交叉路口。这对多样性的观念做出了改变：不仅认为我们出身的多样性是正面的，因而要加以尊重，而且要把我们联合到一面大旗之下，提醒我们：对"差异"这个概念本身的贬抑，在历史上一直是对那些被认为"不同"的人施加心理暴力的工具。
重点是在历史上受到疏离的人群之间，培育出亲切感，建立联盟。
重点是要理解，对于女性，种族、民族、宗教或其他意义上的少数群体，以及不符合性别规范的人公开表现出的仇恨，乃至有时下意识的、微妙的贬低，并不是私密的问题，而是属于同一种类，与存在缺陷的意识关系紧密。
理解这一点后，对抗这些问题就更容易抓住重点。不用再砍伐枝节末梢，而是开始挖掘根系。
有时，当我们在新闻里看到又一个不宽容的公开举动时——诸如种族歧视的咒骂、进一步侵蚀女性生育选择权的举动、又一个州试图坚持反对婚姻平等的禁令、强奸文化再一次表露——仿佛在这些斗争中，我们非但没有进展，还出现了退步。
但我并不这样认为。我想，就像有句话说的，这是黎明前的黑暗，这些个案受到如此关注，未必是因为数量在增加，而是因为它们与这个国家的道德走向相悖。（不过必须指出，限制女性医疗的举措正在增多，尤其是在共和党控制的州。）
美国年轻人成长的环境中，人们的肤色正在迅速变深，高等教育中女性人数已经超过男性，承认性别取向时，旁人也会越来越多地不以为意。
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会被另眼相看，但这的确能让人产生希望，随着不同变成主流，偏见也会减少，旧有特权会被更多的指出，性别角色也会变得不那么严格。
所以在不断有人通过"革命性的举动"拒绝遵从规范，坚持以自己蕴含内在光彩的真实面貌承认自己的身份时，我会报以极大的乐观。
E·E·卡明斯(E.E. Cummings)曾这样说："在这样一个竭尽所能，夜以继日把你塑造成别人的世界里，要想不做别人，只做自己，就意味着打一场人人都能打的最为艰巨的战斗，而且这场战斗永不止息。"
当我们理解这种对抗规范和控制的奋斗，是一种能联合不同人的共有体验之时，取得成就就会变得容易一些，也会显得更加甘甜。
真相事关政治。
翻译：王童鹤
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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