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不奇怪，老练的城市小说家喜欢用贬损的方式来夸耀属于他们自己的城市，这样他才显得跟它熟络，是它的一家之主，或至少是它家族成员中一位好说怪话意见多多的要紧分子。 所以当旅美爱尔兰作家科伦·麦凯恩(Colum McCann)问我对纽约的印象（他已知道我没去过纽约）时，猜想他可能是想让我说几句俏皮话——他先描述他对上海的印象（脱口秀式地）：他发现天其实很蓝。
我说我对纽约印象来自好莱坞电影：觉得它饱受攻击，动辄有炸弹或怪兽来袭。它目前一定很混乱，而且这会儿它还在不在那儿，也很不好说。
我如此回应，大概希望可以与麦凯恩达成某种程度的共谋。我们不仅拿自己居住的城市开涮，还互相开涮。我觉得这可能对上海的国际化大都市形象是有利的。
这种开涮，也可以视作我对这位作家的曲折恭维。因为麦凯恩的小说《转吧，这伟大的世界》(Let the Great World Spin)中有一个说法：这些事情会发生，而且会一再发生，因为纽约这城市不相信历史，怪事之所以发生，正是因为对过去缺乏尊重（大意如此）。哪怕用电影的方式炸毁，也算是一种缺乏尊重吧？然后顺着这话题，他就可以说说9.11与他的写作的关系（评论者特别强调《转吧，这伟大的世界》的后9.11特征）。虽然我个人觉得9.11事件与小说中那个高空走钢丝事件可能仅仅只有一种仰视角度关系——在我看来，这可能是麦凯恩叙事的弱点，他不太擅长处理事件与事件的关系。不过这又有什么要紧？面面俱到从来都不是写作的目的，写作是要有所发明。
麦凯恩试图重新建立叙述者与故事之间的亲密联系。他亲自下基层（为写佐利姑娘他到吉普赛营地住上三个月），聆听、观察、记录。然后把大堆笔记扔一边，一看都不看，自顾自写起来——这才是做笔记最正确的方法。你记录过的东西，应该就在你脑子里，如果写作时未浮现出来，那意味着它不重要。
小说作者有极大的自由来处理叙述者与对象之间那种相对距离感。那是虚构艺术的微妙所在。老练的读者借由辨识一本小说独特的"透视"距离，更能切实把握作者的叙事风格。麦凯恩以他精力充沛的进取方式切入他的叙述对象，扫描读取他们的生活和故事，并且在小说中给予他们平等的发言权利——正如他常对采访者提到的，他提倡"讲故事人的民主" 。他的小说叙事因此像所有的民主一样，虽然有时候效率不高，但总体来说热热闹闹，而且确实时有精彩。
在《转吧，这伟大的世界》那部小说中，他的近焦叙述有时几乎像是贴近到纽约城的毛孔。想必纽约土著读起来，也会别有一番乐趣——他们会猜测那个电视台气象主持人是谁么？他们对那些用违禁药丸做衣裙纽扣、让情人在给她宽衣解带时顺便吃上一粒的艺术家八卦有没有兴趣？他们见识过像老派街头警官那样用双手拉弹吊裤带的妓女么（当然她除吊带裤以外别的什么都没穿）？
麦凯恩可能不是那种才华横溢的作者，但他创造力旺盛，硬是用一组又一组似乎无穷无尽的特写构造出一座纽约城。他确实有一种十九世纪作家的叙事自信，相信自己完全具备驱赶阅读者厌倦情绪的能力。而读者通常仅仅因为这个就能感动。
麦凯恩给予我们的最深刻印象是他的乐观主义态度。他相信写作是一种可以通过创意写作课程来传授和习得的技术。他相信人与人之间互相讲述自己的故事会带来同情，因此他创办一个类似于"讲故事联盟"的组织，让各族少年儿童互相讲故事。在《转吧，这伟大的世界》中，他给小说安排温暖和富于希望的结尾，在他讲述一个又一个悲惨的、自闭的、充满误会的人生故事之后。
麦凯恩在他的两部小说中（2009年的《转吧，这伟大的世界》和写于1998年的《亮光一面》[The Side of Brightness]），通过小说人物之口提到大比尔·布朗西(Big Bill Broonzy) 那首爵士歌曲，《从下往上看》(Looking up at down)。歌中人讲他已可怜地沉落底层，但他仍能向上看。不仅如此，他还能一直看到月亮上，甚至相信自己能够改变这座城市。
在这一点上，我们赞同麦凯恩的意见。故事确实能改进我们生活的城市，因为要让人们忘记一个旧故事，最好的办法是给大家讲一个新故事。
2013年8月中，科伦·麦凯恩应上海书展的邀请前往上海，与作家小白在思南公馆进行了一次题为"城市中的小说与小说中的城市"的对谈，以上是小白的对谈后记——编注。
小白是上海作家，出版有散文集《好色的哈姆莱特》、小说《局点》、小说《租界》，他最新一部作品是散文集《表演与偷窥》。
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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