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姜克隽大概是少数在铺天盖地的烟雾中看到希望的北京居民之一。作为一家国家能源研究机构的学者，他公开呼吁快速削减中国的温室气体排放，并且表示，公众对有毒气体的怒火震动了长期将污染视作经济繁荣必要代价而加以忽略的政府。
席卷北京等中国城市的污浊雾霾源自机动车、工业企业、发电厂和锅炉，而人类活动排放的主要温室气体二氧化碳同样来自这些地方。专家们表示，全社会对空气污染的愤怒已迫使中国新领导层下决心采取更坚决、更迅速的措施来净化空气，从而有可能削减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尤其是来自煤炭的排放。"公众对空气污染的关切有助于提高对更多环境问题的意识，"在发改委能源研究所任研究员的姜克隽说，该研究所向中国政府提供咨询意见。"这对推动中国有很大的益处。"
中国的温室气体排放已远远超出世界其他任何国家，而在中国官员、政策顾问和学者中间，正越来越多地就限制这种污染的速度和程度进行辩论。姜克隽是其中一个不同寻常的混合体，他既是影响政策的圈内人，又持有独特的见解。这种辩论日益激烈，但遵循了典型的中国惯例，大体在幕后进行，议题则是将工业化和城市发展的需求与全球变暖的现实加以权衡。
姜克隽甩掉了政府顾问惯有的谨小慎微，他提出建议，中国应迅速限制化石燃料消耗导致的二氧化碳排放。中国的此类排放已超过全球总量的四分之一。按照他的设想，中国的排放应在2025年左右达到峰值，比许多中国专家认为可能实现的时间至少早了五年，排放水平也低于后者的估算。
"我的意思不是说可以轻易做到，但这是可行的，"姜克隽说。"采取有效行动的时间很紧。"
他的方案离赢得政府支持看来还相距甚远。不过，总部在纽约的倡导团体自然资源保护协会(Natural Resources Defense Council)的亚洲项目主任芭芭拉·费雯丽(Barbara Finamore)表示，"要不是围绕着中国该怎么做开展了严肃的讨论，像姜克隽这样的试探性言论就不会冒出来。"
中国政府资助的研究显示，政策顾问们已经完成了有关近期控制温室气体的建议。其中包括对化石燃料征收碳税，以及从2016年开始设定用能部门的二氧化碳排放年度指导性限值。今年7月底，负责中国气候变化政策的官员之一解振华表示，将于2015年扩大新出现的地区试点的范围，探索建立全国性的碳权交易市场。
中国这样做部分是为了回应国际压力。各国政府正在就一项新气候变化全球协议提案进行谈判，争取按照日程在2015年达成协议，并于2020年生效。今年6月，奥巴马总统和习近平主席达成共识，将谈论逐步淘汰氢氟烃的方案。氢氟烃属于人工制品，是一类强大的温室气体。
不过，分析人士指出，国内的经济、能源与环境忧虑也迫使中国领导人考虑一些能限制温室气体的政策。新领导层希望，通过减少对产生大量污染的重工业的依赖来重振经济。习近平主席和李克强总理立誓要清洁遭受污染的土壤、大气和水，这样做的过程中也可以减少碳排放。
驻香港的汇丰环球研究(HSBC Global Research)气候变化策略亚太区总监陈伟欣(Wai-Shin Chan)称，"空气污染是最佳催化剂。空气污染与健康的联系很明确，妙就妙在不管是政府官员还是企业高管，每个人都要呼吸一样的空气。"
虽说如此，但倡导中国应迅速减排的人士还是面临着巨大的障碍。在领导人心中，保持经济强劲增长仍是当务之急，他们担心，增长放缓与失业率上升会危及共产党的统治。中国仍依赖煤炭提供全国约70%的用能。此外，担心工业投资受损的中国官员和企业也很可能对这样的举措加以抵制。
"他们是不会乐意看到前几年在新产能上的投入白费的，"位于北京的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Carnegie-Tsinghua Center for Global Policy)的气候变化与能源问题专家王韬说。"这完全取决于中国能以多快的速度转变目前的经济结构。"
今年4月，主管气候变化的官员解振华宣布，重新评估中国的温室气体排放达到顶点的时间及峰值的水平。自然资源保护协会的中国气候变化政策专家杨富强表示，"往大气里进行更多碳排放的空间非常有限。确定中国的排放什么时候到达顶点，峰值的水平是多少，对各方及全球路径的出台而言都极为重要。"
问题的规模之大在中国的每座城市都显而易见。为工厂和住宅供能的发电厂绝大多数采用煤炭发电。到了冬季，北方的许多供暖锅炉也烧的是煤。街头巷尾堵了越来越多的轿车和卡车。城市扩张要消耗水泥、钢铁和化学品，而这些行业都大量排放二氧化碳。
自从2006年前后超越美国之后，中国在燃料使用导致的二氧化碳排放方面，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排放国。2009年，中国政府宣布了一项政策，提出2020年的单位GDP碳强度要比2005年降低40%到45%。这意味着，排放将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而升高，但速率将比毫无改善的情况要慢。
就算存在这样的努力，中国本身的规模加上疯狂的增长也将其排放推高到把美国远远甩在身后的水平。根据研究组织全球碳计划(Global Carbon Project)的数据，2011年，中国化石燃料导致的二氧化碳排放占到全球的28%，而美国为16%。国际能源署(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估算，中国2012年的排放量进一步增长了3.8%。
格伦·彼得斯(Glen Peters)是奥斯陆的国际气候与环境研究中心(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Climate and Environmental Research)的研究员，他称，"我没有看到任何来自中国的迹象能够表明，排放方面在短期会发生重大变化。要想实现重大的改变，中国需要采取一些非常激进的政策。"
研究能源排放问题已经20年的姜克隽，脑海中构思的就是这种大转变。他主张，中国必须比目前的目标更积极地扩张风能、太阳能与核能，限制重工业，强力推动碳排放在12年后达到峰值。他还表示，如果中国的努力能配以发达国家的大幅减排，将有相当大的希望把全球平均升温控制在比工业革命之前的均值高2摄氏度以内。多数国家的政府一致认为，2摄氏度是一个危险的阈值。
不过，其他一些为中国政府提供建议的专家指出，中国绝不能以牺牲经济繁荣的方式来进行这样的转变。
根据中国科学院研究员王铮的估算，中国的排放很可能在2030年左右达到峰值，排放水平比姜克隽的期望高出近20%。"如果我们以更早的时间点为目标，就可能破坏经济的稳定增长，引发经济危机，"王铮称。
姜克隽表示，他将继续努力劝说科学家和政府官员支持他的建议。几年前，一些人嘲笑他早前提出的2030年到达峰值的较保守说法，如今这一提法却已被广泛接受。
"我一直与政府保持着经常性的接触，"他说，"他们在听，至少还没说不行。"
储百亮(Chris Buckley)是《纽约时报》记者。
翻译：黄铮
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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