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德里——印度学校里用来辅助教学的所有挂图中，在我这一代人心中挥之不去的一幅就是《理想男孩》(Ideal Boy)。这个理想的男孩醒来后会认真刷牙、问候父母、祷告、按时吃饭、助人为乐、履行杂七杂八的义务，还有更令人困惑的："把迷路的孩子送到警察局"。
《理想男孩》代表了印度的某些价值观，尽管看起来足够纯良，但是其中一些模糊的特征，体现着印度教及印度北部的主流思想，其中表达的圣人般的沾沾自喜给我童年的头脑留下了创伤。现在我已经是成年人，而右翼再次在印度掌权，我理解了当时为什么那么反感。这种感觉是一种预感——在其他方面并不会招致反感的印度传统文化价值观，如尊重家人、顺从长者、女性要谦卑，可以拿来排斥或压制特定的群体。
新上台的印度人民党(Bharatiya Janata Party)政府似乎下定决心要从亚洲寻求政治和文化启示。总理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给自己打造出了一幅权威人物，甚至威权统治者的形象，这与亚洲期待强人的理想相一致。与此同时，他也一直小心地与其他亚洲领导人接触。他最先计划的出国访问是不丹和日本，而中国外长刚刚结束了印度之行。
他的立场不只是一种个人倾向，还反映了印度国内一种更广泛的转变：追寻亚洲共有的文化规范，从而帮助人们建立和增强一种新的印度认同感，这种尝试在右翼的政治人物和知识分子中间尤其流行。
上世纪90年代，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Lee Kuan Yew)将西方的自由、人权与亚洲和谐生活的观念彻底分开——为了社区的利益，后者可能会压制个人权利。李光耀的这种区分当时激起了猛烈的辩论。在印度，这种"亚洲价值观"的辩论成为了发展议题的一部分，并在其他诸多话题的讨论中找到了出口，尤其是那些贬低环境保护主义者，称他们受到的西方影响过重的论调。
现在这种观点的问题与当时是相同的。就像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在1997年所说的那样，"对于如此广阔、如此多样化的一片区域，我们该把什么当成它的价值观呢？"因此，在这样一个多元化的国家，大谈印度身份认同，以及在这样一个多元化的地区，大谈亚洲身份认同，常常成为多数群体贬抑众多少数群体的借口。
森还谈到，为什么要假定"西方观念，因为某种原因，在亚洲是格格不入的"？而就在几周前，印度政府情报局关于非政府组织(NGO)影响的一份报告泄露给了媒体。报告中得出的一项结论是，许多当地NGO一直在利用"以人为中心的议题"阻挠发展项目，其中一些NGO是"由位于美国、英国、德国、荷兰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捐款人"资助的。另一项结论是，这些NGO的某些工作为西方国家政府的"战略性外交利益充当了工具"。
这种僵硬的官僚话语不只是情报部门所特有的，它揭示了对西方的怀疑，也显示了对被认为是西方创造的人权文化的怀疑。这种心态在印度流传甚广，持有者包括政治人物、商人，当然也包括很多普通的印度人。
例如，最近发生的每一起强奸案中，受害者都遭遇了恶毒的反应，其论调的表述常常是让印度与西方对立起来。极右翼团体民族志工组织(Rashtriya Swayamsevak Sangh)一名主要的意识形态代表，S·古鲁穆尔迪(S. Gurumurthy)在Twitter上发表的言论就掀起了一场小规模的抗议风波。他写道："如果印度女性都西化，强奸案就会增加五六十倍，达到西方的水平。可是那样媒体就不会报道，联合国也不会干预了。"接下来的几则发言对"西化"给出了如下定义："毫无节制的个人主义，破坏了人际关系，毁坏了家庭。"
如今，据说是居心叵测的西方影响，不仅用来解释女性为什么成了性暴力的受害者，也被人拿来解释为什么印度文化面临着危险、为什么应当对艺术家实行审查，以及为什么对发展的代价提出质疑就是"反民族"。换句话说，印度展开的回归亚洲价值观的辩论，已经成为了侵袭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借口。
在第一次辩论时，森指出，"用来替威权主义辩解的所谓亚洲价值观，无论从任何重大意义上说，都不算特别亚洲。"森的论述是摆脱糟糕的二元对立的明智尝试。但他的论述需要诉诸理性，而近来，"理性"这种价值观似乎不够印度。
尼兰亚纳·S·罗伊(Nilanjana S. Roy)是散文家、批评家，著有《The Wildings》一书。
翻译：王童鹤
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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